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致的诺贝尔宴会

一、别致的诺贝尔大宴（论文文献综述）

于帆^[1]（2020）在《梁实秋散文中的饮食书写研究》文中提出饮食是人类生活中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内容之一,作为折射与反映社会生活的文学作品,自然也会有许多关于饮食的描写。梁实秋作为现代文坛上重要的散文家,其散文语言幽默简洁,内容涉及广泛,有关饮食的散文篇章不在少数。他笔下的饮食书写,以饮食为媒介,通过对饮食的描述展现出与此相关的人、事、物。与同时期或稍后的其他饮食散文家相比,其散文中的饮食书写有着明显的特殊性。从梁实秋散文中的饮食书写特色入手,分析其散文饮食书写的原因,并深入探讨饮食书写产生的价值效应,从而反映梁实秋的文学观以及散文的整体风貌,在雅俗共赏中看梁实秋文字上的饮食盛宴。本论文分绪论、正文和结语三部分。绪论部分主要说明“饮食”及饮食书写的相关概念,以及选择研究梁实秋散文中的饮食书写的理由;然后对有关梁实秋散文饮食书写及散文创作等相关研究论文现状进行梳理概括;最后说明本文的研究方法与思路。正文部分分为三章。第一章结合梁实秋散文饮食书写文本对其饮食书写特点进行研究。作为一个独具个性的散文家,梁实秋的散文创作无论是艺术追求还是内容创作上都是别具一格的。从创作风格上看,通过其引经据典的知性书写和涉笔成趣的知者幽默,传达了闲适脱俗、平民化的学者品格,具有独特的学者风格;从内容上看,梁实秋饮食书写散文中充分展现了中国古今饮食之礼,在对各地的饮食描述中展现了我国各地域饮食文化以及中外饮食文化的差异,蕴含丰富的饮食文化特色;最后在审美方面,梁实秋注重饮食本身自然美与艺术美的和谐统一,强调食物整体的实用美与意境美的体现,在追求饮食审美享受的同时探求饮食背后的人情美和人性美,是一种独特的饮食审美追求。这些种种构成了梁实秋区别于其他饮食书写作家的文学创作特点,是其独具魅力的特色所在。第二章结合梁实秋所处的时代文化语境和自身的生活经历对其饮食书写的原因进行探析。作家作品的创作,必然离不开作家所处时代和生活经历,梁实秋一生经历坎坷,各地漂泊,时代因素和各种饮食经历、回忆都促使其着笔于饮食。梁实秋是个地道的北京人,而晚年受时代、政治等因素漂泊异乡,饮食书写便成了其表达乡愁的方式之一;另外,梁实秋从儿时的家庭餐规影响,到粗糙的西餐经历,以及晚年疾病的限制等饮食上的匮乏体验都是让他对“吃”情有独钟的原因;最后,除故乡北平,在青岛、北碚、台湾时期与亲朋好友宴饮雅集的回忆更是促使梁实秋通过饮食书写来表达对亲友的思念之情。总的来说,促成梁实秋散文书写饮食的原因与其人生经历、饮食体验密不可分。第三章结合梁实秋散文饮食书写特点分析其饮食书写所具有的价值和效应。梁实秋作为饮食书写的代表作家之一,其饮食书写中所蕴含的饮食文化特色是对历代文人谈吃传统的继承,指引了现代饮食文化的发展,具有很大的文化价值;其充满地域性的饮食书写以及带有浓郁的乡情的美食描写,带动了台湾饮食散文的创作高潮,并开拓了大陆饮食文学的题材创作,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具有一定的文学价值;而其独特饮食本身的审美追求,极大影响着当代人们的饮食观念和作家的饮食创作理念,同时对人们构建日常生活美学观念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产生了不可估量的社会价值。结语部分简要的总结了全文书写脉络,重新阐明对梁实秋散文中的饮食书写研究的意义所在,以及本文所存在一定的不足之处。

