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未成年人犯罪特点及防控对策

一、试论甘肃省少年犯罪的特点及防治对策（论文文献综述）

曹瀚予^[1]（2021）在《地方创制性立法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在我国地方法之制定、修缮以及运行实践中,善于观察和思考的人士或许已经觉察到一种现象,即由地方立法直接推动的地方治理乃至国家治理和制度革新,无论是在专家学者们的理论研究中,还是在实务工作者基于立法经验和实践建议建言中,会经常提到几个未能解决的难题:“一统就死,一放就乱”、“如法炮制”的“景观式立法”、法制统一与地方特色的矛盾、立法的创新性不足、立地方立法边界不明、“突破上位法”的合法性质疑等,而这些难题都与地方立法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创制性立法有关。如果将我国整个立法体制视作一个国度,中央立法就是这个国度的“领导者”和“管理者”,统摄管理整个立法国度,制定基本政策,把握发展方向,地方立法则扮演着“执行者”和“协助者”的角色。从制度设计的角度出发,地方立法起着“上通下达”的重要作用:协助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等中央立法在地方的有效执行、解决中央立法无法独力处理或暂时不宜处理的问题、解决理应由地方自主处理的问题、为中央立法提供“先行先试”的经验。但随着改革发展进程不断推进,尤其在进入了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新时期,社会关系愈发复杂,急需新的规则去规范约束,此时国家对地方立法的要求已经不再是简单的总结过往经验、肯定已有做法,而是要求其在为执行法律、行政法规进行执行性立法的同时,结合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制定一些具有引领意义的创制性立法。倘若地方立法丧失了创制性,只作为中央立法的实施细则紧随其后,就丧失了其地方性的本质属性。如此,地方立法增加了一个“改革者”、“实验田”的角色。创制性立法作为一种立法类型和立法现象,客观地存在于地方立法之过程中,但作为一个学术概念,并未引起诸多学者之关注。诸学者所提创制性立法仅是为论证其他主题之需要,而附带说明或借鉴思考,无意作科学周延之诠释,且很多时候将“创制性立法”理解为“立法的创新性”。实际上,在学术研究和立法实践中,这两个概念之间是存在区别的,创制性立法既可以被视为一种地方立法的属性,又可以被视为一种地方立法的类型。将其视作一种立法属性时,“创制性”等同于“创新性”,”“创制性立法”亦即“具有创新性的立法”。就地方立法而言,创制（新）性是一项基本特征,一部地方性法规或地方政府规章,相较上位法若没有丝毫创制,则其必要性势必受到质疑,也很难通过备审制度的监督。此时的地方立法根据不同划分标准,可以分为执行性立法、先行性立法、补充性立法、试验性立法、自主性立法等不同立法类型,即便在执行性法规中也会存在“创制性条款”,从而具备执行性和创制性双重属性,都可以一定程度超出上位法规定的范围。而将其视为立法类型时,创制性立法是与执行性立法相对应的概念,“创制”的涵义在于“创设”、“增设”,以立法目的和立法内容为划分标准,地方立法仅包括创制性立法和执行性立法两种类型。地方创制性立法是指享有地方立法权的国家机关,为了弥补法律、行政法规等上位法的空白或不足,解决地方出现的具体问题或满足某种需求,就不存在上位法或上位法尚未规定的事项,运用自主立法权制定地方性法规或政府规章,创制新的权利义务规范的活动。在从当前各地地方权力机关开展的立法活动境况来看,创制性立法已经成为我国地方立法发展的一个鲜明倾向。与执行性立法相比,创制性立法更能体现地方立法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作为近年来地方立法过程中最为活跃的力量,必然有其正当性和合理性依据。其理论依据主要包括了试验治理理论、国家试错策略论、地方制度竞争论、地方性知识理论、地方法治观理论等诸多法学理论和国家政策。但由于缺乏制度上的规范,创制性立法缺乏统一且完整的判定标准。目前已有的研究对创制性立法的区分大致可以从法对制度和权利的设定、上位法依据、依附关系三种角度出发,但这三种观点都有所欠缺,无论是从逻辑行还是操作性上,很难明确合理地将创制性立法和执行性立法区分开。将判断标准和判断方法结合来看,判断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以及其中的具体条款,可以通过依据性标准、创制性标准以及立法目的和立法原则标准三个标准进行认定。而这三个标准又可以通过诸多不同的方法和手段予以判断:依据性标准可以通过法的名称和法源条款进行判断;创制性标准可以通过法的权利性条款、义务性条款以及责任性条款加以判断;立法目的和原则标准可以通过立法目的条款和法规内容整体把握。这些标准既相互独立,又彼此联系,很难仅通过其中某一单独标准对地方创制性立法进行准确判断,必须将三个标准结合起来综合考虑,才能更好地对地方立法的属性进行判断。我们可以按照创制性立法的三个判断标准将创制性立法进行分类:按照依据性标准可以分成整体型创制和部分型创制,或者独立型创制和依附型创制,其中后者可以看作是部分型创制的下级分类,这两种分类四种类型表现的是地方立法整部法规或具体条款与上位法的关联性;按照创制新的权利义务性标准,可以分成权利义务型创制和处罚强制型创制,这两种类型表现的是地方性法规中具体的创制内容;按照立法目的和立法原则标准,可以分成地方事务型创制和先行先试型创制,表现的是地方立法主体创制性立法的目的是“管理地方性事务”还是“先行先试”,其中自主性立法对应的是地方事务型创制,先行性立法对应的是先行先试型创制。基于无知论的假设和进化论理性主义的哲学立场,任何人试图通过理性分析建构出比由经济社会演化而来得更有效的规则,都是不可能的。通过对山东省和几个设区的市地方立法的实践进行考察剖析后可以发现,目前的地方创制性立法正面临着“形式增长”、“地方”着力不足、立法供给难以满足地方需求、创制内容与体例结构不匹配、“与上位法不一致”的合法性质疑等困境。出现诸多问题的症结在于央地立法权限的分配问题,包括传统理解下法制统一与地方特色的张力、创制边界模糊、创制能力短缺、中央制约管控与地方有效治理的矛盾、创新试验与既有法制的冲突。任何一种制度都是在不断发展中完善的,创制性立法亦是如此。面对以上如此困境,地方立法机关首先应从理论观念上进行革新,主要包括了对“法制统一”原则的再理解、根据实际需求合理配置立法供给、正确看待“突破上位法”的合法性问题等。除了通过理念革新外,在新时期下还应当重视大数据技术在地方立法活动中的应用,切实提高地方创制能力外,例如提升创制性立法的公众参与能力、立法后评估水平等,同时还需完善监督和防范机制来防止地方立法权的滥用。

