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不同文化程度抑郁症患者症状维度分析及治疗方法的探讨（论文文献综述）
黄乾坤[1]（2021）在《首发青少年抑郁症患者人格特质、心理弹性、应对方式特点及其对临床疗效的分析》文中研究指明目的:考察首发青少年抑郁症患者人格特质、心理弹性、应对方式特点及其对抑郁症严重程度、临床疗效的影响。方法:招募129例就诊于贵州省第二人民医院的首发青少年抑郁症患者作为患者组,另招募129例性别、年龄、受教育年限等一般人口学资料与患者组相匹配的健康志愿者作为对照组,采用一般人口学问卷、大五人格量表、青少年心理弹性量表及中学生应对方式量表为研究工具进行施测。所有数据使用SPSS23.0版进行统计分析,组间差异性比较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单因素方差分析或χ2检验。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法分析人格特质、心理弹性、应对方式与青少年抑郁、焦虑严重程度及临床疗效相关关系,进一步采用多元逐步回归法分析人格特质、心理弹性、应对方式对青少年抑郁、焦虑严重程度及临床疗效影响。结果:（1）青少年抑郁症患者人格特质、心理弹性、应对方式特点:在大五人格量表中,患者组神经质评分高于对照组（P<0.01）,外倾性、开放性、宜人性、严谨性评分低于对照组（P<0.01）;在青少年心理弹性量表中,患者组目标专注、情绪控制、积极认知、家庭支持、人际协助评分低于对照组（P<0.01）;在中学生应对方式量表中,患者组问题解决、寻求支持、合理解释评分低于对照组（P<0.01）,忍耐、逃避、幻想否认评分高于对照组（P<0.01）。（2）青少年抑郁症患者人格特质、心理弹性、应对方式对焦虑、抑郁严重程度的影响:Pearson相关分析及多元逐步回归分析结果发现,在基线期,患者的神经质（β=0.48,P<0.01）、外倾性（β=-0.31,P<0.01）、严谨性（β=0.67,P<0.01）、积极认知（β=-0.19,P=0.04）对HAMA评分影响显着;神经质（β=0.50,P<0.01）、外倾性（β=-0.18,P=0.015）、积极认知（β=-0.13,P=0.041）、家庭支持（β=-0.13,P<0.01）对HAMD-17评分影响显着。（3）青少年抑郁症患者人格特质、心理弹性、应对方式对临床疗效的影响:Pearson相关分析及多元逐步回归分析结果发现,在治疗2周末时,患者的外倾性（β=0.27,P<0.01）、目标专注（β=0.21,P=0.048）、情绪控制（β=0.54,P<0.01）、积极认知（β=0.17,P=0.03）、逃避（β=0.16,P=0.02）对HAMA的减分率影响显着;患者的神经质（β=-0.61,P<0.01）、宜人性（β=0.14,P=0.036）、积极认知（β=0.26,P<0.01）、问题解决（β=0.20,P=0.029）对HAMD-17的减分率影响显着。在治疗4周末时,患者的外倾性（β=0.37,P<0.01）、开放性（β=0.13,P=0.023）、目标专注（β=0.19,P=0.036）、情绪控制（β=0.47,P<0.01）、积极认知（β=0.17,P=0.019）对HAMA减分率影响显着;患者的神经质（β=-0.53,P<0.01）、宜人性（β=0.22,P<0.01）、积极认知（β=0.36,P<0.01）、家庭支持（β=0.13,P=0.019）、问题解决（β=0.32,P<0.01）、发泄情绪（β=-0.15,P=0.021）对HAMD-17减分率影响显着。结论:（1）高神经质,低外倾性、开放性、宜人性、严谨性;低目标专注、情绪控制、积极认知、家庭支持、人际协助;低问题解决、寻求支持、合理解释,高忍耐、逃避、幻想否认可能是青少年抑郁症患者的临床特征。（2）神经质、外倾性、严谨性、积极认知对青少年抑郁症患者的焦虑症状严重程度有预测作用。神经质、外倾性、积极认知、家庭支持对青少年抑郁症患者的抑郁症状严重程度有预测作用。（3）外倾性、开放性、目标专注、情绪控制、积极认知对青少年抑郁症患者的焦虑症状改善有预测作用,逃避应对方式短期内对焦虑症状改善有预测作用。神经质、宜人性、积极认知、家庭支持、问题解决、发泄情绪对青少年抑郁症患者的抑郁症状改善有预测作用。
罗芊懿[2]（2021）在《童年创伤对抑郁症及双相抑郁患者认知模式、情绪调节的影响》文中认为【目的】（1）探讨童年创伤对抑郁症、双相抑郁患者的认知模式的影响。（2）探讨童年创伤对抑郁症、双相抑郁患者的情绪调节的影响。（3）探讨伴童年创伤的抑郁症、伴童年创伤的双相抑郁患者认知偏差与情绪失调的关系。【方法】利用童年创伤问卷将入组的抑郁症、双相抑郁患者、健康人群分为伴童年创伤抑郁组、伴童年创伤双相抑郁组、伴童年创伤健康对照组。所有被试均接受功能失调性态度问卷（DAS）、认知偏差问卷（CBQ）评估认知模式;接受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RESS）、认知情绪调节方式量表（CERQ）评估情绪调节状况。本研究共收集453例研究对象,其中伴童年创伤抑郁患者组169例,伴童年创伤双相抑郁患者182例,伴童年创伤的健康人群102例。【结果】（1）有家族精神病史（Waldχ2=0.944,p=0.005）的伴童年创伤抑郁患者更容易出现认知偏差。家庭所在地为城镇（Waldχ2=0.005,p=0.002）的伴童年创伤抑郁症患者认知模式会更恰当一些;有家族精神病史（Waldχ2=5.256,p=0.022）的伴童年创伤抑郁症患者更容易出现情绪失调的状况,已婚（Waldχ2=4.503,p=0.034）的伴童年创伤抑郁症患者情绪调节能力更强。（2）家庭所在地为城镇（Waldχ2=4.195,p=0.041）与家庭经济条件较好（Waldχ2=4.997,p=0.025）的伴童年创伤双相抑郁患者认知模式会更恰当一些;年龄为0～25（Waldχ2=5.787,p=0.016）的伴童年创伤双相抑郁患者更容易出现情绪失调的状况。（3）与伴童年创伤的双相抑郁组相比,伴童年创伤的抑郁症患者的认知偏差更多体现在功能失调性态度问卷（DAS）的脆弱性（p=0.012）、认知偏差问卷（CBQ）的抑郁-歪曲角度（p=0.029）;与伴童年创伤的健康人群相比,伴童年创伤的抑郁症患者的认知偏差更多体现在功能失调性态度问卷（DAS）的脆弱性维度（p=0.002）、完美化维度（p=0.019）、依赖性维度（p=0.003）、认知哲学维度（p=0.034）、认知偏差问卷（CBQ）的抑郁-歪曲得分上（p=0.002）。（4）与伴童年创伤的抑郁患者相比,伴童年创伤的双相抑郁患者的认知偏差更多体现在功能失调性态度问卷（DAS）的认知哲学维度（p<0.001）上;与伴童年创伤的健康人群相比,伴童年创伤的双相抑郁患者的认知偏差更多体现在功能失调性态度问卷（DAS）的脆弱性维度（p=0.002）、认知哲学维度（p=0.043）、认知偏差问卷（CBQ）的抑郁-歪曲得分上（p=0.014）。（5）与伴童年创伤的双相抑郁组相比,伴童年创伤的抑郁症患者的情绪失调更多体现在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RESS）问卷的表达积极情绪自我效能感（POS）维度（p=0.007）、调节沮丧/痛苦情绪自我效能感（DES）维度（p=0.004）;与伴童年创伤的健康人群相比,伴童年创伤的抑郁症患者的情绪失调更多体现在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RESS）问卷的表达积极情绪自我效能感（POS）维度（p=0.005）、调节沮丧/痛苦情绪自我效能感（DES）维度（p=0.006）上、认知情绪调节方式量表（CERQ）问卷的灾难化维度（p=0.002）、责难他人维度（p=0.048）、积极重新关注维度（p=0.008）、积极重新评价维度（p=0.014）。（6）与伴童年创伤的健康人群相比,伴童年创伤的双相抑郁患者的情绪失调更多体现在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RESS）问卷的表达积极情绪自我效能感（POS）维度（p<0.001）、调节沮丧/痛苦情绪自我效能感（DES）维度（p<0.001）、认知情绪调节方式量表（CERQ）的积极重新关注维度（p=0.024）、积极重新评价维度（p=0.007）、理性分析维度（p=0.038）上。（7）伴童年创伤的抑郁症患者的功能失调性态度（DAS）总分与童年创伤量表（CTQ）总分（r=0.468）、情感虐待维度（r=0.319）、情感忽略维度（r=0.385）呈正相关;认知偏差问卷（CBQ）抑郁-歪曲得分与童年CTQ总分（r=0.283）呈正相关。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量表（RESS）总分与CTQ总分（r=-0.508）、情感虐待维度（r=-0.454）、躯体虐待维度（r=-0.221）、情感忽略维度（r=-0.593）呈负相关。（8）伴童年创伤的双相抑郁患者的功能失调性态度（DAS）总分与童年创伤量表（CTQ）总分（r=0.439）、情感忽略维度（r=0.227）呈正相关;认知偏差问卷（CBQ）抑郁-歪曲得分与童年CTQ总分（r=0.379）、情感虐待维度（r=0.212）呈正相关。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量表（RESS）总分与CTQ总分（r=-0.451）、情感虐待维度（r=-0.340）呈负相关。（9）以伴童年创伤抑郁患者的功能失调性态度（DAS）总分为因变量时,童年创伤量表（CTQ）的情感虐待因子（β=-0.304,校正R2=0.352,p=0.013）进入回归方程;以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量表（RESS）总分为因变量时,童年创伤量表（CTQ）的情感虐待因子（β=1.851,校正R2=0.398,p=0.005）、情感忽略因子（β=0.100,校正R2=0.234,p=0.043）进入回归方程。（10）以伴童年创伤的双相抑郁患者的功能失调性态度（DAS）总分为因变量时,童年创伤量表（CTQ）的情感忽略因子（β=2.736,校正R2=0.311,p=0.021）进入回归方程;以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量表（RESS）总分为因变量时,童年创伤量表（CTQ）的情感虐待因子（β=1.546,校正R2=0.244,p=0.024）进入回归方程。