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Alliteration的译名商榷与功能分析（论文文献综述）
黄剑[1]（2021）在《再论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书名的翻译——与蒋自强等、罗卫东及谢祖钧先生商榷》文中认为亚当·斯密的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一书为道德哲学领域中的经典之作。1997年,该书首个中译本问世,定名《道德情操论》。此后,该书经历多次复译,书名大多采用《道德情操论》这一译法。对此译法,来自不同学术背景的学者均颇有微词,建议改为《道德情感论》或《道德感情论》,体现了译者和学者们对相关词汇和着作内容的不同理解。考虑到该书的学术地位及着作标题翻译的重要性,本文从词汇含义、着作内容及标题翻译质量标准等方面对现有译法进行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新译法,以期增进我们对该书内容及学术着作标题翻译的理解。
何涓[2]（2021）在《中文化学名词醇醛酮醚酯之由来》文中研究指明1932年民国教育部颁布的《化学命名原则》为中文化学名词确立了统一的标准,并对于"元素及化合物定名取字"提出"取字应以谐声为主,会意次之,不重象形"的定名总则。它确立的中文化学名词醇、醛、酮、醚、酯是意译名,这似乎与其音译为主的命名原则相悖。本文讨论了醇、醛、酮、醚、酯的各种历史译名,并分析了它们被《原则》采纳的原因。
乔拓新[3]（2020）在《批评话语分析视角下中国领导人对外演讲翻译质量评估模式构建》文中研究表明
耿良凤[4]（2020）在《在中西的交汇点:严复翻译思想与实践再诠释》文中认为
蔡蒸蒸[5]（2020）在《汉语外来词“音义连续统”初探》文中研究说明目前学界在“外来词的界定”以及“外来词的类型划分”这一类问题上还存在着争议。不同学者针对“只涉及借音或借义的外来词”所作出的分类存在着外延交叉的情况。不同学者对于同一个外来词“是否反映出了外语词的义”的看法,有时候也不完全一致。因此,我们认为“只涉及借音或借义的外来词”的各种类型其实是一个音或义连续变化的整体,我们希望构建一个汉语外来词“音义连续统”,把这种连续性清晰地表现出来。本文一共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构建了“音义连续统”一维基本模型。我们根据“只涉及借音或借义的外来词”中的“汉字的音和义”符合“外语词原词的音和义”的程度,构建了一个汉语外来词“音义连续统”一维基本模型,定位出了“音义连续统”上的五种基本类型,每一种类型都结合外来词实例进行了分析。第二部分,构建了“音义连续统”二维基本模型及组合模型。我们在“音义连续统”一维基本模型的基础之上,制定了5个基本点各自的“纵向连续性”的排列标准,构建出了包含10个基本点的二维基本模型。然后进一步利用一维基本模型上的5个点构建出了25种理论上的组合可能,利用二维基本模型上的10个点构建出了100种理论上的组合可能,并利用组合模型分析了“半音译半意译词”、“仿译词”和“音译加注”类型的词。第三部分,对“音义连续统”的若干问题做了进一步的讨论。首先,我们利用“音义连续统”分析了一词多译类型的外来词的变化规律。其次,我们结合外来词实例分析了“音义连续统”中的“偏音兼义”类外来词的转喻和隐喻现象。最后,我们针对文学作品中的“偏音兼义”类外来词进行了分析,并对这一类词为什么容易被人误解做了解释。
兰栋琪[6]（2020）在《中国科学社与近代中国化学的发展》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古代有着辉煌的化学成就,但由于各种原因,发展至清中后期明显落后于世界,并未演化出具备科学理论和思想体系的近代化学。成立于1914年的中国科学社的成立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这一现状。然而学界对中国科学社在化学学科发展所起的促进作用还未予以足够关注。基于此,本文拟以《科学》《科学画报》为主要考察对象,结合中国科学社的有关档案史料和民国时期其他的期刊杂志探讨中国科学社在近代中国化学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清末以来西方近代化学逐步传入中国,但发展效果并不理想。中国科学社成立后,通过创办期刊、译着书籍、学术交流和设立科学奖金等活动,推动了近代化学在中国的发展。同时在组织机构方面通过分股委员会中化学化工股的设立几乎囊括了国内绝大多数化学人才。这一群体是不折不扣的精英群体,大都从事化学研究和教育工作,不仅带动了中国高等化学教育的发展,并且为近代中国化学各分支学科的创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中国科学社刚开始就是伴随着《科学》月刊的编辑出版而成立,因此《科学》的编辑和发行是中国科学社自始至终最重要的社务之一。作为中国科学社刊登学术研究成果最重要的平台,一定程度代表了中国科学社的最高学术成就。社员们以此为平台,发表论文,为统一化学名词、促进化学知识传播和整理古代化学成就做出了巨大贡献,促成分析化学、生物化学和化学史等分支学科在中国的建立,加快了近代化学在中国的建制化发展。在《科学》发行将近20年之际,社员们深感科学普及的不足,遂创办《科学画报》,并且组织社员举办通俗科学演讲以推广科学知识。社员们以此为媒介,阐明化学在生产生活和战争中所发挥的作用,介绍家庭中即可完成的化学实验,缩短了普通民众与化学的距离,使化学作为一个自然学科真正开始被寻常百姓家所了解和认识,极大的加速了近代化学在中国的普及。总之,中国科学社以《科学》和《科学画报》为主要媒介,同时开展其他活动,为引进西方近代化学知识、统一化学名词、展开化学研究、整理古代化学成就和加速化学普及做出了巨大贡献,促进近代中国化学的发展和进步,而且在这一过程中表现出从“传统”走向“西方”的特点。然而限于时代背景等因素,中国科学社在发展近代化学的过程中出现了科学万能化和未能顾及基层等不足之处,值得进一步研究和思考。
