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许经营并非不可能

一、特许经营并非无法可依（论文文献综述）

宋家瑛^[1]（2021）在《我国经营性墓地使用权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受传统丧葬文化影响,我国民间始终保持着“入土为安”的观念,对于逝者遗体的处理,多采用土葬的方式。建国后,出于对节省土地资源和破除封建迷信的考虑,国家开始逐步改革旧的殡葬习俗,以火葬逐步代替土葬,在这一过程中,出现了经营性墓地与公益性墓地两种墓地形式。经营性墓地是面向城镇居民的,其规定最早见于1992年民政部发布的《公墓暂行管理办法》。经营性墓地使用权并非官方概念,而是学界为便于研究而提出的,现存文献并未对这一概念进行准确界定。经营性墓地上蕴含着三重权利,分别对应国家、墓园经营者、墓地使用者三种主体,本文所探讨的经营性墓地使用权是第三重权利,即墓地使用者对经营性墓地所享有的权利。墓地在我国传统文化中有异乎寻常的精神意义,现代的经营性墓地亦承载了这一意义,使墓地表现出人格物的特征,而人格物是人格性利益附着于物而形成,因此经营性墓地使用权物之属性亟待确认。经营性墓地使用权包含了文化和社会双重功能,主要的作用是保障逝者的安息权、生者的祭奠权以及保障殡葬改革政策的合理推行。然而在现实中,经营性墓地的使用却表现出了种种乱象,笔者通过对现行相关法文件和六宗典型案例的总结提炼,发现经营性墓地使用权在立法、司法也存在权利定性不明、使用期限、流转规定缺失、市场化严重导致价格过高的问题。诸类问题以权利定性不明为关键。对于权利定性问题,我国学界有债权说和物权说两种主流观点,笔者更加赞同其中的物权说观点。此外,支持物权说理论的学者们又以不同的物权类型对经营性墓地使用权做出细致认定。笔者在对各类观点进行归纳的基础上,从权利主客体、权利内容、社会观念的角度进行分析,认定经营性墓地使用权应当属于物权中的建设用地使用权。基于此,文章最后一部分拟从建设用地使用权的视角对经营性墓地使用权制度的构建提出建议,以期为完善我国经营性墓地使用权制度提供献策建言。

蔡雨生^[2]（2020）在《论无效行政协议的认定标准》文中认为本文以新出台的专项司法解释为基础,以行政协议双重属性和无效认定标准之间的联系为主线。通过系统分析《行政协议专项司法解释》第12条的3款内容,分析司法解释本身存在的立法漏洞、矛盾等问题。本文从两大方面进行分析研究,第一,是双重无效认定标准在行政协议中适用;第二,是无效认定标准对认定后处理的影响。通过这两大方面分析,指出与无效行政协议认定标准相关的四个问题:第一,《行政协议司法解释》第12条第1款中,将无效行政行为认定标准直接适用到行政协议中,可能存在着一定的问题;第二,《行政协议司法解释》第12条第2款中,规定的适用民事法律规范的表述,有些模糊、笼统,规定中并没有明确哪些民事法律规范可以得到适用,并且适用是否合理,应该如何完善;第三,《行政协议司法解释》第12条第3款中针对无效行政协议的“补正”,有架空双重认定标准的弊端,需要采取措施进行限制;第四,《行政诉讼法》第78条规定了三种判决方式:继续履行判决、采取补救措施判决、赔偿判决。但就实务来看,显然法定的三种有效判决方式难以满足行政协议纠纷的现实需求。故有必要结合实务案例进行探讨分析,将行政协议纠纷案件的判决方式予以拓宽,以填补实务中出现无效行政协议时判决方式的不足,同时,分析不同的认定标准对判决方式的影响。本文希望通过对上述4个问题的探讨分析,系统的研究,旨在使无效认定标准的相关制度实现体系化。首先,对于第12条第1款中所指的适用行政行为无效情形,其中的“行政行为实施主体不具有行政主体资格”,本文认为对于该无效情形适用到行政协议中更应该针对行政主体的“法定职权范围”,而非行政主体身份。而对于“行政行为内容客观上不可能实施”,因行政协议订立的内容都是协议双方协商的结果,很难出现事实上不可能实施的情形,可能没有必要单独作为认定无效的情形。对于“其他重大且明显违法的情形”,需要进一步规范对“重大且明显”的理解,同时将行政协议订立的特殊程序导致的无效情形补充到无效标准中。另外,针对行政协议的特殊性,本文主张在无效认定标准中借鉴德国的“禁止不当联结原则”以便更好的对无效认定标准进行完善。其次,对于第12条第2款中所指的民事法律规范,本文认为主要包括《合同法》第52条规定的5种无效情形、格式条款中出现的无效情形、无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实施的行为无效情形、违背公序良俗的无效情形以及缔约形式导致的无效情形。而上述的无效情形也不能直接的进行引用,应该结合行政协议的特殊性,作出相应的变通适用或修改补充。再次,对于第12条第3款中规定的“无效行政协议的补正”。因该规定有“架空”无效行政协议认定标准之弊,同时也会成为实务中行政主体滥权的法律漏洞。本文主张需要对“补正”制度进行分析并对适用进行限制。具体包括:第一,对于缔约过程中出现的程序性无效情形,可以适用“补正”;第二,对于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无效情形,如果此时消除无效情形,能够挽回公共利益的损失,使双方的履约行为回到正常的轨道上,为了公益考虑,可以适用“补正”;第三,涉案无效行政协议有再次确认有效的必要性。最后,对于无效行政协议认定案件中,本文认为有必要增加驳回诉讼请求判决、部分无效判决以及确认无效判决,并根据适用的无效认定标准的不同,法院通过裁量选择不同的判决方式。尤其对于部分无效判决,本文认为出于行政协议的公共服务和行政管理的目的,实务中应该根据双重认定标准中不同的无效情形适当扩大部分无效判决,而缩减确认无效的判决。同时在确认无效判决中,当出现返还财产、恢复原状会给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害时,有必要将撤销判决中的情况判决予以引用,但同时也要遵守相应的限制适用条件。

