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斯洛伐克共和国联合声明（论文文献综述）
Meczó Csenge[1]（2021）在《“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的中国和匈牙利关系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中匈关系源远流长,但官方关系是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建立的。两国形成了友好关系,其基础是相似的意识形态。中匈关系多年来保持稳定。从21世纪开始,这种关系进入了黄金时代。从那一段时间起,两国的关系开始变得越来越密切。2004年匈牙利加入欧盟后,中匈两国签署了“友好合作伙伴关系”协议。中国开始认识到这个中东欧小国的重要性,它有可能成为中国加入欧盟的门户。2008-2009年经济危机后,匈牙利政府和经济遭受巨大损失,希望找到解决问题的新方法。匈牙利宣布了“向东开放”政策,旨在减少匈牙利经济对欧盟的依赖,深化与东部国家特别是中国的关系。匈牙利政府在其新政策下于2012年加入了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平台。几年后,中国宣布了其最大的外交政策倡议,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简称“一带一路”倡议。匈牙利是第一个加入并签署谅解备忘录的欧洲国家。通过加入“一带一路”倡议,两国关系变得更加牢固。2017年,习近平与欧尔班·维克多签署了将两国关系提升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水平的协议。从那时起,经济方面的合作也提升了。2020年,中国是匈牙利的第二大进口国,也是欧盟以外的第一个国家。第一个“一带一路”项目也签署了,这是布达佩斯-贝尔格莱德铁路线的现代化。这条铁路线可能是欧洲建设的第一个“一带一路”项目。在“一带一路”合作下,除了政治、经济方面,文化、学术生活也蓬勃发展。越来越多的文化项目在中国和匈牙利举行,越来越多的学生开始学习对方国家的语言。
孙泽学[2]（2021）在《关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几个问题》文中指出学术界普遍认为,周恩来在1953年12月31日接见印度来华代表团时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但考诸文本,周恩来当时只是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内容,并未提出这一概念。从概念的使用看,1954年8月12日,周恩来在为接待英国工党访华代表团的一次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首次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概念;在外事活动中明确使用是他在同年10月20日欢迎印度总理尼赫鲁之时;在国际会议场合使用则是在1955年亚非会议上。中国虽然主张"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适用于一切国家,但从外交实践看,主要用于处理中国与非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中国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外交中使用过这一概念,却是强调在社会主义国家与其他国家之间适用;1956年底中国曾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应该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但为时不久就没再提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内容定型有一个过程,其第一项、第四项措辞有过修改,在表述中也有反复。
吉秀华[3]（2020）在《社会主义国家多党合作制度的历史考察与现实思考》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萌芽于苏俄、盛行于二战后新兴社会主义国家的多党合作制度是人类制度文明史和政党制度史上的革命性创造,走出了一条共产党领导和执政、民主党派合作参政的不同于西方国家的政党制度之路,一度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带有“普遍性”的政治现象和一道美丽的风景。然而沧海桑田,在社会主义百年制度史和治理史的发展中,不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多党合作制度发生了冰火两重天的不同命运和遭遇,一方面,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多党合作制度随着社会主义改革的逆向和剧变早已云消烟灭,越南等国家的多党合作制度也随着革新开放中的社会政治整合停下了脚步。另一方面,中国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新型政党制度则充满生机活力和显现出巨大的优势。人们不禁要问,多党合作制度在社会主义国家一度走红的背景和逻辑是什么,同一制度不同命运背后的深层原因和昭示是什么,在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今天和明天,该如何从社会主义国家多党合作制度兴衰成败的镜鉴中提升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质量和优势并转化为治理的最大效能?从学科学理来探求和回答这些问题是本文的目的和价值。从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建立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算起,社会主义国家政党政治的实践已经走过了一百多年的探索历程。在百年实践探索中,社会主义国家在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指导下,主要建立了两种类型的政党制度:一种是共产党一党执政,一种是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首先将多党合作的原则应用于社会主义政权建设,开创了社会主义国家多党合作之先河。二战胜利后,东欧和亚洲多个社会主义国家在探索社会主义民族道路的过程中,确立了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由于各国共产党对于多党合作的理论认知和实践条件不同,导致这一制度发展呈现出巨大差异性。在东欧各国,多党合作数次发生分化和转折,从人民民主制度下多个国家的联合政府到斯大林模式下四个国家坚持共产党为绝对主导的多党合作,从艰难改革进程中的缓慢发展到20世纪80年代末彻底转向西方的多党议会制,其历程之曲折,其教训之深刻世所罕见。在亚洲国家,越南和中国多党合作制度的发展也不是一帆风顺,越南的多党合作制度中途夭折,在苏东剧变的影响下,转向了共产党的一党执政体制,中国在风险考验中坚持了下来。中国共产党以巨大的理论勇气和责任担当,推动多党合作制度在逆境中创造性发展。回顾和比较不同社会主义国家走过的历史道路,总结这些国家多党合作的历史经验和成败得失,对于丰富社会主义国家政党建设、政权建设的理论宝库,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将社会主义国家的多党合作制度作为一个整体研究对象,从政党政治的一般原理对政党制度的相关概念和理论进行阐释,对马克思主义政党政治原理和多党合作理论进行新的挖掘。在此基础上,从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上分析社会主义国家选择多党合作制度的历史客观性和必然性。通过对苏俄、东欧、中国、朝鲜等社会主义国家多党合作制度建立、发展、演变以及转向的历史轨迹,从纵向比较的视角透视其各自流变的原因、阶段性特征;通过对不同社会主义国家多党合作制度的横向比较,包括对多党合作制度确立的社会历史条件、理论认知、制度主体、体制机制等比较,探寻社会主义多党合作制度的共性与个性、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在纵横比较中,对社会主义国家多党合作实践的经验教训进行全面总结,在经验反思的基础上更好地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历史使命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创造性发展的依据理路,在制度比较的优势中增强面向未来发展的制度自信。全文除导论和结语之外,共分为五章。导论部分详细论述了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概括了国内外研究现状,明确了研究方法,介绍了研究思路和框架结构,并对全文的创新和不足之处进行了总结。第一章从政党制度的相关概念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入手,阐明了社会主义国家多党合作制度的相关概念与范围,阐述了社会主义国家多党合作制度既遵循政党政治发展的一般规律,也有自身独特的发生逻辑和成长机理,为理解和观察这一制度提供理论依据。第二章从社会主义国家所处的历史方位、国际因素的影响,各国面临的政治、经济、社会状况等方面梳理了多党合作制度得以确立的现实基础。世界历史条件和时代主题的变化成为多党合作确立的前提和基础。苏俄对于多党合作的创造性实践,为后来社会主义国家多党合作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提供了丰厚的思想政治遗产。二战胜利后,苏联在周边国家及能力所及范围内所推行的“联合政府”政策,为多个社会主义国家建立联合政府进而发展为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提供了外部环境。经济落后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形成的经济、政治、社会阶级结构的特殊性构成了多党合作制度生成的社会历史条件。