王伟[7]（2020）在《《哈利·波特》在中国的译介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英国作家J.K.罗琳创作的Harry Potter风靡全世界,被翻译成80种语言,所有版本的总销量超过5亿册,成为世界上最畅销的小说之一。本研究依据译介学理论、翻译研究文化学派的“操纵”和“重写”理论、接受理论和副文本理论对Harry Potter在中国的译介展开全面、系统的描述性个案研究,探讨了该作品是如何被译介到中国以及在进入中国后该作品在中国普通读者和专业研究者群体中的传播、接受现状,分析了《哈利·波特》中译本在中国的定位和目标读者群体的接受错位问题,并从副文本与文本转换过程分析了《哈利·波特》中译本中的翻译问题。通过对《哈利·波特》中译本在中国出版发行的历时性描述分析,本研究发现Harry Potter这部通俗文学作品能够进入中国主要是与当时的社会接受环境紧密相关。通俗文学,又称之为大众文学,一直处在中国文学系统的边缘。长期以来,通俗文学的娱乐消遣功能与中国传统的“文以载道”文学观念相悖,通俗文学往往被视为严肃文学、纯文学的对立面。而在改革开放之后,国内开始大规模地译介外国通俗文学作品,通俗文学开始从文学系统的边缘向中心运动,长期被压抑和禁锢的文学娱乐消遣功能终于得到释放。随着中国1992年成为《伯尔尼公约》和《世界版权公约》的成员国,中国对外版权贸易得到迅速发展,开始不断从国外引进通俗文学作品以满足国内日益增长的需求。20世纪90年代,国内不少出版社开始摆脱行政化束缚,以市场为导向追求利润最大化。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人民文学出版社积极转变观念,从国外获取最新商业出版资讯,Harry Potter就这样走进了人文社的编辑眼中。2000年8月底,人民文学出版社鏖战数月后赢得了《哈利·波特》中文版权。Harry Potter被引进到中国之后也取得了非常不错的销售成绩,成为一部非常畅销的流行读物。Harry Potter进入中文世界后,普通读者和专业研究者对该作品的接受各自呈现出不同的接受特征。中国奇幻文学读者群体从无到有逐渐发展壮大,对《哈利·波特》这部作品的接受经历了“文本—影像—文本”和“影像—文本”两种文学接受过程。在Harry Potter进入中国之前,中国大陆的普通读者对于奇幻文学还是比较陌生,即使有奇幻文学作品的存在,在当时也是被当成童话被译介到中国。在新世纪开始之前的这段时间,中国大陆并不存在奇幻文学所能接受的土壤或环境,因此也就没有奇幻文学读者群体的存在。而随着The Lord of the Rings和Harry Potter等系列作品陆续被国内出版社引进译介,再加上国内义务教育的蓬勃发展和一系列的教育制度改革,新时期的中国读者在文化程度、知识深度、阅读广度上有很大幅度提高,国内逐渐形成具有一定规模的奇幻读者群体,他们热爱阅读和接受各种西方奇幻文学作品。同时,新世纪大众传媒尤其是由奇幻文学改编的同名电影在中国热映,使众多读者在欣赏奇幻大片的同时,感受到了奇幻文学作品的魅力,部分读者是看完纸质作品之后去电影院欣赏改编的同名电影（影像）,然后再对该奇幻文学作品的纸质书籍（文本）进行深度阅读;也有不少读者是观看完奇幻文学作品改编的同名电影（影像）后购买纸质书籍（文本）阅读。“文本—影像—文本”和“影像—文本”构成了中国普通读者对外国奇幻文学作品的两种文学接受过程。而与普通读者对《哈利·波特》的接受不同的是,中国的专业研究者对《哈利·波特》并不是特别重视,在我国主流核心学术刊物上刊载有关“哈利·波特”研究的文章数量相对有限。尽管通俗文学开始从文学系统的边缘开始向中心运动,但是严肃的学院派研究者却并不十分关注《哈利·波特》这种通俗文学作品。究其缘由,一方面,纯文学或者说精英文学才是中国专业研究者关注的焦点;另一方面,目前我国对文学作品的研究更多的是关注中国文学如何“走出去”,这更符合当下时代的主旋律,而外国通俗文学作品“走进来”的译介研究则很难引起他们的关注。与Harry Potter系列作品在英语世界的接受状况相比,《哈利·波特》中译本在中国的传播和接受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偏差。在英语世界,Harry Potter系列一开始定位是儿童文学,面向儿童读者群体,但因为该作品深受青少年读者和成人读者的喜爱,英语世界的出版社很快就灵活地改变该作品目标读者群体定位,扩大其读者群体范围。而在中文世界,赞助人（人文社）从一开始就一直把该作品定位为儿童文学,并自始至终操纵着《哈利·波特》中译本生产和流通的全过程。从副文本视角对《哈利·波特》中译本进行分析,无论是从书籍的开本设计、封面装帧、插图、书签还是内页版式设计,人文社都是按照儿童文学作品的定位进行设计和出版发行的,儿童才是其目标读者群体。因此,人文社对《哈利·波特》中译本的定位和中国读者对该作品的接受之间产生错位,部分中国读者对人文社的儿童文学定位和译文质量不满,三种新型读者群体出现:批评型读者、作为译者的读者和精英型读者。在互联网技术的支持下,新型读者群体在网络空间中对人文社《哈利·波特》中译本的翻译质量展开网络文学翻译批评,或者另起炉灶自己开始翻译并在网络空间中分享译文。随着《哈利·波特》系列小说和同名电影的完结,精英型读者群体开始涌现,他们从各个视角、细节、主题对这部作品展开全新的网络文学翻译批评,具有一定的学术素养和敏锐的批评意识。互联网通讯技术的发展使中国读者的角色从单一走向多重化,在文学文本选择和文本意义建构上由“失语者”变成了“建构者”。新型读者群体展开的网络文学翻译批评对人文社和译者形成了“良性监督”,加强了读者和出版社之间的互动,这些都构成了《哈利·波特》在中国的接受史中较为重要的组成部分。Harry Potter被译介到中文语境后,“显性”赞助人（人文社）的意识形态、经济利益和社会地位自始至终都对译者的翻译工作进行着操纵,同时“隐性”赞助人（儿童读者群体）也迫使译者适当调整翻译策略使译文符合儿童读者阅读。因此,人文社在对Harry Potter进行文本转换的过程中因为误译、漏译产生了一系列的偏差和变形。因为原文本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原作者根本没有预料到的接受语境,作家J.K.罗琳精心创作的大量文化特色词汇、人物形象、“文字游戏”和习语在经过译者的翻译转换之后,原着中的人物形象、性格在中译本中发生了一定程度的扭曲和变形,大量“文字游戏”蕴含的预期效果没有被完美地呈现出来。同样地,原着中大量巧妙构思、精心创作的习语并没有被译者进行异化处理,这使得习语中独有的文化意象和语言特色在中译本中丢失,影响和阻碍了中国读者阅读的连贯性和好奇心。本研究推动《哈利·波特》进入更多学术界研究者的视野,进一步丰富了《哈利·波特》在中国的学术研究,让更多严肃学院派研究者认识到通俗文学翻译的影响和特殊研究价值,也为该作品走向经典做出了一定努力;同时基于该作品在中国的译介和传播过程中遇到的新型读者群体的网络文学翻译批评以及中译本在文本转换过程中产生的偏差,本研究亦可为外国通俗文学作品的翻译以及中国通俗文学作品外译提供一定程度的参考和借鉴。
