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制度性产品供给体制及其改革

一、我国制度性产品供给体制及其改革（论文文献综述）

仲德涛^[1]（2019）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研究 ——基于理论维度模型视角》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加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是彻底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抓手,也是增强经济内生动力的客观要求,更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但是,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存在总体规模不高、结构不合理及效率低等问题。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大背景下,党和政府的支农力度会越来越大,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支持力度也会越来越大。因此,无论从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来看,还是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存在的问题来看,还是从国家发展的战略重点来看,加强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研究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农村公共产品是公共产品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与一般公共产品相比,其还具有多层次性、强外溢性、高依赖性和低效性等特征。由于农村公共产品的独特属性,客观上要求从解决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过程中的问题和满足广大农民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向往的需要入手,建立理论维度模型来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进行分析。因此,本研究在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统一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包含需求分析、资源配置、多元博弈和效率评价等内容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理论维度模型。该理论维度模型,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分析搭建了理论分析框架:第一,需求分析是实现农村公共产品有效供给的前提条件。影响农村公共产品需求的因素很多,包括经济、政治、社会等各个方面,其中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和农民收入水平是影响农村公共产品需求的最基本因素,成本分摊、消费意愿及农村社会特征等是影响农村公共产品需求的重要因素。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过程中,由于农村公共产品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特征,会使需求者产生“搭便车”的心理,造成需求信息缺失,出现供需双方信息不充分的现象,进而影响农村公共产品的供需均衡。要实现农村公共产品供需均衡,就要通过完善农村公共产品需求表达机制和决策机制来准确获得并有效利用需求信息,要根据农村公共产品需求的轻重缓急来安排需求位序结构,从而实现农村公共产品供需均衡。第二,优化资源配置是实现农村公共产品有效供给的重要保障。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过程中资源配置方式主要有三种:市场机制、政府机制和社会机制。农村公共产品自身的特点造成以市场机制配置资源无法达到预期目标,会产生市场失效。为了解决市场失效,可以依靠政府机制来弥补,但是政府机制配置资源也会出现供给与需求不匹配、资金利用效率低等问题,从而出现政府失效。市场机制做不好的事情,政府机制也不一定能做好,所以要引入社会机制。而社会机制本身也有自身缺陷,会造成社会失效,而要解决社会失效,必须要加强政府供给和引入市场机制。由于市场失效、政府失效和社会失效往往同时存在,因此单靠一种资源配置方式,很难实现农村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因此要在健全以有效竞争为手段的市场机制、以公共财政为重点的政府机制和以互利互惠为目标的社会机制的基础上,建立“政府有为、市场有位、社会有效”三方合作的资源配置机制。第三,多元博弈合作共赢是实现农村公共产品有效供给的必要条件。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博弈就是指各个利益主体（博弈者）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过程中,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标,根据各自掌握的信息和其他博弈者的行动,采取相应的行动策略达到预定目标的行为过程。为了满足广大农民对农村公共产品的多元化需求,我国逐渐形成了多元化的农村公共产品利益主体,这些利益主体主要包括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其他组织和农民等。虽然各个利益主体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过程中都基于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目标进行理性决策,但是博弈行为的非合作性会产生集体非理性的博弈结果,即个人的理性决策会产生集体的非理性,进而造成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困境。要实现农村公共产品有效供给,必须从树立合作共赢的博弈理念、完善博弈主体行为、健全博弈规则及优化博弈机制等方面入手,实现多方博弈共赢的良好局面。第四,效率评价是农村公共产品是否实现有效供给的衡量判断标准。从投入产出的角度来看,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效率就是以最低的投入或者在充分利用现有资源的基础上,实现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最大化,即实现投入与产出比最大化。因此,要提高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就要优化政府层级、提高政府效能,最大限度的降低农村公共产品成本;要盘活资源存量、强化监管措施,最大限度的发挥农村公共产品效益。从需求供给的角度来看,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效率就是农村公共产品需求与供给的对比关系。