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论华北农业近代化中的两种加工业(1895-1936)（论文文献综述）
贾瑞[1]（2019）在《清代恰克图和广州对外贸易比较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有清一代,恰克图和广州是中国南北两个重要的对外贸易口岸,其中,前者负责对俄贸易,后者负责对东南亚和欧洲各国的贸易。尽管两者均为对外贸易口岸,但在信用机制、管理方式、商人主体、贸易结构、税收结构上既有相同,也有很大差异。具体来看,在信用机制上,两者的信用都来源于中国的传统文化,并结合商业发展特点形成了一套包含商人信用、职业信用、商业信用和政府信用等一套完整的信用体系。其不同之处在于,恰克图贸易中商业信用占据主导地位,政府信用为商业信用的发挥提供了良好保障,俟至晚清,政府失信,致使商业信用无法发挥作用,进而加速了晋商的衰落;对于广州贸易而言,前期发展是以政府信用为主,但到18世纪50年代以后,随着十三行商人退出历史舞台,外商自由雇佣买办的兴起,商业信用则发挥了主导作用。在管理机构设置上,恰克图的商业活动前期主要由土谢图汗进行属地兼管,后期主要由理藩院派员管理,税收则由杀虎口、张家口和归化城三处税关负责征税;而广州的商业活动和税收活动由粤海关管理,并以政府委任的广州十三行行商为中介具体负责实施。这种设置方式都源于清政府御控外藩的天朝上国思想和稳定边境的基本国策。从不同点来看,恰克图的税收与市场管理相分离,而广州的税收与市场管理在同一地区;管理机构设置的目的上,恰克图重在稳定边境,敦促两国关系的友好;广州则在于御控外商,预防滋扰,避免纠纷。在管理政策上,清政府要求进入恰克图市场的中俄商人必须持有政府颁发的相应执照。在乾隆朝,恰克图虽因俄商及劫匪滋事进行过三次闭关,但时间甚短,从长时段来看,基本处于自由贸易状态;在广州,无论四口通商还是一口通商,清政府严格限制对外贸易,且由十三行行商具体负责管理,鸦片战争以后,行商制度废除,实行领事担保制度。恰克图与广州管理方式的不同之处是:前者的管理较为宽松,类似于“自由贸易区”,后者的管理则较为严格,类似于“垄断市场”;恰克图贸易商的居住与交易方式的管理相对于广州行商都较为自由宽松。在商人发展变迁上,恰克图的商人有山西商人、陕西商人、宁夏商人等,但主要是晋商,而广州十三行时期的商人有福建商人、广东商人、安徽商人等。由于南北方地域差异很大,风俗习惯各异,决定了恰克图以北方商人为主,广州以南方商人为主。近代以来,两地商人在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下逐渐衰落。从共同点来看,首先,商人利益集团的弱小使其无力要求政府维护其合法权益,而逐渐衰弱的清政府制定的一系列抑商政策又加速了晋商和行商的衰落;其次,从国家理论来看,国家对于商人的予取予求直接导致了两地商人的衰落。从不同点来看,首先,交易费用上升引起了广州十三行行商和恰克图晋商的衰败,但恰克图贸易中管理的交易费用相对较低,因而在19世纪中后期还可以正常经营,而广州十三行贸易管理中管理和买卖的交易费用较高,导致其较早衰败;其次,外来掠夺型制度是恰克图市场晋商衰败的一个重要原因,而部分十三行商人却向近代化买办转型。在商品结构上,无论是恰克图还是广州,出口的都是当时具有比较优势的茶叶、丝绸等商品,进口的主要是香料、药材、棉花等商品。在贸易初期,恰克图的贸易额远远小于广州的贸易额。中期,恰克图的贸易额增长迅速,与广州贸易额的相对差距在缩小,并且两处的出口商品都以茶叶为主。19世纪50年代以后,恰克图贸易量产生剧烈波动,20世纪初中东铁路开通后迅速衰落下去;广州则面临着南方众多外贸口岸的竞争,贸易商品种类持续增多,贸易量增幅较小,仍保持原有规模。在税收结构上,两地的税收都为国家的财政收入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都没有为中国近代化的转型提供内生动力。从不同点来看,恰克图贸易商品是在张家口、杀虎口和归化城征收常关税,而广州贸易的商品是在粤海关征收海关税;恰克图贸易根据当地的实际状况制定了一系列的免税规定,而广州贸易中不仅不存在这些免税规定,而且还在征收正税的同时征收一些杂税;从税收总额上看,粤海关的税收总额比北路三关大,其对于清政府的财政贡献率也较大。最后,从两地贸易的意义上看,两地贸易都推动了内地社会分工和沿线城市的发展,并推动了中外文化的交流。恰克图贸易带动了沿线城市的发展,广州贸易促进了以广州为中心的商圈的形成;恰克图贸易促进了俄国资本原始积累,为其工业化创造了条件,广州贸易推动了中国南方近代化的进程。因此,有清一代,南方和北方开展的对外贸易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当时中国社会的发展,从而也印证了清朝前中期有限度的对外开放政策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这一有限度的开放政策并没有使整个国家走上近代化历程。鸦片战争以后,随着通商口岸的不断增多,南北两地的贸易活动产生巨大变化:恰克图贸易在起伏跌宕中逐渐衰亡,而广州贸易量虽有减少,但仍为一个重要通商口岸。
胡公启[2]（2018）在《晚清关税制度与对外贸易关系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国与国之间关系的核心是利益,而贸易利益是国家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获取对外贸易利益就要降低国际间贸易成本,关税作为对外贸易成本的一部分,对对外贸易规模和结构产生重要影响。历史上,关税调整引发贸易摩擦,贸易摩擦引发战争的事例时常发生,如法荷战争、美国独立战争、美国南北战争等。因此,研究关税制度与对外贸易的关系对处理国与国之间的贸易关系,维护国家权益,充分利用国外市场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对外贸易的影响因素众多,而关税及关税制度对对外贸易有最为直接的影响。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晚清政府失去关税自主权,西方国家通过协定关税获取贸易利益,而协定关税也成为西方列强为扩大并占领中国市场最直接手段。为了向晚清中国倾销工业品和掠夺原材料,西方列强通过制定极低的进口关税税率（值百抽五）并不断扩大免税的范围,使西方工业品冲击以家庭手工业为主体的中国自然经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的过程也是中国自然经济解体的过程,中国被迫纳入世界经济体系。普通百姓在国内剥削和国外侵略赔款的双重压榨下的生活愈加贫困,此伏彼起的农民反抗严重也动摇了封建统治的基础,西方列强的利益也通过关税制度的变迁得到巩固。在掌握中国关税主动权的前提下,西方列强通过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一步步剥夺中国的就业机会,毒化中国发展环境,造成人民的日益贫困和国家的日渐衰弱。研究晚清关税制度的变迁及中西贸易,能够对晚清政治、经济、国际关系有更加深刻了解,同时,也对关税制度及对外贸易对一国的重要性有更为清晰的认识。本文以晚清关税制度与对外贸易的关系为主题,以晚清发生的四次重大中外战争为主线,将晚清划分为第一次鸦片战争前期、两次鸦片战争之间、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甲午中日战争之后及八国联军侵华之后五个阶段,全面分析各个阶段关税制度的变化、对外贸易规模的变化及关税制度与对外贸易规模之间的内在联系,提出了关税制度的变迁与对外贸易的变化互为因果的结论。不同于多数着作以协定关税来说明晚清关税主权的丧失,本文则通过定量分析进口关税税率与进口额、出口关税税率与出口额之间的反常关系,说明外籍税务司治下的中国海关对关税尤其是进口关税没有做到应收尽收,揭示其为西方资本主义服务的本质,证实了关税主权丧失的客观事实,也说明晚清关税的殖民性质。本文主要运用采取比较分析法,分析了晚清五个历史阶段主要出口商品在当期总出口额中所占比重,以此来说明对外贸易结构的变化;主要进口商品在五个历史阶段占当期进口额的比重变化,以此来表明国外不同商品在中国市场竞争力的变化;五个历史阶段进出口关税税率及减免税范围的比较,以此说明协定关税下关税主权丧失的过程;中国与同期的印度、日本、英国、美国等进口关税税率的比较,以此说明中国关税水平在当时世界各国所处的位置以及中国传统出口优势产品丝茶出口占比逐步下降的原因等,通过这些比较,全面分析关税税率与对外贸易额、对外贸易额与关税收入之间的关系。此外,文中为了使论证更有说服力,大量列举图表,不同图表之间也是一种比较分析的过程。通过比较分析,使各个变量之间随着时间的演进过程更为清晰,把变量之间的关系分析地更为透彻。在研究变量之间的关系时,忽略其他变量的影响,来分析给定变量之间的关系,这是静态分析,静态分析不考虑时间维度。在某一时点,关税与对外贸易规模必定相关,因为作为交易费用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关税,直接决定了对外贸易的成本,从而影响对外贸易规模,这是基于静态分析所得出的结论。但加入时间维度,关税水平与对外贸易额并非严格的线性关系,因为在晚清72年中,影响双边对外贸易的因素很多,而关税只是这众多影响因素的组成部分。本文试图找出这些因素并加以阐释,从而对定量分析的结论以合理的解释,这个过程本身也是动态分析。静态分析看时点,而动态分析则看趋势,二者结合起来,既能了解变量之间短期的关系,也能更好把握变量之间长期发展趋势。本文分析了各个历史时期关税制度的变迁对对外贸易的影响,也阐明了对外贸易规模和政策的变化对关税收入及关税政策变迁的作用。对外贸易是双向的,而关税政策的影响也是双向的,中国关税政策的变迁影响中国的对外贸易,而中国主要贸易伙伴的关税政策调整同样对中国对外贸易产生影响,文中以晚清主要贸易伙伴英国、美国、日本及英属殖民地印度为例,分析清朝时期这些国家的关税制度变迁对清朝对外贸易的影响,中国的主要出口产品丝茶和主要进口商品棉制品对外贸易额的变化都与这些贸易伙伴关税政策息息相关。最后,本文给出了关税制度与对外贸易关系的启示,包括:把握关税主权,扞卫国际利益;扩大开放,促进国际分工与合作;促进民心相通,达到贸易畅通;坚持互惠贸易,抛弃零和博弈;维持贸易平衡,合理化解分歧;优化税制结构,保持税收中性等观点。对外贸易范畴甚广,本文紧扣与关税有关的对外贸易这个中心,凡是与关税无关的对外贸易,本文涉及甚少,比如晚清时期的朝贡贸易、苦力贸易、贵金属贸易、帆船贸易等,这些对外贸易也形成商品或要素的跨国流动,严格意义上也属于对外贸易的范畴,由于海关对这些贸易不征收关税,故文中没有论述。此外,在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同阶段,关税体现的作用也不同。在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阶段,商品输出和原材料输入是资本家获取利益的主要手段,此时关税的作用突出。而在帝国主义阶段,商品输出转向资本输出,关税的重要性对资本家而言在下降。这也是晚清时期关税制度变迁前快后慢的重要原因。