闫亮亮[8]（2020）在《严复名译的文化记忆研究》文中指出严复,位居“译才并世”之首。严复八大名译,为晚清时期对中国社会发展影响最大的译作。不言而喻,严复名译研究一直是思想史、历史学和翻译学的研究热点,涌现了一大批以严复名译的思想内容及翻译特色为核心的代表成果,然而仍缺乏从学术史的深度探讨严复选译这些名译的过程。事实上,严复所译穆勒、甄克思、孟德斯鸠和耶方斯的五部作品并非是由他首次翻译。在此之前,马君武、傅兰雅、窝尔什、张相文和艾约瑟就先于严复翻译并出版这些译作。由于译作的文化记忆是译者在一定的翻译语境下进行的建构,那么,在晚清翻译语境下,严复是如何建构不同名译的文化记忆的?在此基础上,严复翻译的本质是什么?这就是本文要研究的问题。为此,本文首先确定了拟研究的严复名译范围,即选取《天演论》、《原富》、《群己权界论》和《群学肄言》进行分析。这是因为这一阶段（1895-1903年）不仅是严复与晚清士人探讨译介和译作翻译问题的最为集中时期,而且也是晚清翻译从自然科学转向社会科学、从西学翻译转向经东学转译的过渡时期,所以这四部名译的文化记忆集中体现了严复翻译的实用性学理特征。其次,由于严复选译名译的过程是文化记忆的过程,而阿斯曼夫妇提出的文化记忆理论研究的正是人类记忆的过程和意义,因此,他们提出的交往记忆和文化记忆、功能记忆和存储记忆,以及“卡农”等的概念可以运用到翻译研究当中。为了深入地研究严复名译,本文在这些文化记忆和翻译记忆的概念的基础上提出了翻译文化记忆的概念体系,即功能文化记忆、历史文化记忆、当下文化记忆和交互文化记忆。翻译文化记忆是指在一定历史语境下的译者和译者所在的翻译语境,在翻译活动中选择、传承并逐步建构与源语文本具有类似主题的认知系统的过程。因此,它源自翻译活动并协调其中的文化记忆,且进一步分为功能文化记忆、历史文化记忆、当下文化记忆和交互文化记忆。功能文化记忆是指一定历史语境下的译者及其群体参照一定的价值规范对原作及其相关内容进行选择,进而有选择性满足目标读者的需求且指明目的语文化发展方向的认知过程。历史文化记忆是指在一定历史语境下的译者和译者群体在已有相关主题（文本）的基础上传承并建构的认知系统。当下文化记忆是指译者和译者群体参考历史传统并结合一定时代需求而建构的认知系统。交互文化记忆则是指一定历史语境下的译者及其群体在译介活动中围绕建构目的语文化的某种设想,有针对性地借鉴相关文本对选译原作及源语文化的参考价值,以便建构这种设想的认知过程。由于这些视角针对严复选译名译的不同特点进行分析,因此,它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深度描写严复名译的文化记忆。然后,本文将文化记忆理论（主要是历史维度）应用于《天演论》的分析,基于第一手史料重新挖掘了“信达雅”的成因及内涵,这是因为《天演论》在很大程度上是“信达雅”文化记忆的起点和依归。研究发现,“信达雅”的形成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严复首先在《天演论》手稿的“译例”中提出“求达”观,接着在吴汝纶的“赞助”和吕增祥的“署检”下进一步提出“信”“雅”观,最后在总结“述”的翻译经验的基础上凝练成了“信达雅”观。因此,“信达雅”的提出非严复一己之功,亦非严复一蹴而就,而是以严复为中心,严、吴、吕等多方互动不断演进的结果,是多人智慧的结晶。质言之,“信达雅”内涵的演变其实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达”经历了从彰显作者本意到强调译者意图的过程;“信”经历了从“宗”到“诚”的过程,建构了译文内容和文体上的“令人相信”的内涵;“雅”经历了从“雅驯”到“文”的过程,涵盖了从译名翻译到翻译文学的讨论;同时“信达雅”也是晚清译者集体诉求的结晶。因此,严复“信达雅”的内涵是严复、吴汝纶等多方不断发展与建构的过程。由于《天演论》的文化记忆不仅通过“信达雅”保存,而且影响严复其他名译的文化记忆建构。基于此,本文从功能文化记忆的角度对严复选译《原富》的过程进行综合分析,研究发现首先他在翻译《国计学》时就已探索了计学学理;其次他在吸收晚清“富国”类西方经济学译作集体想象斯密原作为“富国之源”的基础上形成了功能文化记忆;然后这一文化记忆与以吴汝纶和梁启超为代表的晚清集体功利记忆在《原富》的选译过程中取得了一定程度的平衡,这体现在该译书名的厘定、译文内容的传达方式以及目标读者的确定;最后,这一文化记忆选择性建构了斯密计学的学科体系。因此,功能文化记忆的选择性保留不仅改变了《原富》的最终面貌,而且彰显了该译的“达用”和“匡谬”价值。从交互文化记忆的视角分析严复选译《群学肄言》的过程,研究发现“群学”学理的启蒙译介、“群学”翻译的学理诉求、以及“群学”及“群学”研究学理的当下固定,这三个阶段正是该文化记忆对“群学”内涵进行渐进式构建的过程,从而使得该内涵由最初的“大人之学”提升到专业的“群学”学理和科学的“群学”研究。因此,交互文化记忆不仅深刻影响《群学肄言》的“群学”内涵,而且改变了译作的最终面貌。就严复选译《群己权界论》的文化记忆而言,从历史文化记忆来看,晚清士人对自由的初步认知极大地激发了严复对饱含自由思想的作品的选译;从当下文化记忆来看,《群己权界论》在对自由思想的译介上,与当时已有的《自由论略》和《弥勒约翰自由原理》等译作既有连续性又有超越性。因此,晚清翻译语境下的文化记忆对严复选译《群己权界论》具有直接的现实影响,改变了译作的最终面貌。在对四部严复名译进行系统的个案分析之后,本文还分别从晚清翻译语境、晚清译者、严复翻译过程和严复名译这四个要素对严复翻译本质的文化记忆属性进行了探讨。首先,晚清翻译语境作为严复翻译的文化记忆场域,严复名译与其他人的译介之间体现了文化记忆的传承、延展和承载,这种互动过程既提升了其他译作的思想内容层次,又丰富了严复名译的文化记忆内涵。其次,通过分析晚清译者钟天纬、梁启超和严复对西书汉译类型的不同反思和总结,发现译者在翻译活动中存在被动文化记忆、主动文化记忆和创造性文化记忆等不同层次的文化记忆,这直接影响译者开展不同深度与广度的翻译活动。严复作为创造性文化记忆的传承者,系统地推动翻译活动的开展。再次,严复翻译是对文化记忆的重新构建过程,即文化记忆与翻译诉求之间是历史与现实的交织,由翻译文化记忆协调翻译过程中的文化记忆,并通过翻译实现文化记忆的主题想象、选择和构建。最后,严复名译是对文化记忆的当下固定,这体现在原作译名固定的文化记忆、译作诠释的文化记忆以及译作系统生成的文化记忆。总之,通过对严复翻译的历时与共时、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文化记忆研究,不仅阐明了严复翻译的本质是新旧时空交错的文化记忆旅行,而且彰显了严复名译的独特的文化记忆价值。
