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既是决定又是监督——法律工作者眼中的政府工作报告审议（论文文献综述）
张旻[1]（2020）在《地方人大监督司法案件制度实证研究》文中提出人大对司法案件的监督一直以来都是个较有争议的话题。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至今,地方各级人大对司法案件的监督的相关立法虽然经历了一波三折的过程,但在现实中却始终未停止实践的脚步。本文第一部分梳理了学者对人大监督司法案件制度的评析,并从部分学者的质疑点入手,就此提出作者的理解,认为人大的监督不必然会影响司法的独立性和专业性。第二部分寻找并分析了地方人大监督司法案件的依据。在理论层面,地方人大监督职能与各级司法机关公平正义的价值观实现了内在统一;在法律层面,人大监督司法案件符合宪法精神和相关法律的要求;在现实层面,司法体系的腐败需要外界的监督干预。第三部分按时间线梳理了地方人大制定监督司法案件相关规范的发展历程,着重分析了2007年《监督法》出台前后的变化。第四部分是本文最重要的内容,从制定时间、监督对象、监督范围、监督方式、监督新形式五个主要方面对现行有效的地方性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进行对比分析,发现各地由于规范制定时间不同、社会集中问题不同等因素,使得在规范上的存在诸多差异。第五部则在前文对现行地方性法规梳理分析的基础上更进一步,深入研究分析地方人大在制定的相关规范中,普遍存在监督客体、监督程序、监督介入时间等方面存在不足之处,分析产生问题的原因,并在此研究基础之上建议在监督的目标、监督客体、监督界限、监督程序以及类案监督等方面应当进一步完善,加强规范性建设。
邱铁鑫[2]（2020）在《文化自信视域下新中国铁路文化建设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余年来,中华民族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着前无古人的社会主义建设,不断彰显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新中国的成立,使原本带有“铁路弱国”枷锁的中华民族有了朝着“铁路大国”“铁路强国”迈进的坚实基础。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铁路逐步实现了由落后于世界、到追赶世界、再到走在世界前列的历史性飞跃。在此过程中,中国大地上形成了内涵丰富、形式多样、特色鲜明的铁路文化,这些文化蕴含于新中国铁路的历史发展逻辑之中,不仅影响着新中国铁路事业的发展走向,对于中国全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作为深刻影响和改变人类生活方式及思想观念的现代工业文明成果,铁路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近代中国一大批仁人志士的关注,形成了一系列关于铁路建设的相关论述,构成了新中国铁路文化建设事业的思想渊源。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等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继承马克思主义关于铁路建设相关论述、传承铁路人创造的革命文化的基础上,结合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国情,充分发挥了铁路文化在发展经济、巩固国防、稳定社会、改善民生、转变民风等方面的重要作用,推动了中国铁路的大发展,促进了铁路文化建设事业的繁荣兴盛。习近平同志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新中国铁路文化事业的发展,反映了中国铁路自觉—自立—自强—自信的历程,更从侧面彰显出了中华民族走向文化自信的发展逻辑,是中国人民文化自信史的缩影。论文通过研究新中国铁路文化建设问题,可以看到关乎新中国经济建设、文化发展、社会变迁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逐步坚定文化自信的全局性问题;可以看到从毛泽东到习近平,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高度重视文化建设作用的伟大实践。从文化自信的视角探究新中国铁路文化建设的发展历程,回答新中国铁路文化是什么、其建设的内容有哪些、体现了什么样的价值以及怎样建设新时代铁路文化等理论和现实问题,对我们坚定文化自信有着重要意义。立足于此,在文化自信的视域下,探究新中国铁路文化的内涵、特征、功能等基础理论问题,理顺新中国铁路文化建设的发展脉络,并重点梳理铁路物质文化建设、精神文化建设、制度文化建设以及行为文化建设的历程和内容,从物质承担、价值内核、制度保障和形象展现四个层面阐释新中国铁路文化何以自信:一、铁路物质文化是铁路文化的外在表现形式,具有以物质为载体的显着特点,与人类在铁路领域进行生产生活的实践联系得最为紧密,是人类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在铁路领域进行实践活动所创造的最直观的成果。从铁路建筑文化建设和收藏文化建设两个方面对新中国铁路物质文化建设进行了探究,反映了新中国铁路文化建设的物质成果。二、铁路精神文化是铁路文化形成和发展的精神实质,是人类在铁路领域长期进行实践活动的过程中形成的基本理念、思维方式、价值标准、职业道德、共同目标、精神风貌以及文艺作品等具有相对独立性的精神文化理念,它彰显了铁路文化的价值内核。从铁路精神、铁路文艺、铁路思想政治工作等三个方面梳理了新中国铁路精神文化建设的历程和内容,凸显了新中国铁路文化建设的价值导向。三、铁路制度文化作为铁路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既是铁路物质文化的工具,又是铁路精神文化的产物,还是铁路行为文化的本质体现。它既不是纯物质形态的,也不是纯精神形态的,更不是纯行为形态的,而是一定的物质文化活动、一定的精神文化活动和一定的行为文化活动相结合的综合系统。从新中国铁路法规制度建设、铁路体制建设和铁路党建工作制度建设等方面理顺其脉络,总结其经验,揭示了新中国铁路文化建设的制度因素和路径选择。四、铁路行为文化并不能与铁路企业文化划等号,它是铁路管理理念、精神风貌、经营态度、职工文化活动等文化因素的动态体现,也是铁路所塑造的精神状态、价值观念的折射,更是展示铁路形象的重要文化因素。从安全文化建设、服务文化建设和职工业余文化活动建设三个方面呈现了新中国铁路行为文化建设的丰富内容,展示了新中国铁路文化建设的良好形象。在总结70余年来新中国铁路文化的价值及其建设经验的基础上,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结合新时代文化建设的新要求,探讨新时代铁路文化建设的原则、具体举措以及在建设过程中如何更加坚定文化自信,使中国铁路不仅有“速度”,而且更加有“深度”。进而,在“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推动中国铁路文化的国际传播;在“交通强国”的战略目标下,助力新时代铁路软实力建设。
杜俊奇[3]（2020）在《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党外公职人员中一直存在着腐败现象,而且党外公职人员数量不断增加,其腐败问题也开始空前凸显,在一些地方和一些领域中,腐败问题还表现的相当严重。党外公职人员分布在各领域、各层级,在各级政府、各个岗位充当重要角色,有职有权,权力失去监督必然导致腐败。因此,如何加强对行使公权力的党外公职人员监督,已经成为我们无法回避而必须直面和破解的一个重要课题。虽然相关部门在实践中进行了一些有益探索,但由于监督机制与现实情况存在着一定的差距,监督问题仍然处于薄弱状态。学术界对此也进行了初步的理论探讨并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一些有益的建议。但总体上说,对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全面系统的研究尚不充分,对这一群体的腐败程度、形式、原因等实证研究非常不足,具有建设性和应用性的对策建议更是不多。从我国反腐败和廉政建设这一时代的宏伟大业来看,对党外公职人员监督问题的研究,既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也是共产党（即执政党）和各民主党派（即参政党）互相监督的一个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更是将全面反腐败斗争不断引向深入的迫切需要。本文主体内容分为逻辑紧密关联的五章。逻辑起点首先在理论层面阐发了关于党外公职人员监督必须厘清的几个基础性问题,介绍了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的主体内容、制度基础、法理依据和监督的必要性;然后运用历史和比较的方法追溯了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的发展历程,分析目前监督存在的主要问题和难点;继而用实证研究、尤其是案例分析的方法,剖析了党外公职人员腐败的现状、成因和特征;论证了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对强化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的特殊意义和显着成效;最后,就如何强化、细化、实化对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特别是政治敏感度和政策性比较强的宗教界、工商联、村委会三个特殊群体党外公职人员的监督,从理论性和应用性两个维度提出的若干对策建议。本文的意义在于:对“党外公职人员监督”这一事关我国反腐败成效而迄今很少受到关注的问题做了初步的研究;通过大量的内调外研获得了翔实的一手数据;对党外公职人员的监督,尤其是对特殊群体的监督提出了具有可操作性的对策建议。从而对国家监察机制改革和推进反腐败事业整体上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较强的现实意义。
孙延青[4]（2019）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湖南省长沙专区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研究（1949-1954）》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基层政权作为国家政权的基础,承载着国家管控基层社会、关爱基层民众的重要使命。中国自宋朝开始“王权止于县”,形成了传统“皇权—绅权”二元权力控制型社会。但近代以降,传统社会在内外交困中开始陷入全面危机之中。发端于清末新政以来国家现代化基层政权重构实践从北洋政府、南京国民政府一直延续至新中国成立。在“自治化”与“行政化”的路径选择中,在由“无为”转向“有为”的历程中,国民政府力主推行“乡闾保甲”、“新县制”等举措,但不仅未能完全实现国家权力的下延,相反在攫取资源过程中进一步造成农村社会“内卷化”。而中共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一方面将马克思列宁国家政权学说与中国国情相结合,对基层政权建设理论进行摸索。另一方面在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基层政权实践探索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建政经验。1949年8月湖南省长沙专区获得了和平解放。在此过程中国家并未“用完成革命的力量来非程序地、权威式”的渗入社会的各个角落,社会情况较为复杂。从1949年到1954年间,中共长沙地委在中共中央、中南局及湖南省委领导下,历时五年,立足于“行政化”路径下的“党治国家”模式,通过诉诸于“政党下乡”、“政权下乡”为核心的国家权力下延,对专区基层政权进行建构,实现了近代以来历届政权的未竟之业。在“政党下乡”过程中,通过培养基层干部、健全党委制度等“内部耦合”方式,实现了“政党”这一内生性权威从无到有的建构与渗透。长沙专区高度重视干部选拔、培养和整训工作。一方面通过采取审查甄别、建立学习机制、干部整风举措及开展“三反”等运动,选拔和培养了大批基层干部,提高了干部的素质和思想觉悟,整顿了工作作风,奠定了干部组织基础。