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2003年国际政治综观（论文文献综述）
沈丁心[1]（2021）在《日本经济外交的嬗变及其趋势研究 ——以第二届安倍政府时期为核心》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020年9月,安倍晋三内阁闪电辞职,菅义伟接任,日本政治从此开启了“后安倍时代”。安倍晋三两次执掌日本政坛,创下了日本战后政治家最长执政记录。安倍时代已去,但却为日本政坛留下了诸多政治遗产,其中,安倍有关经济外交的构想、政策行动与成效,对日本政治、外交以及经济社会等各方面影响依然深远广泛。“后安倍时代”的日本外交将向何方,格外引人注目。因此,从了解菅义伟政府外交政策取向和展望未来日本外交发展趋势的意义上,回顾与总结安倍执政时期日本经济外交的经验与教训具有非常特别的意义。自安倍晋三第二次执政后,日本经济外交的发展渐趋展现为相对积极的态势。全球化的趋势,尤其是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在前所未有的程度上促动国际社会复合相互依存的逐步发展与不断完善;同时,逆全球化的趋势,亦在相当程度上与全球化共生同行,在相当复杂的国际战略互动中展现出突出的影响。在上述时代发展变化的背景之下,日本经济外交的内涵与外延正在逐步发生变化,其在日本对外交往和外交政策实行过程中的地位与作用不断提升。有鉴于此,本文将研究目标锁定在日本经济外交的嬗变过程、经济外交相关变量之间的耦合与交叉互动等问题上,通过这项研究以考察日本经济外交在新时代的现状与变化,把握其特征与发展趋势,为我国对日外交乃至我国外交的发展与未来方向塑造等提供有益的借鉴。本文综合运用国际关系理论与研究方法,以日本官方数据和政府资料等为主要基础数据,考察日本经济外交内涵与外延的变化,分析以安倍政府（第二次执政）时期为核心的日本经济外交的理念构想、实施内容、外延变化、主要特点和存在的问题,客观评价其实施效果。本文由绪论（研究目的、意义和研究现状分析）、正文（五章）和结论、以及参考文献等内容构成。本文的绪论部分,主要以第二届安倍政府时期日本经济外交的发展演变、内生变化与外在变迁等作为问题导向,通过对日本经济外交的研究目的、研究意义和研究现状等问题的梳理与分析,明确日本经济外交的研究前提,为其后展开的有关日本经济外交的基本构想、具体政策实践、政策实施的模式建构和发展趋势研究等提供必要的研究基础。本文第一章以日本经济外交研究的国际关系理论解读与释义为核心内容,通过对新自由制度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外交研究的相应理论解读来建构本文研究日本经济外交的理论分析框架。对日本经济外交研究的理论解读,不仅意在充实日本经济外交研究的国际关系理论认知,而且能为解读21世纪日本经济外交发展的指导理念提供更为明晰的线索与方法。如何有效评估日本经济外交的现状与未来趋势,需要充分发挥国际关系理论和经济外交研究理论的指引作用。本文第二章以时代演变中的日本经济外交嬗变为主题,梳理与解读战后日本经济外交的发展演变历史与现状,厘清日本经济外交的基本内涵,特别是第二届安倍政府时期日本经济外交嬗变与发展趋势的基本内涵。从纵向的视角分析安倍政府经济外交构想、布局的变化及其五大支柱（对外贸易、经济援助、对外投资、经济制裁、经济合作）的基本内涵与进展,以及与安倍国家战略与外交政策的相互关系。通过分析第二届安倍政府实施日本经济外交的具体战略构想与具体政策措施,特别是在国家战略的层面,日本在经济外交的各个领域具体实施经贸外交、投资外交与援助外交,乃至制裁外交,例如签署CPTTP、日欧EPA、日美贸易协定等等过程的分析,阐释经济外交与日本政治、经济与社会等的交互作用,展现日本经济外交在日本国家治理进程中的地位与作用。本文第三章以分析第二届安倍政府时期日本经济外交内涵与外延扩大为主题,通过对“大阪轨道”构想及其实施过程的全面分析和东日本大地震后危机外交公关的经济外交实施案例的实证分析,具体阐述安倍政府经济外交在新时期新形势下是如何适应国际环境变化而实现自身理念与政策实践升级的过程。第二届安倍政府经济外交实施的案例解读,是本文研究日本经济外交的重要方式之一。本章中对于“大阪轨道”的关注与研究,是针对日本外交整体实践中,基于主场外交与经济外交的关联性互动,阐释第二届安倍政府经济外交实施的案例研究。同时,针对第二届安倍政府经济外交的专门性案例研究,以“谣传损害”背景下的经济外交作为分析案例,从另一个侧面充实了有关第二届安倍政府经济外交的论证过程。同时,本章对于第二届安倍政府经济外交的比较研究给予了充分的关注,通过对比日本的政府开发援助（ODA）与中国“一带一路”建设,进一步阐释日本经济外交的嬗变过程。本文第四章以分析第二届安倍政府经济外交的动因、特点与评价为主题。对于日本经济外交嬗变的研究,本文的关注不单局限于日本经济外交嬗变本身,更注重在国际环境变化的时代背景下日本经济外交嬗变产生的动机与深层原因等问题方面。基于国家治理与国家战略的双重视角,尝试重新认识经济外交嬗变的动因、变化特点等问题。本文第五章以“后安倍时代”日本经济外交的发展趋势与展望为题,在综合分析日本经济外交嬗变及其影响的基础上,对日本经济外交的未来构想、面临的困境及发展趋势进行分析和展望。日本经济外交的未来展望,是分析、研究与评价日本外交未来发展趋势的重要变量之一。日本经济外交的发展趋势不仅取决于第二届安倍政府从国家治理到外交实践的相关构想与政策实践,而且与日本面临的外在国际环境变化密切相关。依据上述分析考察,本文尝试在结论部分提出以下几个结论:第一,本文尝试建构新的日本经济外交研究的理论范式,通过理论的、历史的和现实的三个维度,对日本经济外交的理念、政策及其属性嬗变进行梳理和分析,全方位地考察日本外交战略与政策的实践与发展变化,转变现有日本外交研究的思维定势,实现日本外交研究的理论创新。本文关于第二届安倍政府经济外交的研究,是对于已有研究成果的继承、优化与拓展。第二,日本经济外交的内在构成与自身的逻辑演变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伴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日本国内外的环境变化,特别是日本国家发展的客观需要而不断地完善内涵,适时地扩展外延的有机整体。应对中国国力增长和国际影响力的扩大,特别是“一带一路”建设带来的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的巨大变化,安倍政府重新认识和调整经济外交的价值与作用,是其现实主义国家治理理念的最明显体现。第三,本文在研究中特别关注了经济外交内涵变化与外延扩大的问题。诸如经济外交中的文化属性问题、公共外交与国际文化传播与经济外交政策的交叉融合问题等,为全面认识和把握日本经济外交乃至日本外交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与独立的思考。本文认为,第二届安倍政府经济外交,既是战后日本经济外交在21世纪日本国家外交实践中的延续,也是安倍政府在和平主义外交与文化产业立国等治国理念指导下,主动顺应国际国内环境变化而适时调整经济外交内涵与外延的外交实践过程。第四,日本式的思维方式对日本经济外交特别是安倍经济外交提供了基本的理念基础和政策动力,同时也决定了日本经济外交的特性与发展困局。日本经济外交的嬗变既给日本振兴经济与国际合作,重振国家自信提供了助力,同时也无法避免受到社会文化心理以及国际认知等等的局限与约束,从而导致日本经济外交乃至日本外交无法摆脱既有的发展思路与框架,无法完全回应日本国家治理的现实需求。“后安倍时代”的日本经济外交能否摆脱困局,在日本经济与日本外交、日本国家转型与国际社会发展等等交汇过程中,继续发挥有效的链接与平衡作用,为日本的国力提升与国际影响力的扩大起到应有的作用还有待持续观察。
柯研[2]（2021）在《冷战后波兰对俄罗斯和解外交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和平历来是人类的美好愿望,也是国际政治所追求的目标,但是和平并不具有先验性,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战争总是会打破人们宁静的生活。1648年三十年战争结束,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在欧洲确立,但是战争依旧未能退出历史舞台,在此后的数百年里战争频频发生,特别是在人类社会发展到二十世纪,两次世界大战先后在人类历史上留下了难以抹去的记忆。战争之后,最重要的就是构建一个和平的环境,交战国双方缔结和平条约是两国在战争结束后的一项必要的法律工作,但这仅仅是一个法律层次的和平状态,而建构一个稳定的和平环境需要交战国双方实现全方位的和解。和解必然是和平的,而和平未必可以实现和解。在国际关系中,国家间实现和平是一个法律上的概念,一般情况下,和平的标志便是交战双方签订停战协定或者缔结和平条约,但是战争中给双方留下的历史记忆是不能凭借条约而抹去的,因此国家间在实现和平之后,也未必会实现和解。国家间和解的实现至少要经过一段漫长的过程,这段过程的时间受多重因素组成的场域影响。在过去的研究中和解外交的理论过于简单化,大多数成果只是在强调和解的应然性,而缺乏对和解路径中多层建构问题的研究,同时缺乏对于失败案例的分析。本文选取冷战后波兰对俄罗斯和解外交为研究样本,在第一章结合建构主义理论与层次分析法搭建全文的理论分析框架,从国家间的互动与层次间互动出发,对国家间和解提出分层建构理论。以史为镜,可以明得失,在和解外交的研究中,只有了解积怨的由来才能更好的指导和解进程的发展。在本文的第二章将从波俄之间四百余年的历史出发,清晰展现波俄之间历史恩怨的由来,以及冷战之后波兰对俄罗斯外交政策的变化情况,以事实证明波俄之间和解外交的失败。从历史去看,我们只能承认恩怨的存在,但立足当下才能真正的促进和解。在第三章中本文将立足于冷战之后的波兰对俄外交,从体系、单元及个体三个层次出发,使用层次分析方法,并结合法德和解进行比较,分析波兰对俄和解失败的原因,之后在第四章作出与第三章相对应的建议。在国际政治研究中,任何研究都要做到历史与现实紧密结合、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而作为中国研究者在满足以上两点的同时还要立足中国,面向世界。本文立足于回归历史、纵观国际与为中国外交提供借鉴三个坐标围度。从波俄历史出发,丰富和解外交的研究样本、建构和解外交分析理论的同时,希望通过对波兰与俄罗斯的和解外交的研究,总结出两国和解外交失败的教训,为中日两国的关系改善提供参考。
雷建锋[3]（2021）在《中俄国际政治安全秩序观：基于实证分析的比较研究》文中指出国际政治安全秩序观是有关国家对国际政治安全秩序的性质、发展趋势、维护路径、本国与之关系等问题的看法、立场和主张的总和,对国家对外行为有重要影响。作为一种抽象的国家观念,它既可见于国家对外政策权威文件,也体现在一国有关国际政治安全问题的对外行为中。通过中俄对外政策文件,考察两国国际政治安全秩序观之异同,并结合中俄有关国际政治安全问题的外交行为,特别是两国在安理会的投票,可以逆向透视两国国际政治安全秩序观。这种互补性研究路径结合文本解读与对外行为分析,使二者彼此验证,可弥补单一路径之偏颇。中俄均主张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政治安全秩序的稳定,推动多极化秩序朝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反对军备竞赛和外空军事化,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尊重公认的国际法准则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主张通过政治和外交途径解决国际冲突,并非西方所谓的"修正主义国家"。中俄两国在对多极化的理解、维护国际政治安全的手段和依靠力量、欧亚地区秩序、对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安全制度的尊重程度等方面有异。比较而言,中国之"言"（国际政治安全秩序声明）与"行"（维护国际政治安全秩序之行为）更显一致。