宋以丰[9]（2020）在《“首崇满洲”观念下的清代前、中期翻译政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首崇满洲”又称“满洲本位”,是满清政权的政治本质、基本国策与统治方针。同时,“首崇满洲”也是满清政权最为深层的民族本位思想,以及立法、行政的基础和依据。所谓“首崇满洲”,是指满清政府在政治实践与文化建设等领域中,坚持“满人首位”的原则,无论纲纪法度,还是用人行政,皆是为了坚守满洲根本,优化满人利益。“首崇满洲”观念的确立与实施,取决于满清政权的民族特性。清初以来,历代统治者均在不同程度上宣称“满汉一体”的思想,并为此做了相应的制度设计与安排,但由于统治者对汉化、过度汉化的后果有着清醒认识,因而对“满汉一体”设置了条件、原则和底线。概言之,便是以满人利益、满洲文化为根本,保持满洲旧俗,维护满洲传统。作为满清政权的政治本质与基本国策,“首崇满洲”观念涵盖了清代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尤其是政治、文化领域,如“薙发易服”、“国语骑射”、“政权建构”、“职官系统”等,目的在于维护以满族为首的统治集团的优势地位和特殊利益。作为政权统治的基本出发点,“首崇满洲”观念也在不同社会历史阶段引导、规范着满清政府治下的翻译实践行为,为后者进行有关翻译的制度设计、调整与改革等,提供了思想依据与制度保障。例如,翻译科考作为清代特设之科目,以及八旗科举之独特构成,建制上极富满洲特色,其应试者以八旗子弟为限,系旗人入仕、进身之专途,旨在维护“国语骑射”的满洲旧制,避免满洲文化被汉族所同化。翻译职官体系的创设与推行,如笔帖式、庶吉士（尤其是翻译庶吉士）等,也是为了因应统治需要,保障政治、文化实践的顺利推行。这一体系的构建不仅使旗人享有独立于汉人之外的入仕、进身之阶,而且使他们增强了学习清语的兴趣,维护了“清字”作为“国语”的地位。无论是“笔帖式”制度,还是“庶吉士”制度,二者作为专为旗人,尤其是八旗满洲而设的制度性安排,或成为清代特有之官制,或沿袭前朝旧制,既为朝廷造就了治理人才,又使旗人坚守了翻译作为满洲本业的地位,为统治者推进国家治理,坚守“满洲本位”做出了积极贡献。清代旗学的广设也是“首崇满洲”既定国策的产物,具有深厚的政治目的与文化意涵。自顺治朝始设以来,经过不断的发展与完善,清代的旗学教育逐渐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制度体系,如学生的选拔、教习的延聘、课程的设置、学业的考核等,不仅有效推动了满人的民族教育,塑造了积极进取的士人精神,培养了忠君爱国之才,而且通过教导八旗子弟娴习“国语骑射”以及满、汉双语之间的翻译,有效维护了满洲的民族特质与文化传统,扩大了政权的统治基础,维护了“首崇满洲”的政治意涵。作为清代政治、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汉籍（书）的翻译与此同理。清初以来,统治者反复提倡“国语骑射”的基本国策,试图维护“满洲根本”于不坠,却又不得不进行文化整合,汲取汉族的文化精粹与治理经验,建构政权的“治统”与“道统”。正是在此看似矛盾的文化态度中,汉籍（书）的翻译得以生存和接续。清初以来的汉书翻译既面对《四书》、《五经》等汉文典籍,也面对《金瓶梅》、《西厢记》等通俗作品。通过翻译这些作品,统治者成功撷取了帝王为政之道,完善了治国理念与模式,并通过引导、规范翻译事业,讲明法度,维护正统,将翻译当作巩固政权统治的策略与手段,更好地践行满洲本位主义思想。作为满清政权政治、文化政策的不同环节,翻译科考、翻译职官、翻译教育和汉书翻译等政策（或制度）之间相互关联,彼此影响,如翻译职官制度对翻译铨选传统的继承、翻译科考对翻译职官（如翻译庶吉士）选拔的影响,以及翻译教育与汉书翻译之间的互动等。这些政策的出台与实施,既有政治、文化上的需求,又有思想上的追求;既增进了民族之间的相互了解,又维护了王朝体系的稳定、和谐与持续运作,最大限度地维护了旗人统治集团的既得利益,实现了统治者“首崇满洲”的既定国策。
刘梦雨[10]（2019）在《清代官修匠作则例所见彩画作颜料研究》文中指出清代匠作则例记载了种类繁多的彩画作颜料,但其中大量名目都难以索解,致使研究者对清代彩画颜料的认知长期局限于当代彩画匠师的经验性知识,而针对彩画实物的科学检测结果也无从与清代文献记载印证。在清代的匠作知识体系中,官式彩画应当使用哪些颜料?营造工程中实际使用了哪些颜料?为什么选择使用这些颜料?它们对建筑彩画的最终面貌有何影响?本文试图对上述问题作出回答。本文以清代官式彩画颜料为研究对象,以匠作则例为核心文献材料,首先考释颜料名实,在此基础上,还原清代官式建筑彩画的材料构成,并厘清每种颜料的贸易来源与应用状况,以及颜料在营造活动中的流通过程。研究基于二重证据法展开,所使用的主要实物材料,是1978-2018年间针对清代建筑彩画及相关彩绘文物的科技考古数据,共统计文物案例127个（其中笔者分析案例33个）。文献材料则以52种彩画作相关匠作则例和清代官修政书为主,同时结合海关档案、税则等中外贸易史料,解决有关进口颜料的问题。在遴选相关匠作则例并完成文献学基础工作之后,本文分别统计了清代匠作则例和清代档案史料中出现的颜料名目,以及科学检测案例所见清代彩绘颜料种类。通过比对上述两份清单,结合其他文献史料,解决了天青、梅花青、紫艳青、硇砂绿、洋青、鱼子金等20余种颜料的名实对应问题;进而对30余种颜料的性状、来源、应用范围等信息作了尽可能详实的考证,以对既有认识作出修正和补充。进口颜料在清代中国的来源、贸易与应用,是本文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本文利用大量贸易档案、笔记等一手材料,梳理出清代中国进出口颜料贸易的整体图景,并以此为基础,进一步对smalt、人造群青、巴黎绿、普鲁士蓝等几种最重要的进口颜料展开深入研究,详细考证了每种颜料进入中国的渠道与时间,中文名称演变与确立的过程,并逐一厘清其应用范围、使用方式及贸易状况。研究发现,清代皇家营建活动中颜料的流通与使用,要依次经历采办-贮存-支领-制备-施用-奏销几个环节,形成了一套完善的制度规范。清中期以来,进口颜料在建筑彩画中的应用不断增加,至清晚期已占据压倒性优势。以成本较低的进口颜料来替代则例规定的昂贵物料,逐渐成为普遍的变通做法,但始终未曾见载于官修则例。颜料的选择,是技术、经济、文化各方面因素博弈的结果,这一选择又会影响建筑彩画的最终样貌。因此,仅从文化角度解释建筑彩画的用色问题是不够的,颜料在物质层面的影响及其背后的经济和技术因素,同样值得研究者关注。
