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总局召开部分分局直接投资统计研讨会（论文文献综述）
黄锦南[1]（2021）在《基于复杂网络方法的《哈萨克斯坦真理报》中国形象研究》文中提出哈萨克斯坦是我国的世代友好邻邦以及“一带一路”倡议的首倡之地和先行先试地区。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不断推进,中国在哈萨克斯坦媒体中的国家形象研究越来越受到各学科研究者的重视。然而,已有成果大部分采用了基于还原论的研究方法,并不能完全契合国家形象作为一个复杂系统其本身固有的整体性和系统性特质,忽略了国家形象系统内部的动力学特征和涌现。因此,本论文将网络科学的复杂网络方法引入国家形象研究,以检验该方法在国家形象系统研究中的有效性。本文选取了哈萨克斯坦官方报纸《哈萨克斯坦真理报》为研究对象,收集了2014年7月至2018年6月的全部涉华报道和2019年12月至2021年2月与新冠疫情相关的部分涉华报道文本,构建了一大一小、一整体一局部的两种文本数据库,基于复杂网络方法,结合诸如国际关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相关研究成果以及中哈两国政府的各项大政方针政策,对“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在哈萨克斯坦官方媒体中的整体国家形象进行了全面挖掘和研究,并对新冠疫情背景下中国在哈官媒中的国家形象进行了具体的个案分析。研究结果显示,《哈真理报》涉华报道主要展现了以下4个角度的中国形象:（1）哈萨克斯坦的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形象;（2）哈萨克斯坦的全方位支持者形象;（3）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形象;（4）灾害频发的国家形象。本论文的研究目的主要包括:（1）对国别区域研究的方法创新作出探索,尝试复杂网络方法在国家形象研究中的应用;（2）挖掘和呈现“一带一路”和新冠疫情背景下哈萨克斯坦官方报纸《哈真理报》中的中国形象;（3）为国家形象、国别区域、乃至其他领域研究者提供哈萨克斯坦官方报纸的客观中国形象数据和真实报道文本。
魏冉[2]（2021）在《中国与东盟的联合国大会投票实践研究（1991-2019）》文中研究指明联合国是最具权威性的国际组织,联合国大会投票成为考察会员国在国际事务立场相似性的重要途径。对联大投票的分析建立于数据真实性和可靠性的基础上,同时规避了经验主义的主观因素及不可控因素。有鉴于此,本文通过系统考察1991-2019年中国与东盟在联合国大会的投票情况,探究影响中国-东盟投票立场一致或相异的因素,分析二者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推动国际议题合作,以便精进中国-东盟合作、增益中国-东盟关系,并对中国如何借助联合国大会增强发展中国家代表性、推动完善全球治理提供启示。在理论层面,国家利益决定国家是否会遵守国际规范,而对规范的遵守又会影响国家利益的偏好。笼统将国家利益与国际规范一概而论只能被视为一种简单的补充性解释,因此将国家利益与国际规范作为自变量解释国家投票行为之时,必须将其放置在特定的时段与国际议题下展开,同时说明选择依据。投票立场出现差异是国家基于利益与规范对相对收益进行衡量的结果。对此,有两种解释。一是因为国家对某一决议或其映射的国际问题的利益认知出现根本性分歧;二是当国家利益与国际规范相斥时,国家在联大决议中坚持选择有利于维护国家利益的投票立场。简而言之,投票立场相异源于国家将维护利益置于遵守规范更优先的位置,投票立场代表了一国在特定情境下维护国家利益的最优选择。在经验层面,通过考察中国与东盟在联合国大会三个主要议题领域的1104个决议发现,中国与东盟在特别政治和非殖民化议题领域投票一致性最高;其次是裁军和国际安全议题领域;社会、人道主义和文化议题领域一致性最低,且波动幅度较大。将中国与东盟近30年的联合国大会投票趋势置于同时段内思考中国-东盟关系,可以发现:中国-东盟联大投票结果并未受到“中国威胁论”的影响;中国-东盟联大投票差异未削弱中国-东盟国际合作,体现出了双方包容互利的发展格局。研究还发现,美国因素拉低了中国与东盟的投票一致性。因此,中国应借助制度建设、国际公共产品供给与讲究道义等优势,采取相关措施弱化美国影响,加强东盟与中国在国际事务立场上的协调与配合,提高中国-东盟联大投票一致性,从而增强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这对于化解中国和平发展面临的战略压力、推动完善全球治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丁闪闪[3]（2021）在《中日关系视野下的日资在华纱厂 ——以日华纱厂为例（1918-1937）》文中指出《马关条约》签订后,日本获得了在华投资建厂的特权,日本开始逐步对华进行直接投资。上海因为优越的地理环境、完备的基础设施以及广阔的棉业市场成为了日本纺织资本进入中国的首选之地。随后越来越多的日本纺织工厂进入上海从事生产经营活动,上海也就成为了二战前日资纺织工厂最为集中的地方,日本人将这些在沪纺织纱厂简称为在华纺。1918年日本棉纺织企业家和田丰治与喜多又藏以一千万日元的资本创立日华纱厂,日文全称为日华纺织株式会社。