第三章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梳理了社会主义国家多党合作制度在三个不同历史阶段的实践、发展与嬗变:一是20世纪初至20世纪20年代,苏俄首先建立了多党联合政权,对如何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实行多党合作进行了宝贵探索和丰富发展;二是20世纪中期至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社会主义由一国变为多国,多党合作制度在欧亚等多个社会主义国家确立、发展及其遭遇挫折;三是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中国的多党合作制度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创新发展。第四章主要以东欧和亚洲国家为例,具体比较了社会主义国家多党合作制度的社会历史条件、理论认知、制度主体和实践机制。各个民族国家的历史传统、民族特性、阶级力量对比以及国内社会矛盾和革命任务等具体国情差异决定了这一制度在不同国家呈现出不同特点。通过比较进一步凸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一种新型政党制度的独特优势及其背后的历史文化逻辑,同时也解释了相似的制度、不同的命运背后的多重复杂成因。第五章分析总结了社会主义国家多党合作制度不同命运、成败得失背后的原因、经验教训以及对于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未来发展的现实启示。总结经验,审视当下,面向未来,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只有置身现代化、民主化发展的大潮,正确处理继承性与创新性、民族性与现代性的关系,以开放包容的姿态吸收借鉴人类制度文明成果,才能不断超越自我,超越一切旧式政党制度,引领世界政党政治发展。通过上述研究,本文主要论述和阐明了以下几个核心观点:1.作为一种新型的政党制度类型,社会主义国家多党合作制度根源于旧式政党必然让位于新型政党的历史发展逻辑,发展于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政权建设和民主政治建设的实践。作为民主政治的一种具体形式,社会主义国家多党合作制度回答和讨论的是政党在一定的政治系统中,在获得、参与、执掌国家政权过程中所呈现出来的与其他政治要素相互作用的关系与模式。尤其是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与国家政权、其他政党以及社会的关系。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是这一制度的典型特征,无产阶级政党的产生及其与其他政党的关系是这一制度的历史起点和逻辑起点,马克思主义的政党理论、统一战线理论和民主理论是社会主义国家多党合作制度的理论来源。2.社会主义国家多党合作制度因其质的规定性必然有很多相同之处,但是具体到每个民族国家的实践又一定会打上自己民族的烙印。多党合作制度在不同国家呈现出不同的制度形态和运行机制,这些生动而具体的特点恰恰揭示出社会主义国家政党政治价值本源性与形式多样性、普遍性与民族性、一般性与特殊性相统一的发展逻辑。多党合作制度以自身独特的组织形式、价值指向和活动内容,丰富和发展了世界政党制度的类型和内容,为探索人类政治文明多样性道路作出了贡献。3.从苏俄首开先河到在多个社会主义国家落地生根,从探索社会主义民族道路的生动实践到千篇一律的斯大林模式,从改革中的艰难前行到最终遭遇重大挫折,多个国家共产党失去执政地位,多党合作制度艰难曲折的发展历程,迥然不同的命运和归宿,留给后人深刻的经验教训:一是立足国情,坚持独立自主,是多党合作制度存在和发展的基本要求;二是坚持共产党领导是多党合作制度存在和发展的先决条件;三是正确处理与民主政党的关系是多党合作制度存在和发展的关键要素;四是社会主义建设成效是衡量多党合作制度的首要标准。违背这些规律,多党合作制度会遭遇重大挫折甚至覆亡的命运,遵循这些规律,多党合作制度才能获得永久的生命力。4.中国共产党以巨大的理论勇气和责任担当推动多党合作制度在逆境中创造性发展,用事实证明,不是多党合作不适合“社会主义”,而是这一制度在多大程度上适应了所在国家的基本国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必须坚持中国特色与政党政治文明相统一,以多党合作制度现代化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坚持党的领导与人民民主相统一,以多党合作制度建设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促进民主政治发展;坚持价值形态与制度成效相统一,以多党合作制度效能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坚持制度自信与全面深化改革相统一,以多党合作制度创新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境界。
杨薇[4]（2020）在《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研究（1978-2018）》文中指出“一带一路”倡议是我国在新时期提出的重要发展理念与愿景,为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了中国贡献。“一带一路”倡议是2013年提出的,但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留学生教育,从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存在并不断发展,经历了从无意识到有意识的发展过程。本研究选取俄罗斯、印度、巴基斯坦、泰国和马来西亚等五国作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典型代表,主要通过历史研究、口述历史等研究方法,在国内外政治环境、经济状况、外交关系、教育政策等宏观背景下,呈现改革开放以来的40年间,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个国家之间留学生教育发展过程的立体影像。留学生教育是高等教育中一个比较特殊的领域。根据国内和国外两个立足点,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的留学生教育,可以分为向国外派出留学生和接收来华留学生两大分支领域,既有在教育政策指导下发展的共通性,也有遵循各自轨迹发展的独立性。依据我国不同时期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重大教育政策的颁布实施以及留学生教育发展的规模等具有标志意义的史实,本文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之间的留学生教育划分为“重新起步时期”、“深化改革时期”和“加速发展时期”三个主要的历史发展阶段,从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国家之间的外交关系、我国经济发展和教育改革的推进、我国高等教育政策和留学生教育政策的实施以及留学生个体在时代大潮中的经历等不同角度,客观呈现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的演进过程。通过对40年来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留学生教育发展的历史回溯,本研究得出以下认识:40年来,服务国家建设需要、服务国家外交大局,始终贯穿着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的发展进程;国际政治局势和国家之间的外交关系是发展留学生教育的前提条件;“一带一路”沿线五国自身的教育水平是与我国开展留学生教育合作的基础;中国经济实力的变化和教育政策的导向决定了留学生教育发展的方向、速度和规模。40年来,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的发展,经历了从整体统筹规划、到各自相对独立发展、再回归统筹兼顾趋势的演进过程,充分体现了不同历史时期留学生教育发展的客观需要与政策取向。40年来,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之间的留学生教育取得了丰富的历史经验,有力推动了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促进了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人文交流;通过不断完善管理制度,加快了留学生教育乃至高等教育整体的法制化进程;认识到来华留学生教育具有一定的市场属性、是教育服务贸易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培养了大量优秀人才,直接服务国家公共外交的作用日益突出。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留学生教育可在以下几方面采取相应的对策:把留学生教育置于我国高等教育整体发展之中,置于世界高等教育的竞争之中,高度重视留学生教育的地位与作用;大力发展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派出留学生教育;进一步提高来华留学生教育质量,加快提升风险防范意识;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留学生教育,需要统筹派出和接收两个不同的方向,平衡规模与质量、速度与效益之间的关系;通过发展留学生教育,契合“一带一路”倡议,发挥教育的多重功能,不断推动思想观念的转变和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培养更多优秀人才,为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构筑“民心相通”的教育之路。