因此,要以需求为导向,以补齐短板为目标,以加强生产型、社会型和生态型等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为重点,提高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从效果目标的角度来看,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效率就是以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果能否达到预期目标来进行衡量和判断。因此,要明确和构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目标体系,并坚持目标导向,在供给过程中实现供给效果与供给目标相一致。在追求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的过程中,必须正确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促进公平与效率协调发展。然而,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过程中除了以上四个方面之外,还需要涉及其他方面的改革。配套改革是实现农村公共产品有效供给的必要保障。要通过优化公共财政支出体制、理顺各级公共财政关系和改革公共财政管理体制等,促进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要通过加快乡镇政府机构改革、完善基层政府绩效考核及推进基层民主建设等方面来优化乡村治理结构,实现乡村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进而促进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要通过加快推进农业产业化、加强农民组织化和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为实现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规模效益创造良好的条件,进而降低供给成本,促进农村公共产品有效供给的实现。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是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战略抓手。由于制度变迁具有路径依赖效应,乡村振兴战略中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会受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和制度变迁的影响。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要加强和改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这是因为农村公共产品有效供给有利于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和生活富裕”的目标。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过程中,要从优化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加强农村公共教育和完善农村社保等三个方面来加大投入力度,优化供给结构,不断促进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完善和提高,进而助力“三农”问题的根本解决。

王余生^[2]（2018）在《制度变迁、效能与创新：我国县级政府文化管理体制改革研究》文中指出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深化机构和行政体制改革,统筹考虑各类机构设置,形成科学合理的管理体制”。其要义就是按照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体制目标的要求,以职能转变为核心,继续简政放权、推进机构改革、完善制度机制、提高行政效能,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制度保障。基于统筹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基本要求,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包括深化文化行政体制改革。这一改革在内涵上主要涵盖涉及承担公共文化权力与责任的党政文化管理机构及其权责配置格局的制度重构。换言之,就是要破除不合时宜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吸纳国内外改革经验与教训启示,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文化治理制度体系,不断推进国家文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县级政府作为我国行政组织体系承上启下的“关接点”,对保障公民文化权益、落实公共文化服务和促进文化管理机制完善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要进行县级政府文化管理体制改革最为核心的就是推动县级各类文化机构向着创造良好文化产业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文化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等价值要求转变,经由权责结构与组织体系重组,着力解决县级政府文化治理领域党政机构与市场、社会之间,以及党政机关之间及其内部不同机构之间的权责关系问题。论文重点围绕有效澄清与合理配置县级政府文化行政管理体制、文化事业单位管理体制、文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之间的职能与权责关系等核心问题,综合运用政治学、公共管理学、制度经济学、工程理论等相关理论成果。尤其是运用新制度主义相关理论成果,综合运用各种研究方法,对我国县级政府文化管理体制的历史演变进行梳理,理清县级政府文化管理体制改革的历史路径和三个关键领域的演进逻辑。在此基础上,对县级政府文化管理体制历史经验和制度效能进行调研分析基础上,找出县级政府文化管理体制改革中制度影响因素。通过设计相应的问卷,列出县级政府文化管理体制改革中的现实问题,对参与文化管理体制的单位和个人进行面谈和调查,归纳出几个大类制度因子。同时,构建县级政府文化管理体制改革的制度效能评估指标体系,列出制度效能的影响要素序列表,为制度创新寻求突破和路径选择。最后,探讨如何完善和理顺县级文化管理体制的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关系,建构管人管事管资产管导向相结合的微观文化管理制度和体制,建立和完善县级政府文化管理体制的分类、绩效、人事、资产体系,加强县级文化管理体制的运作效率,确保县级文化管理体制的科学化、规范化和高效化。不难看出,运用新制度主义理论工具,融合新制度主义理论流派,构建制度变迁、制度效能和制度创新的三维分析框架,来透视和分析我国县级政府文化体制改革是一个新的理论尝试。虽然新制度主义分析架构的提炼与整合、制度效能指标体系的提炼与检验、制度效能制约因素的萃取以及针对性对策建议的提出面临挑战,但也给研究带来寻求突破的空间。作为一项应用性研究,县级政府文化管理体制改革研究有助于从制度上认识文化管理体制的障碍和成因,审视制度效能的成效,从而探索出完善政府文化管理体制改革的基层路径,更好地体现和彰显文化管理体制的地方特色。

