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强化沿线治安管理（论文文献综述）
杨薇[1]（2020）在《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研究（1978-2018）》文中指出“一带一路”倡议是我国在新时期提出的重要发展理念与愿景,为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了中国贡献。“一带一路”倡议是2013年提出的,但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留学生教育,从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存在并不断发展,经历了从无意识到有意识的发展过程。本研究选取俄罗斯、印度、巴基斯坦、泰国和马来西亚等五国作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典型代表,主要通过历史研究、口述历史等研究方法,在国内外政治环境、经济状况、外交关系、教育政策等宏观背景下,呈现改革开放以来的40年间,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个国家之间留学生教育发展过程的立体影像。留学生教育是高等教育中一个比较特殊的领域。根据国内和国外两个立足点,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的留学生教育,可以分为向国外派出留学生和接收来华留学生两大分支领域,既有在教育政策指导下发展的共通性,也有遵循各自轨迹发展的独立性。依据我国不同时期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重大教育政策的颁布实施以及留学生教育发展的规模等具有标志意义的史实,本文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之间的留学生教育划分为“重新起步时期”、“深化改革时期”和“加速发展时期”三个主要的历史发展阶段,从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国家之间的外交关系、我国经济发展和教育改革的推进、我国高等教育政策和留学生教育政策的实施以及留学生个体在时代大潮中的经历等不同角度,客观呈现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的演进过程。通过对40年来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留学生教育发展的历史回溯,本研究得出以下认识:40年来,服务国家建设需要、服务国家外交大局,始终贯穿着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的发展进程;国际政治局势和国家之间的外交关系是发展留学生教育的前提条件;“一带一路”沿线五国自身的教育水平是与我国开展留学生教育合作的基础;中国经济实力的变化和教育政策的导向决定了留学生教育发展的方向、速度和规模。40年来,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的发展,经历了从整体统筹规划、到各自相对独立发展、再回归统筹兼顾趋势的演进过程,充分体现了不同历史时期留学生教育发展的客观需要与政策取向。40年来,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之间的留学生教育取得了丰富的历史经验,有力推动了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促进了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人文交流;通过不断完善管理制度,加快了留学生教育乃至高等教育整体的法制化进程;认识到来华留学生教育具有一定的市场属性、是教育服务贸易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培养了大量优秀人才,直接服务国家公共外交的作用日益突出。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留学生教育可在以下几方面采取相应的对策:把留学生教育置于我国高等教育整体发展之中,置于世界高等教育的竞争之中,高度重视留学生教育的地位与作用;大力发展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派出留学生教育;进一步提高来华留学生教育质量,加快提升风险防范意识;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留学生教育,需要统筹派出和接收两个不同的方向,平衡规模与质量、速度与效益之间的关系;通过发展留学生教育,契合“一带一路”倡议,发挥教育的多重功能,不断推动思想观念的转变和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培养更多优秀人才,为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构筑“民心相通”的教育之路。
张地[2]（2020）在《新一轮铁路公安机关管理体制改革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根据党和国家机构改革以及公安改革的要求,2018年起,铁路公安队伍整体移交公安部统一管理。然而原有管理模式的惯性制约了新体制下铁路公安履职尽责。究其根本,仍需从铁路公安管理体制中寻找答案,积极探寻创新警务运作模式及警务机制。本文从铁路公安建立发展着手,着重分析原有管理体制的缺陷,通过对铁路公安在运转过程中现状的深入探索,发现涉及管理体制、治安管理机制、人事管理、后勤保障等几大方面,存在较大问题。在此基础上,通过展现铁路公安历史发展进程,明确各类问题产生的背景,进一步将研究重点聚焦铁路公安管理体制的即存弊端和产生原因,并从职责定位、大部制改革、警力设置、职级晋升、科技强警、正规化建设等多个维度探索改进铁路公安机关管理体制的举措建议。
刘阳[3]（2020）在《云南地方保卫团队研究（1929-1945）》文中提出民国时期,军阀混战,社会治安混乱,各地乡绅为加强地方自卫,或为扩大私人地盘,成立了名号不一的地方保卫组织,政府对其难以形成有效的管控。乡绅控制下地方团队亦兵亦匪,不仅难以发挥维护治安的作用,部分团队还演绎成祸乱地方、对抗政府的恶势力。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为加强社会控制、维护基层治安,颁布了《县保卫团法》,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保卫团制度。云南省政府积极响应,以该法规为蓝本,在全省各县改编旧有团队,成立县保卫团,并在此基础上组建起以保卫队、常备队为主体的地方保卫团队。政府控制下的地方保卫团队作为军警的重要补充,一直沿用至1945年以后,在维持社会秩序稳定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云南地方保卫团队以县为单位进行编制,县长任总团长,以区团、乡镇、闾为单位建立起层级严密的保卫团队组织。各县保卫团队通过民政厅受省政府统一领导,配发经费武器、辅以军事政治训练,构成了平时各司其业,有事则聚而为兵的民众武装团体。保卫团队团兵与民众存在的天然联系,为政府控制基层社会搭建了桥梁,促使保卫团队不仅成为增强基层自卫力量的武装组织,更是政府控制力下渗的重要载体。政府为强化对地方保卫团队的控制,不仅严格掌握了保卫团队官长的人事任免权,还以多种方式对团队官长进行训育、督察,确保团队官长时刻处于政府的控制之中。又通过将保卫团队的经费收支纳入政府的财政体系、规范保卫团团兵的征调、加强对民间武器的管控等诸多措施,逐步削弱了士绅对地方团队的影响。将绅权逐出了地方团务的核心层面,改变了以往地方团队被士绅把控的局面。保卫团队最终成为了政府绝对控制下的规范化、标准化的官办地方武装组织。民国时期云南警政体系薄弱,政府对基层社会的控制力不足,地方保卫团队作为政府强制力的载体,在基层社会中实际上扮演了警察的角色,承担起警察的部分职责,有效维护了社会治安,促进了政府法令在基层社会中的贯彻执行。地方保卫团队既是地方武装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维持地方日常治安的核心力量。总体来说,云南地方保卫团队发挥的强制力作用,有效促进了政府的权力下渗,加强了对民众的组织与管理,强化了政府对基层社会的控制,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传统基层社会由乡绅主导向政府主导的转变。
黄英波[4]（2020）在《“枫桥经验”在涉铁社会矛盾治理中的运用 ——以山西省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枫桥经验”是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治理方案,其核心内涵是党的领导、群众路线、创新发展。50多年来,“枫桥经验”在实践中与时俱进、不断发展,融入了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理念,被广泛借鉴应用于诸多领域。近年来,随着我国铁路建设的不断发展,尤其是高速铁路里程的不断增加,铁路安全运营对外部环境的依赖愈发突出。铁路面临的外部环境更加复杂,涉铁社会矛盾数量不断增加,化解难度不断增大,呈现出“影响因素复杂、涉及主体多、治理难度大”的特点,深刻体现了当今政府、垄断性国企、农村基层、个体公民复杂曲折的互动过程,体现出当代社会治理中法治、政治、德治、自治之间的复杂纠缠。妥善化解涉铁社会矛盾事关铁路沿线群众的合法权益和切身利益,事关铁路运营安全,事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事关经济大动脉畅通,事关国家形象,是铁路沿线各级党委政府高度重视的一项社会治理工作。预防和化解涉铁社会矛盾,需要平衡各方诉求,动员各方力量,坚持联防联治、技防人防、共建共享的指导方针。“枫桥经验”在这方面提供了一整套理念、思路和做法,能够为涉铁社会矛盾治理提供新的助力,因此在全国铁路护路联防系统得到推广。本文以山西省为例,将“枫桥经验”引入到对一种特殊社会矛盾——涉铁社会矛盾治理的讨论中,分析“枫桥经验”在预防化解涉铁社会矛盾中是如何具体开展并获得效果的,并进一步讨论这项工作在实际推进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这些讨论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枫桥经验”的运用领域,对推动铁路沿线基层社会治理工作有一定参考价值,对于深化认识当代中国社会治理的实践具有一定意义。文章由五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阐述了论文写作的总体情况,包括论文选题的背景和意义、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研究方法以及创新点;第二部分介绍了“枫桥经验”的相关内容,梳理了“枫桥经验”的演进过程,界定了“枫桥经验”的基本概念及其在不同时期的内涵,并对矛盾纠纷多元化解的“枫桥经验”进行介绍;第三部分对山西省涉铁社会矛盾治理实践进行了详细论述,从山西省涉铁社会矛盾治理整体入手,分析涉铁社会矛盾的发展态势及产生原因,并对其在治理过程中探索的典型经验进行总结;第四部分基于案例的具体实践,对涉铁社会矛盾治理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第五部分借鉴“枫桥经验”,从涉铁社会矛盾治理的理念、格局、体制机制、治理方式几个层面提出涉铁社会矛盾治理创新的对策。
