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拓创新 打造精品期刊——纪念《庐江职业大学学报》创刊十周年

一、开拓创新 打造精品学报——为纪念《鹭江职业大学学报》创刊10周年而作（论文文献综述）

郭立忠^[1]（2021）在《中国现代漆画研究》文中指出中国现代漆画是从中国传统漆绘发展而来的一个年轻的新画种,经过近百年、几代人的不断努力探索,逐渐建立了一套较为完善的发展体系,伴随现代漆画教育、官方展览、组织机构等诸多因素的推动,终于进入了发展的快车道。文章主要从中国现代漆画的源流、产生、发展、繁荣四个方面进行展开,以中国传统漆艺术发展的历史传承性作为主线,系统的整理、研究中国现代漆画完整的发展脉络,理清其血脉基因联系。并将中国现代漆画放在世界范围内的漆艺术交流中整体去研究,从国内国外两个方面入手,将对中国现代漆画的产生和发展起到重要作用的欧洲、日本和越南等国的漆画、漆艺术纳入到中国现代漆画的发展研究过程中,从历史的纵向长度和横向宽度两条路径作系统分析研究,以提高中国现代漆画发展过程研究的全面性、完整性和科学性。文章主要运用设计学、美术学、考古学、艺术学、社会学等研究方法来研究和探讨中国现代漆画所涉及的诸多内容,试图通过对中国现代漆画发展过程中的众多事件、人物、工艺、展览等等方面的全面分析,阐释中国现代漆画发展的完整路径,发掘其中必然联系和发展规律,进而对中国现代漆画的未来发展提供必要的理论和实践经验支持,以期逐步完善中国现代漆画的理论体系建设,为中国现代漆画的发展提供可借鉴的历史经验和启迪意义。