陈嘉敏^[3]（2020）在《特许经营收益权质押问题研究》文中提出特许经营是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项目建设发展的重要方式,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日益受到重视。特许经营权系由政府作为授予主体,授予民事主体对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实施排他性的占有经营权利,其中的特许经营收益权被负担上质权所形成的一种融资担保手段被广泛运用在实践中。但是司法裁判对于收益权质押纠纷在质权公示、设立登记以及质权实现方面存在判定不一的问题。产生上述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没有准确认识到特许经营收益权的法律性质。在界定特许经营收益权之前,有必要梳理一下收益权质押的发展沿革。在上世纪末,我国就已开始尝试特许经营项目的投资建设和运营发展。为了解决融资的问题,将特许经营项目所产生的收益进行质押成为了一种融资担保手段。国务院陆续出台了涉及各类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的收益权质押的行政法规,并且各省市地区亦颁布相关规范性文件,为实践操作提供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实施之后,其所确立的物权法定原则排挤了原先的收益权质押法律依据。随后实施的《应收账款质押登记办法》将特许经营收益权纳入到应收账款的概念之下,进而依照应收账款的名义进行质押操作,由此在司法中发生判定不一的问题。关于特许经营收益权的法律属性,其是从特许经营权这一公私混合的“权利束”中分割产生。特许经营收益权能产生经济利益,是一种新型的财产权。且特许经营收益权的质押并不会违背公共利益属性的要求,在社会稳步发展的背景下,经营者享有的特许经营收益权将稳定存续。因此,特许经营收益权是一种具有可质性的新型财产权。挂靠在应收账款概念之下,特许经营收益权质押在司法实践中引发出质押公示标准认定不一的问题。应收账款质权于质押合同在信贷征信机构登记时设立。实践中存在认为在信贷征信机构和主管的政府部门登记时质权才完成公示的判决。另有判决认为质押合同在政府主管机关登记时质权设立。发生此问题的原因在于混同了特许经营收益权和应收账款的概念。特许经营收益权在本质上不同于应收账款,双方在发生事由、义务人特定性以及权利人身份资格方面存在区别。为了完善收益权质押制度,应在立法上单独将特许经营收益权纳入进权利质权客体范围内。特许经营收益权质押会产生登记相关问题。实践中存在《物权法》实施之后补充登记质押以及登记期限届满而丧失质权的裁判观点。将收益权出质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且基于财产角度考量,质押收益权能有效发挥财产的效用。为了避免发生登记相关的问题,特许经营收益权质押配套的登记公示制度亦需建立与完善。现行收益权质押体系引发的第三个问题系为质权实现判定不当。以53号指导案例为代表的司法裁判中,对于特许经营收益权质权实现方式,人民法院判决质权人可以从特许项目经营所得的收益中直接收取资金。此种直接受偿的实现方式系合理高效的,但并没有法律上的依据。另外,实践中存在没有作出明确裁判的案例,其仅是含糊的判决质权人享有优先权。产生上述问题的原因在于法律上没有考虑到特许经营收益权的特殊性,特许经营收益权具有一定程度的公益性和人身依附性,采用直接受偿的质权方式并无不当。因此,应在立法上补充一条关于特许经营收益权质权的直接受偿实现方式的条文。另外,原本规定的拍卖、变卖质押财产的实现方式亦适用于收益权质权,应予以保留。

