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防汛：愿北京水清

一、世纪治水：但愿北京水长清（论文文献综述）

张茜^[1]（2021）在《清代山东诗文作家研究》文中指出本文旨在通过对清代山东诗文作家进行研究,对清代山东诗文创作进行一次整体的观照。全文将研究清代山东诗文创作的特点所在,梳理清代山东较具特色的作家及其作品,研究各地区具有代表性的文学家族及其创作,并对清代山东诗学思想的发展与变化及其背后的成因进行探讨。第一章第一节主要分析清代山东诗文创作的生成机制,包括自然地理环境、经济、科举教育情况、独特的地域文化等背景因素。第二节主要概述清代山东的诗学思想发展流变及文论思想等内容,诗学思想部分,主要展现清初作家对前代诗学的批判、继承和再发展,以及清代山东内部纵向时间轴上诗学思想的流变趋势。其后,本文的第二章至第六章,将以地区作为分章标准,分别写济南地区、青州地区、兖州地区、胶东地区及其它地区这五个部分。其排列标准,从前至后分别为传统文学中心、新兴文学中心,然后是传统、新兴之外的其他地区。这其中,济南地区、青州地区和兖州地区作为山东的传统文学中心,自古以来文学创作就极为发达,而胶东地区所包括的登州府和莱州府,则是两个自明末兴起的新兴文学中心。在传统文学中心和新兴文学中心之外,本文还设置了第六章,对除传统、新兴两种文学中心之外的其他地区的作家及其创作进行研究,以达到较为全面的对清代山东地区作家、作品及代表性文学家族进行研究的目的。第二章主写济南地区。该章第一节和第二节分别写王士祯和蒲松龄,两人同为清初具有全国影响力的文坛巨匠,在各自的领域进行了不同但却极致的文学艺术探索。第三节写田雯,其人也是清初山左诗歌创作的集大成者。第四节以清初济南地区较具代表性的其他作家作为研究对象,研究这些作家的生平及文学创作。第五节重点研究清代济南地区具有代表性的文学家族,关注其家族内的作家及其作品。第三章主写青州地区。该章第一节的研究对象为赵执信,其与王士祯有着诗歌理论上的对峙,主张现实主义传统。第二节研究对象为“安丘二曹”的曹贞吉和曹申吉两兄弟,其中曹贞吉入赵执信的《谈龙录》,同时也是清初“诗中十子”之一,兄弟两人皆是清初闪耀全国文坛的大家。第三节以丁耀亢作为研究对象,研究其诗文创作。第四节以青州地区其他具有特点和地方影响力的作家作为研究对象。第五节则以青州地区具有代表性文学家族作为研究对象,展现清代青州地区的文学家族的作家及创作情况。第四章主写兖州地区。第一节写曲阜地区,研究曲阜地区在清代极具代表性的四位作家,分别为颜光敏、孔尚任、颜光猷和桂馥。第二节以宁阳地区的黄恩彤作为研究对象。第三节则关注清代兖州地区的文学家族,以曲阜孔氏和曲阜颜氏最为代表,这两个文学家族在有清一代诞生了大量的作家,并创作了很多相当不俗的文学作品。第五章主写胶东地区。该地区主要包括山东的莱州府和登州府,这两个地区经过明代前期和中期的积累,至明后期逐渐成为山东地区一个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文学中心。该章第一节以清初与施闰章并称“南施北宋”的宋琬作为研究对象。第二节则以高密诗派作为研究对象,展现乾隆时期兴起的高密诗派与其前辈神韵诗派的不同主张,以及该时期诗歌主张转变的背后成因。第三节以胶东地区具有代表性文学家族作为研究对象,研究清代胶东地区具有影响力的文学家族的作家及其创作。第六章主写其他地区,在传统文学中心和新兴文学中心之外,山东还有武定府、泰安府、沂州府、曹州府等地区,这些地区非传统的通衢大邑,亦非政治中心,故经济发展和文化教育发展皆落后于传统和新兴文学中心所在的地区,这些地区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多产生于清中期及以后,是长时间经济和文化等因素积累的结果,该章第一节选取的吴重熹,即为清道光时期诞生的一位较具影响力的作家。除去较具代表性的作家之外,该章第二节以家族为中心,选取了三个具有代表性的文学家族进行了研究,试图由这几个具有一定代表性的文学家族的创作,来一窥这些地区在清代的文学创作情况。