同年收买英商鸿源纺织公司,日华纱厂以这家纱厂为基础,开始了在上海的经营活动。紧接着日华又接连吞并两家华商纱厂,扩充自己的基本盘,最终日华纱厂成长为日本在华纺织公司中第二大规模的纱厂,是日本在华纺中的翘楚。在管理制度上日华纱厂和其他日资纱厂一样,移植了日本国内的纱厂管理制度,废除买办制和工头制,按照周密的组织系统由日本人直接管理。这样的管理制度相比于同时代的华商纱厂的管理模式,日华纱厂的组织管理系统更加精细高效。这样拥有雄厚资金背景、有效的运营模式再加上不平等条约带来的经济特权,日华纱厂及其他日本在华纺迅速占领中国棉纺织市场,而发展薄弱的华商纱厂只能逐步退出上海,寻求其他发展机会。日资纱厂在上海蓬勃发展的同时,也并不意味着所有的日资纱厂的经营都是顺利的。日资纱厂的管理模式虽然高效,但也极易产生冲突,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引发了数次工人罢工运动和排日运动。日华纱厂自成立以来,工人罢工运动就从未停止过,给日华纱厂造成不小的冲击。而且日华纱厂是所有日资纱厂受战火破坏最为严重的纱厂,这就导致日华纱厂在众多日本在华纺中出现负利率最多的纱厂。不过接踵而来的日本全面侵华,将日华纱厂的颓势再次拉回扩张的道路。
杨帆[4]（2020）在《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的全球生态保护与治理研究》文中提出随着全球性生态危机的日益严重,如何有效保护生态环境、实现全球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人类面临的重大问题。只有世界各国都积极变革、共同走绿色发展道路,人类文明才能得到永续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强调:“人类是命运共同体,保护生态环境是全球面临的共同挑战和共同责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彰显了生态文明的“共同体”责任,揭示出工业文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人类社会必然走向生态共同体的运行规律。全球生态保护与治理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重要路径,能以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关系的重新建构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和谐统一。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的全球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是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生态治理理论相结合的重大议题,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在生态文明建设领域的理论与实践创新,它突破了地域空间和主权国家的局限,致力于在全球范围内建造一个追求生态利益、承担生态责任、实现生态共治共享的“清洁美丽的世界”。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的全球生态保护与治理是推动全球绿色发展与建设全球生态文明的迫切需要,更是建设美丽的清洁世界,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必由之路。本文围绕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全球生态保护与治理的问题研究,共分七个部分,包括六章以及结论:第一章为绪论。这部分的内容旨在交代问题研究的背景和意义,梳理与述评已有国内外文献成果,在此基础上,明确选题的研究思路、主要研究内容和具体研究方法,概括选题研究可能存在的创新点及不足之处。第二章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全球生态保护与治理的概念辨析与内涵解读。本章首先对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全球生态保护与治理等选题研究所涉及的主要概念展开理论辨析;其次,对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全球生态保护与治理的相关内涵进行深入解读;最后,本章在绪论部分的基础上,进一步论述并确证了全球生态保护与治理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第三章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全球生态保护与治理的理论溯源。本部分主要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生态经济理论两个层面,结合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全球生态保护与治理所涉及的主要议题,以理论溯源的形式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全球生态保护与治理的问题研究提供理论依据。