郭跃^[4]（2019）在《行政许可裁量基准研究》文中指出行政法的精髓在于行政裁量,对行政裁量治理及其基准的研究一直是行政法学研究的热点和难点。其中学界对行政裁量基准的正当性、技术构造、程序控制、司法审查等方面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初步建立起了行政裁量基准的理论框架,并为行政裁量权的治理以及行政裁量基准的制度建设提供了理论基础。然而,纵观行政裁量基准的研究成果,行政裁量基准的研究旨趣和具体实践领域仍局限于行政处罚,使得以行政处罚为例证而建立的行政裁量基准制度的全面性、一般性不断受到质疑。行政行为的差异性构成了行政裁量基准差异性的根源,以行政处罚为典型的依职权行政行为和以行政许可为典型的应申请行政行为的差异性构成了裁量基准差异性。我国现有的裁量基准理论与制度基本上都是以行政处罚裁量基准为例证而建立起来并主要应用于行政处罚裁量的治理,导致了裁量基准一般理论的“一般性”不足并使裁量基准陷入了全面实施的困境,由此形成了对行政许可裁量基准研究的必要性。行政裁量基准一般理论具有体系化的功能,但是如果仅单一性研究裁量基准一般理论则会产生功能性缺陷。行政许可裁量基准与裁量基准一般理论的互动推动了裁量基准一般理论与制度的创新和改革,行政许可裁量基准研究为裁量基准理论完善与制度构建提供了路径、有助于提取“中度抽象水准”的研究论题、可以重新审视行政法上行政许可行为的利益分布并为新型行政行为提供注解。对行政许可裁量基准正当性的证成侧重于对制定许可裁量基准权力的来源以及运用的考量,核心是合法性和合理性的基本命题。然而学界仍存在认为裁量基准不具有正当性的观点,认为行政许可裁量基准违背了法律保留原则而不具有合法性,认为行政许可裁量基准的性质、形成和构造特点使其失去了合理性基础。从一般性证成和具体性证成两条进路来回应对行政许可裁量基准的质疑。晚近几年行政许可裁量基准大量涌现为行政许可裁量基准的研究提供了鲜活的对象,通过对五十部行政许可裁量基准的规范考查,行政许可裁量基准存在较为严重的象征性“立法”问题。然而象征性许可裁量基准并不符合许可裁量基准功能主义的要义,因具有象征性而使许可裁量基准失去了部分规范的功能,并且因执行力不足而损害了许可裁量基准实用主义的功效。克服行政许可裁量基准象征性“立法”缺陷必须回归许可裁量基准的制定目的,充分衡量制定行政许可裁量基准的必要性,从制定技术上避免对法律文件设定的许可条件的直接复制,才能实现行政许可裁量基准的制定从形式主义走向实质主义。技术构造是行政许可裁量基准的灵魂,效力是行政许可裁量基准的核心。对行政许可裁量基准技术构造的认识是基于行政裁量一元论的总结,同时必须依据行政特许和普通许可的差异来构造许可裁量基准技术的总体面貌,分别建立对许可裁量基准法律要件和法律效果的技术构造。法律要件的构造包括对法定许可条件的细化、对法定许可条件中不确定法律概念的解释、行政许可规范与事实的等置等;法律效果的构造包括对期限、申请材料、程序和许可结果的效果构造。行政许可裁量基准与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具有相同性质和强度的对内效力,这是基于许可裁量基准与行政处罚裁量基准作为行政自治规范共同属性的总结,非因特定情形并履行特定程序而不得逸脱。行政许可裁量基准与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对外效力具有差异性,行政许可裁量基准作为行政机关的审批标准和相对人准备标准具有“二元性”以区别于行政处罚裁量基准主要作为行政机关处罚标准的“一元性”,由此形成了许可裁量基准强于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对外效力。许可裁量基准不仅具有基于平等性原则和行政惯例形成的对相对人间接的对外效力,还因具有“二元性”取得了对相对人直接的对外效力。科学性是行政许可裁量基准制定的核心话语。科学制定许可裁量基准应遵循必要性、合规律性、合法性、合目的性、相对一致性的科学化标准。针对目前存在的对科学制定行政许可裁量基准的阻滞因素,应参考立法科学化的要求、遵循“自下而上”的科学化的逻辑进路、基准的制定与清理并重的科学化方法、先行制定规制要求后制定许可裁量基准文件的“立法”顺序,才能制定出具有科学性的行政许可裁量基准。行政许可裁量基制定的制度化有利于实现规范体系的统一性,应围绕制定权限和制定程序两方面内容展开。制定行政许可裁量基准作为执法活动的性质从一般性上要求赋予了所有的行政主体享有制定许可裁量基准的权利能力,但是从现实性和可能性上应限制部分主体制定行政许可裁量基准的行为能力。应建立行政许可裁量基准制定的正当程序,包括公众参与行政许可裁量基准制定、行政许可裁量基准应公开、建立基准制定的听证制度,同时要完善行政许可裁量基准的变更和废止的程序。《行政诉讼法》将规章以外的行政规则全部排除于司法审查依据或参照的范围之外。应着力于合理性的基础对行政许可裁量基准的司法审查地位作出科学性判断,笔者倡导将行政许可裁量基准作为司法审查的“参照”。当然必须认识到行政许可裁量基准作为司法审查的“参照”,不同于法律、行政法规作为司法审查的依据,也不同于规章作为司法审查的参照。司法审查“参照”行政许可裁量基准是一种相对性“参照”,即原则性“参照”并建立合法性许可裁量基准的逸脱制度。作为司法审查“参照”的前提是对行政许可裁量基准基准进行审查,包括对是否符合实质性条件和程序性条件两方面的审查。实质性条件的审查要求行政许可裁量基准必须合法和有效;程序性条件的审查要建立以相对人申请为发起条件的许可裁量基准“附带”审查机制、建立“参照”许可裁量基准的说明理由制度、建构不予“参照”许可裁量基准的后续处理程序等。然而建立许可裁量基准可以作为司法审查的“参照”的诉讼地位在目前仍然面临一些法律制度的障碍,为维护法制统一与权威,应对我国《行政诉讼法》、《行政许可法》等法律文件作出适当修订,以适应实践发展的需要。