王晨[3]（2016）在《中国合众蚕桑改良会研究（1918-1937）》文中研究指明合众蚕桑改良会作为近代中外蚕业改良合作中的代表性组织,其长期致力于蚕种的引进,制造以及推广,因生产原料的好坏是中国蚕业兴旺的源头所在,可以说,合众蚕桑改良会的相关活动,是近代中国蚕业转型的重要推动力之一。在它的身上,集中了一般民众、政府、商界人士及外国人士对于中国近代蚕业发展的认识与构想。而该组织的发展与演进的曲折历程,也是一个传统国家向近代转型过渡中在某个领域、某一具体事物中的微观写照。作为中国蚕业的近代转型与发展历程的参与者与见证者,合众蚕桑会自身也随着这种趋势进行或主动或被动的调整,这无疑赋予了它鲜明的个性及时代特征,也使其成为研究“宏观”与“微观”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绝佳样本。在中国传统社会时期,蚕业是十分重要的副业生产项目,它的出现与发展,完美的契合了封建经济中“男耕女织”的生产分工。在明清时期,中国蚕业一度因国外需求大涨及江南整体经济环境的繁荣,在国际市场上占据优势地位,但中央政府所施行的“禁海”及“闭关锁国”政策,不但压缩了蚕业终端产品扩展其海外贸易的空间,也断绝了中外蚕业技术交流与往来的可能性。因外销不畅,蚕业出现资金缺乏,行业回报降低等现象,并且在内需增长乏力,国内消费者购买欲未有明显变化之时,此类情形进一步加剧,造成蚕业发展后续无力的局面。此时,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兴起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扩展,世界范围内政治经济大格局发生剧烈变动,由此导致的市场一体化、贸易全球化等现象,无疑与中国蚕业的发展方向构成鲜明矛盾。以日本为首的新型蚕业产品提供者及贸易者的崛起,对中国蚕业的传统优势地位形成巨大挑战,在与外部对手的竞争中,以往尚能以独家生产者身份加以掩饰的缺点,此时被无限放大。中国在蚕业生产技术、行业管理水平、生产者素质及发展理念等多个蚕业生产及发展要素上,全面落后于日本。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本完成了对中国蚕业的赶超,其生产规模与外贸水平在跃居世界首位的同时,还在一直蚕食中国仅有的国际市场占有份额。蚕业的近代衰落,并非是个别现象,它也是中国在融入世界经济、政治、社会新体系的过程中,由于自身准备不足及理念滞后,而出现的必然结果。以蚕业、棉业、茶业为代表的传统行业的衰落及以草帽辫、猪鬃业为代表的新兴行业的畸形发展,也成为近代中国的经济“新常态”。为扭转蚕业颓势,早在清末时期,一些有识之士就开始筹议蚕业的改良与转型,但受到政治气候及中外交流渠道闭塞的影响,这种改良尚未脱离“师夷长技以自强”的朴素理论范畴。其具体活动的执行,不是依靠某些力图通过举办类似洋务来积攒政治资本及口碑的地方实力派官僚,就是被托付于任职于海关部门,在个人行动及资金支出方面不受官方监督的外籍职员。即便如此,相对零散与简单的早期蚕种改良活动,为后世该事业的继续发展积攒了可贵的实践经验,也使国人看到了利用外来技术、外来人员服务于中国蚕业改良的可行性。北洋政府成立后,政府对蚕业关注有所增强,但其总体的衰落趋势并未发生实质性好转。欧战爆发后,欧洲蚕业因法国、意大利等蚕业生产国的相继参战,在国际市场上的影响力几近消失,中国蚕业得到了宝贵的喘息与发展时间。但在战事引起的国际蚕业贸易格局动荡中,日本及美国得利最大,前者进一步巩固了其蚕业生产第一强国地位,后者则成为世界生丝的最大进口国,这无疑为中国蚕业改良带来了新的压力。作为蚕业的主要经营者,江浙地区丝商群体为自身生存及经济利益考虑,依靠逐步健全的团体组织,向政府方面提出了改良中国蚕业的倡议,这无疑与官方发展蚕业,增加税收的想法不谋而合。战后,欧洲经济亟待振兴,但其自身生产资料与生产力的缺乏使法、意等国不得不从发展本国蚕业考虑,寻求与中国的合作,中国合众蚕桑改良会即是这种中外双边需求互相协调下的最终产物。美国、日本则各自从扩大原料来源及掌握中国蚕业状况的角度出发,对组织成立也持支持态度。受外交及贸易关系的影响,改良会中的政商势力、中外势力、外国势力,围绕组织成立初期的经费、管理及会员范围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执与博弈,最终在各方的调和与妥协下,合众蚕桑改良会确立了以官方派驻监理员、丝茧总公所及法国人员三方在名义上共同掌权的初步组织体系。而北洋政府时期外人在华的特殊地位与商人势力的膨胀,使官方代表在会中地位尴尬,长期游离于政府监督管控体系的合众蚕桑改良会虽然进行了长达十年的购种、发种业务,但其并未对中国蚕业的转型产生关键性、实质性的帮助。南京政府成立后,在“革命”意识与理论的指导下,国家公权力逐步渗入社会的各个层面,也使旧有传统产业及社会团体组织发生了巨大变革。在蚕业方面也不例外,政府方面首先对其宏观发展规划进行了重新修订,并且以官方力量为先导,一批隶属于政府管理的蚕业组织与机构相继建立。而作为旧政府时代,江浙地区规模最大的蚕业改良组织,合众蚕桑改良会在人员、组织方面仍具有相当大的利用价值,为此,国民政府通过积极对外交涉,派遣专员办理的方式,完成对合众蚕桑改良会的改组,从而将其纳入以行政权力为保证与基础的整体蚕业改良体系中。此时,受政府推动及西方农业科学技术的发展的影响,中国蚕业改良体系也在理论研究及活动形式上发生着自主蜕变。以往单纯注重蚕种改良的相关组织,纷纷向育种、试验、销售、推广等方面拓展业务,这种变动在合众蚕桑改良会表现的较为明显,以设立蚕种推广所及镇江蚕种制造场为代表,会中的核心业务开始向盈利化、市场化方向发展,这不仅是政府经济支持力度降低后的现实需要,也是完成改组后,延续组织寿命,增强自身竞争性与生存能力的主动求变之策。南京政府成立后,随着国家公权力对行业深入及民族意识的高涨,合众蚕桑改良会不得不面临被官方接收与改组的命运,而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有所提升,外国政府方面对政府旨在收回主权、削弱外籍人员地位的改组工作也予以积极配合。而随着外部经济形势、安全形势的急转直下,30年代中国政府在政治、经济方面陆续施行了“统制政策”,在这一轮的政治经济格局变动中,合众蚕桑改良会逐步走向式微,这也是该时期无数类似组织的最终命运,这种“官强民弱”的相对失衡现象,也与北洋时期形成了鲜明对比。在国家角色缺失、整体经济社会环境未发生根本转变之际,单纯依靠某个组织来拯救蚕业积贫积弱的整体局面的做法并不现实,但其长达十余年的实践活动并非毫无作用。作为以沈联芳、葛敬中、何尚平等人为代表的各界人士参与近代蚕种改良的心血结晶,合众蚕桑改良会不但为日后中国蚕业的复兴与腾飞积蓄了力量,其发展经验与教训也为中国现代农业的转型与对外合作提供了宝贵借鉴。
李今芸[4]（2015）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山东草帽辫与工艺全球化》文中指出家庭手工业或作坊式的工艺并不因工业革命带来的工厂制度而没落,反而有兴盛之趋势,自行生产。从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在欧洲或北美,手工业仍然重要,其就业人口不一定比现代化工厂内的工人少;两者之间不一定相互抵制,反而有时互助之趋势。某些手工业此时还能繁荣,因爲它也是全球化的一环,草帽辫（史料也作"缏"）手工业就是其中一例,帽辫是手工编成,通常分布在农村地区,配合农时,客厅即工厂,全家都是工人,属劳力密集的
朱冠楠[5]（2015）在《民国时期江苏畜禽业发展研究》文中提出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畜牧业是农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众所周知,在中国,除了牧区之外的广大农业生产地区,畜禽业一直是畜牧业的主要组成部分。江苏省历史上向来是畜禽业高度发达的地方,近代江苏畜禽生产在全国一直保持着领先的地位,又因其位于我国东部沿海地带,作为近代最先受到海外畜牧业影响和冲击的地区,江苏畜禽业发展也因此处于中国近代畜禽业发展的最前沿。民国时期（1912—1949年）,虽仅有短暂的38年时间,但这一历史时期不仅是我国传统畜牧业向现代畜牧业发展的重要转折期,也是传统畜牧科技与近现代畜牧科技相互交汇、融合发展的重要时期。江苏省作为国民政府的政治核心区,其畜禽业在这一历史时期经历了由传统向现代方向的重要转折和发展。根据江苏畜禽业的发展情况,本研究将民国时期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12—1927年,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第二阶段是1927—1937年,国民党建立并巩固其南京政权阶段,第三阶段是1937—1945年,抗日战争爆发,江苏沦陷阶段;第四阶段是1945—1949年,抗战结束,国民党政权崩溃阶段。在第一阶段1912—1927年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军阀割据混乱,农村经济受到严重破坏,致使江苏畜牧业发展比较缓慢。