朱天一^[2]（2019）在《《文学周报》的黑暗书写研究》文中认为《文学周报》（1921-1929）是中国20世纪20年代最重要的文学、文艺刊物之一,也是文学研究会最重要、规模最大的机关刊物,对其进行把握有利于我们在近百年后重返历史现场,对文学研究会成员在特定时期,心理状态、价值追求,和对社会文化总体体认情况进行了解,这一研究也可以作为对既成的、僵化的文学史叙述的有机补充。《文学周报》中广泛、高频率出现着的“黑暗书写”（作为概念、氛围、重要意象,社会状态判断）,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文学现象,也可以作为我们回溯历史的一扇窗口。（黑暗这一在特定时期的稳定概念）既包含社会层面,对整个社会的不公正、对人类总体消极之物,影响之深、作用之广的总体描摹和负面判断;同时也是基于现代性想象,历史断代上,对某一社会阶段混乱、不公正,对人类总体消极现象持存延宕的负面判断;更是落实到具体人类生命质量、精神状态逐渐低下,并走向消灭的判断;还是文艺与审美范畴内,与作为正面性的“光明与解放”相对立的,伦理向度的价值范畴。而涉及以上几个层次之“黑暗”的文学创作与评论文章均可纳入“黑暗书写”的讨论范畴。序章,对“黑暗”这一中文词语,及其意义内涵在历史脉络内进行简单梳理,通过枚举古代典籍和近代报刊传媒中的相关用法,厘清其意义承载,对“黑暗”这一概念在近代中国的生成过程及其背后的文化积淀进行揭示。这也是确定研究对象的过程,而后将《文学周报》中涉及黑暗书写的文本大体分为文学创作类文本和观点论说类文本。论文第一、二章主要讨论创作类文本中的黑暗书写;第三、四章则分析论说类文本的黑暗书写。第五章在综合前文讨论基础上做反思性总结。第一章,呈现具体的黑暗书写内容。突出文学性,由构成创作类文本黑暗情境的文学因素入手,展开探究。由局部到整体,对传达黑暗心理体验的集群意象、空间、时间、人事、场景构设等内容进行分析,通过对抒情和叙事两类创作类文本内在黑暗情境的指谓进行分析,揭示作者群体预设的“憎厌、刺激、悲悯”这三大文学主题,表达了对于生命的珍视,对于暴力、杀戮、等罪恶的批判与喝止;对于社会变革,走向光明的期待,对于恶浊现实世界的整体憎厌。第二章,进一步通过对创作类文本中黑暗书写频繁出现的情境构设和雷同叙事功能单位的归并,归纳总结创作类文本黑暗书写的结构模式,呈现“受害者、同情者、加害者、反抗者”等多个行动圈的组合关系。黑暗由此成为了一种被表象的世界图像,作者群体同时也借“同情者”视角的乏力感,表达面对这种黑暗世界图像的深深悲观。模式化黑暗书写反映出现代人“占有欲”驱使下“血的横肆”、“泪的匮乏”所造成的现实困境,作者群体落实到个人的“万方多难”的黑暗经验对应着文本中黑暗形象的生成。而在“观念”与“事实”的张力中,作者群体生成了“想象人生”与“走进人生”两歧并置的心理结构。而“众生”与“我”最终打破了二元界限,在“人之复性”的普世伦理诉求中走向调和。第三章,论说类文本又可以分为“就着立论”（文学作品评论）、“造论析理”（随感而生的论说文和社会评论）两种。剥离了文学的形象性,论说类文本直面军阀战乱、兵匪纷扰、出版界乱象、生活中的烦闷等等构成黑暗心理体验、黑暗社会判断的现实问题,可与创作类文本的形象化呈现做“镜内镜外”的两相印证。同时揭示作者群体对黑暗深广程度判断本身的内在矛盾性,分析“丧乱之世”这种理想阶段性想象的复杂生成原因。而透过对其他作品不同程度的推介赞赏或针砭批判。在对以“德性为美之表征”的“最高精神”追求中,将黑暗与光明等概念均纳入审美体系之中。第四章,跳出文学周报的狭窄范围,在社会文化生产、传播、接受、反应等层次探讨其指涉黑暗的论说文本。透过同名异质的黑暗书写,我们看到,在社会、传媒广角中《文学周报》作者群体与《礼拜六》作者群体、《学衡》作者群体和创造社的交锋、错位,互相误读中,暴露了彼等伦理层面,“有限道德追求”和“无限道德追求”、“自我技术与权力技术”,以及文学谱系中“常与变”、“向心力与离心力”的对垒。并揭示《文学周报》的黑暗书写本身也存在某种遮蔽性、包含着由“现代性想象”建构起来的盲目自信。第五章,综合前四章对两大类文体的讨论。在特定历史场域内,作者群体的创作类文本廓清了黑暗的“外延”（怎样）,而论说类文本则直接确定了黑暗的“内涵”（何为）。而两大类黑暗书写中始终存在着集中不变因素:“足以扫荡黑暗的光明始终缺席”、（受者—观者;作者—读者;）“体外流淌之血”与“体内沸腾之血”的双向互动、写作主体“对道的肯定,对势的抗争”。这些不变因素反映着黑暗书写内在的总体价值、文化取向,《文学周报》作者群体黑暗书写的形成,既源于五四落潮后集体性的消沉心理（近因）,更深层次上又与佛教的“无明”（远因）、基督教的“原罪”,以及近代以来知识分子参照西方历史进程对“文明”与“文化”（外因）的取舍关联密切。复杂的文化背景、社会诉求交织在一起,构成了黑暗书写本身的不稳定性,其中存在着多组两歧性的对立,在“路径”、“内涵”、“外延”、“目的”等多个方面的内在断裂、岔开,瓦解着同一性的营垒叙述。《文学周报》作者群体既充当着引领方向的“执光者”,同时又怀着仅见“微光”的焦虑,本身也是在黑暗中探索社会、人生道路的“寻光者”。