何杰[4]（2020）在《话语幻象视域下阿富汗主流网络媒体普什图语涉华报道的中国国家形象建构研究》文中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国家实力得到了迅速增强,但相比于硬实力的快速提升,自身的软实力水平仍然不高。作为国家软实力重要标志的国家形象在国际竞争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塑造良好的国家形象成为谋求和维护国家利益的重要手段。阿富汗是“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国家之一,其他国家提出的不同版本的“丝绸之路”计划对阿富汗也有着不小的吸引力和诱惑力。“一带一路”的互惠互通不能只依靠援助经济发展、投资建设基础设施,还需要获得阿富汗对“一带一路”倡议以及中国政策的认可和共鸣。因此,了解阿富汗及其民众对中国的认知就显得很有必要。对于阿富汗普通民众来说,他们对中国的主观性“客观”认知主要依赖新闻媒体。也就是说,阿富汗新闻媒体的涉华报道可以引导和强化阿富汗民众对中国国家形象的“客观”认知。那么,分析和研究阿富汗主流媒体涉华报道对中国国家形象的传播和构建就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通过以阿富汗主流网络媒体——黎明新闻网、帕支瓦克新闻网2012年1月至2019年12月的601篇普什图语涉华报道为语料,结合建构主义、话语幻象、国际传播学的理论,综合运用内容分析、语料库分析、定量与定性分析等研究方法,对阿富汗主流网络媒体建构中国国家形象的语言-符号行为、社会影响、语境进行跨学科的分析,以期客观准确地了解阿富汗对中国国家形象的认知现状以及产生认知偏差的原因,从而为中国制定改善在阿富汗的国家形象的策略提供相应的依据。通过研究发现,阿富汗主流网络媒体在涉华报道中对言语主体、言语内容进行了刻意选择,报道的话语权掌握在阿富汗本土媒体和西方媒体手中,内容突出“中阿关系”、“中国国情”两个议题。同时,涉华报道通过大量使用“反恐是战争”、“和平是旅程”、“国家是人”、“阿富汗是舞台”等隐喻,引导受众接受阿富汗主流网络媒体对中国身份和角色的框定,即反恐支持者、和平的维护者、参与解决阿富汗问题的主要配角等。整体来看,由于受到中国强势崛起所引发的政治与经济力量格局变化、“西强东弱”的全球传播格局、21世纪以来中阿在各领域的友好务实的互利合作、中国“深度介入、经济止损”的阿富汗政策、阿富汗主流网络媒体自身利益诉求与阿富汗国家利益互动博弈以及阿富汗社会对社会主义的刻板印象、“国强必霸”历史逻辑、宗教信仰体系差异、西方价值观等因素的影响,阿富汗主流网络媒体普什图语涉华报道建构了一个“坚定支持阿富汗和平与发展、迅速崛起的负责任的和平外交大国”形象,涉华报道中“妖魔化中国”、“中国威胁论”的言论以否定的态度把中国刻画为一个日趋强大、不断强硬、拥有全球野心、存在可能威胁,同时缺乏民主、人权问题和社会问题严重的社会主义国家。
邵冰[5]（2020）在《战后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研究》文中提出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认为,在不完全竞争的市场中,以国家干预为出发点可以获取最大限度的贸易利益并提高本国的经济福利。日本政府通常被认为是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一个典型。日本作为自然资源严重匮乏的岛国,其人口众多,国土面积狭小,经济发展受到资源、环境、能源及市场等多重客观因素的制约。但是二战后,日本经济从战乱后的一片废墟中迅速崛起,实现产业结构的不断优化升级和出口贸易的持续增长,在国际经济竞技场上连续摘取“经济大国”、“金融大国”、“最大债权国”等桂冠,并成功跻身于发达国家行列。可以说,日本经济大国地位的取得与其对外贸易活动的有效开展存在着密切的联系,甚至有许多分析认为,日本经济成就的取得很大程度上归因于日本政府成功地实施了战略性贸易政策。二战后,日本政府根据国际环境的变化和国内经济发展的需要,在经济发展的不同时期实施不同的战略性贸易政策。经济恢复时期（1945～1955年）是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萌芽阶段,这一时期日本政府为迅速恢复国民经济和实现产业重建,采取了限制进口、振兴出口、积极保护和扶植国内产业的政策。经济高速增长时期（1956～1973年）是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初级阶段,日本的贸易政策内容开始由限制进口、替代进口向出口导向、扩大出口转变,日本政府调整关税政策替代进口限制并设置有利于战略性产业发展的关税税率,逐步放松对外国投资的限制来增强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将贸易政策与产业政策相结合战略性地重点扶植重化工业的发展。经济稳定增长和泡沫经济时期（1973～1991年）,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进入高级阶段,协调与竞争并重,一方面进一步推行贸易自由化政策以减少各国的谴责,另一方面,实行进出口市场多元化来保证更多的贸易利益,积极发挥对外投资和经济援助对贸易的促进作用,通过规模经济产业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在全球范围内高效率地进行资源配置,战略性地促进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通过减量经营和进一步调整产业结构提升企业的出口竞争力,从而促进进出口贸易规模的扩大和带动国内经济的回升和发展。经济长期低迷时期（1991～至今）,为应对冷战后新时期国内外经贸发展战略环境的变化,日本继续推行贸易与投资并举的高级阶段的战略性贸易政策,实行多层次、灵活的自由贸易战略来获取最大的贸易利益,同时继续发挥在全球多边贸易体制的作用,积极开展战略性贸易外交,利用双边和多边贸易协调进一步获取贸易优势并促进本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综观战后70多年以来日本的经济发展,“保护产业、扶植出口”一直是贯穿日本贸易政策的一条主线。以战略性贸易政策的视角来看,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前,日本实行的是初级阶段的战略性贸易政策,即在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条件下,通过对具有发展潜力的战略性产业和具有“外部经济”效应的高新技术产业加以保护和扶持,从而获得规模经济收益并提高本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至今,日本实行的是高级阶段的战略性贸易政策,即确定合理的规模经济产业国际分工原则,通过规模经济产业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在世界范围内高效率地配置资源,以继续获得贸易优势并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从国家层面看,由于不完全竞争和不完全信息的存在,以及收入分配不公、经济外部性和经济秩序不规范等因素的影响,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并不是万能的,市场机制的内在缺陷为国家干预经济和贸易活动提供了原因和依据,且在某些条件下国家政府的干预作用具有不可替代性,它可以改善贸易条件、转移垄断利润、强化竞争优势,因此维护国际贸易利益需要政府的适当干预,实现国家利益需要正确的贸易政策,日本“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模式为有效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奠定了重要的制度基础。二战后,日本政府在国家战略的指引下,依据“动态比较优势”确定战略性目标产业,利用财政金融等手段保护和扶植战略性产业发展,推动企业联合、提高企业规模经济效应,构筑产官学协作的国家创新体制,推行战略性贸易外交,根据日本不同时期经济发展的需要实施适合日本国情的战略性贸易政策,而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成功运用也为日本国家战略从“经济中心导向”向“大国化目标”发展和演变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从产业层面看,战后日本经济发展最突出的特点之一,就是以产业政策为中心,将产业现代化与战略性贸易政策结合发展,综合运用各种经济和行政手段全力扶植那些具有规模经济效应和外部经济性的战略性产业的发展,使其以强劲的国际竞争能力,实现赶超欧美经济大国的战略目标,不仅实现了产业的现代化,而且促进日本产业向全球价值链的高端不断攀升。战后日本的汽车工业、钢铁工业、半导体工业的大发展,就是战略性贸易政策和产业政策成功运用的典范。从企业层面看,日本特殊的企业组织体系与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成功运用有着重要的关系,企业集团为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提供了强大的基础载体,独特的系列企业体制为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提供了有力的运行机制,综合商社为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开辟了稳固的前沿阵地。日本企业通过并购实现规模经济为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创造条件,日本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也呈现出与产业发展和贸易利益密切结合的特征,日本跨国公司的经营战略中同样蕴含着战略性贸易政策。此外,日本企业的技术贸易与战略性贸易政策相互配合,日本促进技术引进与研发的政策均是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主要表现。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具有目标明确、重点突出、灵活运用和追求动态效应等特点。但是战略性贸易政策是一把双刃剑,既对日本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升级和竞争能力提高带来积极效果,也对日本经济和贸易的长远发展带来了一些消极影响和后果。当前,中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提高,中国对外贸易发展正处于结构调整步伐加快、新旧动能接续转换的关键阶段。在中国对外贸易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存在着结构不完善等问题,中国对外贸易商品结构仍以进料加工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在最能代表一国出口竞争力的高新技术产品方面与贸易强国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从中国对外贸易发展所面临的外部环境看,当前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增速呈结构性放缓,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和传播给全球经济和贸易发展带来巨大挑战,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抬头,新一轮国际产业竞争更加激烈,贸易摩擦形势严峻复杂,当前外贸形势突显战略性贸易政策的重要性。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虽然最早由西方经济学家提出且从发达国家应用的角度进行阐释和研究,但是在发展中国家也同样适用,可以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和贸易政策的制定提供良好的指引。纯粹的市场经济或许有益于世界经济和福利的改善,但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却未必是一种最佳的选择,国际市场普遍存在的不完全竞争和信息不对称所决定的市场不完善性为一国政府干预经济提供了理论依据。战后日本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成功经验对我国经济和贸易发展有着重要的启示:一是要重视发挥政府的干预和支持作用,二是在尊重WTO原则基础上,合理利用贸易政策工具,三是培育和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四是制定合理的对外投资策略,五是实施出口鼓励措施,集中力量开拓国际市场。