（11）伴童年创伤的抑郁患者功能失调性态度（DAS）总分与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量表（RESS）总分呈负相关（r=-0.432）,认知偏差问卷（CBQ）抑郁-歪曲得分与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量表（RESS）总分呈负相关（r=-0.244）,功能失调性态度（DAS）总分与认知情绪调节方式量表（CERQ）总分呈正相关（r=0.251）,功能失调性态度（DAS）总分与认知偏差问卷（CBQ）抑郁-歪曲得分呈正相关（r=0.453）,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量表（RESS）总分与认知情绪调节方式量表（CERQ）得分呈正相关（r=0.602）。（12）伴童年创伤的双相抑郁患者功能失调性态度（DAS）总分与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量表（RESS）总分呈负相关（r=-0.550）,功能失调性态度（DAS）总分与认知偏差问卷（CBQ）抑郁-歪曲得分呈正相关（r=0.502）,认知偏差问卷（CBQ）抑郁-歪曲得分与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量表（RESS）总分呈负相关（r=-0.109）,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量表（RESS）总分与认知情绪调节方式量表（CERQ）得分呈正相关（r=0.696）。【结论】本研究围绕童年创伤、抑郁症、双相抑郁、认知模式（认知偏差）、情绪调节（情绪失调）之间的关系展开研究。通过比较伴童年创伤的抑郁症患者、伴童年创伤的双相情感障碍患者、伴童年创伤的健康人群的认知偏差、情感失调状况,探讨童年创伤对认知模式、情绪调节的影响。为抑郁症、双相抑郁的认知行为治疗、心理创伤干预以及药物治疗提供一定的依据。
段莉[3]（2021）在《基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老年抑郁症患病特点分析以及危险因素模型构建的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目的:1、人口老龄化是当今世界普遍关注的重大社会问题之一。而心理健康作为健康老龄化战略的重要内涵,始终是国内外精神心理卫生领域的热点研究问题。抑郁症作为仅次于老年痴呆而成为严重危害老年人心理健康最常见的精神疾患,随老龄化问题的加剧而趋于显着。但受确诊抑郁症筛选工具不同,样本来源、样本量、经济发展及社会文化背景差异较大等因素影响,抑郁症在不同国家、不同地区患病率的调查结果存在较大差异。同时考虑老年抑郁症患者的临床症状多不显着,消化、循环等躯体化症状往往会误导医生进行大量的内科检查,导致70%～90%的患者会被漏诊,甚至误诊。此外,居家养老仍是我国老人及其家庭的首选养老方式,但因“4-2-1”家庭模式、子女工作节奏加快及居住距离的拉长、空巢家庭的增加等因素的客观存在,家庭养老功能日趋弱化,而以居家养老为主、以社区养老为依托、以机构养老为补充的医养结合养老服务体系已成为主流模式。而基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则成为为居家及社区老人提供医疗照护及心理照护服务的第一个窗口。由此,本部分研究即应用流行病学问卷调查的方法,分析现阶段与基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有签约服务老人的抑郁症患病率及其患病特点。2、抑郁症作为严重危害老年人心理健康最常见的精神疾患,在老年群体中的患病率高达10%-20%,导致老人产生社交能力障碍、躯体活动减少、生活质量下降,并大大增加共患痴呆等疾病的风险。目前有关老年抑郁症疾病危险因素的基础研究和调查分析较多,主要集于临床疾病特征、心理因素以及社会因素对疾病发生发展的相关性以及作用过程的研究。这些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老年抑郁症与各影响因素的关系,并通过回归分析,明确了预测老年抑郁症病情及转归的相关变量。但少有研究将探索视角放在将多个实际发挥作用的研究变量同时纳入影响体系,构建老年抑郁症的危险因素模型。由此,本研究以姜乾金教授提出的心理应激系统模型为理论框架,在文献回顾及课题组讨论的方式,筛选预测变量,并确定研究工具。最后,基于决策树模型理论,结合生物、心理及社会学因素对受试老年群体抑郁水平的影响,构建老年抑郁症危险因素模型。3、重性抑郁障碍作为临床常见精神疾病之一,在全球范围内有超过3亿的患病群体,发病率近4.4%,且近十年来患者增速为18%,已成为15～29岁人群死亡的第二大原因。抗抑郁药物的正确使用及成功治疗是抑郁症患者减少残疾、预防疾病复发以及提高生活质量最有效的方法之一。鉴于临床仍有大量患者对抗抑郁制剂的治疗反应不敏感或无反应,多数学者还在致力于开发非典型抗抑郁药物、中药/植物制剂,并不断探索与发现新的药物治疗靶点,或从药物治疗联合心理治疗的角度探求抑郁症临床治疗效果提升的新途径。其他学者还根据抗抑郁药物的应用情况,通过分析可接受性、耐受性、药物不良反应以及药物对脑结构与功能改变等观察指标,对比分析其临床治疗效果。由此,学者们以重性抑郁障碍和（或）药物治疗为研究主题,从病因、发病机制、诊断标准、药物治疗、心理社会干预及效果探讨等方面开展了大量临床及基础研究,并在有影响力的国内外期刊上发表的论文质量有所提高,论文数量也呈逐年增长趋势。本研究即应用文献计量分析的方法,分析重性抑郁障碍药物治疗研究中的热点问题,并探讨该研究主题的主要知识结构变化及主题发展趋势,为后续研究制定抑郁症干预措施的制定提供理论指导。研究方法:1、第一部分研究是应用大样本流行病学问卷调查的方法,分析与基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内的全科/家庭医生,存在签约服务关系老年居民抑郁症的患病率及患病特点。研究所选老年受试群体来自辽宁省6个基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具体共发放问卷826份,有效回收656份（有效回收率79.42%）用于统计分析。其中,男性204例（31.1%）,女性452例（68.9%）。2、第二部研究是基于上述流行病学调查样本取样过程,同时自6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以及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心理门诊,选择符合纳入标准的老年抑郁症受试群体完成问卷调查。具体共发放问卷936份,有效回收737份（有效回收率为78.74%）用于统计分析。其中,男性213例（28.9%）,女性524例（71.1%）。之后,基于决策树模型的统计分析方法,构建老年抑郁症的危险因素模型。3、第三部分文献计量分析的研究,是自Pub Med数据库中提取2001-2018年间有关重性抑郁障碍及药物治疗的相关文献。具体应用“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Depressive Disorder,Major”以及“Drug therapy”/“Antidepressive Agents”主题词检索的方法,分三个年段（6年/阶段）导出文献检索结果,并综合应用书目共现分析、双聚类分析、战略坐标分析及社会网络分析的方法对MDD药物治疗的主题趋势及知识结果进行探究。结果:1、第一部分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显示,分别用MINI、GDS、HAMD对656位受试老年社区居民进行筛查分析后发现,三种工具所对应老年抑郁症患病率的结果分别为20.7%,22.4%以及20.6%。进一步卡方检验分析发现户口类型、婚姻状况、子女情况、居住方式、本人曾有精神疾病史、慢性疾病病史、职业类型、工作性质、本人经济收入、本人对经济收入的满意度、体育锻炼及饮食习惯,共12个变量是影响老年抑郁症患病率的显着性因素（P<0.05）。2、第二部分老年抑郁症危险因素模型构建的研究结果显示,对737位老年受试群体的抑郁情况进行调查以及回归分析发现,户口类型、子女情况、精神疾病个人病史、老年人生活事件、睡眠质量、艾森克人格分型、低挫折的非理性信念、躯体化症状、对社会支持的利用度、家庭功能及社会功能障碍、心理弹性坚韧、力量与乐观维度评分是影响老年人罹患抑郁症风险的显着因素。基于决策树模型理论所构建的老年抑郁症危险因素模型进一步确认,社会功能障碍,躯体化症状为轻度及以上、非理性信念低挫折耐受维度评分≥22分、睡眠质量差、心理弹性量表力量维度评分<26分、老年生活事件量表≥65分、心理弹性量表乐观维度得分<14分,以及神经质人格（抑郁质/胆汁质人格特质）特点可作为预测老年抑郁症的危险因素。统计检验该模型的分类正确判断率为89.45%;敏感度、特异度、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分别为83.10%、92.17%、81.94%、92.73%;ROC曲线下面积及95%可信区间为0.951（0.934-0.968）。3、第三部分文献计量分析结果显示,2001-2006年,2007-2012年,2013-2018年,自Pub Med数据库检索到以MDD药物治疗为研究主题的相关文献数量分别为1577篇、2680篇、2848篇。战略坐标分析结果显示,2001-2006年未开发或研究不成熟的主要主题聚类是抗抑郁药物在病理生理学、神经内分泌学和神经生物化学方面作用机制的分析。这些主题在2007-2012年被抗抑郁药（辅助或未辅助心理治疗）的临床疗效及影响因素分析,抗抑郁药物的不良反应机理,以及基于脑影像学对抗抑郁药的临床疗效的分析所替代。之后,在2013-2018年,又被新型抗抑郁药物临床疗效分析,对有高危自杀风险MDD患者的早期识别及预防性干预,应用基因或生物标记预测抗抑郁药物的治疗反应及临床疗效所替代。基于社会网络分析结果发现,抗抑郁药物（antidepressive agents）、第二代/不良反应（second-generation/adverse effects）、重性抑郁障碍/代谢（depressive disorder,major/metabolism）、心理治疗/方法（psychotherapy/methods）、脑（结构与功能）/药物作用（brain/drug effects）等主题词被认为是2007-2012年和2013-2018年的新兴研究热点。结论:1、与基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有签约服务老年居民的抑郁症患病率较高,即应用MINI、GDS及HAMD筛查老年抑郁症的患病率分别为20.7%,22.4%以及20.6%,该老年群体心理卫生健康问题应受到政府职能部门以及（精神）医疗卫生机构的密切关注。2、躯体化症状轻度及以上、个人阳性精神疾病病史、应激性生活事件多、睡眠质量差、神经质人格类型、低挫折耐受的非理性信念得分高、社会及家庭功能障碍是增大老人罹患抑郁症的危险因素,而对社会支持的利用度高、心理弹性较好则是降低老年抑郁症发生风险的保护性因素。3、基于决策树模型理论所构建的老年抑郁症危险因素模型,包括的危险因素变量为社会功能发生障碍、躯体化症状显着、高应激生活事件水平、心理弹性水平低、非理性信念低挫折耐受水平高、睡眠质量差、神经质人格。统计分析显示,该模型性能良好,可用于临床、社区等卫生机构内老年抑郁症患者的筛选。4、研究所分析目前尚未开发或研究不成熟的主题聚类内容,以及新兴研究热点有助于临床及基础研究人员明确抑郁症药物治疗研究领域的发展现状和趋势,拓展思路寻找探索新的研究方向。同时也为后续开展老年抑郁症干预措施的制定提供科学依据。