另一方面在党组织建设方面则通过“审查党员”、“公开建党”、“整党建党”等举措,健全了党委机构,纯洁了党的组织,发展了党员,实现了党组织权威在乡（镇）乃至村级的确立。伴随着基层干部的“党员化”,基层干部和党员的有机契合保证了中共的坚强领导。在“政权下乡”过程中,中共长沙地委相继进行了以“接管建政”、“废除保甲”、“土地改革”和“人民普选”为核心的基层建政运动。力图以“外部嵌入”方式实现对专区基层政权组织和外延性权威的破旧立新。这既是持续的建政步骤,也是逐步完善的过程。四个阶段之间相互协同衔接,呈现出明显的步骤性和系统性。具体而言,长沙专区成立后,在“接管建政”历程中,实现了县级、区级政权的接管和建制。在随后以“废除保甲”为核心的建政运动中,主要通过开展“武装剿匪”、“支前筹粮”、“双减退押”运动,破除了地方军事权威及政治权威,延续千年之久的保甲制度彻底退出历史舞台。在以土地改革为中心的群众建政运动中,破除了经济权威乃至文化权威。与此同时,通过在运动中启发民众政治觉悟和参政意识,民众在认识自身力量的基础上,逐步成立了农民协会、青年团、民兵、妇联等群团组织,实现了对民众基础的重塑和改造。最终在以“人民普选”为中心的民主建政运动中,通过召开乡人民代表大会与建立乡人民政府,建构了以贫雇农为核心的地方基层民主政权,确立了以乡（镇）为核心的基层政权。最终伴随着1954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组织法》的颁发,新中国农村基层政权的结构和职能获得了制度性安排和法理保障。长沙专区完成了以“乡（镇）”为主体的基层政权建设历程,乡村权力结构和乡村社会乃至基层民众也实现了权势转移。在这一系列“短平快”的运动治理方式主导下,长沙专区在破除旧有基层政权和权威的基础上,实现了以“政党下乡”、“政权下乡”为标志的基层政权的合法性重构,完成了自清末以来国家政权的下延和权威重塑历程。而民众在建政改造的过程中逐步被纳入到“党、政、群、团”等组织中来,专区的执政基础更加牢固。但这种基于国家偏好的选择性建构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对乡村简单化和片面化认知,延续千年的传统乡村模式在“布新”和“除旧”中被批判而被“他者化”,对农村传统社会产生巨大的冲击。本文选取以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湖南省长沙专区为个案研究,在占有广泛档案和文献资料的基础上,综合运用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多学科方法,通过对新中国成立初期长沙专区农村基层政权的建设历程进行全景式描绘,力图梳理出中共长沙地委对农村基层政权的逐步控制和重塑过程,进而考察分析中共由革命党走向执政党的建政运动模式和内在治理逻辑。不仅有利于拓宽农村基层政权建设视域,进一步增强学界对于农村基层政权重构研究的广延性,同时通过总结建政历程中的经验和教训,对当前我国农村基层政权建设和社会主义实践提供资鉴价值。
王磊[5]（2019）在《中国共产党的纪律检查法治化研究》文中认为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的纪律检查在政党治理乃至国家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得到空前强化。如何在确保党的纪律检查充分发挥职能作用的同时,有效防范权力滥用,是一个现实而紧迫的重大课题。当前,党的纪律检查在思想认识、体制机制、具体实践及法规制度等方面还存在许多不足,亟待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加以解决。对党的纪律检查法治化进行研究,无论是对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创新发展,还是对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法治中国建设的不断深化都具有重要意义。党的纪律是由党制定或认可、适用于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具有党内强制力、旨在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和完成党的任务的义务性行为规则。党的纪律检查,是党的特定组织及其成员为维护党的纪律,依照确定的职权和程序,对党组织和党员遵守和执行党的纪律情况实施的专门监督活动,具有政治性、监督性、纪律性、专属性等特点。无产阶级政党纪律检查思想,为新时代深化党的纪律检查奠定了理论基础。从历史来看,纪律检查对党的建设具有重要的保障和推动作用。随着党对法治认识的深化和国家法治进程的推进,党的纪律检查法治化水平不断提高。党的纪律检查法治化具有逻辑必然性:政党与党员间的“特殊契约关系”为党的纪律检查提供了正当性基础;党的纪律检查具有鲜明的公权力属性,需要以法治方式加以规范;党的纪律检查以党内法规体系和国家法律体系为共同遵循,而这二者同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同时,实行法治化有助于强化和保障党的纪律检查的权威性。党的纪律检查法治化不是片面的“法律化”,而是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诸要素融入党的纪律检查制度构建,推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在党的纪律检查实践中得以充分运用,其要件包括政治正当性、实质正当性、形式正当性和程序正当性等四个方面。党的纪律检查法治化体系应当以规范权力行使为主线,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为遵循,以党内法规体系为对照,具体包括机构建设、职权配置、程序设定、监督机制构建等4个方面的内容,前三者侧重于制约,后者侧重于监督,共同致力于有效规范党的纪律检查权。实现党的纪律检查法治化,前提是实现机构建设法治化,即机构建设要符合法治理念,做到职责清晰、机制顺畅、制约有效。依据“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的界分,党的纪律检查机构包括领导机构和专责机构两大类,前者应通过健全党的基层领导机构、优化党的派出机关设置等措施进一步明确职责定位、确保责任落实;后者应通过优化内设机构、完善派驻机构设置等措施进一步健全机构体系、强化内部制约。党的纪律检查机构运作机制主要包括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应从党委对纪委的领导、上级纪委对下级纪委的领导、派驻纪检机构运行等方面予以完善。加强党的纪律检查机构工作队伍建设,应当大力加强法治教育、培育法治信仰与法治理念,建立职业准入及退出机制,完善职业保障机制等。科学合理的职权配置是党的纪律检查在强化自我约束前提下权威高效运行的基础。党的纪律检查权是指党的纪律检查机构为履行党内职责、维护党的纪律而享有的,对党组织和党员遵守和执行纪律情况实施专门监督的权力,该权力来自于全体党员合意形成全党共同意志基础上的党内科层制授权。明确“党的纪律检查权”的概念有利于增强纪律检查的权威性、边界感、规范性和透明度。只有根据法治精神对权力进行过程性和功能性的分解,才能从内部实现对权力的有效控制。遵循权力法定、权力适当、权责一致和分权制约原则,党的纪律检查权可分检查督促权、线索处置权、执纪审查权、执纪审理权、纪律处置权等5个类别进行配置。党的纪律检查法治化离不开法定的正当程序。党的纪律检查程序设定应遵循如下标准:一是独立价值标准,包括参与性、合理性、中立性与对等性、及时性与终结性;二是工具价值标准,包括强化结果的权威性、确保结果的正确性、增进价值选择的合理性;三是效率价值标准,包括纪律检查程序迅速有效,纪律检查资源配置合理。当前,党的纪律检查应坚持问题导向和需求导向,重点关注管辖、回避、辩护、证据及证明标准、期间等要素存在的问题,从法治化视角健全相应程序,对日常监督进行规范,对执纪审查进行制约,对“四种形态”转化进行规制,对党员权利进行保障,从而更加有效地制约权力。党的纪律检查权的监督属性及其滥用的危害性决定了对其进行监督的极端重要性。对党的纪律检查权的监督应坚持充分性与必要性相结合、内部监督与外部监督相结合、权力监督与权利监督相结合、事前事中事后监督相结合的原则。应重点从上级纪律检查机关的监督、同级党的领导机关的监督、党的纪律检查机关的内部监督、党内民主监督等方面完善党内监督体系,着力从国家机关监督、民主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等方面完善党外监督体系。
杨复卫[6]（2015）在《社会保险争议处理机制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当前,社会保险已全面进入国民的社会生活,而社会保险的复杂性和给付性给作为保险人的经办机构带来职能上的巨大压力。经办机构为了维持社会保险的长期稳定性,负有征缴保费的职责,而作为社会保险给付权利人的被保险人亦享有要求保险人在保险事故发生时给付保险待遇的权利。这样一个涉及金钱的征缴与给付的制度设计,必然带来当事人因利益纠葛而产生的社会保险争议。审视当下中国社会保险争议处理机制,不管是在理论设计还是制度实践中,均出现了较为明显的问题。在解决社会保险争议的实践中,权利人被纳入到劳动争议处理机制中。用解决私法争议的劳动争议处理程序来解决公法争议的社会保险争议,本身就存在“文不对题”的矛盾。为此,需要厘清中国社会保险争议与劳动争议的区别,并在争议处理机制方面探究属于社会保险争议的处理机制,并改进和完善该处理机制以适应社会保险的个性。显然,该研究将涉入社会保险法思维中最为精深的领域,对中国社会保险争议解决而言,意义重大。文章主要内容包括以下五个方面：第一章社会保险争议的界定。文章通过层层递进的方式,以社会保险争议的界定方法为出发点,从特定法律关系和权利实现过程两个角度来界定。以此,评析中国理论界和立法对社会保险争议界定的现状。在此基础上,文章从社会保险争议的主体、对象、类型和特点的角度来界定社会保险争议,并据此探究其与其他争议类型的区别,特别是与劳动争议的有效区分。第二章社会保险争议的定性及处理机制选择。既然发生社会保险争议,那么就要探寻其争议处理机制。文章从争议处理机制的选择入手,论述不同争议处理机制及差异,并探寻争议处理机制选择的规律,得出“公法性质争议应选择公法的处理机制”这一结论。从而进一步分析社会保险争议是何性质的争议。通过分析社会保险法律关系的主体,以及主体间特定的法律关系,得出社会保险保险法律关系是公法关系,而社会保险法律关系与社会保险争议的法律关系是同步的,进而得出社会保险争议的性质是公法性质的争议。从理论上将,公法性质的争议应当选择公法的处理机制。第三章中国社会保险争议处理机制的现状分析。当前,中国是以“双轨制”模式来处理社会保险争议的,即按照争议主体的不同将社会保险争议按照劳动争议处理机制和行政争议处理机制的方式来解决。实际上,不管是社会保险劳动争议处理机制还是社会保险行政争议处理机制都是历史的产物,并产生了某种处理机制的错位。由于对理论的忽视,社会保险争议与劳动争议处理机制有着天然的不可调和的矛盾；而社会保险行政争议处理机制的构建由于忽视了社会保险争议的特殊性,也存在处理能力本身不强等问题。第四章社会保险争议处理机制的境外考察。前面分析了中国社会保险行政争议处理机制本身存在的问题,那么文章将以该问题为中心,探究境外“独立的社会保险争议处理机制模式”和“纳入行政争议处理机制模式”,并对其在行政复议、公益诉讼及复议与诉讼间的关系方面进行分析。在前述分析的基础上,比较各国在前述问题上的做法,以此探究境外实践做法对中国社会保险争议处理机制方面的启迪和思考。第五章 中国社会保险争议处理机制的调整和完善。不管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中,社会保险争议都应当选择公法处理机制。文章认为“独立的社会保险争议处理机制模式”不符合当前实际,应当选择“纳入行政争议处理机制模式”。为此,需要在现有基础上调整和完善中国社会保险行政争议处理机制,主要针对行政复议的机构和程序、社会保险公益诉讼及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关系三方面。包括对复议机构的改进和完善复议程序,引入社会保险公益诉讼,并对社会保险行政复议与诉讼之间的关系上,采复议自由选择模式。