高旭敏[6]（2020）在《21世纪以来的中俄反恐合作探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从古希腊和罗马时期开始,恐怖活动就是用来表现人类冲突的一种重要形式。近年来,随着全球暴力恐怖袭击事件频频发生,尤其是“9·11”事件发生之后,“恐怖主义”作为一种思想浪潮迅速席卷全球,同时“恐怖主义”一词的使用频率也越来越高。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俄罗斯作为世界大国,二者在打击恐怖主义方面的合作不仅有利于维护自身的主权与领土完整,对于其周边地区和整个国际社会而言都有重要的意义。2019年6月5日,中俄两国元首决定将两国关系提升为“新时代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1,在这一新的定位基础上,中俄将开展更为密切和广泛的合作,其中打击恐怖主义是中俄的重要合作领域之一,因此,无论是从历史还是现实的角度来看,对于中俄反恐合作的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利用历史研究法和比较分析法,对21世纪以来的中俄反恐合作进行全面分析。通过研究发现,当前恐怖主义在国际范围内大幅度扩散并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其暴恐手段也日益现代化,这些都使得恐怖活动的后果变得更加严重,因而打击恐怖主义成为了包括中俄在内的各国的必然选择。与此同时,中俄双边关系的全面发展,政治互信程度稳步提升,经贸合作广泛开展为中俄反恐合作提供了坚定的基础。国内外的因素共同促使中俄就反恐开展合作,这样的合作对中俄的领土和主权完整、经济发展与合作等方面有着重要的影响,也在国际范围内起到了一定的示范效应。目前中俄反恐合作在制度和实践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双方签订了反恐相关协定,并根据协定成立反恐工作组来就恐怖主义相关事宜进行探讨。中俄还积极参与双边或上合组织框架下的反恐军事演习,这些都促进了中俄反恐合作能力的提升。但是总体而言,双方在反恐合作领域、合作方式等方面还有提升的空间。因此中俄应当通过加强双边情报交流、推动科技在反恐领域的应用,加大对联合国、上合组织等国际机构相关成员国的反恐帮助力度等方式,最终推动国际社会反恐统一战线的建立来更好地应对恐怖主义带来的威胁和挑战。
姚科敏[7]（2020）在《习近平科技观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研究习近平科技观,对于进一步丰富、完善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研究,为实现新时代科技融合发展的自动化、信息化和智能化提供理论指导,实现建成世界科技强国的伟大目标,正确处理中国科技发展的现实问题,为世界科技创新发展提供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本文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运用文献研究法、分析综合法、系统研究法,在界定习近平科技观含义的基础上,探讨和论述了习近平科技观的思想渊源与理论基础、形成历程与基本特征、主要内容,研究和阐述了习近平科技观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界定和探讨习近平科技观的含义、思想渊源和理论基础,是研究习近平科技观的一项奠基工作。习近平科技观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代科学技术的新理念新观点新战略,是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中国化的最新理论创新成果,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主要内容包括科技创新观、科技体制改革观、科技战略观、科技人才观、科技伦理观、科技全球治理观等方面。从思想渊源看,习近平科技观既吸取了中国古代科技思想的精华,又吸收了西方古今科技思想中有益的成分,做到了中西结合、古今贯通,因而具有深厚的历史和思想渊源。从理论基础看,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科技思想、中国共产党的科技思想,为习近平科技观提供了科学而又坚实的理论基础。习近平科技观形成于科技的日新月异和知识的持续积累大大推动了全球财富的增长、颠覆性科技的创新发展和应用改变了人类的社会生活范式、世界政治经济形势更加复杂严峻、科技的双刃剑作用愈加凸显的国际背景下,形成于中国科技事业迅速崛起并取得了一定成就,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小康社会、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重要科技支撑,但仍存在一些突出短板的国内背景下。习近平科技观的形成历程可分为四个时期:萌芽阶段（1969年—1982年）、初步形成阶段（1982年—1993年）、形成轮廓阶段（1993年—2012年）和丰富发展阶段（2012年至今）。习近平科技观具有创新性、人民性、时代性、前瞻性、开放性、保障性等基本特征。习近平科技观的主要内容包括:科技创新观、科技体制改革观、科技战略观、科技人才观、科技伦理观和科技全球治理观。其中,科技创新观是核心,科技体制改革观是动力,科技战略观是统领,科技人才观是关键,科技伦理观是保障,科技全球治理观是条件,上述六个方面相互贯通、相互促进,是一个具有紧密的内在联系的逻辑整体。习近平科技观作为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中国化的最新理论创新成果,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其理论价值在于:习近平科技观开辟了马克思主义科技观的新境界,实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技理论的新飞跃,书写了新时代科技创新发展的新篇章,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新视角。其现实意义在于:习近平科技观是引领新时代中国科技创新发展的根本指导方针,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行动指南,贯彻新发展理念的重要遵循,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巨大动力,为世界科技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
王轲[8]（2018）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协商研究》文中提出民主是人类社会孜孜以求的共通价值目标,人类文明在砥砺向前的进程中以政治文明作为其核心要素。人类自古希腊开始就从多重视角致力于将民主的涵义做一个精准的解读,然而民主的内核万变不离其宗,那就是“人民的政权、多数人的统治”。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民主的呈现形式有所不同。在漫长的社会政治实践中,选举民主自站上西方民主政治舞台之日起,就迅速融入规模庞大、事务繁杂的现代国家。在实际运行进程中,选举民主逐步暴露出天然劣势,注重民主准入步骤却忽略民主决策进程,施政方略的周期性更迭耗费了高昂的社会运转成本,倾轧式选战放大了国内族群、社会及文化方面的问题。协商民主在批判选举民主弊端的基础上复兴,政党协商因其聚合功效更处于显要位置。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民主政治理论,扬弃了人类社会一切政治文明成果,吸收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践经验,统一战线思想与多党合作理论是其中的重要内容。列宁在领导俄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中付诸实践,开了社会主义国家政党协商的先河,东欧地区四个国家也对政党协商进行了积极探索。但是由于无产阶级政党认识视角的单一性并且未能处理好同其他党派关系,原苏东地区国家的政党协商以失败告终。政党协商在中国的生根、生存、生长,植根于中国历史任务、革命实际和建设发展的现实要求,是中国共产党回应中国人民呼声而做出的重大历史抉择。本文首先简析了民主政治的兴起与政党协商的发展,概述了国际共运史上的政党协商及其经验教训,回顾了政党协商在中国的历史发展进程。随后,本文从理论、文化、制度、实践四个维度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协商进行深入探讨,展现出其理论的生命力和实践的独创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协商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其鲜明特色、独特优势和时代价值得以充分呈现,助力国家在国际范围内民主话语权竞争中把握主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协商面对国内外政治生态环境的变化,既有积极利好的发展机遇,也有不可回避的困境挑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协商在新时代的发展,回应“中国梦”内蕴的现代民主要义。相较于西方政治斗争的“乱”,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治”意义非凡。执政党和参政党相向而行、良性互动的协商合作关系,为世界政党政治的丰富和拓展提供了中国方案。