张婷婷^[2]（2020）在《学生欺凌预警机制研究 ——以T县K学校为个案》文中提出学生欺凌一直是社会上的棘手问题,损害学生的身心健康,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农村学校管理相对薄弱,容易成为学生欺凌的多发场域,本研究以K学校为个案,梳理学生欺凌预警机制的实施现状,剖析学生欺凌预警机制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提出改进学生欺凌预警机制的建议。本论文主要由绪论、正文和结语组成。绪论介绍了本研究的前期准备,包括研究背景、研究意义、相关研究综述、核心概念界定、理论基础等五部分。第一章是研究设计,主要介绍了研究方法、研究工具和研究场域。通过研究者进入研究场域,实地观察、了解K学校的学生欺凌现象和学校的预警机制,并通过问卷调查、深度访谈剖析问题的实质。第二章梳理了K学校学生欺凌预警机制的实施现状,从学生欺凌预警机制及其运行两个层面进行分析,发现K学校学生欺凌预警机制政策文本内容丰富,类别齐全;预警流程阶段分明,步骤清晰。在机制运行上将其分为宣传教育机制、报告机制、检查管理机制以及处置与善后机制四部分。第三章从宣传教育机制、报告机制、检查管理机制以及处置与善后机制四个方面剖析K学校学生欺凌预警机制的现存问题,主要包括宣传教育机制不到位、报告机制缺少义务性与保护性、检查管理机制执行过程过于机械化以及处置与善后机制不完善。第四章基于前文的分析,将学生欺凌的发展分为未萌欺凌、萌芽欺凌、标准欺凌、欺凌后四个阶段,相对应地从预防、干预、应对和善后四个方面提出学生欺凌预警机制的改进建议。坚持多元主体合作的改进原则,把握欺凌发展阶段性特征的改进策略,做到未萌欺凌阶段以预防为主,核心在于宣传与教育;萌芽欺凌阶段及时干预,核心在于发现与阻止;标准欺凌阶段合理应对,核心在于保护与惩戒;欺凌后阶段有力善后,核心在于改进与完善。结语对正文进行了概括性的总结与分析,对学生欺凌预警机制的复杂性进行讨论,并结合研究者自身的进行反思。