宋铁勇[5]（2020）在《被抛弃、被掠夺与回归祖国：民族交错地带边陲矿区兴衰 ——基于扎赉诺尔煤矿的研究（1902-1952）》文中研究表明“扎赉诺尔”地方之名来源于蒙古语对“达赉湖”（呼伦湖）的称呼,经俄语音译再转译为汉语后,演变为“扎赉诺尔”,地域表达范围也从整个达赉湖地区,定位于今内蒙古呼伦贝尔市扎赉诺尔区。历史上,位于多民族交错地带、濒临沙俄（苏联）的扎赉诺尔地区本是蒙古族游牧之地,因《中俄密约》的签订,清廷实质上主动抛弃包括扎赉诺尔煤矿经营权在内的中东铁路及其沿线附属地域、企业的主权与相应利权而被迫卷入“世界体系”。兹后,该地因煤而兴,进而形成文化与政治多元的边陲社会。从1902年扎赉诺尔煤矿开办至1952年扎赉诺尔煤矿随中长铁路一齐回归祖国这一期间,扎赉诺尔地区经历了“边疆民族游牧地——煤矿——矿区——城镇”四个阶段的发展历程。这一过程中,既可以管窥到殖民者或强权者对中国施行的资源掠夺、资本输出、产品倾销等政策,以及殖民地单一产业结构的畸形发展特征,也能体察到该矿区社会由无到有,由小而大,多元复杂的样态。煤矿与矿区的发展变迁映射出了具有时代特色的国际关系、中外博弈、列强之间相互牵制、我国东北地区部分外来输入型能源工业与重工业特征,以及边疆地区各民族应对不同政权所产生的共处共生机理、不同时期的中国边疆治理范式等问题。同时,为探索地方社区形态变迁、殖民主义或强权主义统治下的矿区经济社会结构的调适、边疆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趋势以及国际政治影响等问题提供了典型案例。论文分为“序章”“正文”“终章”三大部分。“序章”旨在提出问题、阐明研究意义并通过对先行研究成果的翔实评述,提出本文拟借助的理论范式、研究方法与拟达到的目标。正文分为七章,旨在对“序章”提出的问题予以实证、阐释与研讨。第一章以“近代边疆危机:民族交错地带资源所有权的丧失”为题,阐述本论文研究主要对象所处的时空背景;第二章以“被抛弃的边陲矿业:沙俄对扎赉诺尔煤矿的掠夺”为题,细述东清铁路办矿、俄商包办时期,沙俄对扎赉诺尔煤矿及其矿区的掠夺;第三章以“中苏合办:苏联的隐蔽掠夺策略与其工业化模式在中国的早期试验”为题,通过对扎赉诺尔煤矿产量的统计,分析苏联对扎赉诺尔煤矿资源的掠夺及相关政策和经营手段;第四章以“统制与统治:伪满时期日本对扎赉诺尔煤矿及矿区的管控”为题,分析日本产业统制政策在扎赉诺尔煤矿及矿区施行的阶段性内容与影响。第五章以“中苏共管:工会制度与“一长制”在扎赉诺尔煤矿及矿区的作用”为题,详述边陲经济社会国民经济的恢复与社会秩序的确立过程中,工会制度与“一长制”的作用;第六章以“回归祖国:扎赉诺尔煤矿国有化进程”为题,论述1952年扎赉诺尔煤矿回归祖国后,扎赉诺尔煤矿运营管理的调适。第七章以“遥远的边陲社会:二十世纪上半叶的扎赉诺尔”为题,分析扎赉诺尔煤矿矿工社区的变迁和边陲社会的发展形态。“终章”重在回答“序章”提出的问题,总结全文并得出结论。本文认为扎赉诺尔的“地方性”显现出了汉族移民文化、俄（苏）日殖民者或强权者文化和本地蒙古族文化之间交汇融合的社会性表征。借助于煤矿的“单位”社会化和“地方社会”的单位化之间不间断的互动与互构,扎赉诺尔地方社会得以不断发展,最后进化为城镇。俄-苏占领或租借时期,虽然该地主权在国际法上仍属于中国,当地的中国地方政府仍然存在,俄-苏只是该地的租借者,但因当时中国国家力量羸弱,难以伸张应有的权利,故该地显现出了完全从属于俄-苏政府的“地方性”,该煤矿及地方秩序与中国国家秩序之间难以同调,中国人长期处于社会最底层、中国地方政府始终居于被动地位。日伪统治时期,因中国在该地的主权被完全侵夺,中国的国家秩序自然是荡然无存。中国共产党自1945年日本投降后在该矿所做的一系列秘密和公开工作,卓有成效,事实上将“地方”和“单位”的语义逐渐导向了“国家单元”表意上,为地方秩序与国家秩序之间的渐趋一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直至1953年苏联将该矿归还中国之际,“国家中心性”对“地方性”的整合过程随即完成。
张磊[6]（2020）在《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网络恐怖主义犯罪防控研究》文中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在首届互联网大会上指出,“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随着新的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人类和国家安全的最大威胁者——恐怖主义,已从传统的网下威胁演变和发展成为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新型恐怖主义——网络恐怖主义。近年来,国内外网络恐怖主义活动和网络恐怖主义犯罪不断增多,不仅威胁着各主权国家的国内安全,更对国际社会安全造成极大破坏。网络恐怖主义犯罪对我国国家安全也提出了新挑战。在总体国家安全观背景之下,网络恐怖主义威胁呈现出诸多新特点,网络恐怖主义犯罪从对象型向空间型转变,从单向型向交叉型转变,而且其专业化、智能化、分散化、隐蔽性特征更强。传统的预防和打击恐怖主义犯罪的手段,在网络恐怖主义犯罪面前显得捉襟见肘,无法起到有效的防控作用。在此种背景下,网络恐怖主义犯罪的防控应强调体系性与开放性的治理理念,也应从单一的治理思维向综合预防性战略转变。网络恐怖主义考验着国内法治、预警机制、融资制度、国际合作战略等的体系化建设。在总体国家安全观视角下,结合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新内涵和新战略,实现网络恐怖主义犯罪的有效防控已成为新的时代课题。当前我国与国际社会在应对网络恐怖主义犯罪方面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从国内来看,我国在防控网络恐怖主义问题上尚未发挥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积极指导功能。国家安全内涵丰富,包括国家内外部安全,也包括国土和国民安全,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发展问题与安全问题,自身安全与共同安全。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的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中对国家安全进行了新诠释,提出了11种国家安全: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从特征上看,总体国家安全观具有丰富性和多元性、多层次性、立体性、辩证性和动态性,这些特征使得总体国家安全观可以为网络恐怖主义犯罪的防控提供更加丰富的视角。目前,国内关于网络恐怖主义犯罪的预防性立法缺失,这种缺失不仅表现在制度层面,也表现在实践层面;此外,还缺乏综合性的防控措施,包括金融、预警机制等的不健全,需要在新的安全理念下树立更综合性的防控理念,建立新的防控策略。从国际来看,总体国家安全观之下的网络恐怖主义犯罪防控不能局限于一国之内,网络恐怖主义犯罪防控需要世界各国的互助合作。但当前,世界各国在应对网络恐怖主义时往往采用“双重标准”,法律合作、技术合作与情报合作基础不牢,亟待构建网络反恐的国际化体系。在此种情势下,如何发挥总体国家安全观对网络恐怖主义犯罪防控指导功能?如何将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理念融合于具体的有可实施性和可操作性的网络恐怖主义犯罪防控的制度性举措之中?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文章对总体国家安全观之下的网络恐怖主义犯罪防控机制的健全进行诠释。导论部分就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网络恐怖主义犯罪防控的研究背景、研究意义、研究现状、研究方法及研究框架等作简要分析。第一章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提出及其对中国反恐的导向意义,采用文献研究法,阐述了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生成背景、基本内涵、目标追求和现实应用状况。文章认为,总体国家安全观的丰富内涵与特性对网络反恐提出了新的要求,在新的国家安全观背景下,首先要明确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实现方式,进而深刻挖掘总体国家安全观对我国新的反恐战略的指导意义。第二章网络恐怖主义犯罪的背景分析,梳理和阐述了网络恐怖主义的内涵,明确网络恐怖主义犯罪的演变历程、现实状况与发展态势。文章分析了网络恐怖主义内涵及其阶段特征,指出网络恐怖主义犯罪具有主体复杂、对象广泛、成本低廉、组织隐蔽的特点;总结了当下国内外网络恐怖主义犯罪的新趋势,网络恐怖主义犯罪主要是利用网络融资、传播思想、发展成员、联络和利用网络开展恐怖袭击等。网络恐怖主义犯罪的特点和新趋势对总体国家安全产生了严峻挑战。因此,我们应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指导下对网络恐怖主义犯罪防控策略和路径进行优化。第三章网络恐怖主义犯罪防控的中国困境。从当前我国的现实情况来看,我国在立法融资机制、预警机制以及国际合作机制方面都有一些探索,但是仍然存在很多不足,这些不足使得网络恐怖主义犯罪的防控存在薄弱环节,导致网络恐怖主义犯罪防控的效果大打折扣,因此需要对当前我国网络恐怖主义犯罪防控存在的困境进行分析,进而为提出有针对性的完善对策建议奠定基础。本部分着重网络恐怖主义防控的预防性立法体系、预警机制、融资防控机制、国际合作等方面的问题深入剖析,检视我国在网络恐怖主义犯罪的防控战略、防控体系、防控对策方面存在的诸多不足。