张晶萍[9]（2017）在《民国外交学研究 ——以中央政治学校外交学系为中心（1930-1949）》文中研究表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一门以研究战争与和平为主题的新型学科——国际关系学在英美国家诞生,英国威尔士大学首先筹建了国际关系学系并设置了国际关系教席,随后一批有影响力的国际问题研究机构陆续成立,国际关系研究专着相继问世,欧美诸多大学也纷纷效仿威尔士大学,开设国际关系课程。这标志着国际关系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开始从哲学、政治学、历史学、法学等社会科学中分离出来。随着1920年代国民外交的兴起,外交与国际问题研究机构如雨后春笋般在国内涌现,一批外交及国际问题研究期刊也应运而生,外交研究方兴未艾。这一时期,西方国际关系学着作开始传入中国,本土学人翻译引介了大量最新西方国际关系学成果。西方国际关系学在中国的传播也激励着本土学人自发进行外交学术研究,进而产生了一批较有代表性的外交学着作,这批着作在分析框架、概念体系、研究方法等方面均做出了大胆的尝试和创新。在1920年代末至1930年代初,国际关系与外交等相关科目的教学在中国本土也相继展开,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山大学等诸多高校在政治学系内添设外交与国际关系课程,南开大学、暨南大学和中央政治学校还先后分别成立了“国际事务系”、“外交领事科”和“外交学系”,开设课程既有深厚的政治学烙印,又重点突出外交、国际法、国际关系、国际组织等内容,这一点与西方国际关系学科的课程设置颇为相似。从学科意义上讲,1930年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便将政治系外交组独立出来,单设外交学系,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该系才解散,政校也成为国内设立外交学系之滥觞。若以西方国际关系学的诞生条件为参照,可以说,发轫于1920年代的民国外交学已在1930年代正式落地生根。尽管开设外交学专门学系的高校屈指可数,但外交学系已开始从政治学系分离出来却是不争的事实。本文以中央政治学校外交学系为主轴,首先,追溯政校外交学系创立与发展的基本历程;接着,还原政校外交学系在教师招聘、学生招生、课程设置、社团活动、人才培养等方面的真实图景;继而,分析政校外交学系学生在实习与就业方面形成的悖论,并探讨政校外交学系与国民政府外交部之间的互动关系;最后,梳理抗战时期本土外交学人特别是政校外交学人在外交学术研究方面所关注的核心议题及取得的主要成就,以期重建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外交学生成与发展的基本史实。中央政治学校外交学系得以创建,主要是基于南京国民政府对新式外交人才的需求、该校独特的政治学术资源以及巴黎政治学校外交系的成功范例这三大因素。该校教务主任罗家伦在外交学系的建立和初期发展中扮演着关键角色,他的学院式教育理念维系着外交学系沿着学科化的路径不断发展。抗战爆发后,学院式教育理念受到速成式教育主张的挑战和冲击,外交学系一度遭受重大挫折。抗战的持续进行主宰着外交学系的命运沉浮,外交学系在停招两年后再度回到公众视野。抗战胜利后,中央政治学校改制国立,外交学系的发展一波三折,并因国共内战的结局而注定寿终正寝。教师招聘与学生招生方面,政校外交学系坚持“选聘教员首以学识为重,绝不讲情面;选拔学生应以成绩为准,决不凭保荐”的原则;课程设置方面,外交学系奉行以实用与专精为导向的课程设计原则,通过广泛借鉴欧美高等学府的外交课程设置情况,制定出兼顾学术探究与中国外交实际需求的课程,并根据中国内政外交客观情势的发展适时予以调整;教学开展方面,注重“实际的需要”,教学方法灵活多变,参照西式外交人才的培养标准,主动与国际接轨;社团活动方面,外交学系学生以外交研究会、英语演说辩论会等组织为载体,积极开展学术研讨、英语讲演、剪报、壁报等形式多样的课外活动,以作为正课的补充;国际交流方面,政校外交学系与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等域外学术机构的交流与互动十分频繁,尤其在战时该会对政校外交学系的学术支持更显得弥足珍贵。政校外交学系与社会互动方面,本文主要通过政校实习制度的施行与外交学系学生的就业情况来考察外交学系与外交部之间的互动关系。政校实习制度的设计遵循理论与实践相衔接的原则,学生在校所学的理论知识在实习环节得以检验和运用,学生实习期间的表现乃是考核学生成绩的重要标尺。学生们在外交部进行一至四个月不等的实习后,需撰写实习报告,这是决定学生能否顺利毕业的必经环节。以实习报告为媒介,外交学系学生就改进国民政府外交部及驻外使领馆工作提出许多有益的批评和建议,较为集中的关注于外交机构、外交行政和外交人事等方面。就业方面,大体上说,外交学系学生的就业情形与该系设立的初衷并不十分相符,除了抗战后期国民政府因外交领事事务的拓展而需扩大中国外交阵容,因而吸纳大量外交学系毕业生外,在此之前入职外交部的学生可谓凤毛麟角。由于受当时错综复杂的政治派系纠葛等因素的影响,多数学生的就业去向与外交并无多大关联,遂造成严重的“用非所学”现象。外交学术研究方面,政校外交研究的开展多以研究机构和学术团体为平台,以期刊杂志为主阵地,在政校校内有研究部及其发行的《新政治》月刊和《政治季刊》,校外则有以政校外交学人为主体的外交问题研究会及其发行的《外交研究》。《外交研究》是抗战时期最为专业的外交研究期刊之一,本文主要分析《外交研究》中学理性和现实性相对集中的领域,如国际法与国际条约、外交理论、外交实务等议题。国际法与国际条约研究主要关切与我国抗战密切相关的国际法和国际条约问题,如国际法上的中日宣战问题、侵略问题、“不承认主义”等;民国外交学人深刻剖析了一战后流行的理想主义外交理论,对该理论的适用性提出质疑和批评,进而从国际关系史演进历程中提出现实主义外交学说,集体安全研究也在这一时期开始出现。民国外交学人最关心的莫过于战后世界和平重建问题,即如何规划国际机制以达到长期消弭战争、维护世界和平和秩序的目的;外交实务研究主要关注外交行政改革、机构调整、情报与宣传、人才培养等议题,在抗战救国大背景下,外交实务研究尤为迫切。总体而言,政校外交学系是中国现代外交学在民国时期产生、发展与变迁的一个特例、一个缩影。外交与政治关系殊为密切,民国外交学的开展不可避免地受到当时纷繁复杂的政治因素及云谲波诡的国际形势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民国外交学术留下了较深的时代烙印,外交学学科化进程也受到制约。
吉艳艳[10]（2016）在《近四十年间来华国际学生教育研究（1973-2013）》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国际学生教育是国际交流活动的重要内容之一,对输出国和接收国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来华国际学生是指持外国护照在我国高等学校（经教育部批准的实施全日制高等学历教育的普通高等学校）注册接受学历教育或非学历教育的外国公民。发展来华国际学生教育,对我国在弘扬中华文化、促进高教事业国际化、抢夺国际人才资源、增加国际贸易收益、促进国际交流与合作等方面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国际学生来华学习,不仅受我国稳定的社会局面、较强的综合国力,生源国和中国的国际关系、双边贸易,中国的奖学金政策等宏观因素的影响,还受到学生对中国文化和教育的认可、学生的经济承受能力等微观因素的影响。我国现代意义的来华国际学生教育,大致经历了初创、中断和恢复发展三个阶段。建国初期至1966年,来华国际学生教育处于初创阶段,其教育管理实行与当时计划经济相配套的管理体制。其时来华学生规模小,生源国仅限于部分社会主义国家、周边民族独立国家,少数非洲国家和极少数资本主义国家；接收院校少,教育层次普遍较低,学习专业主要集中在语言和理工类学科。1966年至1972年,受“文化大革命”的影响,来华国际学生教育中断。至20世纪70年代初,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并与多国建交。在新的国际形势下,我国于1973年正式恢复大规模招收来华国际学生。1978年,我国实施改革开放战略,来华国际学生教育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对来华国际学生实行教育教学和管理的体制也由单一封闭逐步走向开放和多元化,国际学生规模迅速增加,生源国几乎涵盖世界的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学生层次均匀分布,学习专业几乎涵盖中国对国际学生开放的所有专业。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及世界人民对中国认知的提高,来华国际学生规模仍会呈现增加的趋势。然而在来华留学的新发展态势中,许多来华国际学生教育问题也随之产生,来华国际学生教育的事业发展遇到了瓶颈,如外语授课课程体系的建设、师资整体水平的提升、教育管理和服务质量的改善等。来华国际学生教育要取得长足发展,保证“2020年50万”目标的顺利实现,还面临着很大的挑战。本文在分析总结1973年以来的来华国际学生教育基础上,借鉴并吸收发达国家先进经验,对当前和今后来华国际学生教育的可持续发展提出了若干建议。本文共分为七个部分。第一部分：导论；导论部分主要阐述了论文的选题缘由、现实意义、研究价值;对本文研究对象及来华国际学生进行界定,并对选题的研究范围进行界定；对已有的选题所处领域的既有成果及研究史进行梳理;介绍了本文的研究思路、研究方法。第二部分：来华国际学生教育的历史基础。此部分主要介绍现代来华国际学生教育即新中国成立至1972年间来华国际学生教育体制、发展状况,生源结构、经费来源、接收院校分布、专业结构等,并总结新中国成立至1972年来华国际学生教育的历史特点。第三部分：新时期（1973-2013）来华国际学生教育的发展概况及管理体制之演变。本部分主要从1973年后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外交、教育等方面的变化和发展介绍了1973年后来华国际学生教育的时代背景；介绍了1973-2013年间来华国际学生教育的发展概况,并分析1973年—2013年封闭的来华国际学生教育体制逐渐过渡到以高等院校为办学主体的开放的教育体制,以及来华国际学生教育的政策和制度,如招收自费来华国际学生制度、实行来华国际学生学位制度、学籍和学历管理制度、汉语水平考试和预科学习制度等。第四部分：近四十年间（19732013）来华国际学生教育“来”之析。本部分主要分析了来华国际学生教育的“来”之影响因素,“来”之源以及“来”之途径。本部分首先运用推拉理论分析影响来华国际学生的影响因素,如中国政治、社会环境、外交关系、教育质量、就业和创业环境等；然后分析了来华国际学生生源国结构和洲别分布；最后分析了来华国际学生的经费来源,如中国政府奖学金、地方政府奖学金、学校奖学金、企业奖学金、交换生及自费生规模及分布等。第五部分：近四十年间（19732013）来华国际学生教育“学”之析。本部分主要分析了来华国际学生“学”在哪里、学什么以及以什么身份学的问题,从而具体分析了不同阶段来华国际学生接受院校分布、专业分布及学历结构等。第六部分：近四十年间（19732013）来华国际学生“管”之析。本部分从微观角度分析了对来华国际学生的“管”,主要阐述了高等院校对来华国际学生的教学管理、日常生活管理、政治管理、实习管理及参与社会活动方面的管理等。第七部分：总结与反思。本部分将总结1973——2013年间来华国际学生教育的发展规律,反思国际学生教育中的问题,并与国际上国际学生教育较发达国家的经验进行比较,以期得出历史经验、提出发展要求,即提出寻求适合于我国当前及未来来华国际学生教育发展的建议。
二、2003年国际政治综观（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2003年国际政治综观（论文提纲范文）
（1）日本经济外交的嬗变及其趋势研究 ——以第二届安倍政府时期为核心（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目的及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方法 |
| 四、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日本经济外交研究的理论建构 |
| 第一节 日本经济外交研究的理论框架 |
| 第二节 日本经济外交研究的理论范式 |
| 第三节 日本经济外交研究的理论延展 |
| 第二章 第二届安倍政府经济外交的核心内涵 |
| 第一节 日本经济外交的时代嬗变 |
| 第二节 安倍政府经济外交的设想与实践 |
| 第三节 安倍政府经济外交的五大支柱与“三大经贸合作协定” |
| 第三章 日本经济外交的外延扩大 |
| 第一节 “大阪轨道”:日本经济外交的话语构建 |
| 第二节 政府开发援助计划(ODA):日本经济外交的变异 |
| 第三节 应对“谣传损害”的危机公关:日本经济外交的新范式 |
| 第四章 日本经济外交嬗变的动因、特点与局限性 |
| 第一节 日本经济外交嬗变的国内外动因 |
| 第二节 日本经济外交的特点 |
| 第三节 日本经济外交的局限性 |
| 第五章 “后安倍时代”日本经济外交的趋势与展望 |
| 第一节 日本经济外交嬗变的影响 |
| 第二节 日本经济外交的演变趋势与困境 |