张雪霖^[3]（2018）在《“找回”城市与“袪魅”的居民自治 ——中央、地方与民众三层关系视野下的城市社区治理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以国家与社会分权为核心的居民自治改革实践为明线,围绕着社区去行政化改革和社区多元化治理结构转型的经验悖论为问题意识,基于全国多个城市的田野调查与运用以个案为基础的机制分析方法,重新去理解嵌入我国城市系统末梢的社区治理的性质、逻辑与机制。主流援引的西方国家-社会二元关系范式以及多中心合作治理理论,无法有效指导我国社区治理现代化改革。本研究将从我国本土化的“中央-地方-民众”三层互动关系的视角,在对居民自治“袪魅化”理解的基础上,揭示我国城市公共秩序的生产原理与机制,进而去把握作为嵌入城市系统末梢的社区治理现代化的改革方向。在国家与社会分权的指导思想下,我国自社区建设运动推行以来,历经四轮以居民自治为目标的社区去行政化改革。但是实践中却陷入“社区去行政化-多元化治理改革”→“居委会边缘化-社区治理碎片化”→“居委会再度行政化-社区治理一元化”的怪圈,其中以“深圳模式”为典型代表。在政府职能社区化具有强大的内生需求压力下,居民自治改革陷入了内卷化困境。当下城市多样化的居住形态主要有村改居社区、保障房社区和商品房社区,根据城市公共服务的支出责任与现代财政平衡原理,本研究进一步将之再分类为名义社区与实质社区,其中商品房社区和保障房社区属于本文要研究的城市实质社区,村改居社区属于名义社区。名义社区与实质社区的混淆,导致以“深圳模式”为代表的城市社区治理体制改革的错位。在开放性的经济结构下,城市实质社区由于血缘与地缘关系的分离而成为一个纯地域性社区。由家庭关系、社会关系和社区关系共同构成了居民个人的社会资本总量,不同居民的社会资本总量和社会资本构成结构的不同,决定了其对社区邻里交往与社区参与的内生动力强弱。社区参与呈现出“去精英化”、“老年化”以及“浅交往”式公共关系建构等特征,那么城市社区既不是完全“互不相关的邻里”,也无法培育为作为居民自治社会基础的以地域、关系、规范与认同为核心要素的共同体,这就需要重新定位社区建设的目标与社会基础。遵循社区公共事务“功能分类-组织分离-权力结构变革”的社区多元化治理路径的“失败”,需要去重新审视“行政、服务、自治”三分法背后的理论假设与改革谬误。在对社区公共事务的具体内容、属性特征以及社区权威的生成机制分析基础上,本研究基于公共品溢出范围与垄断性两个维度,对社区公共事务的分类体系进行重构,进而提出在纯粹的行政、市场与自治机制之外,我国存在独特的以社区两委组织为核心的半行政-半自治机制。在对社区邻里关系性质与社区公共事务属性特征分析的基础上,我们认为以社区两委组织为核心的通才型治理,相较于社区多元化治理结构下的专才型治理模式更为简约高效灵活而富有弹性与回应性。从“条条”、“块块”、“国家”三个维度去分析,研究发现政府职能社区化具有实践合理性,但这不必然导致社区居委会的行政与自治职能相互排斥与冲突。因为我国社区治理实践形成的是行政-半行政半自治-自治机制相衔接的链式治理结构,而非多元网式治理结构。而社区链式治理结构根源于我国城市多层级核心政治体制与“统分结合”的双层治理机制,与网式治理结构根源于美国大都市地区多中心政治体制与准市场竞争交易和合作治理机制形成两套不同的城市公共秩序原理。与美国大都市地区多中心合作治理模式相比,我国大城市社会“统分结合”的双层治理模式,供给城市公共服务的经济效率并不低,而同时却有助于解决城市地区内的公平与正义等社会效率难题的体制性优势。随着大城市中心城区逐渐从城市开发向城市管理阶段过渡,城市社会也由简单社会向复杂社会转变,大量“法治剩余”事务的涌现,以及城市经济职能向上移,而城市管理与服务职能向下移,中央、地方与民众三者间的利益关系发生变化,那么大城市地区纵向政府之间的权责配置以及社会治理机制需要做出相应调整与改革。当下我国社区治理现代化改革方向的重点不在于以政府与社会分权为基础的社区去行政化改革,而在于建设社区公共事务治理中行政-半行政半自治-自治机制之间的制度化支持与衔接机制。

刘颖^[4]（2017）在《充足、公平和效率视角下的学前教育财政政策研究》文中认为学前教育财政体系是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中的关键子系统。但学前教育财政体系仍存在投入不足、分配不公、支出损耗过高等多种问题。2010年以后,我国各级政府推进了学前教育财政投入体制机制改革,学前教育投入显着增长,但现有财政投入能否稳定、长效地支持学前教育实现普及、普惠、有质量,是否解决了久遭诟病的公平争议,是否最大化地实现了效益仍有待考察。为此,本研究综合运用文献法、问卷法、访谈法、数理统计分析法、政策文本分析法,综合政策学、财政学、经济学、教育管理学等学科的理论,从充足、公平和效率三个维度考察我国学前教育财政政策。研究主要追问以下几个问题:学前教育财政政策的应然价值取向为何?学前教育财政政策理念是否契合财政充足、公平和效率的要求?当前我国学前教育财政充足、公平和效率的现状和发展趋势如何?三者的影响因素为何,如何发生作用?儿童权利理论、人力资本理论和公共品理论共同勾勒了学前教育财政政策的应然价值图景:以儿童为本、注重教育公平、追求充足投入、提高投入效率。因此,充足、公平和效率应为我国学前教育财政体系设计和评估的三项基本原则。研究借助政策范式理论对政策文本进行分析发现,新中国建国以来,我国学前教育财政政策经历了单位福利范式、市场化范式和社会投入范式萌芽三个阶段。在社会投入范式萌芽时期,在政策取向上出现了充足、公平和效率三者的渐强。我国学前教育财政充足水平在2010年以后改善明显,但仍存在持续改善乏力、落后于世界多数国家、在教育体系中最薄弱、距离财政充足理想水平有较大差距等问题。财政横向公平也有所改善,但省际、县际差异不容忽视。公共财政资源向城市公办园集中的情况未发生根本性转变。财政城乡纵向公平有所改善,但还存在明显的“城镇中心”导向,公用经费的改善情况及公平状况都优于人员经费。省级财政中立的改善并不明显,人员经费的财政中立状况弱于公用经费。就机会公平而言,儿童家庭资本仍是影响幼儿进入公办园机会的重要因素。我国学前教育财政效率不高,损耗严重,尤以规模效率最为突出。同时,近年来人员经费占比降低到不适宜的比例,已明显低于OECD所有国家。研究继而从学理上探索了在内系统、外系统、宏系统中影响学前教育财政充足、公平和效率的要素。理论上,内系统各要素通过作用于政府投入意愿、支出能力以及学前教育财政充足政策的出台和执行,来影响学前教育财政充足。外部系统的作用集中体现于“中国式分权”的经济上分权、政治上集权的体制、官僚制度、公共需求表达制度等重要的政治经济制度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对地方政府支出意愿、支出能力以及公共需求进入决策可能性和有效性的影响。乡土社会成为当前经济分权和“自上而下”标尺竞争的文化根源,而根深蒂固的考试文化则成为地方官员准确认识学前教育价值的桎梏。就财政公平而言,研究认为,内系统和外系统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分散化、“城市中心”、以编制投入为主的既有投入体制是制约财政公平的重要制度原因;自利的地方官员在成本—收益的理性计算下缺乏调整利益格局、进行制度创新的内在动机;支出层级过低、分税制改革、农村税费改革削弱了农村学前教育的财力基础;义务教育集权和“普九”锦标赛进一步挤占农村学前教育资源。宏系统的影响主要体现为差序格局下亲疏远近和地位等级对资源分配的影响。就学前教育财政效率而言,内系统的公共支出规模、支出要素结构、支出方式、资金拨付链条、财务信息的公开和监管机制、质量监测和问责机制都影响着财政效率。从外系统来看,弱化的公民参与机制和“中国式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激烈的横向竞争都不利于财政支出效率的提高。从宏系统来看,“信任半径”较小,公共生活中缺乏诚实、节俭和合作也是增长交易成本的重要原因。研究以我国31个省的省级面板数据和A省样本（区）县的面板数据建立了回归模型,对学前教育财政充足、财政公平和财政效率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经验研究。对财政充足的经验研究发现,财政的支出和收入分权程度对学前教育财政充足的作用基本为正;中央向省一级的转移支付,能够起到激励和“粘蝇板”的效应。政府对学前教育的重视程度是影响学前教育财政充足的关键因素。居民偏好对公共财政支出决策的影响力有限。