在第二阶段1927—1937年社会政治相对平稳,各项建设事业均得到较快发展,史称"民国十年黄金期",在此期间,畜禽业发展才开始真正受到政府的重视。国民政府主导下的较为完善的现代畜牧兽医机构初步建立起来,大量国外优良畜禽品种引进江苏,用以改良地方畜禽品种,现代组织形式的畜禽企业及畜产合作社也逐渐建立起来,江苏畜禽业在这十年期间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第三阶段1937—1945年期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国民政府迁都重庆,江苏省因日本侵略沦陷,损失惨重,畜禽业发展被迫中断。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1946年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在第四阶段1945—1949年期间,江苏畜禽业逐渐恢复发展,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因国民党政权日渐崩溃,导致这一时期江苏畜禽业的发展规划大多流于形式,没有完全付诸实践。资产阶级政权性质的南京国民政府采取的畜牧业发展政策,大都是围绕着促进传统畜牧业向现代畜牧业方向发展来制定的。这一时期的江苏畜禽饲料生产与加工利用、中兽医技术等方面主要还是沿用传统的经验,变化较小。而现代畜牧兽医机构的初步建立、国外优良畜禽品种的引进及地方畜禽品种的改良和现代畜禽企业与畜产合作社的建立,不仅是近代江苏整个畜牧业发展中最突出的三个方面,也是江苏畜禽业由传统向现代发展的集中体现。通过对这一时期初步建立的现代畜牧兽医机构、引进国外优良畜禽品种及改良地方畜禽品种和建立现代畜禽企业与畜产合作社等江苏畜禽业发展集中体现的深入考察,我们发现:民国时期,国民政府建立的具有现代特征的畜牧兽医组织机构在引进、推广、研究及传播西方畜牧兽医技术,保障中国畜禽业发展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对江苏畜禽业发展起到了重要的组织保障作用;引进国外优良畜禽品种以及运用现代实验科学育种技术改良地方畜禽品种,是不同于以往历代传统育种技术的人工有意识的培育选种,可以说是近代中国畜禽业发展史上的一大进步;现代组织形式的畜禽企业与畜产合作社建立后,采用了先进的现代畜禽生产技术,不仅大大提高了畜禽养殖业的生产率与商品率,还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农民的利益,尽管它们为数不多且发展缺乏连续性,但却代表了长江中下游畜禽业的近现代发展方向,具有很大的历史进步性。挖掘我国近代畜禽业发展的历史规律,总结其经验教训,对当前我国畜禽业良性发展及畜牧业的现代转型都有着重要的参考借鉴作用和现实意义。关于民国时期江苏畜禽业发展中值得我们借鉴的有益经验主要是:多重力量及外力因素的推动和介入;注重对国外优良畜禽品种的引进及畜产合作经验的学习;采取多种措施鼓励发展畜禽业。关于民国时期江苏畜禽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是:民间资本对现代畜禽业的投入较少,畜禽业在农家经济中所占比重较低;政府及畜牧界专家缺乏深入到农村的实地调研;政府缺乏对国外市场和外国资本经济入侵的控制及防范意识;政府与专家主导型的现代畜禽业发展导致农民主体性地位的缺失;政府及民众缺乏对本国优良地方畜禽品种的自主保护意识。最后归纳反思,以史为鉴,以史观今,对当前我国畜禽业的良性发展提出一些思考。
李中庆[6]（2013）在《中国苎麻产业发展研究（1860-1958）》文中提出边缘产业是指在整体国民经济中起次要作用的一类产业,相对于主导产业,这类产业的发展往往是被动,自身力量难以控制的。在边缘产业的发展特别是初期发展中,外部力量的介入显得尤为重要。在近代中国,国家难以介入与边缘产业外部力量发展不充分的前提下,边缘产业往往会陷入不发展泥潭。本文以苎麻产业为例,从多个层面探讨边缘产业在后发展型国家的发展路径。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丧失了关税主权,而关税主权的丧失对后发展国家的发展是十分不利甚至致命的。列强在中国所享有税收特权,造成了中外商人在税赋上的不平等,抑制了本国工商业的发展。与此同时,由于战乱等因素的影响致使中国长期缺乏适合经济持续发展的环境,在这种格局下,规模较大的主导产业可以依靠自身的力量取得一定的发展。但规模较小的边缘产业往往会陷入不发展的泥潭,移植与嫁接两条道路都不能将苎麻产业带入工业化的彼岸。抗战后,苎麻由于其军事价值,被中日双方列入统制物品之列,日本将先进的技术移植到沦陷区,不仅形成了与沦陷区并立的两条苎麻产业发展的道路。这也为战后苎麻产业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1949年后,由于环境的改变及国家的需求,致使苎麻产业在短期内取得飞速发展,这主要得益于制度环境的改变,极大地加强了国家对经济发展的控制力,而这对于后发展型国家经济的发展是十分重要的。在国家发展战略改变后,苎麻产业的发展也失去了外部力量的支持而陷入停滞。边缘产业对外部环境的改变极为敏感,外部环境在边缘产业发展的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直接影响着其发展的成败。
易仲芳[7]（2013）在《南开经济研究所“学术中国化”研究（1927-1949年）》文中研究说明置身于20世纪20至40年代复杂动荡的政治格局和恶劣严竣的社会环境中,私立南开经济研究所不仅没有走向衰亡,反而迅速由弱变强,由小变大,成为民国时期公认的具有国际影响的研究中国经济的权威学术机构,并在其时的经济学界发挥着积极的示范效应和领军作用。私立南开经济研究所之所以能很快从众多学术机构中脱颖而出,异军突起,一个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他们能够应时顺势,以“知中国,服务中国”为办学宗旨,以“务实应用”为科教理念,以“中国化”为学术特色,并与工、商、农、学、政及国外学术机构密切互动合作,共同服务社会,推进学术,产生了丰硕的“中国化”学术成果,赢得了广泛的国际性声誉：社会调查“独开风气之先”,指数编制享誉中外,“出版物驰名全球”,建言献策触动朝野。本文以时间演变为经,地点变更为纬,“学术中国化”为主题,截取1927年—1949年的南开经济研究所为研究区间,将考察重点放在群体活动最为频繁、最具影响力的南京国民政府时期（1927—1949）。对南开经济研究所建国前创立、发展、繁荣、衰退四个时期（1927—1949年）的学术活动、学术成果进行分析、探讨,并对其成败得失进行总结评价,具体阐述如下：第一章主要介绍南开经济研究所创立的背景与前提。简介欧美经济学的发展及其在中国的传播,并对中国经济学留学人员群体及中国经济学研究机构的建立情况进行初步的分析。在此基础上,按照时间和地点的变换,分四个阶段介绍南开经济研究所的创立及其发展历程,并对各阶段人、财、物资源配置情况及学术活动、学术成果进行基本介绍。第二章主要厘清“学术中国化”核心定义,引介“学术中国化”两个层面评判标准,阐明南开经济学人、时人及今人对“学术中国化”的主要认知,及作者本人对“学术中国化”内涵的自我理解,进而为下文探讨南开经济研究所“学术中国化”活动作好前期概念与学理上的铺垫工作。第三章主要对南开经济研究所指数调研、工商调研、“三农”调研等社会调研活动进行介绍,并结合西方社会调查方法,总结南开经济研究所“实证调研方法”、“计量方法”、“教授负责制”、“项目负责制”等社会调查“中国化”的特色和优势。介绍民国时期的社会调研概况,说明南开经济研究所社会调研的作用与地位。第四、五、六、七章主要探索南开经济学人的“中国化”的学术思想和经济理论,分类介绍其“中国化”学术活动与学术成果。其中第四章主要探讨南开经济学人的“中国化”的工业思想和理论。本章对比英、法、苏、美等工业强国“工业革命”历程及“工业化”路径选择,结合韦伯等人工业建设理论与主张,阐明南开经济学人对于中国“工业化”的认知,探讨南开经济学人关于“资本因子”面前对外来经验与模式的态度,评析方显廷工业重心思想演变,并总结陈振汉对韦伯等人西方“工业区位”理论的传承与创新。第五章结合农业经济学家舒尔茨等人20世纪三、四十年代提出的改造传统农业相关理论和改造手工业有关思想,借鉴美、加、意等欧美国家合作组织模式和经验,介绍南开经济学人何廉、方显廷等人改造“三农”思想,发展乡村工业、农业合作的有关思想与理论,总结其改造“三农”的“中国化”特色与亮点,肯定方显廷、吴知提出的区别于步赫卡尔等人的乡村工业演变制度路径更适合中国国情。第六章探索南开经济学人在苏德成功经济模式面前认知态度,简析其“计划经济”、“统制经济”与“计划自由经济”思想与理论的演变路径,总结其“中国化”的“混合经济”和“计划自由经济”模式,阐明南开经济学人运用西方经济学理立足中国实情提出的关于“国际贸易保护”、“外汇合理统制”以及财税改革的主张,并结合凯恩斯《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欧文·费雪与霍曲莱的货币学说、皮古现款差额理论等,总结南开经济学人的“中国化”的货币金融与物价管制思想与理论。第七章主要分析南开经济研究所“教育中国化”举措和思想。首先对“轮回教育”风波与近代中国高等教育存在的“洋化”教育问题进行简要总结,进而对南开经济研究所“土货化”教育方针、“应用型”人才培养改革方案与理念进行解析。第八章分析南开经济研究所“学术中国化”教研环境,研究其与工、商、农、学、政社会各界合作与互动的关系。第九章围绕“得”、“失”、“同”、“争”四个方面对南开经济研究所“学术中国化”的活动与成果进行综合评价。“得”在学科建设的推进；“失”在学理构建中理论缺失；“囧”在教研环境的不到位；“争”在于学术思想上的四次大辩论。“结语”对私立南开经济研究所的成功之“道”进行综合分析。总结其成功的主要因素在于：“应时顺势”,适应了时代与社会大变革的需求,顺应了政府谋求经济建设的大势：“知中国,服务中国”的建所宗旨、“中国化”学术理念及“实用至上”的服务原则；一流团队建设与多元融资渠道。南开经济研究所的发展是部不老的“传奇”,时至今日仍叶繁枝茂,学术生命如日中天。重翻其建国前这部尘封的历史,深挖其“学术中国化”的活动和成果,探索其历百折而不衰的“秘籍”,于昔于今,价值非凡,意义深远。
