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抗战时期甘肃工矿发展不力的原因

一、论抗战时期甘肃工矿业开发成效不高的原因（论文文献综述）

梁坤^[1]（2021）在《国民政府战时液体燃料统制研究（1937-1945）》文中研究表明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石油市场完全被英美国家的石油公司所垄断。外国石油公司掌控着中国能源供给的命脉,给中国的经济安全与国防安全带来了巨大风险。进入20世纪30年代,为应对经济危机与日本侵华危机,国民政府加紧经济备战,尝试统制以石油为代表的液体燃料资源。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沿海口岸逐步被日本封锁,石油供应陷入危机之中。为应对危机,国民政府借鉴战前的统制经验,实施液体燃料统制制度,逐步建构液体燃料统制网络。其中,液体燃料管理委员会是执掌统制事宜的核心机构,它经历了多次调整与变革。战时国民政府统制液体燃料的基本路径是由国家控制并配置这一战略资源,从开源与节流两个层面来增加资源供给与优化资源配置。统制网络的建构,推动了开源与节流工作的开展。从开源方面来看,国民政府首先是制定石油进口监管政策,从市场主导转向政府主导,在坚持商业性进口的同时积极争取政治性援助,“石油外交”成为外交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次是以“自力更生”为价值取向,采取“寓扶植于统制”的策略,推动国内石油工业、酒精工业及植物油炼油工业的发展,围绕增产工作颁布了一系列管制章则。影响国内液体燃料生产的核心因素是价格问题,而价格统制是液体燃料统制的关键抓手。国民政府施行的限价政策与行业追求合理利润的诉求发生了矛盾,价格形成机制及定价话语权成为了行业与政府反复博弈的焦点。从节流方面来看,它的目的是优先满足军事需求,压缩民间消费。其一是统制分配,由液体燃料管理委员会统筹分配、调剂供需,坚持以军用为导向。其二是统制消费,以发动节约汽油运动来干预个人消费行为,动员社会力量监督浪费现象。其三是查缉私油,以打击黑市的形式防止资源无序流动。不过,各环节统制工作的推进面临着多重阻力,其间充斥着供应与需求、军用与民用、中央与地方或明或暗的竞争与矛盾。战时液体燃料统制呈现出鲜明的阶段性特征,统制制度日渐完善,范围逐步扩大。然而由于政府作用的发挥很大程度上依赖蒋介石的个人权威,因此统制的个人化色彩颇为浓厚,液体燃料管理委员会的作用反而有弱化的趋势。从液体燃料统制的绩效来看,它一方面对支持抗日战争起到了重要作用,缓解了战时液体燃料危机,增强了国人抗战胜利的信心,提升了战时工业化水平。另一方面,液体燃料统制存在很大的局限性与缺陷,引发了工业界、社会舆论甚至是外国专家的不满,同时由于管制机构的内在困境、腐败问题、统制链断裂等缺陷妨碍了统制效能的充分发挥。国家权力干预经济运行是统制经济的主要特征,政府在经济发展中占据主导地位。不过,战时统制经济的运转并不是国家单向控制的结果,而是国家与社会双向互动所形塑的。国民政府与液体燃料行业之间既保持着合作关系,也存在博弈和“对抗”的现象。

康越良^[2]（2020）在《民国时期甘肃开发史研究综述（1980～2020）》文中研究指明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以后,随着政治、经济重心的西移,西南、西北地区掀起了开发热潮。甘肃作为战时西北的重镇,同样也是西北开发的重点地区,其开发活动取得了一定成效。改革开放以来,在全国修志工作和"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影响与推动下,有关民国时期甘肃开发史的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在资料汇编与综合性开发、农林水牧业开发、工矿交通业开发、商贸金融业开发、科教文卫事业开发研究等诸多方面成果丰硕。与此同时,现有研究成果仍存在研究重点不平衡、对甘肃开发的整体把握不足、缺乏比较研究等问题,尚有进一步拓展的空间。