杨龑晓晓[4]（2020）在《胶质细胞源性神经营养因子在糖尿病共病抑郁中的中介作用探讨》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第一部分胶质细胞源性神经营养因子与2型糖尿病的相关性及其在糖尿病共病抑郁中的中介作用探讨背景与目的:近年来,糖尿病（Diabetes mellitus,DM）患病率在全世界范围内急速上升。2019年,国际糖尿病联盟（International Diabetes Federation,IDF）发布最新的数据显示全球罹患糖尿病人数达到4.63亿。根据最新的流调数据,依照WHO诊断标准,我国糖尿病患病率上升至11.2%。据WHO统计,全球抑郁症患者约3.5亿。2019年,发表于柳叶刀-精神病学的我国首次全国性的精神障碍流行病学调查显示,我国抑郁症的终生患病率（在一生当中得过抑郁症的患者所占总人口比率）为6.8%。随着糖尿病以及抑郁症患病率的逐年增高以及其互为危险因素的影响,糖尿病共病抑郁已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公共卫生问题。既往研究显示了胶质细胞源性神经营养因子（Glial cell line-derived neurotrophic factor,GDNF）与抑郁症的发生存在关联性,“神经营养假说”已成为抑郁症发病机制主流假说之一;另一方面,在细胞及动物实验中提示GDNF可促进胰腺细胞增殖,减少胰腺细胞的凋亡,改善细胞功能,提高糖耐量,改善胰岛素抵抗。然而尚缺乏临床研究以证实GDNF与2型糖尿病的相关性。在此基础上,本研究对GDNF水平与2型糖尿病的相关性进行探索,探讨其在糖尿病共病抑郁的中介作用,验证其为糖尿病和抑郁共病的桥梁假说,为糖尿病共病抑郁分子机制提出新的观点。对象与方法:采用病例对照试验研究设计,病例组纳入2型糖尿病患者,对照组纳入非糖尿病患者（其中包括糖尿病前期（p-DM）及糖耐量正常者（Normal glucose tolerance,NGT））。分别对两组患者进行以下指标的检测并比较组间差异:1.代谢指标:血糖,包括空腹血糖（Fasting plasma glucose,FPG）、糖化血红蛋白（Glycosylated hemoglobin,HbAlc）;血脂,包括甘油三脂（Triglyceride,TG）、总胆固醇（Cholesterol,CHO）、低密度脂蛋白（Low density lipoprotein,LDL）和高密度脂蛋白（High density lipoprotein,HDL）;血压、身体质量指数（Body mass index,BMI）及腰臀比（Waist hip rate,WHR）。2.血清GDNF浓度的测量。3.GDNF的SNP等位基因（Rs884344位点、Rs2075680位点及Rs3812047位点）分型测定。4.抑郁、生活质量量表（病人健康问卷（Patient Health Questionnaire,PHQ-9）,欧洲五维健康量表（Euro Qol Five Dimensions Questionnaire,EQ-5D））评估。运用回归模型探索GDNF、血糖、抑郁各自的影响因素;并运用Bootstrap法建立结构方程模型分析GDNF在糖尿病及抑郁之间的中介效应。结果:共188例研究对象纳入本研究,其中病例组72例,对照组116例（包括糖尿病前期44例以及糖耐量正常72例）。共18.6%的研究对象（N=35）存在抑郁症状。结果显示:1.病例组血清GDNF浓度明显低于对照组（9.844±2.804pg/ml vs 11.338±3.858pg/ml,P=0.006）;进一步分组显示,血清GDNF浓度在病例组、糖尿病前期组以及糖耐量正常组之间存在梯度差（11.706±3.918pg/ml vs 10.736±3.722pg/ml vs 9.884±2.804pg/ml,P=0.008）,两两比较显示病例组与糖耐量正常组之间有显着差异（P=0.011）,糖尿病前期组与病例组以及糖耐量正常组之间差异均无显着性（P分别为0.146、0.431）。经过双变量相关性分析显示,血清GDNF浓度与空腹血糖成线性负相关（R=-0.241,P=0.001）,与糖化血红蛋白成线性负相关（R=-0.217,P=0.003）。2.回归分析显示,抑郁以及低血清GDNF浓度为2型糖尿病危险因素;患2型糖尿病或抑郁均影响了血清GDNF水平。低生活质量（低EQ-5D评分）、低血清GDNF浓度及患有糖尿病为抑郁危险因素。3.GDNF在血糖水平影响抑郁评分路径中的中介效应无统计学显着性（P=0.0579）,在抑郁影响血糖代谢路径中存在中介效应（空腹血糖路径P=0.0035,糖化血红蛋白路径P=0.0091）,且中介效应对总效应的贡献约为17%（空腹血糖路径17.04%,糖化血红蛋白路径16.6%）。结论:1.糖尿病患者中的血清GDNF浓度明显低于非糖尿病人群,血清GDNF浓度在糖尿病、糖尿病前期以及糖耐量正常人群之间存在梯度差。2.GDNF分别与糖尿病和抑郁存在相互影响作用。3.GDNF在抑郁影响血糖代谢路径中存在中介效应,中介效应对总效应的贡献约为17%。第二部分GDNF中介作用在2型糖尿病患者中的验证及同伴支持对其的影响背景与目的:同伴支持作为一种心理干预方法,因其可接受性、高效性、经济性广泛用于心理疾病及心身疾病的治疗。为了研究同伴支持对2型糖尿病血糖代谢、GDNF浓度以及抑郁症状改善的作用,本研究采用随机对照试验（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RCT）研究设计,以同伴支持作为干预手段,动态观察干预前后代谢指标、GDNF浓度以及抑郁症状的变化。并进一步分析GDNF在2型糖尿病以及糖尿病共病抑郁中的作用。对象与方法:纳入于南京市玄武区9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管理的2型糖尿病患者共296人,采用整群随机抽样方法将8个研究模块（其中熊猫社区与后宰门社区合并）进行整群随机分组,分为干预组（N=155）和对照组（N=141）的社区。干预组采用为期12个月的同伴支持+常规糖尿病教育干预,对照组仅进行常规的糖尿病教育。分别对两组患者进行以下的检测:1.代谢指标:血糖,包括空腹血糖、餐后血糖（Postprandial plasma glucose,PPG）、糖化血红蛋白;血脂,包括甘油三脂、总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和高密度脂蛋白;血压、身体质量指数及腰臀比。2.血清GDNF浓度的测量。3.GDNF的SNP等位基因（Rs884344位点、Rs2075680位点及Rs3812047位点）分型测定。4.抑郁、生活质量及糖尿病相关痛苦量表（Diabetes-related Distress Scale,DDS）评估。结果:在基线时进行横断面研究显示:1.血清GDNF浓度在高血糖患者中（HbA1c≥7.0%）显着降低,合并抑郁（HbA1c≥7.0%且PHQ-9评分>4）的患者GDNF浓度进一步降低（P=0.000）。2.血清GDNF浓度与空腹血糖、餐后血糖以及糖化血红蛋白均为线性负相关（P=0.000）;与PHQ-9评分以及其中的情感维度评分呈显着负相关（P分别为0.023、0.031）,同时与EQ-5D-5L评分呈负相关（P=0.006）。3.回归分析显示,是否有抑郁症状、血糖水平为GDNF浓度的影响因素,低血清GDNF浓度及合并脑血管并发症为伴随抑郁的危险因素。4.GDNF在抑郁与血糖之间存在中介效应。经干预12月后,1.两组患者血清GDNF浓度均显着升高,其中干预组血清GDNF浓度由11.042±3.111pg/ml上升至11.698±2.740pg/m（P=0.013）,对照组组血清GDNF浓度由10.689±2.381pg/ml上升至11.135±2.173pg/m（P=0.036）。调整基线水平后,组间血清GDNF浓度差异无显着性（P=0.103）。但亚组分析显示,在合并抑郁的患者中干预组血清GDNF浓度较对照组有显着差异（11.609±2.248pg/ml vs 10.405±2.353pg/ml,P=0.023）。2.干预组患者空腹血糖、空腹血糖达标率以及糖化血红蛋白较对照组存在显着性差异（P分别为0.007、0.047、0.027）。其他代谢指标（餐后血糖、血脂、血压、身体质量指数及腰臀比）及量表评估（PHQ-9,EQ-5D,DDS）未见明显差异。3.回归分析显示,血糖的改善、干预前是否合并糖尿病眼病、干预前是否合并抑郁症状为患者血清GDNF浓度变化的影响因素;基线时糖化血红蛋白水平、干预后GDNF变化值、干预前是否合并糖尿病眼病以及同伴支持干预为患者糖化血红蛋白改善的影响因素;是否合并糖尿病脑血管并发症、糖尿病眼病及糖尿病肾病可能影响患者的抑郁缓解,但通过深入分析未确定其统计学显着性。结论:1.2型糖尿病患者中血糖代谢水平与血清GDNF浓度呈线性负相关,GDNF在抑郁与血糖之间存在中介效应。2.同伴支持可以改善患者空腹血糖及糖化血红蛋白水平,提高患者血清GDNF浓度,但未显示对患者抑郁症状有明显缓解。3.血糖降低越多、干预前就有抑郁症状及糖尿病眼病的患者血清GDNF浓度提高越多。血清GDNF浓度升高越多对同伴支持的患者糖化血红蛋白水平改善越大。