朱世桂[8]（2012）在《中国农业科技体制百年变迁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当前我国农业发展进入新的时期,保障粮食安全、农民增收、农业增效,突破资源环境约束,加强生态环境建设,实现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对农业科技的需求日愈强烈,我国进入了更加依靠现代科技创新驱动的新阶段；要进一步提升农业科技创新水平,必须有完善的农业科技体制机制来保障,但我国历史形成的农业科技体制弊端,如条块分割,农科教分离、科技经济脱节、缺乏科学的创新评价机制等问题,严重制约着科技创新能力的提高和农业科技事业的发展。因此从历史的视角来研究探索农业科技体制形成与改革创新方略,为农业科体制改革提供理论和现实参考依据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科技体制是科技活动的组织体系、管理形式和组织运行机制等的总称。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中央颁布《关于科技体制改革的决定》以来,体制问题一直是科技界讨论关注的热点。围绕农业科技体制人们在讨论中比较关注农业科技体制的弊端、运行障碍及其克服的办法,至于当前科技体制是如何形成、特点如何、体制问题的根源如何产生、国家在构建科技体制过程中有那些经历、受哪些因素影响、产生了哪些启示等,探讨不够全面系统,历史性的研究成果相对缺乏也比较零散。农业科技体制一般涉及到农业教育、科研和推广的内容,本论文以我国农业科技体制为研究对象,以20世纪这一百年为经度,以各时期科技体制的主要内容为纬度,面对前人较少涉及制度层面的科技体制形成及发展本因研究的缺憾,基于历史文献资料调研的基础上,采用多学科理论与方法,本文对我国农业科技体制一百年来的变化历程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梳理,将体制百年变迁分为四个重要时期,并对各时期农业科技体制变迁的内容进行了较为全面的阐述,分析了不同国家科技体制模式对我国农业科技体制形成的影响,并阐述了国情、政府政策等对我国农业科技体制变迁的作用,在此基础上总结了农业科技体制变迁的一些特点、历史启示,最后提出了未来农业科技体制完善发展的战略对策。第一,分析中国农业科技体制萌芽初创时期（1897--1937年）体制化过程与创立情况,得出中国农业科技体制是在近代社会力兴改革变法的政治环境、振兴实业改良传统农业的经济环境、开始重视科技引进西方农学的科学文化氛围下创建产生。来自政府和社会两方面重视农业科技的推动力量,以立农报、兴农学,引进西方农业科技；以设农政,建机构,开展农事试验研究,奠定体制化的组织基础；以组社团,促交流,颁布《中央及地方农事试验场联合办法》等规章,构建了农业科技宏观管理体制和农科组织基本框架,在组织管理上逐渐将农业科研管理逐渐从农业生产行政管理中独立出来,组织机构日渐发展,形成我国农业科技体制雏形。第二,重点描画了1937年以后国统区、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日占区不同区域农科体制形成及我国农业科技体制的曲折发展。国统区为了适应战时经济需要,原中央所属的农业科研机构与地方农业试验机构进行了一系列调整,建立了以工作站为代表的一套农业推广制度,以及统一合作的农业科技运行机制；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通过引进、培养农业科技人才,设立边区农科机构组织,开展科技奖励等,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也初步构建了注重技术试验推广应用的边区农业科技体制,为解放后创建新中国农业科技体制奠立了一定的思想基础和建设经验。日占区日伪从强化殖民统治出发,优先开展见效快生产上急需的应用性研究,建立了一批农事试验机构,构建了科研计划目标明确、组织结构较为完整、设施相对配套齐全的日伪农业科技体制,为东北等地解放后农业科技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第三,按1949—1957年和1958—1978年两个阶段主要介绍新中国成立后当代农业科技体制重新构建与波动调整的历史内容,分析了组建独立的农学院、中国农业科学院成立,县建“四级农科网”等新的农业科教体制形成过程,肯定了在集中型计划管理体制下协作攻关科技组织方式的制度合理性,梳理了新的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建设调整的历程,探讨了农业科技高度集中的计划性管理方式、农科组织体系隶属关系多样、科技体系条块分割、重复分散的历史成因。第四,全面回顾总结了1978年起我国改革开放后农业科技体制改革实践及成效,既反映了农业科技体制改革中引导科技面向经济建设的成效,又对以科技拨款方式转变为主的科技运行机制改革等政策实施后,基础性、公益性特点的农业科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进行体制改革的矛盾与困惑,进行了客观描述等。第五,历史地探析了美国、日本、前苏联等不同国家的科技体制模式及其对我国农业科技体制形成的作用。第六,运用综合集成等方法,总结了百年来中国农业科技体制历史演变特点,和从资源禀赋与基本国情、社会政治环境和政府政策、世界农业科技革命和农业科技自身发展特点、市场需求及国际经济一体化等方面探讨了其对我国农业科技体制发展的影响。最后归纳了我国农业科技体制变迁的主要历史经验与启示,分析梳理了当前农业科技体制的现状与主要问题,基于历史与现实探讨了未来我国农业科教体制建设的基本原则,提出完善我国农业科技体制的战略思路,建议侧重在建立农业科技创新体系、优化农业科技管理协同创新、完善政府主导市场引导的农业科技投入机制、建立官民结合的农业科技推广应用体制、建立健全多元价值的科技评价制度等,将为我国农业科技体制改革创新提供历史科学的参考依据。
姜爱萍[9]（2008）在《南通市域城镇空间结构演化过程与演化规律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从20世纪30年代克里斯泰勒（W.Christaller）提出中心地理论起,城镇空间结构研究方向和重点就不断发生着变化,从静态研究转向动态研究,从结构研究转向机制研究,寻求优化结构,以求得区域经济、社会、环境的协调发展。南通地处长江三角洲北隅的沿江沿海交界处,位于我国一级开发轴线“T”型的顶点,与中国最大的国际贸易中心上海隔江相望。笔者选择“南通市域城镇空间结构演化过程与演化规律研究”,是对导师陆玉麒教授主课题“长江流域空间结构研究”的细化、充实与补充。通过本文研究,得出如下结论:（1）南通市域城镇空间结构演变是伴随着陆地的形成而自西北向东南推进。南通市域城镇的形成与发展可分为五个阶段:城镇空白阶段,城镇形成阶段,中心城市出现阶段,城镇等级形成阶段,城镇多中心、网络化发展阶段。（2）南通市域城镇形成与发展受成陆面积大小、海岸线与江岸线的变迁、海堤的推进与运河的延伸、产业的形成与发展、中心城市的形成与发展、交通条件的改变、行政条件和区域文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3）南通市域城镇空间结构演化不同时期有不同特点:古代城镇空间结构简单、松散,城镇等级规模小;近代城镇空间结构趋于紧凑,形成以南通城市为中心的城镇体系;现代城镇空间结构紧凑,规模扩大,等级分明,城镇间联系紧密,以人为的有意识的活动为主。（4）南通市域城镇形成与分布规律性。①近代以前南通市域城镇形成与煮盐业、垦殖业、纺织业、交通运输业的发展等因素有关。其分布规律如下:第一,沿海岸线呈不规则的弧形分布;第二,沿运河分布;第三,沿南通中心城市分布。②近代之后至改革开放之前,因战争及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南通城镇的发展几乎处于停滞状态。改革开放后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三次机遇（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90年代初,邓小平南巡,浦东大开发;2000年经济全球化,使长三角成为FDI密集区）使南通城镇呈加速发展。其分布与发展特点如下:第一,城镇向沿江集聚;第二,城镇向深度内涵式发展;第三,南北差异加大;第四,城镇呈现系统网络式发展。（5）南通市域城镇空间结构演化规律。城镇数量由无到有,城镇规模由小到大,城镇等级由不分等级到分等级,城镇空间结构由简单到复杂,城镇联系由松散至紧密。不但以南通城区为中心向各县区呈扇形辐射状发展,而且因为其发展与成陆先后高度一致,因而出现总趋势是以展轴式（展开图画式）由西北向东南渐进推移式发展,在沿海与内陆之间,局部也呈现出充填式发展状况。由于政策与区位的因素,出现沿江轴线的发展。（6）南通市域城镇空间结构演化模式。①古代城镇由内陆向沿海演变（公元前至鸦片战争前）。中心城市形成前,第一阶段:城镇零散分布期;第二阶段:沿运河与海岸线呈“T”型分布期。中心城市出现后,第三阶段:“一点一轴一弧线”分布期;第四阶段:“一点一轴沿海三圈层”分布期。②近代城镇由中心城市向周边演变（鸦片战争到建国前）。中心城市的点状扩散;城镇沿运河、沿海岸线、沿串场河的发展;长江与港口地位的提升使沿江城镇得到发展;政治、经济中心由扬州转向通州。③现代城镇由沿海向沿江演变（建国后至2005年）。第一阶段:缓慢的内部填补期（改革开放前）;第二阶段:1978年至1998年“一点四沿线”发展期;第三阶段:“一、六、三”分布格局期。（7）南通市域城镇空间结构虽遵循空间结构理论的一般规律但也具有独特性。①中心城市形成前,陆地面积较小,南通市域地处扬州的边缘区,城镇发展缓慢。中心城市形成后,具有自身行政中心,对位于中央核心区通州城的发展产生影响。陆地形成稳定后,南通市域开始构建自身的城镇体系,新的核心-边缘区开始形成。②根据中心地理论推断中心城市应该位于金沙镇。但由于长江的干预,系统的开放,中心城市在长江边的南通城出现。与中心地理论“中自下而上式”不同的是,南通市域中心城市未形成前,城镇发展表现为“自下而上式”发展,中心城市形成后,表现为“自上而下式”发展。③城镇沿运河、海岸线、海堤、长江岸线等轴线分布。交通节点处发展为县城或中心城市。从而验证了点-轴结构理论与增长极理论。（8）未来南通市域城镇空间结构将沿南通城向三个轴向发展:一是向启东方向,表现为上海沿江与吕四沿海的发展;一是向如东县城方向,加快洋口港开发;一是向海安县城方向,充分发挥交通枢纽优势。一个区域:即南通城、通州金沙镇、海门海门镇,将可能发展为都市连绵区。