彭玲^[3]（2019）在《《蛙》揭示的社会问题分析》文中研究说明《蛙》的成功,不仅在于它再现了复杂的历史,还在于它深刻地揭示了重男轻女与计划生育问题、官场潜规则与生育潜规则问题、城市化与全球化问题、贫富两极分化与拜金主义问题。只是,文学只给人提供思考问题的角度,它既不会减少现实问题的存在,也不能直接解决现实问题。莫言在反思这些问题时同样"无解",同样感到困惑,反思与困惑的纠缠给读者提供了复杂的感受空间,深化了小说的主题内蕴。

李晓艳^[4]（2019）在《张恨水现代长篇小说中的物质书写》文中指出九十年代后,中国内地的物质书写研究,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与物质文化的膨胀迅速展开。中国社会都市消费市场的出现可追溯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对都市物质的书写在中国文学史上早有先例,如民国初年的市民通俗小说、三四十年代海派文学中的新感觉派小说与张爱玲小说,中国现代文学时期的都市物质书写,在横跨新中国成立的十数年政治写作后,与九十年代的都市物质书写串联成一条中国小说物质书写史。清末民初,社会通俗小说对新生中国都市消费市场的物质书写,对展现新旧交替的中国社会具有重要意义,而作为现代文学时期通俗小说巨擘的张恨水,必然是展现这一时代特征的重要文学力量。张恨水的物质书写不仅展示了二十世纪上半叶的都市社会,物质文明冲击下的乡土社会,也是其物质书写表现的重要空间,对乡土物质的书写是其区别于其他通俗小说家的重要特征之一。张恨水对都市、乡土及特殊时空下的物质书写,完整展现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至四十年代新旧转换期的中国社会,体现了这一时期中国社会多种文化相互碰撞与融合的时代特征,并进一步展示身处动荡时代的人所感受到的焦虑与困惑。同时,贯穿张恨水小说物质书写的主要线索在于对物质自然属性与使用价值的回归,及商品属性与商业价值的批判,而浮现在这一线索之外的是物质二元体系的描写,隐藏在这一线索之内的,是由张恨水的体验自我与叙事自我所建构的,传统文人与新知识分子的二重性格。最后,回到文学文本中,张恨水小说物质书写对文本结构的介入,体现了张恨水小说先锋性的增强。本文旨在以物质书写为切口,窥探张恨水现代长篇小说对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文化与人的生存状态的叙述与表达,从而通过其物质书写嬗变的特征与规律,考察其对民国社会状况解读的转变,以及其自身创作方式与理念的更新。张恨水物质书写特征的改变,有其深沉的文化心理逻辑,反映了张恨水与现代文学时期盛行的时代思潮之间若即若离的关系。张恨水面对当时倡导的先锋文化,其自我意识由疏离,到选择性的妥协,再到追逐的过程,被视为张恨水受主流文学感召而展现的重要心理状态,作为文人知识分子兼职业报人,张恨水物质书写嬗变的心理逻辑,反映其面对时代变迁时,对社会、文化以及人的处境的认知与理解,以及对不断更迭的时代潮流的回应与互动。