张凯^[3]（2018）在《中国大陆地区社区矫正制度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社区矫正制度是刑罚轻缓化、社会化的产物,蕴含着人道、理性、民主等时代价值。推进社区矫正制度是我国刑事司法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是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重要举措,是国家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表现。2003年,社区矫正制度在中国大陆地区拉开了帷幕,并经过了试点、扩大试点、试行、全面推行的阶段性发展轨迹,其法律制度初步确立,工作机制逐步完善,工作队伍日渐强化,社会参与不断提高,刑事政策效果逐渐显现。然而,囿于指导理念偏颇、配套制度欠缺以及保障条件匮乏等客观因素,我国社区矫正制度运行中仍面临适用与执行的双重困境。社区矫正制度本土化已逾十五年,及时梳理并正视其发展阻碍,寻找破解路径是理论界与实务部门应当承载的时代使命。本研究以中国社区矫正制度发展的客观现实为根据,以社区矫正法的制定为契机,以刑事一体化、刑罚人道化与行刑社会化为理论基础,运用比较分析与实证分析的方法,揭示社区矫正制度发展的现实困境,深入剖析制约其深化进步的复杂因素,从指导理念、制度完善与保障条件的不同层面探讨其改革路径,为构建中国特色的社区矫正制度提供素材与思路。本研究除引言和结语外,正文部分共分为五章。第一章,社区矫正制度运行的现实困境。旨在从社区矫正的适用与执行两个角度分析我国社区矫正制度运行中面临的现实困境。实事求是地讲,随着社区矫正制度的勃兴,监狱矫正与社区矫正成为我国刑罚执行体系的“两大支柱”,但目前监禁刑仍占据主导地位,假释犯、未成年犯所占比例偏低是社区矫正制度适用的突出问题。同时,社区矫正制度执行过程中面临着工作制度差异化、执法活动低效化、社会参与低能化、矫正措施粗放化以及特殊对象简单化等现实阻碍,急需改善。第二章,社区矫正制度困境的原因分析,旨在从指导理念、配套制度与保障条件三个角度解析社区矫正制度实践困境的原因所在。具体而言,在指导理念层面,刑事一体化理念贯彻不深入导致监禁矫正与社区矫正互动的受阻,刑事司法机关之间协作的失调;刑罚人道化理念推广不到位造成重罪重刑的刑罚结构,监管理念的刑位理念以及社会公众的报应心态;行刑社会化理念渗透不全面致使社会组织介入的不充分,社会成员参与的不积极,形成社会参与低能化的窘境。在配套制度层面,假释制度设置的局限、特殊主体矫正制度的漏洞以及社区矫正自身评估制度的不完善,制约了社区矫正规模的扩张,影响了社区矫正工作的效率以及矫正措施精细化、科学化水平的提升。在保障条件层面,社区矫正专门立法的缺失导致社会调查、考核奖惩等工作制度差异化,以及特殊类型社区服刑人员简单化处置,诸如,未成年社区服刑人员矫正的区分不够,流动型社区服刑人员矫正的制度不力与外国籍社区服刑人员矫正的方法不多等;同时,社区矫正执法者警察身份尚未明确,造成收监难、组织追查难与常规管理难等执法活动低能化;社区矫正工作队伍专业不强且力量不足酿成监督管理、教育矫正等矫正措施粗放化;人民法院、公安机关、监狱等相关部门的参与社区矫正工作流于形式,导致非监禁刑适用率低,执法效率降低,监禁矫正与社区矫正协作不力等弊端。第三章,社区矫正制度改革的理念纠偏,旨在围绕促进社区矫正制度发展,刑事一体化理念、刑罚人道化理念以及行刑社会化理念如何贯彻与推广。刑事一体化理念强调内外协调、机制顺畅。据此,我们应当构建“监狱——社区”一体化的矫正模式,加强监禁矫正与社区矫正之间的互动协作,同时,加快社区矫正信息化平台建设有利于刑事司法机关之间的横向沟通,也有助于司法行政系统的纵向联系,这也是一体化理念的题中之义。人道主义是社区矫正制度孕育及发展的根基,立法、司法与执法层面都应当予以推广。刑事立法的人道化,要求推动轻罪制度的建立以及刑罚结构趋轻,为社区矫正的适用创造空间;刑事司法的人道化,要求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扩大未成年犯适用非监禁刑的比率;刑事执法的人道化,要求执法者转变执法理念,从“刑本位”向“人本位”过渡。社区矫正是行刑社会化的重要体现。借助社会资源与力量参与是社区矫正的本质特征。鼓励社会组织、社会公众积极参与社区矫正制度的具体路径包括,培育社会力量参与环境氛围,扶持民办社会组织建设发展,设计社会力量参与激励政策,拓宽社会力量参与经费渠道,等等。第四章,社区矫正制度改革的完善建议,旨在从假释制度的修缮、轻罪制度的建立、特殊对象矫正制度的健全以及评估制度的构建等方面,探索社区矫正发展的路径。首先,主张完善并扩大假释制度的适用。假释率低限制社区矫正进步,也增加监狱矫正工作的压力,因此,转变“重减刑、轻假释”的偏差观念,通过完善假释条件,扩大假释对象,摈弃相关限制制度的方式,真正发挥假释制度应有的刑事政策功能;其次,主张建立轻罪制度,为社区矫正制度适用拓展空间。犯罪圈的扩大,劳动教养制度的废止以及社区矫正制度的勃兴,为轻罪制度的建立提供了契机。轻罪制度的建立要求与之相应的轻罚体系。进一步讲,轻罚体系为社区矫正制度的发展创造条件。再次,主张建立专门化的未成年社区服刑人员矫正制度,完善统一化的流动型社区服刑人员矫正制度以及设置特殊化的外国籍社区服刑人员矫正制度,以解决特殊类型社区服刑人员矫正工作无从指导或效果不佳的障碍。此外,针对监管措施粗放化,侧重控制的现象,主张建立定量式的风险评估与效果评估制度,以提高社区矫正措施的精细化水平,进而提升矫正工作的科学化程度。第五章,社区矫正制度改革的保障跟进,旨在从立法、提高工作队伍专业化水平、搭建刑事司法机关的协同配合的层面,探讨促进社区矫正进步的条件。社区矫正立法应当重点解决社区矫正的性质,执法者的警察身份,以解决执法活动低效化的现实难题,并规范社会调查制度、考核奖惩制度,以保障刑罚执行的统一性与公正性。提高司法行政机关执法者的专业化水平,注重社会工作者的职业发展以及匹配社会志愿者的合适岗位能够为社区矫正制度的发展提供组织保障与智力支持;公安机关、人民法院等刑事司法机关的协作配合能够为社区矫正制度的高效执行与顺畅运行提供外在保障。