| 第三节 日本经济外交的展望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2）冷战后波兰对俄罗斯和解外交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意义 |
| (一)理论意义 |
| (二)现实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述评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三)论文拟解决的问题、假设及相关概念 |
| (四)论文的不足与创新 |
| (五)论文章节安排 |
| 第一章 历史和解的分层建构 |
| 第一节 国家间和解是一个被建构的过程 |
| 一、国家间和解是一个过程 |
| 二、和解的过程中需要进行新的观念建构 |
| 第二节 国家间和解的多层建构 |
| 一、国家行为产生因素的层次性 |
| 二、国家间和解是一个多层建构场域的过程 |
| 三、和解程度与层次之间的关系 |
| 第二章 波兰对俄外交关系的发展历程及和解进程的特点 |
| 第一节 波兰对俄“世仇”的产生 |
| 一、瓜分波兰 |
| 二、复国后被再次瓜分及卡廷惨案 |
| 三、苏联控制下的波兰 |
| 第二节 波兰第三共和国对俄罗斯政策发展 |
| 一、1989-2000 波兰对俄外交政策 |
| 二、2001-2014 波兰对俄外交政策 |
| 三、乌克兰危机(2014)后波兰对俄外交政策 |
| 第三节 波兰对俄罗斯和解进程中的三个特点 |
| 第三章 波兰对俄罗斯和解外交失败的原因分析 |
| 第一节 体系层面原因及其分析 |
| 一、波俄国家权力的不对称性 |
| 二、波俄缺乏国际机制的正向推动 |
| 三、结构矛盾下的波俄和解失败 |
| 第二节 单元(国家)层面原因及其分析 |
| 一、波兰历史教育中的排俄倾向 |
| 二、波兰执政党执行政策中的反俄倾向 |
| 第三节 个体层面原因及其分析 |
| 一、波俄两国政治精英之间的不相容 |
| 二、波兰社会中非理性民族主义的蔓延 |
| 第四节 总结 |
| 第四章 波兰对俄罗斯和解的建构路径 |
| 第一节 体系层面问题的相关建议 |
| 一、建构自身地缘政治优势 |
| 二、借助“一带一路”增强积极互动 |
| 三、避免成为美俄竞争的前沿阵地 |
| 第二节 单元(国家)层面问题的相关建议 |
| 一、以学术交流带动历史教育的变革 |
| 二、调节波兰国内社会矛盾 |
| 第三节 个体层面问题的相关建议 |
| 一、波兰领导人需要和解的魄力与公心 |
| 二、加强媒体对波兰民众情绪的疏导 |
| 第四节 总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一、学术着作类 |
| (一)中文学术专着 |
| (二)译着 |
| (三)英文学术专着 |
| (四)中文研究报告 |
| (五)英文研究报告 |
| 二、学术论文类 |
| (一)中文学术论文 |
| (二)英文学术论文 |
| (三)中文学术论文集 |
| 三、官方文件类 |
| (一)中国官方文件 |
| (二)波兰官方文件 |
| 四、新闻类 |
| (一)中国媒体 |
| (二)波兰媒体 |
| (三)美国媒体 |
| 五、互联网类 |
| (一)中文资料 |
| (二)英文资料 |
| (三)俄文资料 |
| 附录 A 图3-2的部分原数据 |
| 附录 B |
| 附录 C |
| 附录 D |
| 附录 E 波兰主要政党及其意识形态 |
| 附录 F 波兰第三共和国历任总统及其所属政党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一、已发表学术论文 |
| 二、主持与参与指导的科研项目 |
| 致谢 |
（3）中俄国际政治安全秩序观：基于实证分析的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一研究问题的提出与分析路径 |
| 二中俄国际政治安全秩序观之“同” |
| 三中俄国际政治安全秩序观之“异” |
| （一）对维护国际政治安全秩序的路径偏好有别 |
| （二）对建立“势力范围”以主导地区政治安全秩序的立场不同 |
| （三）对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政治安全秩序的尊重和支持力度不同 |
| （四）对美认知与角色定位的一致性和连贯性程度有别 |
| （五）对构建国际政治安全秩序的依靠力量认识不同 |
| 四中俄国际政治安全秩序观异同：实证检验 |
| 五结语 |
（4）话语幻象视域下阿富汗主流网络媒体普什图语涉华报道的中国国家形象建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缘起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国家形象的研究现状 |
| 1.2.2 中国国家形象的研究现状 |
| 1.2.3 媒体建构的中国国家形象的研究现状 |
| 1.3 论文的研究意义、方法和创新之处 |
| 1.3.1 论文的研究意义 |
| 1.3.2 论文的研究目标、任务和难点 |
| 1.3.3 论文的研究方法 |
| 1.3.4 论文的创新之处 |
| 1.4 语料来源和例句体例 |
| 1.4.1 语料的选取和处理 |
| 1.4.2 例句体例 |
| 第二章 理论基础 |
| 2.1 国家形象的内涵和属性 |
| 2.1.1 国家形象的三重内涵 |
| 2.1.2 国家形象的基本属性 |
| 2.2 建构主义的国家形象观 |
| 2.2.1 社会建构主义与国家身份 |
| 2.2.2 后建构主义与国家身份 |
| 2.2.3 国家形象的建构机制 |
| 2.3 话语幻象理论 |
| 2.3.1 话语幻象 |
| 2.3.2 话语幻象的分析路径 |
| 2.4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基于语料库的阿富汗主流网络媒体普什图语涉华报道的语言-符号行为分析 |
| 3.1 阿富汗主流网络媒体涉华报道的言语主体分析 |
| 3.1.1 阿富汗主流网络媒体涉华报道的稿件来源分析 |
| 3.1.2 阿富汗主流网络媒体涉华报道的信源分析 |
| 3.2 阿富汗主流网络媒体涉华报道的言语内容分析 |
| 3.2.1 阿富汗主流网络媒体涉华报道的议题分析 |
| 3.2.2 阿富汗主流网络媒体涉华报道的及物性分析 |
| 3.3 阿富汗主流网络媒体涉华报道的言语形式分析 |
| 3.3.1 战争隐喻 |
| 3.3.2 旅程隐喻 |
| 3.3.3 拟人隐喻 |
| 3.3.4 表演隐喻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阿富汗主流网络媒体普什图语涉华报道的社会影响分析 |
| 4.1 阿富汗主流网络媒体建构的中阿互动中的中国国家形象 |
| 4.1.1 阿富汗的好邻居 |
| 4.1.2 阿富汗的好朋友 |
| 4.1.3 阿富汗的重要伙伴 |
| 4.1.4 难以完全信赖的中国 |
| 4.2 阿富汗主流网络媒体建构的中国国际形象 |
| 4.2.1 负责任的和平外交大国形象 |
| 4.2.2 新兴崛起的强权国家 |
| 4.3 阿富汗主流网络媒体建构的中国国内形象 |
| 4.3.1 政治形象 |
| 4.3.2 经济形象 |
| 4.3.3 社会形象 |
| 4.3.4 文化形象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阿富汗主流网络媒体建构中国国家形象的语境分析 |
| 5.1 国际力量格局的影响 |
| 5.1.1 国际政治格局保持多极化发展势头 |
| 5.1.2 东西方经济力量共同推进世界经济增长和发展 |
| 5.1.3 全球传播格局依然呈现“西强东弱”的态势 |
| 5.2 中国与阿富汗交往互动的影响 |
| 5.2.1 中阿政治互信不断深化 |
| 5.2.2 中阿经贸合作日益密切 |
| 5.2.3 中阿加大军事安全合作 |
| 5.2.4 中阿人文交流日趋活跃 |
| 5.3 国家利益的影响 |
| 5.3.1 阿富汗国家利益的界定 |
| 5.3.2 阿富汗主流网络媒体的“国家性” |
| 5.3.3 阿富汗主流网络媒体的“市场性” |
| 5.4 历史文化背景的影响 |
| 5.4.1 历史传统意象的固化和延展 |
| 5.4.2 文化传统和价值理念的折射 |
| 5.5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结语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 (一)阿富汗主流网络媒体普什图语涉华报道内容分析编码表 |
| 附录 (二)黎明新闻网普什图语涉华报道列表 |
| 附录 (三)帕支瓦克新闻网普什图语涉华报道列表 |
| 作者简历 |
（5）战后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2.3 国内外研究述评 |
| 1.3 研究方法 |
| 1.3.1 理论分析与实际分析相结合的方法 |
| 1.3.2 宏观分析与微观分析相结合的方法 |
| 1.3.3 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 |
| 1.3.4 比较分析的方法 |
| 1.4 研究思路与框架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框架 |
| 1.5 研究的创新之处与不足 |
| 1.5.1 创新之处 |
| 1.5.2 研究的不足 |
| 1.6 本章小结 |
| 第2章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一般分析 |
| 2.1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概念和性质 |
| 2.1.1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概念 |
| 2.1.2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性质 |
| 2.1.3 战略性贸易政策与幼稚工业保护论的区别 |
| 2.1.4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内容体系 |
| 2.2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理论渊源 |
| 2.2.1 比较优势与古典贸易理论和新古典贸易理论 |
| 2.2.2 重商主义与贸易保护理论 |
| 2.2.3 新贸易理论与战略性贸易政策 |
| 2.3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理论体系 |
| 2.3.1 利润转移理论 |
| 2.3.2 外部经济理论 |
| 2.4 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评析 |
| 2.4.1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理论突破 |
| 2.4.2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理论局限和消极影响 |
| 2.5 本章小结 |
| 第3章 战后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演变 |
| 3.1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萌芽阶段(经济恢复时期1945—1955) |
| 3.1.1 限制进口的政策 |
| 3.1.2 扶植和振兴出口的政策 |
| 3.1.3 保护和扶植国内产业的政策 |
| 3.2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初级阶段(经济高速增长时期1956—1973) |
| 3.2.1 实施分阶段贸易自由化政策 |
| 3.2.2 实施有利于战略性产业发展的关税政策替代直接进口限制 |