第四章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网络恐怖主义犯罪防控的价值选择,明确了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网络恐怖主义犯罪防控的价值立场和政策定位。在价值立场方面,应全面优化网络反恐的价值理念,促进总体国家安全观对网络反恐的价值引导,形成四位一体的网络反恐观,即建立以治理为中心的反恐观,健全以法治为基础的反恐观,塑造以教育为核心的反恐观,完善以预防为重心的反恐观。在网络恐怖主义犯罪防控的政策定位上,首先,应坚持科学的整体策略,以社会发展为首要目标,兼顾非传统安全手段防控网络恐怖主义威胁,运用法律、金融等多种手段来防控网络恐怖主义犯罪;其次,应严格掌握网络恐怖主义犯罪的刑事政策,明确网络恐怖主义犯罪刑事政策的基本立场、整体定位和基本模式,使刑事政策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价值引导相契合,夯实网络恐怖主义犯罪防控路径的价值基础。第五章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网络恐怖主义犯罪的防控路径。在总体国家安全观之下,网络恐怖主义犯罪的防控路径应强调整体与互动的治理理念,构建多层次的防控路径。一是法治化反恐。进一步健全网络恐怖主义犯罪防控的法律体系,不仅需要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等专门法律,还需要发挥部门法的规制作用,健全反恐预警立法和反恐融资立法。二是预防性反恐。宏观上,鉴于我国目前预防性反恐立法检视中发现的不足,应构建预防性反恐立法体系,强化预防性刑事立法,统筹法律之间在预防犯罪上的衔接机制。微观上,要完善法律机构体制、规范罪刑设置、调整财产刑处理、优化认定机制等,进而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预防性反恐刑事立法机制,既保证法律的预防性,还需要防止法律过度扩张,最终达到预防与惩罚犯罪、保障人权目的的实现。三是技战术反恐。构建网络恐怖主义犯罪防控的预警机制,创建高效的恐怖主义情报搜集和交流模式,确保预警机制精准有效。首先,健全网络反恐预警防控组织结构,通过立法明确各预警机构的职责内容;在实际预警中,通过提高预警意识等来发挥作用。其次,强化网络恐怖主义犯罪的情报分析能力,建议要明确反恐预警情报内容,发挥人力情报分析核心作用,及时掌握存储于网络服务器上的数据、信息,同时在建立信息数据库基础上,发挥网民在情报搜集方面的积极作用,扩大情报覆盖范围和精准性。最后,还要确保预警机制的物质保障、技术保障,利用综合保障机制来实现预警机制职能发挥。四是金融性反恐。进一步完善网络反恐融资监管机制,通过完善立法和机制,为打击网络恐怖主义融资提供法律制度保障;另外,还要加强融资防控部门建设,加强融资监管和司法合作。五是全球性反恐。加强网络反恐国际交流与合作。在调整国家工作战略的前提下,建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反恐中心,深化网络恐怖主义犯罪防控国际合作。综上,通过法律体系、预警机制、融资制度、国际合作机制等的完善,在总体国家安全观域下有效防控网络恐怖主义犯罪,切实维护我国的国家安全。
柏晓斐[7]（2020）在《全面抗战时期中共对八路军形象的塑造》文中研究表明全面抗战时期,中共并未提出“军队形象”的概念,但其对八路军的形象给予了足够重视,为塑造八路军良好形象进行了持久努力。本研究在广泛占有史料的基础上,以党史学、历史学为基础,借鉴或运用传播学、形象学、宣传学、图像学、艺术学等学科的理论与方法,致力于解决中共为何形塑八路军、如何形塑八路军、最终达到了何种效果、产生了何种影响的系列问题。全面抗战时期,中共积极塑造八路军的良好形象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和动因。七七事变爆发后,中共将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出征前线。同时,中共制定了全面的全民族抗战路线,其中发动广大的群众参加抗战则是最重要一环。但由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国民党的反共宣传,华北民众对中共及其军队存在误解,这使刚出征的八路军在动员、组织群众以及作战、生活方面都面临不少困难。这不仅关乎全面抗战路线的践行效果,更直接影响着八路军的生存与发展。塑造八路军的良好形象,打破民众的既存认知,消除误解,就成为中共必须迫切开展的工作。而随着抗战的推进,出于对中共的戒备和敌视,国民党不断造谣八路军“游而不击”,并诬蔑八路军“袭击友军”“擅自行动”,“破坏抗战”。日伪也积极进行宣传战,诬称八路军不堪一击,欺压百姓,并附和国民党,造谣八路军不对日作战,袭击国民党军队。受国民党、日伪造谣和诬蔑的影响,民间舆论一度也质疑或批评八路军未尽力抗战,妨害抗战。这又要求中共形塑八路军的活动必须持久开展。军队形象的塑造,以军队形象的定位为前提。全面抗战初期,立足于全国对日抗战的要求,依据红军的政治文化传统以及敌强我弱之实际,中共中央尤其是毛泽东快速找准了八路军的形象定位。在政治上,保证并声明八路军仍旧是党领导的军队;同时指出八路军依旧是人的军队,将为人民而战,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在作风纪律上,强调要保持红军的优良作风,即官兵一致、民主团结,战斗勇敢、主动灵活,艰苦奋斗、谦虚谨慎,等等;同时仍旧要执行铁的纪律。在军事上,包含着两个互相依存并向前发展的方面:一是八路军将执行主动灵活的战略战术;二是,基于前,在地位和责任上,八路军将逐渐从战略支队转变为起决定作用和直接打垮日军的力量。军队形象的塑造离不开源像和媒介传播,但源像是媒介传播的依据。这就要求八路军在日常中必须有能获得外界认可的表现。对此,中共依据对八路军形象的定位,领导八路军积极对日作战,并使之逐渐发展为全国抗战的主力;加强军队的思想政治、作风纪律建设,巩固了党对八路军的绝对领导,进一步严格了八路军的群众纪律,使军民关系更加融洽;进行了整军运动与有限度的正规化,提高了八路军的战斗力。同时,面对国民党破坏团结的新情况,始终不放弃维护国共合作的立场。从而夯实了八路军坚决抗战、能征善战,作风优良、纪律严明,乐于同国民党合作等形象的根本,为中共通过不同媒介和方法展示八路军奠定了坚实基础。夯实八路军形象根本的同时,中共借助多种媒介和方法对八路军的形象信息进行传播扩散。文字方面,主要借助报刊或标语口号宣传八路军的战绩、战斗英雄、与民众良好的关系以及坚持和维护国共合作的立场、对友军的帮助,并驳斥国民党的造谣等;语音方面,通过大量讲话、演讲等口头宣传,阐释八路军是争取抗战胜利的重要力量、力争并取得了军民团结、有着严格的纪律,并直接驳斥国民党诬蔑等,还利用广播电台宣传八路军的战绩等;文艺方面,积极利用歌、剧、图画、照片和电影等直观形象地展示了八路军英勇作战、爱护民众并赢得了民众支持、艰苦奋斗等等。同时,抗战时期诸多中外记者和观察家曾进入中共根据地观察和考察,中共借机向他们大力展示八路军,通过接受采访,进行座谈,作报告,带领到访者参观部队、医院和作战前线等方式宣传了八路军以有效的战略战术坚决作战并取得了巨大成绩,有着优良的作风和纪律达到了官兵一致、军民一致,还积极维护同国民党合作等。军队形象最终作为认知主体对军队的评价和言说而存在。在中共形塑八路军之“行”与“言”的影响下,不同认知主体对八路军都持有认可态度。根据地民众认为八路军能打、有办法、不怕死,而且纪律严明,与民一家。日伪在事实上承认八路军的游击战登峰造极,并认为八路军是最坚决的抵抗者,有着坚定的政治信仰,且纪律极严,获得了民众支持。外国记者和观察家也认为八路军发展了有效的战斗模式,坚决抗战并乐于同国民党合作,还有着官兵一致、军民团结、艰苦奋斗等优秀品质。在国统区民间舆论的真实言说中,八路军同样也是积极抗战、战绩优良,且纪律严明,重视民众并获得了民众支持。良好的军队形象具有重要感召力,中共对八路军形象的成功塑造产生了重要历史影响。首先使八路军获得了根据地民众的拥护和支持,成为八路军发展壮大和取得战斗胜利的重要原因。其次扩大了中共和八路军的影响,成为中共和八路军在根据地之外获得支持的重要因素。此外,中共战时抗战“中流砥柱”地位话语的构建,也与中共形塑八路军有密切关系。
王思成[8]（2020）在《风险治理导向下滨海城市综合防灾规划路径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我国滨海城市兼具高经济贡献度与高风险敏感度,其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的提升,有赖于对复杂且多样化“城市病”风险的源头管控。而当前滨海城市综合防灾规划偏重空间与设施的被动应灾,缺乏动态风险治理技术支撑,导致防灾能力认知不清、“平灾结合”缺失、多规衔接困难等现实矛盾,工程性综合防灾体系亟待引入精细化风险治理思路进行拓展与完善。论文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基于智慧技术的滨海大城市安全策略与综合防灾措施研究》（13&ZD162）的支撑下,以安全风险治理为导向,探究滨海城市传统综合防灾规划体系的重构路径。全文按“发现问题--聚焦困难--寻找办法--应用反馈”的思路展开,在风险治理与防灾规划两大重要领域之间,构建耦合风险识别、评估与管控体系的综合防灾规划研究框架,将风险治理技术的应用,由规划前期分析,拓展到从编制到实施的全过程。通过理论探索、规划溯源、路径细化,辨析滨海城市安全风险机理特征,论证综合防灾规划困境及其重构路径,组建融合多元主体的风险评估系统,提出差异性防灾空间规划策略,达到摸清滨海城市安全风险底数、准确全面风险评估、提高综合防灾效率的目的。在风险治理理论探索层面。运用灾害链式效应分析方法,从物质型灾害和风险治理行为的“双视角”建立了滨海城市安全风险机理整体认知路径。由传统物质灾变能量的正向传递转为风险治理行为的反作用力研究,创建了风险治理子系统动力学模型,揭示出风险治理行为在应对物质型灾害“汇集-迸发”式的灾变能量正向传导时,具有“圈层结构”的逐级互馈特征,认为综合防灾规划的编制必须依此机理特征,形成多层级的防灾空间体系。嫁接风险管理学产品供应链的风险度量方法,构建了适用于滨海城市的灾害链式效应风险评估框架,认为综合防灾规划体系的重构,必须以全生命周期风险治理为目标,通过风险评估耦合风险治理技术与防灾空间体系,丰富了多学科交叉下的综合防灾规划理论内涵。在综合防灾规划溯源层面。论文通过纵向多灾种防灾技术演进分析,横向多部门防灾规划类比,认为现状综合防灾能力认知不清是导致滨海城市综合防灾规划困境的根源。紧扣所有防灾规划均以最低防灾基础设施投资,换来最优防灾减灾效果的本质诉求,移植经济地理空间计量模型,首次提出运用综合防灾效率评价,规范并统一综合防灾能力认知方法。通过量化防灾成本、灾害产出、风险环境间的“投入--产出”关系,得到影响我国滨海城市综合防灾效率提升的5个核心驱动变量,依此制定韧性短板补齐对策。通过对滨海城市安全风险机理与综合防灾效率的研究,得到风险治理技术与防灾空间规划的响应机制。分别从多维度风险评估系统的拓展性重构,多层级防灾空间治理的完善性重构,形成传统综合防灾规划体系融合“全过程”风险治理技术的重构路径,为当前滨海城市综合防灾规划困境提供了新的解题思路。在规划路径细化层面。突破传统综合防灾规划静态、单向的风险评估定式,细化“多维度”风险评估指标框架:通过多元主体的灾害链式效应分析,认为灾变能量在政府、公众与物质空间环境间,存在领域、时间与影响维度的衍生关系,逐项建立了集成灾害属性、政府治理、居民参与等多元主体的风险评估指标体系与评判标准,为综合防灾规划提供了理性数据支撑。改变防灾设施均等化配置或减灾措施趋同化集合的规划方式,细化“多层级”空间治理体系内容:通过多维度风险评估系统的组建,认为治理差异性是滨海城市防灾空间规划的关键点,针对不同空间层级的主导型灾害风险及其灾害链网络结构特征,分级划定风险管控与防灾规划的重点内容,最大程度地发挥防灾基建与管理投入的效用,提高综合防灾规划效率。以多元利益主体共同参与风险治理为目标,细化“全过程”综合防灾规划流程:认为耦合风险监测、评估、管控机制的综合防灾规划,必须具备风险情报搜集与分析、风险控制与防灾空间布局、风险应急处置与规划实施三个阶段。完整呈现了风险治理导向下滨海城市综合防灾规划体系的重构路径。通过天津市中心城区综合防灾规划的应用反馈,表明本文“全过程”风险治理、“多维度”风险评估、“多层级”风险管控的规划路径,有利于提升滨海城市整体韧性,可为其他城市开展安全风险治理,建设综合防灾体系提供研究范例。