张君贤^[5]（2018）在《君与君不与：中国古代武术竞赛历史文化研究》文中指出在国家“努力开发体育竞赛市场”（《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的指导意见》）、“秉持客观、科学、礼敬的态度传承发展代表中华民族独特精神标识的优秀传统文化,从而汲取中国智慧、弘扬中国精神、传播中国价值”（《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的政策导向下,如何基于“文化自觉”的立场认知中国武术竞赛历史独特的文化内涵和优秀经验,即成为当下极具理论和实践意义的探索性课题。基于此,本文从中国武术与“在祀在戎”的“国之大事”的关联性出发,运用历史学、文化学、社会学、体育学等多学科交叉综合论证的研究方法,分析“君与”“君不与”话语下古代射礼、角抵、武举等竞赛的历史实践,探讨其由参赛人员和技术体系等外显层、由竞赛规则和组织形式等制度层、由竞赛理念和精神象征等核心层所构成的文化系统,以实现对古代射礼、角抵、武举等武术竞赛历史、文化及存在意义的整体认知。1.从体育竞赛学的视角而言,因具备特定的参与群体（国君、权贵、民众等相关组织者和参与者）、物质条件（定制化的场地、设施、配套、布置和竞赛器材等）以及组织管理（官办高规格与民办自主化相结合的运营模式及其相应的竞赛规则）等竞赛要素,射礼、角抵、武举等武术竞赛成为古代体育竞赛的一项重要内容,并以其独特的竞赛形式在许多重要活动（国家外交、政治交际、军事训练、节庆娱乐、民俗活动等）中发挥了体育竞赛的文化特性。2.从文化现象来看,射礼、角抵、武举等武术竞赛文化不仅存在着“君与”和“君不与”的历史现象,而且也围绕人员、技术、规则、组织、理念、精神等方面形成了不同的竞赛文化。与“君”相关的古代武术赛事,表明古代武术竞赛并非脱离于国家的“自由”活动现象,也不是独立于社会的“自在”行为方式,更不是自立于民众的“自主”欢愉形式,而是以上至皇宫贵族、下至市井百姓所喜闻乐见的独特竞赛样态,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等方面展现了其与国家军事实力、国家形象等“国之大事”相关的文化特性。3.作为国之大事的武术竞赛,在其国家政权顶端,国君以“文化霸权”的“斗争”“协商”为形式,以竞赛为手段,通过事前从意识形态、思想、实践上赢得政策制定的“权力话语”,从事中对言行、举止上执行审查考核的“监视机制”,乃至事后从社会荣誉、物质奖赏（马克思?韦伯）等方面施行鞭策赏罚的“艺术效果”方式,达成了对权贵集团恩威并御的权力支配、张弛有度的权力调节以及封闭性共同体权力的整饬等政权管理、控制目的,切实履行了国家治理意义上的顶层政治权力的管控。而在国家治理的政权终端,射礼、角抵、武举等竞赛形成了以射义儒家化、伦理仪式化、礼制符号化的乡射礼竞赛,以塑造国家、社会繁荣富强形象的角抵竞赛,乃至以展现国家“唯才是举、任人唯贤”的公平竞争精神的地方武举“比试”竞赛等为形式,运用以激励式号召的动员和目标转换的交换为主,以政策权威的强制为辅的“社会控制”手段,实现了“推行礼治制度、强化国家认同、柔化社会结构、调节民众情绪”等地方管理、控制目的,切实推行了社会治理意义上的基层与地方治理。4.国家的富强、社会的繁荣和体育强国梦决定了“关乎千秋”的射礼、角抵、武举等古代武术竞赛先是在顶层政权管控（控制权支配、部署）,继之在国家外交（彰显国威、傲视四夷）,最后在社会发展（宣扬国富、点缀升平）等多维层面,不论是“君与”的举国体制,“君不与”的“国家在场”所塑造的庄重、奢华、权威,还是地方、社会、民间自主所传达的严苛、繁盛、规范,展现了其高于武术竞赛所肩负的国家治理、国家发展、社会治理、民众管理等“国家缺席在场”下的宏伟政治使命与社会责任。总之,与国之大事相关的古代武术竞赛,因“君与”而与国家治理直接相关,因“君不与”的缺席在场、地方治理而与国家治理间接相关。与国家治理直接、间接相关的古代武术赛事,也使武术、体育成为近代中国“国民身体改造”的手段,成为新中国体育的政治使命,成为当下健康中国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工程的组成部分。

