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迅速在基层推广新生儿窒息复苏适宜技术的必要性（论文文献综述）
肖雄[1]（2021）在《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目的:研究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至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前十七年间,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领导的针灸推广运动从开始实施到广泛普及的历史进程,勾勒针灸推广运动的社会图景;结合时代背景、政治动因、社会环境等进行历史分期研究,探讨不同历史时期针灸推广运动的阶段性特点;剖析针灸推广运动数次高潮起伏的原因及国家力量在其中起到的作用,并对运动中的典型事例进行个案研究;全面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为相关卫生政策的制定和针灸（中医）工作进一步开展提供参考。方法:在掌握丰富史料和文献材料的基础上,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指导,综合运用历史研究法和文献研究法,对新中国成立以来至“文化大革命”全面开始前在中国大陆地区开展的针灸推广运动全过程进行系统考察,力求再现“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的基本历史面貌。同时,结合这一时期政治动因、政策环境和社会文化背景的变迁,采用分析归纳法、比较研究法和数据统计法等,对“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数次高潮的发生原因、主要内容和阶段性特色进行研究;并运用个案研究法、历史考据法对针灸推广运动中产生的技术革新和典型临床运用进行分析考察。成果:将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置于宏大历史叙事角度下,分析领导组织力量、参与群体、学习内容、推广方式诸要素,全面考察了针灸推广运动的社会图景,客观再现了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的基本史实。确定了针灸推广运动开始的时间与标志性事件;将推广运动分为四个历史时期:针灸推广运动初期（1951年2月《人民日报》发出号召至1954年中医政策调整之前）、中期（1954年中医政策调整后至1958年“大跃进”正式发动前）、高潮期（1958年“大跃进”正式发动至1962年底）和后期（1963年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前）,并分别客观分析、总结了各时期的阶段性特色和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对“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中出现并普及使用的电针、水针、耳针、梅花针四种典型新针法和针灸治疗疟疾、针灸治疗血吸虫病、针刺治疗阑尾炎、针刺治疗聋哑四项典型临床运用进行个案研究和历史考证。重新梳理了电针在我国的发展历史与推广情况,水针发明过程、代表人物及推广情况,耳针被介绍至国内并被推广和经典化的过程,梅花针的发明、推广应用与更名争议等。从国家政策和卫生建设需要的角度分析研究针灸推广治疗疟疾和血吸虫病的史实;梳理了针刺治疗阑尾炎的历史进程;并对针刺治疗聋哑的发明情况、政治推动因素等进行了考察。同时,对针灸推广运动中出现的“针灸休克”治疗精神病、首例针刺麻醉的学术争议以及“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对“文化大革命”时期针灸工作的影响等问题进行了历史研究。从国家建设、政治领导、针灸特质等角度深度剖析了“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得以实施的原因;总结归纳了针灸推广运动的政治特点和组织特点;考察了针灸推广运动对不同参与群体在思想意识、政治品格和医学认知等方面的影响,以及对当代针灸发展和国家卫生建设的影响;客观总结了“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的历史经验和教训。结论:“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是新中国成立后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中医药参与卫生建设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典型事例,在不同历史条件和环境下呈现出阶段性特色和数次高潮起伏。其不仅是一项卫生工作,振兴并重塑了中国针灸学和当代针灸业;更被上升为国家行为和政治任务,产生了广泛、深远的社会影响。新中国卫生建设与国家治理的客观需要,中共领导人对针灸的信任与重视和针灸疗法“多、快、好、省”的特质是这场针灸推广运动得以实施的重要原因。坚持依靠党的领导和政治保障,采用培养骨干、层层推广的模式以及大力开展群众性运动是针灸推广运动的主要特点。通过针灸推广运动,针灸医师接受了社会主义政治规训和现代医学知识,改变了传统从业与受业方式;西医接受了政治身份的重新塑造,培养了无产阶级政治品格,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对待中医的态度;普通民众增强了对针灸的认知,基层、边远地区人民的卫生健康得以有更多医疗保障。针灸推广运动也影响了疗法自身的形塑,使针灸学走向科学化、有了更为丰富的内涵。“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为当代针灸的传承发展和广泛应用奠定了基础,参与构建了新中国中医药事业基本框架;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新中国的卫生面貌,有助于强化政治宣传,巩固国家治理。其历史经验在于:自上而下、分级培养、逐步扩大的推广模式值得借鉴,推广中医疗法有助于增进社会主义医疗福祉,保障人民健康。其历史教训提示:医学技术推广工作应贴合实际需要,统筹规划,以科学为依归;同时应科学使用行政手段,注意过度行政干预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研究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有助于深化考察中共领导下的中医工作和新中国卫生事业建设,可为当代针灸及医疗卫生技术的进一步普及、中医工作开展和促进中医药走向世界参与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提供参考。
宋子昕[2]（2021）在《20世纪上半叶北京浴堂研究（1900-1952）》文中研究表明所谓浴堂是指供人洁身沐浴之场所。浴堂的发展在古时与宗教仪式及庶民文化联系颇深。进入20世纪,北京的公共浴堂发生了重大变革,其社会功能、经营模式、行业组织、使用设备、顾客群体与以往相比截然相异。这一时期,北京代浴堂的发展沿革可以简单划分为五个阶段:1900——1911年,北京浴堂快速发展阶段;1912——1927,北京浴堂繁盛阶段;1927——1937,北京浴堂沉浮阶段;1937——1949,北京浴堂衰落阶段;1949——1952,北京浴堂回暖恢复阶段。20世纪上半叶北京浴堂行业的演变与城市现代化进程推进、社会经济起伏、卫生观念普及、民众生活习惯变迁联系紧密,浴堂在这一时期可以被视为这样一个空间——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因素并存于其中,国家、政府、社会进步人士、浴堂从业者、浴堂消费者皆对其有着基于自身需求的建构。因此研究北京浴堂可以管窥20世纪上半叶北京城市中公共场所及小商业的发展模式及行业依托。对北京浴堂进行自下而上的微观考察能够从另一个维度上理解20世纪上半叶的北京社会,获知近代北京的经济环境、政治环境及文化环境。以浴堂这一社会基层单位为切入点,分析其中不同群体的活动亦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微观层面的个体经验、实践与宏观社会进程的关系及相互作用。浴堂行业的发展得益于城市的现代化进程,20世纪以来,自来水、电气设备、日化产品等现代产物在北京的浴堂中普及开来,现代技术改变了浴堂的生产方式,与此同时浴堂的资本组织形式、产权结构、经营手段也相应调整。在浴堂广泛使用现代设施的时候,其运营成本也会相应提高,因此各浴堂不得不开源节流,甚至无视政府颁布的诸项规定。浴堂与政府不断地协调互动又常发生冲突,这点在社会经济困难时期体现的尤为明显。二者产生矛盾的根源在于双方对浴堂不同功能的侧重:政府注重浴堂的卫生功能,浴堂则偏重于追求更多的利润。现代化带来了社会结构的调整,雇佣制度的变化、顾客消费核心需求的转移,社会价值观念的变革,这些变化改变了浴堂业的生产体系,亦影响了浴堂伙计的生存实践。具体而言,社会结构的调整改变了浴堂的消费群体与消费需求,这直接导致浴堂经营模式的变化——服务质量成为决定浴堂收益的重要指征。为了保证服务质量,浴堂行业构建了工资制度,以行业内伙计的生存为条件,强迫他们提高服务水准。在此约束之下,伙计为了生存,不得不市侩殷勤以赚取更多小费,形成了浴堂业独有的服务方式、工作态度与营生技巧,他们的生存实践在一定程度上反作用于浴堂的行业体制。浴堂经营者为了逐利,浴堂伙计为了生存,出于维护各自利益,浴堂同业公会与浴堂职业工会便应运而生。不同于传统的行会,北京浴堂同业公会是在行业资本化的趋势之下,以各店家共同的经济利益为基础而设立,其主体是各店铺的经营者,为了保障自身的经济收益,他们尽可能地降低伙计数量,延长其工作时间。因此同业公会的存在使得浴堂内部劳资双方的矛盾更加尖锐。在此情形下,浴堂伙计为了生存,便合力抵抗资方压迫,开始组建浴堂职业工会。职业工会的出现增强了工人店伙群体在浴堂行业中的地位,改善了工人的生活待遇,平衡了资方与工人之间的矛盾。城市公共卫生事业的开展,市民卫生意识的提高使得浴堂成为20世纪上半叶北京市重要的公共场所。与此同时,国家也试图凭借对城市的卫生改良将自己的权力传达到基层,浴堂既是政府施政的对象,又是政策实施的场所。但国家权力通过城市改良、卫生行政来介入城市基层事务的意图并非顺水推舟,政府虽然针对浴堂制定了一系列管理规定,着力建设平民及女性浴所,但效果均不尽如人意,这些政策及规定常受到来自浴堂经营者、从业者及顾客的巨大阻力。浴堂的卫生改良并不单纯是公共健康问题,浴堂并非像政府想象的那样,能够顺利成为既卫生廉价,又能“批量生产”干净整洁、遵纪守法市民的公共场所,其中还包含有浴堂经营状况、民众消费观念、行政机关经费等诸多变量。在推行现代化政策、改良城市面貌的过程中,城市移民人口大量增加,居民成分复杂,这使得城市肮脏、拥挤、贫困,充斥着犯罪、不良行为。暗娼、偷窃、赌博、毒品等问题同样在浴堂中滋生。对这些社会问题的治理力度不可谓不大,甚至还常会有矫枉过正的现象发生,但北京浴堂盗窃、嫖娼等案件依旧频频发生。社会问题屡禁不止的根源在于社会环境而非问题本身。现代社会意识、公共道德、现代劳动薪酬制度与时人传统惯习之间的矛盾是社会问题发生的主要原因,此外殖民者的文化介入等因素对其亦有影响。近代中国社会变革之际,作为社会体制得以存续的介质,日常生活逐渐受到国家、政府及社会进步人士的关注,成为推进现代化进程的主要场域,以及国家权力支配、组织的重要对象。对人们沐浴经验的改造是这一趋势的范例,改造方式是将沐浴行为与现代的社会价值观念关联,将浴堂、浴室及沐浴行为赋予平等、自由、健美、文明等现代意义,并通过重复单调的日常生活内化于人们的意识中,以为世人所接受。其实现途径是制造闲暇时间与构建消费观念,前者意图将沐浴规律化、惯习化、日常生活化,后者旨在通过引导人们对沐浴的需求来传递现代日常生活的价值观。但这种尝试在实施层面中存在一系列的问题和分歧。浴堂中并非自由平等,其中阶级分明,闲暇会带来如“有闲阶级”、“不劳而获”等不被时人称道的世风,消费则培养起人们崇奢心理。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中存在着很多非政府、社会进步人士本意与预期的情形,这些歧义自然也会体现在浴堂中。浴堂中充斥着政府与浴堂店家、资方与劳方、店伙与顾客、国家权力与个体实践之间的对抗,不过这些对抗并非总是发挥着消极作用,其也会改变执政者们的政策,调节社会资源的分配,形成人们对社会的认知。政府所制定的每一个政策,浴堂店家、伙计、顾客对政策的每一次回应,政府与社会进步人士对这些回应的反思与治理,都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必经环节。中国的现代化并非是单方面受西方经验的影响,其自身亦有腾挪的空间。