亐道远[9]（2020）在《“一带一路”倡议下高铁走出去的劳务风险及应对策略》文中指出"一带一路"倡议下高铁走出去需要雇佣大量当地员工,同时也需要跟随项目输出大量管理、技术骨干以及其他人员,面临雇佣当地员工带来的劳动效率低、劳务冲突激烈等风险,以及面临劳务输出带来的中国员工违反当地法律、难以融入当地社会、安全保障难等风险。风险产生的主要原因包括高铁建设国劳动就业保护的现实需求,以及高铁建设国特殊复杂的国情等客观原因,同时也具有海外劳务风险防范救济手段相对有限,以及相关主体海外劳务风险防范意识不强等主观原因。针对风险、危害及原因,应该综合运用自律与他律、管理与法治等手段,构建起员工、企业和国家共同努力应对海外劳务风险的防控体系。
晏强[10]（2020）在《济南站治安防控体系建设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铁路车站作为铁路系统的“站、车、线”三大基本要素之一,对列车运行、指挥调度、旅客乘车安全等方面起到支撑和保障作用,其在铁路三大要素中处于基础且核心的地位。与以往研究多以铁路整体为研究对象的情况不同,本文以济南站为研究对象,从车站层面着手构建治安防控体系,更为深入和细致,以点带面,以此更好地为铁路整体治安防控以及区域治安防控提供保障。济南站既具有独特的区位功能、辖区范围、周边元素等自身特点,又具备既有线（普通客货线路）和高铁客运等多重功能,是全国铁路特等车站的典型代表。然而其一直以来受到扰序、倒票、“路—地”边界案件及站区侵财类犯罪多发等治安问题的困扰,加之恐怖主义犯罪对车站安全的潜在威胁,使济南站治安防控面临严峻挑战。笔者经过深入探究,发现济南站在治安防控体系层面存在要素整合性差、运行机制不健全以及与城市治安防控体系融合性差等问题,同时在防控体系建设过程中存在缺乏统一协调组织领导、铁路专业化防控力量不足、基础设施建设落后,“路—地”资源整合困难以及车站信息化建设落后等问题,从而限制了济南站治安防控体系效能的发挥。笔者在治理理论、系统论和防卫空间理论的指导与启示下,在充分掌握济南站治安防控现状及存在问题的基础上,提出构建济南站治安防控体系完整架构的设想,尝试从车站层面建立一个以“公安处—派出所”指挥中心为龙头,以站前广场巡逻网、站场空间监控网、站内动态布控网以及“安检—视频—民警”联动网为主要架构,以“警—企”信息共享机制、应急处置机制、“路—地”联勤联动机制、运维保障机制和考核机制为主要保障,以车站治安防控信息平台为主要依托的全方位、立体化车站治安防控体系。在济南站治安防控体系的建设过程中,本文认为首先应在治理理论的启示下,从转变济南站防控理念、拓宽站区及周边多元主体参与渠道以及深度挖掘其潜在的治安效能等方面进行完善,其次要以系统思维完善济南站治安防控体系制度安排,包括组织机制和法制建设等,最后,还应着力提高防控主体专业化能力,提升车站层面治安防控信息化建设水平,从而提升治安防控效能,保障车站治安秩序,进一步提高旅客的安全感和满意度,同时为全国铁路特等车站的治安防控体系建设提供一定借鉴。
二、强化沿线治安管理（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强化沿线治安管理（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研究（1978-2018）（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的缘起 |
| (一)开展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研究具有紧迫性 |
| (二)目前对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的研究仍不足 |
| 二、研究目的和意义 |
| (一)研究目的 |
| (二)研究意义 |
| 三、核心概念界定 |
| (一)留学、留学生、国际学生 |
| (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
| (三)“一带一路”沿线五国 |
| 四、文献综述 |
| (一)中国留学生教育史的研究成果与进展 |
| (二)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留学生教育研究现状 |
| (三)文献研究述评 |
| 五、分析的理论基础 |
| (一)世界体系理论 |
| (二)推拉因素理论和高等教育国际化理论 |
| (三)公共外交和“软实力”理论 |
| 六、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留学生教育的重新起步(1978-1992) |
| 第一节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留学生教育的基础 |
| 一、新中国成立之初“以俄为师”的留学生教育 |
| 二、重视与亚非拉国家之间的留学生教育 |
| 三、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管理制度的初步建立 |
| 四、留学生教育的暂时停滞与缓慢恢复 |
| 第二节 向“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留学生教育的重新开启 |
| 一、大规模派出留学生的教育对外开放政策 |
| 二、重新开始向“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遣留学生 |
| 三、建立派出留学生教育管理制度 |
| 四、派出留学生教育取得丰硕成果 |
| 第三节 接收“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来华留学生教育的重新起步 |
| 一、扩大接收来华留学生的教育政策 |
| 二、重新开始接收“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来华留学生 |
| 三、逐步创建来华留学生教育管理体系 |
| 第四节 重新起步阶段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的主要特点 |
| 一、国际关系是发展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留学生教育的基础 |
| 二、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开展留学生教育具有显着国别差异 |
| 三、探索建立系统的留学生教育管理制度 |
| 第二章 深化改革时期的繁荣发展与局部失衡(1993-2009) |
| 第一节 向“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留学生教育的逐步发展 |
| 一、确立“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的留学生教育政策 |
| 二、政府间协议推动派出留学生教育 |
| 三、通过校际交流项目派遣留学生 |
| 四、管理体系的完善促进派出留学生教育 |
| 五、派出留学生教育取得新成果 |
| 六、派出留学生安全问题开始集中显现 |
| 第二节 接收“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来华留学生教育的快速发展 |
| 一、从“积极稳妥发展”到“扩大规模”政策的转变 |
| 二、“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来华留学生教育快速发展的主要动因 |
| 三、孔子学院建设促进来华留学生教育 |
| 四、“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来华留学生的结构分布特点 |
| 五、进一步规范来华留学生教育管理制度 |
| 六、来华留学生教育成果逐步显现 |
| 第三节 深化改革时期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的主要特点 |
| 一、国际政治环境为留学生教育提供发展机遇 |
| 二、市场因素在来华留学生教育中发挥重要作用 |
| 三、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存在局部结构失衡 |
| 四、派出和接收留学生的教育管理制度逐步完善 |
| 第三章 留学生教育契合国家战略的功能日益突出(2010-2018) |
| 第一节 向“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留学生教育的新进展 |
| 一、进一步扩大教育对外开放的基本政策 |
| 二、中俄人文交流机制推动赴俄留学生教育发展 |
| 三、中国与东盟人文交流机制促进向泰国和马来西亚派遣留学生 |
| 四、非通用语种建设加快向印度和巴基斯坦派遣留学生 |
| 五、派出留学生教育的管理日趋完善 |
| 六、留学生教育深化对“一带一路”沿线五国综合情况的了解 |
| 第二节 “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来华留学生教育提质增效的新格局 |
| 一、扩大规模与提高质量并重的来华留学生教育政策 |