史灵娟^[3]（2020）在《资源委员会与战时甘肃工矿业开发研究（1937-1945）》文中提出资源委员会是国民政府下属一个专门负责工业建设的机构,前身为1932年成立的国防设计委员会,1935年正式更名为资源委员会,主要负责国防重工业计划与经济建设。1937年,随着全面抗战爆发,东南沿海省份相继沦陷,工矿企业遭到严重破坏,资源委员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包括甘肃在内的大后方地区,进行重工业建设及特种矿产的开发。在此背景下,积极发展甘肃工矿业,以此来支援抗战,成为资委会开发甘肃的重要原因。战前,甘肃虽幅员辽阔,原材料资源丰富,但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落后,尤其是工业化程度较低。在资源委员会及甘肃省政府等部门的支持下,甘肃油矿局、甘肃矿业公司、甘肃煤矿局、兰州电厂、天水电厂、甘肃机器厂、甘肃水泥公司、甘肃酒精厂、华亭电瓷厂等企业建成并迅速投产。抗战结束后,国民政府将重心转向于接收沦陷区收复企业,资源委员会在甘肃的工矿开发活动急转直下趋于衰落。但是,这些企业从产品的研发、技术的创新、人才的培养等方面对甘肃工矿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一系列开发活动为争取全国抗战的胜利提供了一定的经济保障,改善了战前甘肃工矿业不合理的布局,为战后甘肃工矿业现代化建设作了一定程度上的铺垫。

武端利^[4]（2020）在《现代化的发轫与波折 ——清末陕甘新政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清末新政是近代中国早期现代化的重要阶段,也是探其历史过程及其经验、教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进入本世纪后,清末新政史的研究吸引了不少学者的关注,且进行了多维度的探讨,但其中所囊括的陕甘区域新政却没有引起足够的关注和研究。清末陕甘新政是该区域早期现代化运动的发轫和真正启动时期,不论是从清末新政史、中国早期现代化史,还是近代陕甘区域史的视角而言,都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尤其是该领域的研究尚有很多空缺,仍需要学术界进一步的努力开拓。有鉴于此,本文以清末新政为研究背景,以陕甘地区为研究对象,以现代化理论为依据,从区域现代化的角度尝试对该问题进行探索和研究。清末陕甘新政始于1901年底陕西宏道大学堂的成立,至辛亥陕西起义结束,历时近十年时间,其改革涵盖了军事、教育文化、实业和财政、交通、法政和预备立宪等多个领域。本文的结构由清末新政时期的陕甘社会与经济状况;清末陕甘新政与军事现代化;清末陕甘新政时期的教育文化革新;清末新政时期陕甘经济现代化;清末陕甘新政中的交通与邮政改革;清末陕甘警政创设与预备立宪这六个部分组成。社会与经济状况是清末陕甘新政的基础因素。文中从人口变化、地方经济、洋务运动的影响和地方督抚群体等多方面对清末陕甘社会与经济状况进行了分析,认为清同治朝以后由于战争和灾荒的影响,陕甘两省人口锐减,加剧了地方经济和财政的困难;洋务运动时期左宗棠虽然创立了几家洋务企业,但缺乏连续性和持久性,没有真正开启区域早期现代化;清末陕甘督抚群体思想保守且更动频繁,没有形成区域现代化的领导者。清末陕甘新政正是在这种区域社会与经济变动的历史背景下艰难启动,也因此带来了诸多的窒碍。军事现代化是清末陕甘新政最主要的革新内容。陕甘两省在裁撤原有旧军的基础上,各自编练了一协规模的新军力量,不论是在营制、装备、指挥上都有了根本性的变革。文中对清末陕甘军事变革的历史贡献和局限进行了分析:一方面陕甘两省在清末新政中建立了比较完善的近代军事体系,并通过创办军事学堂和外派留日学生,形成了一批具备近代色彩的知识群体;另一方面陕甘两省均未完成新军编练任务,且耗费巨大,造成了严重的地方财政负担,直接影响到了交通、教育、工矿业等其它领域的新政。出于革新风气、培育人才的目的,清末陕甘新政在教育文化方面进行了积极的创建,先后成立了宏道大学堂、陕西大学堂、甘肃大学堂等多所大学堂,创立了覆盖两省的中小学堂教育体系,建立了省级教育管理机构,开始有计划地向海外派遣留学生,为近代陕甘地区培养了第一批的留学人才。此外,两省又先后创立了多种官报和民办报纸,推动了区域风气的开通和思想的变革。文中认为清末陕甘新政在教育文化领域的创建,为陕甘早期现代化奠定了人才和思想的基础。清末新政时期陕甘工矿业的发展是在洋务运动零星遗存的基础上,利用两省丰富的资源进行了进一步拓展,创建了涵盖农业、轻工业、工矿业的多家近代化工厂,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实业发展制度和机构,聘请了一定数量的外国技术人才,并重视自有人才的培养,提高了近代陕甘实业的技术水平,形成了近代企业经营制度和商业意识。同时,为筹措新政经费缓解财政压力,陕甘两省采用增加捐税、裁官节费、推行统税的办法,对原有的税收制度进行了近代意义的改革,试图解决举办新政带来的财政困难。交通是推动早期现代化进程的基础性事业。清末新政时期陕甘的交通邮电事业在电报、铁路、邮政、航运、公路建设方面均有创建,但受制于地方财力、清政府规划的影响,仅有邮政、电报事业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兰州铁桥得以建成,其他如铁路、航运等均成效寥寥。文中对西潼铁路筹修的过程和失败原因进行了专门分析,认为西潼铁路是近代陕甘交通现代化中最关键的内容,该路未能开工修筑,阻碍了风气的开通和货物的转运,影响到整个清末陕甘新政的进程。清末新政时期的陕甘政治现代化主要集中于警政、司法和预备立宪。陕甘两省在清末新政中建立了近代巡警制度,并设立了警政管理机构,形成了初步的社会治安管理与服务职能;在司法改革方面,通过普遍设立审判厅、检察厅、改良监狱,建立起比较完整的近代司法体系,是近代陕甘司法改革的第一步;通过推广地方自治、投票选举议员、设立省级谘议局,士绅的民主意识得到了难得的一次教育和启蒙,推动了近代陕甘民主意识的发展。总之,清末陕甘新政在教育、军事、交通、工矿业、民主政治等领域进行了一定成效的建设和探索,推动了本区域乃至西北地区早期现代化的开展。同时,清末陕甘早期现代化的历程也说明,落后区域受制于地方经济条件、地域的风气、官吏的思想和作为、早期现代化路径和改革领域的选择,其现代化探索的历程更为艰难。本文通过对陕甘新政在清末新政中的地位、历史影响等问题的探讨,也将裨益于清末区域新政史,尤其是陕甘地区早期现代化史的进一步研究。