朱丽娜[10]（2008）在《20世纪20～30年代河北乡村经济发展探析》文中研究说明本文以20世纪20、30年代河北省乡村经济为研究对象,从以下几个方面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探讨:第一章考察了河北乡村农业的发展状况。农作物种植结构发生变化;经济作物种植面积增加,促进了农作物的商品化进程;生产工具的改进和农作物品种的改良也促进了这一进程的发展。第二章论述了河北农村手工业的发展情况,重点考察了棉纺织业和草帽辫业生产,并以棉纺织业为例,从生产原料、生产工具、劳动分工、劳动产品四个方面论证其生产走向商品化。第三章阐明了农村商业发展的两方面表现,专门经营的商店有所增加,并形成自己的商业特色;定期开设的市集贸易有了新的发展,专业化倾向加强,农村的商品流通体系更加健全。第四章分析了河北乡村经济发展的主要原因。农民自身的辛勤劳作与政府的支持,此外从客观的角度出发,论述近代交通在促进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第五章探讨了乡村经济发展的社会影响,农村的商品市场逐渐扩大,商品化程度提高;农村与城市间的联系逐步加强,推动了近代的城镇化进程;人民的消费水平与消费意识逐渐增强,使得社会风气开始改变;人民追求文化娱乐的多样性,教育水平逐渐提高。河北农村出现了新气象。结束语在肯定这一时期河北乡村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指出了发展的曲折性和阶段性以及阻碍发展的原因,要改变这一状况必须开辟一条新的近代化发展之路。
二、论华北农业近代化中的两种加工业(1895-1936)（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论华北农业近代化中的两种加工业(1895-1936)（论文提纲范文）
（1）清代恰克图和广州对外贸易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选题缘由 |
| 1.2 选题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实践意义 |
| 1.3 文献综述 |
| 1.3.1 恰克图贸易 |
| 1.3.2 广州贸易 |
| 1.3.3 恰克图、广州外贸的比较及税制 |
| 1.4 研究方法 |
| 1.5 创新点 |
| 1.6 文章结构与安排 |
| 第二章 恰克图和广州对外贸易的变迁 |
| 2.1 恰克图贸易概述 |
| 2.2 广州贸易概述 |
| 第三章 恰克图和广州贸易信用机制的比较 |
| 3.1 恰克图贸易的信用机制 |
| 3.2 广州贸易的信用机制 |
| 3.3 比较分析:相同与差异 |
| 第四章 恰克图和广州贸易管理方式的比较 |
| 4.1 管理机构的比较 |
| 4.1.1 恰克图贸易的管理机构 |
| 4.1.2 广州贸易的管理机构 |
| 4.1.3 比较分析:相同与差异 |
| 4.2 管理政策的比较 |
| 4.2.1 恰克图贸易的管理政策 |
| 4.2.2 广州贸易的管理政策 |
| 4.2.3 比较分析:相同与差异 |
| 第五章 恰克图和广州商人盛衰变迁及原因的比较 |
| 5.1 两地商人发展及原因的比较 |
| 5.1.1 恰克图商人发展及原因 |
| 5.1.2 广州商人发展及原因 |
| 5.1.3 比较分析:相同与差异 |
| 5.2 两地商人衰落及原因的比较 |
| 5.2.1 衰落的原因 |
| 5.2.2 衰落的理论分析 |
| 第六章 恰克图和广州商品结构与税收收入的比较 |
| 6.1 两地商品结构的比较 |
| 6.1.1 恰克图贸易的商品结构 |
| 6.1.2 广州贸易的商品结构 |
| 6.1.3 比较分析:相同与差异 |
| 6.2 两地税收收入的比较 |
| 6.2.1 恰克图贸易的税收收入 |
| 6.2.2 广州贸易的税收收入 |
| 6.2.3 比较分析:相同与差异 |
| 第七章 恰克图和广州贸易意义的比较 |
| 7.1 相同之处 |
| 7.2 差异之处 |
| 第八章 研究结论和展望 |
| 8.1 研究结论 |
| 8.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2）晚清关税制度与对外贸易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一、研究的目的及意义 |
| (一)研究的目的 |
| (二)研究的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一)晚清关税制度的演进与变迁 |
| (二)晚清关税及关税管理体制方面的研究 |
| (三)晚清对外贸易发展趋势及贸易结构的变迁 |
| (四)晚清关税政策与经济、贸易之间关系 |
| (五)相关文献评述 |
| 三、研究的思路、方法及文章的主要结构 |
| (一)研究的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三)文章的主要框架 |
| 四、研究的难点、创新与不足 |
| (一)研究的难点 |
| (二)可能的创新 |
| (三)论文的不足 |
| 五、相关概念的界定 |
| (一)晚清的界定 |
| (二)海关与常关 |
| (三)常关税与厘金 |
| 第二章 晚清关税制度与对外贸易的变迁 |
| 第一节 清朝前期的关税制度与对外贸易状况 |
| 一、清朝前期的关税制度 |
| (一)关税及附加 |
| (二)船钞及附加 |
| (三)关税和船钞减免 |
| (四)征收管理 |
| 二、清朝前期的对外贸易状况 |
| (一)行商制度与对外贸易 |
| (二)中国在对外贸易中的优势 |
| (三)鸦片的流入改变中外贸易格局 |
| 第二节 晚清关税制度变迁的背景及过程 |
| 一、晚清关税制度变迁的必然性 |
| (一)工业革命的完成急需外部市场发展资本主义 |
| (二)中国有庞大而竞争力弱的市场 |
| (三)晚清政府对对外贸易采取种种限制措施 |
| (四)传统的关税制度和管理方式无法适应新的贸易形式 |
| 二、晚清关税制度变迁的过程及特征 |
| (一)晚清关税制度变迁的过程 |
| (二)晚清关税制度变迁的特征 |
| 三、晚清关税制度变迁的后果 |
| (一)关税制度的变化使其无法发挥关税的基本作用 |
| (二)晚清关税制度畸形变化加速了封建王朝灭亡的进程 |
| (三)晚清关税制度变化加深了中国的半殖民化程度 |
| 第三节 晚清对外贸易结构、范围及对象的变化 |
| 一、晚清对外贸易结构的演进 |
| (一)商品贸易结构的变化 |
| (二)贸易结构从商品贸易向商品与服务贸易并重转变 |
| 二、对外贸易的范围由南方扩大到北方和周边区域 |
| (一)贸易的中心由广州转移到上海 |
| (二)贸易的范围由沿海向沿江及沿边扩散 |
| 三、对外贸易的对象由朝贡国转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 |
| (一)宗藩关系的解体和朝贡贸易的结束 |
| (二)中西贸易关系的确立及对外贸易规模的扩大 |
| 第四节 对外贸易的变化对晚清中国的影响 |
| 一、晚清政府对资本主义国家依附程度不断加深 |
| 二、晚清中国沦为工业化强国原材料产地和工业品倾销市场 |
| 三、日益激化的社会矛盾动摇了清朝统治的基础 |
| 第三章 晚清关税影响对外贸易的实证分析 |
| 第一节 关税对对外贸易发挥作用的机理 |
| 一、关税影响进出口需求 |
| (一)进口关税的高低与进口规模的相关性 |
| (二)减免关税是促进出口有效手段 |
| 二、关税影响进出口结构 |
| (一)关税调节商品原材料、半成品、成品结构 |
| (二)关税政策体现国家产业政策 |
| 第二节 关税影响对外贸易规模 |
| 一、模型构建 |
| 二、数据来源及处理 |
| 三、模型估计及结果 |
| 第三节 关税影响对外贸易结构 |
| 一、关税对进口商品结构的影响 |
| (一)关税对晚清鸦片进口的影响 |
| (二)关税对晚清棉制品进口的影响 |
| 二、关税对出口商品结构的影响 |
| (一)关税对晚清茶叶出口的影响 |
| (二)关税对晚清生丝及丝织品出口的影响 |
| 第四章 对外贸易规模和政策对关税的影响 |
| 第一节 对外贸易规模扩大推动关税制度的变迁 |
| 一、清朝统治者治国方略的转变 |
| (一)由重农抑商到重农便商的转变 |
| (二)由重农便商向重农扶商的转变 |
| 二、对外贸易不断发展导致关税制度改变 |
| (一)贸易的不平衡引发战争推动关税税率的下降 |
| (二)对外贸易的发展推动关税管理制度的变迁 |
| 第二节 对外贸易规模与关税收入息息相关 |
| 一、鸦片战争前清朝贸易规模和关税收入水平 |
| (一)鸦片战争前清朝对外贸易规模变化 |
| (二)鸦片战争前清朝关税收入变化 |
| (三)鸦片战争前清朝对外贸易规模与关税收入之间的关系 |
| 二、两次鸦片战争期间清朝对外贸易规模和关税收入水平 |
| (一)两次鸦片战争期间清朝对外贸易规模的扩大 |
| (二)两次鸦片战争期间清朝关税收入变化 |
| (三)两次鸦片战争期间清朝对外贸易规模和关税收入之间的关系 |
| 三、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清朝对外贸易规模和关税收入水平 |
| (一)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清朝对外贸易规模继续增长 |