第四章为中国参与全球生态保护与治理的历史进程。本章论述了中国参与全球生态保护与治理的历史进程,并指出我国参与全球生态保护与治理的实践过程是与我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及全球生态保护与治理活动存在紧密的逻辑关联。第五章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全球生态保护与治理的现状分析。本部分首先梳理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生态文明建设与参与全球生态治理方面取得的主要成就,特别点明了我国基于自身生态文明建设的经验为全球生态保护与治理贡献的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而后对推动实现全球生态保护与治理面临的挑战进行了系统的分析。第六章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全球生态保护与治理的对策研究。建设生态文明是整个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课题,深刻影响到每个国家的生态福祉。国际社会应积极达成共识,积极参与生态环境的全球协同治理,进而实现生态合作共赢。本章将从弘扬全球生态合作治理理念、形成全球生态协同治理机制、促进全球生态共赢模式、提供中国方案四个方面具体论述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全球生态保护与治理的实现路径。论文最后为全文总结。在前文研究的基础上,梳理提炼全文的观点结论。本文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全球生态保护与治理是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生态治理理论相结合的重大理论与实践议题,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在生态文明建设领域理论与实践的创新,更是有效遏制并解决全球性生态危机的必由之路。
卫平光[5]（2019）在《全面抗战时期江西难民移垦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全面抗战爆发后,日军迅速占领中国大片国土,大量难民自战区逃出,汇聚后方各大城市和交通线,不仅给脆弱的战时经济造成巨大压力,也给本已混乱不堪的社会秩序带来冲击。难民在逃亡过程中,因战争、饥饿、疾病等造成的伤亡不计其数。与此同时,战争导致中国工农业生产下滑,军糈民食发生严重困难。救济难民、发展生产,是收拢人心,鼓舞士气,共同抗敌的需要。国民政府迅速对难民实施救济,协助其撤退到后方安全区域,逐步确立“寓救济于生产”的方针,安排难民从事各种生产事业,以促使难民尽快自给自足,减少消耗。在众多救济难民的措施中,难民移垦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制度设计。战时中国工业不甚发达,荒地比比皆是。比较而言,垦荒无需特殊技能,能容纳大量人口,且农耕生活也更加稳定持久。国民政府为从根本上解决难民生活问题,确定以垦荒为配置难民的中心工作。1938年10月15日,国民政府颁布《非常时期难民移垦规则》,战时难民移垦事业正式启动。行政院指定中央振济委员会、经济部、内政部、财政部组成“中央主管垦务机关”,负责移送难民垦荒。“中央主管垦务机关”一方面制订政策法规,直接筹设国营垦区,移送难民垦荒;另一方面督导各省政府和社会团体参与其中。国营垦区制度是国民政府为救济难民,在总结我国历史上屯垦制度基础上,参考苏联集体农场的做法,创立的新型垦殖经营模式。为了协助难民发展生产,国民政府给予移垦难民许多特殊的优待政策,比如提供大量生产和生活资金。其中,生活费为无息贷款,生产费为长期的低息贷款;移垦难民免除3年兵役;垦民将所分配荒地开垦后,取得永久耕作权,免交土地税5-8年,等等。在国民政府的鼓励和督促下,难民移垦事业迅速发展,形成了国营、省营和民营三种经营模式。国营垦场由国民政府主办,省营垦场由各省政府主办,两者统称公营垦场,资金由政府统筹。民营垦场由难民组织、慈善团体或者农业公司等主办,资金主要靠自筹解决。江西难民移垦起步较早,组织有序,成效显着。1938年7月,江西省政府成立垦务处,负责江西难民移垦工作。省垦务处主要在荒地面积较大区域筹设垦场（省营垦场）,以便集中安置难民,实施规模经营。省营垦场采取集团农场制经营,其特征是土地公有、共同生产、合作经营、共同分配。集团农场制是一种集体生产和合作经营相结合的新型生产经营模式,目的在于发挥大规模集团化生产的优势,提高农业生产效率。集团农场制有合耕制和分耕制两种模式,省垦务处初期采用集团合耕制,后因弊端较多而改为集团分耕制。在督促垦区生产的同时,省垦务处还在各垦场设立诊所,筹办垦民学校,训练垦民壮丁,建立垦区防卫武装。省垦务处通过改变垦民落后的生活习惯和思想观念,激发垦民的民族国家观念和抗日情绪,提高垦民的生产积极性,改善垦民的生活环境。江西有大量零星荒地因不适合筹设垦场而闲置,省垦务处也无力将所有符合条件的难民全部组织垦荒。为此,省振济会选择部分符合条件的难民,移送各县开垦零星荒地。省振济会所举办难民移垦以分散垦殖为原则,不集中设立垦场,不成立专门管理机关,难民编入各区乡镇保甲管理。