王欢^[5]（2019）在《20世纪30、40年代甘肃毛纺织工业发展研究》文中认为20世纪30、40年代,尤其是在抗日战争期间,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大部分纺织工业基地相继沦陷。这一时期,开发西北热潮掀起,甘肃毛纺织工业在外部因素的影响下,经历了一个短暂的高速发展时期。自然地理环境使得甘肃省内的畜牧业较发达,丰富的羊毛、驼毛成为地区发展毛纺织工业的主要原料资源。近代以来,甘省已成为西北羊毛贸易重镇。在开发西北的浪潮中,国人对西北发展毛纺织工业所需要的资金来源、厂址选择、生产技术、经营管理、人才培养等具体问题方面都有了一定的认识。在较短的时间内,甘省迅速引入了大量的资本和技术人才,这些因素都为之后毛纺织工业的蓬勃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甘肃省毛纺织工业在1942年以后进入高潮阶段,至1948年又迅速衰落。在这短短十几年的时间里,省内以兰州为中心的大多数市县都设立了纺织工厂,数量多达200多个。此外还成立了一批职业技术学校,培养了大量的纺织技术人才。这一时期在甘肃省毛纺织工业所占有的资本数量、工人数量以及设备等要素,在省内各项工业中位前列,极大地推动了当地的经济现代化发展,为新中国成立后甘肃成为毛纺织工业的重心奠定了基础。对成立的200多个毛纺织工厂进行梳理,本文认为20世纪30、40年代国人对发展现代甘肃机器毛纺织工业的探索实践中,积极吸收国外的经营理念,突出表现在生产技术革新、经营策略、产品销售、人才培养、制度建立、职工管理和福利等方面。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军政部第二制呢厂、雍兴公司兰州毛织厂以及西北毛纺织厂,从中可以看到现代工厂管理模式萌芽。其中,西北毛纺织厂是这一时期投入资金最多的工厂,并且全部生产工序都实现了机器化生产。由于抗日战争的爆发,而甘省地处抗战大后方,有支援抗战、供给战略物资的重任。甘肃毛纺织工业因此而受到各界重视,吸引了外部的大量资本和技术人才。而且由于当地工业基础和经济薄弱,政府和银行在毛纺织工厂的建立过程中起了主导作用。并因此在发展毛纺织工业的同时,能够同时统筹发展与纺织业相关的机器、电力等行业,在当地建立起完整的工业基础。但也是因为太过依靠外部力量,造成抗战结束后很多工厂迅速衰落。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迎来高速发展的同时,又遭受到战争和严重通货膨胀的危害。因此可以看出,此时甘肃毛纺织工业尽管发展速度快,但发展的时间短,所能得到的成效非常有限。