陈桂娴[3]（2021）在《毕节市孕产妇死亡情况分析（2010-2020）及阶梯式亚专科培训模式在重症孕产妇救治中的效果探讨》文中指出第一部分毕节市孕产妇死亡情况分析（2010—2020）研究目的:通过2010—2020年贵州省毕节市孕产妇死亡监测数据（231例）的回顾性分析,了解此地区孕产妇死亡的主要原因及变化趋势,为提出有效地降低孕产妇死亡的干预措施提供参考依据。研究对象与方法:收集毕节市所有县区（包括:七星关区、大方县、威宁县、织金县、纳雍县、赫章县、金沙县、黔西县）从2010年—2020年间231例死亡孕产妇的死亡报告卡、死亡调查资料、孕期保健手册、住院病历和各级专家评审资料。按照国家孕产妇死亡监测方案,通过毕节市妇幼卫生三级保健网收集孕产妇死亡数据。所有死亡个案均按乡（镇）医院—县妇幼保健院—市妇幼保健院上报。由毕节市各县妇幼保健机构专人负责现场调查、核实孕产妇死亡个案、填写死亡报告卡和原始病历复印件。组织县级孕产妇死亡评审,分析死亡原因,汇总评审资料上报市妇幼保健院;市妇幼保健院再组织市级孕产妇死亡评审,将结果进行统计分析。实施逐级质控,从而保证资料的准确与可靠。采用Excel2010软件进行数据处理,计数资料以相对数表示,采用统计表进行描述性分析。结果:1.2010—2020年毕节市孕产妇死亡共231例,可避免死亡为196例（占84.85%）。2.2010至2020年,毕节市孕产妇死亡率总体呈下降趋势。3.2010—2020年毕节市孕产妇死亡原因正在发生变化,直接产科原因所致的孕产妇死亡比例逐年减少,间接产科原因呈逐年上升趋势。4.死亡孕产妇具有普遍文化程度较低、收入不高、多数为经产妇并有多次孕产史的特点。5.死亡孕产妇中分娩地点和死亡地点相对集中于县级医院。结论:1:通过分析2010—2020年贵州省毕节市孕产妇死亡情况,孕产妇死亡率呈下降趋势,得益毕节市政治、经济、医疗的综合实力提高。2:在政治、文化充分发展的当今社会,进一步深层次降低孕产妇死亡需要从提升医护人员的医疗救治水平入手,不断提高各级重症孕产妇专业技术水平、加强多学科协作的能力。第二部分阶梯式亚专科（重症孕产妇救治）培训模式在重症孕产妇救治中的效果探讨研究背景:产科急诊具有不可预测和病情发展迅速的特点,在任何时间和任何地点都可能发生。这对专科医师要求高,需要经过长期的培训才能独立完成相关工作,因此迫切需要建立重症孕产妇救治亚专科的培训提高产科医生对危急重症孕产妇的识别和救治能力,降低孕产妇死亡率。欧美等国家的亚专科医师规范化培训制度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但因存在环境和教育制度的差异性不可一味的照搬。我国目前的产科重症救治亚专科培训起步时间短,各级医院救治水平参差不齐,实践经验不足并存在较大的差别,基层医生数量多,工作压力大,暂时难以全面铺开实现医疗的同质化。自上世纪实行的“医生进修制定”进行的亚专科培训的模式在一定时期起到较好的作用,但也存在较多的不足和时代局限性,总体培训效果稍欠佳,不能完全适应新时代的重症孕产妇救治亚专科的专业需求。另外近几年衍生出的各类学术会议也是目前对于亚专科培训的一种模式,缓解了之前对新技术,新项目的推广,交流的局限,对亚专科学术繁荣起到积极的作用。但是以会议形式进行专科培训存在培训时间短、缺乏交流与思考、操作实践机会欠缺等不足。因此,我们现迫切需要建立一套符合我国国情的可行性强的妇产专科医师培训模式,不断提高我国妇产专科医师的岗位胜任力,提升重症孕产妇的救治能力,降低孕产妇死亡率。本研究基于毕节示范区开展重症孕产妇救治亚专科医师培训模式,旨探讨以分层阶梯式为导向的培训模式在基层医师培训效果评估和对当地重症孕产妇救治的临床效果观察。研究目的:借助国家脱贫攻坚政策,在毕节示范区实施重症孕产妇救治阶梯式亚专科培训模式,探讨该模式对于临床医师培训效果及对当地重症孕产妇救治的临床效果。研究对象与方法:1.研究对象1.1骨干师资资料在省级师资（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的带领下,毕节市妇幼保健院联合毕节市卫计委,经过协商和讨论,拟在毕节本市内选派19名产科医生作为“骨干师资”到广州市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进行强化培训,比较培训前后的效果。1.2.产妇的临床资料2020年6月以广州市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为依托,在贵州省毕节市开展重症孕产妇救治阶梯式亚专科培训模式,培养市级产科重症救治骨干,并持续深入到各县个乡镇的所有助产机构。观察该培训模式对孕产妇临床相关质控指标的效果,对2020年全年在本地区分娩的孕妇数据进行分析,了解各项产科质控指标的变化以及母儿结局的分析。2.研究方法2.1建立省级重症孕产妇救治亚专科培训（大湾区母胎医师培训学院-产科重症模块化培训）。2.2建立市级（毕节市）重症孕产妇救治培训基地。2.3建立毕节市各县区重症孕产妇救治技术培训站,持续开展孕产妇救治基层培训。3分析指标3.1采用横断面对比分析方法探讨培训模式的效果,将“骨干师资”的基本资料、理论考核和技能考核成绩进行统计分析;本论文统计学分析采用SPSS20.0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量资料采用平均值±标准误（x±SEM）表示,符合正态分布者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上述检验以P<0.05判定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3.2将两组孕妇的产科质量报表资料:重症孕产妇人数、产后出血人数、严重产后出血人数、羊水栓塞人数、子痫人数、阴道分娩产钳助产人数、足月新生儿窒息人数、孕妇死亡率等采用Excel 2010软件进行数据处理,计数资料以相对数表示,采用统计表进行描述性分析方法探讨阶梯式为导向的培训模式母儿结局的影响分析。4结果:4.1基层培训医师的资料培训前学员的平均理论成绩为62.947±3.270分,培训后学员的平均成绩为81.7737±4.057分,培训后的笔试成绩较前提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与培训前相比,培训后的技能成绩也有提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4.2孕妇临床资料4.2.1 2020年1-12月份毕节市阴道分娩产钳助产率、新生儿窒息复苏成功率整体呈上升趋势,全市下半年的阴道分娩产钳助产率、新生儿窒息复苏成功率明显高于上半年。4.2.2 2020年1-12月份毕节市产后出血率、严重产后出血率、子痫发生率、羊水栓塞率、社会因素剖宫产率整体呈下降趋势,毕节全市下半年的产后出血率、严重产后出血率、子痫发生率、羊水栓塞率、社会因素剖宫产率明显少于上半年。4.2.3 2020年1-12月危重症孕产妇发生率和新生儿窒息率整体走向趋于平稳,下半年的危重症孕产妇发生率和新生儿窒息率较上半年无明显降低。4.2.4孕产妇死亡率毕节市2020年的孕产妇死亡率为12.62/10万,较毕节市2010年下降了19.48个百分点。5.结论:5.1采用重症孕产妇救治阶梯式亚专科培训模式可以明显提高基层产科医护人员的专业知识的技能,并改善危重症孕产妇的妊娠结局（产后出血抢救成功率,严重产后出血发生率,子痫前期并发症的发生率,羊水栓塞发生率,孕产妇死亡率,新生儿复苏救治成功率等）。5.2孕产妇的死亡率明显较往年下降。5.3危重症孕产妇的总体发生率与新生儿窒息发生率未有明显改变。
陈桂娴[4]（2021）在《毕节市孕产妇死亡情况分析（2010-2020）及阶梯式亚专科培训模式在重症孕产妇救治中的效果探讨》文中研究表明第一部分毕节市孕产妇死亡情况分析（2010—2020）研究目的:通过2010—2020年贵州省毕节市孕产妇死亡监测数据（231例）的回顾性分析,了解此地区孕产妇死亡的主要原因及变化趋势,为提出有效地降低孕产妇死亡的干预措施提供参考依据。研究对象与方法:收集毕节市所有县区（包括:七星关区、大方县、威宁县、织金县、纳雍县、赫章县、金沙县、黔西县）从2010年—2020年间231例死亡孕产妇的死亡报告卡、死亡调查资料、孕期保健手册、住院病历和各级专家评审资料。按照国家孕产妇死亡监测方案,通过毕节市妇幼卫生三级保健网收集孕产妇死亡数据。所有死亡个案均按乡（镇）医院—县妇幼保健院—市妇幼保健院上报。由毕节市各县妇幼保健机构专人负责现场调查、核实孕产妇死亡个案、填写死亡报告卡和原始病历复印件。组织县级孕产妇死亡评审,分析死亡原因,汇总评审资料上报市妇幼保健院;市妇幼保健院再组织市级孕产妇死亡评审,将结果进行统计分析。实施逐级质控,从而保证资料的准确与可靠。采用Excel2010软件进行数据处理,计数资料以相对数表示,采用统计表进行描述性分析。结果:1.2010—2020年毕节市孕产妇死亡共231例,可避免死亡为196例（占84.85%）。2.2010至2020年,毕节市孕产妇死亡率总体呈下降趋势。3.2010—2020年毕节市孕产妇死亡原因正在发生变化,直接产科原因所致的孕产妇死亡比例逐年减少,间接产科原因呈逐年上升趋势。4.死亡孕产妇具有普遍文化程度较低、收入不高、多数为经产妇并有多次孕产史的特点。5.死亡孕产妇中分娩地点和死亡地点相对集中于县级医院。结论:1:通过分析2010—2020年贵州省毕节市孕产妇死亡情况,孕产妇死亡率呈下降趋势,得益毕节市政治、经济、医疗的综合实力提高。2:在政治、文化充分发展的当今社会,进一步深层次降低孕产妇死亡需要从提升医护人员的医疗救治水平入手,不断提高各级重症孕产妇专业技术水平、加强多学科协作的能力。第二部分阶梯式亚专科（重症孕产妇救治）培训模式在重症孕产妇救治中的效果探讨研究背景:产科急诊具有不可预测和病情发展迅速的特点,在任何时间和任何地点都可能发生。这对专科医师要求高,需要经过长期的培训才能独立完成相关工作,因此迫切需要建立重症孕产妇救治亚专科的培训提高产科医生对危急重症孕产妇的识别和救治能力,降低孕产妇死亡率。欧美等国家的亚专科医师规范化培训制度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但因存在环境和教育制度的差异性不可一味的照搬。我国目前的产科重症救治亚专科培训起步时间短,各级医院救治水平参差不齐,实践经验不足并存在较大的差别,基层医生数量多,工作压力大,暂时难以全面铺开实现医疗的同质化。自上世纪实行的“医生进修制定”进行的亚专科培训的模式在一定时期起到较好的作用,但也存在较多的不足和时代局限性,总体培训效果稍欠佳,不能完全适应新时代的重症孕产妇救治亚专科的专业需求。另外近几年衍生出的各类学术会议也是目前对于亚专科培训的一种模式,缓解了之前对新技术,新项目的推广,交流的局限,对亚专科学术繁荣起到积极的作用。但是以会议形式进行专科培训存在培训时间短、缺乏交流与思考、操作实践机会欠缺等不足。因此,我们现迫切需要建立一套符合我国国情的可行性强的妇产专科医师培训模式,不断提高我国妇产专科医师的岗位胜任力,提升重症孕产妇的救治能力,降低孕产妇死亡率。本研究基于毕节示范区开展重症孕产妇救治亚专科医师培训模式,旨探讨以分层阶梯式为导向的培训模式在基层医师培训效果评估和对当地重症孕产妇救治的临床效果观察。研究目的:借助国家脱贫攻坚政策,在毕节示范区实施重症孕产妇救治阶梯式亚专科培训模式,探讨该模式对于临床医师培训效果及对当地重症孕产妇救治的临床效果。研究对象与方法:1.研究对象1.1骨干师资资料在省级师资（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的带领下,毕节市妇幼保健院联合毕节市卫计委,经过协商和讨论,拟在毕节本市内选派19名产科医生作为“骨干师资”到广州市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进行强化培训,比较培训前后的效果。1.2.产妇的临床资料2020年6月以广州市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为依托,在贵州省毕节市开展重症孕产妇救治阶梯式亚专科培训模式,培养市级产科重症救治骨干,并持续深入到各县个乡镇的所有助产机构。