苏叶^[2]（2021）在《从文学到图像 ——苏轼赤壁二赋的文化增殖》文中研究表明文化增殖属于传播学的范畴,文化传播中的增殖既有对原文化的拓殖,也有对原文化的升华。本文聚焦苏轼赤壁二赋,讨论二赋传播过程中文本、书法、绘画的互释关系,以二赋书画作品的接受与增殖为主,重点讨论二赋在传播过程中衍生出的新的文化意义价值,进而探究文学艺术作品经典化的过程与规律。东坡九次游览黄州赤壁,留下了经典的赤壁二赋文。其一生亲书赤壁二赋近二十次,并多持赠友人。作品保存形式多样,墨迹、刻帖、碑刻均有流传。史上多载有东坡为同一友人数次书写二赋存世,《晚香堂苏帖》与《景苏园帖》收录的苏轼书《前后赤壁赋并跋》即为例证。因崇宁年间苏轼书迹大都被毁,二赋墨迹只有一件行书《赤壁赋》得以保存,小楷《赤壁赋》以及《后赤壁赋》均已失佚。现存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苏轼书《赤壁赋》墨迹应是进入内府之前为梁清标重裱本,且墨迹卷前补书者为文彭并非文徵明。《馀清斋法帖》收录的苏轼书《赤壁赋》摹勒底本为未损本苏轼行书《赤壁赋》,后被黄履常所藏。从帝王到文人多有临摹或重书赤壁二赋,南宋二帝曾亲书《后赤壁赋》,他们对二赋的推崇促使影响甚剧的二赋经典化。与南宋同期的金朝以及之后的元代,文人崇尚苏轼,多有学苏轼诗文书画之人。明代初期,因帝王推崇程朱理学,从统治者到文人都淡忘了苏轼,然中后期却多有书赤壁二赋者。清帝王也多有重书苏轼二赋以及临摹他人书二赋作品。究其原因,除了政治导向外,或出于对苏轼的欣赏,或者对他人所书《赤壁赋》的喜好。清代由于帝王崇董、崇赵风尚的引导,苏轼书风并未引领时代潮流,但苏书的影响却一直存在,文人也多书二赋。《赤壁赋图》为赤壁赋文的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文中将《赤壁赋图》分为全景分段式《赤壁赋图》和单景主题式《赤壁赋图》。因赤壁二赋自身的文学性不同,《前后赤壁赋图》的侧重点也有所不同。后世《赤壁赋图》是在对二赋充分理解的基础上产生的。前赋文中描写的场景比较单一,大都是对苏子与客泛舟江上的描绘,因而《前赤壁赋图》大都围绕着“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展开。《后赤壁赋》文蕴含的故事性强于前赋,突出人物活动与故事情节,因而《后赤壁赋图》多有长卷传世。文人们热衷以赤壁二赋为母题创作《赤壁赋图》,不管是逐渐趋于程式化构图的明代,还是将创作《赤壁赋图》作为文人趣味的清代以及宋元时期文人的不同目的,二赋以图文的形式频频出现在历代文人笔下,这促进了二赋的经典化。在《赤壁赋图》中存在着较多的题跋,画家以赤壁二赋为题材创作《赤壁赋图》,接受者又将观赏《赤壁赋图》的感悟创作成文学作品,并以书法的方式题写于画面上,形成了书画文的交互。在一幅完整的绘画作品中,题跋文字基于图像产生,并通过书法得以呈现,三者之间的互动为作品的经典化打下了基础。从文学上看,文人们借题跋这一特殊的文体创作了题《赤壁赋图》诗文,试图围绕《赤壁赋图》与苏轼进行情感交流和精神对话。从艺术上看,图画与文字相融、互相映衬,是对画面的延伸,最终共同重创出一幅完整的作品,是对二赋文多重意蕴的呈现,并在图像意义上诠释着赤壁二赋的经典化过程。对东坡形象的描绘是对东坡精神的追寻,呈现的是文人心中的东坡样貌。在《赤壁赋图》中,东坡形象已经升格成为一种文化符号,寥寥几笔却可见东坡风神。东坡的真实形像随着时间推移而逐渐模糊,绘画中的东坡形象却逐渐符号化,成为中国文人精神的象征。明清文人篆刻的兴起与兴盛使得篆刻创作主体身份发生转变,文人们用篆刻的方式来遣兴。明代文人多有取赤壁二赋中语入印,这为印章注入了新的文化内涵,使得篆刻的独立性得以凸显。而清代不仅印文内容选取二赋语,还多有通体印石镌刻《赤壁赋图》的现象。文房中的摆件等也多镌刻以东坡与友人泛舟的主题,且材质选择趋向多样。不仅限于石头,在玉、石、木、竹等材质上刻二赋,镌刻《赤壁赋图》的现象多有存在。这充分显示文人篆刻家浓厚的东坡情结与赤壁偏好。对苏轼的追慕不仅仅是中国特有的文化现象,日本、韩国文人同样钦慕苏轼。日本文人对二赋的接受主要表现在题《赤壁赋图》诗文、举行赤壁会与寿苏会上以及画《赤壁赋图》上。他们对赤壁二赋的接受或是因二赋中的禅意。且他们对苏轼的理解又不仅仅限于形式上的模仿,在举行“寿苏会”时往往会陈列一些以二赋为题材的中、日文人的书画作品。日本在继承中国绘画的基础上与本国文化相融,呈现出相似而又不同的画面。他们绘制《赤壁赋图》不仅仅表达对苏轼的崇尚,对中国古代文人生活的向往,而且更注重描写历史战争场景。韩国对二赋的接受则表现在基于赤壁二赋创作诗文。他们对赤壁二赋的接受影响着朝鲜王朝的文学发展,催生了“赤壁文学”。文人们在诗文中或化用二赋中词句,或引用原句,或仿作二赋。李朝文人对二赋既有承袭也有发展,在本国文化生态下赋予了二赋新的内涵,并在接受二赋思想的基础上,衍化出更多的文学作品。韩国文人效仿苏轼进行赤壁游,也是他们接受二赋的方式。“拟把汉江当赤壁”,七月既望、十月既望的赤壁游使得朝鲜文人更关注东坡的《赤壁赋》,大众也形成了赤壁游的习俗。二赋在流传过程中不断地被赋予新的文化价值,影响着海内外文学与艺术的发展。文人们用书、画、文等方式为二赋本身增加新的文化意义和价值。从文学到书法、绘画、题跋的二度创作,时间的沉淀与层累堆积成就了赤壁二赋的经典化。这一过程充分地体现了二赋文的文化增殖。