曲晓燕^[2]（2020）在《近代日本人游记中的山东认识（1871-1931）》文中认为域外新史料的挖掘与利用是近年来学界倡导的“从周边看中国”的研究前提,有助于更加全面地审视本土形象。本文以日本人的山东游记为中心,考察在近代中日关系巨变的时代背景下,日本的山东认识及其演变,探讨其对本国殖民侵略山东地区的“知”与“行”,进而分析其对日本对华政策的影响,可谓是从“异域之眼”观察中国的一个典型个案。山东半岛因与日本、朝鲜半岛隔海相望,自古以来便在中日关系史上发挥着重要作用。早在唐代中期,日僧圆仁在《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的山东书写便在日本人的历史记忆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儒家典籍等中国古典作品在日本的传播使得孔孟之乡、贤人辈出的齐鲁之地在日本广为人知;而江户时期以山东为舞台的《水浒传》等白话小说的流行,为山东地域形象抹上了“侠气”与“匪气”并举的色彩。19世纪中期,随着西力东渐,中日关系逆转,日本由中国文明的崇拜者、模仿者一变而成为中国的觊觎者、侵略者。甲午战前日本人在山东进行局部调查,以沿海地区为中心重点搜集军事情报;德国占领青岛后日本对山东兴趣骤增,大力开展工商调查;而日本取代德国后,则对山东进行了地毯式调查;归还山东主权后,日本仍然关注山东问题,持续对山东资源、胶济铁路、重点城市等进行详细调查。近代日本人不仅通过书写泰山,缅怀与追寻古典中国诗意;同时也从对“他者”衰败景象的过度描写中,确立了其文明进步的自我形象。曲阜从“朝圣地”逐渐演变为日本人游历山东必游的“观光地”;对孔孟思想衰颓形象的书写也罢,对“今其道,独传我国”的自鸣得意也罢,丑化与赞美殊途共归,其背后仍是日本近世以来“自中心化”的思想潜流。当然,在这些观察者眼中,孔孟之乡的人情风俗尚可,地方性色彩明显,同时也表现出一定的保守性、落后性,如注重贞节、乐于围观、聚众赌博等一些陈规陋习,屡遭日本人诟病。而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以及西方基督教的渗透,也推动了西学之风的蔓延。德国租借胶州湾后,日本逐渐对山东资源产生兴趣,受李希霍芬相关学说影响,山东“贫瘠说”开始褪色。占领青岛后,日本对山东“富源”展开大规模实地调查,倡导“山东富饶说”。东亚同文书院学生持续对煤矿、劳动力、棉花、花生等山东资源进行调查,报告书中不乏政策性建议,以服务于日本对山东资源掠夺的需要。日本极为关注山东的外国经济势力,德、英等欧美各国在山东的经营与扩张是日本工商资本学习的对象,又是其竞争对手。近代日本人游历者敏锐地观察到芝罘、运河及小清河流域城镇的衰落,将调查重点放在胶济铁路及其沿线城市,并极力宣扬其重要性。19世纪七八十年代,“政体尚存,兵备仍张”乃是对当时山东政治认识的高度概括,表明日本对山东军事力量尚存畏惧,这与日本国内兴起的“中国军事威胁论”互为表里。甲午战后,日本人多以蔑视和鄙夷的目光看待山东军备和士兵,认为中国军警没有维持社会秩序的能力。山东地方官僚在日本人游记中多以“老好人”形象登场,留日官僚多对日本人较为友善,但却未必都是亲日派。日本游历者对德国经营的“模范殖民地”青岛充满憧憬与赞美之情,视之为“槐树乡”“东方乐园”。随着日本对山东侵略加深,山东人民对日感情日益恶化,“济南惨案”将山东反日运动推向高潮,但大多日本人却未意识到中国民众的觉醒。近代日本凭借地缘优势,较早对山东开展以“学术调查”、教育渗透、宗教渗透等为形式的文化侵略。且以日军强大武力为后盾,对山东藏于民间与地下的资源进行掠夺以攫取巨额利润,凭借“殖民进步说”的强盗逻辑不断在山东扩张利权。为助力日本在山东的殖民扩张,这些游历者以强烈的“国民使命感”收集情报,为殖民山东献计献策,大力鼓吹殖民有理有利,在狂热的扩张潮中能保持冷静思考者则凤毛麟角。自近代中日正式建交到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短短六十年里,近代日本人对山东的调查,在范围上经历了从“点”到“面”,从沿海到内陆的过程;内容的侧重点从军事、经贸扩展到德国的殖民经营以及山东的“富源”;在调查方式手段上,迅速地实现了从道听途说、引用二手资料到实地调查的转变;调查者包括谍报人员、学者文人、学生、政治家,实业家、宗教家等,他们对近代山东的书写和认识,可谓反映了近代日本山东认识的最大公约数。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与日本自身实力的增强,日本的山东认识影响着近代日本对山东“知行”的选择,且具矛盾性与双重性,其文明取向和反文明取向的转换,暴露了近代日本国家形成和对外扩张过程中的矛盾与悖论,充满机会主义与实力至上主义的功利色彩。近代日本山东认识具有“虚实”相兼的特点,既有客观反映山东历史事实的一面,也有夸大失实的一面。此外,近代日本并未从一开始就视山东为“停滞中国”的一部分,但其山东认识亦处在日本近世以来“去中心化”与“自中心化”的延长线上。