观察该培训模式对孕产妇临床相关质控指标的效果,对2020年全年在本地区分娩的孕妇数据进行分析,了解各项产科质控指标的变化以及母儿结局的分析。2.研究方法2.1建立省级重症孕产妇救治亚专科培训（大湾区母胎医师培训学院-产科重症模块化培训）。2.2建立市级（毕节市）重症孕产妇救治培训基地。2.3建立毕节市各县区重症孕产妇救治技术培训站,持续开展孕产妇救治基层培训。3分析指标3.1采用横断面对比分析方法探讨培训模式的效果,将“骨干师资”的基本资料、理论考核和技能考核成绩进行统计分析;本论文统计学分析采用SPSS20.0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量资料采用平均值±标准误（x±SEM）表示,符合正态分布者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上述检验以P<0.05判定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3.2将两组孕妇的产科质量报表资料:重症孕产妇人数、产后出血人数、严重产后出血人数、羊水栓塞人数、子痫人数、阴道分娩产钳助产人数、足月新生儿窒息人数、孕妇死亡率等采用Excel 2010软件进行数据处理,计数资料以相对数表示,采用统计表进行描述性分析方法探讨阶梯式为导向的培训模式母儿结局的影响分析。4结果:4.1基层培训医师的资料培训前学员的平均理论成绩为62.947±3.270分,培训后学员的平均成绩为81.7737±4.057分,培训后的笔试成绩较前提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与培训前相比,培训后的技能成绩也有提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4.2孕妇临床资料4.2.1 2020年1-12月份毕节市阴道分娩产钳助产率、新生儿窒息复苏成功率整体呈上升趋势,全市下半年的阴道分娩产钳助产率、新生儿窒息复苏成功率明显高于上半年。4.2.2 2020年1-12月份毕节市产后出血率、严重产后出血率、子痫发生率、羊水栓塞率、社会因素剖宫产率整体呈下降趋势,毕节全市下半年的产后出血率、严重产后出血率、子痫发生率、羊水栓塞率、社会因素剖宫产率明显少于上半年。4.2.3 2020年1-12月危重症孕产妇发生率和新生儿窒息率整体走向趋于平稳,下半年的危重症孕产妇发生率和新生儿窒息率较上半年无明显降低。4.2.4孕产妇死亡率毕节市2020年的孕产妇死亡率为12.62/10万,较毕节市2010年下降了19.48个百分点。5.结论:5.1采用重症孕产妇救治阶梯式亚专科培训模式可以明显提高基层产科医护人员的专业知识的技能,并改善危重症孕产妇的妊娠结局（产后出血抢救成功率,严重产后出血发生率,子痫前期并发症的发生率,羊水栓塞发生率,孕产妇死亡率,新生儿复苏救治成功率等）。5.2孕产妇的死亡率明显较往年下降。5.3危重症孕产妇的总体发生率与新生儿窒息发生率未有明显改变。
刘洋[5]（2020）在《新生儿败血症诊断的优化和预测模型构建研究》文中指出研究目的:通过新生儿败血症诊断的优化和预测模型的构建,来应对近年来新生儿败血症发病率和病死率逐渐增加的趋势和临床医生早期确诊存在不足的现状,以提高各级医师的早期识别能力,加强专科的临床诊断和处置能力。研究方法:第一部分:新生儿败血症临床特点分析。通过回顾性分析2016年1月至2018年12月,天津市儿童医院新生儿内科住院确诊的新生儿败血症的707例患儿的病例信息（患儿母亲自然、社会和人文信息,母婴流行病史,患儿临床表现、炎症相关检查指标、免疫功能检查、病原学检测及药敏等多维度信息）,总结病例特点,并按照早发与晚发新生儿败血症、早产儿与非早产儿、是否合并新生儿化脓性脑膜炎的条件进行分组比较,提出优化诊断信息。第二部分:新生儿败血症诊断预测模型的构建研究。通过将对照组228例新生儿和病例组707例新生儿的临床资料,按照7:3的比例分为训练集和测试集,进行单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筛选有统计学意义的变量,并通过LASSO回归对数据进行降维,结合文献复习及临床工作特点,确定建模所需变量。利用logistic回归构建预测模型,建立了模型A和模型B,其中模型A的预测变量包含有母亲居住地区、母亲先兆流产史、母乳喂养、母亲产前抗菌素治疗、患儿体温、精神反应弱、原始反射、患儿就诊前抗菌素治疗、患儿就诊时体重与出生体重差共9个变量,主要涉及患儿母亲病史及患儿临床表现两部分;模型B的预测变量在模型A的基础上,加入了各级医疗机构均可以完成的实验室检查指标,即外周血白细胞计数异常和C反应蛋白升高。建立列线图,最后,利用区分度和校准度两方面对预测模型的性能进行评估。第三部分:β-内酰胺酶培养瓶对含抗菌素模拟菌血症标本检测能力研究。选择儿科常见病原菌和常用抗菌药物配对分组后,将菌液、抗菌素（中点和峰血药浓度）、新鲜无菌血、β-内酰胺酶依次注入各培养瓶后,立即放入全自动细菌培养仪进行培养,记录120小时内的各培养瓶的检出阳性率和阳性报菌时间,进行比较。通过比较含树脂培养瓶:BACTEC Peds Plus血培养瓶（BD-F瓶）、含木炭颗粒培养:BACT/ALERT PF血培养瓶（BT-C瓶）、添加β-内酰胺酶后的普通培养瓶:BACTEC FX血培养瓶（BD-S瓶）和Bac T/ALERT SA血培养瓶（BT-S瓶）对模拟含抗菌药物血标本中细菌的检测能力（检出阳性率和阳性报菌时间）,验证含β-内酰胺酶培养瓶的检验效能。研究结果:第一部分:1.全部新生儿败血症患儿重要信息:（1）母亲信息:分娩时年龄以35岁以下女性为主（92.93%）,受教育程度以大专及本科、初中为主（32.53%、31.97%）;（2）分娩地区:居住地农村（53.61%）多于城市（46.39%）,分娩医院以二级医院（64.07%）为主;（3）患儿情况:足月儿为主（86.14%）,存在羊水情况异常、脐带情况异常的比例高,各占19.52%,2500克≤出生体重<4000克的患儿占83.59%,母乳喂养占62.09%,26.17%存在明确的感染接触史,53.32%的患儿入院体重低于出生体重;（4）入院临床表现:体温（肛温）异常和呼吸频率异常多见,比例分别为28.57%、23.20%,黄疸表现、脐部残端渗出、肌张力异常、原始反射异常比例分别为47.95%、23.34%、21.08%、19.66%;（5）实验室特征:白细胞计数异常的患儿占31.68%,中性粒细胞占比>60%、白介素-6>7pg/m L、C-反应蛋白≥8mg/L、前降钙素≥0.5mg/L的患儿占比分别为31.54%、79.49%、49.93%、21.48%,血标本病原学检查结果主要病原菌为革兰氏阳性菌占91.40%。2.分成不同的组比较:（1）早发新生儿败血症组1（EOS1,≤72小时）与晚发新生儿败血症组1（LOS1,>72小时）。结果显示,LOS1组患儿母亲的年龄,及先兆流产、居住在城市、产前应用抗菌药物治疗的比例均大于EOS1组母亲（P<0.05）;LOS1组患儿的胎龄、出生体重、抢救复苏比例均小于EOS1组患儿（P<0.05）,LOS1组患儿的剖宫产、就诊前在家中、母乳喂养、感染接触史、住院前应用抗菌素治疗的比例大于EOS1组患儿（P<0.05）;LOS1组患儿入院体重≥出生体重、体温异常、心率异常、黄疸的比例大于EOS1组患儿（P<0.05）,LOS1组患儿精神弱、吃奶差、肌张力异常、原始反射不健全的比例小于EOS1组患儿（P<0.05）;LOS1组患儿血中性粒细胞占比>60%、血IL-6>7pg/ml的比例,及血乳酸、Ig G,CD3+、CD4+、CD8+淋巴细胞百分比,均小于EOS1组患儿（P<0.05）,LOS1组患儿合并新生儿化脓性脑膜炎的比例,及血小板平均体积、血小板压积和血小板平均分布宽度、前白蛋白、CD19+淋巴细胞百分比、CD16+、56+淋巴细胞百分比、Ig M、Ig A、Ig E、均大于EOS1组患儿（P<0.05）。（2）早发新生儿败血症组2（EOS2,≤7天）与晚发新生儿败血症组2（LOS2,>7天）。与第一种分组方法比较,结果显示比较结果基本相同,两组在母亲年龄、居住在城市、多胎妊娠、黄疸、呼吸系统感染灶、血小板减少、C-反应蛋白≥8mg/L等方面有差异。（3）早产儿组（<37周）与非早产儿组（≥37周）。结果显示,非早产儿组患儿母亲的年龄、年龄≥35岁的比例、妊娠高血压的比例均小于早产儿组母亲（P<0.05）;非早产儿组患儿多胎妊娠、抢救复苏的比例小于早产儿组患儿,非早产儿组患儿的出生体重、就诊前在家中的比例大于早产儿组患儿（P<0.05）,非早产儿组患儿体温异常、呼吸频率异常、心率异常、精神弱、肌张力异常、原始反射不健全的比例均小于早产儿组患儿（P<0.05）;非早产儿组患儿Ig G、血培养革兰氏阳性菌的比例大于早产儿组患儿（P<0.05）,合并新生儿化脓性脑膜炎的比例小于早产儿组患儿（P<0.05）。（4）非化脓性脑膜炎组与化脓性脑膜炎组。结果显示,化脓性脑膜炎组患儿母亲产前应用抗菌药物治疗的比例大于非化脓性脑膜炎组母亲（P<0.05）;化脓性脑膜炎组患儿胎龄、足月儿比例,小于非化脓性脑膜炎组患儿（P<0.05）;化脓性脑膜炎组患儿住院前应用抗菌素治疗比例大于非化脓性脑膜炎组患儿（P<0.05）;化脓性脑膜炎组患儿体温异常、心率异常、前囟张力异常、惊厥、呼吸系统感染灶的比例大于非化脓性脑膜炎组患儿（P<0.05）。第二部分:模型的性能评价结果为,模型A在训练集上的灵敏度和特异度分别为0.725和0.768,测试集上的灵敏度和特异度分别为0.717和0.735,模型B在训练集上的灵敏度和特异度分别为0.753和0.862,测试集上的灵敏度和特异度分别为0.805和0.736;模型A训练集和测试集上的ROC曲线下面积分别为0.817和0.764,模型B训练集和测试集上的ROC曲线下面积分别为0.884和0.824。模型的校准度,Hosmer-Lemeshow检验的结果显示模型A的训练集和测试集的P值分别为0.1143和0.9024,模型的拟合优度较好;模型B的训练集和测试集的P值分别为0.9602和0.4169。校准曲线的结果显示模型A和模型B的校准曲线均良好。第三部分:金黄色葡萄球菌-青霉素钠组和大肠埃希菌-头孢呋辛钠组中,当峰血药浓度的抗菌素时,BD-F瓶及BD-SE瓶（含β-内酰胺酶的BD-S瓶）检出阳性率均优于BD-S瓶（P<0.05）,仅当峰血药浓度的头孢呋辛钠时,BT-C瓶及BT-SE瓶（含β-内酰胺酶的BT-S瓶）检出阳性率均优于BT-S瓶（P<0.05）;当中点和峰血药浓度的抗菌素时,BD-F瓶与BD-SE瓶的检出阳性率一致（P>0.05）,BT-C瓶的检出阳性率多高于BT-SE瓶,但两组间无统计学差异（P>0.05）。当中点和峰血药浓度的抗菌素时,BD-F瓶及BD-SE瓶的TTP均优于BD-S瓶（P<0.001）,BT-C瓶及BT-SE瓶均优于BT-S瓶（P<0.001）,当中点血药浓度的青霉素钠,BD-SE瓶优于BD-F瓶（P<0.05）,峰血药浓度的青霉素钠,BD-F瓶优于BD-SE瓶（P<0.05）,中点和峰血药浓度的头孢呋辛钠时,BD-F瓶及BD-SE瓶TTP间无统计学差异（P>0.05）;当中点和峰血药浓度的青霉素钠时BT-C瓶TTP均优于BT-SE瓶（P<0.001）,当中点和峰血药浓度的头孢呋辛钠时,BT-C瓶与BT-SE瓶无统计学差异（P>0.05）。研究结论:1.通过广泛、多维度的对新生儿败血症患儿的临床病例资料的整理、分组比较,有助于优化新生儿败血症的诊断,以提高广大临床医生对于新生儿败血症的诊疗能力,同时,也有助于为卫生行政管理部门提供政策制定的参考。分别以72小时和7天为截点的早发与晚发新生儿败血症患儿临床特点比较结果基本相同。早产、低体重、围产期的异常等因素应该在临床工作中予以重点关注,对于可疑新生儿败血症,尤其是可疑合并新生儿化脓性脑膜炎的患儿,宜尽快住院或转往新生儿专科病房,酌情完善腰穿脑脊液等相关检查,及时确诊,尽早给予规范、合理的抗菌治疗,以有效降低本病的病死率和致残率。2.首次建立的能够覆盖0-28天全日龄段新生儿败血症的,由患儿家属和基层临床医生可以简便易得的病史、临床表现和实验室指标构成的诊断预测模型,具有简便易行、操作性强、灵敏度和特异度高的优点,便于在基层新生儿医疗和保健机构推广和应用。3.首次验证的通过添加β-内酰胺酶来清除儿童血培养标本中的抗菌药物残留的方法,达到了缩短阳性报菌时间和提高阳性检出率的效果,含β-内酰胺酶培养瓶的检验效能与含树脂或木炭颗粒的培养瓶相接近。优化了细菌性脓毒症（包含新生儿败血症）的病原学诊断方法,也为中低收入国家的医务人员,尤其是仍然采取手动血培养检测的医务人员,解决儿童血培养标本中抗菌素残留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和选择。