丁伟航[5]（2020）在《区域共识的制度化 ——多案例比较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长期以来,对区域制度和区域治理的研究在国际关系理论中一直都占有一席之地。区域作为沟通国家和全球的桥梁,这一桥梁的实质性作用是“建构”。而区域和国家、区域和全球的关系,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是相互建构的。国家作为行动者通过国际互动建构区域性社会结构,区域性社会结构反过来也约束并建构着国家的利益和认同。区域可以理解为一种由观念建构的制度化结构。观念往往是行动的理由,而非行动的原因,由于存在这一理由,所以因果性因素才会产生具体的作用。如果没有这类“前提理由”,同样的“因素”就无法产生同样的因果性效应。因此,强调观念或共有观念在建构区域制度中的作用是本文的理论基础,研究区域共识的制度化是本文的核心。为研究区域共识的制度化,本文主要采用了以社会学为主体的建构主义方法,强调主体间性和社会事实等概念。此外,考虑到建构主义的理论局限,还借鉴了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历史比较制度分析等方法。为深入剖析这一过程,研究选取了危机管理、共同利益、国际协调和集体意向四个变量,并就这四个变量间的建构或因果关系进行了充分论证。其中,与“危机管理”相关的概念如“临界点、决定性事件、外部刺激、共同威胁与共同命运”等;“国际协调”一般包括“国际谈判、多边会议”等;与“集体意向”相关的概念如“主体间性、共有观念、集体承诺、集体理性与互信”等。基于这四个变量,本文提出以下假设:1.区域共识的制度化主要发生在由霍布斯无政府文化向洛克式无政府文化和康德式无政府文化转化的过程中,也可以理解为从“对抗性”共识走向“竞争性”或“合作性”共识,这一过程是国际实践与互动建构的结果。2.区域内各行为主体就某一问题达成合作的集体意向,才能进一步建构区域制度性事实。3.区域共识的制度化是指在区域国际社会中,各国基于共同利益和危机管理的需要,通过国际协调建构集体意向;在达成集体意向后,继续经国际协调建构为国际制度,国际协调贯穿整个制度化进程。4.区域共识的制度化,一般从小规模的成员国为代表的次区域共识开始,逐渐由核心扩散至边缘。或曰,次区域性国际制度可以通过某种方式扩展为区域/跨区域性国际制度。为便于观察区域共识的制度化进程,以及四个变量在不同案例中的异同,我们在充分综述各类区域性/全球性国际制度案例的基础上,将依据“次区域–区域/跨区域–全球”分三个维度。首先,在“跨区域”扩展至“全球”这一维度,我们分别选取了“欧洲协调–国际联盟–联合国”和“七国集团–二十国集团”这两组案例进行比较分析。其次,在“次区域”扩展至“区域”这一维度,我们重点以“法德煤钢联营–西欧联盟–欧共体–欧洲联盟”这一典型的区域制度化进程为样本。第三,在“次区域”维度,分别选取了三个制度化空间较大的案例,即维谢格拉德集团,上合组织和“东盟+”制度群。这三个维度不仅用于验证研究变量和假设,还将为区域共识的制度化提供多种可能性。通过对变量的论证和案例的考察,得出结论如下:首先,区域共识的制度化之一般经验基本上是与研究假定一致的。其中,共同利益是区域共识形成与发展的前提;危机管理为区域共识的形成创造了条件,为制度化进程提供了机遇;国际协调是区域共识的形成与制度化之必要途径;集体意向是制度化的初始状态。若要实现制度化,各行为主体间必须先形成集体意向。其次,区域共识是区域社会在三种无政府文化（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和康德文化）间转换的产物,是国家互动建构的结果,是区域内国家间共有的观念结构;区域共识是国家间在相互依赖条件下形成的共识,并以此为基础推动区域共识的制度化。第三,关于区域共识的制度化,还有以下影响因素如区域大国、行为体的数目、功能外溢、相互依赖程度等。最后,区域层面比全球层面更容易达成共识,也更容易制度化。研究区域共识的制度化有助于丰富区域主义理论,有助于更好地保障“一带一路”倡议推进过程中的国际制度建设,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制度化建设提供制度“接口”。
代佳航[6]（2020）在《“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人民币“锚”效应影响因素研究》文中提出随着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后,中国与世界各国贸易往来加深,对世界贸易与地区政治格局产生深远影响。中国也将在世界新型政治经济格局中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中国在世界话语权提升的同时,人民币在国际舞台上也发挥着重要作用。人民币在国际贸易中跨境结算与储蓄功能越来越突出。两次世界性金融危机的爆发,让世界各个国家尤其是欠发达国家意识到,只盯住美元作为贸易标准锚货币缺陷越来越明显。各国需要寻求新的锚货币,进行稳定贸易往来。目前来看,美元、欧元、英镑和日元等发达国家货币在世界范围内仍被普遍接受,人民币想要成为新时代下世界的主要锚货币,仍需要长时期发展。本文首先在Frankel&Wei模型基础上进行变化,运用状态空间模型研究112个“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对美元、欧元、英镑、日元和人民币的时变参数,测度2005年8月至2019年10月四个不同阶段下人民币在“一带一路”共建国家货币“锚”效应。其次,在测度结果基础上进一步研究影响人民币“锚”效应的影响因素。选取2005年至2018年50个结果显着的“一带一路”共建国家,进行面板分析。此面板数据利用变截距固定效应面板模型把50个国家按洲际划分为亚洲、欧美、非洲和大洋洲四个区域对人民币在“一带一路”共建国家货币“锚”效应的多重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从货币“锚”效应测度来看,美元在“一带一路”共建国家货币“锚”效应依然强势,仍难以取代;受英国“脱欧”等事件影响,欧元和英镑在“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内货币“锚”效应下降,且英镑一直处于低位;日元在“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内货币“锚”效应下降较快,且在危机阶段是最低的,危机前比较高,危机后情况没有明显好转;人民币在“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内的货币“锚”效应自2015年以来显着提升,提升幅度较大,但很容易受国际经济形势和突发事件影响。从货币“锚”效应的影响因素来看,“一带一路”共建国家与中国经济增长率差异、利率差异、中国对“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贸易压力程度和虚拟变量汇率改革深化程度都对人民币在“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发挥“锚”效应有显着影响。每个区域所面临的国内和国际经济形势都不同,进而影响人民币发挥“锚”效应主导因素也不尽相同。中国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经济周期同步性和中国对“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贸易压力程度是推动人民币区域货币“锚”效应提升最为重要的因素。并且,中国对“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贸易压力程度对人民币区域货币“锚”效应存在一定的时滞效应。综合来看,人民币在“一带一路”共建国家货币“锚”效应有显着提升,但仍受国际因素影响较大。面对此种情况,我国要加大力度进一步增加人民币在“一带一路”共建国家范围内出现频率,探究人民币在各大洲货币合作情况;进一步深化并切实有效提升“一带一路”共建国家货币金融合作的深度和广度;提升中国在国际金融中的地位,增强中国在全球重大经济问题中的引领性形象。
段双喜[7]（2020）在《维谢格拉德集团在欧盟内的合作与分歧研究》文中认为维谢格拉德集团（Visegrad Group）是欧盟内部最重要的次区域合作组织之一。1991年2月15日,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三国元首在匈牙利北部城市维谢格拉德签署《维谢格拉德合作协议》,宣告该合作组织成立。1993年1月之后,捷克斯洛伐克变成了捷克和斯洛伐克两个国家,维谢格拉德集团成员国自此变成四国,因此通常被简称为V4集团。V4加入欧盟15年来,在完成入盟后的适应和学习过程后,随着政治上和经济上的不断发展,已经不再是欧盟政策单向接受者,不再一味通过自身的改变来适应欧盟的政策要求,而是逐步根据本国利益需求,开始在欧盟政策制订和决策执行过程中,越来越多地发出本国和本地区的声音,表达自身的诉求。然而,由于V4集团合作存在非制度性、非约束性的固有特点,以及四国在历史和现实问题中存在的差异和分歧,导致V4并不总是能够克服这些差异与分歧,在欧盟内部协调立场争取更大话语权。本文使用案例研究和比较研究法对V4在近十年来欧盟的重大事件中的行为进行研究,选取欧盟近年来遭遇的重大危机——乌克兰危机、英国脱欧危机、难民危机作为案例,运用准联盟理论,研究V4集团在欧盟内合作与分歧的动因。本文的主要假设是,V4集团作为一种松散的准联盟,四个成员国间合作因为缺乏强制约束,在具体事件的合作中,协调和团结程度取决于是否在安全威胁、国家利益、意识形态和文化认同中寻找到共性。当四国在安全威胁、国家利益、意识形态或者文化认同中的某一个或多个因素上有高度契合的共同利益时,将加强团结合作,来保障契合利益;当V4成员国在安全威胁、国家利益、意识形态和文化认同中存在具有矛盾性的差异时,四国就会放弃寻求合作的可能性。
孙燕鸿[8]（2020）在《“一带一路”倡议下 中国和维谢格拉德集团四国的金融合作》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资金融通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支撑。本文从“一带一路”框架下中国推动金融合作、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金融合作,以及中国与维谢格拉德集团四国的双边合作三方面着手,全面梳理中国与维谢格拉德集团四国金融合作的历史源流。在此基础上,以数据和图表的形式,细化梳理中国和维谢格拉德集团四国在投融资、多边金融机构、银行业和货币等方面的金融合作状况,并与欧盟和四国的金融合作进行对比,指出中国与维谢格拉德集团四国金融合作具有总体发展迅速、与各国金融合作差异较大的特点。通过分析中国与维谢格拉德集团四国金融合作的背景和现状,本文发现,中国和维谢格拉德集团四国经济和经贸的发展以及良好的政治意愿和政策支持,有利于推动中国和四国金融合作的发展。同时,由于中国和维谢格拉德集团四国贸易不平衡、金融制度差异大、金融服务能力受限、金融合作缺乏制度性以及某些不利的内外部条件等因素,都阻碍了中国和四国金融合作的继续发展。针对影响金融合作的因素,本文建议从加强政治合作、完善融资工具、提高金融合作的服务水平、加强金融监管和多边金融机构的合作四个方面推动中国和维谢格拉德集团四国金融合作的发展。