刘磊^[3]（2018）在《中国早期电影院空间文化研究（1896-1949）》文中研究指明电影院曾是城市在不同时代的地理标志和重要的城市公共空间,承载着城市记忆和文化传统,其凝结着大众对城市的感知、体验与认同。本文以电影院为研究对象,以1896-1949年为限,采取新文化史研究自下而上的微观研究视角,试图从小人物的日常生活和衣食住行这些世俗层面来观察发生在电影院中的历史现象,以期在历史的细枝末节、电影院的犄角旮旯里梳理出中国早期电影院的发展脉络、文化逻辑和市场规律,并呈现出一幅以电影院空间为表征的社会文化图景。20世纪70年代起,西方社会学家纷纷将时间上的青睐转移到空间上来。西方空间理论鼻祖式人物列斐伏尔的“三元组合概念”——空间实践、空间的再现、再现的空间,给本文行文结构带来启示,在此基础上,将全文研究结构分为三大部分:电影院的感知空间、电影院的社会空间、电影院的再现空间。电影院的感知空间,即电影院物质和物质化的空间,其可在两个层面上被阅读和分析:一是对其表象（分布、位置、环境、建筑、银幕画面、声音）进行实物性的描绘,二是从外在的历史、政治、经济、文化和心理等过程中寻求物质空间的社会文化解释。电影院首先是地理学意义上的空间,是地图上所呈现出的空间分布,它在宏观上涉及中国早期电影院在全国的分布情况,在微观上关系到电影院在城市空间中的分布特征。电影院的建筑,它不仅是一种工程技术,更是社会文化的一种物化形式,其背后所隐含的文化意义和象征,往往比建筑本身更为重要。“听觉”是继“视觉”之后,电影院里又一重要感知方式,“有声电影”的到来,不仅给电影带来了“声音”技术,更是对电影美学的一场颠覆性革命,它影响到了电影的拍摄方法,改变了观众的感知方式和观影体验,还关涉到了现代性、民族、国家和地方等议题。电影院的社会空间,由物质空间之外的各种复杂的现实世界和社会关系网络组成。其根植于生产关系、意识形态、权力争夺、话语模式、行为习惯等中,包括电影院商人的经营理念和市场行为,社会改良家推行的观影行为规范,国家颁布的电影院管理条例、规章和电影检查制度,等等。与此同时,电影院还展现了一个错综复杂的社会缩影,有整个社会道德失范、秩序混乱下的军警之患,也有因爱国情感或者职业歧视引发的暴力抗击电影院事件,有殖民者对被殖民国家的书写,也有被殖民者对国家主权的争夺和民族形象的建构,有知识精英和大众媒体对公共话语的塑造,也有市民观众对高压政治的反抗,它是种种社会现象、政治现象、文化现象的化身。可以说,电影院本身上演着比其放映的影片更精彩的演出,其蕴含的消费、权力、阶级、种族、性别、现代性、身份等问题,使其成为研究社会空间性的最佳文本之一。电影院的再现空间,它是围绕“影片”“媒介”和“人”展开的有关符号、经验、记忆与想象的生产、重构过程,它涉及城市中广大小市民阶层对电影的接受心理和审美趣味,关系到电影院空间的延伸和对电影的传播,它也与电影院中活动的“人”密切相关。小市民是中国早期电影最庞大的观众群体,小市民观众对武侠神怪片、鸳鸯蝴蝶片的推崇,内地观众对好莱坞电影的冷落,左翼电影迎合小市民的商业策略,都说明在市场表象之下中国传统文化和思维方式起了重要作用。电影广告、海报、说明书等媒介的生产与消费,使观众的观影活动无形间从电影院进入了更广大的日常生活空间,与影片一起成为个体与集体对特定时代影院记忆的一部分。电影院中一切的活动实践,都最终需指向行为主体,即“人”,电影院中除了观众、明星以外,电影院的工作人员也是重要的群体,他们作为影院中“第三只眼睛”,所形成对影院的体验、记忆完全不同于观众,从而成为早期电影院一个丰富的注脚。最后,本文在呈现与“还原”——中国早期电影院是什么样的?早期观众是如何看电影的——这一丰富多彩的社会图景的同时,着重思考以下几个关于早期电影院史研究中不可回避的问题:观众为何去电影院?作为“公共空间”的电影院,其空间本体特征是什么?国家权力对公共生活的渗入与控制是如何体现在电影院的日常经营与观众看电影行为中?在回答这些问题基础上,认为中国早期电影院参与了近代以来现代性、民族、国家等宏大议题的建构,这是中国早期电影院发展的一条主线。