刘浩^[6]（2017）在《抗战时期国统区经济类展览会研究（1937-1945）》文中研究表明本文以全面抗战时期（1937年-1945年）国统区内举办的经济类展览会为考察对象,在充分挖掘相关原始资料与报刊杂志的基础上,试图分析出经济类展览会兴起的时代背景,叙述经济类展览会的筹备和举办经过,并且探讨这些展览会对国民政府所领导的“抗战建国”事业的影响。本文共分为四个章节,第一章简要介绍全面抗战时期国统区经济类展览会兴起的背景。抗战时期经济类展览会是中国近代展览会发展史上不可或缺的一环,本章首先回顾全面抗战爆发以前中国近代展览会事业的发展和演变状况。中国的近代展览会事业自晚清开始起步,经过清末民初长时段的发展,至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发展到顶峰,但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中国的展览会事业由于受到战争的破坏而一度陷入停滞。抗战时期国统区经济类展览会的重新兴办与国统区各界人士在“抗战建国”的指导下进行各种经济开发和建设活动密切相关,国统区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为经济类展览会的举办提供了重要的物质条件,而国民政府对于生产展览的重视,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经济类展览会的兴办。第二章根据经济类展览会陈列品内容的不同,将其划分为工业展览会、农业展览会以及综合性展览会三个类别,而后从每一个类别中挑选出具有代表性的大型展览会分别展开论述,最后总结国统区大型经济类展览会的特征。第三章用来探讨展览会与国统区社会经济的关联。在本章节里通过工业展览会来分析战时国统区的工业科技发展水平,通过农业展览来分析展览会对国统区农业改良和推广所起到的作用,通过展览会前后时人所发表的文章来分析展览会所传播的经济思想。第四章用来探讨展览会与政治的关联。在本章节里通过对展览会上所发表之开幕词和训词、所展示之宣传物、所举办之游艺活动的解读,来分析国民政府通过展览会所做的“抗战”宣传和“党化”宣传。通过以上四部分的论述,可以看出,国民政府在全面抗战时期推行的“抗战建国”政策促进了国统区经济类展览会的兴起,而各种经济类展览会的举办,不仅反映了战时国统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面貌,还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民众的生产建设热情和战斗意志,增强了国民“抗战建国”的信心,并且强化其对国民政府的认同感。

张旭杨^[7]（2016）在《广西抗战损失研究 ——以桂林、柳州、梧州和南宁为重点》文中指出全面抗战爆发后,桂省人民为赢得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牺牲,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本文以历史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为基础,结合统计学、计量史学、社会学、心理学及区域理论等交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选取“广西抗战损失研究——以桂林、柳州、梧州和南宁为重点”为论题对广西四大城市抗战损失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尝试性探析和回答。全文共分五大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在系统地梳理20世纪30年代至今中国（包括广西）抗战损失史研究状况的基础上作了简评,进而指出本文的选题缘由和意义及所运用之理论和方法,并结合前人研究成果对“抗战损失”概念进行了界定。第二部分回顾战前和战时广西四大城市的社会经济成就,主要分为农业、工商业、手工业、交通事业四大部分进行论述,并进一步探析日军入侵与四大城市战前战时社会经济中心转移的关系。第三部分揭露日军入侵四大城市时的罪行,主要通过日军在四大城市的政治统治和七大暴行来反映,并阐述了个人对于日军在四大城市统治、暴行和掠夺的基本认识。第四部分包含三章,意在理清整个抗战时期四大城市的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情况。其中第三章梳理桂南沦陷期间四大城市中沦陷的南宁一地的损失,第四章理清广西第二次沦陷期间四大城市的人口和财产损失,第五章在第三、四章的基础上指出战时和战后广西省政府抗战损失调查的缺陷,并对此作了进一步的补充,最终总结了整个抗战时期四大城市的损失总概况。第五部分评析了四大城市的抗战损失。即在考量四大城市抗战损失的程度、特点、原因的基础上,重点考察了四大城市抗战损失对四大城市乃至广西带来的巨大影响。