程博^[5]（2019）在《海域使用权流转制度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资源配置是人类社会永恒的课题,海域资源的优化配置是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海洋在过去被认为是完全开放的空间,物权没有存在的余地。但近几十年的实践证明,由于人们恣意于私益,放任于经济利益,海洋不幸成为公地悲剧的现实标本。世界各国的海域物权制度经历了从无到有、不断完善的过程。由于我国长期实行计划经济,公法理论在我国影响颇深,所以我国海域使用权流转制度的设计主要基于公法理论,导致现行海域使用权流转制度行政管理色彩浓厚,海域使用权的私权性未得以彰显,表现在:海域使用立法主要以实现国家对海域资源的管理和控制为目的,以公法性规范为主,义务性、禁止性规定居多,而私法性规范不足,不重视权利,忽视对权利的保护。这种制度设计在我国海域物权制度建立初期,起到了稳定用海秩序、强化国家对海域资源管理的作用。但是在市场经济的今天,社会经济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法律观念发生了重大转变,限制权力、权利平等、物尽其用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延续公法理论无法解决私权流转效率的问题。鉴于此,本文以物权法的视角,运用历史分析法、比较分析法、归纳法、经济分析法,对海域使用权流转问题进行研究,探寻完善我国海域使用权流转制度的法律路径。由于长期受限于公法理论,对海域使用权性质的认识并不清晰。尽管海域使用权在设立、行使、变更、消灭、保护等方面附加了公法的诸多限制,但不能以此作为海域使用权是公权的依据。海域使用权“私权化”有两个根本动因:一是赋予私人主体对一定范围内海域排他性支配权利,使其可以从对该海域付出的劳动和投入中获得应有的回报;二是界定私人主体可以从事排他性支配活动的范围,平衡不同私人主体的利益以及私人主体与社会整体的利益。《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确定海域使用权为用益物权,既是对物尽其用的回应,也是消解海域资源利用与保护之间冲突的私法选择。因此,尽管海域使用权受到公法的诸多限制,但不能改变其私权属性。海域成为民法之“物”,是对传统物权客体应为有体物及具有特定性、价值性、可支配性认识的突破和发展。海域资源的空间性决定了海域资源可以综合利用。海域使用权配置模式的选择是实现海域资源综合利用的关键。现行海域使用权单一配置模式不适应海域多功能、多层次利用的需要。分层确权理论是对我国现有海域使用管理制度的突破,但仍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海域资源综合利用过程中的复杂关系。基于海域资源的空间性特点,提出按照海域功能用途设立海域使用权的构想,海域使用权的配置应当以海域功能用途为核心,根据海域功能用途的不同进行归类划分,基本原则是“一类功能用途、一项权利”,即依据实现海域的某一项经济价值的需要,确定该项海域使用权涉及的海域空间范围,并论证了这种构想与物权法理论的相容问题,为实现海域资源的立体综合配置和最佳利用提供了思路。海域使用权流转方式的选择影响海域使用权变动的效率。在海域使用权一级市场,海域使用权以行政审批方式出让为主,竞争性方式所占比重较小,市场的作用有限,导致海域资源配置不合理,造成海域使用效率低下。在海域使用权二级市场,海域使用权流转受到多重限制,并附加了行政审批程序,市场的作用发挥不充分,造成海域使用权流转不畅,物尽其用难以实现。因此,应区分公益性用海与经营性用海,分别设置海域使用权流转的条件,公益性用海采用行政审批方式出让,海域使用权变动的,严格实行行政审批制;经营性用海采用竞争性方式出让,优先选择挂牌或拍卖方式,取消对海域使用权流转的不合理限制,促进海域使用权市场化流转,实现物尽其用。完善行政审批制度,明确界定公共利益的内涵和外延,以限制权力的滥用。审视与完善海域使用权流转登记制度,使之与物权法相衔接,以弥补法律的不足,增强制度的可操作性,为海域使用权流转提供有效保障。海域使用权是物权,所以海域使用权流转制度的构建与完善应以物权法理论为架构。由于海域资源具有公共物品属性,关乎公益与私益,关乎效率与公平,所以,公法的引入与规制不可或缺。因此,应在尊重公法适度干预的前提下,从物权法的视角,对海域使用权流转制度进行理论解释、制度设计和法律完善,使其回归物权性,实现物尽其用。