姚灼^[3]（2020）在《张怀瓘《书断》集注汇评》文中认为集注就是汇1或综合诸家对同一古籍音义的注释。对各个版本的注释进行整理,并对个别部分进行补充,加深读者对文章的理解。张怀瓘是唐代着名的书法理论家,留下许多价值极高的书法理论着作,《书断》是其书论中重要的一篇。《书断》的内容颇多,范围极广,时间跨度较大。首先是对十体发展历程的论述和概括,并把各个书家按“神、妙、能”三个层次进行了整理和分析。其品评的标准对我们今天仍有重要的意义和影响。本文对《书断》进行集注汇评,主要针对现有的相关着作进行集注,并相应的加入笔者自己的观点和看法。以求文意更为通顺,便於理解。首先文章第一部分是绪论,对《书断》以及张怀瓘的研究现状,版本问题以及研究的重要性进行简单的论述。其次文章第二部分是对张怀瓘本人以及他的其他相关着作进行简单的论述和概括。最後文章第三部分即本文的主体,针对笔者手中现有的各个版本对《书断》进行校对,主要以明毛晋《津逮秘书》民国十一年上海博古斋影印的济古阁本为底本,以笔者目前掌握的其他版本加以参校。校对部分主要以王云五的《丛书成集》、张彦远的《法书要录》其主要包括《中国书画全书》本、《四库全书》本、范祥雍点校本、洪丕谟点校本;《墨池编》主要包括《中国书画全书》本、《四库全书》本、何立民点校本;《书苑菁华》主要包括陈思编撰本以及《中国书画全书》收录本、《四库全书》、《历代书法论文选本》、潘运告《张怀瓘书论》、石连坤《书断》、梁德水《张怀瓘〈书断·序〉解读》本、邵军校注的《书断》、边平恕、金菊爱《中国历代书法理论评注》为主。注释部分主要依据潘运告《张怀瓘书论》、石连坤《书断》、梁德水《张怀瓘〈书断·序〉解读》本、邵军校注《书断》、边平恕、金菊爱《中国历代书法理论评注》对文章的注释部分进行集注,最後根据相关的硕博论文对与《书断》有关的论述进行汇评总结,以加深对文章的理解。