张瑜[6]（2020）在《塑造“社会主义新人” ——集体化时代一个晋东南村庄的个体与群体》文中研究指明中共对于人的塑造和培养的重视程度是一以贯之的。本研究关注的是集体化时代中共对于社会主义新人的塑造和培养问题,通过考察乡村社会中的“问题人物”、各类模范、干部、妇女、儿童、民兵六类不同身份的人物群体或具体的人物代表,集中探讨了集体化时代国家在基层乡村社会中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实践方式和过程,以及在这个过程中,形成并不断完善的培养机制和治理技术。从国家的角度来讲,通过政治学习、日常劳动、军事训练、树立典型等方式向“新人”们传输中共的价值观,将不同的人纳入到不同的组织进行针对性的教育和培养,就成为国家为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在乡村具体的实践方法。从民众的角度来讲,他们主动或者被动地去适应社会主义新人的标准,通过具体的行动实践着国家在不同阶段对于新人的要求,体现了国家意志,使得国家不再是事不关己的遥远存在,而是化身为一个熟悉的邻人,他可能是一名干部、模范,又或是五类分子。在塑造新人的过程中,国家的权力不仅触及到乡村的每个角落,也触及到了生活在这里的人,将个人与国家紧密地联合在一起。不同群体和个人在中共的领导下,共同缔造了集体化时代。论文的主要内容分为六章。第一章:乡村“问题人物”的思想改造与人生际遇。本章是对四个乡村社会中“问题人物”个人生活史的研究,主要运用个人档案,还原这些曾经生活在村庄五类分子的平凡人生,试图揭示出他们在那个政治挂帅的时代环境下,那些隐藏在不合时宜言行中的复杂内心世界与性情。第二章:“公”“私”之间:集体化时代的乡村干部。乡村干部作为村庄里的领导人,他们是沟通国家与基层社会的桥梁。因此,他们的自身素质、作风问题、与村民的关系问题则成为影响基层社会正常运转的重要因素。教育、培养好各种类型的乡村干部,也成为国家控制、动员广大的农民的前提和基础。本章主要从组织架构、干部正面和负面的形象等方面,尽可能全面揭示集体化时代真实的干部面向,探讨国家是通过怎样的方式将乡村干部塑造成为符合中共价值观的社会主义新人。第三章:榜样的力量:集体化时代对模范的塑造。集体化时代是模范辈出和“模范引领”的时代,国家重视模范的引领作用,不遗余力地评选模范。本章既关注模范作为一种精神的存在,也关注模范作为具体个人的存在。将以村级档案为核心史料,尝试揭示集体化时代基层普通模范的形象和模范评比制度在基层的运作及不同时期对劳模标准的变化,以求尽可能真实、立体、动态地展示各类模范被塑造的过程。以此呈现新中国通过树立模范典型来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过程,进一步阐释中共在群众动员方面的成功之道。第四章:家庭·劳动·革命:妇女形象的嬗变。本章将依照集体化时代不同“表征”的顺序,探讨中共期望新妇女在新社会中扮演怎样的角色。通过分析集体化时代妇女参加劳动的基层实践,揭示国家对妇女角色和形象如何在劳动的过程中得以塑造,妇女劳力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如何被一步步开发以及开发的程度,又如何从家庭逐步走向社会的过程,进而考察妇女参加劳动生产的成绩和问题;同时,也尽量从妇女的角度出发,分析其自身体验,从而尽可能全面地、连续地呈现国家如何培养、塑造新时期女性的努力,进一步回答社会主义新妇女何以产生的问题。第五章:“新人”的启蒙:集体化时代的儿童教养。中共对儿童的“共产主义接班人”式塑造和培养赋予了儿童新的角色、定位、属性和“儿童—国家”关系。通过梳理集体化时代儿童教育（包括学前教育和小学教育）的发展与变化,可以追寻特殊历史背景下童年经历的蛛丝马迹,不失为理解集体化时代和集体化时代的人们提供一个新的角度和途径。因此,本章以集体化时代幼儿教育的发展、变化以及国家学前教育和小学教育阶段如何去塑造社会主义新人为线索,尝试从儿童的角度出发,探讨儿童观念在这一时期的变迁和国家在塑造“共产主义接班人”过程中与儿童的互动,试图为理解集体化时代提供一个新的角度和途径。第六章:从拿镐到拿枪:建国以来山西乡村的民兵。民兵制度作为集体化时代的一项重要制度,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民兵是中共把老百姓组织起来的一种方式,是集体主义的重要表现形式。本章主要突出以下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揭示民兵制度如何嵌入到农村并逐步完善起来;二是将农民置于特定的历史环境中,考察他们在民兵制度下的心态与行为以及与国家的互动,进一步探讨国家借助民兵形象为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努力。本研究将采用传统史学中重资料重描述的方式,注重村庄一手档案的整理与利用,并以此为主,结合地方文献、官方档案和口述资料,试图运用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的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方法来阐释集体化时代国家与个人互动的场景及其背后的微妙关系,再现权力与利益博弈的历史图像。力争把宏观的理论构想和微观的个案分析相结合,更全面系统地研究集体化时代和集体化时代的人们,试图诠释集体化时代社会与文化的深层内涵,思考集体化时代的留给后人的经验和教训。在具体研究中,既关注人物群体也关注具体个人,既关注历史进程也关注具体事件,既关注制度层面也关注执行效果,既关注成绩又考察问题与矛盾,希望以“社会主义新人”为线索,体现出集体化时代不同时期国家对社会主义新人要求的动态的变化过程,以揭示共产主义革命对现代中国人的思想改造和重塑历程,进而去解读集体化时代在乡村的运行逻辑和历史进程。回答“集体化时代基层民众的真实生活是怎样的”、“国家与个人是怎样互动”、“国家如何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问题。研究表明,劳动是集体化时代塑造新人的重要途径,是理解集体化时代的一条重要线索。劳动成为了中共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主要方式和重要载体,在劳动的过程中,集体化时代的人们无论从思想上还是身体上,都得到了塑造和锻炼。集体化时代所塑造的各类新人形象是符合时代要求的,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与时代的命运休戚相关,但是也夹杂着问题与矛盾,其中问题的根本还应回到对人的关照上来。因此,对待集体化时代的认识,也应当放到动态地、连续的情境中,将历史的解读更为人性化。集体化时代的乡村社会研究应当在重视档案史料的基础上,终究回归以人为中心,以历史学为本位的研究,这样才能实现整体史的研究。
李彤[7]（2020）在《基于连续性伙伴关系的分娩计划书的研制及应用研究》文中认为【目的】制定较为严谨、科学的分娩计划书内容模板;以分娩计划书内容模板为基础、以冰山理论为指导深入剖析与挖掘孕妇需求,与孕妇建立伙伴关系制定并实施符合孕妇个人需求的分娩计划书;探讨基于伙伴关系的分娩计划书对分娩结局、产妇焦虑及分娩服务满意度的影响。【方法】1.分娩计划书内容模板的研制在查阅指南、文献回顾、小组讨论等的基础上,自行设计适用于本研究的分娩计划书内容模板,包括8项一级指标、31项二级指标、98项三级指标。通过专家咨询法对产科医疗、护理、助产实践及教育领域共计15名专家进行两轮问卷函询,确定分娩计划书内容模板的内容。在此基础上开展预试验,进一步对形成的分娩计划书模板进行指标的修订与调整,最终确定供本研究应用的分娩计划书内容模板。2.基于连续性伙伴关系的分娩计划书的应用选取2019年2月至2019年9月于海南省某综合性三甲医院产科进行建档并规律产检的健康初产妇90名为研究对象。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纳入研究对象随机分为干预组与对照组各45例。对照组进行常规产检及产房分娩等常规围产期护理服务,干预组在围产期常规护理服务基础上,助产士于孕妇孕28周（±3天）至分娩结束通过面对面交流、陪伴产检、微信交流、电话沟通等方式与其建立连续性伙伴关系,结合冰山理论内涵制定分娩计划书并实施。比较两组产妇产程时间及产后2小时出血量、会阴侧切率、催产素使用率、总剖宫产率及非医学指征性剖宫产率、新生儿阿氏评分、转科率、产妇焦虑程度及分娩服务满意度等。【结果】1.分娩计划书内容模板研制的结果本研究成功咨询15位专家,专家来自于北京、上海、深圳、宜兰（台湾）、邯郸、海口等多个地区,其中从事产科医疗实践3人、助产实践7人、产科护理实践4人、产科护理教育1人。实施两轮专家咨询后初步确立分娩计划书内容模板,包括8项一级指标、32项二级指标及80项三级指标;通过预试验对指标进行调整与增减,最终确立正式的分娩计划书内容模板。2.基于连续性伙伴关系的分娩计划书的应用结果（1）两组基线情况:干预组与对照组产妇的基本信息比较,结果显示两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间存在可比性。（2）两组产妇分娩结局情况比较:干预组第一产程与总产程时间、产后2小时出血量、剖宫产率、非医学指征剖宫产率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间的第二产程时间与第三产程时间、催产素使用率及会阴侧切率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3）两组新生儿结局情况比较:干预组新生儿转入NICU人数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新生儿生后1min、5min阿氏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4）两组产妇焦虑程度比较:两组产妇入组时组间焦虑程度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产妇入产房待产宫口开至7-8cm时,对照组产妇焦虑程度显着高于干预组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产妇产房待产时的焦虑程度均高于入组时水平,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5）两组产妇产科服务满意度情况比较:干预组产妇在孕期产检、知识宣教、疑惑解答与分娩等方面较对照组有更高的满意率,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在产褥期知识宣教的满意度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1.构建了具有一定科学性、可靠性的分娩计划书内容模板,可为今后分娩计划书的相关研究与临床应用提供参考与借鉴。2.实施基于伙伴关系的分娩计划书,可增进助产士与产妇间联系与信任,促进彼此沟通与理解;有效改善母婴结局,降低产程时间、产后2小时出血量、剖宫产率尤其是非医学指征剖宫产率,降低产妇焦虑程度及新生儿转科率,增进产妇的心理健康并最终提高分娩服务满意度,有利于丰富助产士角色内涵,推动助产专业服务水平的进一步发展。