王灿[7]（2015）在《地方人大重大事项决定权研究》文中认为重大事项决定权是我国宪法赋予各级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一项重要宪法职权,是广大公民通过地方国家权力机关实现当家做主,管理地方国家事务的重要形式和手段,是国家权力属于人民这一宪法原则的最终体现。各地公民通过各级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掌握地方国家权力,管理地方重大事项,决定地方的前途与命运,促进地方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全面进步,维护地方和平与稳定,实现地方的长治久安与社会和谐。重大事项决定权是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主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地方重大事项的表现,是实施宪法的体现。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以重大事项决定权为抓手,可以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地方人大制度,有利于推动地方人大重大事项决定的科学化、民主化、规范化和制度化,有利于进一步树立和强化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在地方国家机构中的地位和尊严,有利于地方民主与法治的全面发展与进步。地方人大在依法行使重大事项决定权的实践中,进行了大胆的尝试和积极的探索,积累了一定经验,取得了一定成绩。主要表现在以下六个方面:一是重大事项决定权的法制化程度不断提高;二是行使重大事项决定权的地方人大数量在不断增加;三是地方人大行使重大事项决定权的次数在不断上升;四是地方人大行使重大事项决定权的频率在不断加快;五是地方人大行使重大事项决定权的范围在不断拓展;六是地方人大行使重大事项决定权的效果在不断优化。与此同时,三十余年来地方人大在行使重大事项决定权的过程中也暴露了诸多的问题需要加以改进和完善。这些问题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理论研究不够全面和系统,一些基础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的深化研究;二是地方人大行使重大事项决定权的实践缺乏规范和程式,还没有形成“可推广、可复制”的经验和模式。造成上述困境的主要原因在于:首先是思想认识出现偏差,不能正确对待重大事项决定权的性质、定位、功能和价值,不能正确看待和处理与地方党委、地方政府的关系;其次是不能准确界定和把握重大事项决定权的行权范围,致使实践中要么行使失职,要么行使越权;复次是重大事项决定权未建立科学、合理、公正、高效的行权程序,致使操作中要么过于随意,要么过于繁琐;最后就是重大事项决定权作出的决议质量不高,执行不力,缺乏保障与监督,使得决定沦为一纸空文,不能发挥实际功效。因此,总结地方人大行使重大事项决定权的基本经验,分析其存在的不足与问题,竟而探讨全面改进的措施和优化的路径,尽可能的促进和推动地方人大重大事项决定权行使到位,发挥其应有的功能和价值。本文正是基于上述目的,在学习和参考关于地方人大重大事项决定权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并结合当前地方人大行使重大事项决定权的实际发展状况进行了新的思考和探索,提出了解决问题的相关建议,一是加强顶层设计,制定全国立法;二是完善地方人大制度,提高行权能力;三是建立健全程序机制,发挥程序作用。通过上述举措的推进,使得地方人大行使重大事项决定权能够更为的完善,发挥更大的作用。
郝朝信[8]（2014）在《纳税人权利保护法治化研究》文中提出纳税人权利具有两个层面的含义,基于自然法层面,系指纳税人依据自然法所享有的适度纳税、平等纳税,以及要求国家遵循自然法适度征税、平等征税、合理用税的权利;基于国家法层面,系指纳税人依据税收法律规范所享有的、依靠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的各种税之利益的总和。因此,可从自然权利和法律权利两个层面重构纳税人权利体系,前者为纳税人最具基本性的权利,具有指引、评价法律权利的功能;后者为纳税人依据实定法所享有的权利,应当体现自然权利意旨。近代历史上纳税人自然权利向法律权利的转化,逐渐孕育出法治基因,纳税人权利保护开始法治化进程。当代西方国家纳税人权利保护的法治化水平大幅提升,一是制定专门的纳税人权利法案或宣言,使纳税人权利从理论概念上升到法律概念;二是税收征用立法比较完善,国家税权的行使受到严格制约;三是实行纳税人自行申报纳税制度,实现纳税人财产权对国家财政权的反向牵制;四是随着福利国家的兴起,纳税人权利保护重心由税收征收阶段向税收使用阶段转移。但与此同时,税收征收和使用的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之间存在差异,其形式合法性尚难以与实质的正当性完全契合,纳税人权利保护的法治化应当注意形式合法与实质正当的一致性。在西方法治理念的影响下,清末《钦定宪法大纲》和《十九信条》开启了中国纳税人权利的法律化进程,此后历代政府纷纷制定宪法确认并发展纳税人法律权利。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法治建设的展开,中国纳税人权利保护的法治化进路重新开启。当前,纳税人权利、税收法治、税收法定原则、税收债权债务关系说、公共财政等理念或主张已广为接受,税收立法的民主性日益加强,税收征收倡导纳税服务、实行纳税申报,税收使用渐趋合理,纳税人权利大力张扬,税权受到一定制约。但总的来看,中国纳税人权利保护的法治化水平并不高,尚有许多困境亟待突破,有很多难题需要破解。理论上缺乏勾连税收征收与税收使用的纳税人权利保障原则;立法上税收征收与税收使用的法律约束不健全,纳税人的参与权、监督权、救济权渠道不畅通;实践中执法者法治思维缺乏,税法执行存在偏差。为此,理论上应当拓展税收法定主义和税收债权债务关系说的内涵,链接税收征收与税收使用;制度上应当加强纳税人权利宪法保护,落实税收法定原则,完善税收征收程序,细化税收使用公开,实行纳税人公益诉讼等。实践上应当以税收法治思维取代税收行政思维、以依法征税取代税收行政计划、以追究法律责任取代追究非法律责任等。本论文除导论和结论外,在逻辑结构层面共分四章。第一章主要是对纳税人权利基本理论进行诠释,界定纳税人权利的涵义,分析纳税人权利的理论基础,构建纳税人权利体系。第二章以历史视角对西方发达国家纳税人权利保护法治化的缘起进行梳理分析,探究纳税人权利保护法治化的生成。第三章以比较法的维度,分析考察英国、美国、法国纳税人权利保护法治化的现状,梳理归纳当前纳税人权利保护法治化的新发展、新特点及新问题。第四章转向中国纳税人权利保护法治化问题的分析研究,探究究中国纳税人权利保护法治化的开端,梳理中国纳税人权利保护法治化的现实样态,指出存在的理论困境、现实问题并提出进路或方案。
王誉霖[9]（2014）在《中国社会养老保险城乡整合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城乡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统筹发展是推动工业化和城市化,统筹城乡协调发展和促进二元经济转化的重要内容。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人口迁徙尤其是城乡人口迁移规模不断增大,而与此同时,这一时期也是中国城乡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最为活跃的阶段。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自1997年确定了实行“统账结合”的制度模式和多方筹资的基本制度框架后,历经“辽宁试点”,在2005年制度框架最终确定。而几乎与此同时,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也历经了传统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探索,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在各地的分散探索和最终在2009年走向统一的历程。为了适应大规模流动人口的现实和建立统一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城乡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已经开始了整合的初步探索。2014年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与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合并为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与此同时,城镇基本养老保险与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衔接办法也开始施行。城乡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衔接已经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局面。然而,整合城乡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依然面临诸多现实困境：其一,农村社会养老保障体系“碎片化”,阻碍了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在农村的大一统；其二,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跨区转续难题依然未解,制约了统筹层次的进一步提高；其三,机关事业单位退休金制度改革停滞不前,与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相去甚远；其四,社会养老保险管理体制制约依然存在,亟待理顺管理体制和加强信息化建设。基于对现状的评估,整合城乡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可采取三步走战略：第一步,进一步完善城乡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破除“碎片化”困境和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续障碍,实现城乡两类制度自身的大一统；第二步,推进完善现行转续政策实现社会养老保险关系的城乡有效转移接续；第三步,继续提高城乡社会养老保险的统筹层次,在实现全国统筹的基础上适时推动城乡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整合,建立大一统的城乡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大一统的城乡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基本架构是“国民养老金+个人账户养老金+职业年金”的多支柱保障模式。不同支柱采取不一样的筹资模式及方式,在保障层次上由低到高,与商业化的养老保险共同构成中国的多支柱养老金体系,满足差异化的养老保障需求。