李小庆^[4]（2019）在《环境、国策与民生：明清下河区域经济变迁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下河”是指淮扬运河以东、黄海以西、运盐河以北、废黄河以南的广大地域,在明清行政区划上隶属淮扬二府。明嘉靖中叶以后,下河地区经济整体趋于衰败,同时局部地带却保持着持续性商业繁兴,对此经济现象,学界尚乏系统考察。与以往基于环境、灾伤、漕运、盐业等视角的专题研究只是旁涉下河地区不同,本文以下河为研究对象,立足于地方社会与民生视角,正面考察该地水利、农业、商业、盐业及百姓生活情状等历史面相,清晰呈现地区经济面貌的具像图景与变迁轨迹,藉以提炼影响下河经济演变的诸种要素,追问形塑该地经济格局的根由。最后以下河为个案,试就帝制后期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稍作申说。大致结论为:明中叶以来下河水利环境的恶化是国家政策逐步推演实践的结果。明代治黄以保运为先,造成淮河入海通路被侵占,遂使淮扬运道、祖陵与下河地区同罹水患。鉴于祖陵、运道对皇室与国计的特殊意义,下河被迫成为排泄区。清廷虽曾积极救治下河水利,却未能变更下河作为排泄区的角色设定,主要原因在于固守保运通漕政策,而缺乏稳定的资金投入能力及有效的统筹管理机制,则进一步削弱了下河水利的治理效能。由于水利环境难以根本改善,灾伤频发,使得作为下河主导产业与经济命脉的农业生产面临着巨大阻碍,具体表现在田地大量损毁、耕作效率低下、种植制度与节奏变动引发的产能减损、再投入能力弱化等多个层面。就农业收成评估,晚明多属欠年,清代黄河北徙前欠年亦占据近半光景,下河农业根基被彻底动摇。下河发达的内外交通网络,为商品流通与贸易开展提供了便捷条件,商业得以发展。但其发展也面临着运河商贸波动、商品附加值低、商品生产缺乏稳定性等限制性因素。尤其是生产稳定性的缺乏直接导致了下河商品生产能力与消费能力的双重萎缩,商业发展只能更多地倚赖交通优势带来的规模性商品流通与人员集聚形成的强劲消费。这不仅导致下河经济与商业活动空间龟缩一隅,也放大了商业发展的潜在风险。下河部分人口、土地资源被规定用作盐业生产,但在国家政策框架下,下河百姓却难以从盐业中获利。无论是“食盐”还是“肩挑背负”政策,皆属蝇头微利;盐商通过善举将部分盐利分润于下河,但却不构成对下河经济的有效“反哺”;下河百姓以及外来人群的勾连贩私,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该地秩序的稳定。从付出与回报角度考量,盐业并不因下河“所有”而构成天然的优势发展资源。资源对于资源所在地的意义主要取决于国家对资源的利用与分配机制。由明入清,下河百姓承担的赋、役负担皆有所减轻。依托于宽广的水面,以及河工、盐业、漕运释放出来的工作机遇,失地百姓尚有多种谋生途径可供选择,但大多数生活贫苦。国家的蠲赈举措虽能缓解灾伤引发的民生伤害,却无力兜底因政策性致灾造成的民生窘境,亦无法扭转下河整体衰败、贫困的命运。下河士绅曾力图改变地方的生存窘境。在水利方面,他们虽明了致灾缘由并有所申说,但却深知事涉国计,并未对国家泄水行为本身进行强烈抗拒,终难达成整体改善水利的目标。赋税减免的努力成效则基本取决于国家财力是否许可。可见下河士绅面对水利环境恶化及由此引发的地方窘境及衰变命运,实属无能为力。整体而言,环境、国策与地方士绅构成了理解下河经济演变的要素。环境是下河经济演变的基础。该地交通、稻作、盐业等优势皆基于环境生成,这既构成了下河经济演变的底色,也成为国家与下河发生关联的背景条件。下河因运道、盐业与国家经济密切关联,成为国家财赋的核心承载区域,这让下河经济演变在环境禀赋之外,不可避免地受到国家政策的影响:下河因保运政策被迫成为泄水区,农业因之衰败,地区经济失去了自主造血的能力。基于漕运政策带来的商品流通与人员集聚带动了商业的勃兴,但同时泄水也让下河失去了强大的商品生产能力,难以充分利用交通优势构筑起广泛的商品交流,商业繁兴局促一隅。最终,基于国家政策形成的局部商业繁荣与政策性泄水引发的下河农业衰败交织共存,构成了地方经济发展的两层皮现象。下河被规定为盐业生产提供资源,但却被排斥在盐利分配格局之外,纯然成为盐课提取地。而维护运道及驿递供给则给下河百姓带来了极大负担。另一方面,国家治水形成的间歇性水文环境改善、漕盐运带来的谋生机会以及国家的积极蠲赈举措,则在一定程度上弥合了农业衰败引发的生存危机,社会秩序得以稳定。但国家政策造成的消极恶果与积极成效不可等量齐观,毕竟在国家政策的作用下,下河百姓陷于普遍贫困,地区经济也因此衰败沦落。国家的积极作为只是履行维系地方秩序、保障民生最低生存底线的职责,而非助力地方摆脱贫困状态。下河士绅试图改善地方生存窘态,然收效甚微,根本无力左右该地的经济面貌与发展态势。对明清下河经济而言,国家政策起着绝对的主导作用。下河的历史演变,构成了帝制时代基于国家政策与行为所引发的社会经济变迁的典型个案。这提示区域经济受制于国家大的经济结构,多扮演国家既定性经济角色,本身并不具备脱离国家而独立演进的能力与途径,所以区域史研究需放置于全国性经济结构中进行审视,充分考量“国家”要素。下河士绅在地方事务中发挥的自主性与能动性有限,并未表现出对地方的支配性影响,下河因此绝非“士绅社会”。如此,在对帝制后期国家与社会关系解读时,既不可强行谋求统一的解释模式,也不可将单一区域模式推演、默认成全国模式。至于何为帝制后期地方社会的支配力量,可能还需更多的个案呈现,方能周至论说。