谭凯秦[8]（2019）在《不同时间窗全身亚低温治疗新生儿缺氧缺血性脑病疗效观察》文中研究指明目的:观察不同时间窗（Time window,TW）全身亚低温治疗新生儿缺氧缺血性脑病（Hypoxic-ischemic encephalopathy,HIE）患儿的临床治疗效果、安全性及近期预后。方法:2013年1月至2018年8月我院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收治的日龄12小时内入院、诊断新生儿缺氧缺血性脑病并完成治疗的足月新生儿纳入研究,根据亚低温（Therapeutic hypothermia,TH）治疗开展情况分为6小时内亚低温治疗组（TH1）、6-12小时亚低温治疗组（TH2）、常规治疗组（对照组）。分析三组患儿的围产期及住院期间的临床资料及6个月时的随访资料,比较不同时间窗亚低温治疗与常规治疗之间的转归及近期神经发育结局差异。结果:1.147例患儿纳入研究,其中男110例（74.8%）,女37例（25.2%）;胎龄（39.5±1.2）周,出生体重（3375.8±467.1）克。111名患儿完成72小时完成亚低温治疗,6小时内亚低温治疗组（TH1）79例（53.7%）人,6-12小时亚低温治疗组（TH2）32例（21.8%）,常规治疗组（对照组）36例（24.5%）。三组患儿胎龄、出生体重、性别、胎儿宫内窘迫、插管复苏比例、胎膜早破、分娩方式、Apgar评分等一般情况比较无显着差异（P>0.05）。2.对三组患儿入组72小时心动过缓、肺动脉高压、血小板减少、凝血功能异常、电解质紊乱、肝肾功能及皮肤受损等不良反应发生情况进行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本研究中所有患儿均无严重栓塞发生,TH1组有1例患儿存在严重低血压（平均动脉压<35mmHg）。3.入组患儿在出生后10天左右完成NBNA检查,三组患儿NBNA评分比较,H=6.277、P=0.043,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进一步采用LSD法进行多重比较后显示,TH1组患儿的NBNA评分高于对照组,P=0.047;TH2组患儿与TH1组及对照组患儿相比,NBNA评分无统计学差异。入组患儿在出生后7天左右完成颅脑MRI检查,三组患儿颅脑MRI损伤情况比较,H=9.501、P=0.01,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TH1组患儿与对照组患儿相比,颅脑MRI损伤程度更轻,P=0.01;TH2组患儿颅脑MRI的损伤程度也轻于对照组,P=0.038;TH1组与TH2组患儿颅脑MRI损伤程度比较无统计学差异。三组患儿眼底、BAEP检查无统计学差异。4.对入组患儿随访至生后6个月,共100例患儿存活且随访资料完整,无失明或失聪患儿。三组患儿6个月时MDI评分比较有统计学差异,H=8.516,P=0.014;TH1组患儿的MDI评分高于对照组,P=0.03;TH2组患儿的MDI评分高于对照组,P=0.02;TH1组与TH2组患儿MDI评分无统计学差异。三组患儿6个月时PDI评分无统计学差异。共21例（21%）患儿存在神经发育异常,其中对照组为26.3%,高于TH1组患儿（21.1%）和TH2组患儿（16.7%）,但三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生后6个月对照组患儿死亡率（32.1%）高于TH1组（6.6%）,P<0.05;对照组与TH2组、TH1组与TH2组相比,患儿6个月时死亡率无统计学差异。本研究至6个月时失访31例（21.1%）,但随访患儿与失访患儿一般资料比较无统计学差异,随访疗效结果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结论:1、HIE的全身亚低温治疗是安全的,延长治疗时间窗至生后6-12小时不会增加不良反应的发生。2、延长HIE患儿亚低温治疗时间窗至生后6-12小时仍然有效,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其死亡及神经发育结局。
郭雪,刘琴,于晓羽,袁保诚,汪洋,王润华[9]（2012）在《中国适宜卫生技术评估研究的系统评价》文中认为目的全面总结和分析当今国内开展的适宜卫生技术评估的现状、评估内容及其问题。方法经检索人员讨论并预检索后确定检索词及检索策略,而后电子检索CBM、VIP、CNKI和万方数据库,查找1949年10月～2012年3月期间发表的所有描述中国适宜卫生技术评估的文献。由两名研究者按照纳入与排除标准独立进行文献筛选、资料提取并交叉核对,如有分歧讨论解决,必要时参考第三方意见。采用定性方法系统总结纳入文献的研究结果。结果最终共纳入174篇文献,其中横断面研究占117篇。研究人群主要包括已接受适宜卫生技术服务或治疗的患者和社区居民,以及使用或开展适宜卫生技术的基层医务人员和推广组织人员。目前适宜卫生技术主要包括中医（中医药）适宜卫生技术、西医适宜卫生技术、计划生育适宜卫生技术、以及社区卫生服务适宜卫生技术4个方面;涉及最多的疾病种类是循环系统疾病,其中最受关注的是高血压。适宜卫生技术评估内容主要包括6个方面:①有效性;②可接受性;③经济学特征;④需求性;⑤安全性;⑥技术特性。从纳入研究的结果看,目前国内针对适宜卫生技术的评估研究多从某一个方面进行评估,缺乏全面综合性评估,且每项评估内容所使用的指标涉及面太广泛,缺乏统一的评估指标标准。结论本系统评价结果显示,我国现有适宜卫生技术评估的领域分布较广;评估内容较单一,缺乏综合性;评估指标体系缺乏统一标准;评估研究设计方法不一,缺乏高质量的研究设计。提示需要进一步开展高质量的评估研究,建立科学的评估指标体系,对适宜卫生技术进行综合评价,从而为卫生决策者提供更科学的依据。
李雪梅[10]（2012）在《我国农村卫生适宜技术评估筛选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研究背景我国农村人口众多,农村卫生工作一直是政府工作的重点和难点。虽然我国农村卫生服务系统在过去的数十年里有了长足的发展,农村居民医疗保障体系逐步健全,但是,相对于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和居民对医疗卫生服务需求的不断提高,农村卫生资源远远无法满足农村居民防治疾病、维护健康的需要,农村居民疾病负担比较重,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现象仍然困扰着相当地区的农村居民,如何提高我国农村地区的医疗服务水平,如何切实改善农村地区医疗环境,让农民能够踏实地用得上经济有效的卫生技术和诊疗手段是解决当下农村卫生问题的关键。因此,为农村地区提供符合当地需求、安全、有效、可接受性强、经济适用、符合社会伦理道德要求的卫生适宜技术日益受到社会关注。2008年《卫生部关于加强适宜卫生技术推广工作的指导意见》中明确指出“坚持依靠卫生科学技术进步,研究农村卫生技术需求,加强面向农村的卫生适宜技术推广工作,是全面贯彻我国卫生和科技工作方针,促进卫生科技成果转化,发展农村卫生服务的重要内容和关键环节,是提高基层医疗卫生技术水平和服务能力的重要措施”。2009年我国新医改方案再次强调“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要使用适宜技术、适宜设备和基本药物,大力推广包括民族医药在内的中医药,为城乡居民提供安全有效和低成本的服务”。近年来,我国医药卫生科技工作者研制了一大批卫生技术,并加入到了卫生部“面向农村和基层推广医药卫生适宜技术十年百项计划”的清单,如何在众多的卫生适宜技术中选择出适合于不同地区的技术,使之切实服务于我国农村居民、真正改善农村医疗卫生环境,是该计划首先要考虑和解决的问题。需求性是卫生适宜技术的重要特征之一,是农村卫生适宜技术评估和筛选的重要依据,也是影响后继技术推广效果的主要因素。因此,评估和筛选适合于我国农村基层推广应用的卫生技术,首先必须了解项目推广地区的卫生需求情况,这是保证筛选出农村地区真正急需、可行、适宜、有效的卫生技术的必要和首要步骤。由此,课题组首先进行了农村基层卫生需求调查研究,为卫生技术的进一步评估提供理论依据和方向参考。在充分了解农村基层卫生需求的前提下,选择合适的评估方法,对各项卫生适宜技术进行科学评估是确保筛选结果准确的必要步骤。本研究在选择卫生适宜技术评价方法时,首先选用了国际上公认的“金标准”—循证医学系统综述评价的方法,对各项卫生适宜技术逐一进行系统综述评价,以期形成完整的系统综述。基于我国农村基层医疗环境和我国农村卫生适宜技术特点,我们发现单纯依靠“金标准”-系统综述评价的方法不适用于我国现有的全部卫生适宜技术,因此,我们根据以往的研究结果,选择综合评分法进行卫生技术评估,选用的指标体系为应用较为成熟的基于层次分析法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进一步研究发现,我国现有的卫生适宜技术中包括相当一部分疾病综合防治策略类技术,由于这一类技术主要是通过防治网络的建立或健康宣传等手段达到防病治病的目的,其技术特性等指标不易量化,因此,不适用于依据指标体系的评价方式,目前,对于这一类技术缺乏可参照的评价方法,通过理论考证和专家咨询,本研究设计采用定性评价的方法对这一类疾病综合防治策略类技术进行全面评估。最后,在充分考虑地方卫生需求的基础上,综合各种卫生技术评估结果,拟定适合于各项目的推广应用的卫生适宜技术清单。研究目的本研究的总体目标为根据需求研制综合性农村卫生适宜技术评估筛选方法,遴选农村卫生适宜技术清单,为卫生适宜技术推广服务。具体的研究目的包括：明确农村卫生适宜技术需求；研制综合性的农村卫生适宜技术评估筛选方法；提出农村卫生适宜技术清单；形成农村卫生适宜技术推广政策建议。研究方法在对农村基层卫生适宜技术需求展开调查的基础上,采用卫生技术评估的具体方法对我国农村适宜技术进行一系列评估筛选综合研究。主要研究范围为河南省、宁夏地区和山东省,主要研究对象为卫生部面向农村基层推广适宜技术“十年百项计划”第二轮第5至7批卫生适宜技术。（1）农村卫生需求调查本研究参考2005年各省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17个项目省中抽取项目实施较好的宁夏、河南两省为调查范围,在每个省中抽取两个示范县。基线资料由总课题组统一提供,采取分层抽样的方法在县乡村三级医疗机构随机抽取基层医生为调查对象。调查工具主要为基线调查表和卫生适宜技术需求调查表,采取提前通知医院组织医生,调研员按时到达指定地点集中对符合条件的医生统一进行问卷调查的方法。资料的分析主要为描述性分析和单因素统计推断,建立Microsoft Access2003数据库,统计分析采用SPSS17.0软件。根据研究目的,依据国际疾病分类编码ICD-10对诊疗困难的疾病进行分类。（2）农村卫生适宜技术的循证医学系统综述评价本部分研究主要采用系统综述评价的方法具体评价第5至7批共20项适合做系统评估的卫生适宜技术,通过专家咨询和文献查阅等方法确定文献的纳入标准和排除标准,制定检索策略和证据质量评价标准。数据分析方法主要采用描述性分析和Meta分析,诊断性试验使用Meta-disc分析软件进行分析,应用灵敏度、特异性、阴阳性预测值以及拟合sROC曲线等指标合并统计量；干预性试验采用RevMan4.2软件进行Meta分析,数值变量和分类变量资料在进行合并统计量时,分别采用加权均数差和相对危险度、比值比。（3）农村卫生适宜技术综合评分采用分层抽样的方法抽取山东、河南和宁夏地区作为具体研究范围,每个项目省根据经济发展条件抽取2-3个县（或县级市）,选取当地卫生医疗机构选取工作经验较丰富的业务骨干和专家,原则上是相应科室的全部资深专家（从医年限5年以上。主要调查工具包括专家基本情况表及卫生适宜技术综合评价表,选取基于层次分析法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作为本研究的指标体系,将本次待评价的卫生适宜技术分为内科、外科、妇产科、小儿科、五官科和公共卫生技术六个具体类别,具体赋值办法为集中组织专家、单独直接赋值。将录入的卫生技术单个指标评分数据库由Epidate数据格式转变为Visual FoxPro格式,同时建立卫生技术评分和评价指标数据库表,编写相应的Visual FoxPro程序,获得每一个专家对各项卫生技术间的综合评价,并进行一致性检验,根据各类技术的综合评价值,逐一计算各项技术的综合平均得分,按照各项技术的综合得分值对卫生技术按照类别进行统一排序。（4）农村卫生适宜技术定性评价专家的选择采取目的抽样和“滚雪球”抽样相结合的方法,由抽取的访谈人员推举对该研究有经验的其他专家加入访谈。访谈方式主要采取调查人员与指定专家一对一地进行个人深入访谈的具体模式。访谈内容和访谈提纲均提前通过专家咨询或小组讨论一致通过。访谈具体内容由各组访谈人员整理成册,统一编码,小组讨论和专家咨询结合对访谈内容进行进一步分析。主要研究结果1）充分了解农村卫生适宜技术需求通过调查明确了县乡村主要健康问题、供方卫生技术需求和常见病技术需求；通过有技术需求疾病和纳入本研究的卫生适宜技术做归类对比,发现本次评估筛选的技术能够满农村常见病卫生需求,进一步验证了本研究的方向正确,能够在需求性的基础上评估筛选卫生适宜技术；部分地区存在潜在的、未得到满足的卫生技术需求,如职业病、精神类疾病。2)通过我国农村卫生适宜技术系统综述、综合评分和定性评价的综合性评估方法,对待评卫生技术进行了全面评估,并结合卫生需求调查结果和各地经济发展等实际情况,提出各项目地拟推广应用的卫生适宜技术清单。3)形成了以卫生需求为基础,以系统综述、综合评分和定性评价为具体步骤的综合性农村卫生适宜技术评估筛选方法,并提出我国农村卫生适宜技术推广政策建议。