肖姗姗^[4]（2018）在《中国特色未成年人司法体系的构建》文中认为近年来,与未成年人相关的议题均受到了理论界与实务界的高度关注,如虐待儿童、未成年人监护权事宜、未成年人犯罪等。从现行的研究来看,多从刑事法领域予以探讨,缺乏对未成年人司法的体系性探索。文章从体系构建的角度入手,在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和未成年人权利保护的双重理念下,构建以刑事为主导,兼顾民事、行政的中国特色未成年人司法体系。文章共分为六章。第一章为我国未成年人司法的概述。我国自古以来便有“恤幼”的传统,现今已经开启了专门立法的进程,如颁发了《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以未成年人为主体的专门法。然而,通过比较分析发现,相比体系性、全面性、实用性为主导特征的世界三大未成年人司法体系而言,我国未成年人司法存在立法分散、缺乏系统性、附属于传统成人司法、缺乏独立性、受理范围狭窄,缺乏全面性、以刑事处罚为主,缺乏健全的保护处遇体系等问题。可喜的是,一体化为我国未成年人司法体系的构建提供了至关重要的研究视角。一体化指导下的未成年人司法体系,不仅涉及未成年人实体法规定,还应当包括程序法、组织法与执行法的规定;不仅涉及未成年人为行为人的案件,还应当对未成年人为被害人的案件予以处理;不仅涉及刑事法领域,还应当涉及民事法与行政法领域。第二章主要通过比较分析国内外未成年人司法的思想理念,探讨我国未成年人司法基本理念的选择。“国家亲权”理念促进了西方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的形成,“儿童利益最大化”思想推动了其进一步发展。从“国家亲权”理论来看,它起始于英格兰,与封建土地制度密切相关,从开始对未成年人监护案件的适用扩大到现今诸多领域的适用,“国家亲权”成为了西方国家司法活动的重要根基。从“儿童利益最大化”来看,虽然其存在概念模糊性的问题,但这一理念逐渐得到了国际认可,并成为了国际社会、诸多国家和地区未成年人司法的一项基本准则。从我国的历史传统和现行发展来看,显然不能将“国家亲权”、“儿童利益最大化”这两大舶来品照搬到我国的未成年人司法中,但两者为我国未成年人司法理念的选择提供了重要参考。就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的现状而言,必须坚持社会利益与未成年人利益双向保护的立场,不仅需要对未成年人的犯罪行为予以规制,同时也需要对未成年人的合法权利予以保护。因此,中国特色的未成年人司法体系应当选择未成年人犯罪预防与未成年人权权利保护并重的基本价值理念。第三章主要介绍未成年人司法的适用范围。未成年人司法构建的前提在于对适用对象的厘清。虽然“少年”概念和“未成年人”概念经常被混淆使用,但从我国近年来颁布的法律规定来看,“未成年人”这一概念更具有中国特色,能为我国的司法制度所用。然而,“少年”概念在某些领域仍可保留使用,如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创始发展至今的“少年法庭”、比较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未成年人司法中的相关“少年”概念。同时,结合我国未成年人身心发展的特点,将十八周岁以下的所有公民归于未成年人的范畴。未成年人司法体系建立的另一个前提在于对管辖行为的厘清。文章根据调研和案例分析,认为应当对未成年人的行为予以类别区分。从一般预防入手,结合我国未成年人的抽烟酗酒、校园欺凌、旷课逃学、夜不归宿、离家出走、不良交往、不良触网等现状,对未成年人的典型不良行为予以规制;从临界预防入手,取消传统的严重不良行为规定,对我国未成年人的寻衅滋事,扰乱治安行为、涉赌行为、涉毒行为以及性交易行为等触法行为予以规制;从特殊预防入手,结合我国《刑法》的规定,对未成年人的严重暴力犯罪行为,如暴力犯罪、财产性犯罪以及性犯罪等行为予以重点规制。第四章为我国未成年人司法组织的体系性构建。十九大的召开,宣布着我国已经步入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在新的阶段,我国诸多方面面临着新的矛盾、困难与挑战,如未成年人司法组织。我国的少年法院、未检部门、未成年人警务部门和司法社工都已经成为了未成年人司法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这些部门经历数年的发展后取得的成效仍不容乐观。经过三十余年发展的未成年人审判组织——少年法庭,出现了价值理念落后、区域发展不平衡、组织形态不一、专业化队伍缺乏等问题。我国在第一个少年法庭成立之后,开始寻求公安机关内部设置专门机构或专职人员办理未成年人案件的相关探索。然而,这种专门化、专职化的探索并未形成特有制度。作为未成年人司法体系的一部分,我国未成年人警务制度成为了司法体系构建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因此,应当在法律上明确未成年人警务的地位,并在县级公安机关设置未成年警察机构,在地市级公安机关无需设置未成年人警察机构,并进一步对未成年人警察的职能予以调整。作为对未成年人案件进行审查、起诉,以及对相关司法程序进行法律程序的监督的机关,未成年人检察机关是未成年人司法活动中至关重要的一部分。然而,我国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出现了未成年人保护理念并不清晰,缺乏明确性、稳定性、职能范围过于狭窄、名称混乱,缺乏统一性、专业化队伍落后等现象。基于借鉴比较与现实考量,文章提出对未成年人检察机制予以调整和重构,主要从统一称谓、规定层级设置、调整职能范围、加强检察队伍专业化建设入手,构建我国特色的未成年人检察机制。除此之外,我们也应当认识到社会工作在未年成人司法活动中的重要性。社会工作者在未成年人司法活动中具有角色优势,他们在基本价值理念与未成年人司法理念相契合,具备承接未成年人审判、检察、侦查等司法人员延伸工作的能力,也符合符合未成年人司法工作的特殊要求。毋庸置疑,社会工作与未成年人犯罪预防、未成年人权利保护密切相关。因此,在我国特色成年人司法体系的构建过程中,应当加大政府购买社工服务项目,将其运用到未成年人司法工作中。第五章为中国特色未成年人案件审理制度的探索。未成年人与成年人的身心发展不同,诉讼程序中案件的审理也不尽相同,对待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行政案件、民事案件的审理,应当区别于成年人案件的审理。因此,我国在未成年人案件的审理时,应当以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兼顾保护的依据,并以全面调查与迅速简易为基本原则性指导。同时,应当注重对不公开审理、合适成年人到场以及社会调查等相关制度的建立与完善。从而,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审理程序、未成年人民事权益保护案件审理程序、未成年人行政司法保护案件的审理程序入手,探索中国特色未成年人案件审理的体系性构建。第六章为中国特色未成年人保护处遇机制的构建。从未成年人权利保护、犯罪预防的角度出发,文章此部分主要探讨对未成年被害人的保护、触法未成年人的保护处分以及犯罪未成年人的刑事处罚机制。在中国特色未成年人司法体系的构建中,未成年人被害救助的研究成为了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探讨对这一特殊主体的救助制度,是基于未成年人利益保护避免未成年人遭受“第二次伤害”的需要,也是基于被害人恶逆变的考量对未成年被害人予以犯罪预防的需要。未成年被害人救助制度的构建主要从被害补偿、司法援助、被害社会援助入手,同时倡导家庭、学校、社会共同致力于被害预防机制的构建。对于触法未成年人的保护处分机制而言,这是我国未成年人司法中的薄弱环节,现行的收容教养、收容教育和强制性戒毒等保护处分措施的实际功效显得十分苍白。因此,在中国特色未成年人司法体系的构建过程中,应当对触法未成年人适用多样化的社区性保护处分措施,重视中间性保护处分措施的运用,并对我国的工读学校予以改革。当然,对触法未成年人的保护处分措施也应当设置从调查——决定——审理与裁判——执行的严格程序规定。对待犯罪未成年人的刑罚适用而言,当前的主流观念为禁止死刑、限制自由刑、鼓励非刑罚处罚为基本适用原则。我国现行的法律规定已经明文禁止死刑的适用,但是对于自由刑和非刑罚处罚措施来看,仍有待进一步调整。基于犯罪预防和权利保护的需要,文章认为除禁止适用死刑外,无期徒刑、没收财产、政治权利的剥夺也应当禁止适用于未成年犯罪人,未成年犯罪人拘役、管制、有期徒刑、罚金刑的适用应当予以特殊化规定。就未成年人刑罚的执行而言,应当从监禁执刑和社区矫正入手,加大对未成年人的帮教力度,对未成年人进行及时有效的帮助和矫治,帮助其早日回归社会。