《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等重要政策对学前教育财政充足正向作用显着。对城乡纵向公平的经验研究发现,财政自主权的提高会降低公平程度。政府学前教育努力程度的影响显着为正。省一级城镇化对城乡学前教育公平起负向作用,教育城镇化可能降低省一级学前教育城乡生均经费支出差异。对财政综合技术效率的经验研究发现,财政分权对学前教育支出效率的影响基本为负;政府学前教育努力程度对财政支出效率的影响为负,投入仍沿着效率损耗路径展开;私人投入占比较高的地区,财政效率也较高。省一级人口密度和人均GDP对财政效率影响为正。研究进一步总结了世界主要国家、我国部分地区促进学前教育财政充足、公平和效率的经验,并最终提出了完善我国学前教育财政政策的建议。对学前教育财政充足而言,要通过立法确定学前教育权利、实现预算单列、确立底线标准来解决投入的合法性问题,综合采用内外部监督机制和政治、经济激励机制来解决政府投入的意愿问题;通过支出责任适度上移、分地区确立适宜的政府间分担责任来解决政府投入的能力问题;通过核算学前教育成本、明确公共财政分担比例、建立与需求挂钩的生均投入机制来解决投入的技术合理性问题。就学前教育财政公平而言,短期要做到弱势优先,兼顾“惠及人人”,长期需要实现“惠及人人”基础上的“弱势补偿”。通过新增普惠性资源向弱势群体聚集地区布局、向弱势群体优先开放来实现“弱势优先”;通过扩大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确保入园资格无歧视、普惠性学前教育资源对所有儿童经济可得和距离可得来实现惠及人人。在公共财政资源的分配上要利用生均经费拨款机制普及性分担基础成本,为弱势群体分担额外补偿成本;加强中央和省级统筹,实现对弱势地区的倾斜和补偿。就提高财政效率而言,要提高人员经费占比,确保财政资金配置到位,加强财政预算民主和预算管理、监督,完善绩效评估和问责机制。

杜春林^[5]（2016）在《农村公共服务项目制供给“碎片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从研究问题来看,本文以农村公共服务项目制供给碎片化现象为起点,展开对农村公共服务项目制供给与碎片化之间关系的研究。农村公共服务项目制供给碎片化现象是分税制改革以后,尤其是税费改革之后,财政资金不断上移,而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任务主要由地方政府尤其是乡村基层组织承担,导致央地之间财权与事权的明显不匹配现象。中央政府为保证地方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的发挥,维护基层社会的稳定,采用专项资金的方式自上而下调动各级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积极性,项目制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成为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主要方式。农村公共服务项目供给遵循科层制体系内部“条条划分”和“块块划分”的逻辑,在项目制运作过程中便表现出碎片化现象。农村公共服务项目制供给碎片化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专业分工和地区划分的需要,但更多的表现为本文所关注的碎片化所带来主体不明,资金分散和利益负责等问题。从研究假设来看,项目制依附于科层制体系是本研究的前提假设。透过农村公共服务项目制供给碎片化现象,我们可以发现,碎片化问题本质上是由政府内部过细的专业分工和过度地区划分所致。整个项目制运作过程包括项目生成、项目实施和项目监管,这三个阶段实际上都是依附于科层制体系而存在的,缺少科层制体系的组织结构,项目制便无法发挥作用。项目制运作所包含的三个阶段:项目生成、项目实施以及项目监管都与科层制体系紧密相连,正是由于项目制依附于科层制体系,才给我们进一步研究农村公共服务项目制供给碎片化奠定基础。从理论基础来看,农村公共服务项目制供给实际上是政府供给的一种方式,因此受政府运作方式的影响。本文所构建的碎片化政府理论是农村公共服务项目制供给碎片化的研究的理论基础。碎片化政府理论认为,碎片化政府或碎片化政府的运作是指科层制体系内部过度专业分工和权力划分导致政府间缺乏相互协调、沟通和合作,致使政府的整体政策目标无法顺利达成的现象。农村公共服务项目制供给碎片化正是由于科层制体系内部过度的专业化分工以及极强的属地管理意识所导致的。农村公共服务项目经过政府职能部门自上而下的条线下达,形成项目的“条线管理”;不仅如此,项目在条线管理的同时,又受到来自各级政府的管理,形成项目制运作过程中的“块块管理”。正是由于项目制运作过程中的“以条为主,以块为辅、条块结合”的管理模式,才形成的所谓的碎片化现象以及由此形成的碎片化问题,而整体性治理理论也正为农村公共服务项目制供给碎片化问题提供了可循的治理路径。从研究方法上看,本文在文献梳理的基础上,构建农村公共服务项目制供给碎片化的理论分析框架,并以案例为索引来探讨项目制与碎片化之间的内在关系。文献梳理主要表现在对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研究上。事实上,国内外对于农村公共服供给的研究,无论是在理论层面还是实践层面都十分丰富,本文正是在此基础上展开对农村公共服务项目制供给碎片化问题的研究。本文基于碎片化政府理论构建文章的分析框架,并在基础上,将农村公共服项目制供给碎片化分为:主体多元化、资金分散化和利益复杂化,并与项目制运作的三个阶段:项目生成、项目实施以及项目监管相结合。指出项目生成是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碎片化的动力机制;项目实施过程中体现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碎片化的具体表现;项目监管与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碎片化相互影响。另外,在此基础上将搜集整理以及实地调研所得出的案例穿插其中,用案例来说明项目制与碎片化之间的关系。就研究内容而言,本研究的核心部分包括四个方面:一是项目生成与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碎片化的动机机制。从项目主体、专项资金以及主体利益在部门与地区间的划分,可以看出项目生成过程依附于科层制体系的部门划分和地区划分构成了碎片化的内在动力;二是项目实施与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碎片化的表现形式。项目生成过程是碎片化的内在动力,并不存在明显的碎片化现象,只有在项目具体实施过程中才会有诸如:主体多元化,资金分散化以及利益复杂化的表现;三是项目监管与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碎片化的现实影响。项目监管与碎片化的影响之间是相互作用的关系,项目监管不力加剧了碎片化所带来的对主体、资金以及利益的影响,而碎片化的诸多不良影响在一定程度给项目监管带来重重困难;四是项目优化与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碎片化的治理路径。针对农村公共服务项目制供给碎片化所带来的问题,本文基于整体性治理理论构建项目联动机制,推动主体、资金以及利益的沟通、整合和信任机制的建立,并在此基础上实现农村公共服务项目制供给的整体性治理。从研究结论来看,农村公共服务的项目制运作逻辑从项目生成到项目实施再到项目监管都与碎片化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内在联系,而整体性治理也成为农村公共服务项目制供给走出碎片化困境的必然路径。