二、Alliteration的译名商榷与功能分析（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Alliteration的译名商榷与功能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1）再论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书名的翻译——与蒋自强等、罗卫东及谢祖钧先生商榷（论文提纲范文）
| 一、引言 |
| 二、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现有译法及相关理据评析 |
| (一）《道德情操论》及其理据评析 |
| （二）《道德情感论》及其理据评析 |
| 三、Moral Sentiments的含义解析 |
| （一）Sentiments的含义解析 |
| （二）Moral与Moral sentiments的含义解析 |
| 四、翻译质量标准及现有译法的优势与不足 |
| 五、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的新译法 |
| （一）增加副标题或注释 |
| （二）重译新名或重新命名 |
| 六、结语 |
（2）中文化学名词醇醛酮醚酯之由来（论文提纲范文）
| 1 醇、醛、酮、醚、酯的命名演变 |
| 2 醇、醛、酮、醚、酯的译名分析 |
| 2.1 醇 |
| 2.2 醛与酮 |
| 2.3 醚与酯 |
| 3 余论 |
（5）汉语外来词“音义连续统”初探（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缘由及意义 |
| 1.2 研究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
| 1.2.1 外来词的界定 |
| 1.2.2 外来词的类型 |
| 1.2.3 “音义连续统”模型 |
| 1.3 本文的研究方法及语料来源 |
| 第2章 “音义连续统”一维基本模型 |
| 2.1 一维基本模型的界定 |
| 2.2 一维基本模型的类型 |
| 2.2.1 单纯音译 |
| 2.2.2 单纯义译 |
| 2.2.3 音义合璧 |
| 2.2.4 偏音兼义 |
| 2.2.5 偏义兼音 |
| 2.3 本章小结 |
| 第3章 “音义连续统”二维基本模型及组合模型 |
| 3.1 二维基本模型 |
| 3.1.1 二维基本模型的界定 |
| 3.1.2 二维基本模型的类型 |
| 3.2 组合模型 |
| 3.2.1 组合模型的界定 |
| 3.2.2 组合模型的类型 |
| 3.3 本章小结 |
| 第4章 “音义连续统”若干问题的进一步讨论 |
| 4.1 一词多译在“音义连续统”上的表现 |
| 4.1.1 固定在最右端 |
| 4.1.2 固定在最左端 |
| 4.2 “偏音兼义”类型中的转喻和隐喻问题 |
| 4.2.1 只运用转喻 |
| 4.2.2 只运用隐喻 |
| 4.2.3 同时运用转喻和隐喻 |
| 4.3 文学作品中的“偏音兼义”类型外来词 |
| 4.4 言语交际中的翻译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6）中国科学社与近代中国化学的发展（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目的和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动态 |
| (一)有关中国科学社的研究 |
| (二)有关近代中国化学发展的研究 |
| 第一章 清末西方近代化学的传播和中国科学社的创建 |
| 一、清末西方近代化学在中国的传播 |
| (一)鸦片战争前后的初次传入 |
| (二)洋务运动时期的系统译书活动 |
| (三)19 世纪末和20 世纪初的期刊和教育传播 |
| 二、中国科学社的成立及其主要活动 |
| 三、化学股社员群体分析 |
| (一)籍贯情况分析 |
| (二)受教育情况分析 |
| (三)从业状况分析 |
| (四)着名成员介绍 |
| 第二章 《科学》与近代中国化学研究的开展 |
| 一、《科学》的发行及其特点 |
| 二、主要栏目以及化学论文数量分析 |
| 三、基础构建——化学名词讨论 |
| 四、无机化学知识传播 |
| (一)对元素性质和作用介绍 |
| (二)对元素周期律的报道 |
| (三)对重要化学物质的介绍 |
| 五、分享化学研究的平台 |
| (一)致力于古代金属成分分析——王琎的杰出工作 |
| (二)着重理论建设——韩组康的分析化学理论研究 |
| (三)陈朝玉和罗登义的营养化学研究 |
| (四)许植方的药物化学研究 |
| (五)其他学者和专题研究 |
| 六、化学史的研究 |
| (一)对化学史分期的讨论 |
| (二)近代化学何以发生:对着名化学家的介绍 |
| (三)对中国古代化学成就的研究 |
| (四)对国内外化学发展情况的研究 |
| 第三章 《科学画报》与近代化学知识的普及 |
| 一、《科学画报》的发行及其特点 |
| 二、介绍化学内容的栏目分析 |
| 三、化学与人生 |
| (一)化学与生命 |
| (二)化学与物质观 |
| (三)化学与日常生活 |
| 四、化学与工业生产 |
| (一)化学元素在工业生产中的价值 |
| (二)重要的化学工业原料的介绍 |
| 五、化学与战争 |
| 六、实践操作——化学实验的介绍 |
| 七、其他栏目介绍的化学内容 |
| 第四章 结语 |
| 一、中国科学社在近代中国化学发展上取得的成果 |
| 二、原因探析 |
| (一)组织运作 |