练文颖^[6]（2018）在《寻根文学的当下视野》文中提出20世纪80年代的寻根文学运动,诞生于韩少功、李杭育、阿城等几位名作家创作萌芽期的理论文章,如《文学的“根”》《理一理我们的“根”》《文化制约着人类》等。早在文学理论创作发表之前,已有相关文学作品诞生,如贾平凹《商州初录》扎西达娃《西藏,系在皮绳扣上的魂》等,寻根文学运动理论与创作并举。寻根文学运动是作家们在现实创作产生障碍、对现实已有的创作产生厌倦之时,反思当下,将目光转向历史、过去以及文化中寻找答案的自发性文学运动。中国新时期文学初期,各类文学板块阶段性推进,然20世纪80年代寻根文学没有形成固定版块,以运动的形式出现,成为当代文学史上短暂符号,渗透性消长在若干版块之间,因出现在反思文学浓盛之时,有“后反思文学”之称。文学是往回看的,文学创作无法完全脱离作家个人经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寻根文学作家多为知青作家,素材选取大多基于知青经验。寻根文学运动在文坛上昙花一现,但寻根文学没有因文学运动结束而消没,只是不再以运动形式出现,仍有作家有意或无意坚持寻根文学创作,活跃于文坛,如韩少功贾平凹王安忆等。寻根文学逃避国家宏大叙事的同时重视个体感受,从个人意识出发想象世界,寻回被历史边缘化的小说美学传统,它不再讲述某个具体时期,是泛时间状态,其动机和企图那只自身发展均力求渗透较长历史长度。随着寻根文学的发展,创作者个人意识在创作文本过程中不断加重,若政治形态意识笼罩的“十七年”文学思想形态由国家灌输蔓延至个人,则寻根文学由个人出发上升至民族、国家,是作家们另类且自发的民族宏大叙事,其面貌多样。当下寻根文学是社会客观存在的镜像之一,是社会意识的一种反映,是一种文学表现形态。寻根文学致力于探寻生命与生存的本源,围绕着“我是谁?我来自哪里?我去向何方?”哲学三大终极问题开展创作。首先,探寻个人之根。“我”是谁?回看自身经历,过往经历造就“我”的成长,“我”是“我”世界的因,“我”的世界是我的果。其次,“我”的生命由父母赐予,“我”需要家庭、家族来定位“我”的存在,探寻家族之根。再者,探寻“我”的家族所在地域村庄,丹纳在《艺术哲学》中表明,艺术创作无法离开种族、环境的影响,村庄所在地域文化深厚地影响家族繁衍。最后,思考“我”的归途,探寻“我”的去向,精神价值的归属,或回归家乡,思考乡土演变,或走向宗教,探寻精神信仰之路。正如哲学问题永无正确真理答案,寻根文学作家亦从未停止寻找。寻根文学,不仅寻文化、民族的根、族群的根、家族的根、村庄的根、家的根、个人的根,暗含着中国人对传宗接代、家族至上、血缘传承的祖宗崇拜。当下文学寻根的文学形态,笔者大致分为四类,分别是探求个人之根的个人史,通过个人成长刻画家族历史;探寻家族之根,描写家族在历史长河中的变迁反映民族历史;追索家族所在村庄的乡土流变,演绎的国家历史;窥探个人灵魂之根、精神之根、宗教之根的信仰史。寻根文学之根由最初的本土文化转变为人性化个人化家族化具象化之根,作家将创作视角由广泛的民族和历史投向当下和现实。寻根文学扎根于民间,较之三十年前的寻根文学运动,当下寻根文学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之景,达至史诗性进取。文化上和而不同,异存同显;形式上多元探寻,语言在注重方言的同时朝雅致发展,对经典文本告别简单情节模仿,异变中传其神,魔幻现实主义、碎片化叙事、现代主义写作技巧烂熟于心,走向后现代叙事;爱情在文本中不再是简单的个人情爱,而是带有特定的寻根表达;寻根文学当下形态从个人家族史至家族的民族史,乃至村庄的国家史、信仰的精神史,涵盖社会物质生活精神生活方方面面,是寻根文学主题逐渐内化、深化的过程,是中国当代文学发展进步的表现。中国当代文学正在发展,寻根文学亦在发展,由最初几个作家扬臂高呼的口号至当下作家们的自觉实践,寻根文学文本类型的丰富、创作技法的成熟,均象征着寻根文学从运动形式到文学史的现象常态,这是文学向现实主义和历史叙述的再度回归,是当下寻根文学的良性方向,是文学重归伊甸园的必由之路和信守。

