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总参谋长李烈军

一、孙中山的参谋总长李烈钧（论文文献综述）

汤涛^[1]（2021）在《王伯群与李烈钧的交往》文中认为1922年11月,王伯群和李烈钧会聚上海,参加孙中山主持的改进国民党会议,当孙中山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政策时,他们两人一致表示支持和拥护。其实,在出席此次会议之前,他们已经为革命共同奋斗了7年。

陈景拴^[2]（2019）在《民国北京政府时期国务院摄政制度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民国北京政府时期中央政府受战争与政争的影响变动十分频繁,直到北伐前夕,作为西方代议制政体三大核心的总统、国会、内阁已失其二,北京政府仅剩一个摄政内阁艰难维持局面。摄政内阁结束后北京政府上演了一出极为短暂的军政府过场,随即就由南京的国民政府派人接收了。张作霖陆海军大元帅的就职以及《中华民国军政府组织令》的颁布预示了民元时期引进的西方代议制政体在中国的终结。可以说北京摄政内阁既是民元引进的西方代议制政体在中国的最后存留形式,又是西方代议制政体向军政府体制以及南方党军体制过渡的桥梁与枢纽。民国北京政府时期由于总统与副总统的缺失共计产生了七届摄政内阁,分别为周自齐摄政内阁、高凌霨摄政内阁、黄郛摄政内阁、胡惟德摄政内阁、颜惠庆摄政内阁、杜锡珪摄政内阁以及顾维钧摄政内阁。而摄政内阁的产生则是源于《大总统选举法》第五条与第六条所规定的国务院摄政制度,即“大总统缺位时由副总统继任至本任大总统任满之日止,大总统因故不能执行职务时以副总统代理之;副总统同时缺位时由国务院摄行其职务,同时国会议员于三个月内自行集会组织总统选举会行次任大总统之选举。大总统应于任满之日解职,如届期次任大总统尚未选出或选出后尚未就职次任副总统亦不能代理时由国务院摄行其职务。”国务院摄政制度在袁世凯时代虽然经过《修正大总统选举法》的修改发生了重大变化,但袁世凯的称帝行为却使得《修正大总统选举法》在其败亡后并不为国人所接受,因此《大总统选举法》才能一直发挥其效力。《大总统选举法》本是国家宪法的一部分,而通过《大总统选举法》与《修正大总统选举法》以及西方某些国家宪法的对比,可以看出《大总统选举法》中有关国务院摄政制度的法律条文其实存在着一些问题,而这些问题则使得国务院摄政制度所适用的条件显得较为模糊与不确。尤其是在第二届高凌霨摄政内阁时期,中央政局反而因国务院摄政制度的实行平添了许多纷扰,国会与总统各执一词,摄政内阁因此而不成体统。但在民国北京政府后期的几届摄政内阁中,特别是在颜惠庆摄政内阁、杜锡珪摄政内阁以及顾维钧摄政内阁时期,人们往往不再纠结于国务院摄政制度所依据的法律条文是否适用于当下的摄政内阁,而更多的是在讨论北京摄政内阁是否能称之为中央政府的问题。由于摄政内阁仅是非常时期的政治产物,其持续的时间越久,政府就会愈加萎靡不振,这从第一届周自齐摄政内阁就可以看得出来。但在民国北京政府后期,随着总统与国会的缺失,摄政内阁迟迟不能蜕变为正常状态下的政府,而这种非常态的状况只能使得政府的处境越来越糟。在此期间实力派虽曾作出过重选总统与重组国会的尝试,但都因各种原因而作罢,北京政府也只能在这种变态的政治形式中尝尽苦头后抑郁而终。