王刚^[6]（2015）在《事业单位公共服务供给改革研究 ——基于分类管理到政府购买为视角》文中研究指明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政府财政危机、公共服务供需矛盾以及新公共管理、治理理论的推动下,以英美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掀起了一场以降低政府成本、提高公共服务效率和质量、打破政府公共服务供给垄断地位为目的的公共服务改革运动。调整政府与社会、市场的关系,在公共服务领域中引入竞争机制,政府的角色从“自行生产服务者”调整定位为“服务的购买者”,把政府直接供给或举办内部机构的“一体化”供给方式变革为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的生产与提供“相分离”模式,政府购买服务成为公共服务供给的主要方式和核心工具。与此同时,20世纪80年代,中国也开始了在公共服务领域的改革——事业单位改革。从最初的“放权让利”,到“市场化和社会化”,再到现在的“分类改革”,这些改革并没有解决事业单位公共服务“一体化”供给本身存在的问题,与我国（事业单位）公共服务供给体系改革的内在要求和发展方向不相契合,传统的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事业单位及其公共服务供给体系并没有从根本上得以转变。分析30多年的事业单位改革历程,从放松管制到政事分开、管办分离再到分类改革,中国的事业单位及其公共服务供给体系改革遵循的是与西方发达国家相似的轨迹——从“一体化”到“相分离”的转变。而在这种相似轨迹的背后,政府购买服务也在中国公共服务领域迅猛发展。因此,本文的研究问题就是:以公共服务供给“一体化”到“相分离”为主线,政府购买服务与事业单位公共服务供给改革的“契合性”为内在逻辑,研究公共服务“相分离”供给这种形式的改革如何在中国事业单位公共服务供给中得以实现,并形成符合中国国情的新型公共服务体系?基于此问题,本文以分类管理到政府购买服务为视角,将“从‘一体化’到‘相分离’的公共服务供给方式转变”作为研究的主轴,政府购买服务与事业单位公共服务供给改革的“契合性”为内在逻辑,运用文献分析、多案例比较的研究方法,首先分析了现有的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一体化”事业单位公共服务供给的管理体制、运行机制及其基本关系特征,并分析这种公共服务供给方式的存在的问题及其适应性。同时,通过案例研究当前分类改革视角下的事业单位公共服务“一体化”供给向“相分离”转变的影响,分析分类改革与事业单位公共服务供给改革的“契合性”,得出分类改革视角的“半契合性”特征。在此基础上,通过多案例比较研究,对政府购买服务作为现代公共服务供给制度安排与我国事业单位公共服务供给改革的契合性进行分析,结合中国国情和事业单位公共服务供给的现实,探索政府向事业单位购买公共服务的方式、手段、路径和策略,实现我国公共服务供给的生产与提供的“相分离”。最后在“相分离”的基础上以政府购买服务为主要供给方式,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事业单位、社会组织、企业等多元主体既相互竞争又相互补充的“组合化”公共服务体系。通过研究,本文得出以下几点结论:第一,政府购买服务与事业单位公共服务供给改革的要求是“相契合”的。事业单位公共服务供给的问题是生产与提供“一体化”（政事不分、管办合一、隶属依附）,政府购买服务的生产与提供相分离和契约合作伙伴正好与其契合。第二,实现政府向事业单位购买公共服务的三个突破点。事业单位独立法人地位建设,在借鉴国外公益机构法人制度的基础上,通过政事分开、管办分离、法人治理结构等改革来实现;探索政府向事业单位购买服务的方式——开放合作购买,对公益一类事业单位实施内部竞争性购买,对公益二类事业单位实施外部竞争性购买;重构事业单位与政府、其它公共服务主体之间的关系,形成事业单位、社会组织、企业等多元的竞争合作关系。第三,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组合化”公共服务体系。在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实现生产与提供职能“相分离”的同时,依据公共服务类型的不同形成事业单位、社会组织、企业等供给主体和外部竞争性购买、内部竞争性购买、定向委托购买等购买方式的不同组合,从而实现公共服务的“组合化”供给。

何子明^[7]（2012）在《公共精神产品输出体制研究 ——以湖南日报发行体制改革为例》文中研究表明公共产品在社会发展中始终扮演着重要角色,随着现代社会政府功能定位的逐渐清晰和社会发展机制的日臻完善,公共产品的供给主体呈现出多元化发展趋势,政府、市场、第三部门充当的角色和作用日趋复杂,科学的供给机制能够使公共产品的供给达到效率最优化和公平最大化,实现公平和效率的平衡,提高供给各方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满足社会对公共产品的需求。但是公共产品理论的框架里并不包含精神产品,而精神产品和物质产品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两个基点,精神产品又有其独特属性,因此,本文以公共产品概念为理论平台,结合精神产品的特性,提出了公共精神产品的概念。按照文中设定的概念内涵,本文把公共精神产品的种类分为报刊、广播电视和公共图书馆。电影和剧院演出可以在技术上对消费者进行限制,不能满足“一旦被提供出来,就不可能排除任何人对它的不付代价的消费”的非排他性条件,况且每次消费的成本支出与消费次数成正比,而报刊和图书的重复阅读不会增加成本开支,边界成本很低,这是本文设定公共精神产品范畴的重要依据之一。按照这样的理论建构,本文对西方发达国家和我国1949年以后的精神产品输出体制进行了研究,探究公共精神产品供给体制的内在发展规律,并以《湖南日报》为个案,研究其发行体制改革的成败得失和经验教训,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具体策略和路径。本文主要以公共产品概念为理论支撑,以湖南日报发行体制改革为例证,以两者的交叉为创新点,研究了我国公共精神产品的供给体制。通过分析我国建国以来的公共精神产品供给体制,并以西方发达国家公共精神产品供给体制为参照,结合湖南日报自办发行的内容、成绩,以及改革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分析原因,并提出了解决策略。本文共分六章,各章的主要内容是：第一章是公共精神产品的学理界定。本章是论文的理论平台。第一节,通过研究公共产品理论和精神产品的特点,拟定公共精神产品的概念；第二节,根据公平含义和公平原则,建立公共精神产品供给的价值观——公平优先、兼顾效率；第三节论述公共精神产品的供给体制,对政府、市场和第三方在公共产品供给中的作用进行分析,分别研究了几种供给模式的优劣,提出“对公共产品进行分级是政府和市场角色分工的关键”,并从技术上合理区分普通精神产品与公共精神产品,实现公共精神产品供给与社会资源的共享,即按照社会分工和生产力发展规律供给公共产品。第二章对美、德、法等西方发达国家的公共精神产品供给状况进行研究。通过对这些国家的报刊、广播电视和公共图书馆的供给体制进行探讨,研究发达国家公共精神产品供给体制的共性特征,提取有借鉴价值的经验和做法,希望对我国的公共精神产品输出提供有益的启示。第三章是对我国公共精神产品的输出体制研究。本章对我国1949年以来的公共精神产品供给体制进行了研究,按照各个历史节点对形成公共精神产品供给体制的影响,论文把我国的公共精神产品的供给体制沿革分为三个历史阶段,通过研究不同历史阶段的公共精神产品供给状况,探寻我国当下公共精神产品体制形成的历史原因,判断其是否随着历史背景的更迭失去了存在的必要性,为公共精神产品供给体制改革提供思路。第四章是对作为公共精神产品的党报的自办发行体制改革论述。通过对《湖南日报》发行体制改革的过程、内容和成绩进行研究,分析改革出现的问题,并探究其原因。第五章是我国公共精神产品输出体制改革的对策研究,本章提出了进一步完善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和原则,以及发行体制改革的具体策略和路径。第六章结论与展望。我国公共精神产品供给体制是社会发展逻辑支配下的必然产物,其公共性一直没有真正实现,供给水平的提高与供给对象的不平衡性并存是我国公共精神产品输出最基本的特点。解决这对矛盾的根本思路是供给水平提高和体制改革并举。附录是我国城市公共精神产品供给状况调查,在全国18个城市采集了1160份调查问卷,首次全面考察了我国城市居民的公共精神产品供给状况。调查述明了调查方法、测量方式和样本构成,然后对公共精神产品供应状况的整体状况进行分析,最后得出结论,以及进一步的思考和探讨。