| 3.2.3 通过放松对外国直接投资的限制增强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
| 3.2.4 贸易政策和产业政策相结合战略性地扶持重化工业的发展 |
| 3.3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高级阶段的形成时期(经济稳定增长和泡沫经济时期1973—1991) |
| 3.3.1 进一步推行贸易自由化的政策 |
| 3.3.2 实行进出口市场多元化来保证更多的贸易利益 |
| 3.3.3 战略性地促进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 |
| 3.3.4 发挥对外投资和经济援助对贸易的促进作用 |
| 3.4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高级阶段的稳定发展时期(经济长期低迷时期1991—至今) |
| 3.4.1 贸易政策的重心向贸易和投资并举的方向转变 |
| 3.4.2 实行多层次、灵活的自由贸易战略来获取最大的贸易利益 |
| 3.4.3 发挥在全球多边贸易体制中的作用并主导国际经贸规则的制定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制度基础与主要实施方式 |
| 4.1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制度基础 |
| 4.1.1 国家战略与贸易政策的关系 |
| 4.1.2 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模式为有效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奠定基础 |
| 4.2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主要实施方式 |
| 4.2.1 依据动态比较优势确定战略性目标产业 |
| 4.2.2 利用财政金融等手段保护和扶持战略产业发展 |
| 4.2.3 推动企业联合,提高企业规模经济效应 |
| 4.2.4 构筑产官学协作的国家创新体制 |
| 4.2.5 推行战略性贸易外交 |
| 4.3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产业层面分析 |
| 5.1 战后日本产业现代化与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结合发展 |
| 5.1.1 产业政策与战略性贸易政策有机结合 |
| 5.1.2 在产业发展的不同阶段结合着不同的战略性贸易政策 |
| 5.2 日本汽车产业的战略性贸易政策 |
| 5.2.1 汽车产业的战略性特征 |
| 5.2.2 日本政府对汽车产业采取的保护和扶植政策 |
| 5.2.3 日本汽车产业贸易政策的战略性调整 |
| 5.2.4 日本汽车产业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效果 |
| 5.3 日本钢铁产业的战略性贸易政策 |
| 5.3.1 钢铁产业的战略性特征 |
| 5.3.2 日本政府对钢铁产业的保护政策 |
| 5.3.3 日本政府对钢铁产业的扶植政策 |
| 5.3.4 日本钢铁产业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效果 |
| 5.4 日本半导体产业的战略性贸易政策 |
| 5.4.1 半导体产业的战略性特征 |
| 5.4.2 日本对半导体产业的保护政策 |
| 5.4.3 日本对半导体产业的扶植政策 |
| 5.4.4 战略性贸易政策实施效果与半导体产业国际竞争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企业层面分析 |
| 6.1 日本的企业组织与战略性贸易政策 |
| 6.1.1 企业集团为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提供强大的基础载体 |
| 6.1.2 系列企业体制为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提供有力的运行机制 |
| 6.1.3 综合商社为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提供稳固的前沿阵地 |
| 6.2 日本的企业并购与战略性贸易政策 |
| 6.2.1 日本企业并购的模式与特点 |
| 6.2.2 通过并购实现规模经济为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创造条件 |
| 6.3 日本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与战略性贸易政策 |
| 6.3.1 日本对外投资政策与贸易政策有机结合 |
| 6.3.2 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发展、贸易利益密切结合 |
| 6.3.3 跨国公司及经营战略中蕴含着战略性贸易政策 |
| 6.4 日本企业的技术进步与战略性贸易政策 |
| 6.4.1 技术贸易与战略性贸易政策相配合 |
| 6.4.2 促进技术引进与研发的政策是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主要表现 |
| 6.4.3 企业研发战略的效果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特点、积极效果及消极影响 |
| 7.1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特点 |
| 7.1.1 目标明确 |
| 7.1.2 重点突出 |
| 7.1.3 灵活运用 |
| 7.1.4 追求动态效应 |
| 7.2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积极效果 |
| 7.2.1 促进经济高速增长 |
| 7.2.2 推动产业结构升级 |
| 7.2.3 提升产业的国际竞争能力 |
| 7.3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消极影响 |
| 7.3.1 贸易摩擦频发 |
| 7.3.2 经济对外依赖加深 |
| 7.3.3 产业“空心化”风险 |
| 7.4 本章小结 |
| 第8章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对我国的启示 |
| 8.1 当前外贸形势突显战略性贸易政策的重要性 |
| 8.1.1 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抬头 |
| 8.1.2 贸易摩擦形势严峻复杂 |
| 8.1.3 新一轮国际产业竞争更加激烈 |
| 8.2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对我国的启示 |
| 8.2.1 重视发挥政府的干预和支持作用 |
| 8.2.2 在尊重WTO原则基础上,合理利用贸易政策工具 |
| 8.2.3 培育和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 |
| 8.2.4 制定合理的对外投资策略 |
| 8.2.5 实施出口鼓励措施,集中力量开拓国际市场 |
| 8.3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6）21世纪以来的中俄反恐合作探析（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三、文献综述 |
| 四、研究方法 |
| 五、创新点与难点 |
| 六、论文结构 |
| 第一章 概念辨析与理论介绍 |
| 第一节 恐怖主义相关概念界定 |
| 一、恐怖主义的定义 |
| 二、恐怖主义的类型 |
| 第二节 反恐怖主义原则及其基本措施 |
| 一、反恐怖主义原则 |
| 二、反恐怖主义的基本措施 |
| 第二章 中俄反恐合作的现实基础 |
| 第一节 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是联合反恐的保障 |
| 一、中俄政治互信程度稳步提升 |
| 二、中俄经贸合作全面展开 |
| 第二节 恐怖活动新态势是联合反恐的国际背景 |
| 一、恐怖主义思想与活动在国际社会的蔓延 |
| 二、恐怖袭击目标更广泛危害更大 |
| 第三章 中俄反恐合作动因分析 |
| 第一节 中国国内面临的恐怖威胁及其危害 |
| 一、我国境内恐怖组织整体状况 |
| 二、中国最主要的恐怖威胁——“东突”组织威胁 |
| 三、“东突”组织对中国的危害 |
| 第二节 俄罗斯面临的恐怖威胁和危害 |
| 一、俄罗斯国内恐怖组织整体状况 |
| 二、俄罗斯国内主要恐怖威胁——车臣非法武装的威胁 |
| 三、车臣非法武装对俄罗斯的危害 |
| 第三节 中亚地区“三股势力”对中俄两国的恐怖威胁 |
| 一、“三股势力”的内涵 |
| 二、中亚地区“三股势力”对中国的危害 |
| 三、中亚地区“三股势力”对俄罗斯的危害 |
| 第四节 西方国家对中俄反恐政策的干涉 |
| 第四章 中俄反恐合作现状 |
| 第一节 建立双边反恐合作机制 |
| 第二节 召开中俄反恐工作会议 |
| 第三节 开展中俄双边反恐演习 |
| 第四节 上合组织框架下的中俄反恐合作 |
| 第五章 中俄反恐合作的意义、面临的挑战及提升途径 |
| 第一节 中俄反恐合作的意义 |
| 第二节 中俄反恐合作面临的挑战 |
| 第三节 提升中俄反恐合作水平的途径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7）习近平科技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缘起及意义 |
| 1.1.1 研究缘起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内相关研究现状综述 |
| 1.2.2 国外相关研究现状综述 |
| 1.3 研究思路和框架结构、研究方法与创新之处 |
| 1.3.1 研究思路和框架结构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创新之处 |
| 第2章 习近平科技观的思想渊源与理论基础 |
| 2.1 习近平科技观的概念界定 |
| 2.1.1 科技的含义 |
| 2.1.2 科技观的含义 |
| 2.1.3 习近平科技观的含义 |
| 2.2 习近平科技观的思想渊源 |
| 2.2.1 中国古代科技思想 |
| 2.2.2 西方古今科技思想 |
| 2.3 习近平科技观的理论基础 |
| 2.3.1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科技思想 |
| 2.3.2 中国共产党的科技思想 |
| 第3章 习近平科技观的形成历程与基本特征 |
| 3.1 习近平科技观的形成历程 |
| 3.1.1 萌芽阶段(1969 年-1982 年) |
| 3.1.2 初步形成阶段(1982 年-1993 年) |
| 3.1.3 形成轮廓阶段(1993 年-2012 年) |
| 3.1.4 丰富发展阶段(2012 年至今) |
| 3.2 习近平科技观的基本特征 |
| 3.2.1 创新性 |
| 3.2.2 人民性 |
| 3.2.3 时代性 |
| 3.2.4 前瞻性 |
| 3.2.5 开放性 |
| 3.2.6 保障性 |
| 第4章 习近平科技观的主要内容 |
| 4.1 科技创新观 |
| 4.1.1 必须把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 |
| 4.1.2 推动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 |
| 4.1.3 以科技创新引领经济发展 |
| 4.2 科技体制改革观 |
| 4.2.1 推进政府科技管理体制改革 |
| 4.2.2 深化基础科学研究体制改革 |