江西难民零块垦殖主要由省振济会负责实施,省垦务处负责技术指导,各县政府负责荒地勘查、划拨、垦民管理和给养筹措。与此同时,各难民组织和民间慈善团体也陆续组织难民垦荒自救。民间团体移送难民垦荒,须向省垦务处登记,接受省垦务处的管理和指导。自1942年起,垦务被列为江西地方自治要政,垦殖事业的发展开始同地方行政系统相扣合,运用行政力量普遍推动。省营垦场从初期的快速扩张,逐渐进入到巩固发展阶段,不再大规模招收难民,垦务转而以利用民间资本普遍推行为原则,民营垦殖事业发展迅速。这其中,由中国红十字会国际救济委员会发起成立的战区难民移殖协会,移送了数千难民到江西垦荒,取得了较好的成效,是战时江西最大的民营垦殖团体。民营垦殖虽然数量较多,但大多规模狭小。由于得不到政府的经费和技术支持,加上自身管理不善,民营垦殖场大多困难重重。国营垦务方面,“中央主管垦务机关”是一个多部门联合的协调议事机构,因事权不专,成立两年多仅在陕西设立国营垦区两处,安置难民2万人左右。鉴于农业对于抗战建国至关重要,国民政府于1940年成立农林部,以发展农业生产。1941年初,农林部设立垦务总局,负责战时垦务行政,全国难民移垦事业自此划归垦务总局办理,国营垦务自此得到快速推进。垦务总局首先在江西安福县设立国营垦区一处,招收难民垦荒。此外,垦务总局还陆续在四川、甘肃、西康、河南、福建等省设立国营垦区,移送难民开垦荒地。国营垦区有固定的经费预算和较好的人才、技术力量,大多发展较快,多数垦民在经过一两年耕作后,陆续自给自足,实现预定救济的目标。随着战局趋稳,难民潮开始回落,难民移垦不再是政府垦务工作的重心。1945年初,国民政府为节省经费,支持抗战,将农林部垦务总局及所属各国营垦区全部裁撤,垦务移交地方政府办理。抗战胜利后,政府不再给予移垦难民特殊优待,难民垦场与普通垦场并无二致,垦民见家乡收复,大多弃垦返乡。省垦务处只得对各垦场进行归并调整,以图维持,难民移垦事业无形结束。总计抗战时期,省垦务处共设立垦场61个,招收难民1.6万余人,开垦荒地7万余亩,生产稻谷80余万石。省垦务处督导、协助成立民营垦殖团体125个,移垦难民1.9万余人,开垦荒地11万余亩。农林部在江西安福垦区设立垦场9个,招收垦民4 400余人,开垦荒地1.8万余亩。难民移垦兼具救济难民和发展生产的双重目的,是一项十分积极有效的政策。但在实施这一政策的过程中,国民政府未能有效处理好相关方的权力和利益划分,遭到了基层社会的不同程度的抵制,对垦务发展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地方政府强令垦民编入地方保甲组织,遭到垦民和垦务机关的一致反对。地方政府和垦务机关为此展开的持久争论,实质上是对垦区管辖权的争夺。垦民编入地方保甲后,优待措施不能执行,利益受到损害,阻碍垦务发展。垦民与土着人民之间因土地、水权、林权等问题产生的矛盾,加深了土客之间的猜忌与对抗,地方势力阻垦排外之风不断。在垦场内部,各垦场管理员掌管经济大权,部分垦场管理员经常利用手中权力谋取私利,侵犯垦民权利,造成垦务管理人员与垦民关系的紧张。省垦务处对此既缺乏有效监督,又处置不力,导致违法乱纪现象蔓延。如此种种,恶化了垦区的社会生态,垦民因谋生不易,陆续退垦或潜逃。在国民政府“救济难民、发展生产、抗战建国”宏大目标下,移垦各方权力和利益格局的差异,导致矛盾和冲突的发生,而垦务机关和垦民的弱势地位决定了在这场博弈中的不利结局。难民移垦政策在施行过程中屡遭基层社会的抵制和曲解,造成了政策的扭曲和变形,显示了民国基层政治与社会的混乱。国民政府为实施难民移垦,建立了科层化的垦务管理体系,首创公营垦区制度（国营和省营垦区）,并在垦区实行集团耕作制和贷款制,在土地政策、兵役政策、租税政策和农业生产经营制度等方面进行了许多重要的改革。公营垦区制度的创立,是国民政府在农业生产经营方面重要的制度创新,推动了民国农业现代化的转型。在抗战的特殊环境下,国民政府难民移垦的组织、实施和管理仍能恪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遵循经济活动的基本规律和原则,值得肯定。当然,受人力、物力和财力的限制,垦荒所能救济的难民数量有限。在实现从“难民——垦民——居民”转化的过程中,受旧有的政治体制和经济社会环境的制约,垦务政策的推行遭遇诸多障碍,移垦难民屡屡弃垦他去,江西省政府力图通过难民移垦调节人口分布的目的并未完全达到。总之,战时难民移垦政策的推行,救济了部分难民,推动了垦殖事业的发展,为社会救济探索了一条积极可行的道路,更为争取抗战胜利贡献了积极力量。
于峰[6]（2019）在《上海租界电话技术与行业规制演进路径研究（1877-1943）》文中认为1876年贝尔发明电话,次年,英国工程师毕晓普就将磁石式对讲电话带入上海租界。此后的六十多年,上海租界电话交换技术经历了磁石制、共电制和自动电话制三种制式发展阶段,管理模式从许可证经营发展到特许专营,电话经营公司主体也随着技术的演进而转换。本文在全球电话技术发展的背景下,以技术史和跨国史的视角,依托有关英商华洋德律风公司和美商上海电话公司的一手史料、同时期电信专业人士的专着和学术论文,以及上海租界工部局董事会档案、英国外交部解密档案和北华捷报等核心史料,探讨并重构上海租界电话技术与行业规制演进的历程,分析每一次技术升级和重大改造背后的多种成因及其得失。研究发现,在上海租界电话技术演进过程中,发明专利、设备制造商、跨国公司以及租界当局行业监管等内外因素对其最终技术路径的选择产生了重要影响。在上海租界电话行业规制的研究中,英国外交部解密档案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信息。