王营营^[5]（2019）在《俞德邻《佩韦斋文集》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俞德邻,字宗大,号太玉山人。宋末元初着名诗人,宋亡后不仕,隐居乡间,有《佩韦斋文集》二十卷。本论文分为上下两编:上编分三章,对俞德邻其人以及其着作进行全面的考察。第一章,对俞德邻家世、生平以及交游进行研究。主要分为三节,第一节旨在考证俞德邻早年随父亲迁居镇江的具体时间;第二节是俞德邻生平研究,主要论述其家庭情况、成长经历以及宋亡后俞德邻的游历轨迹;第三节以文集中的赠答诗以及题跋书序为线索,叙述俞德邻的交游情况。第二章是对《佩韦斋文集》几个常见版本的评述。第三章对《佩韦斋文集》中的诗文进行全面的研究。分两节,第一节从俞德邻的人生经历入手,探索他的诗歌题材和风格的变化原因;第二节从宋末元初的文学风气入手,研究俞德邻文章创作所受的影响,同时通过文本细读,叙述俞德邻文章创作的艺术风格。另外,因为已有硕士论文研究过俞德邻的诗歌,所以本论文第一部分研究的重点将放在俞德邻的文章研究之上,又因为杭州师范大学李佳臻对俞德邻《佩韦斋辑闻》较为深入全面,所以本论文不再单独研究《佩韦斋辑闻》,仅将其作为研究俞德邻之生平、诗文的材料。论文的下编为校注部分,校注将选取元刊本为底本,以傅增湘校跋本和四库本作为参校本,对《佩韦斋文集》中的一些字词、地名、人名、典故、名物、官职名、引语等进行注释。希望通过对俞德邻个案的研究,稍稍还原宋末元初之际底层文人的生活状态与思想转变。

齐伯伦^[6]（2019）在《缪荃孙诗词赋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缪荃孙为晚清民国名重一时的学术耆宿,在藏书、校勘、目录、史学、方志、金石、教育等领域均取得了卓越的成就。而他的文学创作,涉及诗、词、赋、文等多个方面,却未曾引起学界足够之关注。缪荃孙的诗作今存600余首,题材、内容颇为丰富;《碧香词》数量虽少,却属于常州词派的余脉,有着重要的词史价值;《艺风堂赋稿》为清代科举、翰林试赋与书院课赋制度共同影响下的产物,与缪荃孙的人生经历密切相关。缪荃孙的文学研究目前尚处于起步阶段,本文在对缪荃孙的家世进行补考的基础上,着重对其诗、词、赋这三种体裁的文学创作予以研究,力图还原其文学创作的原貌,以期有助于缪荃孙研究的继续深入。本文分为以下四章,每章下根据情况设置若干小节。第一章对缪荃孙的家世情况进行补述,以江阴缪氏家族为基点进行纵向研究,探讨他的家世对其生平经历以及创作的影响;第二章对缪荃孙的诗歌创作进行研究,考察其诗作的题材、主题以及艺术特色,通过其诗作来探究诗人在清末大变局时代的思想情感与生活态度;第三章对缪荃孙的《碧香词》进行研究,通过题材、内容深入词人的内心世界,并对词作的艺术特色进行总结;第四章对缪荃孙的《艺风堂赋稿》进行研究,着力考察其在清代科举制度与书院制度影响下的律赋创作。文末附有缪荃孙诗词学活动年表与缪荃孙诗话辑佚七则。