| 4.2.3 完善科技奖励制度 |
| 4.2.4 健全科技人才评价制度 |
| 4.3 科技战略观 |
| 4.3.1 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 |
| 4.3.2 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
| 4.3.3 优先培育一批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 |
| 4.4 科技人才观 |
| 4.4.1 激发各类人才创新活力和潜力 |
| 4.4.2 完善有效的引才用才机制 |
| 4.4.3 建设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人才队伍 |
| 4.5 科技伦理观 |
| 4.5.1 使科技成果更充分地惠及人民群众 |
| 4.5.2 以绿色科技促进科技创新与生态文明建设深度融合 |
| 4.5.3 为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贡献中国智慧 |
| 4.6 科技全球治理观 |
| 4.6.1 发展科学技术必须具有全球视野 |
| 4.6.2 提高我国在全球科技治理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
| 4.6.3 发挥科技创新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作用 |
| 第5章 习近平科技观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
| 5.1 习近平科技观的理论价值 |
| 5.1.1 开辟了马克思主义科技观的新境界 |
| 5.1.2 实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技理论的新飞跃 |
| 5.1.3 书写了新时代科技创新发展的新篇章 |
| 5.1.4 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新视角 |
| 5.2 习近平科技观的现实意义 |
| 5.2.1 引领新时代中国科技创新发展的根本指导方针 |
| 5.2.2 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行动指南 |
| 5.2.3 贯彻新发展理念的重要遵循 |
| 5.2.4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巨大动力 |
| 5.2.5 为世界科技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 |
| 结语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8）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协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来源及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来源 |
| 1.1.2 理论意义 |
| 1.1.2.1 有助于从政党这个主观能动性的角度深化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认识 |
| 1.1.2.2 有助于推进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研究 |
| 1.1.2.3 有助于在中国与世界的互动中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协商发展的规律 |
| 1.1.3 实践意义 |
| 1.1.3.1 有利于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协商的内容和形式 |
| 1.1.3.1 通过讲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协商的故事，向世界传达中国的立场、声音，增进“四个自信”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与述评 |
| 1.2.1 有关政党政治的研究 |
| 1.2.1.1 政党制度 |
| 1.2.1.2 政党与民主关系 |
| 1.2.1.3 政党关系 |
| 1.2.2 有关协商民主的研究 |
| 1.2.2.1 协商民主的缘起及远景 |
| 1.2.2.2 协商民主的定义及特性 |
| 1.2.2.3 中外协商民主的差异及关联 |
| 1.2.2.4 协商民主的功用及路径 |
| 1.2.3 有关政党协商的研究 |
| 1.2.3.1 政党协商的介质及实质 |
| 1.2.3.2 政党协商的特性及价值 |
| 1.2.3.3 政党协商的运行体系及前景 |
| 1.2.4 述评 |
| 1.3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之处 |
| 第一、研究视角方面 |
| 第二、研究内容方面 |
| 第三、研究应用方面 |
| 第2章 政党政治与政党协商 |
| 2.1 民主政治的兴起与政党政治的发展 |
| 2.1.1 民主政治的兴起 |
| 2.1.2 政党政治的发展 |
| 2.2 民主政治中的选举和协商 |
| 2.2.1 选举民主是民主政治的基石 |
| 2.2.2 协商民主的复兴 |
| 2.2.3 协商民主与选举民主的关系 |
| 2.3 政党协商在协商民主中的地位和作用 |
| 2.3.1 政党协商在协商民主中的地位 |
| 2.3.2 政党协商在协商民主中的作用 |
| 2.4 西方多党制条件下的政党协商 |
| 2.4.1 西方国家政党协商的方式和途径 |
| 2.4.2 西方国家政党在竞争与协商上的特性 |
| 第3章 国际共运史上的政党协商及其经验教训 |
| 3.1 马克思恩格斯的统一战线思想与多党合作理论 |
| 3.1.1 马克思恩格斯的统一战线思想 |
| 3.1.2 马克思恩格斯的多党合作理论 |
| 3.2 十月革命前后列宁的政党协商思想及其嬗变、影响 |
| 3.2.1 十月革命前列宁的政党协商思想 |
| 3.2.2 十月革命后列宁的政党协商思想 |
| 3.2.3 列宁政党协商思想嬗变的原因及影响 |
| 3.3 东欧四国的政党协商 |
| 3.3.1 东欧四国政党协商的政治基础 |
| 3.3.2 东欧四国政党协商的主要形式 |
| 3.4 国际共运史上政党协商的主要教训 |
| 3.4.1 无产阶级政党对政党协商的认识视角还较单一 |
| 3.4.2 无产阶级政党未能在协商合作中处理好与民主党派的关系 |
| 第4章 中国政党协商的历史回顾 |
| 4.1 近代中国的政党政治 |
| 4.1.1 近代政党的缘起及党争 |
| 4.1.2 多党轮替制不适宜近代中国国情 |
| 4.2 民主革命时期的政党协商 |
| 4.2.1 大革命时期的政党协商 |
| 4.2.2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政党协商 |
| 4.2.3 抗日战争时期的政党协商 |
| 4.2.4 解放战争时期的政党协商 |
| 4.3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政党协商 |
| 4.3.1 建国初期的政党协商 |
| 4.3.2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政党协商 |
| 4.4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期、新时代的政党协商 |
| 4.4.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期政党协商的新局面 |
| 4.4.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政党协商的新发展 |
| 第5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协商的理论之维 |
| 5.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协商理论的核心主题与逻辑起点 |
| 5.1.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协商理论的核心主题 |
| 5.1.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协商理论的逻辑起点 |
| 5.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协商理论的范畴 |
| 5.2.1 领导与合作 |
| 5.2.2 执政与参政 |
| 5.2.3 共识与监督 |
| 5.2.4 共建与共享 |
| 5.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协商理论的基本论断 |
| 5.3.1 特有形式论 |
| 5.3.2 主体责任论 |
| 5.3.3 整合力量论 |
| 5.3.4 规范建设论 |
| 5.3.5 民主决策论 |
| 5.4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协商理论的科学性 |
| 5.4.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协商理论来源于实践 |
| 5.4.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协商理论是开放、发展的学说 |
| 第6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协商的文化之维 |
| 6.1 破除不合时宜的“斗争哲学” |
| 6.1.1 “斗争哲学”的本意及其扭曲 |
| 6.1.2 “斗争哲学”对政党协商的消极影响 |
| 6.1.3 把握新时代“伟大斗争”在政党协商的运用 |
| 6.2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
| 6.2.1 和合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协商 |
| 6.2.2 中庸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协商 |
| 6.2.3 民本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协商 |
| 6.3 正确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协商文化的中国特色和国际比较 |
| 6.3.1 政党协商的中国特色 |
| 6.3.2 政党协商的国际比较 |
| 第7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协商的制度之维 |
| 7.1 基本制度上的国家法律、政党政策与政协章程之三位一体 |
| 7.1.1 国家法律规范 |
| 7.1.2 政党政策规范 |
| 7.1.3 政协规章制度 |
| 7.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协商的组织结构 |
| 7.2.1 人民政协的组织建设 |
| 7.2.2 民主党派的组织建设 |
| 7.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协商的组织行为及过程 |
| 7.3.1 政党协商的程序 |
| 7.3.2 政党协商的途径 |
| 第8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协商的实践之维 |
| 8.1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中的政党协商 |