研究发现,1930年上海租界电话特许专营权的竞争中,以美国国际电话电报公司为代表的新兴跨国企业,依靠共电式电话向旋转式电话升级过程中对专利技术的垄断以及跨国资源整合优势,在租界“自治”行业规制下,通过干预本地工部局董事会选举和大英帝国海外殖民政治,巧妙规避了英国国内贸易保护主义的障碍,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战胜了遵从于传统投资型的英国企业,最终获得上海租界四十年电话特许经营权。上海租界作为大英帝国的海外飞地,无疑为这场东-西方现代化历史进程中的冲击与回应提供了一个竞技场,脱胎于朝贡体系的国民政府,沦为多元利益诉求中的一个“棋子”,无力改变租界自治下的政治走向与结局。论文共分为七个章节。绪论部分,首先阐述选题的意义,引出论文的主线——从技术与制度两个层面来考证上海租界电话史,进而探讨西方近代科技文明在租界发展的历史遗存及对当代中国现代化的启示。在梳理学界研究现状和成果的同时,重点介绍文献分布情况,新史料的发现以及考证方面所做的工作,明确本论文的目标及其研究方法。以中西交通史视角来看,近代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是人类历史长河中一次西学东进的过程,上海租界作为大英帝国海外殖民扩张下的一块“飞地”,在这场东西方文明碰撞中无疑充当着“桥头堡”,发挥了示范效应。正因如此,租界电话史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科技“内史”,而应当将电话技术放在东西文明交汇的文化透镜下进行审视与反思。在第1章中,笔者用有限篇幅,简单介绍了上海租界形成与治理模式,探讨了上海租界与宗主国之间内在制度沿革与文化脉络,为后文探讨行业规制的发端、发展与演进提供了一个语境。其中,兰宁的遗着《上海史》让我们直接触碰到上海公共租界那段“隐蔽”的历史时空。作为上海租界电话史研究,论文将对电话技术的研究限定在1877-1943这66年时间跨度内,对其技术和行业规制的演变进行梳理和考证。但从历史沿革来看,电话技术脱胎于电报,早期的电话线路即为电报线路,监管制度同样脱胎于电报的管理方式,这使得研究的范围不能仅仅局限在电话技术本身,而应将研究领域延展到电报,尤其是工部局电报公务网向电话网整体升级改造这一历史事件。在租界早期有关电话的报道中,电报工程师毕晓普是一个活跃人物,已有的研究对此着墨不多。笔者从史料出发,对其在上海租界电话技术引入、试验、应用推广及商业化运营方面所作出的贡献给予了客观评价;同时,重点介绍了上海租界在电话早期与电报共生时期的发展状况,考证了上海租界磁石式电话发展进程中所特有的两种技术形态——“简式”磁石式与“复式”磁石式。这是第2章的主要内容。第3章探究的是上海租界电话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即英商华洋德律风公司三十年的发展期。在这段时期,租界电话经历了从磁石式、共电式和自动式三种制式技术的演进。文献的梳理和考证成为了本章的重要工作。研究发现,上海租界电话技术从磁石式向共电式演进中,华洋公司选择了一种由爱立信公司生产的“改进型”磁石与共电混合模式作为过渡。这一发现,颠覆了早期国内学者对我国电话技术演进形态的认知。同时,对变局中自动式电话技术的梳理,使得华洋公司电话技术演进的脉络以及每一次路径选择变得更为清晰。尽管海外学者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已经关注并深入研究跨国公司的全球影响力及其内在运作机制,但在中国租界史的研究中,跨国公司这条“巨鳄”却一直处于“潜伏”的状态,鲜有学者关注。第4章填补了这一空白,对两大跨国公司,即美国国际电话电报公司与爱立信公司的海外对决,及其对上海租界电话技术自动式升级中路径选择的影响做了探讨。《爱立信公司大事记》、《I.T.T.:The Management of Opportunity》等西方史料和外文专着,为本章的跨国史学研究提供了材料。第5章租界电话行业规制的演进,将整个发展分为了三个阶段。笔者从工部局董事会会议纪要一手史料出发,考证了不同时期租界电话行业规制的特点与得失。最有价值的工作,是依托英国外交部解密档案,详细分析并再现了1930年租界电话特许权之争背后的国际政治因素、跨国公司的利益角逐以及工部局自治等多元利益的博弈,从制度上掀开了披在西方政治文明身上的神秘外衣。大英帝国殖民时期的海外贸易,仍然以维护本国利益为根本出发点。但是,由于租界自治的出现,原有的利益格局已经打破,多元利益的博弈已经形成,最终资本的力量在这一博弈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第6章是结语部分,通过对上海租界电话技术与规制演进的历史研究,给出对租界电话发展史的总体评价。