唐诗[9]（2019）在《中国和平外交政策演进历程及基本经验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已经走过70个年头,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中国经历了国内国际形势的重重考验,已经成为地区性和世界性大国,并稳步向世界强国迈进。新时代的中国外交理论与实践在经历了不同阶段的继承、总结、发展、探索和创新后,形成了成熟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体系,中国的和平外交政策作为其精髓也不断发展完善,与中国外交的总体目标和任务相配合,与中国外交同步迈向新阶段。自新中国成立,中国共产党就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确定为中国外交的基本原则,1953年周恩来第一次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此后中国共产党始终继承和发展这一外交智慧,为维护国家利益和安全环境做出不懈努力。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对时代主题的判断和国际格局的认识进一步深化,六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中国外交政策第一次被明确地概括为“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党的十三大报告第一次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写入党代会报告。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共产党做出的正确选择,也是和平外交政策的支撑和依据,这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也符合世界人民的利益。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主题的前提下,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了“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对外理念,这标志着中国外交的目标发生了深刻变化。中国外交对内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服务,对外为实现改革开放的深化发展争取良好的外部条件服务。随着中国自身实力的不断增强、全球化程度的不断加深,中国外交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如何化解压力、抓住机遇也成为新时代中国和平外交必须解决的问题。党的十九大作出重要政治论断:“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这一重要论断开启了我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征程,也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的新阶段,在此背景下,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内涵和外延得到进一步升华。在中国和平外交政策不断深化发展的进程中,维护国家利益是其基本出发点。从建国之初为维护新中国的政权安全和国家独立,到为扞卫中国的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再到为努力实现国家的统一大业和助推经济建设发展,中国和平外交政策始终坚定维护国家利益的根本立场。中国外交战略经历了最初的“一边倒”到“两个拳头打人”再到“一条线、一大片”上的变化,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也在外交实践的过程中逐步成为国际社会公认的外交规范。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发展始终顺应时代主题的变化和国际局势的发展,中国共产党注重将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推动国际秩序向着更为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在中国外交为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构建安全环境的同时,也为世界和平贡献了重要力量。基于上述背景,研究和平外交政策的发展演变和基本经验十分必要。本文的主要叙述脉络分为三个部分,包括引言、正文及结语。引言部分主要对论文选题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思路与方法及研究重点与难点进行了论述,是对论文整体架构的把握,为论文的渐次展开提供了依据。正文部分由七个章节构成。第一章主要对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相关理论进行阐释,对其基本内涵、基本属性、影响和平外交政策演进的相关因素和基本逻辑进行了分析,从整体上对和平外交政策进行了论述。第二章主要论述了新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思想来源,其一主要来自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着作,其中主要包括马克思主义的和平观、时代观和国际关系思想;其二来自于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和平观念;其三来源于近代中国以来晚清、民国、中国共产党早期对外交往三个阶段的和平观念,其中以中国共产党早期对外交往中的和平观念为重点论述,此外对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思想资源进行了简要分析。第三章主要阐释了建国初期的和平外交政策的确立,在分析了新中国建立初期的国内外背景后,详细分析了中国外交原则的确立;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及其对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奠基作用,同时对这一阶段和平外交政策的实践进行评价。第四章的时间跨度相对较长,在国内政策发生重大转向、国际安全环境不断变化的情况下,本文以对官方文本的分析得出和平外交政策在这一阶段徘徊发展的结论,但在20世纪70年代中国外交发生了重大转折,以“三个世界”理论的提出和中美关系的突破为关键节点,中国和平外交政策得以继续发展。第五章记述了在改革开放新形势下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全面发展,其内涵不断深化并以“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引领中国外交走向全方位发展阶段。此后中国外交延续了改革开放以来的基本走向,中国选择了和平发展道路,这是历史的必然也是中国对世界的庄严承诺。在这一阶段,大国关系、周边关系、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以及多边外交全面开展。第六章以习近平提出的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为主要叙述内容,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使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发展迈向新阶段。第七章主要是总结了和平外交政策取得巨大成就的基本经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坚持了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对和平外交政策面临的挑战和未来的发展也进行了简要分析。本文的主体部分按时间脉络进行阐述,但不单纯叙述历史事件,在分析不同阶段影响和平外交政策的多种因素,如时代背景、国内外环境等因素的基础上,对和平外交政策内涵的丰富与发展进行阐释,对其实践成果加以分析,对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基本发展历程、不同历史时期的侧重点和阶段性特点进行总结和评价。结语部分对本论文的观点进行了总体概述,再次强调了本论题的研究意义和中国和平外交政策在实践过程中取得的巨大成就,对中国外交未来走向进行简要说明,同时对中国外交工作满怀希望,其必将走向日益精进与成熟。
朱晓中,徐刚[10]（2019）在《1949年以来的中国与（中）东欧关系》文中研究说明1949年以来的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关系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对外关系中最复杂的双边关系之一。受不同政治因素和中国整体外交考量的共同影响,中国—（中）东欧关系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是一个逐渐去意识形态化和转向国家利益主导的进程。2012年提出的"华沙12点倡议"更是开启了中国—中东欧全面合作的新纪元。当前,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合作在多个领域均有较大发展。为使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关系行稳致远,还需要在政策层面和学术层面认真研究合作模式、大国博弈、敏感议题、双多边关系,以及软实力建设等问题。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斯洛伐克共和国联合声明（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斯洛伐克共和国联合声明（论文提纲范文）
（1）“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的中国和匈牙利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 |
| 第二节 研究意义 |
| 第三节 研究内容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 |
| 第五节 创新点与难点 |
| 第六节 研究思路 |
| 第一章 文献综述 |
| 第一节 中匈关系综述 |
| 第二节 “向东开放”政策综述 |
| 第三节 16+1合作平台综述 |
| 第四节 “一带一路”下的中匈关系进展综述 |
| 第二章 中国与匈牙利关系历史 |
| 第一节 早期(从中世纪到1949年) |
| 第二节 蜜月期(从1949年到1960年) |
| 第三节 停滞期(从1960年到1980年) |
| 第四节 修复期(从1980年到2000年) |
| 第五节 黄金期(从2000年到现在) |