丁婕^[4]（2013）在《董启章小说的城市书写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香港作家董启章在1994和1995年分别以短篇小说《少年神农》、中篇小说《安卓珍尼》和长篇小说《双身》接连斩获台湾联合报系短、中、长篇小说大奖,首先以女性书写引起了文学评论者的关注。然而自1997年起,董启章的小说创作即转向以香港城市与历史为核心的城市书写,陆续出版了“V城系列”四本组合式的小说集。从2005年至2010年,董启章更在短短数年内接连出版了由长篇小说《天工开物·栩栩如真》、《时间繁史·哑瓷之光》和《物种起源·贝贝重生之学习年代》构成的“自然史三部曲”,董启章把物质书写、人物关系、城市历史、时空交错、女性书写、文本互涉、对位模拟等主题通通涵盖其中,通过想象建构了一个比现实世界更繁复、更真实的虚构世界。董启章的作品与作品之间看似独立成书,却又互相牵连、时有互涉,无论是小说的内容还是书写形式都呈现出繁复深刻的面貌,因而他的创作理念无法由单一文本阐释清楚,其文本与文本之间的关系,各自有待相互论证以达到整全的面貌。本论文将以“城市书写”为主要分析角度,采用文本分析的方式,对董启章的小说创作进行细读与分析。同时以文化理论和文学理论与小说文本相互论证,以期能以较全面的视角解析董启章繁复深刻的城市书写。本文所采用的文本分析法,通过细读董启章的小说文本以挖掘作品背后的含义,探究文本与文本之间的关联所透露出的内涵。以读一本由无数相互关联的碎片组成的庞大长篇小说的角度,剖析董启章的创作观念、脉络及写作目的。本论文首先援引文化理论中的历史研究理论追溯V城/香港的历史背景,论述城市当下与未来所面临的困境。接着以空间理论分析V城/香港在全球化和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城市的空间变化及给港人的生存处境带来的影响。然后从物质文化史的角度切入,探究城市发展与物件产生的微妙关系,以及现代都市中人与物之间既疏离又亲密的共生关系。此外,本文将大江健三郎的《小说的方法》、波殊的《人间乐园》和波提切利的《Primavera》等其他艺术形式与董启章的文本进行并读,试图厘清它们在董启章的小说中被引用的用意,及对其小说产生的影响。论文第一章以海登·怀特“多种历史/histories”的观点梳理了从1840年至今,中英两国分别通过“压制”和“抬高”等方法,遮蔽一些事件又突出另一些事件所描述的迥然相异的香港历史,同时叙述了一百多年来香港城市空间的发展变化,并回顾了董启章的创作历程。本章通过厘清香港一百七十年来在“英国殖民书写”、“中国国族叙事”和“香港意识”三者此消彼长、复杂纠葛的历史建构过程,为后文深入透彻地论述董启章二十年来以香港历史与城市发展为核心的文学创作做好准备。第二章在上一章提供的时空背景上,分三个层面具体剖析了董启章小说开物成务、人物共生的物史观,以呈现现代都市发展历程中物质与人的关系演变史。第一节首先呈现了香港社会的物欲洪流,描写人们在消费大潮中迷失自我,只能通过获取更多商品来填充虚空的心灵,并陷入一个越消费越空虚的怪圈。第二节论述了董启章尝试将商品还原为“物”,通过“物品的个人用法”来颠覆资本主义消费文化的既定逻辑,赋予物品以使用者独特的个人情感与经验。第三节以通过想象构建的“可能世界”为例,探讨人与物之间交相为用、相融共生的关系,指出现代城市中开物成务、人物共生的可能路径。第三章以董启章小说中频繁出现的几个地点（游泳池、仙人井/婴儿宇宙、溜冰场）为坐标,分别阐释了它们在董启章小说世界中的作用和意涵,探讨了作家如何在城市的平常空间里呈现个体自我价值的确认,以及整座城市覆灭与新生的过程。当时间经过了时空交错的场域,驶向溜冰场的边缘,边界即得以突破,时间被重新组合,物质回到了天工开物的源头,城市在毁灭后得以重生。第四章从对位书写和凸显想象力两个方面论述了董启章以虚造实、想象成真的文体实验。第一节主要分析了董启章小说中文本内容与城市历史和空间的对位,以及他不同小说中的人物之间的对位和作家本人化身为不同的“假面”穿梭在小说世界中构成的对位。第二节论述了想象力在董启章小说创作中的重要作用,指出想象力是人类生存本身,想象力将固定观念扭曲变形以创造新的意义。