苏超^[5]（2014）在《“文化共享工程”可持续发展研究》文中认为“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以下简称“文化共享工程”）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项文化惠民项目,旨在利用现代先进的技术手段,将中华优秀文化资源传递到全国的每个角落,重点解决偏远地区广大群众看书难、看电影难的问题,缩小城乡之间、人与人之间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存在的“信息鸿沟”。文化共享工程实施至今已跨越12年,然公众对于文化共享工程的认识却存在严重不足,此外,文化共享工程的实施过程是怎样的?效果如何?其在建设过程中存在的症结有哪些?其如何才能持续发展下去?本研究通过海量的文献材料系统分析、网上资源统计分析、访谈等方法对文化共享工程进行研究以期解决上述问题,进而实现文化共享工程广泛服务民众的目标。为解决上述问题,本研究从以下八个方面入手：（1）采用深度阅读并按照关键词、主题进行归类的方法对国内外374篇相关文献进行研究分析；（2）通过对文化共享工程241期工作简报、4000余条主要新闻材料、国家历年来关于文化建设方面的政策文件、山东省十余个市县服务点和国家中心部分工作人员访谈资料的分析,对文化共享工程实施过程进行梳理与分析；（3）采用统计、比较分析的方法,通过对国家数字文化网、31个省级分中心文化共享工程网站资源、中国国民休闲小康指数、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中国广播电视统计年鉴、中国文化文物统计年鉴等数据资料的挖掘分析文化共享工程的实施效果；（4）以“心声·音频馆”与“上图讲座”两种资源的网上收听次数／观看次数为数据基础,分析公众对这两类资源的偏好程度；（5）在前面几项研究的基础上,结合访谈,分析文化共享工程建设影响因素；（6）对国外相似项目进行分析；（7）进行文化共享工程可持续发展战略设计；（8）构建文化共享工程评估指标体系。经过对以上内容的研究与分析,本研究主要得出如下结论：（1）我国关于文化共享工程的研究主要集中在8个方面,分别是立足国家层面与基层的整体性研究,立足省级视角、市县视角、农村视角的实践研究,针对技术、培训、绩效评估、资源建设、版权问题等的专题研究。（2）文化共享工程的建设过程依据“建设”与“应用”的比重分为初步探索、普遍发展、巩固提升三个阶段；文化共享工程相关利益群体主要由提供决策与保障群体、实施监管群体、合作参与群体、用户群体构成；文化共享工程服务基层的方式主要通过两条支路完成。（3）文化共享工程的实施效果体现在三个层面,宏观层面表现为对消弭社会信息鸿沟的贡献,中观层面表现为对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贡献,微观层面主要变现为对国家公共数字资源的充实与对国民生活质量提升的贡献。（4）文化共享工程建设影响因素主要包含制度、资源建设、队伍建设等三个维度。（5）本研究针对文化共享工程建设影响因素,结合相关理论与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要求,借鉴国外相似项目,对文化共享工程可持续发展做出如下战略设计：一是资源设计达到标准统一,二是通过制定完善的制度体系使制度设计达到系统全面；三是充分利用新技术的发展开发适应的技术平台,以及搭建多元的、人性的、环保的服务终端；四是通过多元的文化教育活动与多举措的文化共享工程宣传推广进行服务设计,实现“服务到人”的目标。（6）在文化共享工程顶层设计与已有评估指标体系的基础上,构建了包含建设、利用、效果三个一级指标的文化共享工程评估指标体系。本研究的主要创新在于：第一,国内首次对文化共享工程进行较为系统的总结与分析,有关见解对文化共享工程的发展具有较大的参考借鉴价值；第二,论文采用“四象限图”分析公众对文化共享工程文化信息资源的偏好程度,对相关研究具有借鉴意义。