刘骥[5]（2020）在《上海市某区65岁及以上2型糖尿病患者自我管理行为及影响因素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糖尿病是影响全世界人类健康的严重的慢性疾病,控制糖尿病不仅需要医护人员的临床治疗,还需要患者进行良好的自我管理。国内外研究显示,老年2型糖尿病患者的自我管理行为处于中低水平,严重影响患者疾病预期和生存质量。同时抑郁症是糖尿病患者常见的并发症,不但是影响2型糖尿病患者自我管理水平的重要因素,同时还是患者日常疾病管理中经常面临的心理问题。因而,有必要对老年2型糖尿病患者的自我管理行为状况、抑郁状况及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研究目的:（1）描述老年2型糖尿病患者的自我管理行为状况及影响因素;（2）描述老年2型糖尿病患者的抑郁状况及影响因素。研究方法:采取便利抽样抽取上海市虹口区三个社区,再根据3个社区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现有的老年2型糖尿病患者情况,以分层抽样的方法,等比例随机抽取老年2型糖尿病患者610例;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由患者填写一般人口学资料、疾病相关资料、糖尿病自我管理行为问卷、BECK抑郁自评量表、慢性病健康素养问卷、糖尿病疾病痛苦问卷、糖尿病自我效能问卷。结果:（1）完成调查的597例患者自我管理行为得分为6.79±1.35分;（2）597例患者中,处于抑郁状态的患者共83人,占比13.9%;（3）老年2型糖尿病患者的自我管理行为受多种因素影响:规律运动、使用口服药物、良好的健康素养和自我效能水平是患者自我管理行为的保护因素;年龄增长、BMI指数异常、疾病痛苦是患者不良自我管理行为的危险因素,且抑郁状态是降低患者自我管理行为得分的直接因素;（4）老年2型糖尿病患者抑郁状况受以下因素影响:高健康素养水平、BMI指数异常、合并高血压、疾病痛苦状态是患者出现抑郁状态的危险因素;而规律运动、采用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高自我效能水平、采用口服药物是降低患者抑郁风险的保护因素。结论:老年2型糖尿病患者自我管理水平偏低,且一定比例的患者出现了抑郁症状。患者自我管理行为受到包括抑郁状态在内的多种因素影响;患者的抑郁状态也受到复杂的因素影响。在糖尿病日常管理中,需要注意患者的自我管理水平,尤其是在血糖监测以及运动锻炼两方面,社区应针对性的开展相关教育和辅导;要及时关注患者身心状态,通过必要的心理评测手段和有效地干预措施,避免患者长期处于抑郁状态,提高患者自我管理能力,改善患者疾病预后。
郑子月[6]（2020）在《抑郁症患者社会支持与生活质量现状及影响因素研究》文中指出目的:本研究以抑郁症患者为视角,通过对抑郁症患者的问卷调查,分析抑郁症患者的社会支持及生活质量现状,进一步了解抑郁症患者的健康状况,并探讨其影响因素,为制定护理措施,提高抑郁症患者的社会支持及生活质量提供参考依据。方法: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发放抑郁症患者一般资料调查表、生活质量测定量表简表（QOL-BREF）、社会支持量表（SSRS）,评估患者生活质量和社会支持情况,并分析其影响因素。运用Excel和SPSS22.0对相关数据进行统计描述和分析,通过独立样本t检验、单因素方差分析对不同变量间差异比较,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研究生活质量与社会支持关系,应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探讨影响患者生活质量的因素。结果:1.本研究中调查168例抑郁症患者,其生活质量总分为（56.54±6.99）分,得分区间为42.0670.51分,生活质量水平较低。社会支持总分为（34.24±6.32）分,得分区间为1549分,社会支持水平较低。2.生活质量各维度及总分方面,单因素分析有统计学意义（P<0.05）的因素有:性别、婚姻状况、工作状态、居住情况、疾病知识了解程度、每月可支配收入、是否首发、抑郁程度。社会支持各维度及总分方面,单因素分析有统计学意义（P<0.05）的因素有:年龄、婚姻、不同文化水平、工作状态、居住情况、医疗支付方式、疾病知识了解程度、每月可支配收入、是否首发、有无子女情况、抑郁程度。3.生活质量各维度、总分与社会支持总分,均呈正相关,相关系数分别是:0.805、0.844、0.812、0.710、0.667、0.868.4.影响患者生活质量总分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工作状态、是否首发和社会支持是影响抑郁症患者生活质量的独立影响因素。它们共同表示,对生活质量行为的解释率为77.7%。结论:抑郁症患者的生活质量和社会支持水平较低,社会支持与生活质量各维度及总分呈正相关,社会支持越好,其生活质量水平越高。社会支持,工作状态和是否首发是抑郁症患者生活质量的独立影响因素。
潘雪[7]（2020）在《多囊卵巢综合征与心理应激相关性及补肾解郁调冲法干预的实验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目的1系统查阅、整理国内外多囊卵巢综合征（PCOS）相关文献,并通过对PCOS与心理应激相关性的分析阐释,为临床诊治PCOS提供参考依据及新思路。2通过横断面研究分析PCOS的中医证候分布特点;以慢性心理应激为切入点,对各中医证型与生活质量、心理状态及人格特征进行相关性分析,探讨PCOS中医各证型与慢性心理应激的关系,明确“肾虚肝郁”在PCOS中的重要病机作用,为中医辨证治疗提供理论基础。3应用来曲唑联合慢性温和不可预知应激（CUMS）法建立动物模型证实慢性心理应激对PCOS的重要影响;以此模型为研究对象,结合生殖与心理应激方面指标,探讨补肾解郁调冲方对模型大鼠的治疗作用及疗效机制;以内质网应激（ERS）诱导的卵巢颗粒细胞凋亡通路PERK-ATF4-CHOP为研究新靶点,探讨补肾解郁调冲方对PCOS合并慢性应激大鼠的疗效机制。方法1临床研究对309例PCOS患者的临床信息进行采集及整理;采用健康调查简表（SF-36）、焦虑/抑郁自评量表（SAS/SDS）、艾森克人格问卷简式量表中国版（EPQ-RSC）对患者的生活质量、焦虑及抑郁情绪变化、人格特征进行调查;分析PCOS患者的中医证候特点及不同证型PCOS患者在生活质量、心理健康、人格特征方面的差异性;应用Logistic回归分析,探究肾虚肝郁型PCOS与发病相关因素、焦虑抑郁情况及人格特征的依存关系。2实验研究以CUMS方法模拟慢性心理应激,以来曲唑构建PCOS大鼠模型。将大鼠随机分为空白组、慢性应激组（CUMS）、PCOS组、PCOS合并慢性应激组（PCOS+CUMS）。以行为学、卵巢组织病理学、血清性激素、海马组织神经递质等为指标进行模型对比及评价。应用PCOS+CUMS动物模型进行疗效机制研究。除正常组外,将成模大鼠随机分为模型组、达英-35组、单纯补肾（即补肾）组、补肾解郁调冲（即补肾解郁）低、中、高剂量组。进行行为学检测,测定各组大鼠卵巢体积、卵巢质量;以HE染色观察卵巢组织病理形态;ELISA法测定血清LH、FSH、FT水平;HPLC-ECD测定海马组织中NE、5-HT 及 5-HIAA 水平。选取补肾解郁低、中、高剂量组中疗效较佳的组别与其余各组进行疗效机制研究,以Tunel法检测卵巢颗粒细胞凋亡情况;免疫组化法检测GRP78、CHOP蛋白在卵巢组织中的表达及定位;Western Blot法检测卵巢组织中CHOP、GRP78、PERK、ATF4蛋白的表达水平。结果1临床研究（1）本研究有效病例为309例,27-33岁年龄段患者所占比例最高（55.34%）,文化程度以大专及以上为主（91.26%）,脑力劳动者居多（75.4%）;肥胖患者占比为36.89%,67.96%的患者无运动习惯,月经紊乱者占比为95.47%,有不孕病史者占29.13%,其中原发性不孕者占不孕症患者的64.44%,继发性不孕者为35.56%;（2）309例PCOS患者中,肾虚肝郁证占比最高（37.22%）,其次为痰瘀互结证（23.30%）、脾虚痰湿证（20.39%）、肾虚血瘀证（19.09%）;（3）不同证型间文化程度、工作性质、BMI存在差异（p<0.05）;大专及以上者在肾虚肝郁证中占比最高（95.65%）;脑力劳动者在肾虚肝郁证、脾虚痰湿证中占比较高,分别为80.95%、80.87%;脾虚痰湿证、痰瘀互结证PCOS患者BMI高于肾虚肝郁证、肾虚血瘀证（p<0.05）;（4）在SF-36方面,总体健康（GH）、情感职能（RE）、精神健康（MH）、活力（VT）维度得分较低;存在焦虑状态者占PCOS患者总人数的28.8%,抑郁状态者占40.13%;（5）不同中医证型在VT及MH方面存在统计学差异（p<0.05）;肾虚肝郁证VT维度及MH维度得分低于脾虚痰湿证（p<0.05）;肾虚肝郁型PCOS患者SF-36心理健康总分低于其余3个证型,SAS及SDS评分高于其余3个证型（p<0.05）;（6）各中医证型间EPQ-RSC中E、N、P维度得分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脾虚痰湿证的E维度得分最高,肾虚肝郁证最低;肾虚肝郁证的N、P维度得分最高,脾虚痰湿证最低;（7）进一步对中医证型占比最高之肾虚肝郁证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年龄、文化程度、工作性质、BMI、抑郁情况、神经质N与肾虚肝郁证有关（p<0.05）。年龄偏小（以34-40岁为参照）、体重偏低（以超重、肥胖为参照）、抑郁状态与肾虚肝郁证呈正相关;高中及中专学历（以大专及以上为参照）、工作以体力劳动为主（以无业参照）、情绪稳定或人格为神经质中间型（以情绪不稳定者为参照）与肾虚肝郁证呈负相关。