王瑞迪^[7]（2018）在《论刘绍棠新时期小说中的地域文化书写》文中研究表明刘绍棠是中国当代文坛一位不可忽视的乡土文学作家。在四十八年的创作生涯里,他笔耕经营九点六平方公里的故土,为世人留下了六百余万字的《大运河乡土文学体系》。新时期以来,重返文坛的刘绍棠不忘初心,他以极其深厚的语言功力,浓墨重彩地描绘了北运河两岸的风土人情,在尽力挖掘家乡人情美、人性美的同时,也使其小说呈现出独具一格的美学风格。纵观刘绍棠新时期以来的小说创作,笔者发现作家深受北运河文化的影响,他的小说总是充满着浓郁的地方色彩和乡土气息。因此,本文试图以刘绍棠新时期的小说为研究对象,从地域文化的视点切入,分析其小说中的地域文化特色和创新,并重新审视刘绍棠小说在文学史中的价值和意义。本文从引言、正文、结语三部分对刘绍棠新时期小说中的地域文化书写现象进行论述。引言部分主要介绍刘绍棠的创作经历,并梳理刘绍棠小说的研究现状,指出研究的成就和不足,从而引出自己的研究思路和选题意义。正文一共分为三章。第一章主要探讨地域文化与刘绍棠创作。首先对地域文化概念进行界定,并从整体上探讨其对作家创作的影响;接着分析北运河文化的具体形成过程,然后简要地指出其对刘绍棠小说创作的影响;最后从乡土文学传统、童年经验以及“乡恋”情结这三个角度具体论述刘绍棠新时期小说中地域文化书写的成因。第二章以细读文本为主,分别从北运河的风土人情、文化性格以及语言特色这三部分对刘绍棠新时期小说中的地域文化书写进行梳理、归纳、分析,试图全面展示其作品的北运河文化特色,深入挖掘小说中的地域文化意蕴,以此彰显刘绍棠所建构的独一无二的艺术世界。第三章主要阐释刘绍棠北运河文化书写所形成的两种美学风格——柔媚清丽和阳刚劲健。本章结合作者的审美个性和具体文本,从风景风俗画的描写、诗化意境的营造、抒情语言的运用、典型人物的塑造、故事情节的设置、叙述语言的运用这六个方面具体分析这两种美学风格的形成和内涵。事实上,在新时期的刘氏小说中,这两种美学风格的相遇和碰撞不仅凸显了刘绍棠独特的审美理想和创作追求,更体现出他对北运河文化书写的执着和坚守。结语部分主要对刘绍棠新时期小说中的地域文化书写进行总结,探讨其新时期作品的价值和意义,从而重新衡量作家的文学地位和文学价值。