楚廷勇^[8]（2012）在《中国医疗保障制度发展研究 ——基于国际比较的视角》文中指出医疗健康是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的现实利益问题。社会医疗保障是国家保障社会成员医疗及健康的一项重要的公共制度,是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家的法律保证和政策规范下,社会医疗保障制度承担着保障社会成员疾病治疗、医疗服务以及恢复健康的重任。社会医疗保障制度的建立事关改革发展稳定社会的大局。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加强医疗卫生服务,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实现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高水平的小康社会的目标。到2020年,建成覆盖城乡居民统一的医疗保障体系,是医疗卫生系统的首要任务和奋斗目标。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深入研究中国医疗保险制度的发展及演变,从中找出发展中遇到的问题,完善制度为国民提供公平安全、经济、效率的卫生医疗保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论文从历史发展过程入手,通过对中国医疗保障制度发展过程的仔细研究,梳理出成功经验和教训,特别是综合比较国外典型发达国家医疗保障制度,研究其发展演变的过程及其在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和取得的经验,通过总结对比深入剖析我国医疗保障现存的问题以及未来医疗保障制度的发展趋势,有针对性地提出一些能为我国医疗保障制度健康有序发展可借鉴的、具有可操作性的政策建议,以期能对建立和完善我国医疗保障制度提供有益的参考。论文首次把我国医疗保障制度发展分三个阶段,分析我国改革开放前、后以及实行新医改方案之后的各阶段特征,并对中国基本医疗保障制进行了客观地分析和评价。用历史发展的观点通过比较梳理出我国医疗保障制度和国外几种医疗保障模式的典型的国家日本、美国、英国和新加坡的异同点,总结出这几个国家改革的成功经验和教训,提出了我国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新的理念,即从有病治病到无病防病,最终实现无疾而终的健康理念。而加大政府责任是实现转变的关键所在。同时,在制度内容上,重视预防机制和康复机制的建立,不仅减少医疗基金的支出,也可以提高国民的健康素质。论文认为,目前我国政府提出医疗改革需要解决的问题首先是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可是在比较了世界上发达国家的医疗保障发展历史和经验来看,但这并不是根本问题。根本问题是从源头上解决国民的健康问题,既从根本上解决广大人民众少看病或不看病问题。例如就像是一个下水道堵塞了,大家都在研究如何将堵在管道里的杂物掏出来,或用什么方法去掏等问题。而本文则是要研究为什么下水道要堵塞,是什么东西堵塞的,要阻止这些东西进入水道,从根源上解决下水道堵塞的问题。不然,即便是你掏出堵塞下水道的杂物,还会有其他的杂物来堵塞,就会陷于疲于掏杂物的漩涡,永远解决不了堵塞水道的根本。为此,我们既要解决现实问题,也要解决长远问题,也就是既要防堵也要解堵,预防和解决同时进行。强调治疗与预防并重,发挥中医的作用是预防的关键,弘扬中医的不治已病治未病的理念,已达到强身、保健、健民,全民健康的目的,是本文突出的地方。目前,我国总体经济发展水平特别是人均GDP水平仍然较低,医疗卫生事业的投入不可能达到很高的水平,基于资源约束,更应重视投入低、收益高的疾病预防。很多研究已证明,中国目前的许多疾病负担都是因缺乏有效的预防所致。通过有效的预防措施,最大限度地降低各种疾病的发生率应该是第一选择。疾病发生率的降低不仅能够全面提高社会成员的总体健康水平,还可以大幅度缓解医疗需求与服务提供之间的矛盾。并且,预防的成本要大大低于疾病发生后的治疗成本。论文分六部分。第一部分是绪论部分,在这一部分中全面叙述了论文的整体思路,论文的侧重点以及选择世界上几个典型的国家为代表的意义,阐述了世界上几种医疗保障模式的特点。此外,还重点论述了我国医疗保障理论发展的几个阶段上的主要论点,和国外重要代表人物的理论观点。在第二部分中,主要论述中国社会的转型和医疗保障制度的发展过程,中国职工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沿革和主要内容,农村医疗保障制度发展过程及发展现状,城镇居民医疗保障制度的建立,并对中国基本医疗保险制度进行全面的评价。第三部分主要论述世界各国医疗保障制度的发展变化及其改革。其中,论述了以实行社会医疗保险制度的日本医疗保障制度的发展及演变,重点分析了日本国民健康保险法向全民保险过渡的有效措施和完善全民医疗保险的可借鉴经验；分析了以商业医疗保险制度及社会医疗救助制度为主体美国的医疗保障制度体系的特点和改革；论述实施国家卫生服务保障制度的英国的医疗体系的构成和主要服务内容、面临的问题及改革方向；分析了储蓄式医疗保障制度的新加坡医疗保障制度的发展演变和主要特点等。第四部分首先介绍了世界上四种典型医疗保障模式,然后对美国、英国、日本、新加坡四国推行医疗保障制度的经验进行了评价,之后又从基础数据开始,将中国医疗保障制度相关的条件状况与国外典型国家的进行比较分析,找出我国与先进国家的差距。第五部分重点论述了中国及国外典型经验医疗保障制度发展过程中共同问题,即医疗费用的急速增长问题。分析了医疗费用增长的特点和规律及控制的措施,论述了我国医疗费用增长的情况及控制增长的措施和手段；阐述了医生的道德风险和医疗新技术的开发是各国引发医疗费用增长的主要因素；指出减少政府的大包大揽和强调个人责任是各国目前解决政府财政压力的有效措施。第六部分是重点阐述了构建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医疗保障制度的主要观点,划分出我国未来医疗保障制度发展的时段,提出构建我国可持续发展的医疗保障制度的路径探索,勾画出我国未来医疗保障制度的发展蓝图。构建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医疗保障制度,未来需要我们构建预防与治疗并重的医疗模式,建立以疾病治疗,及疾病预防、疾病康复及健康服务为一体的保障体系,大力发展中医的预防功能。这项工作不是急功近利的行为,短期内不会收到明显的效果,它需要政府站出来,从国家民族利益的大局乃至中华文明高度出发,倡导和发展才能得以实现的目标。我国医改的终极目标是全民健康,无疾而终。为此,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大力度努力实施；即重点实施新医改的解决看病难看病贵问题；构建中西医相结合的中国医疗保障的服务模式,即重点推广预防与治疗并重,重视中医在我国的发展,提高生命质量；全面提升社区健康守门人的能力,为居民提供方便、快捷的服务。构建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医疗保障事业,一定要用我们的优势,办低成本、集约化的医疗服务体系,利用人数上的优势可以为我们减少成本,才能将个人的风险溶解到整个国家上面来,中医廉价环保、简单可行无疑是最好的选择,这一优势与特色正好可以有效地实现我国新医改所提出的终极目标。此外,还要完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从国外经验来看,分散医疗费压力的好办法是建立老年医疗制度,还有建立护理保险制度,把需要护理和康复的部分费用由护理保险出,或者由老人福利资金来分担,这样可以减少医疗费的支出负担。因为我国现在没有护理保险,老人福利制度不健全,完善老人福利制度分散医疗风险建立完善的配套护理体系也十分紧迫。在制度方面,加大监管力度的的同时,营造形成约束医生道德风险的市场声誉机制,并通过引入市场竞争,建立激励机制来有效控制医疗费用。