陈筱娇^[7]（2018）在《中国古代设计中的“胡化”与汉胡融合现象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自古以来由多民族构成,各文化在不断的朝代更迭、民族交往的过程中,不段的冲突、融合,产生出新的艺术风格。对于中国史的研究中,在关于少数民族文化的研究中,关于“汉化”内容的研究成果颇丰,而对于“胡化”的研究则相对较少。在全球史视野下,“汉化”固然是历史发展的主旋律,但“胡化”也不容忽视,或言之“同化”更为恰当。作为外来文化,它曾经对中国历史和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产生过重大的影响,如胡服、胡食、胡乐、胡舞、胡骑等都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全面的研究“汉化”和“胡化”能够更客观的反映中华文化多元一体、兼容并蓄的格局与特征。所谓胡与汉并非是独立的两个民族概念,而是在历史的进程中不断的相互影响、兼并、融合、发展,在这一发展的过程中形成新的文化体系或文化面貌,不可简单地评价为此之琼浆,彼之糟粕。事实上,两者没有贵贱之分、高低之别,仅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的文化面貌。本文立足于文化研究的视角,以中国古代设计中的边疆艺术文化为主要研究内容,对春秋战国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唐与元代四个时期里要的文化融合时期中的边疆文化艺术现象进行研究,从政治格局、思想环境、边疆艺术现象的杂糅等角度进行分析,探讨这些文化现象在物质文化层面以及社会生活中的影响,反映出习俗观念对这些边疆文化的接受,求异尚乐层面对这些边疆文化的推崇,以及功利需求角度对这些边疆文化的追求。

黄文^[8]（2018）在《铁保诗文研究》文中提出铁保（1752-1824）,栋鄂氏,先世姓觉罗,字冶亭,号梅庵,室名惟清斋,满洲正黄旗人。清代乾嘉时期的书法家、诗人、学者,在清代乃至整个中国古代文学史上都具有一席之地。铁保少有诗名,与百龄、法式善并称“三才子”。他的着作颇丰,尤擅诗文,辑有八旗诗作总集《白山诗介》与《熙朝雅颂集》而外,独立完成的着作尚有《惟清斋全集》十九卷,其中诗文作品较多,诗歌共六百七十五首,文共七十六篇,词作共三十二首,此外还有近三万字的《梅庵自编年谱》两卷。目前学术界对于铁保的研究还比较薄弱,仍没有一部铁保诗文研究专着,本文将弥补这一不足。论文将现存铁保诗文,结合相关文献资料,综合运用文献研究法、比较研究和文学批评理论进行多重维度的研究,旨在已有的研究基础上,对铁保诗文有一个清晰、准确、全面的认识。论文包括绪论、正文和附录。绪论部分,首先明确进行铁保诗文研究的目的,探讨本文研究的价值所在,并且确立基于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史观与文艺研究方法论进行研究,其次简要介绍关于铁保诗文的研究现状,最后简要说明本文所用的研究方法。正文共设六章。第一章介绍铁保的生平、交游与着述。考证铁保的生平事迹,以《梅庵自编年谱》作为主要参考资料,通过文献典籍、地方志、时人的文学作品作为补充,按照其人生经历分为五个部分进行研究。梳理铁保与当时文人的交游情况,主要考察铁保的交游情况,注重研究他们之间诗文创作方面的互动和相互影响。此外,从创作者和编撰者的视角考察铁保的文学贡献,考辨铁保着作的版本以及考述其编撰的典籍。第二章考察论述铁保的思想性格以及创作思想。铁保积极学习汉民族文化,儒家思想潜移默化地成为其主导思想。铁保为满族诗人,他对于文学的崇尚,直接来源自汉文化的影响。铁保在主动学习汉文化的同时,又始终保持着满洲族的习武传统。总结铁保的创作思想并与同时期的创作思想作对比,可以突出其别具一格之理念。铁保的诗歌创作理念与同时代的袁枚“性灵说”有所不同,他追求表现“真性情”,对于规避性灵派“浮滑”的缺陷有所裨益。此外,铁保对作词以及戏曲创作亦有所见解,了解其基本的创作理念可以更深入地分析理解他的文学作品。第三章将对铁保的诗歌按照时间段进行分类研究。铁保诗歌集《梅庵诗钞》五卷保存了大量诗歌,原集按照诗歌体裁分类,分别为:古乐府、五七言古、五七言律、五言排律、五七言绝句。本文为了便于把握铁保创作的思想内涵,注重其文学的社会效果,按照创作时间进行分期研究,主要研究晚年贬谪至西域的诗歌。通过分期研究,凸显铁保诗歌不同时期的特色,并且能够把握不同地域文化对于诗歌风格的影响。第四章将对铁保的词作进行研究。目前关于铁保词的研究尚且不够全面,为了深入研究铁保词作将这些作品归为一章,进行详细研究。首先对词进行时间考述,除词中的内容提示,还从铁保的其他诗文作品以及他人的诗文集中寻找依据。再对词的内容进行分析,按照内容主要分为四个类别。此外,对铁保词的创作心态进行剖析。最后对词的艺术特色进行概论。第五章为铁保文研究。本文对铁保文进行研究,主要分为公文类文与非公文类文,又借鉴《惟清斋全集》原有的分类方法细分多种类别,分析各自的发展与流变过程,对这些作品的审美价值与社会价值做出评价与总结。此外,归纳铁保文的艺术特色,主要通过对铁保文的详细解读,从语言、表现手法、选材范围以及行文结构多个方面,全面把握其创作的艺术特色。第六章讨论铁保诗文的地位及影响。确定铁保诗文的地位,分别论述其在清代乾嘉文坛中的地位以及在满族文学史中的地位。由于其他人没有明确定论,本文将结合铁保的诗文研究作出较为客观的定位。最后将研究铁保诗文对其他文人及后世创作产生的影响,对他人的影响以及后人的评价。附录部分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关于铁保的人物评记;二是关于铁保的序跋评点;三是铁保生平大事记列表,关于对这些资料进行处理,为后续学者进行研究提供方便。总之,通过对铁保的生平经历进行考证,总结其思想性格与创作思想,并对其诗文进行分期研究并归纳艺术特色,对铁保诗文地位以及产生的影响进行分析,可以窥探出铁保真实而潜在的内心世界,对于认识和评价铁保的文学地位起借鉴作用。