4)各种评估方法研究结果：①本研究所涉及的二十项卫生适宜技术的系统综述评价结果总体情况不佳,能够最终用Meta分析的方法进行分析的技术共计3项；能进入Meta分析具体实施环节分析得出部分关于效果等方面结论但是无法完成全部步骤的技术共计5项；经文献检索和文献质量评分无法进入Meta分析程序,但是能够得出部分结论的技术为7项；因无文献支持而无法进行分析的技术为5项。可见由于我国农村卫生适宜技术的自身特点和Meta分析的具体要求,仅应用Meta分析一种方法无法对所有项目进行评估,必须寻找其他评估方法互为补充、互为参考。②各项技术分值相差不大,三个项目省分值较高或较低的技术具有共性（诊疗疾病的患病率较高或较低）；综合各地区评分结果,内、外科技术的赋值结果分布最为接近（准确度较高）；综合分值较高的技术与卫生需求调查中诊治常见病技术或急需的技术类别高度一致。③针对基层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技术受认可程度高；部分卫生技术所包含的治疗方案较陈旧、所需药物基层难以获得、技术要求操作水平高于基层医疗机构所能达到的水平,不宜推广；大多数技术推广存在困难,最主要为人员配置和资金不足；获得每项定性评价技术的推广结论和建议。结论与政策建议1.综合性卫生适宜技术评估筛选方法适用于我国农村地区卫生技术的筛选本研究建立了以卫生需求为基础的综合性卫生适宜技术评估筛选方法,针对不同特征、不同类型的卫生适宜技术采用不同的方法进行评估,主要包括循证医学系统综述评价法、综合评分法和定性访谈法,几种方法互为补充,经实践证明,该方法科学可行、系统全面,能够为我国农村真正筛选出适宜的卫生技术。2.我国农村卫生适宜技术基本能够满足农村基层常见病、多发病的诊治本研究结果显示,农村基层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技术均能在本次评估的技术清单中找到,而本次评估筛选出来适合推广的技术基本上涵盖了基层常见病、多发病的诊治范围,说明目前我幽农村卫生适宜技术基本能够满足农村常见病、多发病的诊治要求。3.我国农村卫生适宜技术项目存在的不足本研究通过农村卫生需求调查,以及对卫生部面向农村基层推广适宜技术“十年百项计划”第二轮计划第五至七批共37项西医范围的卫生适宜技术进行系统综述评价、综合评分和访谈研究,发现农村卫生适宜技术的筛选和推广过程中存在以下不足：（1）部分卫生适宜技术本身存在不足（2）现有技术适用范围区分有待明确（3）卫生适宜技术不能完全满足农村基层卫生需求（4）部分适宜技术在基层医疗机构的适宜性差（5）政府投入相对不足建议（1）重视和增加卫生适宜技术理论研究,提高农村卫生适宜技术文献质量鼓励基层医务工作者尤其是县级医疗机构的医生展开对适宜技术的理论研究,着重对技术的安全性和有效性等具体指标进行临床观察,并整理成高质量的文章,提高卫生适宜技术的文献质量,为科学地评价技术特点,以及技术的开展和终止提供有力的科学依据。（2）建立健全农村卫生适宜技术制定标准建立卫生适宜技术制定标准,根据农村卫生需求,制定适用于我国农村的卫生适宜技术。需要注意尽量使用农村地区可及的设备和药品。（3）完善技术对于适用范围规定,根据需求增加技术种类针对不同基层卫生机构的特点和技术需求,将适宜技术明确区分为适于县级医疗机构、适于乡镇卫生院和适于村卫生室等级别,因地制宜,不但有利于完善筛选体系,也提高推广应用的效率。同时,根据农村地区卫生需求,增加针对如职业病、精神疾病等病种的诊疗新技术,同时增加慢性肺感染性疾病的诊疗技术。（4）政府增加支持力度增加政府或上级部门的支持力度,从经济、人员和组织协调三个方面分别给予适宜技术推广应用的支持和便利,才能真正保证卫生适宜技术真正适用于农村基层,保证技术的推广应用的长期性和可持续性。
二、迅速在基层推广新生儿窒息复苏适宜技术的必要性（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迅速在基层推广新生儿窒息复苏适宜技术的必要性（论文提纲范文）
（1）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研究缘起 |
| (一) 选题依据 |
| (二) 选题意义 |
| 二、相关概念界定 |
| (一) 新中国“十七年” |
| (二) 针灸与针灸推广 |
| (三) 运动 |
| 三、研究内容与方法 |
| (一) 研究对象与内容 |
| (二) 研究的重点与难点 |
| (三) 研究方法 |
| 四、研究材料 |
| (一) 材料来源 |
| (二) 材料的甄选 |
| 五、国内外研究进展述评 |
| (一) 当代针灸史研究现状 |
| (二) 当代中医史研究现状 |
| (三) 当代医疗社会史(医学发展与政治方向)研究现状 |
| (四) 简要评议 |
| 第一章 楔子:近代针灸境遇的不同面向 |
| 第一节 针灸生存危机与业者自强举措 |
| 一、民国政府统治下针灸生存危机频现 |
| 二、针灸业者尝试“科学化”革新 |
| 第二节 中共领导下普及针灸的尝试 |
| 一、毛泽东重视发挥中医力量 |
| 二、中共领导下根据地及军队普及针灸的情况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曲折行进:针灸推广运动的初期 |
| 第一节 新中国“针灸推广”的提出 |
| 一、卫生部确立“团结中西医”方针 |
| 二、《人民日报》揭开针灸推广帷幕 |
| 第二节 针灸疗法实验所探索推广针灸 |
| 一、在北京先行培训针灸师资 |
| 二、在多地推广针灸培训模式 |
| 三、针灸疗法实验所推广针灸的成效 |
| 第三节 针灸推广在国内的初步实践 |
| 一、针灸教学开始普及 |
| 二、组织针灸医师开展临床工作 |
| 第四节 新针灸学:推广初期的核心内容 |
| 一、“新针灸学”的学术特点 |
| 二、“新针灸学”的推广情况 |
| 第五节 针灸推广初期的成效与困难 |
| 一、针灸推广初期取得的成绩 |
| 二、针灸推广初期存在的困难与问题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步入正轨:针灸推广运动的中期 |
| 第一节 中医政策调整,针灸推广迎来新阶段 |
| 第二节 推广针灸的四大主要途径 |
| 一、西医学习针灸 |
| 二、改进中医针灸教育 |
| 三、培训基层卫生人员掌握针灸技术 |
| 四、“中医带徒弟”助力培养针灸人才 |
| 第三节 典型事例:江苏省针灸推广与教学革新 |
| 一、分设中、西医班级培养针灸师资 |
| 二、开展短期针灸巡回教学,培养校外医务人员 |
| 三、承担委托教学任务,培养更多针灸人才 |
| 四、编写《针灸学》,为统编针灸教材确立范式 |
| 第四节 推广中期的主要成效:临床应用取得进展 |
| 一、应用范围扩大,治疗病种增加 |
| 二、推动献方工作,发掘民间针灸 |
| 第五节 推广中期潜在的问题与新的趋势 |
| 一、中、西医间的龃龉与“整风运动” |
| 二、“技术革命”催生针灸新方向,“跃进”苗头初现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跃进”与“革命”:针灸推广运动的高潮 |
| 第一节 “大跃进”历史背景下的针灸推广 |
| 一、“大跃进”正式发动,《健康报》呼吁进一步推广针灸 |
| 二、河北省开展“普及针灸”群众运动 |
| 三、保定会议组织中医药界“大跃进” |
| 第二节 “人人学会针灸” |
| 一、学习主体:干部带头,医务人员广泛参与 |
| 二、学习形式及主要内容 |
| 三、针灸出版物大量涌现 |
| 第三节 掀起针灸“技术革命” |
| 一、以“土”为主的医药卫生技术革命 |
| 二、积极开展针灸经络科学研究 |
| 三、新式针法与器具大量涌现 |
| 第四节 针灸“跃进”的高潮与后续 |
| 一、针灸“跃进”达到高潮 |
| 二、形势发生变化,针灸工作转入调整阶段 |
| 第五节 “大跃进”时期针灸推广的特点 |
| 一、强调党的领导,政治挂帅 |
| 二、提倡短期速成,大放“卫星” |
| 三、开展群众运动,影响广泛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面向农村:针灸推广运动的后期 |
| 第一节 “把医疗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 |
| 一、卫生工作新方向 |
| 二、毛泽东发布“六·二六”指示 |
| 第二节 农村成为针灸推广重点场域 |
| 一、鲁之俊重提针灸推广 |
| 二、山西省在农村推广针灸的经验 |
| 第三节 农村地区针灸推广的具体情况 |
| 一、针灸推广的培养对象与师资力量 |
| 二、针灸推广的主要传授形式 |
| 三、针灸推广的主要学习内容 |
| 四、在农村推广针灸的成效与影响 |
| 第四节 城镇针灸教育与科学研究趋于规范 |
| 一、针灸教育进一步普及与规范 |
| 二、针灸在科技领域的发展 |
| 三、针灸学术交流活跃,政府加强统一领导 |
| 第五节 针灸推广运动与“文化大革命”时期针灸工作 |
| 一、赤脚医生与针灸术在农村的继续传播 |
| 二、新针疗法的出现与普及 |
| 三、针刺麻醉热潮出现及后续发展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针灸推广运动中的创新针术 |
| 第一节 电针的发明与推广 |
| 第二节 水针的发明与推广 |
| 第三节 耳针在国内的推广与经典化 |
| 一、临床普及耳针运用 |
| 二、围绕耳针的技术革新 |
| 三、耳针的经典化过程 |
| 第四节 梅花针的发明与推广 |
| 一、孙惠卿与“刺激神经疗法” |
| 二、在各地的推广: 以上海市和江西省为例 |
| 三、推广中的争议——“梅花针”之名 |
| 第七章 针灸推广运动中的典型应用 |
| 第一节 针灸治疗疟疾 |
| 一、1956年前针灸治疟的使用情况 |
| 二、1956年后针灸治疟在各地推广 |
| 三、针灸治疟的后续发展 |
| 第二节 针灸治疗血吸虫病 |
| 一、严峻疫情要求中西医合作治疗 |
| 二、推广针灸用于血吸虫病防治 |
| 三、“血防大跃进”中针灸推广的高潮及后续 |
| 第三节 针灸治疗阑尾炎 |
| 一、针灸治疗阑尾炎的缘起与演进 |
| 二、推广中关于针刺治疗机理的研究与讨论 |
| 三、推动中西医结合治疗急腹症研究 |
| 第四节 针刺治疗聋哑 |
| 一、吴芝升等人初试针治聋哑 |
| 二、“大跃进”时期针治聋哑迎来高潮 |
| 三、推广针治聋哑高潮下的问题 |
| 第八章 分析与讨论 |
| 第一节 针灸推广运动得以实施的原因 |
| 一、新中国卫生建设和国家治理的客观需要 |
| 二、中共领导人对针灸的信任与重视 |
| 三、针灸疗法具备大范围推广的特质 |
| 第二节 针灸推广运动的特点 |
| 一、依靠党的领导和政治保障 |
| 二、采用自上而下、培养骨干、层层推广的模式 |
| 三、广泛开展群众性运动 |
| 第三节 针灸推广运动的影响 |
| 一、对参与群体的影响 |
| 二、对当代针灸学形塑的影响 |
| 三、对针灸普及和中医工作的影响 |
| 四、对卫生建设和国家治理的影响 |
| 第四节 针灸推广运动的历史经验与教训 |
| 一、自上而下、分级培养、逐步扩大的推广模式值得借鉴 |
| 二、推广中医疗法有助于增进社会主义医疗福祉,保障人民健康 |
| 三、推广工作应贴合实际需要,统筹规划,以科学为依归 |
| 四、科学使用行政手段,注意过度干预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 |
| 结语 |
| 一、本研究创新之处与主要成果 |
| 二、本研究存在的不足与后续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 《群众迫切要求推广针灸疗法》 |
| 附录2: 《有组织地研究与推广针灸疗法》 |
| 附录3: 《认真地学习和推行针灸疗法》 |
| 附录4: 《进一步学习推广针灸》 |
| 附录5: 《广东省卫生厅召开的农村中医教育工作会议纪要》 |
| 在校期间发表论文、参与课题与获奖情况 |
| 致谢 |
| 附件 |
（2）20世纪上半叶北京浴堂研究（1900-1952）（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和旨趣 |
| 二、学术回顾 |
| 三、概念界定与文献来源 |
| 四、研究方法与文章框架 |
| 五、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城市空间与浴堂生态 |
| 第一节 北京浴堂的发展概述 |
| 一、元明清时期的北京浴堂 |