| 第三章 匈牙利的外交政策一—“向东开放”政策 |
| 第一节 “向东开放”政策的目标国家 |
| 第二节 “向东开放”政策的内容 |
| 第四章 16+1合作平台和“一带一路”倡议产生的影响 |
| 第一节 16+1合作平台的前提 |
| 第二节 16+1合作平台的内容 |
| 第三节 16+1合作平台的特点 |
| 第四节 匈牙利与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 |
| 第五节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 |
| 第六节 “一带一路”倡议项目 |
| 第七节 “一带一路”的三条主要路线以及与之相关的六个经济走廊 |
| 第八节 “一带一路”倡议与匈牙利 |
| 第五章 “一带一路”倡议下的中匈政治关系 |
| 第六章 “一带一路”倡议下的中匈经济关系 |
| 第七章 “一带一路”倡议下的中匈人文交流关系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2）关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几个问题（论文提纲范文）
| 一、“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概念的提出 |
| (一)周恩来在国务活动中使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五项原则”概念的基本情况 |
| (二)毛泽东、刘少奇等在国务活动中使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五项原则”概念的基本情况 |
| (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概念提出的时间 |
| 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适用范围问题 |
| 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措辞的修改 |
| 结语 |
（3）社会主义国家多党合作制度的历史考察与现实思考（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与框架结构 |
| 四、研究方法 |
| 五、创新与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社会主义国家多党合作制度的相关概念与理论渊源 |
| 一、社会主义国家多党合作制度相关概念 |
| (一) 政党制度的概念、类型与影响因素 |
| (二) 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内涵与特征 |
| (三) 社会主义国家多党合作制度的概念与范围 |
| 二、社会主义国家多党合作制度的理论渊源 |
| (一) 马克思主义的政党与政党关系理论 |
| (二) 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 |
| (三) 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 |
| 第二章 社会主义国家多党合作制度形成的时代背景与社会历史条件 |
| 一、社会主义国家多党合作制度建立的时代背景 |
| (一) 社会主义国家多党合作制度确立的时代方位 |
| (二) 社会主义国家面临的历史任务 |
| 二、社会主义国家多党合作制度确立的大国因素 |
| (一) 苏俄多党合作的示范效应和历史遗产 |
| (二) 战后苏联“联合政府”外交政策的推行 |
| 三、社会主义国家多党合作制度形成的社会历史条件 |
| (一) 多党合作制度建立的经济基础 |
| (二) 多党合作制度建立的政治基础 |
| (三) 多党合作制度建立的社会基础 |
| 第三章 社会主义国家多党合作制度的历史演进与实践发展 |
| 一、多党合作在苏俄的试验与终结 |
| (一) 多党合作在苏俄的试验 |
| (二) 多党合作在苏俄的终结 |
| (三) 多党合作在苏俄终结的原因 |
| 二、多党合作制度在多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与发展 |
| (一) 多党合作制度在东欧的确立、发展与嬗变 |
| (二) 多党合作制度在中国的确立和发展 |
| (三) 多党合作制度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演进 |
| 三、多党合作制度在中国的创造性发展 |
| (一) 中国共产党对多党合作的理论创新 |
| (二) 中国共产党对多党合作的实践创造 |
| 第四章 社会主义国家多党合作制度的比较 |
| 一、多党合作制度确立的社会历史条件比较 |
| (一) 革命道路和方式对多党合作制度的影响 |
| (二) 政治文化传统对多党合作制度的影响 |
| 二、多党合作制度的理论认知比较 |
| (一) 多党合作与无产阶级专政的认知比较 |
| (二) 多党合作与社会主义政治体制认知比较 |
| 三、多党合作制度的主体比较 |
| (一) 无产阶级政党的成熟程度和力量对比 |
| (二) 民主党派的性质特点和力量对比 |
| 四、多党合作制度的运行机制比较 |
| (一) 领导机制比较 |
| (二) 合作机制比较 |
| (三) 协商机制比较 |
| 第五章 社会主义国家多党合作制度的经验教训与现实思考 |
| 一、社会主义国家多党合作制度的经验教训 |
| (一) 立足国情是多党合作制度存在和发展的基本要求 |
| (二) 坚持共产党领导是多党合作制度存在和发展的先决条件 |
| (三) 正确处理与民主政党的关系是多党合作制度存在和发展的关键要素 |
| (四) 社会主义建设成效是衡量多党合作制度的重要标准 |
| 二、社会主义国家多党合作制度的现实思考 |
| (一) 坚持中国特色与政党政治文明相统一,以多党合作制度现代化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 |
| (二) 坚持党的领导与人民民主相统一,以多党合作制度建设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促进民主发展 |
| (三) 坚持价值形态与制度成效相统一,以多党合作制度效能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 |
| (四) 坚持制度自信与全面深化改革相统一,以多党合作制度创新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境界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和承担的课题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4）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研究（1978-2018）（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的缘起 |
| (一)开展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研究具有紧迫性 |
| (二)目前对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的研究仍不足 |
| 二、研究目的和意义 |
| (一)研究目的 |
| (二)研究意义 |
| 三、核心概念界定 |
| (一)留学、留学生、国际学生 |
| (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
| (三)“一带一路”沿线五国 |
| 四、文献综述 |
| (一)中国留学生教育史的研究成果与进展 |
| (二)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留学生教育研究现状 |
| (三)文献研究述评 |
| 五、分析的理论基础 |
| (一)世界体系理论 |
| (二)推拉因素理论和高等教育国际化理论 |
| (三)公共外交和“软实力”理论 |
| 六、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留学生教育的重新起步(1978-1992) |
| 第一节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留学生教育的基础 |
| 一、新中国成立之初“以俄为师”的留学生教育 |
| 二、重视与亚非拉国家之间的留学生教育 |
| 三、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管理制度的初步建立 |
| 四、留学生教育的暂时停滞与缓慢恢复 |
| 第二节 向“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留学生教育的重新开启 |
| 一、大规模派出留学生的教育对外开放政策 |
| 二、重新开始向“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遣留学生 |
| 三、建立派出留学生教育管理制度 |
| 四、派出留学生教育取得丰硕成果 |
| 第三节 接收“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来华留学生教育的重新起步 |
| 一、扩大接收来华留学生的教育政策 |
| 二、重新开始接收“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来华留学生 |
| 三、逐步创建来华留学生教育管理体系 |
| 第四节 重新起步阶段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的主要特点 |
| 一、国际关系是发展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留学生教育的基础 |
| 二、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开展留学生教育具有显着国别差异 |
| 三、探索建立系统的留学生教育管理制度 |
| 第二章 深化改革时期的繁荣发展与局部失衡(1993-2009) |
| 第一节 向“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留学生教育的逐步发展 |
| 一、确立“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的留学生教育政策 |
| 二、政府间协议推动派出留学生教育 |
| 三、通过校际交流项目派遣留学生 |
| 四、管理体系的完善促进派出留学生教育 |
| 五、派出留学生教育取得新成果 |