杨颋^[9]（2017）在《古济南城水系与空间形态关系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济南是我国北方一座着名的城市,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山东省省会,以城内外周环泉水而闻名,又称“泉城”。“济南府城”（历城）可以考证的建城历史有2000多年,是中华文明早期建成的城市之一。在20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济南城从未发生过移城、废弃的情况,其城市规模不断扩展,政治、文化、经济地位也在不断上升,最终成为整个山东半岛的首府、中国北方着名的大都会。这样的发展路径不仅在黄河中下游的诸多古城当中绝无仅有,在全国也是非常罕见。这既与济南城所处的独特地理位置和稳定少灾的自然环境密不可分,也与济南城自身发展建设中注意防洪防灾息息相关。本文以自西汉至清末的古代济南城为研究对象、以古城水系的变迁考察作为切入点,通过宏观层面的流域城市群消涨分析、中观层面的城市水环境与空间形态互动的考察,到对城市水系统作用机制的探讨,试图找出济南城长盛不衰的内部、外部原因与规律。全文分六章。第一章绪论中,提出本文探讨的主要问题、厘清研究对象和空间、时间范畴,以及对国内在地方性城市形态、城市群体研究、城市水系研究、考古及文献研究,以及济南本地的城市史相关的研究进行回顾和整理,进而阐述本研究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提出研究方法和框架。第二章以梳理济南城市建置沿革为契机,寻求济南城在地缘政治、文化上的定位。探索济南成为山东省政治、文化中心的历史基础,即确认济南的“齐文化”定位与探寻“济南府城”、“省城”观念的形成过程。第三章从黄河-济水-运河的宏观流域视角,对黄河（济水）下游、运河周边的城市群落的发展状况进行综合考察,并与济南城的发展情况进行对比,通过宏观的流域性灾害、交通变迁、经济和人口的发展状况,总结城市兴、衰的趋势和规律,并对济南城的古城选址进行分析和总结,指出其“依山傍水抱泉”的科学选址,是济南城得以持续2000年不衰的首要原因。指出古济南城是中国古代城市选址注意防洪的典范,是自中华文明早期建城以来城址不变的少有的几个城市之一。第四章将济南城市内部及周边以河、湖、泉、城为要素的城市水系统作为考察目标,探讨济南水系统的变迁与济南城的空间形态演变、发展之间的逻辑关系。本文结合对古籍的考辨和最新的考古发现,对清末以来广泛流传的南北朝济南“双子城”进行辨析,提出“子母城”是北魏时期济南城更加合理的历史空间形态可能性;进而提出唐宋齐州城扩展为“三重城”的可能性;最后分析了明清济南城的空间布局由“州城”向“王城”转变的过程及原因。第五章以具体的水灾、兵灾的事件过程和规律总结,探寻济南城市水系的作用机制。梳理了济南城的7种防洪方略,指出济南城综合、有效地利用了多种防洪方略,从而避免了历史上“迁城”的悲剧;进而对“蓄”和“管”两类防洪方略进行了详细考察:指出大明湖、护城河在发生城市涝灾时的调蓄作用是济南城少涝灾的重要因素;济南府城是当今建设“海绵城市”的标杆案例;又指出“以诗管水”、“以文管城”是古代济南城城市防洪体系的重要特色,以“七十二名泉”的名录式管理和将城市水系纳入城市公共文化景观建设为管理策略,是济南的城市水系统保持长时间、稳定运转的关键。第六章是对全文的总结与展望,总结本文的各项结论、创新点,并对将来进一步的持续研究作展望。