| 8.1.1 政党协商促成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发展 |
| 8.1.2 政党协商彰显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显着特色 |
| 8.2 执政党自身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中的政党协商 |
| 8.2.1 执政党能力建设与政党协商 |
| 8.2.2 政党协商促进执政党动员群众有序政治参与 |
| 8.3 参政党积极参政议政中的政党协商 |
| 8.3.1 参政党参与政党协商的内涵 |
| 8.3.2 参政党参与政党协商的内容与实践 |
| 8.3.2.1 大政方针 |
| 8.3.2.2 法律法规 |
| 8.3.2.3 重要人事 |
| 8.3.2.4 重要事务 |
| 第9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协商的成就及其机遇、挑战 |
| 9.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协商的历史性成就 |
| 9.1.1 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 |
| 9.1.2 发展人民民主 |
| 9.1.3 实现政治稳定 |
| 9.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协商面临的机遇 |
| 9.2.1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
| 9.2.2 推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 |
| 9.2.3 以新型政党制度建设为世界政党政治贡献新的方案 |
| 9.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协商面临的挑战 |
| 9.3.1 世界政党政治变化发展 |
| 9.3.2 社会阶级、阶层变化发展 |
| 9.3.3 政党协商运行机制需要不断与时俱进 |
| 第10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政党协商的完善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研究成果 |
（9）民国外交学研究 ——以中央政治学校外交学系为中心（1930-1949）（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Abstract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与意义 |
| 二、关键概念界定 |
|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述评 |
| 四、主要研究内容、方法、资料 |
| 五、创新点与难点 第一章 中国近代外交学学科的建制化 |
| 第一节 外交专门化:中国近代外交分科思想的萌发 |
| 第二节 传播与移植:西方国际关系学与近代中国 |
| 一、西方国际关系学的建立与早期理论嬗变 |
| 二、西方国际关系学在中国的传播与移植 |
| 第三节 学科初创:外交学在中国现代学院中的兴起 第二章 中央政治学校外交学系的创立与沿革 |
| 第一节 以英法为榜样:中央政治学校外交学系的创立 |
| 一、从中央党务学校到中央政治学校 |
| 二、中央政治学校外交学系的创立 |
| 第二节 中央政治学校外交学系功能定位与学制改革 |
| 一、中央政治学校外交学系功能定位 |
| 二、“芷江风潮”与学制改革 |
| 三、改制国立与“拒蒋风潮” 第三章 中央政治学校外交学系教学活动的开展 |
| 第一节 教师选聘与学生招收 |
| 一、教师选聘:“以学识为重” |
| 二、学生招收:“以成绩为准” |
| 第二节 课程设置与教学开展 |
| 一、课程设置:“倡导实用与专精” |
| 二、教学开展:注重“实际的需要” |
| 第三节 社团活动:“补正课之不足” |
| 一、外交研究会 |
| 二、外语演说辩论会 第四章 中央政治学校外交学系与国民政府外交部之互动 |
| 第一节 理论与实践:就业指导与实习 |
| 一、就业指导训练 |
| 二、外交部实习 |
| 第二节 批判与建议:实习报告之审视 |
| 一、实习报告:内容与形式 |
| 二、批评与建议:外交工作之改进 |
| 第三节 准入与排拒:就业去向之考察 |
| 一、用非所学:外交部排拒外交学系毕业生 |
| 二、“入部难”动因之分析 第五章 中央政治学校外交学系学术研究的开展 |
| 第一节 政校研究部与外交问题研究会 |
| 一、政校研究部与外交研究 |
| 二、外交问题研究会与外交研究 |
| 第二节 《外交研究》主要研究议题与成就 |
| 一、国际法与国际条约研究 |
| 二、外交学说与理论研究 |
| 三、外交实务研究 结语 学科化进程中的民国外交学 参考文献 附录 后记 |
（10）近四十年间来华国际学生教育研究（1973-2013）（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缘由 |
| (一) 来华国际学生教育意义重大 |
| (二) 来华国际学生教育亟待历史总结 |
| (三) 作者本人学研兴趣及工作需要 |
| 二、研究意义 |
| 三、概念解析 |
| (一) 留学及来华留学 |
| (二) 国际学生和来华国际学生 |
| (三) 来华国际学生教育 |
| 四、研究文献综述 |
| (一) 研究历史回顾及研究队伍简介 |
| (二) 研究成果简述 |
| (三) 有待加强之处 |
| 五、研究思路与论文框架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论文框架 |
| 六、研究方法及创新 |
| (一) 研究方法 |
| (二) 论文创新 |
| 第一章 早期来华国际学生教育的基本情况(1949-1972) |
| 第一节 早期来华国际学生教育基本情况(1949-1972) |
| 一、早期来华国际学生生源国情况 |
| 二、早期来华国际学生接收院校及分布专业情况 |
| 第二节 早期来华国际学生教育管理体制探索(1949-1972) |
| 一、基本形成来华国际学生管理体制 |
| 二、规范来华国际学生的学习和行为 |
| 三、完善高校对来华国际学生管理与服务 |
| 第三节 早期来华国际学生教育主要特点 |
| 第二章 近40年间来华国际学生教育发展概况及管理体制的演变(1973—2013) |
| 第一节 近40年间来华国际学生教育的发展环境 |
| 一、外交形势与国际环境的变化 |
| 二、世界经济一体化及中国实施对外开放战略 |
| 三、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大幅提升 |
| 四、高等教育事业快速发展 |
| 第二节 近40年间来华国际学生教育的发展态势 |
| 一、1973-1977年间的来华国际学生概况 |
| 二、1978-1989年间来华国际学生概况 |
| 三、1990至今的来华国际学生概况 |
| 第三节 近40年间来华国际学生教育制度变迁 |
| 一、来华国际学生教育各项制度的确立 |
| 二、来华国际学生教育管理体制的完善 |
| 第三章 近40年间来华国际学生教育“来”之析(1973-2013) |
| 第一节 影响国际学生来华留学的因素 |
| 一、推拉理论与来华国际学生教育 |
| 二、从接收国视角：影响来华学习的拉力因素 |
| 三、从派出国视角：影响来华学习的推力因素 |
| 四、从来华学生视角：影响来华学习的内力因素 |
| 第二节 近40年间来华国际学生生源国情况分析 |
| 一、1973—1977年间来华国际学生生源国情况分析 |
| 二、1978—1989年间来华国际学生生源国情况分析 |
| 三、1990年—2013年间来华国际学生生源国情况分析 |
| 四、近40年间华国际学生生源国分布特点解析 |
| 第三节 近40年间来华国际学生教育经费来源情况 |
| 一、1973—1977年间来华国际学生经费来源较为单一 |
| 二、1978—2013年间来华国际学生经费来源逐渐多样化 |
| 第四章 近40年间来华国际学生教育“学”之析(1973-2013) |
| 第一节 近40年间来华国际学生的接受院校分析 |
| 一、接收中国政府奖学金生的院校 |
| 二、接收自费来华国际学生的院校 |
| 三、接收孔子学院奖学金生的院校 |
| 第二节 近40年间来华国际学生的学科专业分析 |
| 一、由理工为主转向学科多样化 |
| 二、汉语学习及预科教育 |
| 三、开放以英语为主的外语授课专业 |
| 第三节 近40年间来华国际学生的类别及学历层次分析 |
| 一、对不同层次和类别的学生的入学要求 |
| 二、近40年间长期来华国际学生类别及学历层次分布 |
| 三、短期来华国际学生迅速增长 |
| 第五章 近40年间来华国际学生“管”之析(1973-2013) |
| 第一节 近40年间对来华国际学生日常管理理念的演变 |
| 一、来华国际学生管理的“特殊化”阶段(1973-1990) |
| 二、来华国际学生管理规范化、人性化阶段(1990—2013) |
| 第二节 近40年间对来华国际学生教育教学管理的演变 |
| 一、对来华国际学生的教学安排 |
| 二、对来华国际学生学习内容的规定 |
| 三、有关考勤、休学、退学等方面的规定 |
| 四、关于专业实习和社会实践活动的规定 |
| 五、关于考核和毕业要求的规定 |
| 第三节 近40年间来华国际学生社会管理之演变 |
| 一、对来华国际学生与中国人交流和交往的管理 |
| 二、对来华国际学生的假期及文体活动安排 |
| 三、来华国际学生的志愿者服务 |
| 第六章 近40年间来华国际学生教育的总结与检讨 |
| 第一节 历史实际得出的经验 |
| 一、来华国际学生教育事业的发展受制于多方面因素的影响 |
| 二、合理的教育管理体制能促进来华国际学生教育发展 |
| 三、教育质量是发展来华国际学生教育事业的生命线 |
| 四、对来华国际学生重管理,轻服务 |
| 第二节 现实发展提出的“要求” |
| 一、教育制度有待完善 |
| 二、教育质量亟需提高 |
| 三、招生工作可以实行商业化运作 |
| 四、教育管理必须实现信息化 |
| 五、预科教育可完善其教育体制 |
| 六、建立来华国际学生自我管理体制和自我服务渠道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四、2003年国际政治综观（论文参考文献）
- [1]日本经济外交的嬗变及其趋势研究 ——以第二届安倍政府时期为核心[D]. 沈丁心. 外交学院, 2021(10)
- [2]冷战后波兰对俄罗斯和解外交研究[D]. 柯研. 上海师范大学, 2021(07)
- [3]中俄国际政治安全秩序观：基于实证分析的比较研究[J]. 雷建锋. 国际安全研究, 2021(01)
- [4]话语幻象视域下阿富汗主流网络媒体普什图语涉华报道的中国国家形象建构研究[D]. 何杰. 战略支援部队信息工程大学, 2020(01)
- [5]战后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研究[D]. 邵冰. 吉林大学, 2020(03)
- [6]21世纪以来的中俄反恐合作探析[D]. 高旭敏.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20(02)
- [7]习近平科技观研究[D]. 姚科敏. 武汉理工大学, 2020(09)
- [8]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协商研究[D]. 王轲. 华侨大学, 2018(12)
- [9]民国外交学研究 ——以中央政治学校外交学系为中心（1930-1949）[D]. 张晶萍. 中共中央党校, 2017(06)
- [10]近四十年间来华国际学生教育研究（1973-2013）[D]. 吉艳艳. 华中师范大学, 2016(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