| (二)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关税收入变化 |
| (三)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清朝对外贸易规模与关税收入之间的关系 |
| 四、甲午战争之后清朝对外贸易规模和关税收入水平 |
| (一)甲午战争之后清朝对外贸易规模快速增长 |
| (二)甲午战争之后清朝关税收入的变化 |
| (三)甲午战争之后清朝对外贸易规模与关税收入之间的关系 |
| 第三节 对外贸易政策影响关税政策 |
| 一、清朝早期的贸易管制对关税政策的影响 |
| (一)禁止海外贸易 |
| (二)限制商品进出口 |
| (三)鼓励洋米进口 |
| 二、晚清关税的持续下降顺应了对外贸易扩大的需要 |
| (一)对外贸易规模的扩大要求晚清政府持续下调关税 |
| (二)参加国际博览会的商品推行免税政策 |
| 第五章 主要贸易伙伴关税制度的变迁对晚清贸易的影响 |
| 第一节 英国及印度的关税制度变迁对三国贸易的影响 |
| 一、英、印、中三角贸易的形成及兴衰 |
| (一)英、印、中三角贸易的形成 |
| (二)英、印、中三角贸易的发展与繁荣 |
| (三)英、印、中三角贸易的衰落 |
| 二、英国关税制度的变迁对中英贸易的影响 |
| (一)清朝早期英国对华关税制度的变迁对中英贸易的影响 |
| (二)清朝后期英国关税制度的变迁对中英贸易的影响 |
| 三、印度关税制度的变迁对中印贸易的影响 |
| (一)中印贸易发展状况 |
| (二)印度关税制度变迁对中印贸易的影响 |
| 第二节 美国关税制度的变迁对中美贸易的影响 |
| 一、中美贸易发展状况 |
| (一)清朝早期中美贸易发展 |
| (二)晚清中美贸易发展 |
| 二、美国关税制度的变迁对中美贸易的影响 |
| (一)差别关税带来美国航运业的繁荣 |
| (二)关税的持续下降促进中美贸易的增长(1784-1860 年) |
| (三)关税的上升阻碍了中美正常贸易的发展(1861-1911 年) |
| 第三节 日本关税制度的变迁对中日贸易的影响 |
| 一、中日贸易发展状况 |
| (一)清朝早期中日贸易发展 |
| (二)晚清中日贸易发展 |
| 二、日本关税制度变迁对中日贸易影响 |
| 第六章 晚清关税制度的演进与对外贸易的关系的经验教训及启示 |
| 第一节 晚清关税制度的演进与对外贸易关系的经验教训 |
| 一、强化本质认识——维护和扞卫资产阶级的利益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本质 |
| 二、强化主权意识——主权是扞卫国家利益的前提和基础 |
| 三、强化互惠意识——建立在互利共赢基础上的对外贸易才能持久 |
| 第二节 晚清关税制度的演进与对外贸易关系的启示 |
| 一、牢牢把握关税自主权,扞卫国家利益 |
| 二、扩大开放,积极参与国际分工与合作 |
| 三、促进民心相亲,达到贸易畅通 |
| 四、坚持互惠贸易,抛弃零和博弈 |
| 五、维持贸易平衡,合理化解分歧 |
| 六、优化税制结构,保持税收中性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3）中国合众蚕桑改良会研究（1918-1937）（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1、选题缘起及问题的提出 |
| 2、学术史回顾 |
| 3、研究空间及概念界定 |
| 4、本文主要研究路径及章节 |
| 第一章 合众蚕桑改良会的初创 |
| 第一节 清末民初的蚕桑业及其困境 |
| 1. 整体经济形势的萧条 |
| 2. 蚕桑业生产技术水平的盛极而衰 |
| 3. 日本蚕业的崛起及与其对中国相关行业的冲击 |
| 第二节 晚清民末蚕桑改良事业的初步开展 |
| 1. 清末民初振兴蚕业的论争与实践 |
| 2. 清末民初蚕桑改良的进步与局限 |
| 第三节 合众蚕桑改良会的筹组及其成立 |
| 1. 外籍人员对于中国蚕丝业的担忧与扶植构想 |
| 2. 合众蚕桑改良会的正式成立 |
| 3. 中心组织形式及主要负责人的确立 |
| 4. 地方性组织网络的建构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合众蚕桑改良会的内部权力纷争 |
| 第一节 欧战后各国在“华丝振兴”问题上的不同面相 |
| 1. 美国、法国对华丝的扶植 |
| 2. 日本独霸中国生丝厚利的企图 |
| 第二节 国际关系变动下的合众蚕桑改良会 |
| 1. “有碍主权”问题 |
| 2. 日本参会问题 |
| 3. 经费问题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合众蚕桑改良会的改组 |
| 第一节 新政府对蚕业发展的全面介入 |
| 1. 制定宏观发展规划 |
| 2. 建立健全相关组织 |
| 第二节 中国合众蚕桑改良会的改组 |
| 1. “费由我出,政则他人”:外人掌控下的合众蚕桑改良会 |
| 2. 新政府社团改组政策的初步实施 |
| 3. 围绕“交权”及“改组”的中外博弈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合众蚕桑改良会的核心业务革新 |
| 第一节 中国蚕桑改良系统与机制的西化倾向 |
| 1. 对蚕业问题认识的趋新与深化 |
| 2. 新型蚕业改良活动的开展 |
| 第二节 合众蚕桑会蚕业改良思路与方式的嬗变 |
| 1. 由“购买”到“制种” |
| 2. 由“分发”到“指导”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合众蚕桑改良会的蚕业教育活动 |
| 第一节 合众蚕桑改良会介入蚕业教育的形式演进 |
| 1. 合众蚕桑改良会自立教育机构早期设想及探索 |
| 2. 与高等教育机构的合作 |
| 第二节 中国合众蚕桑改良会镇江女子蚕业学校的创办与发展 |
| 1. 中国女子蚕业教育的兴起 |
| 2. 合众蚕桑改良会镇江女子蚕业学校的筹组与发展 |
| 3. 职业去向与生源:镇江女子蚕业学校与蚕业近代化的双向互动 |
| 4. 镇江女子蚕业蚕校的突破与独特性 |
| 5. 合众蚕桑改良会科研事业的后续进行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蚕桑改良组织的近代命运与传统农、蚕业的转型困境 |
| 附录(一) 《中国合众蚕桑改良会章程暨监理员规程》 |
| 附录(二) 《中国合众蚕桑改良会办事细则》 |
| 资料来源及参考文献 |
| 后记 |
（5）民国时期江苏畜禽业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依据和意义 |
| 二、相关研究概况及以往研究局限 |
| 三、研究方法与相关概念的解释 |
| 四、研究内容与框架体系 |
| 五、创新及可能存在的不足 |
| 第一章 民国江苏畜禽业发展的历史背景 |
| 第一节 晚清江苏畜禽业发展概况 |
| 一、养猪业 |
| 二、养牛业 |
| 三、养羊业 |
| 四、养马、驴、骡业 |
| 五、养兔业 |
| 六、养禽业 |
| 第二节 晚清中国畜禽业发展的困境 |
| 一、中国畜禽业日趋衰落 |
| 二、中国畜禽产品贸易的困境 |
| 第三节 晚清国外先进畜牧科技的引进 |
| 一、翻译介绍国外先进畜牧科技的文章和着作 |
| 二、重视畜牧兽医教育,培养畜牧兽医专业人才 |
| 三、引进国外优良畜禽品种并建立畜牧试验场 |
| 第二章 现代畜牧兽医机构的初步建立 |
| 第一节 畜牧兽医行政管理及服务机构 |
| 一、国家畜牧兽医行政管理机构 |
| 二、江苏畜牧兽医行政管理及服务机构 |
| 三、各级畜牧兽医行政管理及服务机构在江苏的主要工作 |
| 第二节 畜牧兽医教育机构 |
| 一、我国的畜牧兽医教育机构 |
| 二、位于江苏的畜牧兽医教育机构 |
| 三、各级畜牧兽医教育机构在江苏的主要工作 |
| 四、畜牧兽医教育机构的人才培养及留学生教育 |
| 第三节 畜牧兽医社会团体 |
| 一、设立于南京的畜牧兽医社会团体 |
| 二、设立于上海的畜牧兽医社会团体 |
| 第三章 国外优良畜禽品种的引进及地方品种的改良 |
| 第一节 猪品种的引进与改良 |
| 一、猪种改良的目标 |
| 二、江苏的猪种改良 |
| 第二节 牛品种的引进与改良 |
| 一、牛种改良的目标 |
| 二、江苏的牛种改良 |
| 第三节 羊品种的引进与改良 |
| 一、羊种改良的目标 |
| 二、江苏的羊种改良 |
| 第四节 马品种的引进与改良 |
| 一、马种改良的目标 |
| 二、江苏的马种改良 |
| 第五节 兔品种的引进与改良 |
| 一、兔种改良的目标 |
| 二、江苏的兔种改良 |
| 第六节 鸡品种的引进与改良 |
| 一、鸡种改良的目标 |
| 二、江苏的鸡种改良 |
| 第四章 现代畜禽企业与畜产合作社的建立 |
| 第一节 现代畜禽企业的建立 |
| 一、现代奶牛企业的建立及发展 |
| 二、现代养鸡场及蛋品公司的建立 |
| 三、现代企业组织形式畜禽企业的建立 |
| 第二节 畜产合作社的建立 |
| 一、建立畜产合作社的背景 |
| 二、江苏畜产合作组织的概况 |
| 第三节 现代畜禽企业及畜产合作社的特点 |
| 一、由政府和畜牧兽医专家学者主导和发起 |
| 二、发展缺乏连续性 |
| 第五章 民国江苏畜禽业发展的历史启示 |
| 第一节 民国江苏畜禽业发展的有益启示 |
| 一、多重力量及外力因素的推动和介入 |
| 二、注重对国外优良畜禽品种的引进和畜产合作经验的学习 |
| 三、采取多种措施鼓励发展畜禽业 |
| 第二节 民国江苏畜禽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
| 一、民间资本对畜禽业投入较少,畜禽业在农家经济中所占比重较低 |
| 二、政府及畜牧界专家缺乏深入到农村的实地调研 |
| 三、政府缺乏对国外市场及外国资本经济入侵的控制及防范意识 |
| 四、政府与专家主导下的现代畜禽业发展导致农民主体性地位的缺失 |