王荣华^[8]（2014）在《危机下的转机 ——国民政府时期的西北经济开发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研究以时间为经,以西北五省和主要领域为纬,主要论述在战前与战时各省在交通、水利、移民垦殖及工业四个开发呼声最高,成效最为显着,对西北地区影响最巨的经济开发活动。本研究力图以危机的视角,通过文本来考察和分析经济开发的背景、起因、过程、结果和特点,探究其未臻理想的原因。本研究所论述的危机包含西北地区内部危机与外部危机及其互相交织的各种危机。战前西北最严重的内部危机是1928-1933年大旱灾,但此一时期尤其是1931年以前,国民政府对西北的政策以救济旱灾为主,而少有实际举措。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外患日益严重,国家危机逐渐明朗化并日渐加深,为了应对此一危机,国民政府提出了“开发西北”的口号,出现了第一次开发热潮。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面临的危机更加严峻。为了救亡图存,早日取得战争胜利,恢复统治区域,国民政府只能在战争状态对控制下的西南与西北予以有限度的开发建设。战争初期的工厂内迁为后方经济注入了强大的新生力量,带动了相关产业的进步。进入相持阶段后,对外军事压力稍有纾缓,而此时国共合作出现裂痕,国民政府对中国共产党扎根的西北地区的注意力迅速上升。滇缅路被切断后,西北国际通道重要性增加,西北的政治地位再次被提升。在国民政府的努力下,新疆问题也得到解决,开发亦属必然。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忙于战后复员与接收,对于西北经济建设无暇顾及,内战风云急起,各项经济举措及计划只能让位于“更大的”政治,无形中大大放缓了建设的步伐或停顿下来。本文认为,国民政府时期的西北经济开发是一项国民政府主导下的时间较长、范围广阔、门类众多、成效较大、影响深远的活动。从目的性而言,并不是纯粹的经济活动,而带有很强的政治性。对西北地区而言,社会经济获得较大发展,基础设施有了较大改善。过度强调军事性掩盖了开发的经济性,亦折射出军事性对经济性的妨碍与消解。就时间而言,是近代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这一过程未因战争而中断,成果更为显着。就开发领域来说,在传统模式中注入了新的时代因素,虽然规模有限,但开创性不容忽视,并且这些领域都是步入现代社会不可或缺的必要元素,也是进一步发展的基石,符合历史发展潮流。西北经济开发未能取得当时人们期许的更大成效,其原因有如下诸端：第一缺乏一个民主、高效的政府及和平稳定的政治社会环境来保证开发活动有序、顺利地进行,这是最根本的原因；第二,西北地区自然条件较差,无交通区位优势,经济情势要想在短期内有根本改观殊不可能；第三,国民政府及西北各地方政府无力投巨资进行这一需巨大人力、财力、物力的活动；第四,虽然制定了各种计划,但缺乏统一的领导机关和系统的机构来指导开发；第五,极强的军事性妨碍了经济开发的效果；第六,各级各类教育落后,专业人才缺乏；第七,国民政府兼顾西南与西北开发,而开发西北与开发西南相比,并不占优。国民政府时期乃至近代以来西北地区经济发展轨迹显示出,西北乃至后发展地区的发展动力主要来自于中央政府的重视程度,及其背后各种各样的危机,危机在西北地区的经济开发中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危机越严重,西北地位的重要性上升越快,则越能得到中央政府的重视,随之开发的力度也越大,取得的开发成果也越丰富。反之则越小,以至于无。交织在一起的重重危机促成了经济开发活动,即所谓“危机下的转机”。西北及后发展地区没有持续地被中央政府重视甚至被长期漠视,没有持续的政策支持,因此得不到持续的发展,这是导致西北逐渐落后的主要原因,而一旦被重视,则会极大地推动这一地区的快速发展。