谭东丽^[6]（2019）在《专利侵权损害法定赔偿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笔者以“专利侵权损害赔偿”为关键词在百度上进行搜索,共计出现相关结果近750万个。可见,专利侵权损害赔偿已成为我国专利领域的热门话题。又以“专利侵权损害赔偿”为主题词在知网上进行检索,共计出现相关文献450余篇。质言之,该选题亦是我国学者多年来关注的研究问题,且有着比较充分的理论研究。然而,笔者另辟新路,依托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知识产权侵权损害赔偿数额确定标准研究,在专利组的案例库中,通过对2150个案例进行采集和统计分析,发现有2024个案件适用法定赔偿判决,适用率高达94.15%。即在司法实践中,法定赔偿已然成为专利侵权损害赔偿数额确定的“独舞”,而其他计算方式形如具文。笔者对以此组成的数据库中适用法定赔偿的案件进行精准地分析,发现和探索出一些新的问题:考量因素不统一、计算标准缺失、赔偿数额差距大、批量案件频现、当事人举证责任缺位、数额幅度之上下限的确定性不明、法定外酌定无法可依等,故选择“专利侵权损害法定赔偿研究”为笔者的博士论文选题。在此背景下,本文试图全面梳理现行关于专利侵权损害法定赔偿的研究成果,从专利侵权损害法定赔偿的含义着手,运用实证分析法、比较分析法、历史分析法和文献研究法等研究方法,对专利侵权损害法定赔偿的性质、功能和历史演进进行探讨,并运用法哲学、利益论、法经济学等多种基础理论对其存在的理论依据进行解析。笔者通过对我国现行的专利侵权损害法定赔偿相关的立法现状和其在司法实践中适用困境进行检视,同时借鉴域外已有的经验,就完善专利侵权损害法定赔偿适用规则应考虑哪些因素以及如何具体完善我国专利侵权损害法定赔偿的制度设计进行探索和思考。全文由绪论、正文和结语三部分组成。绪论部分主要介绍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学术创新点。正文部分共七章,具体内容如下:第一章“专利侵权损害法定赔偿概述”主要探讨了专利侵权损害法定赔偿的涵义、特点、相关概念辨析、性质和功能。首先,从词源说、学者说、法律法规司法解释说等角度对专利侵权损害法定赔偿进行探讨从而得出本文中的法定赔偿的含义;并明确法定赔偿具有法定性、酌定性、数额幅度确定性等特点;对裁量性赔偿、酌定性赔偿与法定赔偿等进行比较和辨析,得出裁量性赔偿和酌定性赔偿是同一含义,仅是使用的语境不同,而法定赔偿是具有法定限制的羁束性的裁量性赔偿。其次,基于证据度减轻说、法官自由裁量说和二者综合的折衷说来探讨专利侵权损害法定赔偿的性质。最后,对专利侵权损害法定赔偿具有补偿、预防、惩罚性功能进行探讨和论述,并回答由于专利侵权损害法定赔偿具有惩罚性功能,因而不与惩罚性赔偿制度并用。第二章“专利侵权损害法定赔偿历史演进”简要介绍了法定赔偿在国外和我国的发展历史沿革。本章主要分析了英美法系国家和大陆法系国家以及我国侵权损害法定赔偿确立与发展脉络,分析法定赔偿在同为英美法系的英国和美国的着作权法中朝着截然不同方向发展的原因,以及专利侵权损害法定赔偿在日本、韩国和中国得以发展的缘由,得出现阶段专利侵权损害法定赔偿在我国司法实践中依然发挥“恰逢其时”的重要作用。第三章“专利侵权损害法定赔偿理论解析”主要论证了专利侵权损害法定赔偿存在的合理性依据。首先,从法哲学角度而言,专利侵权损害法定赔偿体现对专利权人的救济和尊重,同时专利侵权损害法定赔偿亦是追求法的正义价值和实现法的秩序价值的体现。其次,从利益衡量论和权利弱化与利益分享论的角度来说,专利侵权损害法定赔偿就是对专利权人所具有的排他性权利进行适度弱化限制并使这种具有排他性的权益与其他相关利益主体共享之结果。同时,专利侵权损害法定赔偿也是专利权和社会公共利益合理平衡结果。最后,从法经济学角度来说,专利侵权损害法定赔偿极大提高司法诉讼效率、实现实质正义和有效救济。第四章“专利侵权损害法定赔偿域外考察”主要介绍两个内容:其一,分别对美国着作权侵权法赔偿、日本和韩国的专利侵权损害法定赔偿的立法及司法状况予以考察,重点介绍其当前规定和做法。其二,对美国、日本、韩国关于法定赔偿的立法和司法现状归纳与评析,找出其存在的不足和值得借鉴的经验,从而为完善我国专利侵权损害法定赔偿提供可参考的经验。第五章“我国专利侵权损害法定赔偿的立法检视”。本章主要通过对我国现行的《民事诉讼法》、《侵权责任法》和《专利法》及其相关的解释及司法政策文件中有关专利侵权损害法定赔偿的内容进行剖析。发现:《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仅适用于难以确定价值的诉讼标的额,《侵权责任法》及相关司法解释主要适用于难以确定遭受损害的人身权权益的特殊情形。《专利法》及其相关的解释尽管有专利侵权损害法定赔偿条款,但依然存在计算赔偿数额标准规定不统一、适用选择及范围规定不一致等不足。本章通过对法定赔偿的适用条件展开探讨,再对专利侵权损害法定赔偿有关的法律文本进行解读和归纳,为我国专利侵权损害法定赔偿的完善立法路径选择奠定基础。第六章“我国专利侵权损害法定赔偿的司法实践”通过对2011-2016年2150个专利侵权纠纷案例展开实证研究。首先从案例样本来源分布、采集原则和原告的索赔金额分布进行论述,然后通过对法定赔偿适用比例、法院判赔金额、原告提供证据、具体案例中考量因素、法定外酌定的适用等进行统计分析,得出当前我国专利侵权损害法定赔偿适用率高、适用前提泛化、法官自由裁量权缺乏限制、数额确定的说理不充分、当事人举证责任缺失、法定外酌定无法可依、赔偿数额差距大等问题。除此之外,法定赔偿的数额确定也面临数额幅度的上下限过宽、计算标准缺失、考量因素过于模糊以及数额幅度之上下限的确定性不明等适用困境,导致法官很难把握法定赔偿数额确定的标准。同样,本章通过实证研究深度分析专利侵权损害法定赔偿在司法适用中存在的不足和困境,为具体完善专利侵权损害法定赔偿建议提供依据。第七章“我国专利侵权损害法定赔偿完善对策”主要三方面展开论述:第一,完善立法路径的选择。首先,通过《民事诉讼法》及相关的司法解释和《侵权责任法》及相关的司法解释和《专利法》及其相关的司法解释对完善法定赔偿之立法路径的优劣进行比较,认为当前采用《专利法》和相关的司法解释来共同完善法定赔偿制度为最优且最经济。然后,通过对《专利法修正案（草案）》有关法定赔偿的条款进行评析,结合当下我国专利侵权损害法定赔偿适用中存在的问题,建议对专利侵权损害赔偿条款进行整体性修改,以过错责任原则为侵权人承担损害赔偿之基本标准,除了已有的“专利权人损失、侵权人获利、专利许可的合理倍数以及法定赔偿”损害赔偿的计算标准基础上,建议引入“市场价值”计算标准和“证明妨碍推定规则”,对侵权人以授权三年内自申请日四年内不实施的专利抗辩为由,准予侵权人不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建议。第二,适用规则的完善。建议理性考量专利侵权纠纷案件中是否具备损害已发生、损害数额事实难以证明等法定赔偿适用前提,通过结合所有证据、庭审当事人的辩论来确定损害赔偿数额和对审判文书中赔偿数额确定的具体因素进行充分说理来规范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行使。第三,法定赔偿数额幅度的分类设计。通过司法解释的形式对法定赔偿数额幅度进行分层设计。首先,为引导当事人积极参与到司法诉讼中来,建议通过双方当事人在庭审质证、辩论中确定考量因素的权重。其次,通过对2011-2016年专利侵权一审样本案例中发明、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的平均判决赔偿数额和最高判决赔偿数额统计分析与比较,提出以专利权类型为标准对法定赔偿的数额幅度进行类型设计:发明专利的法定赔偿数额幅度为1-500万元;实用新型专利的法定赔偿数幅度为1-300万元;外观设计专利的法定赔偿数额幅度为1-200万元。最后,以原告是否提供证据以及证据的质量对法定赔偿数额确定进行分层设计:对举证不全的建议采用“综合考虑标准”;对举证不能的建议采用“市场价值标准”;对举证无效或没有提供证据的建议采用“法定赔偿数额最低标准”。