2实验一PCOS组、PCOS+CUMS组大鼠体质量、血清FT水平、LH/FSH比值高于空白组（p<0.05）;PCOS+CUMS组较PCOS组卵巢组织多囊样改变更加明显;CUMS组、-PCOS+CUMS组大鼠水平运动得分、垂直运动得分、蔗糖偏嗜度及海马组织中NE、5-HT含量低于空白组（p<0.05）,5-HIAA含量、5-HIAA/5-HT比值高于空白组（p<0.05）;3实验二（1）体质量、卵巢体积及卵巢质量:模型组大鼠体质量、左侧卵巢体积及卵巢质量较正常组明显增加（p<0.05）;与模型组比较,达英-35组、补肾组及补肾解郁中剂量组大鼠体质量明显降低（p<0.05）,补肾解郁中剂量组大鼠左侧卵巢体积及卵巢质量明显减小（p<0.05）;（2）卵巢组织病理学:模型组可见多个囊状扩张卵泡,颗粒细胞排列松散,层数减少;补肾解郁中、高剂量组可见正常形态的卵泡及黄体,囊性扩张卵泡少见,颗粒细胞排列整齐,层数较模型组增多;（3）性激素:模型组大鼠LH、FT水平及LH/FSH比值较正常组升高（p<0.05）;与模型组比较,达英-35组及补肾解郁中剂量组大鼠FT水平明显降低（p<0.05）,达英-35组及补肾解郁中、高剂量组大鼠LH水平、LH/FSH比值明显降低（p<0.05）;补肾组在LH水平方面较模型组降低（p<0.05）;4实验三（1）行为学:模型组大鼠水平、垂直运动得分及蔗糖偏嗜度低于正常组（p<0.05）;与模型组比较,补肾组及补肾解郁中剂量组大鼠水平运动得分明显升高（p<0.05）;各治疗组大鼠垂直运动得分、蔗糖偏嗜度虽与模型组无显着差异（p>0.05）,但补肾解郁中剂量组、补肾组大鼠垂直运动得分较治疗前呈升高趋势;补肾解郁中剂量组蔗糖偏嗜度升高幅度最大;（2）神经递质:模型组大鼠NE、5-HT含量较正常组降低,5-HIAA含量升高（p<0.05）,而5-HIAA/5-HT比值呈升高趋势,但无统计学意义（p>0.05）;与模型组比较,补肾组及补肾解郁各剂量组NE含量明显升高（p<0.05）,各治疗组大鼠5-HT、5-HIAA含量及5-HIAA/5-HT比值与模型组无显着差异（p>0.05）,补肾解郁中剂量组5-HT含量最高,补肾解郁高剂量组5-HIAA含量最低;5实验四（1）颗粒细胞凋亡情况:与正常组比较,模型组较正常组卵巢颗粒凋亡指数明显增高（p<0.05）;与模型组相比,达英-35组及补肾解郁中剂量组大鼠卵泡凋亡指数明显降低（p<0.05）;（2）GRP78、CHOP、PERK、ATF4蛋白表达:模型组大鼠卵巢组织中GRP78、CHOP蛋白主要表达于颗粒细胞层中;与正常组比较,模型组GRP78、CHOP、ATF4蛋白表达明显上调（p<0.05）,模型组PERK蛋白表达水平升高,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与模型组相比,达英-35组、补肾组及补肾解郁中剂量组GRP78、ATF4蛋白表达明显降低（p<0.05）,补肾解郁中剂量组CHOP蛋白表达水平明显降低（p<0.05）,各治疗组PERK蛋白表达水平下降,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1通过文献综述,PCOS是一种生殖功能障碍与代谢异常并存的内分泌紊乱性疾病,心理应激在PCOS的发生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中医药在治疗PCOS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应结合心理应激因素进一步研究中医药治疗PCOS的作用机制及优势。2临床研究证实,肾虚肝郁证是PCOS常见的中医证型;肾虚肝郁型PCOS患者存在更大的精神压力及心理负担,且易具有内向,情绪不稳定,焦虑紧张等人格倾向,“肾虚肝郁”与PCOS患者的慢性心理应激状态具有密切关联;年龄偏小、体重偏低、存在抑郁状态、情绪不稳定者辨证为肾虚肝郁证的可能性更大,临证治疗中应重视患者的精神心理状态。3来曲唑联合CUMS诱导的PCOS合并慢性应激状态动物模型较传统PCOS模型大鼠卵巢病理改变、内分泌及行为学变化、神经递质方面更贴近临床,可作为研究PCOS合并心理应激的病理及药效学机制的可靠动物模型,并进一步证实了慢性心理应激与PCOS相互影响。4补肾解郁调冲方可促进模型大鼠体内生殖内分泌环境恢复平衡,促进卵泡发育及排卵,改善行为学表现;该方的疗效作用机制可能与调节模型大鼠脑内单胺类神经递质,抑制PERK-ATF4-CHOP信号通路,下调GRP78表达,进而延缓ERS介导的卵巢颗粒细胞凋亡有关。
方衡[8]（2020）在《基于述情障碍团体辅导对高中生抑郁干预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目的:对述情障碍与抑郁之间的关系进行验证,以此为理论基础设计一套针对述情障碍干预的团体心理辅导方案,探讨基于述情障碍干预设计的团体心理辅导对于缓解高中生抑郁状况的效果。方法: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随机抽取郑州市某高中高一至高三年级的学生共1196人参与问卷调查,采用TAS-20量表、CES-D量表评估研究对象的述情障碍以及抑郁得分,采用团体心理辅导干预的方法对高中生的抑郁状况进行干预,并对干预效果进行评估,数据结果均用SPSS21.0软件进行处理分析。研究结果:1.高中生在TAS-20评分在性别变量上存在显着差异（p<0.05）,CES-D得分在性别、年级变量上存在显着差异（p<0.01）;2.CES-D总分及各因子与TAS-20总分及各因子之间均呈现出显着性相关（p<0.01）,述情障碍三个维度对CES-D得分产生30.2%的解释力度;3.在实施团体心理辅导之前,干预组和对照组的CES-D、TAS-20前测得分均不存在显着差异（p>0.05）,在人口统计学变量上也不存在显着差异（p>0.05）,接受干预后,干预组的TAS-20评分显着低于对照组（p<0.01）,干预组的CES-D评分显着低于对照组（p<0.05）,追踪测量的结果表明,两组成员的TAS-20得分、CES-D得分评分呈现出显着性差异（p<0.01）。研究结论:1.高中生的述情障碍程度存在性别差异,高中生抑郁症状表现存在性别和年级差异;2.高中生述情障碍与抑郁之间存在显着的相关性,述情障碍与抑郁呈正相关,并且抑郁对述情障碍具有正向影响关系;3.基于述情障碍的干预设计的团体心理辅导对于高中生抑郁以及积极情绪、抑郁情绪、躯体症状因子的干预是有效的,并能在较长时间内保持良好的效果。4.基于述情障碍的干预设计的团体心理辅导对于高中生述情障碍及各维度的干预是有效的,并能在较长时间内保持良好的效果;
刘思聪[9]（2020）在《产后抑郁障碍的影响因素分析及针刺疗效研究》文中认为目的:（1）通过对产后抑郁障碍古代和现代的文献梳理,总结产后抑郁障碍的中医学认识以及针灸治疗产后抑郁障碍的中西医理论基础;（2）通过对产后抑郁障碍患者的流行病学调查,了解发病率,探讨产后抑郁障碍的保护因素和危险因素,确定高危人群;（3）观察调任通督针法治疗产后抑郁障碍影响,评价调任通督针法治疗产后抑郁的疗效,为调任通督针法临床应用提供科学的理论和临床依据。材料与方法:（1）在中医理论的指导下,对中医古籍中与产后、抑郁相关的文献进行梳理,总结针灸治疗产后抑郁障碍的中西医理论基础,为针灸治疗产后抑郁障碍提供理论支持。（2）对2018年4月至2019年10月期间在辽宁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牡丹江市林口县第一人民医院、牡丹江市林口县妇女儿童医院三所医院住院生产的孕妇进行基线评估。根据研究目的筛选出符合条件的孕妇418名,研究人员收集其社会人口学资料、既往病史和危险因素信息。在基线调查时还尽可能收集推定的危险因素,无法在基线调查时收集的危险因素在后续评估中予以测评。共有388例纳入研究中,以EPDS≥9为标准判定,经筛选98人EPDS≥9为抑郁组,290人<9分为对照组,所有资料应用SPSS.22进行分析,对推定危险因素进行单因素分析,经单因素统计分析与产后抑郁障碍相关的危险因素（P<0.05）,纳入多因素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模型。（3）将纳入符合轻中度产后抑郁诊断标准的68例患者,随机分为调任通督组（34例）和对照针灸组（34例）,两组接受每周治疗3次,4周为1疗程,连续治疗2个疗程。患者于治疗前、治疗第1周、治疗第2周、治疗第4周、治疗第8周分别记录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治疗前、治疗后测量健康调查简表（SF-36）。通过HAMD和SF-36评价疗效;同时评价HAMD五个因子和SF-36八个维度以详细评估调任通督针刺法的优势所在。结果:1.产后抑郁障碍与古代文献中记载的郁证、脏躁、百合病、梅核气等情志疾病均有相似点和区别之处,与脏躁症状甚为相近。针灸可从疏通经络、平衡阴阳、调整脏腑、调和气血等多方面切入,同时大量动物实验及临床证明针刺可以通过多重机制多靶点从整体角度对产后抑郁症进行干预,作为PPD的有效疗法,有着扎实的古代典籍记载及现代理论依据。2.388名产妇,产后抑郁障碍的发病率为25.26%（98/388）,经单因素分析年龄、居住地、生育次数、吸烟史、产后睡眠情况、月子是否满意于与产后抑郁症的发生相关（P<0.05）,纳入多因素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经分析居住地,吸烟,生育次数,产后睡眠情况是抑郁发生的相关因素,居住农村,有吸烟史,初产妇,产后睡眠较差患产后抑郁的危险更高。3.治疗前,两组产后抑郁患者临床一般资料,HAMD量表、HAMD量表各因子分、SF-36量表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病例具有可比性。治疗后调任通督组有效率为90%,对照针灸组有效率为65.63%;两组患者治疗前后对比,HAMD量表、SF-36量表均得到改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两组HAMD因子比较调任通督组对焦虑/躯体化、体重、认识障碍、迟缓、睡眠障碍均起到了治疗作用（P<0.05）,而对照针灸组在焦虑/躯体化、认识障碍、迟缓、睡眠障碍四项因子评分下降（P<0.05）,体重这一因子评分治疗前后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因子组间比较调任通督组对认识障碍、迟缓两项因子疗效优于对照针灸组（P<0.05）。SF-36量表比较在生理健康内容:包括生理功能、生理职能、身体疼痛、总体健康四个维度两组疗效差异无统计学（P>0.05）,在心理健康内容:包括活力、社会功能、情感职能、精神健康四个维度上,调任通督组评分高于对照针灸组（P<0.05）。结论:1.产后抑郁障碍与脏躁症状甚为相近,但两者并不完全相等。针灸作为PPD的有效疗法,有着扎实的古代典籍记载及现代理论依据。2.本次研究产后抑郁的发病率为25.26%;居住地、产后睡眠情况、生育次数、吸烟史与产后抑郁的发生有相关性,居住城镇、产后睡眠质量较好、有生育经历对产后抑郁障碍的发病是保护因素;有吸烟史对产后抑郁的发病是危险因素。3.调任通督针法可以治疗产后抑郁障碍,改善产后抑郁障碍患者生活质量。