廖红宇^[5]（2010）在《福建钢琴音乐发展历史研究》文中提出本文研究的范围是钢琴传入福建至今一百多年来的发展历史,包括钢琴演奏、教育、创作以及相关产业等方面的发展与演变,福建籍钢琴演奏家、教育家、作曲家,以及在福建工作过、对福建钢琴音乐发展有重要影响的相关人物及其相关事件。笔者试图通过较为广泛而深入地查考福建的民国档案、民国报刊、地方文献、当代刊物、网络资讯等相关史料,结合访谈见证福建钢琴艺术发展的前辈,运用历史学、音乐学、教育学、社会学、传播学等学科理论和方法进行综合梳理,以科学审慎的态度对待史料,尽可能真实地还原福建近现代历史上钢琴音乐的发展脉络和整体面貌,总结其发展缘起、阶段特征,深入探究钢琴音乐与地方文化之间的相互作用与密切关联。力求开拓中国钢琴艺术发展史的研究思路,充实中国钢琴艺术史的区域性研究成果,为福建地方历史文化研究提供钢琴音乐发展方面的资料和补充。全文共分五章,前四章结合福建近现代发展阶段的历史背景,梳理福建钢琴音乐发展四个历史时期（萌芽期、初步发展期、曲折前进期和逐步繁荣期）的各个方面。第五章分析了福建钢琴音乐发展的三个特征,从近代基督教传播、福建人文地理、闽南文化三个方面的影响和作用,探究福建钢琴音乐发展的成因。本文认为：钢琴音乐是福建文化发展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的发展与近代以来福建文化的整体发展同步。福建的钢琴音乐发展体现出鲜明的时代性、地域性和开放性特征。时代变迁、文化发展的需要对福建钢琴音乐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福建音专钢琴教育和鼓浪屿钢琴文化在福建钢琴音乐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前者在20世纪上半叶的福州地区,后者在闽南地区,受不同地域文化的作用和影响,两者的发展特征和时代意义不同。尤其是独具一格的鼓浪屿钢琴文化,在近代基督教传播与闽南海洋文化的相互作用和影响下,形成了鲜明而突出的区域性特征,成为闽南文化的新生事物之一,是中国新音乐发展史上一个独特的现象,对于当代中国钢琴音乐发展具有显着意义。

张志国^[6]（2009）在《《今天》与朦胧诗的发生》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作为中国新诗发展方向的一座分水岭、当代大陆诗坛上最引人瞩目的文化景观、一代乃至几代青年读者热情追捧的诗歌经典,朦胧诗自出现迄今已有30年。30年来,这一聚讼纷纭的话题,始终受到诗坛与学界的关注。然而与这种热议极不相称,在研究领域,有关朦胧诗的历史叙述存在严重缺陷。迄今为止尚未有一部系统的朦胧诗史专着,究其缘由,其中最难攻克的正是朦胧诗的发生问题。本文立足于丰富的原始资料,采取诗歌文体学与文学社会学的研究视角,对朦胧诗缘何发生、如何发生的问题作出系统而深入的剖析。朦胧诗的发生研究,必须以考察《今天》为原点。《今天》诗歌经历了生发、生变、生成三个历史时期,命运漂泊诗、戏剧对抗诗与日常生活诗三种诗歌形态。《今天》诗歌吸纳了古今中外思想与艺术资源,推动《今天》诗人建构起多元化的个体“自我”意识,促发了现代艺术形式的自觉。《今天》诗歌走向公共空间时,面对不同的发表语境,至少经历了三次形象重塑,终而被纳入国家“整一”意识形态的构建中。《今天》诗歌中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自我”观、个体受难不屈的怀疑求索意志、以“隐喻”为核心的艺术表现形式沉积下来,成为普遍认同的朦胧诗核心。朦胧诗潮的发生,是社会文化层面上“个体”意识与“整一”文化在新的时代语境中对话与争执的结果,在诗歌本体层面上是一场扞卫与冲破既定诗质格局的角力。在朦胧诗确立的过程中,求真求变的社会文化心理与历史逻辑是基本前提,民间力量的崛起及重置诗坛权力格局的冲动是诗潮涌动的内在动因,官方场域的权力争执所带来的诗坛裂隙是诗潮涌现的渠道,而朦胧诗自身蕴涵的现代“自我”诗质与新异诗艺成为催生新的社会话语的对象,学院力量由此介入进来,以全新的话语阐释框架,依靠概念的逻辑力量,动摇了“权力话语”体制的美学合法性。学院与民间结盟开辟出与官方相区别的批评空间,民间与大学生读者广泛持久地传播朦胧诗的新话语,官方、学院、民间、商业市场与国际力量打造着“朦胧诗”的经典品牌,从而置换了整套诗歌话语体系,改变了中国当代诗歌的艺术背景。