| 五、政府及民众缺乏对本国优良地方畜禽品种的自主保护意识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 江苏省民国时期建制沿革 |
| 附录2 江北各县二十四年度推进畜禽养殖业情形简明表 |
| 附录3 无锡牛乳营业登记一览表 |
| 附录4 《牛乳营业取缔规则》 |
| 附录5 《南京市牛乳保证责任合作社章程》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科研情况 |
| 一、发表学术论文 |
| 二、主持科研项目 |
（6）中国苎麻产业发展研究（1860-1958）（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边缘产业的定义及研究价值 |
| 二、边缘产业研究前史回顾 |
| 三、有关本文的几个问题 |
| 第一章 自由贸易下的苎麻产业 |
| 第一节 苎麻产业的历史渊源及其边缘化 |
| 第二节 开埠通商与苎麻国际贸易 |
| 一、汉口与九江的开埠与苎麻国际贸易的兴起与发展 |
| 二、岳州的开埠与三关并立格局 |
| 三、苎麻国际贸易中的其它商埠 |
| 四、抗战前夕的苎麻国际贸易 |
| 第三节 从税收的角度看手工业与工业品之争：以夏布输朝危机为线索的分析 |
| 一、夏布输朝渊源及概况 |
| 二、中国夏布业输朝危机 |
| 三、危机下中国夏布业的反思与应对 |
| 四、税收：影响手工业与近代机器制造业竞争的变量 |
| 第四节 自由贸易与苎麻产业的发展 |
| 第二章 苎麻产业中的官与商 |
| 第一节 举步维艰的湖北制麻局 |
| 一、晚清时期的湖北制麻局 |
| 二、民国时期湖北制麻局的命运 |
| 第二节 难以实现自救的苎麻产业商人 |
| 一、地方税收与苎麻产业的发展 |
| 二、商人发展机器制麻业的愿望与实践 |
| 第三节 边缘产业的尴尬 |
| 第三章 内生与外生：苎麻产业的技术演进 |
| 第一节 移植与嫁接：外生型技术与苎麻产业 |
| 一、嫁接：以剥麻机为中心的分析 |
| 二、移植：以苎麻脱胶技术为中心的分析 |
| 第二节 内生技术进步的可行性：苎麻产业与斯密动力 |
| 一、学界关于斯密动力在中国的争论 |
| 二、苎麻产业中的分工 |
| 第三节 边缘产业发展的绝境 |
| 第四章 战时的苎麻产业 |
| 第一节 战时的统制与禁运：苎麻贸易的衰落 |
| 第二节 抗战时苎麻产业的两条道路：沦陷区与大后方 |
| 一、大后方苎麻产业的发展 |
| 二、沦陷区苎麻产业的发展 |
| 第三节 内战中的苎麻产业 |
| 第五章 国家介入与苎麻产业体系的完备 |
| 第一节 外汇需求与苎麻种植的迅速恢复与发展 |
| 一、建国初期的国内经济环境 |
| 二、双刃剑：国家的介入与苎麻种植的恢复与发展 |
| 第二节 苎麻纺织工业的建立与区位选择 |
| 一、消费基地、交通指向型：以广东苎麻纺织厂为例 |
| 二、原料基地指向型：以湖南第一苎麻纺织厂为例 |
| 第三节 国家介入与边缘产业的发展 |
| 结语：边缘产业的被动型变迁及其路径 |
| 参考文献 |
（7）南开经济研究所“学术中国化”研究（1927-1949年）（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问题缘起与选题意义 |
| 二、研究回顾与学术综述 |
| 三、研究时段的说明与研究的困难 |
| 四、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五、研究的重点与可能创新点 |
| 第一章 南开经济研究所的创立及其组织发展 |
| 一、南开经济研究所创立的背景与前提 |
| 二、南开经济研究所的创立及其发展(1927.9-1949.1) |
| 小结 |
| 第二章 “学术中国化”社会认知、内涵与评判标准 |
| 一、“学术中国化”社会认知 |
| 二、“学术中国化”概念厘定 |
| 三、“学术中国化”两个层面的评判标准 |
| 小结 |
| 第三章 南开经济研究所社会调研及其“中国化”特色与优势 |
| 一、民国时期的社会调研概况 |
| 二、南开经济研究所的社会调研 |
| 三、南开经济研究所社会调研的“中国化”特色与优势 |
| 小结 |
| 第四章 南开经济研究所工业“中国化”之途径探索与抉择 |
| 一、工业化思潮的兴起与南开经济学人“工业化”的主要认知 |
| 二、南开经济学人“资本因子”的权衡与论争 |
| 三、方显廷“工业重心”的思想演变 |
| 四、陈振汉关于“工业区位”理论的传承与创新 |
| 小结 |
| 第五章 南开经济研究所农业“中国化”之体系改造与建构 |
| 一、何廉“三农”主张与农业合作理论 |
| 二、南开经济学人传统农业改造理论 |
| 三、南开经济学人的乡村工业理论与实践 |
| 小结 |
| 第六章 南开经济研究所“中国化”经济发展之路的思辨与扬弃 |
| 一、南开经济学人“统制(计划)经济”思想与“计划自由经济”主张 |
| 二、南开经济学人关于国际贸易与外汇问题的研究 |
| 三、南开经济学人关于财税问题的研究 |
| 四、南开经济学人的货币金融与物价管制思想 |
| 小结 |
| 第七章 南开经济研究所教育“中国化”之模式改革与创新 |
| 一、教改的缘起：“轮回教育”风波 |
| 二、风波的背后：近代中国高等教育存在的问题 |
| 三、实用性致上：“教育中国化”探索 |
| 小结 |
| 第八章 南开经济研究所之互动合作 |
| 一、南开经济研究所与国民政府的互动合作 |
| 二、南开经济研究所与工商企业的互动合作 |
| 三、南开经济研究所与农业的互动合作 |
| 四、南开经济研究所与学术界的互动合作 |
| 小结 |
| 第九章 南开经济研究所“学术中国化”之得失冏争 |
| 一、南开经济研究所“学术中国化”之得：学科推进 |
| 二、南开经济研究所“学术中国化”之失：学理构建 |
| 三、南开经济研究所“学术中国化”之冏：教研环境 |
| 四、南开经济研究所“学术中国化”之争：学术“论剑” |
| 小结 |
| 结语 |
| 一、逆境崛起：时局面前的抉择 |
| 二、“中国化”：南开南开经济研究所的学术宗旨 |
| 三、内外兼重：一流团队建设与多元融资渠道 |
| 附表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与博士论文相关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8）中国农业科技体制百年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依据与意义 |
| 二、相关研究概述 |
| 2.1 科技组织体系方面 |
| 2.2 我国科技体制转型与改革政策方面 |
| 2.3 农业科技体制建设、改革建议方面 |
| 三、研究理论、方法与资料来源 |
| 3.1 相关理论 |
| 3.2 研究方法 |
| 3.3 资料来源 |
| 四、论文的基本结构与主要内容 |
| 五、论文创新点和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中国农业科技体制初创时期(1897—1937) |
| 1.1 中国农业科技体制创建的历史背景 |
| 1.1.1 清末中国社会政治背景 |
| 1.1.2 改良传统农业对科技体制化的客观需要 |
| 1.2 中国农业科技体制化萌芽 |
| 1.2.1 立农报、兴农学,引进西方农业科技 |
| 1.2.2 设农政,建机构,尝试农事试验研究 |
| 1.2.3 农业科技体制化的前期探索 |
| 1.3 中国近代农业科技体制的创立 |
| 1.3.1 组建专门学术社团,促进农学交流机制 |
| 1.3.2 广设农业科研机构,构建农业科技体系 |
| 1.3.3 研究与推广结合,探索服务农业生产的科技运行机制 |
| 1.3.4 设立奖励制度,培育农学人才激励科技活动 |
| 第二章 农业科技体制曲折发展时期(1937—1949) |
| 2.1 国民政府农业科技体制调整与重建 |
| 2.1.1 变动频繁的国民政府农业管理机构 |
| 2.1.2 国家农业研究机构调整 |
| 2.1.3 农业推广与地方农业试验机构调整 |
| 2.1.4 大学设立的农业研究推广机构 |
| 2.1.5 战时统一合作的农业科技运行机制 |
| 2.1.6 战后民国政府农业科技体制复员重建 |
| 2.2 战争期间根据地和解放区农业科技体制 |
| 2.2.1 确立发展农业科技的重要地位 |
| 2.2.2 引进、培养农业科技人才 |
| 2.2.3 设立边区农科机构组织 |
| 2.2.4 边区农业科技体制雏形 |
| 2.3 日伪政府农科体制概况 |
| 2.3.1 “满铁”名义下日伪政府农科体制由来 |
| 2.3.2 日伪“满洲国”的农业科技体制的形成 |
| 2.2.3 日伪“满洲国”的农业科技运行机制 |
| 2.2.4 日伪侵略华北地区时的农业科研机构及活动 |
| 2.2.5 日伪的农业科技体制特点 |
| 第三章 当代农业科技体制调整与重构时期(1949—1978) |
| 3.1 新中国农业科技体制重构阶段(1949—1957) |
| 3.1.1 接管重组农业科研机构 |
| 3.1.2 组建独立的农业高等院校 |
| 3.1.3 筹建中国农业科学研究院 |
| 3.1.4 从上至下的农业技术推广体系的建立 |
| 3.1.5 适应计划经济的农业科技体制基本确立 |
| 3.2 农业科技体制调整巩固阶段(1958—1966) |
| 3.2.1 大跃进背景下农业科技机构规模扩张 |
| 3.2.2 加强农业高校科研,科研机构精简恢复 |
| 3.2.3 农业科技管理独立建制,两级农科组织体系形成 |
| 3.3 农业科技体制整顿变化阶段(1966-1978) |
| 3.3.1 农业科学研究机构精简和下放 |
| 3.3.2 农业科技计划的协作攻关 |
| 3.3.3 四级农业科学实验网的建立 |
| 3.4 解放三十年农业科技体制变迁简要分析 |
| 第四章 我国农业科技体制改革创新时期(1978—2007) |
| 4.1 农业科技体制恢复与改革准备阶段(1978—1985) |
| 4.1.1 农业科研机构的恢复与调整 |
| 4.1.2 专业技术推广组织的健全 |
| 4.1.3 农业科技体制改革的酝酿和准备 |
| 4.2 农业科技体制改革探索阶段(1985—1995) |