史玉发^[9]（2010）在《近代察哈尔地区手工业、工业发展状况初探（1840-1952）》文中提出手工业（包括部分行业的机器工业）的发展是推动近代察哈尔地区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它标志着察哈尔地区从传统的农业社会逐步向工业社会转变——尽管这种转变是十分缓慢和艰难的。手工业的发展使近代察哈尔地区经济与社会发生了某种程度的变化。这种变化主要体现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开始瓦解,传统的政治结构开始动摇,人们的思想观念开始发生一定程度的变化。可以说,手工业的发展是近代察哈尔地区经济与社会新陈代谢的推动力量,它初步改变了近代察哈尔地区经济与社会的封闭、保守、落后的状态。本文在前人和今人研究的基础上,对近代察哈尔地区的手工业发展做了比较系统的论述与分析。全文共分三部分：首先,分门别类地叙述察哈尔地区重要的手工业发展状况,以便从微观上把握近代察哈尔地区的手工业发展现状,能够更深入、更具体地了解近代察哈尔地区手工业兴衰原因。其次,从宏观上把握近代察哈尔地区手工业的兴衰原因,最后为近代察哈尔地区手工业发展的历史启示与结论,表明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要想通过发展工业,求得国强民富,几乎就是一个幻想。没有一个独立、自主、富强和统一的新中国,是不可能实现工业化的。察哈尔地区的工业化是一个长期的、系统的工程,它需要国家的独立、政府强有力的政策保障、社会的安定、工人生活条件的改善、教育科技的发展与普及、现代金融体系的健全、交通条件的改善、完善发达的市场和各界的大力支持等。回顾历史,通过近代察哈尔地区手工业发展所走过的艰辛的历程,再一次表明了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推翻三座大山,建立起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察哈尔地区的工业化才有希望。

刘强^[10]（2010）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河西开发主张与实践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民国初期,河西政局动荡,军阀混战,无暇顾及河西建设。“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提出把西北作为抗战建国的根据地,河西在西北的战略地位也被重新认识,各行各业有识之士提出了各具特色的河西开发主张,国民政府派遣考察团,提出了一些切实可行的开发方案,开展了一定规模的建设活动。本文拟对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河西开发主张及其实践进行梳理,力图揭示河西开发主张的特点与实践中的经验教训,从中得出一些规律性的认识,以为当前的河西开发决策提供一些历史借鉴。本文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明确界定了开发、河西的概念,系统回顾了该方面课题的研究现状,列举了研究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河西开发的资料及索引,并简要阐述了文章的选题目的及意义。第二部分论述了河西开发的历史背景,包括河西在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建制沿革、政治经济社会状况。第三部分介绍时人的河西开发主张、国民政府的河西开发原因、过程。第四部分归纳河西开发的特点、开发成效不高的原因,并总结其经验教训。

二、论抗战时期甘肃工矿业开发成效不高的原因（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论抗战时期甘肃工矿业开发成效不高的原因（论文提纲范文）

（1）国民政府战时液体燃料统制研究（1937-1945）（论文提纲范文）

（2）民国时期甘肃开发史研究综述（1980～2020）（论文提纲范文）

（3）资源委员会与战时甘肃工矿业开发研究（1937-1945）（论文提纲范文）

（4）现代化的发轫与波折 ——清末陕甘新政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20世纪30、40年代甘肃毛纺织工业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抗战时期国统区经济类展览会研究（1937-1945）（论文提纲范文）

（7）广西抗战损失研究 ——以桂林、柳州、梧州和南宁为重点（论文提纲范文）

（8）危机下的转机 ——国民政府时期的西北经济开发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近代察哈尔地区手工业、工业发展状况初探（1840-1952）（论文提纲范文）

（10）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河西开发主张与实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论抗战时期甘肃工矿业开发成效不高的原因（论文参考文献）

• [1]国民政府战时液体燃料统制研究（1937-1945）[D]. 梁坤. 南京师范大学, 2021
• [2]民国时期甘肃开发史研究综述（1980～2020）[J]. 康越良. 天水师范学院学报, 2020(06)
• [3]资源委员会与战时甘肃工矿业开发研究（1937-1945）[D]. 史灵娟. 西北师范大学, 2020(01)
• [4]现代化的发轫与波折 ——清末陕甘新政研究[D]. 武端利. 陕西师范大学, 2020
• [5]20世纪30、40年代甘肃毛纺织工业发展研究[D]. 王欢. 天津师范大学, 2019(01)
• [6]抗战时期国统区经济类展览会研究（1937-1945）[D]. 刘浩. 华中师范大学, 2017(02)
• [7]广西抗战损失研究 ——以桂林、柳州、梧州和南宁为重点[D]. 张旭杨. 广西师范大学, 2016(05)
• [8]危机下的转机 ——国民政府时期的西北经济开发研究[D]. 王荣华. 南京大学, 2014(03)
• [9]近代察哈尔地区手工业、工业发展状况初探（1840-1952）[D]. 史玉发. 内蒙古大学, 2010(01)
• [10]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河西开发主张与实践研究[D]. 刘强. 兰州大学, 20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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