王鹏[10]（2014）在《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研究 ——以全国性小说评奖为核心》文中提出文学评奖是文学价值生产的重要手段,是文学评价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学评奖制度的建构总是与国家在一定时期的文化政策、文学场域内各种力量的相互作用以及由此展开的大规模文学评奖实践活动密不可分。自“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首次以制度化的形式标志着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正式确立以来,以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为核心的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已经成为了 20世纪中国文学制度体系中不容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由于文学评奖的动态化发展和评奖制度建构自身的缺陷,对于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研究始终没能摆脱视角狭窄、对象单一、系统研究相对匮乏的格局和主观性、盲目性、随意性的研究倾向。本论文以埃斯卡皮的“文学社会学”、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为主要依据,以“重回历史现场”的姿态,在深入挖掘评奖史料、展开理论思辨的基础上,将研究视野伸向整个20世纪的文学评奖活动之中,既填补了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历史源起”研究的诸多学术空白,又在质疑学界已有共识的基础上对理论偏误进行了“纠偏”;既对全国性小说评奖为核心的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确立、演进、修正进行了全景式的考察,又对这种变化背后凸显的、文学场域内各种力量之间的相互博弈、此消彼长进行了富有建构性的研究,同时,对因此而形成的中国当代文学评奖的主导原则、审美偏向、制度性缺陷等从学理上给予了必要的辨析。本论文共分四章:第一章,“前制度设计”:中国当代文学评奖的历史源起。本章主要从中国现代文学评奖的三种机制、中国当代文学第一次评奖的制度构想、“十七年”时期中国当代文学评奖的重要收获等三个方面入手,力图找寻中国现代、“十七年”时期文学评奖与新时期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确立之间的关联性。（1）中国现代文学评奖的三种机制。本节在打破国统区、解放区、沦陷区“地域区隔”的基础上,对中国现代文学评奖中民间奖励机制、文艺组织奖励机制、个人资助机制的丰富实践进行系统、翔实论述的同时,就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未能真正形成评奖制度、国家共识的个中缘由进行了理论阐明。（2）中国当代文学第一次评奖的制度构想。本节通过对《文艺报》试刊号第1-13期的搜集、整理、研读,从“无果而终”的构想和“广开言路”的求索两个方面入手,就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鲜为人知的学术“盲点”——与第一次文代会同时进行的“文艺作品评选活动”展开论述,扭转了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研究中认识偏误的同时,填补了新中国文艺体制研究的一个空白。（3）“十七年”时期中国当代文学评奖的重要收获。本节主要通过“墙外花开”、“墙内凋敝”两种截然对立的景象,既肯定了中国当代文学所具有的“世界性影响”,又从一个侧面说明文学评奖作为“十七年”时期文学批评的一种陪衬,始终未能建构起制度化的文学价值评判方式。第二章,现代化诉求: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确立。本章主要从新时期文学体制的重构、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创立两个方面,在丰富翔实的史料钩吊中,深入探寻了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确立与新时期国家全新的现代性文化想象和文化意志之间;与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和生动活泼的文艺局面,缓和文艺界内部分歧之间;与新时期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体制的合法性论证之间的密切联系。（1）新时期文学体制的重构。本节以新时期文学体制重构为突破口,进一步挖掘了文学组织恢复、文学刊物复刊、文艺政策调整对于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确立所起的重要作用。（2）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创立。本节以“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的开创性意义和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茅盾文学奖的相继创立为核心,从创设缘由、制度设想、实践操作、意义价值等角度入手,对以全国性小说评奖为核心、通向文学现代性并兼具中国特色的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确立进行了细致入微的透析。其中,对“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创立”的系统性研究、对“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从《设想》到《启事》以及评选中“三次篇目调整全过程”背后复杂机制成因的探求是本章力求有所突破的“难题”。第三章,介入式探索: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演进。本章从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革新与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遭遇“拐点”两个方面入手,运用数据统计学方法,对20世纪80年代以全国性小说评奖为核心的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演进轨迹进行了系统的阐明。（1）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革新。本节主要通过奖项设置、评委组成、评选机制等三个方面的制度性变化,对中国作家协会以介入性探索的方式改革文学评奖制度所作的努力给予了充分的肯定。（2）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拐点”。本节主要通过对“非文学因素”的介入导致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文学评奖制度遭遇“拐点”的分析,从正反两方面既对评奖制度屡遭僭越进行学理批评,又对评奖审美范式发生的可喜变化持以肯定。尤其是对第九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1987-1988）、第五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1987-1988）合法性地位的认识、辨析上所作的努力,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扭转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研究认识偏误的作用。第四章,话语权博弈: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修正。本章从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困局、格局、变局三个维度着手,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为核心的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修正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探讨。（1）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困局。本节主要从公共生态与自身存在两个方面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困局的出现进行了学理思辨。（2）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格局。本节以20世纪90年代的“评奖热”为出发点,对官方政府奖、文学传媒奖、民间机构奖等多元文学评价主体共同构筑的文学价值评判新体系作出宏观与个案研究相结合的判断。对以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为核心的全国性文学评奖中凸显出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与文学自主性、文学精英话语与读者大众趣味、市场资本话语与文学独立性等评价元素之间的相互博弈进行了富有理论思辨的界说。（3）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变局。本节在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历届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评选条例》的细致比较中,对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修正过程中奖项设置与干预机制、评奖标准与调节机制、评奖运作与创新机制、评奖纪律与回避机制的利弊作出了一分为二的判断。
二、既是决定又是监督——法律工作者眼中的政府工作报告审议（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既是决定又是监督——法律工作者眼中的政府工作报告审议（论文提纲范文）
（1）地方人大监督司法案件制度实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第一章 对人大监督司法案件的评析 |
| 一、肯定观点 |
| 二、质疑观点及本文观点 |
| 第二章 地方人大监督司法案件的依据 |
| 一、理论依据 |
| 二、法律依据 |
| 三、现实必要性 |
| 第三章 地方人大监督司法案件制度的发展历程 |
| 一、探索起步阶段 |
| 二、广泛实践阶段 |
| 三、争议和“降温”阶段 |
| 四、重新“回暖”阶段 |
| 第四章 现行地方规范的对比分析 |
| 一、制定时间 |
| 二、监督对象 |
| 三、监督范围 |
| 四、监督方式 |
| 五、监督新形式 |
| 第五章 地方人大监督司法制度存在的问题分析及完善建议 |
| 一、存在的问题 |
| 二、原因分析 |
| 三、完善建议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2）文化自信视域下新中国铁路文化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综述 |
| 1.2.1 国(境)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境)内研究现状 |
| 1.2.3 研究现状评述 |
| 1.3 研究目标、方法及创新点 |
| 1.3.1 研究目标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研究创新点 |
| 第2章 新中国铁路文化建设的思想渊源与指导思想 |
| 2.1 近代中国铁路倡导者的铁路建设思想 |
| 2.1.1 盛宣怀的铁路建设思想 |
| 2.1.2 詹天佑的铁路建设思想 |
| 2.1.3 梁士诒的铁路建设思想 |
| 2.1.4 孙中山的铁路建设思想 |
| 2.1.5 张嘉璈的铁路建设思想 |
| 2.2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铁路观 |
| 2.2.1 马克思关于铁路的相关论述 |
| 2.2.2 恩格斯关于铁路的相关论述 |
| 2.2.3 列宁、斯大林关于铁路的相关论述 |
| 2.3 中国共产党人的铁路建设思想 |
| 2.3.1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领导集体的铁路建设思想 |
| 2.3.2 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中央领导集体的铁路建设思想 |
| 2.3.3 以江泽民为代表的党中央领导集体的铁路建设思想 |
| 2.3.4 以胡锦涛为代表的党中央领导集体的铁路建设思想 |
| 2.3.5 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关于铁路建设的相关论述 |
| 第3章 新中国铁路文化建设的基础理论探析 |
| 3.1 基本概念界定 |
| 3.1.1 文化 |
| 3.1.2 铁路文化 |
| 3.1.3 新中国铁路文化 |
| 3.1.4 文化自信 |
| 3.2 新中国铁路文化的结构、特征与功能 |
| 3.2.1 新中国铁路文化的结构 |