| 4.2.1 启动农业科技体制改革 |
| 4.2.2 进行农业科技体制改革实践 |
| 4.2.3 引入市场竞争机制的体制改革探索 |
| 4.3 农业科技体制改革日渐深化阶段(1996—2007) |
| 4.3.1 酝酿科研机构和农业高校体制改革 |
| 4.3.2 农业科研机构转制分类改革 |
| 4.3.3 农业科技体制改革成效分析 |
| 4.3.4 创建国家农业科技创新体系的探索 |
| 第五章 不同体制模式对我国农业科技体制形成发展的影响 |
| 5.1 世界主要国家科技体制模式及其特点 |
| 5.1.1 分散多元的美国模式 |
| 5.1.2 高度集中的苏联模式 |
| 5.1.3 集中与分散结合的日本模式 |
| 5.2 日本模式对我国近代农业科技体制化的影响 |
| 5.2.1 后来居上的日本农业科技 |
| 5.2.2 取经日本的方式——翻译、留学、考察、聘教员 |
| 5.2.3 农业科技体制化过程中取经日本的主要内容 |
| 5.3 美国模式对民国时期农业科技体制形成的影响 |
| 5.3.1 美国农业科技体制的形成与特点 |
| 5.3.2 民国时期美国对我国农业科技体制形成的影响 |
| 5.3.3 仿效美国农业科技体制过程中的历史局限 |
| 5.4 苏联模式对我国当代农业科技体制形成的影响 |
| 5.4.1 学习苏联的时代背景 |
| 5.4.2 考察苏联科学技术和农业科技体制 |
| 5.4.3 苏联对我国当时农科体制构建的影响 |
| 第六章 中国农业科技体制变迁特点及动因 |
| 6.1 农业科技体制百年变迁主要特点 |
| 6.1.1 农业科技管理体系形成的特点 |
| 6.1.2 农业科技组织体系的变化特点 |
| 6.1.3 农业科技运行机制变化特点 |
| 6.2 我国农业科技体制百年变迁主要影响因素分析 |
| 6.2.1 农业资源禀赋与基本国情的影响 |
| 6.2.2 社会政治环境和政府政策的影响 |
| 6.2.3 世界农业科技革命和农业科技自身发展特点的影响 |
| 6.2.4 市场需求及国际经济一体化的影响 |
| 第七章 中国未来农业科技体制发展战略的思考 |
| 7.1 当前农业科技体制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
| 7.1.1 当前我国农业科技体制基本状况 |
| 7.1.2 目前我国农业科技体制的主要问题 |
| 7.2 农业科技体制创新的基本原则 |
| 7.2.1 百年来农业科技体制变迁给我们的几点历史启示 |
| 7.2.2 我国农业科技体制创新原则确定的三维视角 |
| 7.2.3 我国农业科技体制创新的基本原则 |
| 7.3 农业科技体制创新的战略对策 |
| 7.3.1 科学设计现代农业科技创新体系 |
| 7.3.2 强化农业科技管理协同创新机制 |
| 7.3.3 完善政府主导市场引导的农业科技投入机制 |
| 7.3.4 建立官民结合的农业科技推广应用体制 |
| 7.3.5 健全多元价值的农业科技评价制度 |
| 主要参考文献 |
| (一) 历史文献类 |
| (二) 专着类 |
| (三) 论文类 |
| (四) 学位论文类 |
| (五) 电子文献类 |
| 附录 |
| 致谢 |
| 博士在读期间发表论文等成果情况 |
（9）南通市域城镇空间结构演化过程与演化规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与研究背景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背景 |
| 第二节 选题意义与研究思路 |
| 一、本选题研究的意义、目标与创新点 |
| 二、研究思路与技术线路 |
| 本章小结 |
| 主要参考文献 |
| 第二章 城镇空间结构研究的相关理论 |
| 第一节 空间结构的概念及研究内容与进展 |
| 一、空间结构的概念 |
| 二、空间结构研究的内容 |
| 三、区域空间结构演变过程 |
| 四、城镇空间结构研究进展 |
| 第二节 城镇空间结构研究的相关理论 |
| 一、城镇空间结构研究的基础理论 |
| 二、城镇空间结构研究的核心理论 |
| 三、城镇空间结构研究的应用型理论 |
| 四、其他与城镇空间结构研究的相关理论 |
| 本章小结 |
| 主要参考文献 |
| 第三章 南通市域城镇空间结构演变过程 |
| 第一节 城镇空白阶段 |
| 一、春秋战国时期——城镇空白阶段 |
| 二、两汉时期——盐业启蒙,运河始开 |
| 三、三国时期——"新生地"人类活动滞后 |
| 第二节 城镇形成阶段 |
| 一、晋代——市镇开始出现 |
| 二、南北朝——多个县级行政单元形成 |
| 三、隋唐时——多个市镇形成 |
| 第三节 中心城市出现阶段 |
| 一、后周——中心城市开始出现 |
| 二、宋代——行政区与扬州、泰州并列 |
| 第四节 城镇等级分异阶段 |
| 一、元代——海运与棉植使城镇发展加快 |
| 二、明代——盐业鼎盛,通吕运河向东延伸 |
| 三、清代(鸦片战争前)——行政区再次与扬州并列 |
| 四、近代(鸦片战争后)——中心城市与周边城镇快速发展 |
| 第五节 城镇多中心、网络化发展阶段 |
| 一、改革开放前城镇的发展 |
| 二、改革开放后城镇的发展 |
| 本章小结 |
| 主要参考文献 |
| 第四章 南通市域城镇空间结构形成与发展动力机制(Ⅰ) |
| 第一节 自然因素对城镇空间结构的影响 |
| 一、成陆历史较晚制约城镇发展 |
| 二、江海岸线变迁对城镇形成与分布的影响 |
| 三、海堤的推进对城镇分布的影响 |
| 四、运河的延伸对城镇发展的影响 |
| 第二节 产业与城市的发展对城镇空间结构的影响 |
| 一、产业形成与发展对城镇空间结构的影响 |
| 二、中心城市形成与发展对城镇空间结构的影响 |
| 本章小结 |
| 主要参考文献 |
| 第五章 南通市域城镇空间结构形成与发展动力机制(Ⅱ) |
| 第一节 交通与通信的发展对城镇空间结构的影响 |
| 一、交通条件改变对城镇空间结构的影响 |
| 二、港口和通信等条件改变对城镇空间结构的影响 |
| 第二节 行政与文化因素对城镇空间结构的影响 |
| 一、行政因素对城镇空间结构的影响 |
| 二、区域文化对城镇空间结构的影响 |
| 本章小结 |
| 主要参考文献 |
| 第六章 南通市域城镇空间结构演化规律与模式 |
| 第一节 南通市域城镇空间结构演化特点 |
| 一、古代南通城镇空间结构演化特点 |
| 二、近代南通城镇空间结构演化特点 |
| 三、现代南通城镇空间结构演化特点 |
| 第二节 南通市域城镇空间结构形成、分布与演化规律 |
| 一、城镇布局与空间结构演化的规律性 |
| 二、南通市域城镇空间结构形成与分布规律 |
| 三、南通市域城镇空间结构演化规律 |
| 第三节 南通市域城镇空间结构演化模式 |
| 一、南通市域城镇空间结构演化背景 |
| 二、南通市域城镇空间结构演化模式 |
| 三、未来南通市域城镇空间结构预测 |
| 第四节 南通市域城镇空间结构理论验证 |
| 一、核心-边缘理论的解释 |
| 二、中心地理论的修正型解释 |
| 三、点-轴结构理论的解释 |
| 四、双核结构理论的解释 |
| 本章小结 |
| 主要参考文献 |
| 第七章 启示、问题及展望 |
| 第一节 南通市域城镇空间结构研究的启示 |
| 第二节 南通市域城镇空间结构存在的问题 |
| 一、南通市域城镇空间结构存在的问题 |
| 二、对未来南通城镇空间规划布局的合理化建议 |
| 第三节 今后有待探究的问题及对未来南通的展望 |
| 一、今后有待探究的问题 |
| 二、对未来南通发展的展望 |
| 本章小结 |
| 主要参考文献 |
| 科研一览 |
| 致谢 |
（10）20世纪20～30年代河北乡村经济发展探析（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提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研究对象和缘起 |
| 二 研究现状与意义 |
| 三 研究方法与材料 |
| 第一章 乡村农业经济的发展 |
| 一 农作物的种植结构与生产的发展 |
| 二 农作物的商品化 |
| 三 生产工具的改进以及农作物品种的改良 |
| 第二章 农村手工业的工业化和商业化 |
| 一 农村手工业的发展概况 |
| 二 河北乡村手工业的商品化生产——以棉纺织业为例 |
| 第三章 农村商业的发展 |
| 第四章 近代交通对乡村经济发展的影响 |
| 一 内河航运——近代交通运输的补充 |
| 二 铁路——近代陆路运输的新发展 |
| 第五章 乡村经济发展的社会影响 |
| 一 农村商品市场的扩大 |
| 二 城镇化 |
| 三 社会风气的变化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四、论华北农业近代化中的两种加工业(1895-1936)（论文参考文献）
- [1]清代恰克图和广州对外贸易比较研究[D]. 贾瑞. 山西大学, 2019(01)
- [2]晚清关税制度与对外贸易关系研究[D]. 胡公启. 中央财经大学, 2018(09)
- [3]中国合众蚕桑改良会研究（1918-1937）[D]. 王晨. 华中师范大学, 2016(02)
- [4]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山东草帽辫与工艺全球化[J]. 李今芸. 中国文化, 2015(02)
- [5]民国时期江苏畜禽业发展研究[D]. 朱冠楠. 南京农业大学, 2015(05)
- [6]中国苎麻产业发展研究（1860-1958）[D]. 李中庆. 华中师范大学, 2013(01)
- [7]南开经济研究所“学术中国化”研究（1927-1949年）[D]. 易仲芳. 华中师范大学, 2013(11)
- [8]中国农业科技体制百年变迁研究[D]. 朱世桂. 南京农业大学, 2012(11)
- [9]南通市域城镇空间结构演化过程与演化规律研究[D]. 姜爱萍. 南京师范大学, 2008(12)
- [10]20世纪20～30年代河北乡村经济发展探析[D]. 朱丽娜. 首都师范大学, 2008(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