颜敏^[7]（2008）在《在杂语共生的文学现场 ——“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在中国大陆文学期刊中的传播与建构（1979-2002）》文中指出时间上的连续性与空间上的杂生性使得文学期刊构成了鲜活流变、杂语共生的文学现场,能够呈现文学历史及其存在样貌的复杂多变性。从这一基点出发,本论文爬梳了“台湾、香港、澳门与海外的华文文学”在大陆文学期刊中传播与建构的相关情况与若干问题,对有关“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大陆流播的刻板印象进行了质疑与否定。一是梳理了“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在大陆文学期刊中的传播概况。纵向来看,从1970年代末到21世纪初,大陆文学期刊的相关传播活动大体可分为窗口期、高峰期,转型期和整合期四个阶段,同时,“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的整体感也经历了从隐约、凸显、分化和消失的过程。横向来看,首先,由于受众定位的差异,文学期刊中衍生出了有关“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的三种基本传播模式:学术的、纯文学的和大众的;其次,由于“地缘意识”、中国意识与“世界意识”组合关系的差异,文学期刊中形塑出三种“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的结构模式——主次分明型、众生平等型和含混重叠型。大陆文学期刊中“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的存在形态与价值意义的多元流变,否定了那种认为“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是政治需要之产物的观点。二是鉴定了文学期刊传播“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时主体性的显现方式。首先,文学期刊通过栏目形制等期刊语言,将选取文本重新组合,并赋予其新的价值意义,使之融入期刊的整体氛围之中,从而体现出建构性力量。其次由于处在多重视角多种力量的纠缠之中,特定文学期刊总是以一种调和协商的方式,寻找不同力量之间的空隙与契合点,以实现对“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的个性化传播。那种忽略对具体传播媒介的考察,只从宏观层面去把握“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大陆流播的研究思路,难免就会失之笼统与偏颇。三是分析了文学期刊的传播活动对“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与“汉语文学”的影响。文学期刊的现场感源于不同文本之间的相互影响与相互渗透,它呈现和促进了不同性质文学的融合生长过程。因此,文学期刊对于“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的传播促进了不同区域与国家华文文学的整合过程,有利于整合性文学观念的形成。随着文学交流的日趋深入,“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这一划地为界的术语也被世界华文文学、汉语文学、华文文学、中文文学等整合性概念所超越。

张莉^[8]（2007）在《汤显祖研究资料目录索引（1998—2005）》文中研究说明[说明]本索引收入有关汤显祖研究的着作及论文（1998年1月—2005年10月）800馀种,包括汤显祖原着新版本、研究专着、剧作改编、研究论文及演出评介等内容。索引共分四大部分:一是原着新版本及研究专着;二是剧作英译、改编、演出及其评论;三是研究论文;四是港澳台及国外汤显祖研究。其中某些部分根据需要又分二级或三级标目。着录体

张莉^[9]（2007）在《汤显祖研究资料目录索引（1998—2005）》文中指出[说明]本索引收入有关汤显祖研究的着作及论文（1998年1月—2005年10月）800馀种,包括汤显祖原着新版本、研究专着、剧作改编、研究论文及演出评介等内容。索引共分四大部分:一是原着新版本及研究专着;二是剧作英译、改编、演出及其评论;三是研究论文;四是港澳台及国外汤显祖研究。其中某些部分根据需要又分二级或三级标目。着录体