| (二)成员本身 |
| (三)刊物的发行 |
| 三、由“传统”走向“西方”的特点 |
| (一)社员自身 |
| (二)杂志内容形式 |
| (三)杂志传达的精神 |
| 四、不足之处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中国科学社学习化学社员的基本情况 |
| 附录二 :《科学》中的化学论文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7）《哈利·波特》在中国的译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一、Harry Potter及其作者J.K.罗琳简介 |
| 二、研究缘起、研究问题和研究意义 |
| 三、文献综述 |
| 四、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Harry Potter在中国的翻译史 |
| 一、Harry Potter在中国的出版概况 |
| 二、《哈利·波特》中译史 |
| 三、小结 |
| 第三章 《哈利·波特》在普通读者和专业研究者中的接受 |
| 一、接受土壤的形成和奇幻文学读者群体的勃兴 |
| 二、《哈利·波特》中译本评介史 |
| 三、小结 |
| 第四章 赞助人对译本的操纵和目标读者接受错位——新型读者群体出现 |
| 一、赞助人对《哈利·波特》中译本生产和流通过程的操纵 |
| 二、Harry Potter和《哈利·波特》中译本的读者群定位 |
| 三、新型读者群体出现 |
| 四、小结 |
| 第五章 从副文本视角与文本转换过程看《哈利·波特》中译本的偏差 |
| 一、副文本视角下的《哈利·波特》:儿童文学定位导向引发部分读者不满 |
| 二、误译、漏译导致《哈利·波特》中人物形象的扭曲和变形 |
| 三、“文字游戏”在转换过程中出现偏差:预期效果缺失,影响读者理解 |
| 四、《哈利·波特》中的习语翻译:适度异化才可保留异域文化意象 |
| 五、小结 |
| 第六章 结语 |
| 参考文献 |
（8）严复名译的文化记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2 研究内容与研究问题 |
| 1.3 研究方法 |
| 1.4 结构布局 |
| 第二章 严复名译研究现状及文化记忆理论评介 |
| 2.1 严复名译研究 |
| 2.1.1 严复名译的思想研究 |
| 2.1.2 严复名译的历史研究 |
| 2.1.3 严复名译的翻译学研究 |
| 2.2 文化记忆理论及其对翻译研究的适用性 |
| 2.2.1 文化记忆理论 |
| 2.2.2 文化记忆理论对翻译研究的适用性 |
| 第三章 《天演论》:“信达雅”作为文化记忆的起点与依归 |
| 3.1 严复“信达雅”成因钩沉 |
| 3.1.1 “求达”:严译《天演论》之初衷 |
| 3.1.2 “信”与“雅”:吴汝纶“赞助”之功 |
| 3.1.3 “信达雅”:从“学”到“述”的理论升华 |
| 3.2 严复“信达雅”的历史阐释 |
| 3.2.1 “达”:从作者意图到译者意图的演绎 |
| 3.2.2 “信”:对原文之“宗”与译文之“诚”的融合 |
| 3.2.3 “雅”:从译名“雅驯”到“文”以行远的升华 |
| 3.2.4 “信达雅”:晚清译者集体诉求的结晶 |
| 3.3 小结 |
| 第四章 《原富》的选译:功能文化记忆的选择性保留 |
| 4.1 国计学:严复探索计学学理的尝试 |
| 4.2 “富国之源”:晚清西方经济学译作的集体想象 |
| 4.3 《原富》:严复功能文化记忆与集体功利记忆之间的平衡 |
| 4.4 斯密计学:功能文化记忆的选择性建构 |
| 4.5 小结 |
| 第五章 《群学肄言》的选译:交互文化记忆的渐进式构建 |
| 5.1 “群学”思想的启蒙译介 |
| 5.2 “群学”翻译的学理诉求 |
| 5.3 “群学”及“群学”研究学理的当下固定 |
| 5.4 小结 |
| 第六章 《群己权界论》的选译:历史文化记忆与当下文化记忆的融合 |
| 6.1 影响严复选译的历史文化记忆 |
| 6.2 影响严复翻译的当下文化记忆 |
| 6.3 《群己权界论》:现实的文化记忆 |
| 6.4 小结 |
| 第七章 严复翻译:新旧时空交错的文化记忆旅行 |
| 7.1 晚清翻译语境:严复名译的文化记忆场域 |
| 7.1.1 译作之间文化记忆的存续 |
| 7.1.2 译作传承的文化记忆 |
| 7.1.3 后续译作延展的文化记忆 |
| 7.1.4 译作承载的文化记忆 |
| 7.2 晚清译者:文化记忆的传承者 |
| 7.2.1 被动文化记忆:相对客观的文化思考 |
| 7.2.2 主动文化记忆:超越一定客观限制的文化思考 |
| 7.2.3 创造性文化记忆:跨越式思考翻译的时空价值 |
| 7.3 严复翻译:文化记忆的重新构建过程 |
| 7.3.1 文化记忆与翻译诉求:历史与现实的交织 |
| 7.3.2 翻译文化记忆:协调文化记忆 |
| 7.3.3 翻译:文化记忆的重新构建过程 |
| 7.4 严复名译:文化记忆的当下固定 |
| 7.4.1 原作译名固定的文化记忆 |
| 7.4.2 译作诠释的文化记忆 |
| 7.4.3 译作系统生成的文化记忆 |
| 7.5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A: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与获得的奖励 |
| 附录 B:严复八大名译及其相关译作史实钩沉 |
| 致谢 |
（9）“首崇满洲”观念下的清代前、中期翻译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三、学术史回顾 |
| 四、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五、研究内容架构 |
| 第一章“首崇满洲”的内涵与成因 |
| 第一节“首崇满洲”的提出 |
| 第二节“首崇满洲”的内涵 |
| 一、“薙发易服” |
| 二、“清语骑射” |
| 三、政权建构 |
| 四、职官制度 |
| 第三节“首崇满洲”的成因 |
| 一、现实原因 |
| 二、政治诱因 |
| 小结 |
| 第二章“首崇满洲”观念下的翻译科举政策 |
| 第一节 翻译科考的缘起 |
| 一、文科举中的翻译考试 |