| 二、新式浴堂的发展及繁荣(1900——1926) |
| 三、北京浴堂行业的由盛及衰(1926——1952) |
| 第二节 20 世纪上半叶北京浴堂行业兴起的社会条件 |
| 一、沐浴的文明化 |
| 二、沐浴的知识化 |
| 第三节 浴堂与北京城区商业格局 |
| 小结 |
| 第二章 浴堂的经营与管理 |
| 第一节 浴堂的资本与流水 |
| 一、浴堂的资本模式 |
| 二、浴堂的产权结构 |
| 三、浴堂的营业流水 |
| 第二节 浴堂的日常开支 |
| 一、电力与通讯 |
| 二、毛巾与肥皂 |
| 三、燃料 |
| 四、自来水 |
| 五、铺底与房租 |
| 六、纳税与认捐 |
| 第三节 收费标准与价格起伏 |
| 一、价格的分化与浮动 |
| 二、影响价格的因素 |
| 三、恶性通胀时代的澡价调控 |
| 第四节 浴堂经营与管理策略 |
| 一、浴堂的管理体制 |
| 二、浴堂的营业方式 |
| 三、浴堂的经营之道 |
| 小结 |
| 第三章 浴堂的从业者及社会团体 |
| 第一节 浴堂从业者的工作与生活 |
| 一、浴堂从业者的工作职责 |
| 二、浴堂从业者的身份与社会来源 |
| 三、北京浴堂伙计的工作日常 |
| 四、北京浴堂伙计的收入与生活状况 |
| 第二节 北京浴堂伙计的价值观念及社会形象 |
| 第三节 北京浴堂同业公会 |
| 一、北京浴堂同业公会的成立始末及历史沿革 |
| 二、北京浴堂同业公会的组织情况 |
| 三、浴堂同业公会的功能 |
| 四、政府在浴堂同业公会中的权力渗透 |
| 第四节 北京浴堂职业工会 |
| 一、浴堂职业工会产生的社会要素 |
| 二、浴堂职业工会成立风波 |
| 三、浴堂职业工会成立后的劳资纠纷 |
| 第五节 浴堂中的地下活动 |
| 一、浴堂中开展地下工作的优势 |
| 二、北平市和平解放之际浴堂业的地下工作 |
| 小结 |
| 第四章 公共卫生、卫生行政与北京浴堂业 |
| 第一节 公共卫生与城市改良 |
| 一、北京的卫生环境与市民沐浴观念 |
| 二、浴堂卫生规章的历史沿革 |
| 第二节 国民政府对北平浴堂业的管理 |
| 一、北平市政府对浴堂卫生的监督与稽查 |
| 二、北平市政府对违章浴堂的惩处 |
| 三、政府对浴堂卫生管理不力的原因分析 |
| 第三节 市政体系中的浴堂 |
| 一、浴堂与城市沟渠排水系统 |
| 二、防疫、公共卫生与浴堂 |
| 第四节 女性及平民浴堂 |
| 一、女性浴所的设立 |
| 二、平民浴堂的创办 |
| 小结 |
| 第五章 浴堂中的社会问题 |
| 第一节 浴堂的公共安全 |
| 一、晕堂 |
| 二、火灾与触电 |
| 三、建筑安全 |
| 第二节 浴堂中的盗窃犯罪 |
| 一、盗窃案件频发的社会背景 |
| 二、浴堂中偷窃案件的地缘因素 |
| 三、浴堂中偷窃案件的犯罪方式与窃贼身份 |
| 四、浴堂中偷窃犯罪的治理 |
| 第三节 浴堂中的风化问题 |
| 一、浴堂中的混浴现象 |
| 二、女浴堂中的男性工役 |
| 三、政府对浴堂社会风化问题的治理 |
| 小结 |
| 第六章 浴堂与日常生活 |
| 第一节 沐浴社会价值的重塑 |
| 一、沐浴内涵的转释 |
| 二、沐浴的日常生活化过程 |
| 第二节 沐浴的日常生活化建构 |
| 一、作为惠工设施的职工浴堂 |
| 二、作为规训手段的学生浴间 |
| 三、作为现代日常生活基本单元的家庭浴室 |
| 四、以消费构建现代生活的公共浴堂 |
| 第三节 公共浴堂与沐浴之现代释义的争论 |
| 一、浴堂消费模式与平等观念的矛盾 |
| 二、日常生活构建过程中的分歧 |
| 三、闲暇与国家权力之间的抵牾 |
| 小结 |
| 结论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3）毕节市孕产妇死亡情况分析（2010-2020）及阶梯式亚专科培训模式在重症孕产妇救治中的效果探讨（论文提纲范文）
| 英文缩略词表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一、国内外孕产妇死亡及产科重症救治现状分析 |
| 二、毕节示范区重症孕产妇救治能力现状分析 |
| 三、医学临床亚专科医师培训模式的探讨 |
| 第一部分 2010-2020年贵州省毕节市孕产妇死亡情况分析 |
| 1.研究资料与方法 |
| 1.1 研究对象 |
| 1.2 资料收集 |
| 1.3 统计学方法 |
| 2.结果 |
| 2.1 全国、贵州省和毕节市的孕产妇死亡率 |
| 2.2 毕节市死亡孕产妇年龄分布 |
| 2.3 毕节市死亡孕产妇文化程度 |
| 2.4 毕节市死亡孕产妇收入情况 |
| 2.5 毕节市孕产妇死亡病例孕产次 |
| 2.6 毕节市死亡孕产妇孕期保健情况 |
| 2.7 毕节市孕产妇死亡病例分娩地点和死亡地点 |
| 2.8 毕节市孕产妇死因构成及顺位 |
| 2.9 毕节市孕产妇死亡评审情况 |
| 2.10 死亡孕产妇在各级医疗处理延误中构成比 |
| 3 讨论 |
| 3.1 孕产妇死亡率的变化走势分析 |
| 3.2 死亡孕产妇基本情况 |
| 3.3 孕产妇分娩和死亡地点分析 |
| 3.4 孕产妇主要死因分析 |
| 3.5 孕产妇死亡评审结果分析 |
| 3.6 根据上述分析,提出以下干预措施: |
| 4.结论 |
| 第二部分 亚专科培训模式在重症孕产妇救治中的效果探讨 |
| 1.研究资料与方法 |
| 1.1 研究对象 |
| 1.2 研究方法 |
| 1.3 统计方法 |
| 2.结果 |
| 2.1 实施过程部分展示 |
| 2.2 基层培训医师的资料 |
| 2.3 产妇资料 |
| 2.4 围产儿的结局 |
| 3.讨论 |
| 3.1 重症孕产妇阶梯式亚专科培训模式 |
| 3.2 培训效果 |
| 3.3 阶梯式亚专科培训模式对母儿结局的影响 |
| 4.结论 |
| 本研究存在的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表 |
| 综述 医学临床亚专科医师培训模式的探讨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4）毕节市孕产妇死亡情况分析（2010-2020）及阶梯式亚专科培训模式在重症孕产妇救治中的效果探讨（论文提纲范文）
| 英文缩略词表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一、国内外孕产妇死亡及产科重症救治现状分析 |
| 二、毕节示范区重症孕产妇救治能力现状分析 |
| 三、医学临床亚专科医师培训模式的探讨 |
| 第一部分 2010-2020年贵州省毕节市孕产妇死亡情况分析 |
| 1.研究资料与方法 |
| 1.1 研究对象 |
| 1.2 资料收集 |
| 1.3 统计学方法 |
| 2.结果 |
| 2.1 全国、贵州省和毕节市的孕产妇死亡率 |
| 2.2 毕节市死亡孕产妇年龄分布 |
| 2.3 毕节市死亡孕产妇文化程度 |
| 2.4 毕节市死亡孕产妇收入情况 |
| 2.5 毕节市孕产妇死亡病例孕产次 |
| 2.6 毕节市死亡孕产妇孕期保健情况 |
| 2.7 毕节市孕产妇死亡病例分娩地点和死亡地点 |
| 2.8 毕节市孕产妇死因构成及顺位 |
| 2.9 毕节市孕产妇死亡评审情况 |
| 2.10 死亡孕产妇在各级医疗处理延误中构成比 |
| 3 讨论 |
| 3.1 孕产妇死亡率的变化走势分析 |
| 3.2 死亡孕产妇基本情况 |
| 3.3 孕产妇分娩和死亡地点分析 |
| 3.4 孕产妇主要死因分析 |
| 3.5 孕产妇死亡评审结果分析 |
| 3.6 根据上述分析,提出以下干预措施: |
| 4.结论 |
| 第二部分 亚专科培训模式在重症孕产妇救治中的效果探讨 |
| 1.研究资料与方法 |
| 1.1 研究对象 |
| 1.2 研究方法 |
| 1.3 统计方法 |
| 2.结果 |
| 2.1 实施过程部分展示 |
| 2.2 基层培训医师的资料 |
| 2.3 产妇资料 |
| 2.4 围产儿的结局 |
| 3.讨论 |
| 3.1 重症孕产妇阶梯式亚专科培训模式 |
| 3.2 培训效果 |
| 3.3 阶梯式亚专科培训模式对母儿结局的影响 |
| 4.结论 |
| 本研究存在的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表 |
| 综述 医学临床亚专科医师培训模式的探讨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5）新生儿败血症诊断的优化和预测模型构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缩略语/符号说明 |
| 前言 |
| 研究现状、成果 |
| 研究目的、方法 |
| 一、新生儿败血症临床特点分析 |
| 1.1 对象和方法 |
| 1.1.1 研究对象 |
| 1.1.2 研究对象分组方法 |
| 1.1.3 研究方法 |
| 1.1.4 统计软件及统计方法 |
| 1.2 结果 |
| 1.2.1 707例新生儿败血症一般情况分析结果 |
| 1.2.2 以 72 小时为截点的早发与晚发新生儿败血症分析结果 |
| 1.2.3 以 7 天为截点的早发与晚发新生儿败血症分析结果 |
| 1.2.4 早产儿组与非早产儿组新生儿败血症分析结果 |
| 1.2.5 化脓性脑膜炎组与非化脓性脑膜炎组新生儿败血症分析结果 |
| 1.3 讨论 |
| 1.3.1 新生儿败血症流行现状 |
| 1.3.2 新生儿败血症分类及临床特点分析 |
| 1.3.3 本研究的不足之处 |
| 1.4 小结 |
| 二、新生儿败血症诊断预测模型的构建研究 |
| 2.1 对象和方法 |
| 2.1.1 研究对象及分组 |
| 2.1.2 研究方法 |
| 2.1.3 统计软件及统计方法 |
| 2.2 结果 |
| 2.2.1 对照组和病例组临床资料的单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 |
| 2.2.2 新生儿败血症诊断预测模型的构建 |
| 2.2.3 新生儿败血症诊断预测模型的的性能评价 |
| 2.3 讨论 |
| 2.3.1 预测模型方法的概况 |
| 2.3.2 预测模型方法与新生儿败血症诊断 |
| 2.3.3 预测模型方法的应用 |
| 2.4 小结 |
| 三、β-内酰胺酶培养瓶对含抗菌素模拟菌血症标本检测能力研究 |
| 3.1 对象和方法 |
| 3.1.1 标本来源 |
| 3.1.2 仪器与试剂 |
| 3.1.3 方法 |
| 3.1.4 统计学分析 |
| 3.2 结果 |
| 3.2.1 金黄色葡萄球菌-青霉素钠组阳性检出结果及分析 |
| 3.2.2 大肠埃希菌-头孢呋辛钠组阳性检出结果及分析 |
| 3.2.3 金黄色葡萄球菌-青霉素钠组阳性检出时间统计分析结果 |
| 3.2.4 大肠埃希菌-头孢呋辛钠组阳性检出时间统计分析结果 |
| 3.3 讨论 |
| 3.3.1 脓毒症及血培养 |
| 3.3.2 体外模拟实验研究 |
| 3.4 小结 |
| 全文结论 |
| 论文创新点 |
| 参考文献 |
| 综述 新生儿败血症诊断现状与临床预测模型方法的应用 |
| 综述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6）塑造“社会主义新人” ——集体化时代一个晋东南村庄的个体与群体（论文提纲范文）
| 附图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理论反思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方法和主要内容 |
| 四.研究区域及史料特点 |
| 第一章 “问题人物”的思想改造与人生际遇 |
| 一.精诚所至:董心诚的重归“群众”之路 |
| (一)学生时代 |
| (二)军旅生涯 |
| (三)成为“反革命” |
| (四)接受改造 |
| (五)成为“群众” |
| 二.我行我素:石逢生难以被改造的本性 |
| (一)成长过程一波三折 |
| (二)青年时期因言获罪 |
| (三)政治渗透下的家庭关系 |
| (四)本性难改:回村后的表现 |
| (五)学会使用政治话语保护自己 |
| (六)人生悲剧的心理分析 |
| 三.大起大落:一个皮革手工业者人生的“高潮”与“低谷” |
| (一)坎坷波折的前半生 |
| (二)改造生活 |
| (三)个人与国家的关系 |
| 四.“学而优则仕”:宁家成士绅梦想的破灭 |
| (一)求学 |
| (二)工作 |
| (三)管制 |
| (四)改造 |