刘聪^[10]（2005）在《现代新儒学文化视野中的梁实秋》文中指出本文之所以采用了现代新儒学文化视野对梁实秋进行研究,是因为注意到了白璧德的人文主义在20 世纪初期和20 世纪末两次进入中国的特殊文化场景,并由此而首次分析了中国现代新儒学运动与白璧德的人文主义之间直接的渊源关系,从而使以现代新儒学文化视野观照现代文学现象获得合法性和合理性。在现代新儒家们眼中,现代新儒学并不是一个哲学思潮,而是融文学、史学、哲学为一体的文化思潮,这使我们的现代文学研究不可能再对这一文化思潮视而不见,虽然王富仁等学者曾认为以这一文化视野关注现代文学,会导致本学科的“自杀”,但本文的基本立场是:既客观面对新儒学文化思潮与五四新文化之间的对立冲突,正视其为中国现代文化和文学提供的另一种选择;又要充分重视新儒学文化思潮在现代文学领域内的开展,如何延续了中国的文化传统,如何在与西方学术和传统学术同时对话中打造中国特色的学术话语。序论部分主要论证的是梁实秋与现代新儒学运动的因缘,即在现代新儒学文化视野中研究梁实秋的合理性和必然性。这一论证主要沿三个维度展开:一、对“新儒学运动”和“现代新儒学文化视野”作概念剖析,厘清其主要内涵和特征,为研究梁实秋的文学话语提供理论参照;二,梁实秋的主要西方话语资源是欧文·白璧德的人文主义,白璧德对中国学生的期望就是在中国的“新儒学运动”中完成人文主义的国际化。梁实秋与现代新儒学运动的渊源就在这种关系中形成。三、借鉴贺麟的新儒学运动包括理学、礼教、诗教三途径之说,提出了现代新儒学诗教体系的研究框架,诗教包括文学和文学批评,梁实秋的文学话语在内涵和言说方式上都有着鲜明的新儒学诗教品质。第一章:论述梁实秋在五四新文化场中的另类感,正是这种另类文化体认使白璧德的人文主义对他而言不是一种外来的影响,而是他的必然选择。梁实秋在清华和美国求学期间都持一种与五四新文化场、文学场不同的东方文化或传统文化立场。清华学校中体西用的文化观念为清华学生型塑了重要的初始学术心态。他用诗是贵族的来挑战“人的文学”和“平民的文学”两种权威法则,主张诗歌语言的雅和形式的规范,被周作人指认为有学衡派的嫌疑。但他对诗歌艺术美的追求使他在1922 年就提出了诗歌三美的规范化主张。他与学衡派的不同在于,他承认五四新文化和新文学的基本价值,即质疑传统、学习西方,以及提倡白话文。在美国求学期间,白璧德对孔子和儒家思想的推崇,使梁实秋从模糊的东方文化立场聚焦到了儒家学说。白璧德的人文主义虽然在美国被视为保守主义,但其实质却是一种以人之律对抗物质之律的现代性

二、开拓创新 打造精品学报——为纪念《鹭江职业大学学报》创刊10周年而作（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开拓创新 打造精品学报——为纪念《鹭江职业大学学报》创刊10周年而作（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现代漆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从文学到图像 ——苏轼赤壁二赋的文化增殖（论文提纲范文）

（3）中国早期电影院空间文化研究（1896-1949）（论文提纲范文）

（4）董启章小说的城市书写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福建钢琴音乐发展历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今天》与朦胧诗的发生（论文提纲范文）

（7）在杂语共生的文学现场 ——“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在中国大陆文学期刊中的传播与建构（1979-2002）（论文提纲范文）

（8）汤显祖研究资料目录索引（1998—2005）（论文提纲范文）

（10）现代新儒学文化视野中的梁实秋（论文提纲范文）

四、开拓创新 打造精品学报——为纪念《鹭江职业大学学报》创刊10周年而作（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现代漆画研究[D]. 郭立忠. 南京艺术学院, 2021(02)
• [2]从文学到图像 ——苏轼赤壁二赋的文化增殖[D]. 苏叶. 西南大学, 2021(01)
• [3]中国早期电影院空间文化研究（1896-1949）[D]. 刘磊. 山东大学, 2018(12)
• [4]董启章小说的城市书写研究[D]. 丁婕. 南京大学, 2013(01)
• [5]福建钢琴音乐发展历史研究[D]. 廖红宇. 福建师范大学, 2010(07)
• [6]《今天》与朦胧诗的发生[D]. 张志国. 暨南大学, 2009(02)
• [7]在杂语共生的文学现场 ——“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在中国大陆文学期刊中的传播与建构（1979-2002）[D]. 颜敏. 暨南大学, 2008(03)
• [8]汤显祖研究资料目录索引（1998—2005）[J]. 张莉. 中华戏曲, 2007(02)
• [9]汤显祖研究资料目录索引（1998—2005）[J]. 张莉. 中华戏曲, 2007(02)
• [10]现代新儒学文化视野中的梁实秋[D]. 刘聪. 山东师范大学, 200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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