| 二、“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来华留学生教育的加速发展 |
| 三、对“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教育援助的持续增长 |
| 四、提高来华留学生教育质量——以临床医学专业为例 |
| 五、来华留学生教育管理模式的变迁 |
| 六、来华留学生教育的安全问题及应对措施 |
| 第三节 加速发展阶段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的主要特点 |
| 一、“一带一路”倡议全面推动中国与沿线国家的教育交流 |
| 二、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呈现双向增长趋势 |
| 三、来华留学生教育从强调规模向规模与质量并重的观念转变 |
| 四、“一带一路”沿线五国留学生教育安全面临新挑战 |
| 第四章 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的演进过程、历史经验及深层次问题 |
| 第一节 影响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留学生教育发展的主要因素 |
| 一、国际政治、世界经济对留学生教育的影响和制约 |
| 二、“一带一路”沿线五国的教育水平是与中国教育合作的基础 |
| 三、中国经济实力和教育政策决定留学生教育的发展走向 |
| 第二节 派出与接收留学生教育的演进过程、内在联系与特征 |
| 一、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发展的演进过程 |
| 二、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发展的内在联系及特征 |
| 第三节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留学生教育的历史经验 |
| 一、坚持“走出去”与“请进来”并举推动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 |
| 二、法制化建设是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留学生教育发展的保障 |
| 三、国际化和市场化是“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来华留学生教育发展的重要内驱力 |
| 四、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促进中外人文交流 |
| 第四节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存在的深层次问题 |
| 一、向“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留学生教育仍缺乏系统规划 |
| 二、“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来华留学生教育应加速转变观念 |
| 三、“一带一路”沿线五国留学生教育的安全问题亟待多方联动 |
| 第五章 新时期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留学生教育的对策建议 |
| 第一节 充分认识留学生教育在高等教育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
| 一、留学生教育在我国高等教育体系中占有独特地位 |
| 二、留学生教育推动我国高等教育快速融入全球教育体系 |
| 三、为“一带一路”建设培养优秀的开拓者与践行者 |
| 第二节 大力发展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派出留学生教育 |
| 一、建立科学严谨的出国留学信息统计机制 |
| 二、加大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选派留学生的资助力度 |
| 三、加强“一带一路”区域研究,提供就业政策支持 |
| 第三节 全面提高“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来华留学生教育质量 |
| 一、尊重教育发展规律,服务国家整体发展 |
| 二、加快推进法治化进程,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 |
| 三、适当控制规模,发展“一带一路”精英教育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访谈提纲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主要学术成果 |
（2）新一轮铁路公安机关管理体制改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2 选题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3.1 国外的警察管理体制研究 |
| 1.3.2 国内公安管理体制改革研究 |
| 1.4 研究目标 |
| 1.5 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
| 1.6 研究方法 |
| 1.7 研究内容 |
| 2 铁路公安历史变迁与管理现状比较 |
| 2.1 历史变迁 |
| 2.1.1 铁路公安起始 |
| 2.1.2 中华民国时期 |
| 2.1.3 新中国时期 |
| 2.2 管理现状比较 |
| 2.2.1 中外比较 |
| 2.2.2 与地方公安比较 |
| 3 我国铁路公安机关改革的动因 |
| 3.1 顺应政府职能转变的整体需要 |
| 3.2 针对工作对象变革的必然要求 |
| 3.3 增强辖区管控能力的真实保证 |
| 3.4 破解一线警力不足的有效途径 |
| 4 我国铁路公安机关现有管理体制模式存在的问题 |
| 4.1 转制并轨,职能界定不清 |
| 4.2 机构臃肿,业务交叉过多 |
| 4.3 警力紧缺,岗位设置失衡 |
| 4.3.1 编制职数紧张 |
| 4.3.2 基层分工过细,重要岗位警力配备不足。 |
| 4.3.3 基层一线人员严重短缺 |
| 4.3.4 .民警素质制约履职办案 |
| 4.4 管辖过大,执法环境复杂 |
| 4.4.1 .管辖范围大影响队伍稳定性 |
| 4.4.2 .铁路辖区治安环境复杂多变 |
| 4.4.3 工作时间长、执法环境复杂影响民警身心健康 |
| 4.5 保障不足,配套制度缺失 |
| 4.5.1 晋升体系不健全 |
| 4.5.2 福利待遇不平等 |
| 4.5.3 警务保障不到位 |
| 5 深化铁路公安机关管理体制改革的对策建议 |
| 5.1 基本思路 |
| 5.1.1 坚持法制导向,循序渐进 |
| 5.1.2 坚持增效原则,配套改革 |
| 5.1.3 坚持发展原则,因地制宜 |
| 5.2 对策建议 |
| 5.2.1 明确职责定位,细化管辖范围 |
| 5.2.2 完善机构设置,开展大部门制改革 |
| 5.2.3 完善编制标准,合理配置警力 |
| 5.2.4 完善培训制度,增强科技投入 |
| 5.2.5 健全配套制度,畅通职级晋升 |
| 5.2.6 改革监督体制,推进正规化建设 |
| 6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个人简介 |
| 导师简介 |
| 致谢 |
（3）云南地方保卫团队研究（1929-1945）（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云南地方保卫团队的历史沿革 |
| 第一节 晚清民变与云南团练的兴起及发展 |
| 第二节 民国前期云南地方团防的演变 |
| 第二章 《县保卫团法》的颁布与云南保卫团队的建设 |
| 第一节 南京国民政府《县保卫团法》的颁布 |
| 第二节 云南保卫团队的组织系统 |
| 一、保卫队的组织系统 |
| 二、常备队的组织系统 |
| 三、全省保卫团队指挥系统的调整 |
| 第三节 云南保卫团队的经费 |
| 一、保卫团队经费的来源 |
| 二、保卫团队经费的管理 |
| 三、保卫团队经费的支出 |
| 第四节 云南保卫团队的武器装备配给 |
| 一、保卫团队的服帽与旗帜 |
| 二、保卫团队的武器来源与管理 |
| 第五节 云南保卫团队的训练 |
| 一、常备队的训练 |
| 二、保卫团队会操制度 |
| 第三章 官进绅退:政府强化对保卫团队的控制 |
| 第一节 云南保卫团队官长的任免、奖惩机制 |
| 一、保卫团队官长的任免 |
| 二、保卫团队官长的奖惩机制 |
| 第二节 云南保卫团队官长的训育与督查 |
| 一、保卫团队官长的训育 |
| 二、政府对保卫团队官长的督查 |
| 第三节 规范常备队队兵的征调 |
| 第四节 保卫团队经费筹措由自筹向地方财政保障的转化 |
| 第五节 政府强化对民间武器装备的控制 |
| 第四章 云南地方保卫团队的地位及其作用 |
| 第一节 云南地方保卫团队的地位 |
| 一、保卫团队是地方武装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 |
| 二、保卫团队是维持地方日常治安的核心力量 |
| 第二节 云南地方保卫团队的作用 |
| 一、维持社会治安 |
| 二、配合行政机关执行政令——以禁烟为例 |
| 三、配合抗战,组织民众训练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和研究成果 |
| 致谢 |
（4）“枫桥经验”在涉铁社会矛盾治理中的运用 ——以山西省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与选题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选题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一)关于“枫桥经验”的研究 |
| (二)关于社会矛盾治理的研究 |
| 三、研究方法 |
| (一)文献研究法 |
| (二)个案研究法 |
| 四、创新点 |
| 第一章 “枫桥经验”概述 |
| 1.1 “枫桥经验”的历史演进 |
| 1.1.1 形成过程 |
| 1.1.2 推广阶段 |
| 1.1.3 发展阶段 |
| 1.1.4 创新阶段 |
| 1.2 “枫桥经验”的概念与本质内涵 |
| 1.2.1 “枫桥经验”的概念 |
| 1.2.2 “枫桥经验”的内涵 |
| 1.3 “枫桥经验”与矛盾纠纷化解 |
| 1.3.1 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 |