| 二、《雍正会典》等文献的误记 |
| 三、《八旗通志》等文献的记载 |
| 四、《钦定国子监志》的补正 |
| 五、雍正朝翻译科的考试与额取 |
| 第二节 翻译科考的科目与类型 |
| 一、满洲科 |
| 二、蒙古科 |
| 三、宗室翻译科 |
| 四、驻防翻译科 |
| 第三节 翻译科考的考试内容 |
| 第四节 翻译科考的规模与额取 |
| 第五节 翻译科考中的舞弊与防弊 |
| 第六节 翻译科考的政治文化意涵 |
| 一、选拔翻译人才 |
| 二、实行“同文之治” |
| 三、维护满洲旧俗 |
| 小结 |
| 第三章“首崇满洲”观念下的翻译职官政策 |
| 第一节“笔帖式”政策 |
| 一、“笔帖式”的历史流变 |
| 二、“笔帖式”的职掌 |
| 三、“笔帖式”的选用 |
| 四、“笔帖式”的设置目的 |
| 第二节 庶吉士政策 |
| 一、庶吉士的类别 |
| 二、庶吉士的馆选 |
| 三、庶吉士的教习与考课 |
| 四、庶吉士的翻译职掌 |
| 五、庶吉士的散馆 |
| 六、翻译庶吉士的创设 |
| 第四章“首崇满洲”观念下的翻译人才培养政策 |
| 第一节 清代前期的旗学体系 |
| 第二节 旗学中的教材与课业 |
| 第三节 旗学中的翻译人才培养 |
| 第四节 翻译人才培养的典范 |
| 一、咸安宫官学 |
| 二、绥远城官学 |
| 小结 |
| 第五章“首崇满洲”观念下的汉籍(书)翻译政策 |
| 第一节 汉籍(书)翻译的整体情况 |
| 第二节 入关前的汉籍翻译 |
| 第三节 顺治至乾隆年间的汉书翻译 |
| 第四节 汉籍(书)翻译中的文化沟通意涵 |
| 第五节 汉籍(书)翻译的经典之作 |
| 一、《四书》 |
| 二、《五经》 |
| 三、《金瓶梅》 |
| 第六节 汉籍(书)翻译中的译名规范化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个人简历 |
（10）清代官修匠作则例所见彩画作颜料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引言:为什么研究颜料史 |
| 1.2 研究对象与范围 |
| 1.3 研究现状综述 |
| 1.3.1 清代匠作则例相关研究 |
| 1.3.2 清代官式彩画相关研究 |
| 1.3.3 中国古代颜料史相关研究 |
| 1.3.4 西方古代颜料史相关研究 |
| 1.3.5 其他相关研究 |
| 1.4 研究意义与创新点 |
| 1.4.1 建立文献与实证相结合的颜料史研究框架 |
| 1.4.2 考释匠作知识体系下清代彩画颜料的名实问题 |
| 1.4.3 弥补清代官式彩画材料及工艺的认识之不足 |
| 1.4.4 揭示西方进口颜料进入中国的传播过程 |
| 1.4.5 推进清代匠作则例的文献学研究 |
| 1.5 研究方法与材料 |
| 1.5.1 “纸上之材料”:彩画颜料相关文献 |
| 1.5.2 “地下之材料”:清代彩画及彩绘文物中的颜料遗存 |
| 1.6 研究框架 |
| 第2章 彩画作相关匠作则例的文献学研究 |
| 2.1 彩画作相关匠作则例文献述要 |
| 2.1.1 对“匠作则例”与“营造则例”概念的再反思 |
| 2.1.2 文献学基础工作之一:整理与汇释 |
| 2.1.3 文献学基础工作之二:编目与提要 |
| 2.2 彩画作相关匠作则例的编纂体例与编修方式 |
| 2.2.1 画作工料类 |
| 2.2.2 物料价值类 |
| 2.2.3 具体工程类 |
| 2.3 几种重要则例的衍生源流辨析 |
| 2.3.1 工程做法/内庭工程做法 |
| 2.3.2 九卿议定物料价值 |
| 2.3.3 工部现行则例四种 |
| 2.3.4 圆明园、万寿山、内庭三处汇同则例 |
| 2.4 清代彩画作相关文献中的颜料名目 |
| 2.4.1 彩画作相关匠作则例中的颜料名目统计 |
| 2.4.2 清代档案史料中的彩画颜料名目统计 |
| 2.4.3 彩画作颜料名目的年代分布状况 |
| 2.5 小结 |
| 第3章 现代科学视野中的清代彩画颜料 |
| 3.1 古代颜料的科学分析:方法、意义及局限性 |
| 3.1.1 古代颜料的实验室分析方法 |
| 3.1.2 对实验室工作的反思:数据的意义与局限性 |
| 3.2 名与实:东西方颜料命名体系及其对接 |
| 3.2.1 颜料的命名方式及其意义 |
| 3.2.2 东西方颜料命名体系的沟通 |
| 3.3 科学分析所见清代彩绘颜料数据统计:1978-2018 |
| 3.3.1 蓝色系颜料 |
| 3.3.2 绿色系颜料 |
| 3.3.3 红色系颜料 |
| 3.3.4 黄色系颜料 |
| 3.3.5 白色系颜料 |
| 3.3.6 黑色系颜料 |
| 3.3.7 金属质颜料 |
| 3.3.8 胶料及辅料 |
| 3.4 小结 |
| 第4章 清代官式彩画颜料:基于双重证据的颜料名实考 |
| 4.1 天然矿物颜料 |
| 4.1.1 石青/天青 |
| 4.1.2 梅花青/南梅花青 |
| 4.1.3 青金石/天然群青/紫艳青 |
| 4.1.4 朱砂/银朱 |
| 4.1.5 箭头砂/箭头朱砂 |
| 4.1.6 马牙砂/马齿砂 |
| 4.1.7 水花朱 |
| 4.1.8 红土/片红土/南片红土/铁红 |
| 4.1.9 陀僧/密陀僧 |
| 4.1.10 包金土/土黄/黄土 |
| 4.1.11 无名异/土子 |
| 4.1.12 云母 |
| 4.2 有机质颜料 |
| 4.2.1 靛蓝/广靛花/靛水/煮蓝/蓝靛 |
| 4.2.2 洋蓝 |
| 4.2.3 黄栌木/黄芦木/黄卢木 |
| 4.2.4 烟子/南烟子/松烟/烟炱 |
| 4.2.5 墨/香墨/徽墨/松墨 |
| 4.2.6 紫胶/紫矿/胭脂虫红 |
| 4.2.7 五倍子/五棓子/乌棓子 |
| 4.2.8 紫粉 |
| 4.3 合成颜料 |
| 4.3.1 铜绿/锅巴绿/氯铜矿 |
| 4.3.2 铜青 |
| 4.3.3 硇砂大绿/硇砂二绿/硇砂三绿/硇砂枝条绿 |
| 4.3.4 西绿 |
| 4.3.5 黄丹/漳丹/淘丹/铅丹 |
| 4.3.6 定粉/官粉/铅粉/铅白 |
| 4.3.7 洋青/大青 |
| 4.3.8 人造群青/佛头青/人造绀青 |
| 4.3.9 普鲁士蓝/洋靛 |
| 4.3.10 巴黎绿/漆绿 |
| 4.4 金属质颜料 |
| 4.4.1 黄金/红金/赤金/大赤金/大赤/田赤 |
| 4.4.2 黄飞金/红飞金 |
| 4.4.3 黄泥金/红泥金 |