张沁[7]（2017）在《双创背景下股权投资行业协会与政府互动关系研究 ——以上海市S协会为例》文中研究说明随着“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被定义为国家实施供给侧改革和经济转型升级的新引擎,越来越多的中小创业创新企业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战略新兴行业和跨产业的新行业迅速发展,股权投资等创业投资行业就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随着经济改革和社会分工的深化,一方面在创业投资等新型微观经济领域,政府需要组建新的管理部门并采用新的管理方式和方法来对这些新型主体进行有效扶持和引导,另一方面,对于这些新兴行业政府的认识还不深入,经济管理能力存在滞后性,因此行业协会作为政府与市场中间的调节器,与政府间的互动合作已成为发展趋势,针对股权投资这类新兴产业的行业协会与政府互动关系的研究成为政府经济治理领域一个重要的问题。本文在考察上海市S协会生存发展现状的情况下,尝试在经济转型期以组织分析为视角,使用资源依赖理论为解释工具,把股权投资行业协会与政府互动中所形成的相互依赖关系整合到一个理论框架中来,探究该类行业协会与政府互动关系中存在的问题,进而探求的是现实条件下股权投资行业协会如何实现自身良性发展的路径。经本文研究发现,股权投资行业协会在与政府互动中,其赖以生存的两种资源,政治资源和物质资源,前者主要由国家通过法律授权的方式转移至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后者主要由各级地方政府掌握,地方性行业协会与全国性行业协会存在非对称性依赖关系,与地方各级政府处于权力动态不平衡的关系状态,但其能动性有较大提升空间,通过改变资源依赖的结构有望改变非对称性依赖的现状,在双创背景下建立权力平衡关系。进而提出两者建立良性互动关系的对策和建议:从政府角度出发,切实赋予行业协会应有职能,理顺全国性行业协会与地方性行业协会关系;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健全法律法规,引入评价机制,防范利益风险;利用财税杠杆加大对行业协会的扶持力度。从行业协会自身角度出发,加强内部能力建设,深化和完善行业协会内部治理机制;提升专业服务能力,拓展自身筹资渠道;培育专业化人才队伍,确保行业协会独立自主能力的发挥。本文共分为六个部分,第一章主要阐述了研究的背景及意义,综合考量了国外与国内关于行业协会与政府互动关系的研究成果,介绍了本文运用的主要研究理论——资源依赖理论和研究方法;第二章主要介绍了股权投资行业协会作为双创大环境下新兴行业中一种典型行业协会的具体概念、我国股权投资行业协会的发展现状以及与其与政府互动的总体概况;第三章主要从上海市S协会的个案研究出发,重点分析了S协会以地方性行业协会的身份与全国性行业协会、各级政府依据各自对资源不同程度的控制情况,产生互动合作的动因、具体模式与互动关系建立的现状;第四章对股权投资行业协会与政府互动关系出现非对称性依赖的症结进行了详细的剖析;第五章对如何建立股权投资行业协会与政府的相对对等的资源依赖关系提出了对策和建议;第六章对社会经济转型期股权投资等跨产业的新兴行业协会与政府互动关系的发展趋势进行了总结性的探讨,并指出了本研究的未尽之事。
刘方平[8]（2017）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援助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对外援助包含着深刻的价值意义,援助国提供的对外援助只是该国本身所秉持的价值理念的一种外化形式,由此产生出了不同的援助类型、方式和目标追求。中国的对外援助有着深厚的理论基础,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对外经济技术援助八项基本原则、毛泽东思想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其理论来源,反映出中国援外深刻的价值内涵。改革开放以来,在“两个大局”、“两种挑战”发生变化的情况下,中国援外开启了现代化的转型之路。在经历了数次援外改革以后,中国对外援助有了新的发展。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在援助理念上,中国援外实现了由重视政治利益到重视经济利益转变;在援助原则上,平等互利四项原则成为中国援外的指导原则;在援助政策上,中国援外实现了由不附加任何条件到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的转变;在援助治理体系上,中国援外建立了以商务部、外交部、财政部为主要归口机构的现代化治理体系;在援助的方式上,优惠贷款成为中国对外援助的主要方式之一。在中国援外新发展的引领下,中国对外援助实践逐渐进入到全方位发展阶段。总体来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援助的主要对象以亚洲、非洲、加勒比和拉丁美洲的欠发达国家和贫困国家为主,中国对外援助的领域大多集中在发展领域,在政治、安全等领域对受援国的援助相对较少,这也符合外交服务于经济的改革理念。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对外援助促进了受援国的经济发展,推动了南南合作的深化。通过Eviews7.0软件进行回归分析可以得知,中国对受援国的援助与受援国GDP增长、双边贸易额以及中国对受援国的投资都乘正相关。中国对受援国的援助也为维护自身利益带来帮助。例如,受援国在台湾问题、西藏问题以及挫败国际反华提案等问题上给予中国宝贵的支持,维护了中国的国家利益。当然,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援外也存在一些问题,主要包括援外宣传工作不到位、援外项目生态问题政治化、援助手段较为单一以及援助理念有待进一步升级等。