| 六、派出留学生安全问题开始集中显现 |
| 第二节 接收“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来华留学生教育的快速发展 |
| 一、从“积极稳妥发展”到“扩大规模”政策的转变 |
| 二、“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来华留学生教育快速发展的主要动因 |
| 三、孔子学院建设促进来华留学生教育 |
| 四、“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来华留学生的结构分布特点 |
| 五、进一步规范来华留学生教育管理制度 |
| 六、来华留学生教育成果逐步显现 |
| 第三节 深化改革时期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的主要特点 |
| 一、国际政治环境为留学生教育提供发展机遇 |
| 二、市场因素在来华留学生教育中发挥重要作用 |
| 三、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存在局部结构失衡 |
| 四、派出和接收留学生的教育管理制度逐步完善 |
| 第三章 留学生教育契合国家战略的功能日益突出(2010-2018) |
| 第一节 向“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留学生教育的新进展 |
| 一、进一步扩大教育对外开放的基本政策 |
| 二、中俄人文交流机制推动赴俄留学生教育发展 |
| 三、中国与东盟人文交流机制促进向泰国和马来西亚派遣留学生 |
| 四、非通用语种建设加快向印度和巴基斯坦派遣留学生 |
| 五、派出留学生教育的管理日趋完善 |
| 六、留学生教育深化对“一带一路”沿线五国综合情况的了解 |
| 第二节 “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来华留学生教育提质增效的新格局 |
| 一、扩大规模与提高质量并重的来华留学生教育政策 |
| 二、“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来华留学生教育的加速发展 |
| 三、对“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教育援助的持续增长 |
| 四、提高来华留学生教育质量——以临床医学专业为例 |
| 五、来华留学生教育管理模式的变迁 |
| 六、来华留学生教育的安全问题及应对措施 |
| 第三节 加速发展阶段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的主要特点 |
| 一、“一带一路”倡议全面推动中国与沿线国家的教育交流 |
| 二、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呈现双向增长趋势 |
| 三、来华留学生教育从强调规模向规模与质量并重的观念转变 |
| 四、“一带一路”沿线五国留学生教育安全面临新挑战 |
| 第四章 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的演进过程、历史经验及深层次问题 |
| 第一节 影响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留学生教育发展的主要因素 |
| 一、国际政治、世界经济对留学生教育的影响和制约 |
| 二、“一带一路”沿线五国的教育水平是与中国教育合作的基础 |
| 三、中国经济实力和教育政策决定留学生教育的发展走向 |
| 第二节 派出与接收留学生教育的演进过程、内在联系与特征 |
| 一、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发展的演进过程 |
| 二、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发展的内在联系及特征 |
| 第三节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留学生教育的历史经验 |
| 一、坚持“走出去”与“请进来”并举推动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 |
| 二、法制化建设是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留学生教育发展的保障 |
| 三、国际化和市场化是“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来华留学生教育发展的重要内驱力 |
| 四、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促进中外人文交流 |
| 第四节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存在的深层次问题 |
| 一、向“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留学生教育仍缺乏系统规划 |
| 二、“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来华留学生教育应加速转变观念 |
| 三、“一带一路”沿线五国留学生教育的安全问题亟待多方联动 |
| 第五章 新时期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留学生教育的对策建议 |
| 第一节 充分认识留学生教育在高等教育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
| 一、留学生教育在我国高等教育体系中占有独特地位 |
| 二、留学生教育推动我国高等教育快速融入全球教育体系 |
| 三、为“一带一路”建设培养优秀的开拓者与践行者 |
| 第二节 大力发展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派出留学生教育 |
| 一、建立科学严谨的出国留学信息统计机制 |
| 二、加大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选派留学生的资助力度 |
| 三、加强“一带一路”区域研究,提供就业政策支持 |
| 第三节 全面提高“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来华留学生教育质量 |
| 一、尊重教育发展规律,服务国家整体发展 |
| 二、加快推进法治化进程,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 |
| 三、适当控制规模,发展“一带一路”精英教育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访谈提纲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主要学术成果 |
（5）区域共识的制度化 ——多案例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选题渊源与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概念阐释与文献综述 |
| 一、核心概念的研究 |
| 二、区域主义理论的研究 |
| 三、区域共识制度化的变量综述与选择 |
| 四、区域共识制度化的案例综述与选择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分析思路 |
| 一、概念诠释与描述性推论 |
| 二、比较案例分析与因果推论 |
| 三、过程追踪与历史制度分析 |
| 第一章 区域共识的形成 |
| 第一节 共识的内涵 |
| 一、观念与共享观念 |
| 二、意向与集体意向 |
| 三、语言与共同承诺 |
| 四、认同与集体认同 |
| 第二节 共识的建构 |
| 一、利益与共识 |
| 二、危机与共识 |
| 三、交往与共识 |
| 第三节 区域共识的建构 |
| 一、共同利益与区域共识 |
| 二、危机管理与区域共识 |
| 三、国际互动与区域共识 |
| 第二章 区域共识的制度化:一般规律 |
| 第一节 制度与制度化 |
| 一、制度的构成 |
| 二、制度化动因 |
| 第二节 国际制度及其制度化 |
| 一、国际安全共识的制度化 |
| 二、国际经济共识的制度化 |
| 三、国际环境共识的制度化 |
| 第三节 区域制度及其制度化 |
| 一、制度化:动态的社会实践过程 |
| 二、区域共识的制度化变量与假设 |
| 第三章 区域共识的制度化:主要变量 |
| 第一节 共同利益 |
| 一、利益协调需要制度保障 |
| 二、共同利益促进制度合作 |
| 三、利益扩大推动再制度化 |
| 第二节 危机管理 |
| 一、危机化解需要制度安排 |
| 二、危机管理依靠制度协调 |
| 三、危机管理迫使制度合作 |
| 第三节 国际协调 |
| 一、国际协调奠定制度基础 |
| 二、国际协调促进制度合作 |
| 三、国际协调推进制度建设 |
| 第四节 集体意向 |
| 一、集体意向决定集体行动 |
| 二、集体意向建构社会实在 |
| 三、集体意向建构制度事实 |
| 第四章 国际共识的制度化案例:全球与区域 |
| 第一节 全球性国际共识的制度化:从跨区域到全球 |
| 一、国际安全“共识”:从欧洲协调、国际联盟到联合国 |
| 二、国际经济“共识”:从七国集团到二十国集团 |
| 第二节 区域性国际共识的制度化:从次区域到区域 |
| 一、西欧联合:从思想理念到煤钢共同体 |
| 二、欧洲联合:从“三大共同体”到欧盟的成立 |
| 第三节 全球和区域共识制度化的关系 |
| 第五章 国际共识的制度化案例:次区域与区域 |
| 第一节 “维谢格拉德集团”共识的制度化 |
| 一、危机管理:东欧剧变推动中欧制度合作 |
| 二、共同利益:集体安全需要中欧制度安排 |
| 三、国际协调:维谢格拉德会晤与“V4+N”会晤机制 |
| 四、集体意向:共同加入欧盟与加强中欧身份 |
| 五、维谢格拉德共识的制度化思考 |
| 第二节 “上合组织”共识的制度化 |
| 一、危机管理:反恐国际合作启动共识的制度化 |
| 二、共同利益:能源与安全利益奠定制度化基础 |
| 三、国际协调:从“双边”上海峰会到“多边”杜尚别会晤 |
| 四、集体意向:《上合宣言》与《打击三股势力公约》 |
| 五、上合组织共识的制度化思考 |
| 第三节 “东盟+”共识的制度化 |
| 一、危机管理:内忧外患推动共识的制度化 |
| 二、共同利益:利益范围扩大助力制度合作 |
| 三、国际协调:从邦胜聚会到东亚峰会 |
| 四、集体意向:从《东盟宣言》到《东盟宪章》 |
| 五、“东盟+”区域共识的制度化思考 |
| 第四节 区域共识制度化的“接口”:“扩员”与“+N”模式 |
| 结论 |
| 一、区域共识制度化的一般经验 |