娄从梅[10]（2020）在《抑郁症症状卷入 ——基于注意偏向和情绪加工的机制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文化心理病理学研究发现,中国人更倾向于通过躯体症状表达心理问题,这种对心理疾病不同症状的强调反映了中国人对同一疾病不同症状的卷入程度存在差异。症状卷入是各类精神和心理疾病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指的是患者亲友或其他照料者（伴侣、朋友、同学等）为缓解患者的痛苦改变自身行为以适应患者症状的现象（Calvocoressi et al.,1995;Lebowitz et al.,2016）。在抑郁症中,患者家属帮助患者回绝可能导致他感到焦虑、或情绪低落的社交活动,或直接代替他完成本应由他自己完成的任务都属于症状卷入行为。近些年,国外关于强迫症、焦虑症、孤独症、囤积症、创伤后应激障碍等精神疾病和心理障碍的症状卷入的研究逐渐增多,症状卷入被证实在众多心理疾病中普遍存在,并与各类精神疾病的症状严重性、社会功能损害程度,以及较差的治疗效果相关。同时,研究者们开始注重识别症状卷入的潜在心理和生理机制,以及对症状卷入的个体差异的解释。基于中国抑郁躯体化的背景,在前人对强迫症、焦虑症症状卷入的基础上,本篇研究选取抑郁症患者和患者家属或朋友作为研究对象,通过问卷调查、行为实验以及脑电实验等研究方法探究抑郁症症状卷入的现象学规律,并从注意分配和情绪加工的角度探究不同抑郁症状间的卷入差异的心理和生理机制。研究一运用问卷调查法,通过抑郁症患者和抑郁症患者亲友两个群体,探究抑郁症症状卷入的现象学规律。运用描述性统计、相关分析、独立样本T检验和相关样本T检验等统计分析方法发现:（1）在抑郁症中,常见卷入方式有“给予较往常更多的关注和同情”、“做一些可能让患者感到高兴的事情”、“调整自己的日常作息、生活习惯以满足患者的需要”,在患者本人的报告中,还发现“直接代替患者完成某项任务”和“反复讨论情绪问题而不是解决问题的策略”也是常见的卷入方式;（2）抑郁症症状卷入水平与患者抑郁症状严重程度正相关,与患者亲友的焦虑水平正相关,与患者家庭功能负相关;（3）重度及以上严重程度病患中,亲友对抑郁症躯体症状和心理症状的卷入存在显着差异,具体表现为对躯体症状的卷入程度显着大于心理症状。研究二采用线索提示实验范式从注意偏向的角度探究抑郁症的症状卷入机制,具体研究内容有（1）一般个体（控制组）与患者亲友对不同抑郁症状的注意偏向的差异;（2）患者家属对不同抑郁症状的注意偏向及其具体成分。研究二选取22名符合实验要求的患者亲友作为实验组,另招募23名一般个体作为控制组开展实验。重复测量方差分析发现:（1）抑郁症患者亲友相比于控制组对抑郁症状更加敏感,表现出对抑郁症状的注意警觉,并且存在对抑郁症状的注意转移困难;（2）抑郁症患者亲友对躯体抑郁症状和心理抑郁症状的注意偏向不存在统计学意义上的差异,但患者亲友表现出对躯体症状的注意警觉和注意转移困难的趋势。研究三采用阈上情绪启动实验范式从情绪加工的脑电生理反应角度探究抑郁症状对个体情绪加工的影响,重复测量方差分析得到如下结果:（1）在抑郁症状启动下,无论是控制组还是患者亲友组均表现出对负性情绪的警觉,对负性情绪面孔有更多认知资源的投入,尤其抑郁症患者亲友表现得更为明显,行为反应上表现为对负性情绪面孔的反应时更短,电脑波上表现为负性情绪面孔诱发的P3波幅更大;（2）行为反应上,相对于控制组,患者亲友组表现出对躯体症状启动下的情绪面孔识别更加敏感;（3）心理抑郁症状作为启动刺激时,控制组需要投入更多认知资源用以加工积极情绪,表现为心理症状启动下,正性情绪面孔诱发的N2波幅大于躯体症状启动下的波幅,产生了前后效价不一致的混合情绪,亲友组无此差异,这说明患者亲友在抑郁症状的启动下,没有产生对后续正性情绪面孔的前后不一性的冲突情绪反应,也就是只产生了因抑郁症状引发的单一情绪。本研究选取临床意义上的抑郁症确诊患者和患者家属作为研究对象,保证了研究结果的有效性和代表性;从患者和家属两个群体考察抑郁症症状卷入的现象学规律及其内在机制,使得研究结论更加全面和客观;本研究是对抑郁症症状卷入实证研究的尝试性探索,采用生理实验的方法探究抑郁症症状卷入的心理和生理机制是研究课题与研究方法上的创新;研究结果可能为以后的抑郁症临床干预尤其是家庭治疗提供依据。后续研究可扩大样本量,综合运用fMRI、镜红外等各种研究方法对本研究结论加以验证。
二、不同文化程度抑郁症患者症状维度分析及治疗方法的探讨（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不同文化程度抑郁症患者症状维度分析及治疗方法的探讨（论文提纲范文）
（1）首发青少年抑郁症患者人格特质、心理弹性、应对方式特点及其对临床疗效的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中英文缩略词表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1 对象与方法 |
| 2 结果 |
| 3 讨论 |
| 4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综述 青少年抑郁症患者的人格特质、应对方式、心理弹性研究进展 |
| 参考文献 |
| 附件一 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17) |
| 附件二 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A) |
| 附件三 大五人格简式量表 |
| 附件四 青少年心理弹性量表 |
| 附件五 中学生应对方式量表 |
| 附件六 知情同意书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2）童年创伤对抑郁症及双相抑郁患者认知模式、情绪调节的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1.前言 |
| 1.1 抑郁症、双相抑郁 |
| 1.2 童年创伤 |
| 1.3 认知偏差 |
| 1.3.1 抑郁症患者的童年创伤与认知偏差 |
| 1.3.2 双相抑郁、童年创伤与认知偏差 |
| 1.4 情绪调节 |
| 1.4.1 伴童年创伤的抑郁症患者的情绪调节 |
| 1.4.2 伴童年创伤的双相抑郁障碍患者的情绪调节 |
| 1.5 研究目及研究假设 |
| 1.6 研究意义 |
| 2.研究设计与方法 |
| 2.1 研究对象 |
| 2.1.1 伴童年创伤的抑郁症患者组 |
| 2.1.2 伴童年创伤的双相抑郁组 |
| 2.1.3 伴童年创伤的健康人群组 |
| 2.1.4 样本量计算 |
| 2.2 被试的入组标准与排除标准 |
| 2.2.1 伴童年创伤抑郁患者 |
| 2.2.2 伴童年创伤双相Ⅱ型障碍患者(双相抑郁) |
| 2.2.3 伴童年创伤健康人群组 |
| 2.3 伦理审批 |
| 2.4 临床评定工具 |
| 2.4.1 一般人口学资料收集 |
| 2.4.2 DSM-V临床定式检查—病人版 |
| 2.4.3 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 |
| 2.4.4 心境障碍问卷(MDQ) |
| 2.4.5 童年创伤问卷(CTQ) |
| 2.4.6 功能失调性态度问卷(DAS) |
| 2.4.7 认知偏差问卷(CBQ) |
| 2.4.8 认知情绪调节问卷中文版(CERQ-C) |
| 2.5 统计学处理 |
| 3.结果 |
| 3.1 一般人口学资料描述 |
| 3.2 伴童年创伤抑郁患者、伴童年创伤双相抑郁患者的认知模式、情绪调节的影响因素 |
| 3.2.1 伴童年创伤抑郁患者认知模式、情绪调节的影响因素 |
| 3.2.2 伴童年创伤双相抑郁患者认知模式、情绪调节的影响因素 |
| 3.3 伴童年创伤抑郁患者、伴童年创伤双相抑郁障碍患者认知模式的维度分析 |
| 3.4 伴童年创伤抑郁患者、伴童年创伤双相抑郁障碍患者情绪调节的维度分析 |
| 3.5 童年创伤与认知偏差、情绪调节的相关分析及多元回归分析 |
| 3.5.1 抑郁症患者的童年创伤经历与认知偏差、情绪调节的相关分析及多元回归分析 |
| 3.5.2 双相抑郁患者的童年创伤经历与认知偏差、情绪调节的相关分析及多元回归分析 |
| 3.6 抑郁症及双相抑郁患者的功能失调性认知态度、认知情绪调节的相关性分析 |
| 4.讨论 |
| 4.1 个体认知模式模式、情绪调节的影响因素 |
| 4.2 童年创伤对个体认知模式的影响 |
| 4.2.1 童年创伤对抑郁症患者认知模式的影响 |
| 4.2.2 童年创伤对双相抑郁障碍患者认知模式的影响 |
| 4.3 童年创伤对个体情绪调节的影响 |
| 4.3.1 童年创伤对抑郁症患者情绪调节的影响 |
| 4.3.2 童年创伤对双相抑郁障碍患者情绪调节的影响 |
| 4.4 认知偏差与情绪调节的关系 |
| 4.5 对伴童年创伤抑郁、伴童年创伤双相抑郁的常规临床干预 |
| 4.5.1 药物治疗 |
| 4.5.2 物理治疗—重复经颅磁刺激(rTMS) |
| 4.5.3 心理治疗 |
| 4.6 建议与对策 |
| 4.7 局限性 |
| 参考文献 |
| 综述 伴童年创伤抑郁患者的炎性症状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毕业设计问卷 |
| 研究生期间科研成果 |
| 研究生期间获得的奖励 |
| 致谢 |
（3）基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老年抑郁症患病特点分析以及危险因素模型构建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英文缩略语 |
| 第一部分 基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老年抑郁症患病特点的流行病学调查与分析 |
| 1 前言 |
| 2 研究对象与方法 |
| 2.1 研究对象 |
| 2.1.1 社区老年居民 |
| 2.1.2 抽样方法 |
| 2.1.3 样本量估算 |
| 2.2 研究工具 |
| 2.2.1 一般状况调查表 |
| 2.2.2 MINI调查工具 |
| 2.2.3 老年抑郁量表 |