| 3.2.2 新中国铁路文化的特征 |
| 3.2.3 新中国铁路文化的功能 |
| 3.3 新中国铁路文化与资本主义国家铁路文化的异同比较 |
| 3.3.1 新中国铁路文化与资本主义国家铁路文化的共同点 |
| 3.3.2 新中国铁路文化与资本主义国家铁路文化的不同点 |
| 3.4 新中国铁路文化建设历程彰显文化自信 |
| 3.4.1 新中国铁路文化建设的内涵 |
| 3.4.2 从文化自觉到文化自信:新中国铁路文化建设的发展脉络 |
| 第4章 反映文化自信物质成果的新中国铁路物质文化建设 |
| 4.1 新中国铁路建筑文化建设 |
| 4.1.1 有着鲜明时代印记的车站文化建设 |
| 4.1.2 展现深刻时代价值的铁道文化建设 |
| 4.2 新中国铁路收藏文化建设 |
| 4.2.1 有着卓越历史贡献的铁路机车 |
| 4.2.2 有着特殊历史回忆的铁路车票 |
| 4.2.3 有着重要历史价值的铁路纪念章(碑) |
| 第5章 彰显文化自信价值内核的新中国铁路精神文化建设 |
| 5.1 新中国铁路精神生产 |
| 5.1.1 革命斗争精神的传承 |
| 5.1.2 铁路建设精神的彰显 |
| 5.2 新中国铁路文艺创作 |
| 5.2.1 难以消解的文化矛盾心理 |
| 5.2.2 浓郁的红色文化气息 |
| 5.2.3 多样性的铁路文艺表达 |
| 5.3 新中国铁路思想政治工作 |
| 5.3.1 加强理论学习,坚定理想信念 |
| 5.3.2 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培育爱国精神 |
| 5.3.3 加强思想政治宣传,增强思想性和政治性 |
| 5.3.4 加强路风教育,展现“人民铁路为人民”的宗旨 |
| 第6章 体现文化自信制度保障的新中国铁路制度文化建设 |
| 6.1 新中国铁路法规制度建设 |
| 6.1.1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铁路法制建设 |
| 6.1.2 改革开放到新时代以前的铁路法制建设 |
| 6.1.3 新时代的铁路法制建设 |
| 6.2 新中国铁路体制建设和党建工作制度建设 |
| 6.2.1 新中国铁路体制建设 |
| 6.2.2 新中国铁路党建工作制度建设 |
| 第7章 塑造文化自信良好形象的新中国铁路行为文化建设 |
| 7.1 新中国铁路安全文化建设 |
| 7.1.1 新中国铁路安全文化建设理念 |
| 7.1.2 新中国铁路安全文化建设实践 |
| 7.2 新中国铁路服务文化建设 |
| 7.2.1 新中国铁路服务文化建设理念 |
| 7.2.2 新中国铁路服务文化建设实践 |
| 7.3 新中国铁路职工业余文化活动建设 |
| 7.3.1 新中国铁路职工业余文化活动建设的意义 |
| 7.3.2 新中国铁路职工业余文化活动建设的实践 |
| 第8章 新中国铁路文化的价值及新时代建设路径探析 |
| 8.1 新中国铁路文化的价值 |
| 8.1.1 国家建设的动脉 |
| 8.1.2 时代精神的表征 |
| 8.1.3 释放人情的场域 |
| 8.1.4 国际舞台的名片 |
| 8.1.5 中国故事的素材 |
| 8.2 加强新时代铁路文化建设的路径 |
| 8.2.1 加强新时代铁路文化建设的原则 |
| 8.2.2 加强新时代铁路文化建设的几点举措 |
| 8.3 创造新时代铁路文化建设新辉煌以增强文化自信 |
| 8.3.1 注入新时代文化自信的底气 |
| 8.3.2 “一带一路”倡议下推动中国铁路文化的国际传播 |
| 结语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博览轨迹”——铁路文化的实地考察 |
| 附录2:近代中国铁路车站文化略谈 |
| 附录3:改革开放以来部分铁路文学杂志创刊表 |
| 附录4:新中国铁路安全主要法规名录表 |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论文及参与科研情况 |
（3）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 |
| 二、选题意义 |
| (一)实践意义 |
| (二)理论意义 |
| 三、研究综述 |
| (一)国内学界研究状况 |
| (二)国外研究状况 |
| (三)对决策层关于统一战线相关文献的解读 |
| 四、研究方法 |
| (一)文献研究法 |
| (二)实证研究法 |
| (三)比较研究法 |
| 五、内容与框架 |
| 六、创新与不足 |
| (一)本文创新之处 |
| (二)研究难点与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的若干基本问题 |
| 第一节 党外公职人员的概念与构成 |
| 一、党外公职人员的概念阐释 |
| (一)“公职人员”的概念 |
| (二)“党外”的概念 |
| 二、党外公职人员来源与构成 |
| (一)我国政治体制中“党外公职人员”的来源 |
| (二)党外公职人员的分类构成 |
| 第二节 党外公职人员的培养选拔、任用与管理 |
| 一、党外公职人员培养选拔政策 |
| 二、党外公职人员任用政策的历史沿革 |
| (一)建国初期的任用政策 |
| (二)改革开放后的任用政策 |
| (三)进入21世纪后的任用政策 |
| (四)新时代选拔任用的政策 |
| 三、中国共产党对党外公职人员的管理 |
| (一)对党外公职人员政治引导 |
| (二)优化党外干部管理结构。 |
| (三)选好配强民主党派领导班子 |
| (四)选好选准主委。 |
| 四、党外公职人员从政优势 |
| (一)政治优势 |
| (二)智力资源优势 |
| (三)利益表达优势 |
| (四)社会活动优势 |
| 五、党外公职人员不同时期在体制内的作用 |
| (一)建国初期 |
| (二)改革开放初期 |
| (三)新时期 |
| 六、党外公职人员使用现状 |
| (一)中央越来越重视,阵营越来越壮大 |
| (二)实职正职比例增大,切实保障有职有权 |
| 七、制约党外公职人员培养使用的因素 |
| 第三节 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的内容 |
| 一、中国共产党对党外公职人员的监督 |
| 二、社会公众与媒体对党外公职人员的监督 |
| 三、民主党派对担任公职的党内成员内部监督 |
| 四、各级监察委员会对党外公职人员的监督 |
| 第四节 民主党派党内监督概述与成效分析 |
| 一、内部监督内容 |
| 二、内部监督实践 |
| 三、内部监督成效 |
| 四、在内部监督中对腐败问题的处置 |
| 五、内部监督存在的问题 |
| 第五节 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的制度基础和法理依据 |
| 一、制度基础 |
| (一)人民代表大会政体制度 |
| (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政党制度 |
| 二、法理依据 |
| (一)根本法依据 |
| (二)专门法依据 |
| (三)行业法依据 |
| (四)有关法规依据 |
| 第六节 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的重要意义 |
| 一、党外公职人员监督是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必然要求 |
| 二、党外公职人员监督是我国民主监督的重要补充 |
| 三、党外公职人员监督是统一战线工作的基本要求 |
| 四、党外公职人员监督是中国共产党重要的执政要求 |
| 五、党外公职人员监督是国家监察法的内在要求 |
| 第二章 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的历史演变与主要问题 |
| 第一节 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的历史演变 |
| 一、民主革命时期,监督雏形显现 |
| 二、建国初期,监督方针确立 |
| 三、整风反右时期,监督出现挫折 |
| 四、“文革”时期,监督遭受破坏 |
| 五、改革开放时期,监督恢复完善 |
| 六、“十八大”后,监督成熟定型 |
| 第二节 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的历史成效 |
| 一、思想认识不断深化 |
| 二、监督机制逐步完善 |
| 三、监督效果初步显现 |
| 第三节 党外公职人员监督存在的问题与难点 |
| 一、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的主要问题 |
| (一)监督意识不够清晰,监督观念亟待提高 |
| (二)监督机制存在缺陷,监督体系亟待完善 |
| 二、党外公职人员的特殊性给监督带来的难点 |
| (一)党外公职人员界别分布具有特殊性 |
| (二)党外公职人员管理体制具有特殊性 |
| (三)党外公职人员任职情况具有特殊性 |
| (四)党外公职人员廉政意识具有特殊性 |
| (五)党外公职人员政治倾向具有特殊性 |
| (六)政治参与呈现多元化、差异性 |
| 三、特殊领域党外公职人员监督难点 |
| (一)宗教界 |
| (二)工商联 |
| (三)村委会 |
| 第三章 党外公职人员腐败现状分析 |
| 第一节 党外公职人员腐败案例与特点分析 |
| 一、不同层级党外公职人员腐败案例 |
| 二、党外公职人员与党内公职人员腐败特点的异同分析 |
| (一)党外公职人员与党内公职人员腐败的共同点 |
| (二)党外公职人员与党内公职人员腐败的不同点 |
| 第二节 党外公职人员与党内公职人员腐败成因的异同分析 |
| 一、党外公职人员与党内公职人员腐败成因共同点 |
| (一)个人私欲恶性膨胀 |
| (二)公共权力发生异化 |
| 二、党外公职人员与党内公职人员腐败成因的不同点 |
| (一)内外监督不力 |
| (二)外部环境影响 |
| 第四章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对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的意义与成效 |
| 第一节 设立国家监察委员会的意义 |
| 一、设立国家监察委员会对反腐败斗争的现实意义 |
| (一)为反腐彻底性提供了有力的体制机制保证 |
| (二)为反腐高效性提供了有力的制度机制保证 |
| (三)为反腐持续性提供了有力的法理机制保证 |
| 二、设立国家监察委员会对于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的特殊意义 |
| (一)强化了党对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监察的领导 |
| (二)实现了对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监察的全面覆盖 |
| (三)法定了对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监察的权力来源 |
| (四)创新了对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监察的方法路径 |
| 三、国家监察委员会尚需进一步强化和细化对党外公职人员监督 |
| (一)提升政治站位,以大作为彰显监督的权威性 |
| (二)遵循五条原则,以科学性增强监督的实效性 |
| 第二节 监察法对党外公职人员腐败预防和惩治的效用 |
| 一、监察法对全面深入开展反腐败的积极意义 |
| (一)保证了监察机关的独立性 |
| (二)实现了监察范围的全覆盖 |
| (三)界定了监察职能和监察权限 |
| (四)创新了以“留置”措施取代“两规”、“两指”措施 |
| (五)强化了对监察机关和监察人员的监督 |
| 二、监察法对于预防和惩治党外公职人员腐败的特殊作用 |
| (一)统领推进作用 |
| (二)警示威慑作用 |
| (三)法治保障作用 |
| 三、监察法尚需进一步细化对党外公职人员腐败预防与惩处的操作性 |
| 第五章 加强对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的对策性思考 |
| 第一节 对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的基本原则 |
| 一、坚持共产党的领导 |
| 二、坚持问题导向 |
| 三、坚持立体监督 |
| 四、坚持务实管用 |
| 五、坚持理论创新 |
| 六、坚持用权公开 |
| 第二节 对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的主要路径 |