改革开放以来三十多年的援助实践表明,中国应当继续坚持“援助+合作”的特色援外模式,它既符合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基本国情,又有助于促进双边经济发展,推动南南合作进程。中国还应当加强援外企业的社会责任建构,进一步促进援外领域的平衡,提高援外宣传工作,提升中国在援外领域中的话语权,为增进中国整体国家利益服务。但是,中国需要理性看待援助作用的边界,它并不是万能的,不应当在主观层面将其功能予以夸大。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逐步形成了颇具特色的援外体系,与美国、日本、英国等OECD组织成员国以及苏联相比,中国援外表现出了互利共赢、治理规范、经济优先、卓有成效等特点。这些特点体现了鲜明的中国特色,应当在中国援外的实践中继续发扬光大。当前,中国正在大力倡导“一带一路”的对外发展战略,这对中国援外来说,既是新机遇,也是新挑战。“一带一路”战略既可以提升中国援外战略地位,又可以提升中国援外治理水平,还有助于构建中国特色的援外理论,提升中国在国际援助领域中的话语权。与此同时,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如何强化援外的战略功能,使其承担起更重要的战略任务?如何进一步提升中国援外的有效性,为“一带一路”建设构建起稳定的地缘安全环境?这是“一带一路”战略给中国援外带来的现实挑战。面对机遇和挑战,中国援外需要做出战略调整。在微观层面,中国可以考虑设立中国国际开发合作署来统筹援外工作,将援助的重点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倾斜,并适当增加军事、安全援助,丰富援外手段,为“一带一路”建设服务;在中观层面,中国援外应当以配合“一带一路”建设为主要战略目标,实现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及丝路基金等金融机构的战略分工;在宏观层面,中国应当升级援外理念,引领人类全面发展需求,带动沿线国家参与国际治理,促使国际秩序更加公平。
赵薇[9]（2013）在《中国企业跨国并购政策及国际比较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跨国并购已逐渐成为全球对外投资的主要方式,它在推动全球一体化和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不仅国家战略的选择,也是企业实现国际化经营的必由之路。随着跨国并购浪潮的发展,跨国公司的实力增强,使其母国的经济实力扩张。为了获取国际竞争中的战略主动权,开拓全球市场,发达国家及新兴市场经济国家都调整战略,采取积极的态度鼓励企业走出国门实施跨国并购,充分利用国外的资源和市场,带动本国的经济发展。英国是最早的资本输出国家,但更多是借贷资本的方式出现,美国在经过国内五次的并购浪潮后,以更加丰富的经验开辟其国外市场,实施跨国并购；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亚洲国家也积极推动企业走出国门争取国际市场和资源,推动本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各国政府已将跨国并购提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意识到企业通过实施跨国并购来扩张规模是全球化的必然趋势,其政策导向的作用越来越明显。目前学术界对跨国并购的政策研究多是对母国招商引资的促进政策,以及对海外企业进入本国实施并购的监管和保护,对完善母国政府引导和支持本土企业走出国门进行海外并购的政策研究还不够全面。基于上述背景,本文在对各国跨国并购政策梳理的基础上,对如何完善母国政策从而引导和支持本土企业走出国门进行海外并购提出合理建议。本文运用了文献研究、对比分析、次级数据调查研究、理论分析等方法。对具有典型意义国家的并购浪潮进行了梳理,形成对跨国并购及其政策发展的科学认识,研究政府政策在跨国并购实施过程中的影响,特别是我国当前实施的跨国并购政策,及其对中国企业实施海外并购的影响：从监管、保护、促进的不同方面对跨国并购政策进行梳理,通过对比分析法和理论分析法进一步掌握政府政策在不同的方面对企业跨国并购起到的重要作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政策制定的异同,以及在对比的基础上分析现阶段更适应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政策,并向我国政府提出值得借鉴的成功经验。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了解中国促进企业走出去的政策和国外招商引资的契合点,针对具体情况提出接口性的政策建议。最后总结性地提出中国企业在跨国并购中遇到的问题及对应性的建议。本文通过对中外跨国并购政策的研究得出以下结论：第一,本文对典型的国家跨国并购的历史背景及政策演变过程进行了梳理和总结,国家的并购浪潮与其经济周期呈正相关关系,发达国家并购浪潮推动全球经济发展水平,进而推动发展中国家的并购浪潮。因而发展中国家的政策也滞后于发达国家,研究其他国家跨国并购政策有借鉴的作用；第二,本文从监管、促进和保护三个角度对跨国并购政策体系进行梳理和总结,各国的监管政策基本都是从严格到放松的一个过程,保护和促进政策都在逐渐完善。在比较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国情,有选择地借鉴外国实施跨国并购政策的成功经验,完善我国跨国并购政策；第三,总结了我国企业实施跨国并购的东道国的政治环境以及双方的政治博弈,如何寻求更好的接口使企业成功的走出国门,帮助企业避免在并购中由于法律政治等方面的原因引发的问题,以及针对东道国的相关政策,适当地调整自身的战略,从而成功地实施跨国并购；最后,针对我国目前跨国并购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建议性地向政府提出完善我国跨国并购政策支持体系的措施。