| 2.2.4 汉密尔顿抑郁量表 |
| 2.3 资料收集过程 |
| 2.4 研究伦理审查 |
| 2.5 统计学分析 |
| 3 结果 |
| 3.1 研究对象的一般状况 |
| 3.2 老年抑郁症总体患病率的结果 |
| 3.3 各分变量老年抑郁症患病率的结果 |
| 4 讨论 |
| 5 结论 |
| 第二部分 基于决策树对老年抑郁症危险因素模型的构建 |
| 1 前言 |
| 2 研究对象与方法 |
| 2.1 研究对象 |
| 2.1.1 社区老年居民 |
| 2.1.2 老年抑郁症患者 |
| 2.1.3 抽样方法 |
| 2.1.4 样本量估算 |
| 2.2 研究工具 |
| 2.2.1 老年人生活事件量表 |
| 2.2.2 社会支持评定量表 |
| 2.2.3 简易应对方式量表 |
| 2.2.4 艾森克人格问卷简式量表 |
| 2.2.5 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量表 |
| 2.2.6 心理弹性量表 |
| 2.2.7 非理性信念量表 |
| 2.2.8 躯体化症状自评量表 |
| 2.2.9 社会功能缺陷筛选量表 |
| 2.2.10 家庭关怀指数问卷 |
| 2.3 统计学分析 |
| 3 结果 |
| 3.1 研究对象的一般状况 |
| 3.2 抑郁及非抑郁老年受试群体一般人口学资料的比较 |
| 3.3 单因素分析有统计学意义变量对老年抑郁的回归分析结果 |
| 3.4 老年抑郁症危险因素模型的构建 |
| 4 讨论 |
| 4.1 研究变量的选择 |
| 4.2 老年抑郁症危险因素模型中各变量的影响作用 |
| 4.2.1 社会功能 |
| 4.2.2 躯体化症状 |
| 4.2.3 老年人生活事件 |
| 4.2.4 非理性信念 |
| 4.2.5 心理弹性 |
| 4.2.6 睡眠质量差/睡眠障碍 |
| 4.2.7 神经质人格 |
| 5 结论 |
| 第三部分 重性抑郁障碍药物治疗主题趋势知识结果的研究:文献计量分析 |
| 1 前言 |
| 2 研究方法 |
| 2.1 数据来源及矩阵构建 |
| 2.1.1 数据来源 |
| 2.1.2 高频主题词的提取,词篇矩阵及共现矩阵的构建 |
| 2.2 高频词主题词/副主题词的双聚类分析 |
| 2.3 战略坐标分析 |
| 2.4 社会网络分析 |
| 3 结果 |
| 3.1 MDD药物治疗相关研究文献分布特征 |
| 3.2 MDD药物治疗相关研究高频主题词统计分析 |
| 3.3 MDD 药物治疗相关研究主题发展趋势的分析 |
| 3.4 MDD 药物治疗相关研究的知识结构的分析 |
| 4 讨论 |
| 5 结论 |
| 本研究创新性的自我评价 |
| 参考文献 |
| 综述一 社区老年抑郁症防治干预现状及健康管理的研究进展 |
| 参考文献 |
| 综述二 重性抑郁障碍病因及发病机制的研究现状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辽宁社区老年人健康管理项目基线调查手册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4）胶质细胞源性神经营养因子在糖尿病共病抑郁中的中介作用探讨（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英文缩略词表 |
| 绪论 |
| 文献综述一 GDNF研究进展及其与抑郁症的关系 |
| 文献综述二 糖尿病教育中的心理干预技术 |
| 第一部分 GDNF与2 型糖尿病相关性研究以及其对糖尿病共病抑郁中的中介作用探讨 |
| 1 背景与目的 |
| 2 对象与方法 |
| 3 结果 |
| 4 讨论 |
| 5 结论 |
| 第二部分 GDNF中介作用在2 型糖尿病患者中的验证及同伴支持对其的影响 |
| 1 背景与目的 |
| 2 对象与方法 |
| 3 结果 |
| 4 讨论 |
| 5 结论 |
| 总结及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 |
（5）上海市某区65岁及以上2型糖尿病患者自我管理行为及影响因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一、糖尿病的流行趋势 |
| 二、糖尿病的危害 |
| 三、糖尿病自我管理行为研究现状 |
| 四、糖尿病并发抑郁症的研究现状 |
| 研究方法 |
| 一、研究类型 |
| 二、研究对象 |
| 三、研究工具 |
| 四、资料收集 |
| 五、资料整理与录入 |
| 六、数据分析 |
| 七、技术路线图 |
| 结果 |
| 一、研究对象的一般资料 |
| 二、研究对象的疾病相关情况 |
| 三、研究对象疾病相关影响因素的调查结果 |
| 四、研究对象糖尿病自我管理状况的调查结果 |
| 五、研究对象抑郁状况的调查结果 |
| 讨论 |
| 一、研究对象一般资料和疾病相关资料分析 |
| 二、研究对象的自我管理现状分析 |
| 三、研究对象的自我管理影响因素分析 |
| 结论和建议 |
| 一、结论 |
| 二、局限性 |
| 三、今后研究的方向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社区老年2型糖尿病患者自我管理情况调查问卷 |
| 综述 2型糖尿病并发抑郁症的危险因素及诊疗难点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情况 |
| 致谢 |
（6）抑郁症患者社会支持与生活质量现状及影响因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英文缩略语 |
| 引言 |
| 文献综述 |
| 1 抑郁症概述 |
| 1.1 抑郁症的概念和诊断 |
| 1.2 抑郁症国内外研究进展 |
| 2 生活质量概述 |
| 2.1 生活质量的概念 |
| 2.2 抑郁症患者生活质量评定的意义 |
| 2.3 抑郁症患者生活质量现状 |
| 3 社会支持概述 |
| 3.1 社会支持的概念 |
| 3.2 社会支持的分类和测量 |
| 3.3 抑郁症患者社会支持国内外研究现状 |
| 4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调查研究 |
| 1 研究对象 |
| 1.1 纳入标准 |
| 1.2 排除标准 |
| 1.3 调查样本量 |
| 2 研究方法 |
| 2.1 现状调查法 |
| 3 调查工具 |
| 3.1 一般资料调查法 |
| 3.2 生存质量测定量表 |
| 3.3 社会支持量表 |
| 4 质量控制 |
| 5 统计学分析 |
| 结果 |
| 1 调查对象的社会人口特征和疾病基本情况 |
| 1.1 调查对象的社会人口学特征 |
| 1.2 研究对象的疾病相关资料 |
| 2 抑郁症患者的生活质量 |
| 2.1 抑郁症患者生活质量得分情况 |
| 2.2 不同年龄对抑郁症患者生活质量得分比较 |
| 2.3 不同性别对抑郁症患者生活质量得分比较 |
| 2.4 不同婚姻状况对抑郁症患者生活质量得分比较 |
| 2.5 不同文化水平对抑郁症患者生活质量得分比较 |
| 2.6 不同工作状态对抑郁症患者生活质量得分比较 |
| 2.7 不同职业对抑郁症患者生活质量得分比较 |
| 2.8 不同居住状况对抑郁症患者生活质量得分比较 |
| 2.9 不同医疗支付方式对抑郁症患者生活质量得分比较 |
| 2.10 不同居住地对抑郁症患者生活质量得分比较 |
| 2.11 疾病知识的了解程度对抑郁症患者生活质量得分比较 |
| 2.12 每月可支配收入对抑郁症患者生活质量得分比较 |
| 2.13 患有几种慢性疾病抑郁症患者生活质量得分比较 |
| 2.14 发病次数对抑郁症患者生活质量得分比较 |
| 2.15 有无子女对抑郁症患者生活质量得分比较 |
| 2.16 抑郁症度对抑郁症患者生活质量得分比较 |
| 3 抑郁症患者基本资料对社会支持各维度的影响 |
| 3.1 抑郁症患者社会支持得分情况 |
| 3.2 不同年龄对抑郁症患者社会支持得分比较 |
| 3.3 不同性别对抑郁症患者社会支持得分比较 |
| 3.4 不同婚姻状况对抑郁症患者社会支持得分比较 |
| 3.5 不同文化水平对抑郁症患者社会支持得分比较 |
| 3.6 不同工作状态对抑郁症患者社会支持得分比较 |
| 3.7 不同职业对抑郁症患者社会支持得分比较 |
| 3.8 不同居住状态对抑郁症患者社会支持得分比较 |
| 3.9 不同医疗支付方式对抑郁症患者社会支持得分比较 |
| 3.10 不同居住地对抑郁症患者社会支持得分比较 |
| 3.11 疾病知识的了解程度对抑郁症患者社会支持得分比较 |
| 3.12 每月可支配收入对抑郁症患者社会支持得分比较 |
| 3.13 患有几种慢性疾病对抑郁症患者社会支持得分比较 |
| 3.14 发病次数对抑郁症患者社会支持得分比较 |
| 3.15 有无子女对抑郁症患者社会支持得分比较 |
| 3.16 抑郁程度对抑郁症患者社会支持得分比较 |
| 4 抑郁症患者生活质量与社会支持相关性分析 |
| 5 抑郁症患者生活质量的多因素分析 |
| 5.1 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的变量赋值 |
| 5.2 影响抑郁症患者生活质量的多因素分析 |
| 讨论 |
| 1 抑郁症患者生活质量分析 |
| 1.1 抑郁症患者生活质量现状 |
| 1.2 性别因素对患者生活质量影响分析 |
| 1.3 婚姻因素对患者生活质量影响分析 |
| 1.4 工作状态对患者生活质量影响分析 |
| 1.5 居住状态对患者生活质量影响分析 |
| 1.6 疾病知识了解程度对患者生活质量影响分析 |
| 1.7 每月可支配收入对患者生活质量影响分析 |
| 1.8 发病次数对患者生活质量影响分析 |
| 1.9 抑郁程度对患者生活质量影响分析 |
| 2 抑郁症患者社会支持分析 |
| 2.1 抑郁症患者社会支持现状 |
| 2.2 年龄因素对患者社会支持影响分析 |
| 2.3 婚姻因素对患者社会支持影响分析 |
| 2.4 文化水平因素对患者社会支持影响分析 |
| 2.5 工作状态及医疗支付方式对患者社会支持影响分析 |
| 3 抑郁症患者社会支持对生活质量的影响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在学期间科研成果 |
| 个人简历 |