| 二、区域共识制度化的理论限定与局限 |
| 三、区域共识制度化的其他变量与假定 |
| 四、中国等新兴国家引领的区域共识制度化 |
| 英文参考文献 |
| 中文参考文献 |
（6）“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人民币“锚”效应影响因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问题的提出及选题的意义 |
| 1.1.1 问题的提出 |
| 1.1.2 选题的背景及意义 |
| 1.2 相关文献综述 |
| 1.2.1 关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范围内对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研究 |
| 1.2.2 关于人民币货币“锚”效应的测度 |
| 1.2.3 关于影响人民币“锚”效应的因素研究 |
| 1.3 论文研究的内容与方法 |
| 1.3.1 论文的研究方法 |
| 1.3.2 论文的思路及主要内容 |
| 1.4 创新与不足 |
| 1.4.1 研究的创新 |
| 1.4.2 研究的不足 |
| 第2章 人民币成为“一带一路”共建国家“锚”货币的可行性分析 |
| 2.1 人民币能够成为“一带一路”共建国家货币“锚”的国内条件 |
| 2.1.1 中国政策因素与经济规模分析 |
| 2.1.2 中国对外开放程度进程分析 |
| 2.1.3 中国在“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影响力分析 |
| 2.2 人民币能够成为“一带一路”共建国家锚货币的国际条件 |
| 2.2.1 美元、欧元、日元货币“锚”地位下降原因分析 |
| 2.2.2 全球货币体系变革 |
| 2.2.3 全球货币竞争 |
| 第3章 人民币在“一带一路”共建国家范围内货币“锚”效应的测度 |
| 3.1 模型的选取及定义说明 |
| 3.1.1 关于货币“锚”效应程度标准指标的描述 |
| 3.1.2 关于货币篮子变量选取的描述 |
| 3.2 状态空间模型的设定 |
| 3.2.1 模型的设定 |
| 3.2.2 数据说明与变量描述性统计 |
| 3.2.3 变量平稳性检验 |
| 3.2.4 变量协整性分析 |
| 3.3 状态空间模型的估计检验及实证结果 |
| 第4章 人民币货币“锚”效应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
| 4.1 变量的选取及定义说明 |
| 4.1.1 被解释变量 |
| 4.1.2 解释变量 |
| 4.2 变截距面板模型的设定 |
| 4.2.1 模型的设定 |
| 4.2.2 数据说明 |
| 4.2.3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
| 4.2.4 变量的平稳性检验 |
| 4.3 模型的估计检验及实证结果 |
| 4.3.1 模型的估计方法及估计结果 |
| 4.3.2 稳健性检验及其结果 |
| 第5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5.1 结论 |
| 5.1.1 关于“锚”效应测度的结论 |
| 5.1.2 关于影响因素的结论 |
| 5.2 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作者简介及科研成果 |
| 致谢 |
（7）维谢格拉德集团在欧盟内的合作与分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意义 |
| 三、文献综述 |
| 四、研究方法 |
| 五、本文的创新点与难点 |
| 六、论文结构 |
| 第一章: 概念界定及理论框架 |
| 第一节 概念界定 |
| (一) 联盟 |
| (二) 准联盟 |
| 第二节 理论框架 |
| 第二章: 维谢格拉德集团及其与欧盟的互动 |
| 第一节 维谢格拉德集团的合作历史 |
| (一) 加入欧盟前维谢格拉德集团的合作 |
| (二) 加入欧盟后维谢格拉德集团的合作 |
| 第二节 维谢格拉德集团与欧盟互动关系的变化及其原因 |
| 第三节 维谢格拉德集团的内部合作机制 |
| 第三章: 案例研究 |
| 第一节 案例一:乌克兰危机 |
| 第二节 案例二:英国脱欧危机 |
| 第三节 案例三:难民危机 |
| 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8）“一带一路”倡议下 中国和维谢格拉德集团四国的金融合作（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三、理论依据、研究方法和研究框架 |
| (一)理论依据 |
| (二)研究方法 |
| (三)研究框架 |
| 四、创新和不足 |
| 第一章 中国与维谢格拉德集团四国金融合作的背景 |
| 一、“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推动金融合作 |
| 二、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金融合作 |
| 三、中国与维谢格拉德集团四国双边合作 |
| (一)维谢格拉德集团四国经贸发展 |
| (二)中国和维谢格拉德集团四国双边货物贸易和投资合作 |
| (三)中国和维谢格拉德集团四国政治关系 |
| 第二章 中国与维谢格拉德集团四国金融合作的现状及特点 |
| 一、中国在维谢格拉德集团四国的投融资合作 |
| (一)“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下中国在维谢格拉德集团四国的投融资合作 |
| (二)欧盟结构基金在维谢格拉德集团四国的使用 |
| (三)中国在维谢格拉德集团四国投融资的挑战和优势 |
| 二、中国和维谢格拉德集团四国在多边金融机构的合作 |
| (一)中国和维谢格拉德集团四国在银联体和亚投行的合作 |
| (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和欧洲投资银行在维谢格拉德集团四国的作用 |
| (三)中国和维谢格拉德集团四国在银联体和亚投行合作中遇到的挑战 |
| 三、中国和维谢格拉德集团四国的银行业合作 |
| (一)中国和维谢格拉德集团四国银行业合作现状 |
| (二)维谢格拉德集团四国银行业的对外开放 |
| (三)中资商业银行与维谢格拉德集团四国外资银行的差距 |
| 四、中国和维谢格拉德集团四国的货币合作 |
| (一)中国和维谢格拉德集团四国货币合作现状 |
| (二)匈牙利、波兰和捷克加入欧元区的前景 |
| (三)中国与维谢格拉德集团四国货币合作的挑战 |
| 五、中国和维谢格拉德集团四国金融合作的特点 |
| (一)中国与维谢格拉德集团四国金融合作发展迅速 |
| (二)中国与维谢格拉德集团各国金融合作差异较大 |
| 第三章 中国与维谢格拉德集团四国金融合作的影响因素 |
| 一、中国与维谢格拉德集团四国金融合作的动力因素 |
| (一)中国和维谢格拉德集团四国经济发展及经贸合作的需要 |
| (二)中国和维谢格拉德集团四国的政治意愿和政策支持 |
| 二、中国与维谢格拉德集团四国金融合作的制约因素 |
| (一)中国和维谢格拉德集团四国的贸易不平衡 |
| (二)中国和维谢格拉德集团四国的金融制度差异较大 |
| (三)中国在维谢格拉德集团四国的金融服务能力受限 |
| (四)中国和维谢格拉德集团四国的金融合作缺乏制度性 |
| (五)中国和维谢格拉德集团四国金融合作面临某些不利的内外部条件 |
| 第四章 推动中国与维谢格拉德集团四国金融合作的建议 |
| 一、加强政治合作与政治互信 |
| (一)加强与维谢格拉德集团四国的政治合作 |
| (二)加强与欧盟的政治互信与政策合作 |
| 二、完善融资工具,统筹资金安排,提高资金效率 |
| (一)完善多元化的融资工具 |
| (二)统筹资金安排,提高资金效率 |
| 三、提高金融合作的服务水平 |
| (一)加快中资金融机构发展 |
| (二)加强货币互换合作,完善人民币清算安排 |
| 四、加强金融监管和多边金融机构的合作 |
| (一)加快完善金融监管机制,增加信息共享 |
| (二)借助欧盟金融机构的支持,规避金融合作风险 |
| (三)加强在多边金融机构框架下的合作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9）中国和平外交政策演进历程及基本经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引言 |
| 一、选题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相关研究 |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内容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内容 |
| 四、研究方法与重难点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重点与难点 |
| 第一章 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理论阐释 |
| 一、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内涵与内容 |
| (一)外交与外交政策的概念 |
| (二)马克思主义外交理论的内容 |
| (三)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主要内容 |
| (四)中国和平外交政策与世界和平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 |
| 二、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理论属性与本质属性 |
| (一)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理论属性 |
| (二)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本质属性 |
| 三、中国和平外交政策演进的基本逻辑 |
| (一)外交政策演进的一般逻辑 |
| (二)中国和平外交政策演进的理论逻辑 |
| (三)影响中国和平外交政策演进的历史逻辑 |
| (四)基于二元维度变化的演进逻辑 |
| 第二章 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思想理论基础 |
|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中有关和平外交思想的考察 |
|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中的和平观 |