肖亮^[9]（2012）在《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投融资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统筹城乡发展并构建覆盖城乡的公共服务体系,是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方略,而农村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是实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基础。为此,农村公共产品与服务供给研究愈发引起学界的重视,而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投融资机制则是研究的热点之一,因为要有效供给农村公共产品,必需要有稳定的资金来源与供给,而建立与之相完善的筹资机制则是这个环节的核心。本文即以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投融资问题为主题,拟结合运用公共财政、公共经济学及金融学等相关理论,采取理论规范分析与实际实证分析、理论定性分析与数量定量分析方法,从静态与动态等角度,着重分析各种不同的农村公共产品所适合的投融资模式,以及特定投融资模式的内部机理,并从总体和个体两方面研究供给主体的投融资风险及防范。本文结构包括八章。第一章为导论,包括问题的提出、文献综述、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与创新点等内容,重点是对当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投融资研究现状进行梳理与评述,并以此作为本文研究的逻辑起点；第二章为理论框架,概述农村公共产品投融资研究的主要理论,构建投融资分析框架,奠定本文研究的理论基础；第三章从纵向与横向两个维度进行了垂直与水平比较,梳理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投融资变迁历程；第四章具体分析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的金融供求种类组织主体,讨论其相应可能存在的金融（借贷）行为特征,归纳产权因素可能对金融供求双方产生的巨大影响；第五章以C-D生产函数为基本模型,就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的金融支持强度与农村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量化研究,为提出基于城乡一体化背景下的中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思路与对策提供量化依据,这是本文研究的重点；第六章研究农村公共产品投融资的风险表现、防范和化解,从总体与个体两个层次进行研究和探讨；第七章就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投融资的政策和制度进行研究,针对的是当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的资金瓶颈和制度安排问题,研究的目的是改革现有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方式,建立和完善农村公共产品投融资体制,引入商业性金融服务,让市场机制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投融资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以提高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效率,并最终为“三农”问题的解决提供可行性建议。第八章对论文观点进行总结提炼,并提出下一步研究的方向。

汪杰贵^[10]（2012）在《乡村社会资本视阈下的农村公共服务农民自主供给制度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当前我国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存在着供给总量不足、供给不均衡与供给效率低下诸多问题,其根源之一为当前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制度存在局限,因而创新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制度尤为必要。在回顾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制度相关研究基础之上,在分析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现状前提之下,结合当前我国农村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制度环境现状,研究认为构建农村公共服务农民自主供给制度切实可行。但农村公共服务农民自主供给制度供给和运作存在集体行动困境,而乡村社会资本在突破其制度供给困境与提升其制度效率中发挥着关键性作用。为此,研究从乡村社会资本视角探讨农村公共服务农民自主供给制度。为达创新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制度,提升其制度效率,从而提升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效率之目的,采取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从以下六方面系统分析农村公共服务农民自主供给制度。第一,研究我国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制度变迁。在理论上分析我国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制度变迁历程及变迁价值取向,并指出我国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制度变迁以效率为主导价值取向,为创新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制度提供价值取向和理念基础。在实践上具体分析安徽省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制度变迁,为理论研究提供实证案例。第二,反思当前我国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制度。当前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制度局限具体包括制度构建的理念基础滞后、供给制度僵化和供给制度效率低下三方面。在系统分析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制度局限基础之上,结合安徽省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制度现状,指出创新我国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制度尤为必要。