| 五.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公”“私”之间:集体化时代的乡村干部 |
| 一.集体化时代蔚村权力结构的变迁 |
| 二.大队的核心干部 |
| (一)大队书记 |
| (二)大队长 |
| (三)其他干部 |
| 三.小队干部 |
| (一)小队干部的基本设置 |
| (二)大队干部与小队干部之间的关系 |
| 四.“三通四化”的干部形象 |
| (一)党课制度 |
| (二)干部参加劳动制度 |
| 五.“人无完人”:干部的另一面 |
| (一)违反国家政策问题 |
| (二)“四清”与整风运动中的干部问题 |
| (三)作风问题 |
| 六.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榜样的力量:集体化时期对模范的塑造 |
| 一.制造模范 |
| (一)制造模范的标准及变化 |
| (二)制造模范的困难与问题 |
| 二.解读模范 |
| (一)模范贴近生活 |
| (二)模范无处不在 |
| (三)模范的奖励 |
| 三.典型模范 |
| (一)水利专业队队长赵世喜 |
| (二)第七生产队长卫胜利 |
| (三)“保险会计”杨家星 |
| 四.事件中的模范 |
| 五.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家庭·劳动·革命:妇女形象的嬗变 |
| 一.互助组时期:妇女走向生产的准备 |
| (一)“互助”的早期理解 |
| (二)妇女参与生产的背景 |
| (三)效果和经验 |
| (四)理想的妇女形象 |
| 二.初级社、高级社时期:从家庭妇女到劳动妇女 |
| (一)以妇女参加劳动生产为中心 |
| (二)妇女参加劳动生产的成绩 |
| 三.人民公社时期:“劳动妇女”和“革命妇女”的双重身份 |
| (一)新的要求 |
| (二)新的举措 |
| (三)新的变化 |
| 四.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新人”的启蒙:集体化时代的儿童教养 |
| 一.幼托事业的发展及幼儿教养 |
| (一)合作化时期“保育为主、教育为辅”的方针 |
| (二)人民公社化时期对“共产主义接班人”的培养 |
| (三)集体化时代后期:“儿童本位”的回归 |
| 二.儿童的小学教养 |
| (一)集体化时代农村小学教育普及概况 |
| (二)“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 |
| (三)“教育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 |
| 三.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从拿镐到拿枪:建国以来乡村社会中的民兵 |
| 一.民兵制度的数据分析 |
| (一)人数统计 |
| (二)组织、干部结构 |
| (三)年龄分析 |
| (四)基本情况 |
| 二.民兵的日常管理 |
| (一)军事训练制度 |
| (二)宣传、学习制度 |
| (三)武器管理制度 |
| (四)评优制度 |
| (五)问题及对策 |
| 三.民兵的模范带头作用 |
| (一)改造种子山 |
| (二)抗旱蓄水 |
| (三)抗洪抢险 |
| (四)科学种田 |
| 四.民兵营中的女民兵 |
| 五.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7）基于连续性伙伴关系的分娩计划书的研制及应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缩略语 |
| 摘要 |
| ABSTRACT |
| 1.前言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现状与发展 |
| 1.3 研究问题的提出 |
| 1.4 理论框架 |
| 1.5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6 研究内容与技术路线 |
| 2.分娩计划书内容模板的研制 |
| 2.1 研究对象与方法 |
| 2.1.1 研究对象 |
| 2.1.2 研究方法 |
| 2.1.3 研究工具 |
| 2.1.4 质量控制 |
| 2.1.5 数据分析 |
| 2.2 结果 |
| 2.3 讨论 |
| 2.4 研究小结 |
| 3.基于连续性伙伴关系分娩计划书的应用 |
| 3.1 研究对象 |
| 3.1.1 纳入标准 |
| 3.1.2 排除标准 |
| 3.1.3 剔除标准 |
| 3.1.4 样本量的确定 |
| 3.2 研究步骤 |
| 3.2.1 分组方法 |
| 3.2.2 干预方案 |
| 3.2.3 评价指标 |
| 3.2.4 数据收集与工具 |
| 3.2.5 质量控制 |
| 3.2.6 统计分析 |
| 3.2.7 伦理原则 |
| 3.3 研究结果 |
| 3.3.1 研究对象的纳入与失访 |
| 3.3.2 研究对象资料 |
| 3.3.3 分娩结局指标 |
| 3.3.4 两组产妇主观心理指标的比较 |
| 3.4 讨论 |
| 3.4.1 基本资料分析 |
| 3.4.2 基于连续性伙伴关系的分娩计划书对分娩结局的影响 |
| 3.4.3 基于连续性伙伴关系的分娩计划书对妇女主观心理的影响 |
| 3.4.4 基于连续性伙伴关系的分娩计划书对助产士角色定位的影响 |
| 4.研究结语 |
| 4.1 研究结论 |
| 4.2 研究创新点 |
| 4.3 研究局限与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综述 国内外分娩计划书的研制与运用现状 |
| 综述参考文献 |
| 附录 |
| 作者简介 |
| 致谢 |
（8）不同时间窗全身亚低温治疗新生儿缺氧缺血性脑病疗效观察（论文提纲范文）
| 主要英文缩略词索引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前言 |
| 第2章 对象与方法 |
| 2.1 研究对象 |
| 2.2 研究方法 |
| 2.3 诊断标准 |
| 2.4 统计学方法 |
| 第3章 结果 |
| 3.1 一般资料 |
| 3.2 安全性比较 |
| 3.3 近期预后比较 |
| 3.4 随访情况比较 |
| 第4章 讨论 |
| 4.1 亚低温治疗的安全性 |
| 4.2 亚低温治疗疗效 |
| 4.3 本研究的局限性 |
| 第5章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综述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硕士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9）中国适宜卫生技术评估研究的系统评价（论文提纲范文）
| 1 资料与方法 |
| 1.1 纳入与排除标准 |
| 1.1.1 研究主题 |
| 1.1.2 研究对象 |
| 1.1.3 研究类型 |
| 1.1.4 文献类型 |
| 1.2 检索资源 |
| 1.3 检索策略 |
| 1.4 文献筛选 |
| 1.5 数据提取 |
| 1.6 分析方法 |
| 2 结果 |
| 2.1 文献筛选结果 |
| 2.2 纳入文献的描述 |
| 2.2.1 文献发表年代分布 |
| 2.2.2 纳入文献的研究地区分布 |
| 2.2.3 纳入文献的研究对象分布 |
| 2.2.4 纳入文献的研究类型分布 |
| 2.3 适宜卫生技术的分类 |
| 2.4 适宜卫生技术涉及的疾病分类 |
| 2.5 适宜卫生技术评估内容 |
| 3 讨论 |
（10）我国农村卫生适宜技术评估筛选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前言 |
| 1 研究背景 |
| 2 卫生适宜技术研究现状 |
| 3 研究目的和内容 |
| 4 论文篇章结构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1 卫生技术评估 |
| 1.1 卫生技术评估类型 |
| 1.2 卫生技术评估理论和研究进展 |
| 1.3 卫生技术评估的基本步骤 |
| 1.4 主要卫生技术评估方法 |
| 2 我国农村卫生适宜技术研究现状 |
| 2.1 我国农村卫生技术需求研究现状 |
| 2.2 我国农村卫生适宜技术评估筛选研究现状 |
| 第三章 资料来源和研究方法 |
| 1 本研究总体框架 |
| 2 资料来源和研究方法 |
| 2.1 农村卫生需求调查 |
| 2.2 农村卫生适宜技术评估 |
| 2.2.1 农村卫生适宜技术循证医学系统综述评价 |
| 2.2.2 农村卫生适宜技术综合评分 |
| 2.2.3 农村卫生适宜技术定性评价法 |
| 2.3 拟定项目示范地推广农村卫生适宜技术清单 |
| 3 质量控制 |
| 3.1 设计阶段 |
| 3.2 调查阶段 |
| 3.3 调查后 |
| 第四章 结果与分析 |
| 1 农村卫生技术需求 |
| 1.1 县乡村主要健康问题 |
| 1.2 卫生服务提供者卫生技术需求 |
| 1.3 主要常见病卫生技术需求 |
| 2 农村卫生适宜技术循证医学系统综述评价 |
| 2.1 卫生技术系统综述评价总体结果 |
| 2.2 治疗技术和诊断技术系统综述评价示例 |
| 3 农村卫生适宜技术综合评分 |
| 3.1 筛选农村卫生适宜技术的基本步骤 |
| 3.2 卫生技术评估专家基本情况 |
| 3.3 卫生技术评分资料分析 |
| 4 农村卫生适宜技术定性评价 |
| 4.1 访谈专家基本情况 |
| 4.2 具有可比性的访谈指标 |
| 4.3 卫生技术访谈结果分析 |
| 5 本章小结 |
| 5.1 卫生需求调查小结 |
| 5.2 农村卫生适宜技术循证医学系统综述评价小结 |
| 5.3 农村卫生适宜技术综合评分小结 |
| 5.4 农村卫生适宜技术定性评价小结 |
| 6 各示范地拟推广应用的卫生适宜技术清单 |
| 第五章 讨论与政策建议 |
| 1 方法学讨论 |
| 1.1 研究整体设计和构思 |
| 1.2 农村卫生需求调查设计 |
| 1.3 农村卫生适宜技术综合评分 |
| 1.4 农村卫生适宜技术定性评价设计 |
| 2 对主要结果的讨论 |
| 2.1 我国农村卫生适宜技术需求现状 |
| 2.2 我国农村卫生适宜技术循证医学研究 |
| 2.3 我国农村卫生适宜技术综合评分 |
| 2.4 我国农村卫生适宜技术定性评价 |
| 3 结论和政策建议 |
| 3.1 结论 |
| 3.2 政策建议 |
| 本研究的创新性和不足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学术论文目录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四、迅速在基层推广新生儿窒息复苏适宜技术的必要性（论文参考文献）
- [1]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研究[D]. 肖雄. 广州中医药大学, 2021(02)
- [2]20世纪上半叶北京浴堂研究（1900-1952）[D]. 宋子昕. 河北师范大学, 2021(09)
- [3]毕节市孕产妇死亡情况分析（2010-2020）及阶梯式亚专科培训模式在重症孕产妇救治中的效果探讨[D]. 陈桂娴. 广州医科大学, 2021(02)
- [4]毕节市孕产妇死亡情况分析（2010-2020）及阶梯式亚专科培训模式在重症孕产妇救治中的效果探讨[D]. 陈桂娴. 广州医科大学, 2021
- [5]新生儿败血症诊断的优化和预测模型构建研究[D]. 刘洋. 天津医科大学, 2020(06)
- [6]塑造“社会主义新人” ——集体化时代一个晋东南村庄的个体与群体[D]. 张瑜. 山西大学, 2020(01)
- [7]基于连续性伙伴关系的分娩计划书的研制及应用研究[D]. 李彤. 海南医学院, 2020(01)
- [8]不同时间窗全身亚低温治疗新生儿缺氧缺血性脑病疗效观察[D]. 谭凯秦. 南华大学, 2019(01)
- [9]中国适宜卫生技术评估研究的系统评价[J]. 郭雪,刘琴,于晓羽,袁保诚,汪洋,王润华. 中国循证医学杂志, 2012(12)
- [10]我国农村卫生适宜技术评估筛选研究[D]. 李雪梅. 山东大学, 201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