| 一、加强民主党派队伍建设 |
| 二、加强廉政宣传教育 |
| 三、加强制度机制建设 |
| 四、加强日常监督管理 |
| 五、加强党派本体内部监督 |
| 六、加强反腐统筹协调 |
| 七、加强社会舆论制约 |
| 第三节 对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的工作机制 |
| 一、领导干部述职述廉机制 |
| 二、专项巡察监督机制 |
| 三、谈心谈话机制 |
| 四、失察责任追究机制 |
| 五、廉政诫勉机制 |
| 六、重要情况报告与通报机制 |
| 七、法治制约权力机制 |
| 八、自律约束权力机制 |
| 第四节 对特殊群体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的对策建议 |
| 一、对村委会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的对策建议 |
| (一)加大学习宣传监察法力度,形成“不敢腐”的强大法律震慑 |
| (二)建立健全监督机制,关紧“不能腐”的权力制约制度笼子 |
| (三)注重思想政治建设,营造“不想腐”的廉政勤政氛围 |
| 二、对宗教界公职人员监督的对策建议 |
| (一)依法进行政治监督,精准贯彻宗教工作的基本方针和基本原则 |
| (二)依法进行财务监督,对宗教界财务实行规范化管理 |
| (三)依法进行组织监督,确保各宗教团体的领导权牢牢掌握在高素质宗教界代表人士手中 |
| (四)依法进行思想监督,增进宗教界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感 |
| 三、对工商联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的对策建议 |
| (一)加强私企腐败监督,填补党和国家反腐综治体系空白点 |
| (二)精准做好考察评价,把好非公经济代表人士政治安排入口关节点 |
| (三)构建新型政商关系,聚焦严控政商交往活动廉政风险点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正文数据表格 |
| 附录二 关于对党外公职人员监督情况的访谈提纲 |
| 附录三 关于对民主党派内部监督专题调研提纲 |
| 附录四 中国农工民主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 |
| 后记 |
（4）新中国成立初期湖南省长沙专区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研究（1949-1954）（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0.1 选题缘由与研究价值 |
| 0.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0.3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0.4 相关概念界定 |
| 第1章 长沙专区社会历史背景 |
| 1.1 长沙专区的人文历史和建制沿革 |
| 1.2 中国历代基层政权的历史变迁 |
| 1.3 晚清及北洋政府时期“自治化”实践 |
| 1.4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由“自治化”向“行政化”过渡 |
| 1.5 “国家政权内卷化” |
| 第2章 中共基层政权建设的理论来源与实践探索 |
| 2.1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基层建政的理论来源 |
| 2.2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基层建政的实践探索 |
| 2.3 “行政化”路径下“党治国家”模式的确定 |
| 第3章 长沙专区的解放与面临的复杂形势 |
| 3.1 长沙专区的解放 |
| 3.2 长沙专区各县人民政府的成立 |
| 3.3 长沙专区新生人民政权面临的复杂形势 |
| 第4章 长沙专区成立初期基层干部队伍建设 |
| 4.1 中共长沙地委领导机构的组建与南下 |
| 4.2 中共南下长沙地委与地下党的会师 |
| 4.3 长沙专区基层干部选拔 |
| 4.4 基层干部的培训与整风 |
| 第5章 长沙专区基层党组织的建设与党的权威重塑 |
| 5.1 长沙专区基层党组织现状 |
| 5.2 审查党员:保持组织纯洁性 |
| 5.3 公开建党:公开党的组织与发展基层党组织 |
| 5.4 整党建党:健全党委制度与整风整党 |
| 第6章 以“接管运动”为中心的基层建政 |
| 6.1 以“城乡兼顾”为工作中心的确定 |
| 6.2 以“接管运动”为中心的基层政权的初创 |
| 6.3 区、乡政权的接管和区政府、党委的成立 |
| 6.4 保甲制度的暂时保留 |
| 第7章 “剿匪”及“清匪”运动 |
| 7.1 匪患的形成原因与目标指向 |
| 7.2 剿匪运动的历程 |
| 7.3 主力地方化和地方人民武装的建立 |
| 7.4 全面发动群众,进行清匪斗争 |
| 7.5 镇压反革命 |
| 第8章 “支前征粮” |
| 8.1 征粮运动的必要性 |
| 8.2 “夏借”工作的开展 |
| 8.3 “秋征”工作的开展 |
| 8.4 党政群组织的初建与对民众的初步动员 |
| 8.5 阶级斗争下的“加征大户”和“查挤黑田” |
| 8.6 征粮运动与基层政权的建设 |
| 第9章 “双减反霸” |
| 9.1 “双减反霸”运动的缘起 |
| 9.2 “双减反霸”运动历程 |
| 9.3 双减反霸与党群团组织的初建 |
| 9.4 保甲制度的废除与乡政权的初建 |
| 第10章 以土地改革为中心的群众建政 |
| 10.1 土改的必要性 |
| 10.2 土地改革的准备工作 |
| 10.3 .土地改革对民众的动员与改造 |
| 10.4 土地改革与乡村社会改造 |
| 第11章 以人民普选为中心的民主建政和乡基层政权的确立 |
| 11.1 乡基层政权的逐步确立 |
| 11.2 民主建政工作的开展 |
| 11.3 《宪法》的颁布与乡(镇)基层政权的正式确立 |
| 第12章 长沙专区基层政权建政特点与历史影响 |
| 12.1 建政特点 |
| 12.2 历史影响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5）中国共产党的纪律检查法治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言 |
| 一、研究背景及主要问题 |
| 二、研究意义 |
| 三、研究现状 |
| 四、研究方法及思路 |
| 五、主要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党的纪律检查的一般理论 |
| 第一节 党的纪律检查的内涵及外延 |
| 一、党的纪律的概念 |
| 二、党的纪律检查的内涵 |
| 三、党的纪律检查的外延 |
|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纪律检查思想 |
| 一、马克思恩格斯的纪律检查思想 |
| 二、列宁的纪律检查思想 |
| 三、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关于纪律检查的论述 |
| 第三节 党的纪律检查的历史进路 |
|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纪律检查 |
|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的纪律检查 |
| 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的纪律检查 |
|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的纪律检查 |
| 第二章 党的纪律检查法治化的理论分析 |
| 第一节 党的纪律检查法治化的逻辑基础 |
| 一、党的纪律检查的理论前提 |
| 二、党的纪律检查的公权力属性 |
| 三、党的纪律检查的依“法”运行 |
| 四、党的纪律检查实行法治化的逻辑必然 |
| 第二节 党的纪律检查法治化的基本意蕴 |
| 一、党的纪律检查法治化的内涵 |
|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原则 |
| 三、党的纪律检查法治化的要件 |
| 第三节 党的纪律检查法治化的体系构成 |
| 一、构建党的纪律检查法治化体系的考量因素 |
| 二、党的纪律检查法治化体系的具体内容 |
| 第三章 党的纪律检查机构建设法治化 |
| 第一节 党的纪律检查机构设置 |
| 一、党的纪律检查机构确定依据 |
| 二、党的纪律检查机构的组织体系 |
| 三、党的纪律检查机构的法治化改革 |
| 第二节 党的纪律检查机构运作模式建设 |
| 一、党的纪律检查的领导体制 |
| 二、党的纪律检查的工作机制 |
| 三、党的纪律检查运作模式的法治化完善 |
| 第三节 党的纪律检查机构工作队伍建设 |
| 一、法治信仰与法治理念的培育 |
| 二、职业准入及退出机制的建立 |
| 三、职业保障机制的完善 |
| 第四章 党的纪律检查职权配置法治化 |
| 第一节 党的纪律检查权的法治界定 |
| 一、党的纪律检查权的定义 |
| 二、党的纪律检查权的内涵 |
| 三、党的纪律检查权的配置原则 |
| 第二节 党的纪律检查权的科学配置 |
| 一、检查督促权 |
| 二、线索处置权 |
| 三、执纪审查权 |
| 四、执纪审理权 |
| 五、纪律处置权 |
| 第五章 党的纪律检查程序设定法治化 |
| 第一节 党的纪律检查程序的设定标准 |
| 一、独立价值标准 |
| 二、工具价值标准 |
| 三、效率价值标准 |
| 第二节 党的纪律检查程序设置的重点要素 |
| 一、管辖 |
| 二、回避 |
| 三、辩护 |
| 四、证据及证明标准 |
| 五、期间 |
| 第三节 完善党的纪律检查程序的法治路径 |
| 一、日常监督的程序规范 |
| 二、执纪审查的程序制约 |
| 三、“四种形态”转化的程序控制 |
| 四、党员权利的程序保障 |
| 第六章 党的纪律检查监督机制构建法治化 |
| 第一节 党的纪律检查监督机制构建相关问题 |
| 一、对党的纪律检查权进行监督的特殊重要性 |
| 二、监督的基本原则 |
| 三、监督的主要内容 |
| 第二节 对党的纪律检查的党内监督体系 |
| 一、上级纪律检查机关的监督 |
| 二、同级党的领导机关的监督 |
| 三、党的纪律检查机关的内部监督 |
| 四、党内民主监督 |
| 第三节 对党的纪律检查的党外监督体系 |
| 一、国家权力机关监督 |
| 二、国家司法机关监督 |
| 三、民主监督 |
| 四、群众监督 |
| 五、舆论监督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6）社会保险争议处理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背景与意义 |
| 二、研究文献评述 |
| 三、研究方法与写作思路 |
| 第一章 社会保险争议的界定 |
| 第一节 社会保险争议的界定方法 |
| 一、特定法律关系中的权义争议 |
| 二、权利实现过程中发生的争议 |
| 第二节 社会保险争议界定的现状评析 |
| 一、中国理论界对社会保险争议的界定 |
| 二、中国立法对社会保险争议的界定 |
| 第三节 本文关于社会保险争议的界定 |
| 一、社会保险争议的主体 |
| 二、社会保险争议的对象与类型 |
| 三、社会保险争议的特点及与其他争议的区别 |
| 四、本文对社会保险争议的界定 |
| 第二章 社会保险争议的定性及处理机制选择 |
| 第一节 争议处理机制的选择 |
| 一、争议处理机制的基本方法 |
| 二、不同争议处理机制及差异 |
| 三、选择争议处理机制的规律 |
| 第二节 社会保险争议的公法性质 |
| 一、争议主体间所建立的特定法律关系 |
| 二、社会保险法律关系是公法关系 |
| 三、社会保险争议是公法性质争议 |
| 第三节 社会保险争议性质选择公法处理机制 |
| 第三章 中国社会保险争议处理机制的现状分析 |
| 第一节 中国社会保险争议处理的“双轨制” |
| 一、社会保险劳动争议处理机制简述 |
| 二、社会保险行政争议处理机制简述 |
| 第二节 中国社会保险争议处理机制的问题检讨 |
| 一、“双轨制”产生原因：社会保险发展历程的产物 |
| 二、社会保险劳动争议处理机制引发无法调和的矛盾 |
| 三、社会保险行政争议处理机制存在的问题 |
| 第四章 社会保险争议处理机制的境外考察 |