张宁^[6]（2012）在《参与与行动：西北多民族聚居大城市中社会组织防治艾滋病的田野调查 ——以兰州市为例》文中研究指明当前中国政府确定了“政府组织领导,部门各负其责,全社会共同参与”的防艾工作机制。工作机制对社会力量参与艾病防治给予了充分肯定并留下了“想象空间”,而社会组织是社会力量中参与防艾的重要组成部分,担当了不可或缺的社会角色并取得了显着成效。论文通过对西北多民族聚居大城市——兰州市的三个不同类型社会组织在防治艾病的行动进行了民族学观察,通过民族志式研究的基础上讨论各类型社会组织如何运用组织文化资本参与防治艾滋病,并从中观察到三个社会组织的相关行动以建构在各自组织结构中开展防艾活动,从而达到艾病的宣传预防、行为干预、关怀救助等组织功能目标。论文首先在学术史述评中,对国内外学界关于艾滋病的人类学民族学研究现状进行了细致梳理和回顾;其次,论文对我国和甘肃省社会组织参与防艾问题进行了论述;在第四章到第六章中对一个宗教组织——西湖清真大寺、和两个草根民间组织——兰州市男男性接触者工作组和兰州市感染者/患者关爱组织参与防艾行动进行民族学的研究;最后运用民族学理论讨论三类社会组织参与艾病防治行动的学科解读并对社会组织参与防艾提出了相关建议。