李常生^[10]（2017）在《苏轼行踪考》文中研究指明林语堂说:「苏东坡是无可救药的乐天派,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亲民的官,大文豪,创新的画家,大书法家,造酒实验家,工程师,憎恶假道学的人,静坐冥想者,诗人,和谐谑的人。然而这些恐怕还不是苏东坡的全貌。我可以这麽说来作个最好的终结----在中国,一提到苏东坡,总会让人露出真挚而称许的笑容。」九百多年来,有许多学者研究苏轼的文学、思想、艺术,但是没有一个人曾经完整的走过苏轼一生所走过的行程。要追踪与研究苏轼的行踪,必须花费大量的时间、金钱和体力。由於缺乏苏轼行走各地的考证,因此,历代有关研究苏轼的论文、书籍当中,总会因此而造成一些误刊和缺憾。特别是方向、位置、时间上的错误。在正式研究苏轼的学问以前,首先必须要研究苏轼曾经去过的地方,并且必须循路线跟随苏轼走一遍,才能深入了解苏轼的一生。有了《苏轼行踪考》这个研究以後,也比较容易继续研究苏轼的文学;哲学、思想与人生观等。这本书,就是作者在全程走过一遍苏轼一生所曾经到过的所有地方,并且经过考证与研究其确实的位置,然後,写出这本《苏轼行踪考》,除了作为继续研究苏轼的文学、哲学、思想与人生观等,作为准备,也希望给其他研究苏轼的学者作为进一步研究苏轼的参考用途。

二、世纪治水：但愿北京水长清（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世纪治水：但愿北京水长清（论文提纲范文）

（1）清代山东诗文作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近代日本人游记中的山东认识（1871-1931）（论文提纲范文）

（3）张怀瓘《书断》集注汇评（论文提纲范文）

（4）环境、国策与民生：明清下河区域经济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俞德邻《佩韦斋文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缪荃孙诗词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中国古代设计中的“胡化”与汉胡融合现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铁保诗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古济南城水系与空间形态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苏轼行踪考（论文提纲范文）

四、世纪治水：但愿北京水长清（论文参考文献）

• [1]清代山东诗文作家研究[D]. 张茜. 上海师范大学, 2021(08)
• [2]近代日本人游记中的山东认识（1871-1931）[D]. 曲晓燕. 山东师范大学, 2020(02)
• [3]张怀瓘《书断》集注汇评[D]. 姚灼. 沈阳师范大学, 2020(12)
• [4]环境、国策与民生：明清下河区域经济变迁研究[D]. 李小庆.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4)
• [5]俞德邻《佩韦斋文集》研究[D]. 王营营. 广西大学, 2019(12)
• [6]缪荃孙诗词赋研究[D]. 齐伯伦. 南京师范大学, 2019(03)
• [7]中国古代设计中的“胡化”与汉胡融合现象研究[D]. 陈筱娇. 南京艺术学院, 2018(02)
• [8]铁保诗文研究[D]. 黄文. 新疆大学, 2018(12)
• [9]古济南城水系与空间形态关系研究[D]. 杨颋. 华南理工大学, 2017(12)
• [10]苏轼行踪考[D]. 李常生. 南京师范大学, 201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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