钟婉婷^[7]（2019）在《PPP项目的法律风险管控研究》文中认为PPP项目是指政府公共部门与社会资本相合作,使用建造（Build）、融资（Finance）、采购（Purchase）、经营（Operate）等九个PPP项目商业模式要素组合成的BOT、BOOT等PPP模式,来集结社会资本所掌握的技术、管理、资本、人才等资源,为公众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按照项目融资的方式对PPP项目进行分类,PPP项目类型可划分成外包、特许经营和私有化三大类。另外,PPP项目的法律关系复杂,主要涉及了作为监管主体的政府、作为生产经营主体的社会资本,以及作为消费者主体的公众。2013年以前,我国大都是推行范围小、国企为主力的PPP试点项目。既没有明确的PPP主管部门,国务院、中央部门发布的行政法规以及部门规章,也没有明确与PPP相关的招标、管理和运营的政策。2014年始,为了加强地方政府债务管理,满足地方基础设施建设需求,国务院身先试行,带领中央各部委、各省市地方政府学习PPP的相关理论。全国自上而下,从中央到地方政府,都积极学习了PPP相关理论。此后,中央部委和各省市地方政府在国务院的号召下,陆续出台了一系列PPP相关政策法规和指导意见。然而,由于我国PPP项目起步较晚,PPP的立法、司法以及执法过程在PPP实践中存在缺陷,因立法不完善、行政因素以及司法因素导致法律风险,一旦在PPP项目的发起和运营过程中爆发,就容易造成PPP项目的失败。由上述三个因素导致的法律风险就涵盖了风险分担机制不明确和项目合法性风险、政府违约与腐败的风险,以及PPP项目纠纷的定性不明与司法救济不确定风险。其中,因立法不完善导致这些法律风险产生的原因主要在于法律体系不完善和PPP项目的立法层级不高。行政因素导致法律风险产生的原因则是来源于政府不作为、政府腐败和权力寻租。司法因素产生的法律风险是因为法律规定缺乏可操作性、司法救济渠道不明确。本文将以英国、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国家在PPP立法、项目监管、合同审批,风险分担等方面的法律风险管控经验为基础,针对我国PPP项目实践中法律风险产生的原因,提出完善PPP法律体系构建,健全监督机制,畅通司法救济渠道的法律风险管控措施。