杨天宏^[3]（2018）在《军阀形象与军阀政治症结——基于北洋时期民意调查的分析与思考》文中提出在1922年至1924年的历次民意调查中,军阀得到平均29. 20%的支持性投票。这说明在两次直奉战争之际,民意中的军阀尚属两分,薰莸同器,并未形成整体负面形象。这并不是说军阀及军阀政治不存在问题,但其问题非尽关乎军阀个人品性之不良,而是国家制度建设出了差池。民初各根本法及配套法规标榜分权,却未处理好立法与行政的关系,尤其未处理好不同行政机关对军队的统帅权与指挥权的关系,造成亨廷顿所说的军人"合法"地参与或干预政治的制度条件,而军队的私属性质又恶化了这一局面。军阀中一些派系曾试图摆脱这种状况,实现国家统一,但因"北洋正统"观念根深蒂固,无以解套。而国民党却在苏俄和中共帮助下,通过改组,与传统政治分道扬镳,建设起一支由政党领导的有主义的军队。民意因此而改变。1926年的民意调查显示,军阀得票暴跌,国民党得票剧增。北伐最终取得推翻军阀统治的胜利,从这一时期民调中南北两方得票率的变化,可窥大概。

赵明辉^[4]（2017）在《历史政治地理视野下的护法运动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以历史政治地理的“地方尺度”视角,借鉴现代政治地理学相关研究范式,讨论民国初年的军事政治问题是文章的立足点。地域政治视域下的地缘与人脉是民国初年地方政治联动的桥梁,政治人（点）—人脉关系（线）—地域政治（面）的政治地理互动是民初地域政治格局演变的重要影响因素。从辛亥革命形成的基本以长江流域分治南北的政治格局到二次革命后北洋势力与滇、黔、桂三省的对抗,再到护国运动、护法运动后西南的“军政自为”,形成的北方与西南对抗的地域政治格局,是地方势力因势而变、因利而为的结果。护法国会和军政府南下组建是孙中山等革命党派拥护共和、维护约法的政治行为,地缘、人脉、省籍观念构成了西南地方势力和政治党派的内聚力,无法在西南地区给予孙中山领导的护法军政府足够的政治空间,最终在西南桂、滇势力与国会政学系的联合下军政府改组为总裁制政府。护法战争中滇、桂、粤地方势力分别在川、湘、闽三省与北方势力争夺地理机会,在有督军—护军使—镇守使三级军政机关设置的军政区中拓展自身政治空间。护法运动后期的联省自治运动也是西南地方势力在结合地域政治形势和“独立”之历史惯性下据省自治、自保地盘的表现。

李赣骝,余玮^[5]（2015）在《蒋介石送父亲“五子从戎”匾》文中研究表明李烈钧,江西九江武宁县人,国民党二级陆军上将,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被孙中山任命为江西都督,后任孙中山大元帅府参谋总长。冯玉祥评价他:"冒大险,犯大难,决大疑,定大计,赴汤蹈火,万死不辞。"为了挽救民族危亡,抗战中他将自己的5个儿子都送上了战场。原全国政协常委、民革中央副主席李赣骝是他最小的儿子,他说父亲留给他的最大财富就是——爱国。

李国庆,李晶^[6]（2015）在《铁血护国(上中下集)》文中研究指明上集1.昆明塘子巷火车站字幕:1915年。唐继尧（字幕:云南将军唐继尧,字蓂赓）微服简从,伫立在寒风中迎候。2.云华茶楼一个商人打扮的汉子（字幕:滇军第二师参谋长董子仁,代号"青蛇"）带着两个随从走上茶楼。"先生,里边请,那儿有雅座。"小伙计热情地上来招呼。"不,就在这儿。"汉子指了指临窗的一张桌子。"好咧,上茶咧,3位。"小伙计提高