方荣宵^[7]（2020）在《自我同一性视角下涉罪未成年人观护帮教服务的小组工作研究 ——以春苗计划为例》文中研究说明目前,未成年人犯罪形势比较严峻,且未成年人犯罪手段日益成人化、情节恶劣化。由于未成年人犯罪有其特殊性,司法制度对未成年人更加注重“教育为主,刑罚为辅”,我国涉罪未成年人观护帮教的人数也逐渐增多。结合涉罪未成年人青春期特点,关注其人格发展问题,运用社会工作专业的方法,开展涉罪未成年人自我同一性发展小组,有利于促进未成年人实现自我发展,对助其顺利度过帮教期、找到人生发展方向,预防再犯罪有重要意义。通过对国内外文献进行系统梳理,本文在未成年人自我同一性发展与未成年人犯罪行为研究等理论和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J市Y机构“春苗计划”未成年人观护帮教项目（简称“春苗计划”）9—12月份的服务对象开展实践研究。通过问卷调查和访谈等方式搜集相关资料,经过前期测量发现,服务对象存在自我同一性发展不足,面临同一性危机、自我认同感低、自我发展迷茫、家庭沟通不畅、亲子关系紧张等问题。根据其问题,服务对象存在明确帮教期权责,顺利度过帮教期、认识自身角色、树立正确的自我价值观、缓解内心害怕、迷茫情绪,树立目标及缓和亲子关系等需求。在此需求的引导下,针对9-12月份服务对象制定了小组服务计划,开展了以6次小组服务为主、个案服务为辅的服务,帮助服务对象在活动中进行自我探索,逐步明确自己的价值观、了解自身的能力、树立合理目标,从而使其顺利度过自我同一性危机,实现个人的发展,最后帮助其顺利度过帮教期、更好地回归社会。通过6次小组活动,小组按计划实施,小组目标基本达成。服务对象对自我角色、责任、价值观和自身优势进行了探索,自我同一性状态得到了改善,对未来发展有了较为明确的目标,同时也促进了服务对象亲子关系的改善。全体服务对象都顺利地度过了帮教期,获得了免诉机会。通过对本次小组工作服务研究,发现未成年人自我同一性发展危机与其犯罪行为有关联,同时同辈群体、亲子关系对其自我同一性发展都会有影响。预防涉罪未成年人再犯罪,要关注其人格发展特征,其中开展相应的服务促进未成年人自我同一性发展对提高观护帮教成效和促进未成年人个人发展有重大意义。本文也对运用小组工作开展涉罪未成年人观护帮教服务总结了一定实务经验,主要包括要把握合适成年人机会以促进与帮教对象专业的建立、介入过程中要综合运用个案和小组工作方法等专业方法、充分发挥尊重力量,发挥温暖支持的作用以及借鉴社区矫正经验,适时运用个别教育法。同时本文进一步结合Y机构观护帮教服务实践,总结出社会工作介入观护帮教服务的不足,并针对不足,为更好地促进社会工作在观护帮教领域发挥作用提出了一定的建议。

董婷婷^[8]（2020）在《校园欺凌问题的思想政治教育干预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近年来,我国校园欺凌事件频发,并且在新闻媒体上充斥着大量有关校园欺凌的新闻,这将不良影响从个人导引至同辈群体,给青年、学校、社会造成了巨大冲击。校园欺凌损害的是肩负历史重任的新青年,破坏的是和谐校园的建设和发展,阻挠的是祖国接班人、建设者的道德与法治水准的提升,更与青少年的人格培养不相符合。诚然,培养一代又一代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必然要求净化主阵地,简单说来,有关校园欺凌成因、对策,包含对策执行的研究势在必行,故此,重视校园欺凌,解决校园欺凌问题刻不容缓。本文对校园欺凌现象进行考查,从思想政治教育视角对校园欺凌问题及原因进行分析,以“和谐、法治、友善”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为出发点,有针对性地提出治理措施,力图系统进行原因剖析,从而提出对策,以充实对校园欺凌研究的理论根据和指导意义。也就是说,在梳理、界定校园欺凌等相关概念的基础上,以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理论、思想政治教育沟通理论和思想政治教育管理理论为主要理论依据,以当代校园欺凌仍旧频发为现实依据,对我国校园欺凌中的思想政治教育干预进行论述分析,发现导致校园欺凌仍旧存在和发生的原因主要有社会、学校、家庭及个人四个层次。在此基础上,借鉴吸收国外经验,从优化整体环境、重视教师及学校管理、聚焦家庭教育、实现个人自我重建等方面构建校园欺凌对策,全面进行思想教育、道德教育、法治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不断提高青少年的思想道德素质和法治意识,从而促进青年群体之间的交往,推进和谐校园建设。

谭一凡^[9]（2020）在《甘肃省环境司法专门化的困境与对策》文中认为近年来,甘肃省多次爆发重大环境污染事件,如兰州水污染事件、武威沙漠污染事件等,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问题呈高发态势,严重影响了全省生态文明建设总体进程。环境司法是甘肃省环境治理体系的重要一环,环境司法专门化是环境司法改革的重要举措之一。本文综合运用文献分析、比较分析及实证分析等研究方法,从环境司法专门化的基本理论出发,论述环境司法专门化的概念、构成要素及其功能,分析实行环境司法专门化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立足甘肃省环境司法专门化的实证分析与困境检视,从审判机构、审判机制、审判规则和审判队伍等方面考察了甘肃省环境司法专门化的现状,分析了现存困境,主要表现为环境审判机构规范性不足、环境审判机制不健全、环境审判规则不完善和环境审判队伍专业性不足。通过充分借鉴国内外环境司法专门化的先进经验,从比较法的视角,考察瑞典、美国、澳大利亚和孟加拉国的制度经验,并总结了国内贵州、云南、江苏等省的地方经验,探寻甘肃省环境司法专门化的完善对策。本文认为推进甘肃省环境司法专门化,应当完善环境审判机构体系和促进环境审判机构的专门化建设以优化环境审判机构设置,落实跨行政区划集中管辖机制和完善环境司法协同联动机制以健全环境审判机制,制定专门环境审判规则和建立专门环境司法执行规则以完善环境审判规则,选任专业环境法官、提高其他诉讼参与人的专业能力、建立专家陪审制度和完善审判咨询专家制度以促进环境审判队伍专业化。