| 第一节 独立的社会保险争议处理机制模式 |
| 一、德国社会保险争议处理机制 |
| 二、法国社会保险争议处理机制 |
| 第二节 纳入行政争议处理机制模式 |
| 一、台湾地区社会保险争议处理机制 |
| 二、日本社会保险争议诉愿处理机制 |
| 三、英国社会保障处理机制 |
| 第三节 境外处理机制的比较与启示 |
| 一、境外处理机制的比较 |
| 二、境外处理机制的启示 |
| 第五章 中国社会保险争议处理机制的调整和完善 |
| 第一节 社会保险争议处理机制的选择 |
| 一、独立的社会保险争议处理机制不具备引入可行性 |
| 二、应当选择社会保险行政争议处理机制 |
| 第二节 社会保险行政复议的完善：机构与程序视角 |
| 一、社会保险行政复议机构的完善 |
| 二、社会保险行政复议程序的完善 |
| 第三节 社会保险行政诉讼的完善：以公益诉讼为视角 |
| 一、中国社会保险公益诉讼的路径选择 |
| 二、中国社会保险公益诉讼的制度设计 |
| 第四节 社会保险行政复议与诉讼关系 |
| 一、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之关系 |
| 二、中国应采复议自由选择程序 |
| 结论 |
| 主要参考文献 |
| 附录A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致谢 |
（7）地方人大重大事项决定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十八大后地方人大重大事项决定权遇到的机遇与挑战 |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三、本论文的创新和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重大事项决定权的法源求索及概念形成 |
| 第一节 法律规范的探寻与文本分析的确立 |
| 第二节 地方组织法的规定、演变及其解读 |
| 一、地方组织法关于重大事项决定权的规定及演变 |
| 二、地方组织法关于重大事项决定权规定的解读与分析 |
| 第三节 宪法的规定、延续及其解读 |
| 一、宪法关于重大事项决定权的规定及延续 |
| 二、宪法关于重大事项决定权规定的解读与分析 |
| 第四节 普通法律的相关规定及其解读 |
| 一、普通法律的相关规定 |
| 二、普通法律相关规定的解读与分析 |
| 第五节 地方性法规的基本情况及其述评 |
| 一、重大事项决定权地方立法的情况总结 |
| 二、对地方性法规的述评 |
| 三、地方人大制定重大事项决定权法规的总体特点 |
| 四、立法法修改背景下地方重大事项决定权立法的畅想与展望 |
| 第六节 规范性文件的基本情况及其述评 |
| 一、规范性文件制定的基本情况 |
| 二、对规范性文件的述评 |
| 第七节 重大事项决定权的概念生成及界定 |
| 一、重大事项决定权的出处与形成 |
| 二、对相关学术用语的梳理与评析 |
| 三、重大事项决定权的概念与界定 |
| 四、决定、决议和决策三者的辨析 |
| 第二章 重大事项决定权的法理分析及遵循原则 |
| 第一节 重大事项决定权的权利基础、产生原因、行权载体及入宪意义 |
| 一、重大事项决定权的来源及其追问 |
| 二、重大事项决定权的产生原因探究 |
| 三、地方人大行使重大事项决定权的载体及其价值 |
| 四、地方人大行使重大事项决定权的入宪及其意义 |
| 第二节 重大事项决定权的法律性质探析 |
| 一、重大事项决定权是义务性职权，而非任意性权力 |
| 二、重大事项决定权是专属性职权，而非分享性权力 |
| 三、重大事项决定权是独立性职权，而非集合性职权 |
| 四、重大事项决定权是潜在否决权，而非赞同性职权 |
| 第三节 行使重大事项决定权所应遵循的原则 |
| 一、政治原则—坚持党的领导 |
| 二、科学原则—坚持功能适当 |
| 三、评价原则—促进公民利益 |
| 第四节 重大事项决定权之重大事项具体化的方法与标准 |
| 一、重大事项具体化的方法类型的总结与前瞻 |
| 二、重大事项具体化的判断标准的更新与深化 |
| 第三章 重大事项决定权的历史回顾与实施现状 |
| 第一节 全国人大行使重大事项决定权的历史回顾 |
| 一、建国前党的主要领导人对人大制度的构想与实践 |
| 二、五四宪法对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与地方人大职权的安排 |
| 三、1954—1957：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重大事项决定权探索实践 |
| 四、1957—1966：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重大事项决定权渐趋减少 |
| 五、1966—1976：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重大事项决定权停滞归零 |
| 六、八二宪法制定时关于重大事项决定权的争议及其指向 |
| 七、重大事项决定权在中央与地方两个层面发展不同轨迹 |
| 第二节 地方人大行使重大事项决定权的实施现状 |
| 一、行权主体不断丰富，数量不断增加 |
| 二、行权次数不断提高，频率不断提升 |
| 三、行权范围不断拓展，领域不断多元 |
| 四、行权目标不断细化，效果不断显现 |
| 第四章 重大事项决定权应妥善处理的内外关系 |
| 第一节 内外关系划分的标准及缘由 |
| 一、八二宪法在权利授予与权力分配方面的缺失 |
| 二、重大事项决定权内外关系划分的标准及缘由 |
| 第二节 重大事项决定权应处理的外部关系 |
| 一、重大事项决定权与公民基本权利的关系处理 |
| 二、重大事项决定权与执政党决策权的关系处理 |
| 三、地方人大与全国人大重大事项决定权的关系处理 |
| 四、重大事项决定权与政府决策权的关系处理 |
| 第三节 重大事项决定权应处理的内部关系 |
| 一、重大事项决定权在人大职权中的位阶与排序 |
| 二、重大事项决定权与立法权的关系处理 |
| 三、重大事项决定权与任免权的关系处理 |
| 四、重大事项决定权与监督权的关系处理 |
| 第五章 重大事项决定权存在的问题及优化路径 |
| 第一节 重大事项决定权行使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
| 一、重大事项决定权行使主体的错位与颠倒 |
| 二、重大事项决定权行使认识的不足与偏差 |
| 三、重大事项决定权行使表象的虚无与泛化 |
| 四、重大事项决定权行使程序的缺失与繁琐 |
| 五、重大事项决定权行使效果的欠佳与不适 |
| 第二节 重大事项决定权的优化途径与对策 |
| 一、加强顶层制度设计，制定全国立法 |
| 二、完善地方人大制度，提高行权能力 |
| 第三节 建立健全程序机制，发挥程序作用 |
| 一、建立重大事项决定权的专属程序 |
| 二、作为程序面向的民主集中制原则 |
| 三、重大事项的提出程序及制度保障 |
| 四、重大事项的审查程序及制度保障 |
| 五、重大事项的决定程序及制度保障 |
| 六、重大事项的执行程序及制度保障 |
| 第六章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表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8）纳税人权利保护法治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一) 选题背景 |
| (二) 研究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一) 国外相关文献综述 |
| (二) 国内相关文献综述 |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纳税人权利基本理论诠释 |
| 一、纳税人权利含义的双重解读 |
| (一) 权利概说 |
| (二) 基于自然法意义上的纳税人权利含义 |
| (三) 基于国家法层面上的纳税人权利含义 |
| 二、纳税人权利的理论基础 |
| (一) 人权理论 |
| (二) 公共财政理论 |
| (三) 人民主权理论 |
| (四) 权利本位理论 |
| 三、纳税人权利体系的重构 |
| (一) 纳税人的自然权利 |
| (二) 纳税人的法律权利 |
| 第二章 纳税人权利保护法治化历史缘起 |
| 一、英国早期的纳税人法律权利 |
| (一) 中世纪时期的英国税制: 国王的有限征税权 |
| (二) 《大宪章》: 国王须经全国公意许可才能征税 |
| (三) 议会主权与法律至上:税收契约的法治保障 |
| 二、北美大陆早期的纳税人法律权利 |
| (一) 北美殖民地自治契约 |
| (二) “未经同意的税收”与殖民地税收革命 |
| (三) 美国纳税人权利的法治保障 |
| 三、法国早期的纳税人法律权利 |
| (一) 封建税收制度及其弊端 |
| (二) “同意课税”与量能课税的法律化 |
| (三) 法治的初步形成与纳税人的用税监督权 |
| 四、从人治到法治: 纳税人权利保护方式的历史流变 |
| (一) 统治者的良心: 古代社会纳税人权利保护的基本方式 |
| (二) 为权利而革命: 古代社会纳税人的自救之道 |
| (三) 税收法治化: 纳税人权利保护方式的历史选择 |
| 第三章 纳税人权利保护法治化比较法分析 |
| 一、法治理论与税收法治 |
| (一) 法治的基本内涵 |
| (二) 法治的基本价值 |
| (三) 税收法治与纳税人权利保护 |
| 二、英、美、法等国家纳税人权利保护法治化的现状 |
| (一) 纳税人权利专门法律文本宣示 |
| (二) 税收立法权的法律控制 |
| (三) 税收征收权的法律控制 |
| (四) 税收使用权的法律控制 |
| 三、英、美、法等国家纳税人权利保护法治化的现状评述 |
| (一) 纳税人权利概念法律化 |
| (二) 国家税权约束制度化 |
| (三) 纳税人自行申报纳税权对国家财政权反向牵制 |
| (四) 纳税人权利保护重心由约束征税权向监督用税权转移 |
| (五) 税权形式合法性与实质合理性存在一定的背离问题 |
| 第四章 纳税人权利保护法治化国内法考察 |
| 一、中国纳税人权利保护法治化的肇始 |
| (一) 国家征税权与纳税人权利 |
| (二) 清末法治观念的形成与纳税人法律权利的确立 |
| 二、中国纳税人权利保护法治化的现状 |
| (一) 纳税人法律权利及其宣示 |
| (二) 税收立法法律制度 |
| (三) 税收征收法律制度 |
| (四) 税收使用法律制度 |
| 三、中国纳税人权利保护法治化的困境 |
| (一) 理论困境:税收征收与税收使用缺乏基础理论统制 |
| (二) 税收立法权限制困境 |
| (三) 税收征收权限制困境 |
| (四) 税收使用权限制困境 |
| (五) 税收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缺位 |
| 四、中国纳税人权利保护法治化的进路 |
| (一) 统制税收征收与税收使用的基础理论构造 |
| (二) 税收立法权的法律规制 |
| (三) 税收征收权的法律规制 |
| (四) 税收使用权的法律规制 |
| (五) 税收法治思维方式培养与依法问责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博期间学术成果简介 |
（9）中国社会养老保险城乡整合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1 导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1.1 大规模的城乡劳动力流动 |
| 1.1.2 城镇化和经济发展产生大量被征地农民 |
| 1.1.3 城镇基本养老保险“扩面”与农民工“退保”并存 |
| 1.1.4 城乡社会养老保险体系呈现“碎片化” |
| 1.2 研究意义 |
| 1.3 理论准备 |
| 1.3.1 二元经济理论与城乡统筹发展 |
| 1.3.2 养老金多支柱理论与实践 |
| 1.4 研究目标与内容 |
| 1.4.1 研究目标 |
| 1.4.2 研究内容 |
| 1.5 研究方法与创新 |
| 1.5.1 研究方法 |
| 1.5.2 创新点 |
| 2 研究综述 |
| 2.1 国外研究述评 |
| 2.1.1 研究养老金受益的流动性和便携性 |
| 2.1.2 研究普惠型社会福利 |
| 2.1.3 研究非缴费型养老金 |
| 2.2 国内研究进展 |
| 2.2.1 社会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研究 |
| 2.2.2 整合的必要性研究 |
| 2.2.3 整合的障碍因素 |