韩锦霞^[8]（2019）在《行政协议行为司法审查研究》文中指出行政协议,不论是在我国行政法学术界还是司法实务界均是一个颇多争议且常话常新的论题。随着服务型政府的逐步建立,公私合作、公共事务民营化等现代行政新型治理模式的兴起,行政协议这一“公域权力因素与私域契约自由精神相互渗透”的融合产物被广泛应用。近年来,行政协议在我国公共行政中应用领域不断拓展,应用方式不断翻新,这种更具柔性因素的治理方式在实践运用中蓬勃发展。与此同时,行政管理领域中行政协议的普遍运用必然导致实践中行政协议纠纷的多发,行政协议争议大量涌现。但我国尚未形成完整统一的行政协议制度,对行政协议的司法审查也因理论研究不足、立法规定缺位,一直在司法实务中呈现“碎片化”形态。新近行政诉讼法和司法解释的修改和出台对行政协议司法审查制度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新的时代契机。然则,新法如何更好地得以实施,司法操作层面是否会出现新的问题,理论层面是否还有制度续造的空间,都是值得我们持续思考的问题。为此,本文以司法审查为视角,基于近年来特别是新行政诉讼法施行以来司法领域实证总结之基础,对行政协议司法审查之理论基础及制度建构展开具体且深入之研究,以期能够开解行政协议司法审查相关理论问题与司法技术问题之困惑,通过具体制度建构反观推进用以解决行政协议司法实践中的实际问题。准确界定行政协议概念,厘清行政协议实质内涵,是对行政协议争议进行有效司法救济的前提。正确界定识别行政协议,也是司法审查立案、审理、裁判各个环节中准确适用法律的关键。为此,基于全面考察分析,重塑行政协议概念,厘清行政协议识别标准。应须特别指出的是,行政性是行政协议的根本属性。但行政协议不等于行政协议行为。文章大胆确立行政协议行为这一集合概念,认为行政协议行为是一个因涉及行政协议的订立、履行、变更、终止等过程,而由多个阶段、多个行为构成的连续、动态的行为体。也就是,只要是因涉及行政协议的订立、履行、变更、终止等过程的所有行政行为都是行政协议行为。行政协议行为是一个涉行政协议多个行为的集合体。由此,在行政协议过程的每一个阶段都有可能因其中某一个行为的作为或者不作为,而产生行政协议争议。而行政协议行为这一行为集合概念,绝非仅指行政协议本身,才是行政协议诉讼的司法审查对象,亦正是本文关注研究的中心概念。由此,针对行政协议行为进行的司法审查,显然也可能将要依据行政协议发生的过程,对不同阶段的不同行为展开具体审查。对行政协议行为的发生过程以及过程中相应阶段的基本样态进行考察,是对行政协议行为司法审查制度及具体审理规则展开研究的基本前提。通过对我国行政协议案件司法实践的梳理与总结,以及对域外行政协议司法审查之具体制度的考察与借鉴,转视开拓我国行政协议行为司法审查的现实检视与理性检讨。认为就我国行政协议司法审查制度的构建而言,应形成符合中国地域、情境、文化、制度的自己“本土”的制度设计或基本构想。特别关注行政协议诉讼结构的重塑与行政协议司法审查模式的确定问题。行政协议的专属特性塑造出行政主体与相对人均可能享有诉权的双向行政诉讼结构,同时,将实质解决行政协议争议置于诉讼功能与目的的统领。就行政协议诉讼来讲,“双向倒三角形结构”将是我国行政协议诉讼结构的理想形态。司法审查是行政协议争议解决最终的也是最有效的机制,首要的问题就是应该采用何种模式进行审查的选择与确定问题。我国行政协议行为司法审查模式的选择与确定,应当将行政协议争议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建立公法审查模式。同时,行政诉讼程序中应当建立一套适用于行政协议案件的特殊审查模式。首先,应确立公法审查模式。行政协议行政性之根本属性是确立公法审查模式的根基。行政审判庭的管辖设置与审理机制是确立公法审查模式的保障。坚持公法审查模式原则之下可适当保留某些特殊既有模式渐进过渡。其次,公法模式下应建立分类审查模式。分类审查划分的基准应是优益权因素;“原告诉讼请求+行政权力因素（行政优益权行使）”是审查模式选择节点。同时,过程审查方法的运用,也是本文考察行政协议行为司法审查模式的特殊视角,基于行政协议行为自身发生发展运行规律之过程性,既动态连续,又厘清分开,进行分项细化考察行政协议行为的具体审查模式。这个与行政协议行为自身规律相得益彰的过程性研究基准,呈现出行政协议行为司法审查全面、动态、实质的基本过程审查模式。从司法审查的基本原则切入考察,认为必须创设出行政诉讼法专门适用于行政协议争议司法审查的特有规则。以行政协议这一动态过程行为进行逐阶段的论证分析,进而得出结论。尽管在审查方式、规则上行政协议司法审查更多地呈现出与民事审理规则交融、或进而发展至特有独属的某些特质;但究其根本,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原则或许始终将是行政协议行为司法审查的根本遵循。进而形成对待行政协议案件审查原则的基本观点,即对行政主体依其行政专属职权特别包括行政优益权作出的行政协议行为适用合法性审查原则;对行政协议的效力问题适用以公共利益为主要标准的效力性审查原则;对行政主体及相对人的履约问题适用合约性审查原则。特别指出的是,行政协议行为是行政协议司法审查的对象;应基于行政行为过程论视角,不同阶段具体分析行政协议行为司法审查的具体规则。在具体诉讼制度构建方面,通过对行政协议诉讼的起诉条件多维度审查及实体诉讼具体制度架构展开研究。在行政诉讼司法实践中,起诉条件的审查是一个十分重要却又纷繁复杂的问题,只有符合起诉条件的诉人民法院才会受理,它决定着一个诉能否真正进入司法审查程序。为了防止“滥诉”现象的发生,同时也为了保障人民法院公正、及时审理行政案件,起诉必须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行政协议案件也同样首先面对起诉条件的审查。在行政协议诉讼中,必须适用有别于普通行政诉讼的一系列特别规则。本文尝试在行政协议诉讼证据规则、法律适用、判决方式及非诉执行等方面进行探讨。但不管怎样,在行政协议司法审查中,回应原告实质诉求,实质性化解行政协议争议,才能保障公民合法权益,和谐官民关系,推进实质法治。

王梓怡^[9]（2019）在《PPP项目社会资本准入的法律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PPP是我国目前在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领域运用较多的模式之一,在解决地方债务危机,克服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促进城乡发展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我国中央和地方相继出台了一系列规范性文件,以此来促进PPP项目的不断发展。对于PPP项目运行的关键性和基础性环节——社会资本准入而言,虽然现行规范性文件对其规范较多,但是相较于社会资本退出,其可操作性不强,政府部门在实际应用过程中存在各种问题,并且社会各界对社会资本准入方面的法学研究也比较少。为保证社会资本准入环节的有效性,促进PPP项目的高效落地和稳健发展,有必要对PPP项目社会资本准入的法律问题展开分析和研究,并结合国际先进经验,提出相关完善建议。文章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为PPP与社会资本准入基础理论阐释,分为PPP概述和社会资本准入概述两个方面。前者通过对PPP的内涵、PPP的主要参与方以及PPP的项目领域进行剖析,阐释PPP的基本理论;后者通过结合我国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对社会资本准入的内涵和主要方式进行简单归纳,为后文进一步展开论述奠定基础。第二部分对PPP项目社会资本准入展开实证分析。一方面,以重庆市为例,考察PPP项目社会资本准入的政府实践,从中选取了具有代表性的五个项目,通过对项目所属领域、评价基础、运作方式、进行阶段、社会资本选择方式、准入条件、社会资本类型进行分析,了解目前重庆市政府的实践现状;另一方面,以江苏省高院民一庭课题组对PPP的法律疑难问题研究结论为基础,结合利用“PPP、社会资本”这两个关键词查询到的社会资本准入司法判例,寻找我国在司法实践中PPP项目社会资本准入方面存在的主要争议类型和特点。第三部分则对PPP项目社会资本准入的法律问题展开剖析。通过对现行法律规范、政府实践、司法实践的分析,发现目前我国在PPP项目社会资本准入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有三个方面:一是立法保障不足,包括配套立法不完善、法律规范存在冲突;二是主体资格不明确,包括项目准入领域不清晰、社会资本界定不规范、准入条件笼统抽象;三是准入的程序性支撑不到位,包括审批部门权限的不明和交叉、项目审批过程复杂、社会资本选择过程不合理、政府的国有企业偏向四个方面。第四部分则针对上述问题,探讨PPP项目社会资本准入的国际经验借鉴。该部分主要从国外完善的PPP法律体系、明确的社会资本准入主体资格以及规范的准入程序三个方面展开,对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家的相关规定进行分析。第五部分则根据目前我国PPP项目社会资本准入的现状和问题,结合第四部分国外的相关经验借鉴,提出三项解决社会资本准入法律问题的路径和建议。包括完善中央到地方多层次的PPP立法,明确社会资本准入主体资格以及优化社会资本准入程序。