| 4.4.4 鱼子金 |
| 4.4.5 银箔/银粉 |
| 4.5 胶料和辅料 |
| 4.5.1 水胶/广胶 |
| 4.5.2 贴金油 |
| 4.5.3 青粉/土粉 |
| 4.5.4 轻粉 |
| 4.5.5 松香 |
| 4.5.6 硇砂/硵砂/黑卤砂 |
| 4.5.7 剉草/锉草 |
| 4.5.8 油艌灰 |
| 4.6 小结 |
| 第5章 彩画颜料的生产与贸易版图:1644-1902 |
| 5.1 从胭脂红到洋青:西方颜料进入中国 |
| 5.1.1 贸易档案中的颜料进口数据 |
| 5.1.2 宫廷与民间对西洋颜料的接纳 |
| 5.2 清前期的颜料贸易:以广州和东印度公司为中心 |
| 5.2.1 粤海关、十三行与西洋颜料 |
| 5.2.2 广州外销画中的颜料 |
| 5.2.3 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对华颜料贸易(1635-1834) |
| 5.3 1840年以来的颜料贸易:通商条约、海关与沿岸贸易 |
| 5.3.1 19世纪欧洲的对华颜料贸易 |
| 5.3.2 19世纪美国的对华颜料贸易 |
| 5.3.3 近代进出口颜料贸易路线与重要集散地 |
| 5.4 几种重要的进口颜料:来源、贸易与应用 |
| 5.4.1“取彼水晶,和以回青”:Smalt |
| 5.4.2 再造青金石:人造群青(Synthetic Ultramarine) |
| 5.4.3 来自德国的“中国蓝”:普鲁士蓝(Prussian Blue) |
| 5.4.4 危险的绿色:巴黎绿(Emerald Green) |
| 5.4.5 从“各作泥腊”到“呀囒米”:胭脂虫红(Cochineal) |
| 5.5 清朝与亚洲国家之间的颜料贸易 |
| 5.5.1 与日本间的颜料贸易 |
| 5.5.2 与朝鲜间的颜料贸易 |
| 5.5.3 与琉球间的颜料贸易 |
| 5.5.4 与东南亚诸国间的颜料贸易 |
| 5.6 小结 |
| 第6章 清代营造活动中彩画颜料的流通与使用 |
| 6.1 彩画颜料的流通 |
| 6.1.1 颜料的采买 |
| 6.1.2 颜料的贮存 |
| 6.1.3 颜料的支取与奏销 |
| 6.2 彩画颜料的制备 |
| 6.2.1 天然矿物颜料 |
| 6.2.2 人工合成颜料 |
| 6.3 彩画颜料的施用 |
| 6.3.1 单色做法 |
| 6.3.2 调色做法 |
| 6.3.3 混色做法 |
| 6.3.4 衬色做法 |
| 6.4 小结 |
| 第7章 结论 |
| 7.1 清代官式彩画颜料使用状况:历时性综述 |
| 7.2 颜料对建筑彩画及营建活动的影响 |
| 7.3 匠作则例对清代建筑史研究的意义 |
| 7.4 结语:颜料的身份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A 与彩画作颜料相关的匠作则例目录(52 种) |
| 附录B 清代匠作则例所见建筑彩画颜料名目统计 |
| 附录C 清代档案史料所见建筑彩画颜料名目统计 |
| 附录D 实物分析检测所见清代彩绘颜料统计(1978-2018) |
| 附录E 清代物料价值则例中所见颜料价值统计 |
| 附录F 清代彩画作未刊则例补遗 |
| F-1 内庭大木石瓦搭土油裱画作现行则例 |
| F-2 工部现行用工料则例 |
| F-3 工部核定则例 |
| F-4 钦定工部续增则例 |
| F-5 崇陵工程做法册 |
| 附录G 工部与内廷画作则例用料对比 |
| 附录H 清代贸易文献中颜料类商品税则辑录 |
| H-1 酌定奉天通省粮货价值册 |
| H-2 1858 年中英协定税则 |
| H-3 1902 年中英协定税则 |
| H-4 1844 年中美协定税则 |
| H-5 1844 年中法协定税则 |
| H-6 1858 年中法协定税则 |
| H-7 1903 年厦门内地税关税目 |
| H-8 1903 年重订苏省水卡捐章 |
| H-9 《粤海关志》税则 |
| H-10 常税则例 |
| 附录I 《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1635-1834)》中颜料贸易信息辑录 |
| 附录J 《中国旧海关档案》中进出口颜料贸易信息辑录(1859-1871) |
| 附录K 几种重要进口颜料的海关贸易数据统计 |
| K-1 Smalt进出口贸易数据统计(1859-1902) |
| K-2 人造群青进出口贸易数据统计(1859-1902) |
| K-3 普鲁士蓝进出口贸易数据统计(1859-1902) |
| K-4 胭脂红进出口贸易数据统计(1859-1902) |
| K-5 巴黎绿进出口贸易数据统计(1894-1902) |
| 附录L Winterthur馆藏中国清代外销画的颜料XRF分析数据 |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四、Alliteration的译名商榷与功能分析（论文参考文献）
- [1]再论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书名的翻译——与蒋自强等、罗卫东及谢祖钧先生商榷[J]. 黄剑. 译苑新谭, 2021(02)
- [2]中文化学名词醇醛酮醚酯之由来[J]. 何涓. 化学通报, 2021(06)
- [3]批评话语分析视角下中国领导人对外演讲翻译质量评估模式构建[D]. 乔拓新. 天津外国语大学, 2020
- [4]在中西的交汇点:严复翻译思想与实践再诠释[D]. 耿良凤. 福建师范大学, 2020
- [5]汉语外来词“音义连续统”初探[D]. 蔡蒸蒸. 上海师范大学, 2020(07)
- [6]中国科学社与近代中国化学的发展[D]. 兰栋琪. 山西大学, 2020(01)
- [7]《哈利·波特》在中国的译介研究[D]. 王伟.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20(07)
- [8]严复名译的文化记忆研究[D]. 闫亮亮. 湖南大学, 2020
- [9]“首崇满洲”观念下的清代前、中期翻译政策研究[D]. 宋以丰. 湖南师范大学, 2020(01)
- [10]清代官修匠作则例所见彩画作颜料研究[D]. 刘梦雨. 清华大学, 2019(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