| 2.2.4 整合的制度设计或路径选择 |
| 2.2.5 国外的经验启示性研究 |
| 2.2.6 立法规范研究 |
| 2.2.7 农民工养老保险问题研究 |
| 3 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发展与整合 |
| 3.1 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历程回顾 |
| 3.1.1 1951～1983年：计划经济时代养老保险制度的初创 |
| 3.1.2 1984～1997年：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探索 |
| 3.1.3 1997年之后：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走向统一 |
| 3.2 城镇基本养老保险的制度框架 |
| 3.2.1 国发[1997]26号文件确立的制度框架 |
| 3.2.2 辽宁试点方案确立的制度框架 |
| 3.2.3 国发[2005]38号文件调整后的制度框架 |
| 3.3 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整合 |
| 3.3.1 扩大制度覆盖面 |
| 3.3.2 提高统筹层次 |
| 3.3.3 实施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 |
| 4 机关事业单位退休金制度改革与来自国外的启示 |
| 4.1 机关事业单位退休金制度改革回顾 |
| 4.1.1 1950～1957年：制度初创阶段 |
| 4.1.2 1958～1977年：统一调整和全面倒退阶段 |
| 4.1.3 1978～2007年：恢复与发展阶段 |
| 4.1.4 2008年以后：事业单位改革试点阶段 |
| 4.2 现行机关事业单位退休金制度的现状与存在的问题 |
| 4.2.1 传统的现收现付制单方筹资模式缺乏合理的分担机制 |
| 4.2.2 待遇确定型计发办法导致与企业之间退休金待遇差距大 |
| 4.2.3 单位管理体制放大了与其他群体养老保险制度的孤立 |
| 4.3 国外公务员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对中国的启示 |
| 4.3.1 国外公务员养老保险制度概况 |
| 4.3.2 国际改革趋势 |
| 4.3.3 国际改革经验及对我国的启示 |
| 5 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发展与整合 |
| 5.1 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历程回顾 |
| 5.1.1 1986～2001年：传统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兴衰 |
| 5.1.2 2002年以后：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探索 |
| 5.2 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规定与基本特点 |
| 5.2.1 《指导意见》的相关制度规定 |
| 5.2.2 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基本特点 |
| 5.3 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整合 |
| 5.3.1 由单一支柱到多支柱 |
| 5.3.2 实行“统账结合”的制度模式 |
| 5.3.3 与相关制度相衔接 |
| 6 城乡整合的主要障碍与现状 |
| 6.1 农村社会养老保障体系“碎片化” |
| 6.1.1 各地探索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存在很大不同 |
| 6.1.2 同一个地方针对不同对象的参保政策不统一 |
| 6.1.3 不同地方存在针对不同特殊群体的独立制度 |
| 6.1.4 同一地方农村社会养老保障体系碎片化 |
| 6.1.5 各地新农保基础养老金收入替代水平差距大 |
| 6.1.6 新农保地方财政补贴不规范 |
| 6.2 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存在转续难题 |
| 6.2.1 转续难的制度根源 |
| 6.2.2 现行制度规定不适应流动人口的参保要求 |
| 6.2.3 统筹层次不高限制了养老保险关系的转移接续 |
| 6.3 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和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之间存在很大差别 |
| 6.3.1 制度设计不统一 |
| 6.3.2 基金来源不相同 |
| 6.3.3 待遇标准有差距 |
| 6.4 社会养老保险现行管理体制制约 |
| 6.4.1 行政管理体制制约 |
| 6.4.2 财政补贴机制缺陷 |
| 6.4.3 信息化建设滞后 |
| 6.5 整合的进展与现状 |
| 6.5.1 城乡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衔接整合的最新进展 |
| 6.5.2 实现了新农保与城居保的统一 |
| 6.5.3 尚未解决的遗留问题 |
| 7 城乡整合的路径框架与政策选择 |
| 7.1 整合的三步走战略 |
| 7.1.1 第一步：分别进一步完善城乡社会养老保险制度 |
| 7.1.2 第二步：实现社会养老保险关系的城乡转移接续 |
| 7.1.3 第三步：合并城乡社会养老保险制度 |
| 7.2 整合农村碎片化社会养老保障体系 |
| 7.2.1 以新农保为基础构建制度模式统一和待遇标准灵活的大一统制度 |
| 7.2.2 以统筹城乡为改革导向 |
| 7.2.3 整合优化农村养老保障资源 |
| 7.3 实现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续 |
| 7.3.1 既得受益权在养老保险关系转续中的应用 |
| 7.3.2 基础养老金既得受益权的实现 |
| 7.3.3 赋予基础养老金既得受益权 |
| 7.3.4 政策比较与建议 |
| 7.4 建立公务员养老保险制度 |
| 7.4.1 公务员养老保险制度建立的原则 |
| 7.4.2 公务员养老保险体系的制度框架 |
| 7.5 实现社会养老保险城乡衔接转续 |
| 7.5.1 基于既得受益权的养老保险关系城乡转移接续方案设计 |
| 7.5.2 转续方案与当前政策的对比 |
| 7.5.3 政策涵义 |
| 7.6 大一统的城乡社会养老保险制度 |
| 7.6.1 制度模式 |
| 7.6.2 筹资模式及方式 |
| 7.6.3 待遇标准及计发办法 |
| 7.7 国民养老金财政负担规模测度 |
| 7.7.1 国内的相关研究 |
| 7.7.2 财政负担规模测度 |
| 7.7.3 测算结论 |
| 8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8.1 研究结论 |
| 8.2 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10）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研究 ——以全国性小说评奖为核心（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制度与文学制度研究 |
| 二、文学评奖与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 |
| 三、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研究的现状与问题 |
| 四、本论文的研究对象与基本设计 |
| 第一章 “前制度设计”:中国当代文学评奖的历史源起 |
| 第一节 中国现代文学评奖的三种机制 |
| 一、民间奖励机制的形成 |
| 二、文艺组织奖励机制的发挥 |
| 三、个人资助机制的产生 |
| 第二节 中国当代文学第一次评奖的制度构想 |
| 一、“无果而终”的构想 |
| 二、“广开言路”的求索 |
| 第三节 “十七年”时期中国当代文学评奖的重要收获 |
| 一、“墙外开花” |
| 二、“墙内凋敝” |
| 第二章 现代化诉求: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确立 |
| 第一节 新时期文学体制的重构 |
| 一、文学组织的恢复 |
| 二、文学刊物的复刊 |
| 三、文艺政策的调整 |
| 第二节 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创立 |
| 一、“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的开创性意义 |
| 二、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的创立 |
| 三、茅盾文学奖的创立 |
| 四、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初步建立 |
| 第三章 介入式探索: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演进 |
| 第一节 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革新 |
| 一、奖项设置的扩容与新创 |
| 二、评委组成的专业化与年轻化改革 |
| 三、评选机制的革新与奖评机制的形成 |
| 第二节 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拐点” |
| 一、制度“拐点”出现的缘由 |
| 二、被僭越的评奖制度 |
| 三、“反向”的艺术高峰 |
| 第四章 话语权博弈: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修正 |
| 第一节 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困局 |
| 一、公共生态与制度危机 |
| 二、自身存在与制度危机 |
| 第二节 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格局 |
| 一、多元评价主体的共生 |
| 二、多元评价标准的交锋 |
| 第三节 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的变局 |
| 一、奖项设置与干预机制 |
| 二、评奖标准与调节机制 |
| 三、评奖运作与创新机制 |
| 四、评奖纪律与回避机制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四、既是决定又是监督——法律工作者眼中的政府工作报告审议（论文参考文献）
- [1]地方人大监督司法案件制度实证研究[D]. 张旻. 上海交通大学, 2020(01)
- [2]文化自信视域下新中国铁路文化建设研究[D]. 邱铁鑫. 西南交通大学, 2020(06)
- [3]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研究[D]. 杜俊奇. 中国政法大学, 2020(08)
- [4]新中国成立初期湖南省长沙专区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研究（1949-1954）[D]. 孙延青. 湘潭大学, 2019(12)
- [5]中国共产党的纪律检查法治化研究[D]. 王磊.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4)
- [6]社会保险争议处理机制研究[D]. 杨复卫. 武汉大学, 2015(07)
- [7]地方人大重大事项决定权研究[D]. 王灿. 华东政法大学, 2015(04)
- [8]纳税人权利保护法治化研究[D]. 郝朝信. 南京大学, 2014(05)
- [9]中国社会养老保险城乡整合发展研究[D]. 王誉霖. 武汉大学, 2014(01)
- [10]中国当代文学评奖制度研究 ——以全国性小说评奖为核心[D]. 王鹏. 南京大学, 2014(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