谈笑^[10]（2018）在《近代中国政府与外国银行订立之契约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近代中国政府与外国银行订立之契约（简称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是指从鸦片战争始,经晚清、中华民国北京政府、中华民国南京政府,直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百年间,由中国政府、各地方政府、中国政府各部门、由政府所有或得到政府担保的官办（国有）公司等为代表的主体与外国银行、中外合办银行、国际银行团、以银行为主要参与方的国际辛迪加以及代表外国银行（财团）的个人等外国私人之间确定、变更、终止权利义务关系的意思表示一致的法律行为。绪论部分主要论述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的定义及研究意义,指出其与近代条约制度的关系,认为研究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需要涉及到准条约、政府涉外经济契约、国家契约、国际贷款协议、BOT特许协议等现当代法学概念。并从历史、法律、经济三个方面阐述本论文的研究创新之处。同时回顾了近代以来关于政府涉外经济契约的研究状况。第一章论述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的法律关系。分析中外间银行契约法律关系中外主体性质和类别。并根据该法律关系客体和内容的不同组合,将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法律关系分为借款、工程建设、合伙、买卖、租赁、特许经营等类型。指出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属于包含涉外因素、公法因素、经济因素的私法契约。第二章将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涉外经济契约）与契约、条约进行法理概念上的比较,讨论契约与条约、政府涉外经济契约与准条约、政府涉外经济契约与近代条约体系的关系。并从法的形式（分为法的渊源、法的分类、法的效力）;法律关系（主体、内容与客体）;法的实施（法的适用、法的遵守、法律责任）三大层面进行系统比较。指出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所隐含的极为复杂的法律原理。第三章论述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的发展分期,分为晚清时期、民国北京政府时期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三个阶段,介绍各个时期契约订立的时代背景,契约特点以及演变情况。第四章分析契约主体外国银行在近代条约体系下的特殊法律经济地位。指出近代在华外国银行与国际政治、领事裁判权、中国国内经济金融政策的关系,认为其优势地位的取得与近代条约制度密不可分,属于近代历史上在中国经营货币信贷业务的外国私法人,而不是受中国法律管辖的内国法人。第五章论述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与国际政治的复杂关系。在广义上,外国银行与中国政府的订约行为受到世界范围内的国际关系的影响。从狭义上看,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受到近代中外条约关系的直接制约,属于近代条约制度的一部分。第六章论述近代中国政府与外国银行订立契约的过程。分为中方决策、外方决策、中外交涉三个层面。指出中方政府政治决策和外方企业市场决策的特点,并分析近代中外交涉交易的过程和特点。第七章论述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的核心部分——近代中外间国际贷款契约。根据法学、经济学的有关理论,对近代外国银行与中国政府订立的国际贷款契约进行分类整理,对契约的结构、条款进行解剖分析,指出近代国际贷款契约的发展变化和特点。第八章论述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类型之一——近代中外间国际工程建设契约。重点分析近代铁路投资领域中国政府与外国银行、财团订立的国际工程建设契约。指出其类别、条款和有关特点。第九章论述近代中外间银行契约类型之一——近代中外合资合作经营契约。对其定义、类别、条款及内容特点进行分析。第十章以1887年李鸿章与美国费城辛迪加订立的中外合办华美银行契约事件为例,论述近代中国政府与外国银行（财团）进行经济合作,在国际与国内,政治与经济各个方面所受到的影响,展示近代中国政府涉外经济活动所面临的困难处境。

二、特许经营并非无法可依（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特许经营并非无法可依（论文提纲范文）

（1）我国经营性墓地使用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论无效行政协议的认定标准（论文提纲范文）

（3）特许经营收益权质押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行政许可裁量基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海域使用权流转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专利侵权损害法定赔偿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PPP项目的法律风险管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行政协议行为司法审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PPP项目社会资本准入的法律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近代中国政府与外国银行订立之契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特许经营并非无法可依（论文参考文献）

• [1]我国经营性墓地使用权研究[D]. 宋家瑛. 山西财经大学, 2021(09)
• [2]论无效行政协议的认定标准[D]. 蔡雨生. 苏州大学, 2020(03)
• [3]特许经营收益权质押问题研究[D]. 陈嘉敏. 吉林大学, 2020(08)
• [4]行政许可裁量基准研究[D]. 郭跃. 东南大学, 2019(01)
• [5]海域使用权流转制度研究[D]. 程博. 大连海事大学, 2019(06)
• [6]专利侵权损害法定赔偿研究[D]. 谭东丽.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9(08)
• [7]PPP项目的法律风险管控研究[D]. 钟婉婷.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2019(01)
• [8]行政协议行为司法审查研究[D]. 韩锦霞. 西南政法大学, 2019(08)
• [9]PPP项目社会资本准入的法律问题研究[D]. 王梓怡. 西南政法大学, 2019(08)
• [10]近代中国政府与外国银行订立之契约研究[D]. 谈笑. 湖南师范大学, 201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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