胡雪涛^[7]（2014）在《近代天津寓公群体研究（1912～1937）》文中认为辛亥革命后,一些晚清遗老遗少开始寓居天津,随着民国前半期的军阀混战和政局动荡,失势的各派军政大员和政府的部分官僚也陆续寓居在天津租界,于是就逐渐形成了一个特殊的群体即寓公。本文考察这些寓公活动的时段限定在1912至1937年间,由于寓居天津的人物来源众多,而本文所关注的对象是寓居前政治上有一定的职务和地位,政治失势后寓居在天津租界的群体。无疑,这一精英群体在失去政治特权后,他们为延续权势的种种行为对近代天津的各方面均产生了影响,特别是在经济方面,驱动这一时期天津乃至北方经济发展的部分力量就是他们,因此对该问题进行研究有其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然而检索相关文献,以往对此问题的研究均缺乏深入和系统。本文首先对近代天津的开埠与租界的发展进行概括,阐述天津以其独特的地理空间优势,吸纳了不少政治精英寓居,继而对天津寓公的产生阶段与群体的大致特性进行了梳理与归纳。其次,深入探究和挖掘晚清遗老遗少以及北洋要员政治失势后的活动与生活。指出一些失势的政治人物虽然选择寓居天津,但实际上他们以租界为依托,网络派系人物,观望时局,试图谋划政治上的东山再起;尤其是他们大多在任时都聚敛了巨额财富,失势后不仅在天津购置地产,还选择在近代工矿、金融、商业等领域进行投资;在社会领域他们也进行了有限的参与,开展了赈恤灾民、慈善救济、捐资助学等方面的活动。就其个人及家庭生活而言,各人因旨趣不同,有的着书立说,有的参禅拜佛,有的归隐消遣,不一而足,而寓公的家庭因处于社会上层,生活往往奢华,因此举凡他们的家庭婚恋、官司诉讼,甚至被敲诈绑架等,都被时人所关注。寓公之间往往相互援引,构成了一个相对封闭的圈子,固化了他们的联系和交际。论文还分析了寓公与北洋政局、南京国民政府之间的关系,提出了南京国民政府对寓公处理政策的转变。而且随着日本不断侵华,东北、华北局势危急,寓公对日态度也发生了变异。文章最后对寓公群体的消解与命运走向进行了探讨,寓公群体的命运各异,有的为日本人所用,有的被政敌仇杀,有的被特别保护,有的避隐不出,有的保持晚节。随着时势的变动,寓公无论在历史舞台上,还是在自然生命方面,都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而时人对寓公的人生谢幕也反应不一。显然,寓公作为一个群体的存在,对近代天津的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各方面均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近代以来对晚清遗老和北洋要员的评析已包涵太多的道德评判和政治褒贬,实际上对其个体乃至整体都缺乏精细化的研究与客观的对待,从而导致我们对其只有抽象的概念认知。激进的时代变革,不断向前的“革命”导向,使人无暇顾及寓公群体的存在,也使人无暇回顾这段历史,当历史不断的层叠累积,他们与我们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天津寓公群体在政治失势后,多数人出于权势延续的动机,立足天津等地,参与各项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活动,既具有一定的能量,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本文通过对这一群体的研究,可以从一个侧面丰富对近代天津城市史的研究,认识在近代中国失势的政治精英群体的大体走向,而且有助于推进对北洋军阀以及民国历史与社会更为客观和完整的认识。

陈予欢^[8]（2014）在《朱培德与黄埔军校》文中提出朱培德是在黄埔军校建校初期有过重要影响和作用的高级将领,从第七期至十三期连任十年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校务委员,参与军校建设许多事务,多有擘划深谋远虑。他早年对于云南辛亥革命"重九起义"、讨袁护法护国战争、襄助孙中山回师广东重建政权、中国国民党改组、国民革命军北伐战争等一系列重要历史关头皆有突出贡献。一、崛起滇军,支持孙中山革命朱培德（1889-1937）,别号益之,祖籍云南