（7）多囊卵巢综合征与心理应激相关性及补肾解郁调冲法干预的实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符号说明 |
| 第一章 文献综述 |
| 综述一 多囊卵巢综合征的现代医学研究进展 |
| 1 患病情况 |
| 2 病因 |
| 3 发病机制 |
| 4 临床表现 |
| 5 并发症 |
| 6 诊断标准 |
| 7 治疗 |
| 8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综述二 中医学对多囊卵巢综合征的认识 |
| 1 病名源流 |
| 2 中医病因病机 |
| 3 中医证型分布特点 |
| 4 中医治疗 |
| 5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综述三 多囊卵巢综合征与心理应激的相关性研究进展 |
| 1 PCOS发病的社会心理因素 |
| 2 PCOS患者的心理特征 |
| 3 心理应激与PCOS之间的内分泌关联 |
| 4 心理障碍是PCOS的重要并发症 |
| 5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第二章 基于心理社会因素、人格特征探讨多囊卵巢综合征中医证型与心理应激的相关性 |
| 前言 |
| 1 研究材料 |
| 2 研究内容及方法 |
| 3 结果 |
| 4 讨论 |
| 参考文献 |
| 第三章 补肾解郁调冲方干预多囊卵巢综合征合并慢性应激大鼠疗效机制的实验研究 |
| 前言 |
| 实验一 多囊卵巢综合征合并慢性应激状态大鼠模型的建立及评价 |
| 1 实验材料 |
| 2 实验方法 |
| 3 结果 |
| 4 讨论 |
| 参考文献 |
| 实验二 补肾解郁调冲方对多囊卵巢综合征合并慢性应激大鼠卵巢形态学、性激素水平的影响 |
| 1 实验材料 |
| 2 实验方法 |
| 3 结果 |
| 4 讨论 |
| 参考文献 |
| 实验三 补肾解郁调冲方对多囊卵巢综合征合并慢性应激大鼠行为学、海马神经递质的影响 |
| 1 实验材料 |
| 2 实验方法 |
| 3 结果 |
| 4 讨论 |
| 参考文献 |
| 实验四 补肾解郁调冲方对多囊卵巢综合征合并慢性应激大鼠卵巢PERK-ATF4-CHOP凋亡通路的影响PERK-ATF4-CHOP凋亡通路的影响 |
| 1 实验材料 |
| 2 实验方法 |
| 3 结果 |
| 4 讨论 |
| 参考文献 |
| 结语 |
| 1 研究总结 |
| 2 创新点 |
| 3 不足与展望 |
| 附录 |
| 致谢 |
| 在学期间主要研究成果 |
| 个人简历 |
（8）基于述情障碍团体辅导对高中生抑郁干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一 抑郁 |
| 二 述情障碍 |
| 三 团体心理辅导 |
| 第三节 问题提出 |
| 一 以往研究的不足 |
| 二 研究内容 |
| 三 研究意义 |
| 第二章 高中生抑郁现状及相关关系的研究 |
| 第一节 研究方法 |
| 一 研究对象 |
| 二 研究工具 |
| 三 研究假设 |
| 四 研究程序 |
| 五 数据处理 |
| 第二节 结果与分析 |
| 一 高中生抑郁、述情障碍的现状分析 |
| 二 高中生抑郁、述情障碍的具体特征与差异 |
| 三 高中生述情障碍与抑郁的相关性分析 |
| 第三章 述情障碍团体辅导对高中生抑郁干预研究 |
| 第一节 研究目的 |
| 第二节 研究方法 |
| 一 研究对象 |
| 二 研究假设 |
| 三 研究工具 |
| 四 研究思路 |
| 第三节 研究设计 |
| 一 研究设计总方案 |
| 二 自变量 |
| 三 因变量 |
| 四 无关变量的控制 |
| 第四节 团体辅导方案设计 |
| 第五节 研究结果 |
| 一 同质性检验 |
| 二 前后测差异分析 |
| 三 追踪测差异分析 |
| 第四章 讨论 |
| 第一节 高中生抑郁、述情障碍特点分析 |
| 一 高中生抑郁、述情障碍整体情况分析 |
| 二 高中生抑郁、述情障碍在人口学变量上的差异分析 |
| 第二节 高中生述情障碍与抑郁的关系分析 |
| 第三节 团体心理辅导的干预效果分析 |
| 一 团体心理辅导的量化评估 |
| 二 团体心理辅导的质性评估 |
| 第四节 团体心理辅导干预效果的原因分析 |
| 一 干预对象方面 |
| 二 干预形式方面 |
| 三 干预方案方面 |
| 第五章 结论与建议 |
| 第一节 研究结论 |
| 第二节 建议 |
| 一 家校并行,共同关注高中生抑郁 |
| 二 重视高中生述情障碍,加强情绪情感教育 |
| 三 开展多样化的团体辅导活动 |
| 四 将述情障碍团体辅导作为缓解高中生抑郁和述情障碍的有效手段 |
| 第六章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A:团体心理辅导方案 |
| 附录B:团体辅导反馈表 |
| 致谢 |
（9）产后抑郁障碍的影响因素分析及针刺疗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英文缩略词表 |
| 前言 |
| 论文一 针刺治疗产后抑郁障碍的古今文献研究 |
| 前言 |
| 产后抑郁障碍的中医范畴 |
| 针灸治疗产后抑郁症的中医理论依据 |
| 针灸治疗产后抑郁的西医理论机制 |
| 小结 |
| 论文二 产后抑郁障碍的易感因素探讨 |
| 前言 |
| 材料与方法 |
| 试验结果 |
| 讨论 |
| 小结 |
| 论文三 调任通督针法治疗轻中度产后抑郁障碍的临床研究 |
| 前言 |
| 材料与方法 |
| 试验结果 |
| 讨论 |
| 小结 |
| 结论 |
| 本研究创新性的自我评价 |
| 参考文献 |
| 附表 |
| 综述 产后抑郁障碍的中西医研究进展 |
| 参考文献 |
| 个人简介 |
| 在学期间科研成绩 |
| 致谢 |
（10）抑郁症症状卷入 ——基于注意偏向和情绪加工的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引言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抑郁症 |
| 2.1.1 抑郁症的概念和症状类型 |
| 2.1.2 抑郁症的诊断 |
| 2.1.3 抑郁症的中国躯体化 |
| 2.1.4 抑郁症的心理治疗与症状卷入 |
| 2.2 症状卷入 |
| 2.2.1 症状卷入的概念 |
| 2.2.2 症状卷入的测量 |
| 2.3 抑郁症症状卷入及其相关心理和生理机制 |
| 2.3.1 抑郁症症状卷入的现象学研究 |
| 2.3.2 患者亲友对不同抑郁症状的注意偏向 |
| 2.3.3 不同抑郁症状对患者亲友情绪加工的影响 |
| 第三章 研究问题及研究内容 |
| 3.1 研究问题 |
| 3.2 研究内容 |
| 3.3 研究意义 |
| 第四章 研究一抑郁症症状卷入及不同抑郁症状的卷入差异研究 |
| 4.1 研究目的 |
| 4.2 研究假设 |
| 4.3 研究方法 |
| 4.3.1 研究对象与研究过程 |
| 4.3.2 测量工具 |
| 4.3.3 数据分析 |
| 4.4 研究结果 |
| 4.4.1 患者亲友报告的症状卷入 |
| 4.4.2 患者本人报告的症状卷入 |
| 4.5 讨论 |
| 4.6 结论 |
| 第五章 研究二患者亲友对不同抑郁症状的注意偏向研究 |
| 5.1 研究目的 |
| 5.2 研究假设 |
| 5.3 研究方法 |
| 5.3.1 实验设计和材料 |
| 5.3.2 被试与实验流程 |
| 5.3.3 测量工具 |
| 5.3.4 数据分析 |
| 5.4 研究结果 |
| 5.4.1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5.4.2 不同抑郁症状间的注意偏向差异检验 |
| 5.5 讨论 |
| 5.6 结论 |
| 第六章 研究三不同抑郁症状对患者亲友情绪加工的影响——ERP研究 |
| 6.1 研究目的 |
| 6.2 研究假设 |
| 6.3 研究方法 |
| 6.3.1 实验设计和材料 |
| 6.3.2 被试与实验流程 |
| 6.3.3 测量工具 |
| 6.3.4 数据分析 |
| 6.4 研究结果 |
| 6.4.1 行为结果 |
| 6.4.2 ERPs结果 |
| 6.5 讨论 |
| 6.5.1 行为结果讨论 |
| 6.5.2 ERPs结果讨论 |
| 6.6 结论 |
| 第七章 总讨论与总结论 |
| 7.1 总讨论 |
| 7.2 总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四、不同文化程度抑郁症患者症状维度分析及治疗方法的探讨（论文参考文献）
- [1]首发青少年抑郁症患者人格特质、心理弹性、应对方式特点及其对临床疗效的分析[D]. 黄乾坤. 遵义医科大学, 2021(01)
- [2]童年创伤对抑郁症及双相抑郁患者认知模式、情绪调节的影响[D]. 罗芊懿. 广州医科大学, 2021(02)
- [3]基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老年抑郁症患病特点分析以及危险因素模型构建的研究[D]. 段莉. 中国医科大学, 2021(02)
- [4]胶质细胞源性神经营养因子在糖尿病共病抑郁中的中介作用探讨[D]. 杨龑晓晓. 东南大学, 2020(02)
- [5]上海市某区65岁及以上2型糖尿病患者自我管理行为及影响因素研究[D]. 刘骥.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军医大学, 2020(03)
- [6]抑郁症患者社会支持与生活质量现状及影响因素研究[D]. 郑子月. 长春中医药大学, 2020(09)
- [7]多囊卵巢综合征与心理应激相关性及补肾解郁调冲法干预的实验研究[D]. 潘雪. 北京中医药大学, 2020(04)
- [8]基于述情障碍团体辅导对高中生抑郁干预研究[D]. 方衡. 郑州大学, 2020(03)
- [9]产后抑郁障碍的影响因素分析及针刺疗效研究[D]. 刘思聪. 辽宁中医药大学, 2020(01)
- [10]抑郁症症状卷入 ——基于注意偏向和情绪加工的机制研究[D]. 娄从梅. 上海师范大学, 2020(07)
标签：老年抑郁症论文; 创伤后应激障碍论文; 抑郁症自我疗法论文; 汉密尔顿焦虑量表论文; 轻度抑郁症表现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