| 1.3.2 矛盾纠纷多元化解的“枫桥经验” |
| 第二章 “枫桥经验”在山西省涉铁社会矛盾治理中的实践 |
| 2.1 山西省铁路护路联防工作概况 |
| 2.1.1 背景介绍 |
| 2.1.2 专职机构 |
| 2.1.3 基层网格员和志愿者队伍 |
| 2.2 山西省涉铁社会矛盾的发展态势 |
| 2.3 山西运用“枫桥经验”化解涉铁社会矛盾的典型做法 |
| 2.3.1 全省相关部署 |
| 2.3.2 几个县区的典型做法 |
| 2.3.3 几个成功化解矛盾的案例 |
| 2.4 “枫桥经验”在山西化解涉铁社会矛盾中的体现 |
| 2.4.1 广泛发动和依靠群众 |
| 2.4.2 坚持源头治理、科学预防 |
| 2.4.3 多元主体共同参与 |
| 2.4.4 依托信息技术、注重创新 |
| 第三章 运用“枫桥经验”化解涉铁社会矛盾中存在的问题 |
| 3.1 大量矛盾依然没有得到妥善化解 |
| 3.2 运用“枫桥经验”化解涉铁社会矛盾遇到的困难 |
| 3.2.1 路地衔接不畅 |
| 3.2.2 群众参与的程度和范围有限 |
| 3.2.3 专业队伍能力建设存在不足 |
| 3.2.4 基层政府组织少作为 |
| 3.2.5 新技术手段应用不足 |
| 第四章 借鉴“枫桥经验”推动涉铁社会矛盾治理创新 |
| 4.1 创新涉铁社会矛盾治理理念 |
| 4.1.1 坚持以人为本、多元共治 |
| 4.1.2 坚持依法治理 |
| 4.2 创新涉铁社会矛盾治理格局 |
| 4.2.1 将护路联防工作纳入市域社会治理体系 |
| 4.2.2 发挥基层组织作用 |
| 4.2.3 扩大群众参与 |
| 4.3 创新涉铁社会矛盾治理机制 |
| 4.3.1 创新路地协调机制 |
| 4.3.2 落实“双段长”责任制 |
| 4.4 创新涉铁社会矛盾治理方式 |
| 4.4.1 治理方式多样化 |
| 4.4.2 治理手段智能化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5）被抛弃、被掠夺与回归祖国：民族交错地带边陲矿区兴衰 ——基于扎赉诺尔煤矿的研究（1902-1952）（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序章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先行研究述评 |
| 一、1934 年以前沙俄与苏联对扎赉诺尔煤矿的调查研究 |
| 二、日本占领及伪满洲国统治时期对扎赉诺尔煤矿的研究 |
| 三、中苏共管时期与新中国成立后的相关研究 |
| 第三节 研究问题与方法 |
| 一、研究的对象与问题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近代边疆危机:民族交错地带资源所有权的丧失 |
| 引言 |
| 第一节 近代边疆危机态势 |
| 一、列强对中国边疆大面积领土强占与资源掠夺 |
| 二、俄国攫取中国东北大片领土及其将东北残存领土“俄罗斯化”企图 |
| 三、英国强行牛庄开港及其在东北的利益 |
| 四、日本对东北边疆地区的觊觎与渗透 |
| 五、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 |
| 第二节 列强对中国民族交错地带的矿产资源调查 |
| 一、俄国在中东铁路沿线的资源调查 |
| 二、日本对中国东北地区资源的调查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被抛弃的边陲矿业:沙俄对扎赉诺尔煤矿的掠夺 |
| 引言 |
| 第一节 东清铁路计划出笼及沙俄对矿权的掠夺 |
| 一、东清铁路计划出笼与实施 |
| 二、沙俄对东清铁路沿线矿权的侵夺 |
| 第二节 扎赉诺尔煤矿开设与运营 |
| 一、扎赉诺尔煤矿开设与东清铁路的初期经营 |
| 二、俄商包办下的扎赉诺尔煤矿 |
| 第三节 中东铁路燃料供应与煤矿的掠夺式开采 |
| 一、中东铁路的燃料需求 |
| 二、东清铁路公司与俄商对煤炭资源的掠夺 |
| 三、煤炭资源开采于呼伦贝尔地方的经济意义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中苏合办:苏联的隐蔽掠夺策略与其工业化模式在中国的早期试验 |
| 引言 |
| 第一节 苏联对扎赉诺尔煤炭的掠夺 |
| 一、苏联对扎赉诺尔煤田的地质探查 |
| 二、中东路事件前苏联对扎赉诺尔煤的掠夺 |
| 三、中东路事件后苏联对扎赉诺尔煤矿的抛弃 |
| 第二节 中苏合办对扎赉诺尔煤矿的影响 |
| 一、苏联工矿企业运营经验的引入 |
| 二、中东路事件对扎赉诺尔煤矿的影响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统制与统治:伪满洲国时期日本对扎赉诺尔煤矿及矿区的管控 |
| 引言 |
| 第一节 日本产业统制政策下的扎赉诺尔煤矿 |
| 一、日苏交接扎赉诺尔煤矿过程 |
| 二、满炭系统对扎赉诺尔煤矿的统制 |
| 三、日本殖民后期统制政策的调整 |
| 第二节 伪满洲国统治下的煤炭资源掠夺 |
| 一、日本人对扎赉诺尔煤田的地质勘测 |
| 二、日本对扎赉诺尔煤炭的掠夺 |
| 三、日本煤炭资源掠夺对“兴安北省”经济发展的影响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中苏共管:工会制度与“一长制”在扎赉诺尔煤矿及矿区的作用 |
| 引言 |
| 第一节 扎赉诺尔光复与中国共产党对煤矿的军事接管 |
| 一、扎赉诺尔光复 |
| 二、中国共产党对扎赉诺尔煤矿的军事接管 |
| 三、秘密建党建政背景下的煤矿恢复 |
| 第二节 煤矿工会在中苏共管期间的作用 |
| 一、煤矿工会的筹建与基层动员 |
| 二、苏联一长制与工会在煤矿运营中的协调 |
| 三、煤矿公开建党与工会面向的转变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回归祖国:扎赉诺尔煤矿国有化的进程 |
| 引言 |
| 第一节 中苏关于交还中长铁路的谈判 |
|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中国共产党与苏联的交涉 |
|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中苏谈判 |
| 第二节 扎赉诺尔煤矿回归祖国 |
| 一、扎赉诺尔煤矿回归祖国的具体过程 |
| 二、扎赉诺尔煤矿在回归缓冲期的基本情况 |
| 第三节 回归祖国初期扎赉诺尔煤矿的调整与发展 |
| 一、扎赉诺尔煤矿回归祖国后的调整 |
| 二、扎赉诺尔煤矿回归祖国后的发展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遥远的边陲社会:20世纪上半叶的扎赉诺尔 |
| 引言 |
| 第一节 扎赉诺尔地方早期历史与矿区的形成 |
| 一、扎赉诺尔地方早期历史 |
| 二、扎赉诺尔行政建置变迁 |
| 三、扎赉诺尔矿区的形成与发展 |
| 第二节 煤矿招工与扎赉诺尔移民社会的形成根源 |
| 一、扎赉诺尔煤矿招工与地方人口结构演变 |
| 二、扎赉诺尔地方经济结构 |
| 三、扎赉诺尔社会生活 |
| 第三节 以煤矿为核心的单位体制形成 |
| 一、煤矿的“单位”化进程 |
| 二、单位制社区 |
| 本章小结 |
| 终章 |
| 第一节 扎赉诺尔煤矿与扎赉诺尔地方社会发展过程中显现的社会表征 |
| 第二节 “国家中心性”对于“地方性”的整合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 致谢 |
（6）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网络恐怖主义犯罪防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背景与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方法 |
| 四、论文框架 |
| 第一章 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提出及其对中国反恐的导向意义 |
| 第一节 国家安全的内涵 |
| 第二节 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提出背景 |
| 一、总体国家安全观的产生背景 |
| 二、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提出和完善过程 |
| 第三节 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内涵及特征 |
| 一、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内涵 |
| 二、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特征 |
| 第四节 总体国家安全观对中国反恐战略的导向意义 |
| 一、总体国家安全观对反恐实践的指导意义 |
| 二、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反恐战略的优越性 |
| 第二章 网络恐怖主义犯罪的背景分析 |
| 第一节 网络恐怖主义犯罪的内涵界定 |
| 一、恐怖主义 |
| 二、网络恐怖主义 |
| 三、网络恐怖主义犯罪 |
| 四、网络恐怖主义犯罪的特征 |
| 第二节 网络恐怖主义犯罪的演变历程、现况与态势 |
| 一、网络恐怖主义犯罪的演变历程 |
| 二、网络恐怖主义犯罪的发展现况 |
| 三、网络恐怖主义犯罪的发展态势 |
| 第三节 网络恐怖主义犯罪对总体国家安全的危害和挑战 |
| 一、威胁国家政治安全 |
| 二、威胁国家经济安全 |
| 三、威胁人身财产安全 |
| 四、威胁社会公共安全 |
| 五、威胁网络安全 |
| 六、威胁国际社会安全 |
| 第三章 网络恐怖主义犯罪防控的中国困境 |
| 第一节 网络恐怖主义犯罪法律体系的运行障碍 |
| 一、我国网络反恐立法概况 |
| 二、我国网络反恐立法存在缺陷 |
| 三、预防性网络反恐的立法困境 |
| 四、网络反恐的执法程序规范缺失 |
| 第二节 网络恐怖主义预警机制的制度疏漏 |
| 一、网络反恐预警机制立法的缺失 |
| 二、网络反恐预警的协调机制不足 |
| 三、网络反恐情报侦察体系不完备 |
| 四、网络反恐的社会预警意识不强 |
| 第三节 网络恐怖主义融资防控的机制障碍 |
| 一、反恐融资立法及监管机制缺失 |
| 二、反恐融资的融资部门建设不足 |
| 三、非金融行业反恐融资监管缺失 |
| 第四节 我国参与国际反恐合作存在的困境 |
| 一、网络反恐国际法律合作的法规范缺失 |
| 二、网络反恐与“一带一路””倡议融合不足 |
| 三、网络反恐国际法律合作实践欠缺 |
| 第四章 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网络恐怖主义犯罪防控的价值选择 |