| (二)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中的时代观 |
| (三)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中的国际关系思想 |
| 二、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对和平观念的承继 |
| (一)“和合”思想 |
| (二)“和而不同”思想 |
| (三)“义利双行”思想 |
| 三、近代以来中国对外交往中的“和平”观念 |
| (一)晚清时期对外交往中的“和平”观念 |
| (二)民国时期对外交往中的“和平”观念 |
| (三)中国共产党早期对外交往中的和平观念 |
| 四、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思想资源 |
| (一)国家主权原则的法理依据 |
| (二)外交原则和惯例的基本规定 |
| 第三章 建国初期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初步探索 |
| 一、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确立初期的背景 |
| (一)为巩固政权、争取良好的国际环境的必然选择 |
| (二)“一边倒”的战略选择 |
| (三)中国共产党对时代主题及当前国际任务的判断 |
| (四)国际环境的重要影响 |
| (五)革命惯性的限制 |
| 二、新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初步确立 |
| (一)新中国外交原则与框架的建构 |
| (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理论基石 |
| 三、新中国成立初期和平外交政策的实践评价 |
| (一)中国与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取得重要进展 |
| (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开启中国外交崭新局面 |
| 第四章 和平外交政策在特殊阶段的曲折发展 |
| 一、影响和平外交政策曲折发展的因素分析 |
| (一)国内政策出现转向 |
| (二)动荡的国际形势 |
| (三)中国共产党对国内外形势的判断 |
| 二、和平外交政策在曲折中发展 |
| (一)和平外交政策的曲折发展 |
| (二)从“两个中间地带”理论到“三个世界”理论的发展 |
| 三、和平外交政策曲折发展阶段的实践依据 |
| (一)中国共产党为扭转“左”倾思想对外交事务冲击的实际行动 |
| (二)中美关系的缓和推动中国外交发生转向 |
| (三)中国与亚非拉国家开展友好关系为和平外交政策的继承与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
| (四)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恢复推动中国重新融入国际体系 |
| 第五章 改革开放三十年和平外交政策的深化发展 |
| 一、推动中国和平外交政策发展的多重因素 |
| (一)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走向新阶段 |
| (二)改革开放的新任务促使中国和平外交政策进行调整 |
| (三)对国际局势的精准判断——“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 |
| (四)国家定位与国家利益观的调整 |
| (五)国际局势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
| 二、改革开放背景下和平外交政策的深化发展 |
| (一)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新内涵 |
| (二)“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战略的提出 |
| (三)主张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
| (四)“和而不同”的新理念 |
| (五)“和谐世界”的新构想 |
| 三、改革开放三十年和平外交政策的全面实施 |
| (一)应用和平外交政策处理大国关系 |
| (二)积极推动国际军控与裁军,以切实行动维护世界和平 |
| (三)“一国两制”构想的提出 |
| (四)实现与周边国家关系的改善 |
| (五)重视发展与发展中国家关系、树立负责任大国形象 |
| 第六章 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对和平外交政策的全面升华 |
| 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的背景 |
|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
| (二)新时代下中国对时代的定位与判断 |
| (三)新时代面临的国际形势 |
| 二、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内涵与创新 |
| (一)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内涵 |
| (二)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战略创新 |
| (三)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对和平外交政策的升华 |
| 三、全方位、立体化外交的推进 |
| (一)构建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的新型大国关系 |
| (二)构建睦邻友好的周边关系 |
| (三)秉持正确义利观构建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 |
| (四)以结伴不结盟政策带动多边外交发展 |
| (五)“一带一路”倡议的实践 |
| (六)为全球治理提供中国方案 |
| (七)推动文明交流互鉴 |
| 第七章 中国和平外交政策演进的基本经验 |
| 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和平外交政策演进的根本保障 |
| 二、坚持原则的坚定性和政策的灵活性相结合是中国和平外交政策演进的必要方法 |
| 三、内政外交的互动是中国和平外交政策演进的内生动力 |
| 四、坚决扞卫国家利益是中国和平外交政策演进的出发点 |
| 五、中国共产党对时代主题的判断是中国和平外交政策演进的基本依据 |
| 六、国家角色定位的变化是中国和平外交政策演进的发展诉求 |
| 七、意识形态因素是影响中国和平外交政策演进的重要变量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学术论文及着作情况 |
（10）1949年以来的中国与（中）东欧关系（论文提纲范文）
| 一、冷战期间中国与东欧国家关系的演变 |
| （一）1949年至1959年“共蜜月”：党际关系和国家关系齐向好 |
| （二）1960年至1978年“大分化”：国家关系深受党际关系影响 |
| （三）1979年至1989年“再回归”：国家关系和党际关系“正常化” |
| 二、1989年至2011年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关系的进展 |
| （一）1990年至1995年“重新认识”：尊重中东欧国家人民的选择，恢复同中东欧国家的正常关系 |
| （二）1995年至2004年“继续发展”：在“布达佩斯原则”指导下发展同中东欧国家的友好关系 |
| （三）2004年至2011年“不断提升”：在“布加勒斯特原则”指导下提升同中东欧国家关系质量 |
| 三、“华沙12点倡议”开启中国—中东欧全面合作新纪元：2012年至今 |
| 四、影响未来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关系的几个因素 |
四、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斯洛伐克共和国联合声明（论文参考文献）
- [1]“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的中国和匈牙利关系研究[D]. Meczó Csenge.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21(12)
- [2]关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几个问题[J]. 孙泽学.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1(01)
- [3]社会主义国家多党合作制度的历史考察与现实思考[D]. 吉秀华. 山东大学, 2020(06)
- [4]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研究（1978-2018）[D]. 杨薇. 天津师范大学, 2020(06)
- [5]区域共识的制度化 ——多案例比较研究[D]. 丁伟航.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20(07)
- [6]“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人民币“锚”效应影响因素研究[D]. 代佳航. 吉林大学, 2020(04)
- [7]维谢格拉德集团在欧盟内的合作与分歧研究[D]. 段双喜.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20(02)
- [8]“一带一路”倡议下 中国和维谢格拉德集团四国的金融合作[D]. 孙燕鸿.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20(01)
- [9]中国和平外交政策演进历程及基本经验研究[D]. 唐诗.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4)
- [10]1949年以来的中国与（中）东欧关系[J]. 朱晓中,徐刚. 中国国际战略评论, 2019(01)
标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论文; 和平与发展论文; 制度理论论文; 社会主义制度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