卢艳香^[9]（2014）在《中国国民党中政会研究（1924—1937）》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国民党自1924年改组后,政党组织形态进一步发展,北伐后由议会制度下的政党一跃成为垄断政权的政党,成为具有全国性质的执政党。在面对“政党建设”与“国家建构”这一体两翼的问题时,中国国民党将“以党治国”这一理念,引入党政体制架构,逐渐建立起“党国体制”,以中政会作为“党与政府唯一之连锁”,转承之枢纽。1924年7月11日,一个原本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国民党总章》上,没有相关设计的组织形式——中政会,因孙中山面对国民党内纷争不断、中央执行委员会决断力不强的状况,意欲加强集权,建立更为核心的决策机关而成立。由于中政会对“总理”直接负责,孙中山亲任主席,加之人员数量相对中央执行委员会更为精简,而成为实际上的最高决策机关。孙中山逝世后,中政会在党政体制巨大变动中,亦在政党体制和政治制度中不断演变。在政党体制中,中政会明确了其与中央执行委员会的隶属关系；在政治体制中,由中政会筹设成立国民政府,作为政治执行机关。至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修订《中国国民党总章》,首次以党的根本大法形式明确了中政会的性质、地位,中政会成为隶属于中央执行委员会下的常设机关。中国国民党进入训政后,作为“全国实行训政之最高指导机关”,“党政唯一连锁”的中政会,在此时期职权不断扩充,讨论及议决事项以“建国纲领”、“立法原则”、“施政方针”、“军事大计”、“财政计划”、“国民政府委员,各院长、副院长及委员,各部长,各委员会委员长,各省政府主席及厅长,各特别市市长,驻外大使、特使、公使、及特任、特派官吏之人选”,几乎涵盖了施政的各个层面。正因中政会独特而显要的地位,不仅成为中国国民党中枢权力斗争的阵地,派系争斗的枪夺,亦为地方藉以分权的凭借。因此,无论是党统之争,法统之争,抑或是权位之争,均在中政会所体现的政治体制运行之中不断体现。更为重要的是,综观中政会的发展演变过程,无不渗透着中国国民党始终无法摆脱的党政军紧张。

李季仁^[10]（2011）在《百折不挠 起兵护国——辛亥革命百年忆祖父李烈钧（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袁氏窃国,立举义兵1913年3月,在国会召开之前,袁世凯派人暗杀南京临时政府农林总长宋教仁,接着又向国外银行签订了二亿五千万元的善后借款,准备扑灭革命势力。5月5日,李烈钧与湖南都督谭延闿、广东都督胡汉民、安徽都督柏文蔚通电,反对袁世凯与五国银行签订大借款,并公开指出袁世凯为刺杀宋教仁的罪犯。袁世凯恼羞成怒,下令免除

二、孙中山的参谋总长李烈钧（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孙中山的参谋总长李烈钧（论文提纲范文）

（1）王伯群与李烈钧的交往（论文提纲范文）

（2）民国北京政府时期国务院摄政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军阀形象与军阀政治症结——基于北洋时期民意调查的分析与思考（论文提纲范文）

（4）历史政治地理视野下的护法运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蒋介石送父亲“五子从戎”匾（论文提纲范文）

（7）近代天津寓公群体研究（1912～1937）（论文提纲范文）

（8）朱培德与黄埔军校（论文提纲范文）

（9）中国国民党中政会研究（1924—1937）（论文提纲范文）

四、孙中山的参谋总长李烈钧（论文参考文献）

• [1]王伯群与李烈钧的交往[J]. 汤涛. 文史天地, 2021(07)
• [2]民国北京政府时期国务院摄政制度研究[D]. 陈景拴. 河南大学, 2019(01)
• [3]军阀形象与军阀政治症结——基于北洋时期民意调查的分析与思考[J]. 杨天宏. 近代史研究, 2018(05)
• [4]历史政治地理视野下的护法运动研究[D]. 赵明辉. 云南大学, 2017(05)
• [5]蒋介石送父亲“五子从戎”匾[J]. 李赣骝,余玮. 文史博览, 2015(12)
• [6]铁血护国(上中下集)[J]. 李国庆,李晶. 电影文学, 2015(11)
• [7]近代天津寓公群体研究（1912～1937）[D]. 胡雪涛. 华中师范大学, 2014(01)
• [8]朱培德与黄埔军校[J]. 陈予欢. 黄埔, 2014(03)
• [9]中国国民党中政会研究（1924—1937）[D]. 卢艳香. 复旦大学, 2014(03)
• [10]百折不挠 起兵护国——辛亥革命百年忆祖父李烈钧（下）[J]. 李季仁. 当代江西, 20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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