| 第一节 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网络恐怖主义犯罪防控的价值立场 |
| 一、建立以治理为中心的反恐观 |
| 二、健全以法治为基础的反恐观 |
| 三、塑造以教育为核心的反恐观 |
| 四、完善以预防为重心的反恐观 |
| 第二节 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网络恐怖主义犯罪防控的政策定位 |
| 一、网络恐怖主义犯罪防控的整体策略 |
| 二、网络恐怖主义犯罪的刑事政策 |
| 第五章 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网络恐怖主义犯罪的防控路径 |
| 第一节 法治化反恐:健全网络反恐的法律法规体系 |
| 一、修订《反恐怖主义法》等现行法律法规 |
| 二、充分发挥现有部门法的规制作用 |
| 三、健全和完善反恐预警法律制度 |
| 四、立法中平衡权利与权力的关系 |
| 第二节 预防性反恐:强化网络反恐的预防性机制建设 |
| 一、完善网络反恐法律的结构体例 |
| 二、调整恐怖活动犯罪的罪刑设置 |
| 三、加强“涉恐”财产的科学处置 |
| 四、强化刑事法与行政法衔接机制 |
| 五、健全预防性反恐刑事程序立法 |
| 第三节 技战术反恐:构建网络反恐防控预警机制 |
| 一、网络反恐预警组织机制的建设 |
| 二、网络反恐情报搜集分析的强化 |
| 三、网络反恐预警保障机制的健全 |
| 第四节 金融性反恐:完善反网络恐怖主义融资制度 |
| 一、网络恐怖主义融资防控的立法和监管机制完善 |
| 二、网络恐怖主义融资防控部门的科学设置 |
| 三、非金融行业的网络恐怖主义融资监管机制 |
| 四、网络恐怖主义融资防控司法合作机制 |
| 第五节 全球化反恐:积极参与网络反恐国际合作 |
| 一、调整我国网络恐怖主义犯罪防控工作战略 |
| 二、推动完善网络恐怖主义防控国际法律制度 |
| 三、聚力推动网络恐怖主义犯罪防控国际合作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 后记 |
（7）全面抗战时期中共对八路军形象的塑造（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0.1 选题缘由及研究意义 |
| 0.1.1 选题缘由 |
| 0.1.2 研究意义 |
| 0.2 学术史回顾 |
| 0.2.1 军队形象塑造研究 |
| 0.2.2 八路军形象塑造及与八路军形象塑造问题相关的研究 |
| 0.2.3 已有研究评价 |
| 0.3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0.3.1 主要研究内容 |
| 0.3.2 研究方法 |
| 0.4 创新与不足之处 |
| 0.4.1 创新之处 |
| 0.4.2 不足 |
| 0.5 概念界定 |
| 第1章 中共形塑八路军的缘起与动因 |
| 1.1 践行全面抗战路线与八路军立足、发展的必然要求 |
| 1.1.1 中国走向全面抗战与红军改编出征 |
| 1.1.2 全面的全民族抗战:中共与八路军的抗战路线 |
| 1.1.3 华北民众对中共军队的既存认知及其影响 |
| 1.2 应对多方对八路军诋毁、造谣或质疑的客观要求 |
| 1.2.1 国民党的舆论诋毁与造谣 |
| 1.2.2 日伪的舆论攻击与造谣 |
| 1.2.3 民间舆论的误解与质疑 |
| 第2章 中共对八路军形象的定位 |
| 2.1 政治形象定位 |
| 2.1.1 党领导的军队 |
| 2.1.2 人民的军队 |
| 2.2 作风纪律形象定位 |
| 2.2.1 作风优良 |
| 2.2.2 纪律严明 |
| 2.3 军事形象定位 |
| 2.3.1 敌我军事实力的审度 |
| 2.3.2 游击战争:灵活的战略战术与从战略支队到起决定作用 |
| 第3章 夯实形象根本:积极作战、加强军队建设与维护国共合作 |
| 3.1 领导八路军积极对日作战 |
| 3.1.1 配合友军作战与展开战略部署 |
| 3.1.2 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与创建根据地 |
| 3.1.3 八路军成为华北抗战主力 |
| 3.1.4 在严重困难中坚持敌后抗战 |
| 3.1.5 反攻与夺取抗战胜利 |
| 3.2 加强军队建设 |
| 3.2.1 八路军的思想政治建设 |
| 3.2.2 八路军的作风纪律建设 |
| 3.2.3 开展整军运动与八路军的正规化建设 |
| 3.3 积极维护国共合作 |
| 3.3.1 国民党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与中共对国共合作的维护 |
| 3.3.2 国民党计划闪击延安与中共对国共合作的再次维护 |
| 第4章 多样“发声”与“展示”:积极宣传八路军 |
| 4.1 文字宣传 |
| 4.1.1 党报党刊的出版、发行 |
| 4.1.2 标语口号的运用 |
| 4.2 语音宣传 |
| 4.2.1 讲与说:讲话、演讲等口头宣传 |
| 4.2.2 广播:延安新华广播电台与军事宣传 |
| 4.3 形象宣传 |
| 4.3.1 歌、剧的创作及其表演 |
| 4.3.2 图画:年画、壁画等宣传画的运用 |
| 4.3.3 图像:电影、照片的拍摄与传播 |
| 第5章 人际宣传的典范运用:“他者”到访与中共对其开展的宣传 |
| 5.1 1937-1939 年外国记者和观察家到访与中共对其开展的宣传 |
| 5.2 1940年陈嘉庚到访与中共对其开展的宣传 |
| 5.3 1944年中外记者参观团到访与中共对其开展的宣传 |
| 5.4 美军延安观察组到访与中共对其开展的宣传 |
| 5.5 国民党将领到访与中共对其开展的宣传 |
| 第6章 来自“他者”的肯定:八路军形象的成功塑造 |
| 6.1 根据地民众言说中的八路军 |
| 6.1.1 军事形象:能打、有办法、不怕死 |
| 6.1.2 政治、作风纪律形象:纪律严明、军民一家亲 |
| 6.2 日伪言说中的八路军 |
| 6.2.1 军事形象:登峰造极的游击战 |
| 6.2.2 政治形象:最坚决的抵抗者、政治信仰坚定 |
| 6.2.3 作风纪律形象:纪律极严、军民协力 |
| 6.3 外国记者和观察者言说中的八路军 |
| 6.3.1 军事形象:发展了有效的战斗模式 |
| 6.3.2 政治形象:坚定的抗战者、真诚的合作者 |
| 6.3.3 作风纪律形象:纪律严明、军民团结、艰苦奋斗 |
| 6.4 国统区舆论对八路军的真实言说 |
| 6.4.1 政治、军事形象:积极抗战、乐于同国民党合作 |
| 6.4.2 作风纪律形象:官兵一致、纪律严明、军民关系融洽 |
| 第7章 中共形塑八路军的历史影响 |
| 7.1 获得根据地民众的拥护与支持 |
| 7.1.1 参军 |
| 7.1.2 支前、拥军、劳军 |
| 7.1.3 掩护、救护八路军 |
| 7.1.4 收集、传递情报,掩护物资 |
| 7.2 扩大影响与获得国内外社会各界支持 |
| 7.2.1 中外记者和观察家对中共、八路军的宣传与支持 |
| 7.2.2 少数国民党将领对中共和八路军的协助 |
| 7.3 回击质疑与抗战“中流砥柱”地位话语之构建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8）风险治理导向下滨海城市综合防灾规划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问题 |
| 1.1.1 新型城镇化发展成熟期的城市病治理短板 |
| 1.1.2 滨海城市经济贡献与多灾风险的现实矛盾 |
| 1.1.3 重大改革机遇期的城市防灾减灾体系调适 |
| 1.1.4 城市安全危机演变下的风险治理应用创新 |
| 1.1.5 重大课题项目支撑与研究问题提出 |
| 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与价值 |
| 1.3 研究范围与概念界定 |
| 1.3.1 有关风险治理的核心概念界定 |
| 1.3.2 滨海城市安全风险范围界定 |
| 1.3.3 滨海城市灾害链与综合防灾规划内涵 |
| 1.3.4 论文研究的时空范围划定 |
| 1.4 研究内容与技术路线 |
| 1.4.1 主要研究内容 |
| 1.4.2 核心研究方法 |
| 1.4.3 整体研究框架 |
| 第二章 理论基础与研究动态综述 |
| 2.1 滨海城市综合防灾规划理论体系梳理 |
| 2.1.1 风险管理与城市治理的同源关系 |
| 2.1.2 灾害学与生命线系统的共生机制 |
| 2.1.3 安全城市与韧性城市的协同适灾 |
| 2.2 风险治理与防灾减灾关联性研究综述 |
| 2.2.1 国内外风险治理研究存在防灾热点 |
| 2.2.2 国内外防灾减灾研究偏重单灾治理 |
| 2.2.3 二者耦合的安全风险评估技术纽带 |
| 2.3 风险治理导向下的综合防灾规划研究启示 |
| 2.3.1 主体多元化:从风险管理到风险治理 |
| 2.3.2 治理立体化:从减灾工程到防灾体系 |
| 2.3.3 措施精细化:从灾前评估到动态管控 |
| 2.4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滨海城市安全风险系统机理特征辨析 |
| 3.1 滨海城市整体灾害链式效应的互馈机理 |
| 3.1.1 物质灾害与管理危机的海洋特性 |
| 3.1.2 空间是灾害链延伸的核心载体 |
| 3.1.3 物质与管理灾害链的互馈关系 |
| 3.1.4 全生命周期风险治理的断链减灾 |
| 3.2 风险治理行为反作用的系统动力学建模 |
| 3.2.1 风险系统之模糊开放与逐级互馈 |
| 3.2.2 治理行为之因果回路与反向驱动 |
| 3.3 滨海城市安全风险评估框架的构建 |
| 3.3.1 灾害链式效应动态风险评估模式 |
| 3.3.2 灾害信息集成综合风险评估框架 |
| 3.4 滨海城市安全风险治理特征的解析 |
| 3.4.1 要素治理的“复合”与“多维”特性 |
| 3.4.2 网络治理的“长链”与“双刃”特性 |
| 3.4.3 综合治理的多元化与全过程特征 |
| 3.5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滨海城市综合防灾规划困境及治理响应 |
| 4.1 综合防灾规划困境识别与矛盾梳理 |
| 4.1.1 整体认知错位导致规划实施低效 |
| 4.1.2 纵向防灾能力与设防标准冲突 |
| 4.1.3 横向多种规划间难以相互衔接 |
| 4.2 综合防灾效率评价与规划困境破解 |
| 4.2.1 综合防灾效率时空演进下认知防灾能力 |
| 4.2.2 综合防灾效率导向下补齐韧性治理短板 |
| 4.3 综合防灾规划与风险治理响应机制 |
| 4.3.1 风险治理耦合空间规划的必要性 |