鹿秀云^[8]（2017）在《《人民日报》诺贝尔自然科学奖报道研究》文中提出大众传媒作为传递信息的主要途径和手段,也应是科技新闻报道的核心力量。在科技发展史上,诺贝尔自然科学奖历来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它涵盖了物理学、化学、生理学或医学领域的最高成果,其公布和颁发是全世界科学界的盛事,聚焦了各大媒体的目光。媒体报道重大科学事件,不仅传播科学消息,对公众科学素养也会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有利于国民科学素质的提升。本文以《人民日报》301篇诺贝尔自然科学奖相关报道为研究对象,运用内容分析、文本分析的研究方法,结合台湾学者臧国仁的框架高、中、低三层次结构理论,从宏观新闻报道议题、中观报道内容建构、微观新闻文本结构三个层面探讨诺贝尔自然科学奖报道框架,并将《人民日报》自创刊起至2016年68年间的报道划分为四个时期,从历时性角度考察诺贝尔自然科学奖报道的流变情况。在宏观层面框架分析上,从版面位置、报道数量、报道体裁、消息来源、报道主题、报道基调6个方面分析了《人民日报》诺贝尔自然科学奖新闻报道议题:多分布在国际版和科技版面;在报道总量中所占比例低,每年度各有变化;报道体裁多为消息;记者采写稿件为主要消息来源;报道主题以事件报道篇数最多;大部分为正面报道。在中观层面报道内容建构上,从主要事件、先前事件、历史、结果、影响、归因、评估7个方面进行了分析:“主要事件”所占比重最高,同时也注重对诺贝尔自然科学奖“历史”与“评估”的报道。在微观层面新闻文本结构上,从诺贝尔自然科学家报道样本的标题关键词和图片使用情况两个方面分析得出:科学术语出现频次最低;图片总体使用较少,以摄影图片为主。《人民日报》诺贝尔自然科学奖报道在各时期呈现出了不同的特色。1948年《人民日报》创刊至1977年改革开放前,此时期诺贝尔自然科学奖报道数量少,体裁、来源上呈现单一性,整体关注度不高;1978年至2000年诺贝尔奖百年之际,此时期更注重“诺奖”知识的普及,在报道上特别观华裔得主;2001年至2014年屠呦呦获奖前,此时期国人的“诺奖情结”持续发展,在报道上进一步凸显英雄叙事倾向,报道基调渐趋理性;2015年,屠呦呦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人民日报》不仅报道了其获奖消息,还用大量的篇幅关注了中医药这一话题,使其成为了除屠呦呦获奖外,与时代相结合的重要议题。2016年,在终于结束“我们离诺贝尔自然科学奖还有多远”的话题后,《人民日报》诺贝尔自然科学奖报道发生了新变化。从框架分析和历时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人民日报》诺贝尔自然科学奖报道经历了从无到有,报道数量、体裁不断丰富的过程。同时也可以看到,《人民日报》诺贝尔自然科学奖报道存在深度报道较少、“明星化”、“竞技化”等方面的不足。对此,本文提出了优化策略:强化议程设置的作用;尽量为更多的阶层发声,以平衡公众话语权;增进媒体与科学家的交流;除注重科技知识普及外,还应该注重宣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理性,以提升公众的科学素养。

郑欣^[9]（2015）在《邹静之戏剧编剧艺术研究》文中指出本文聚焦中国当代多栖编剧邹静之的戏剧作品,共四部话剧《操场》、《我爱桃花》、《花事如期》、《莲花》和三部歌剧《夜宴》、《西施》和《赵氏孤儿》。邹静之的话剧具有内容和形式上的探索性；属于自觉的现代戏剧创作,呈现出现代派戏剧的风格特征,表现出批判现实、否定与超越的审美现代性。邹静之戏剧的故事主题表达了知识分子对终极意义的不懈追求,求道、求真,但保留梦想的权利。人物设置和叙事结构受到西方现代派戏剧的影响,表现为复调式的主人公、内向化的戏剧冲突、象征性的人物关系和非单线叙事的复杂结构。。邹静之的戏剧语言融合了诗歌的抒情性,北京话的地方性,和日常生活的亲近性,生动地突出了人物情态,并实现了人物心理活动的舞台化。风格类型上,邹静之突破了中国传统话剧的现实主义模式,将现代派写作手法融入中国传奇叙事传统中,意取尖新,底色温暖,于作品中寄托了文人理想和济世情怀。邹静之的歌剧题材均来源于中国古典文学,编剧对其进行了现代化的改编,呈现出故事明朗、动作性强的特点,着意表现人类普遍共通的情感,在世界范围内输出了中国传统价值观,促进了中国原创歌剧的国际交流。身为诗歌、电影、电视剧、戏剧跨界作者的邹静之,将最严肃的审视和反思留在了话剧作品中,在当代话剧娱乐化和国家化趋势明显的背景下,显出知识分子“个人”立场之可贵。邹静之不媚流俗的创作态度、不断纳新的创作技巧、和自我反思的独立精神应为当代编剧所借鉴。