第三,构建农民自主供给制度,实现农村公共服务制度创新。公共事务自主治理理论为构建农村公共服务农民自主供给制度奠定了理论基础。相较于现有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制度,农民自主供给制度有其制度优势,但其存在着制度供给困境。第四,分析乡村社会资本与突破农民自主供给制度困境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公共治理范式研究难点之一为突破公共事务自主治理制度的供给困境。增进自主治理成员之间的信仟是突破自主治理制度供给困境的必由之路,而信任是社会资本的应有之意,积累社会资本能够提升自主治理组织成员之间的信任度,从而突破其制度供给困境。为此作为公共事务自主治理制度的农民自主供给制度困境在于其制度供给的困境,而困境突破的关键在于积累乡村社会资本。在理论分析之上,结合安徽省桐城市B村自主兴修家塘的制度供给案例进行具体分析,实证研究结论。第五,论证乡村社会资本与农村公共服务农民自主供给制度效率之间的关系。农村公共服务农民自主制度效率提升关键在于农民集体行动效率提升,而乡村社会资本在提升农民集体行动效率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安徽省桐城市F村村民高效自主修路案例为其提供了明证。第六,洞悉乡村社会资本重构在农民自主供给制度创新中的作用,探寻乡村社会资本重构途径。因乡村社会资本,尤其是现代型乡村社会资本在农民自主供给制度创新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重构乡村社会资本有其必要性。乡村社会资本重构关键在于实现传统型乡村社会资本向现代型乡村社会资本转变,其途径具体包括发挥基层政府引导作用,弱化乡村宗族组织职能,推动农民自治组织发展三个方面。安徽省乡村社会资本重构有其典型意义和示范作用。针对我国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制度问题,从乡村社会资本维度研究农村公共服务农民自主供给制度,行文在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上有其创新之处。首先,就研究内容而言,一是鉴于已有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制度概念界定不一,重新界定其概念,指出其是一套制度体系；二是针对以往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制度研究停留于已有制度优化,基于自主治理范式研究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制度构建；三是突破自主治理制度的供给困境研究难点,具体从乡村社会资本视角探讨农民自主供给制度困境突破及其制度效率提升；四是鉴于乡村社会资本积累途径研究不足,指出了乡村社会资本重构的三条途径。其次,就研究方法而言,针对以往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制度研究侧重于理论推演,采用了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尤其注重案例研究。由此可见,研究丰富了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制度研究内容,拓宽了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制度研究范式,拓展了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制度研究方法,研究农村公共服务农民自主供给制度构建及其制度效率提升有利于解决我国农村公共服务供给问题,因而研究兼具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二、我国制度性产品供给体制及其改革（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我国制度性产品供给体制及其改革（论文提纲范文）

（1）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研究 ——基于理论维度模型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2）制度变迁、效能与创新：我国县级政府文化管理体制改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找回”城市与“袪魅”的居民自治 ——中央、地方与民众三层关系视野下的城市社区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充足、公平和效率视角下的学前教育财政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农村公共服务项目制供给“碎片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事业单位公共服务供给改革研究 ——基于分类管理到政府购买为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7）公共精神产品输出体制研究 ——以湖南日报发行体制改革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8）中国医疗保障制度发展研究 ——基于国际比较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9）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投融资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乡村社会资本视阈下的农村公共服务农民自主供给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我国制度性产品供给体制及其改革（论文参考文献）

• [1]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研究 ——基于理论维度模型视角[D]. 仲德涛.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2]制度变迁、效能与创新：我国县级政府文化管理体制改革研究[D]. 王余生. 武汉大学, 2018(06)
• [3]“找回”城市与“袪魅”的居民自治 ——中央、地方与民众三层关系视野下的城市社区治理研究[D]. 张雪霖. 华中科技大学, 2018(05)
• [4]充足、公平和效率视角下的学前教育财政政策研究[D]. 刘颖. 南京师范大学, 2017(12)
• [5]农村公共服务项目制供给“碎片化”研究[D]. 杜春林. 南京农业大学, 2016(12)
• [6]事业单位公共服务供给改革研究 ——基于分类管理到政府购买为视角[D]. 王刚. 南京大学, 2015(01)
• [7]公共精神产品输出体制研究 ——以湖南日报发行体制改革为例[D]. 何子明. 武汉大学, 2012(10)
• [8]中国医疗保障制度发展研究 ——基于国际比较的视角[D]. 楚廷勇. 东北财经大学, 2012(06)
• [9]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投融资问题研究[D]. 肖亮. 华中农业大学, 2012(11)
• [10]乡村社会资本视阈下的农村公共服务农民自主供给制度研究[D]. 汪杰贵. 浙江大学, 201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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