| 4.3.2 综合防灾规划系统响应的可行性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耦合“全过程”风险治理的综合防灾规划路径 |
| 5.1 滨海城市传统综合防灾规划体系重构路径 |
| 5.1.1 规划内容与方法的并行重构 |
| 5.1.2 规划目标与定位的治理解构 |
| 5.2 全过程风险治理下的综合防灾规划流程设计 |
| 5.2.1 耦合事前风险分析的规划准备阶段 |
| 5.2.2 注重事中风险防控的规划编制阶段 |
| 5.2.3 兼顾事后风险救治的规划实施与更新 |
| 5.3 规划路径拓展之“多维度”风险评估系统 |
| 5.3.1 领域-时间-影响维度评估要素构成 |
| 5.3.2 灾害-政府-公众维度多元评估主体 |
| 5.3.3 是非-分级-连续维度四级评判标准 |
| 5.4 规划路径完善之“多层级”空间治理方法 |
| 5.4.1 宏观层风险治理等级与空间层次划分 |
| 5.4.2 中观层“双向度”风险防控空间格局构建 |
| 5.4.3 微观层风险模拟与防灾行动可视化 |
| 5.5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基于多元主体性的“多维度”风险评估路径 |
| 6.1 滨海城市多元治理主体的风险评估路径生成 |
| 6.2 灾害属性维度的风险评估指标细化 |
| 6.2.1 聚合城镇化影响的自然灾害指标 |
| 6.2.2 安全生产要素论的事故灾难指标 |
| 6.2.3 公共卫生标准化的应急能力指标 |
| 6.2.4 社会安全保障力的风险预警指标 |
| 6.3 政府治理维度的风险评估指标甄选 |
| 6.3.1 影响维度下的风险治理效能指标 |
| 6.3.2 政府风险治理效能评判标准细分 |
| 6.3.3 政府安全风险综合治理效能评定 |
| 6.4 公众参与维度的风险评估指标提炼 |
| 6.4.1 面向居民空间安全感的核心指标 |
| 6.4.2 融入居民调查的核心指标再精炼 |
| 6.4.3 滨海城市居民综合安全感指数评定 |
| 6.5 链接多维度评估与多层级防灾的行动计划 |
| 6.6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基于治理差异性的“多层级”空间防灾路径 |
| 7.1 区域风险源监控及整体韧性治理 |
| 7.1.1 区域风险分级之“一表一系统”区划 |
| 7.1.2 衔接国土空间规划的韧性治理 |
| 7.1.3 生命线系统工程的互联共享 |
| 7.2 城区可接受风险标准与防灾空间治理 |
| 7.2.1 城区防灾基准之可接受风险标准 |
| 7.2.2 “耐灾”结构导向的避难疏散体系优化 |
| 7.2.3 对标防灾空间分区的减灾措施优选 |
| 7.2.4 PADHI防灾设施选址与规划决策 |
| 7.3 社区居民安全风险防范措施可视化治理 |
| 7.3.1 社区设施适宜性之防灾生活圈 |
| 7.3.2 风险源登记导向的社区风险地图 |
| 7.3.3 对标全景可视化的防灾体验馆设计 |
| 7.4 建筑物敏感度评价及防灾细部治理 |
| 7.4.1 建筑物外部敏感度之易损性整治 |
| 7.4.2 灾时仿真模拟导向的安全疏散路径 |
| 7.4.3 对标功能差异性的内部防灾能力提升 |
| 7.5 防灾救灾联动应急管理响应方案 |
| 7.5.1 RBS/M分级的多风险动态管控响应 |
| 7.5.2 责权事权下的多部门联动救灾响应 |
| 7.6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风险治理导向下的综合防灾规划实证 |
| 8.1 天津市中心城区既有灾害风险环境特征识别 |
| 8.1.1 海陆过渡下的八类主导自然灾害 |
| 8.1.2 双城互动下的四类主体事故灾难 |
| 8.1.3 既有风险评估偏重单向风险分级 |
| 8.1.4 兼顾治理“核心-基础”划定研究范围 |
| 8.2 针对城区主导型灾害的“多维度”风险评估 |
| 8.2.1 灾害属性具备灾源防控与分级治理条件 |
| 8.2.2 政府治理存在专项防灾与系统实现短板 |
| 8.2.3 居民安全呈现生态与避难疏散供给不足 |
| 8.3 响应风险评估结果的“多层级”防灾空间治理 |
| 8.3.1 “源-流-汇”指数导向的生态韧性规划 |
| 8.3.2 动态风险治理导向的专项防灾响应 |
| 8.3.3 避难短缺-疏散过量矛盾下的治理优化 |
| 8.3.4 “三元”耦合导向的防灾空间治理系统实现 |
| 8.4 本章小结 |
| 第九章 结论与展望 |
| 9.1 主要研究结论 |
| 9.2 论文创新点 |
| 9.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A:滨海城市安全风险治理子系统动力学模型 |
| 附录B:滨海城市自然灾害综合防灾能力与空间脆弱性指标详解 |
| 附录C:滨海城市居民综合安全感调查问卷 |
| 发表论文和参加科研情况说明 |
| 致谢 |
（10）济南站治安防控体系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方法 |
| 1.2.1 文献研究法 |
| 1.2.2 实地调查研究法 |
| 1.2.3 归纳总结法 |
| 1.3 相关概念的界定及说明 |
| 1.3.1 铁路车站概念及等级划分 |
| 1.3.2 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的概念和内涵 |
| 1.3.3 铁路车站治安防控体系的内涵 |
| 1.4 研究现状和创新之处 |
| 1.4.1 国内关于铁路车站治安防控体系建设的研究 |
| 1.4.2 关于国外铁路车站安全管理的研究与经验借鉴 |
| 1.4.3 国内外研究现状的不足之处 |
| 1.4.4 本文的创新之处 |
| 1.5 济南站概况及区位分析 |
| 2 治安防控体系建设的理论基础及启示 |
| 2.1 系统论及启示 |
| 2.2 治理理论及启示 |
| 2.3 防卫空间理论及启示 |
| 3 济南站治安防控面临的挑战 |
| 3.1 倒票、扰序等违法行为难以根除 |
| 3.2 “路—地”边界区域案件频发 |
| 3.3 侵财类犯罪多发且侦破难度大 |
| 3.4 遭受恐怖袭击的潜在风险 |
| 4 济南站治安防控体系建设困境及原因分析 |
| 4.1 体系层面——当前济南站治安防控体系存在的缺陷 |
| 4.1.1 站场区域防控要素整合性差 |
| 4.1.2 防控体系不完整,运行机制不健全 |
| 4.1.2.1 站场防控主体单一 |
| 4.1.2.2 区域间协调联动机制不健全 |
| 4.1.2.3 预防预警机制深度不够 |
| 4.1.2.4 社会力量动员参与机制落后 |
| 4.1.3 “站—地”防控体系缺乏融合性和互补性 |
| 4.2 建设层面——防控体系建设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
| 4.2.1 缺乏整体协调组织领导 |
| 4.2.2 防控专业化力量不足,防恐处突能力有待提高 |
| 4.2.2.1 铁路民警老龄化问题突出,意识转变滞后,能力不足 |
| 4.2.2.2 安检队伍专业化不强,管理体制不畅 |
| 4.2.2.3 反恐常备力量不足,防恐意识亟待提高 |
| 4.2.3 站场防控基础设施落后,应用水平较低 |
| 4.2.4 “路—地”资源整合困难,信息共享受限 |
| 4.2.5 信息化建设水平落后 |
| 5 济南站治安防控体系建设的目标及体系架构设想 |
| 5.1 济南站治安防控体系的建设目标 |
| 5.2 济南站治安防控体系的系统架构设想 |
| 5.2.1 “公安处—派出所”信息化指挥中心 |
| 5.2.2 四张防控网 |
| 5.2.2.1 站前广场巡逻网 |
| 5.2.2.2 站场空间监控网 |
| 5.2.2.3 站内动态布控网 |
| 5.2.2.4 “安检—视频—民警”联动网 |
| 5.2.3 五项运行机制 |
| 5.2.3.1 警企信息共享机制 |
| 5.2.3.2 应急处置机制 |
| 5.2.3.3 “路—地”联勤联动机制 |
| 5.2.3.4 运维保障机制 |
| 5.2.3.5 独立的绩效考核机制 |
| 6 济南站治安防控体系的建设路径 |
| 6.1 治理理论引导下站区多元主体参与治安防控 |
| 6.1.1 革新思想,树立合作思维 |
| 6.1.2 拓宽多元主体参与治安防控的渠道 |
| 6.1.3 深度挖掘济南站周边元素的治安效能 |
| 6.2 以系统思维完善济南站治安防控体系建设的制度安排 |
| 6.2.1 完善统筹领导机构,明确职能分工 |
| 6.2.2 加强济南站治安防控法制建设 |
| 6.2.3 推动“路—地”协调联动制度化,提高防控效能 |
| 6.3 加强铁路专业化队伍建设 |
| 6.3.1 探索铁路公安常态化轮训模式,提高专业化水平 |
| 6.3.2 增强防恐意识,完善铁路反恐队伍建设 |
| 6.3.3 理顺安检管理体制,提高安检查危能力 |
| 6.4 依托数据资源,提高车站防控体系信息化水平 |
| 6.4.1 整合数据资源,打造车站治安防控信息平台 |
| 6.4.2 加强数据挖掘与研判,提高预测预警能力 |
| 6.4.3 强化信息意识,提高防控主体信息化能力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在学研究成果 |
| 致谢 |
四、强化沿线治安管理（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研究（1978-2018）[D]. 杨薇. 天津师范大学, 2020(06)
- [2]新一轮铁路公安机关管理体制改革研究[D]. 张地. 北京林业大学, 2020(02)
- [3]云南地方保卫团队研究（1929-1945）[D]. 刘阳. 云南师范大学, 2020(01)
- [4]“枫桥经验”在涉铁社会矛盾治理中的运用 ——以山西省为例[D]. 黄英波. 山西大学, 2020(01)
- [5]被抛弃、被掠夺与回归祖国：民族交错地带边陲矿区兴衰 ——基于扎赉诺尔煤矿的研究（1902-1952）[D]. 宋铁勇. 长春师范大学, 2020(08)
- [6]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网络恐怖主义犯罪防控研究[D]. 张磊. 吉林大学, 2020(08)
- [7]全面抗战时期中共对八路军形象的塑造[D]. 柏晓斐. 湘潭大学, 2020(12)
- [8]风险治理导向下滨海城市综合防灾规划路径研究[D]. 王思成. 天津大学, 2020(01)
- [9]“一带一路”倡议下高铁走出去的劳务风险及应对策略[J]. 亐道远. 河北法学, 2020(06)
- [10]济南站治安防控体系建设研究[D]. 晏强.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20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