王晓^[10]（2014）在《“后申遗”时期潍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非物质文化遗产（下文简称“非遗”）,一直以来都被誉为“活化石”、“民族记忆的背影”。它不仅是各种族得以延续的精神血脉,也是各族人民自我认同的文化基因。随着珠算被正式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我国已有昆曲、蒙古族长调民歌等30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中国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新疆维吾尔族麦西热甫等7项入选“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我国已成为世界上入选项目最多的国家之一。然而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环境下,文化传播交流方式正在发生革命性的巨变,原有的民族国家区域性的文化秩序也在发生着深刻急速地变化,很多矛盾开始凸显。基于此种情况,本文立足于潍坊非遗的现状,试图突破传统思维的禁锢,运用多学科的研究方法,探讨潍坊非遗的历史沿革、基本属性、保护现状与利用前景,以期找到并解决保护与发展过程中暴露的问题,并结合国内外最新发展动态,制定适用于本地区的保护发展模式和参考框架,从而为潍坊非物质文化遗产下一步工作的开展提供指导。作者从基础理论和实用价值两方面出发,对现阶段潍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发展利用等情况进行研究,着力构建既有理论意义,又具实际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研究框架。这是本文的基本思路,同时也构成了本文的主要内容。论文的写作结构大致如下：绪论部分和第一章阐释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理论范畴及基本定义,概述了本文的研究思路和要阐明的相关问题以及潍坊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的历史沿革,保护与利用的互动关系,是全文的立论基础；第二、三两章是本文写作的重点、创新点与突破点。第三章从保护角度出发,详细论述了潍坊“后申遗”时期保护工作中存在的各方面问题,学理性地探讨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进程中可能会遇到的各种复杂关系和疑难问题,并在此宏观基础上提出了较为具体的对策与方案；第四章基于保护性原则的前提下,针对潍坊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相关元素的利用现状,结合实证分析,深入探讨各项具有可行性和推广性的合理利用的策略,力图为“后申遗”时期潍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利用提出建设性的构想。

二、别致的诺贝尔大宴（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别致的诺贝尔大宴（论文提纲范文）

（1）梁实秋散文中的饮食书写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文学周报》的黑暗书写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张恨水现代长篇小说中的物质书写（论文提纲范文）

（5）君与君不与：中国古代武术竞赛历史文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寻根文学的当下视野（论文提纲范文）

（7）论刘绍棠新时期小说中的地域文化书写（论文提纲范文）

（8）《人民日报》诺贝尔自然科学奖报道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邹静之戏剧编剧艺术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后申遗”时期潍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别致的诺贝尔大宴（论文参考文献）

• [1]梁实秋散文中的饮食书写研究[D]. 于帆. 曲阜师范大学, 2020(06)
• [2]《文学周报》的黑暗书写研究[D]. 朱天一. 广西大学, 2019(01)
• [3]《蛙》揭示的社会问题分析[J]. 彭玲. 萍乡学院学报, 2019(02)
• [4]张恨水现代长篇小说中的物质书写[D]. 李晓艳. 四川师范大学, 2019(02)
• [5]君与君不与：中国古代武术竞赛历史文化研究[D]. 张君贤. 上海体育学院, 2018(01)
• [6]寻根文学的当下视野[D]. 练文颖.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 2018(01)
• [7]论刘绍棠新时期小说中的地域文化书写[D]. 王瑞迪. 安徽大学, 2018(11)
• [8]《人民日报》诺贝尔自然科学奖报道研究[D]. 鹿秀云. 山东大学, 2017(02)
• [9]邹静之戏剧编剧艺术研究[D]. 郑欣. 西北大学, 2015(11)
• [10]“后申遗”时期潍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研究[D]. 王晓. 山东大学, 201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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