孔令菊^[10]（2020）在《小学生校园欺凌的现状与对策 ——基于12个案例的研究》文中提出校园欺凌事件的频繁发生,使其由教育领域溢出,逐渐变成一个备受关注的社会性问题。目前,无论是学术界还是社会大众,主要关注大龄青少年的欺凌现象。然而,近几年小学生群体的校园欺凌事件频繁出现。由于小学生的身心发育尚未成熟,那么,关注这一群体的欺凌现状,并进而采取有效措施,就成为教育理论与实践中值得重视的问题。本研究选取12个有代表性的小学生校园欺凌案例,通过对案例的深度剖析,客观呈现小学生校园欺凌的现状:小学生欺凌者多为男性,欺凌双方存在性格缺陷;欺凌多发生于“玩笑”之间,以网络形式公开;欺凌多发生于校内课余时间,涉及多种欺凌形式;团体欺凌和“以大欺小”倾向明显;欺凌处理方式多为批评教育。在此基础上,进而归纳与总结了小学生与中学生校园欺凌的不同之处与相似之处,即校园欺凌事件在不同年龄段所表现出的异质性与同质性。本研究认为:小学生因身心发展水平的局限,导致自我保护能力不足、认知易受外部环境影响、道德与法律认知缺乏等,这些因素易引发“玩笑”式欺凌行为;由于学校全面管理的缺位,易导致小学生在校内、外课余时间发生欺凌行为;由于家庭教育的不足,易导致小学生性格缺陷,从而引发欺凌事件;由于多元文化的诱导,易导致小学生认知偏差,从而引发欺凌行为;由于未成年人犯罪责任年龄的限制及校园欺凌相关法律的缺失,小学生校园欺凌的处理方式大多为批评教育,导致欺凌行为反复发生。据此,我们应该采取深化小学生对欺凌的认知,提高自我保护意识;加强小学生的课外管理,树立正确的教育理念;营造良好家庭氛围,合理选择教育方式;营造良好社会文化氛围,加强网络监管力度;完善欺凌相关法律法规,联合社区力量防治校园欺凌的对策开展反欺凌行动。

二、试论甘肃省少年犯罪的特点及防治对策（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试论甘肃省少年犯罪的特点及防治对策（论文提纲范文）

（1）地方创制性立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学生欺凌预警机制研究 ——以T县K学校为个案（论文提纲范文）

（3）中国大陆地区社区矫正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中国特色未成年人司法体系的构建（论文提纲范文）

（5）“文化共享工程”可持续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参与与行动：西北多民族聚居大城市中社会组织防治艾滋病的田野调查 ——以兰州市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7）自我同一性视角下涉罪未成年人观护帮教服务的小组工作研究 ——以春苗计划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8）校园欺凌问题的思想政治教育干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甘肃省环境司法专门化的困境与对策（论文提纲范文）

（10）小学生校园欺凌的现状与对策 ——基于12个案例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试论甘肃省少年犯罪的特点及防治对策（论文参考文献）

• [1]地方创制性立法研究[D]. 曹瀚予. 山东大学, 2021(11)
• [2]学生欺凌预警机制研究 ——以T县K学校为个案[D]. 张婷婷.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6)
• [3]中国大陆地区社区矫正制度研究[D]. 张凯. 西南政法大学, 2018(02)
• [4]中国特色未成年人司法体系的构建[D]. 肖姗姗.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8(08)
• [5]“文化共享工程”可持续发展研究[D]. 苏超. 南开大学, 2014(07)
• [6]参与与行动：西北多民族聚居大城市中社会组织防治艾滋病的田野调查 ——以兰州市为例[D]. 张宁. 兰州大学, 2012(04)
• [7]自我同一性视角下涉罪未成年人观护帮教服务的小组工作研究 ——以春苗计划为例[D]. 方荣宵. 江西财经大学, 2020(01)
• [8]校园欺凌问题的思想政治教育干预研究[D]. 董婷婷. 兰州财经大学, 2020(02)
• [9]甘肃省环境司法专门化的困境与对策[D]. 谭一凡. 兰州理工大学, 2020(01)
• [10]小学生校园欺凌的现状与对策 ——基于12个案例的研究[D]. 孔令菊. 鲁东大学, 20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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