阮英章（NGUYEN ANH CHUONG）[10]（2011）在《越南与中国关系正常化以后的经贸关系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由于传统文化交流、地缘靠近、国家制度与意识形态具有相似之处等原因,越中两国的关系自古以来就非常密切,尤其是经贸关系的发展,更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在两国于1950年1月18日正式建交后,双方共同的长期的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经历,使两国结下了深厚的友情,其关系得到更全面地发展。20世纪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由于各种原因,越中关系进入恶化时期,双方的经贸交往实际上被中断。所幸的是,在进入九十年代后,两国国内政治都经历了一个大的调整,并先后走上改革开放之路,两国关系在经历了短暂的不正常状态之后,于1991年11月初实现了关系正常化,顺应了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潮流,顺应了越中两国人民要求以及发展友好关系的迫切愿望,而更重要的是顺应了两国革新、改革事业和经济建设的要求。自此,双方关系特别是经济、贸易合作进入一个新的快速发展阶段。从目前两国学者对越中关系的研究来看,专着、文章不少,涉及诸多领域,给我们提供了大量而具有价值的参考资料,但是涉及到经贸方面的则内容不够全面,有的文章数据不够正确,有的文章只根据单方的信息,有的文章是针对某一或某几个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缺乏完整系统的关于两国经贸发展战略的看法;在研究方法中,主要是以定性分析为主,缺乏定量的分析,使得对越中经贸的研究缺乏实证基础;在研究时段上,专门论述越中关系正常化以后经贸合作方面的着述也不多。此外,由于两国语言的不同,在需要对越中两国经贸关系作客观考察时,在资料收集上,两国学者也都有一定的局限性,加上立场与研究出发点不同,两国学者关于越中经贸关系的看法不免存在诸多差异,特别在涉及到双方经贸发展不平衡与越中经贸长期存在逆差原因的探讨、双方投资中存在走私活动与假货现象、经贸交易统计差别等的解释时,双方歧见明显,判断也出现以偏概全的现象。笔者荣幸以一个在华求学的越南学生的身份,对两国在经贸关系理论、资料方面的问题做出一些补充:一方面从越南人的角度来探讨和初步提出对两国经贸合作关系在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思考,另一方面对越中经贸合作关系的资料进行比较,并提供大量关于越南方面的书籍、刊物、档案等资料,其中有一些是不容易查到的。经贸关系是两国关系发展中最重要的双边关系,随着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发展,经贸关系也出现了好势头。在1991年之前,双方经贸关系主要方式是在两国内部之间的交换,以对方国所需要的货物来互相满足,而尚未形成按照国际经济惯例来交换的一种真正的市场贸易关系。两国关系正常化之后,双方经济、贸易、投资合作基本完全改变了这种合作规范性不高的交换性质,逐步建立了一个带有规范性、公平性、互利、共赢的经贸合作机制。但是我们也看到,越中经贸合作尚未能充分发挥两国所拥有的潜力与优势,其发展的规模与效益跟不上两国政治、外交关系发展程度。目前,两国经济、贸易、投资关系存在着一系列不良问题,这些存在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两国合作关系的可持续发展。有鉴于上述问题的存在,笔者选择了越南与中国关系正常化以后的经贸关系研究作为论文选题。并将考察研究的重点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从历史的角度,结合经济学、国际关系分析方法,对越中关系正常化以后的经贸合作关系进行了系统的、全面的研究,清除了以往越中经贸合作关系研究中的盲点,填补了以往尚未专门研究越中经贸合作的空白。同时对两国学者关于研究越中经贸的一些提法、数据等进行了比较核对,并指出其差异及其原因和影响。这有利于更全面、更动态地把握越中关系正常化后的经贸关系。第二、厘清越中在经济援助、贸易、投资、工程承包等方面合作的情况。尤其是对目前两国经贸合作关系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梳理,更客观地分析其存在所带来的对两国经贸发展合作的负面影响,同时为两国在经贸的每个合作领域中的关系提出一些有可行性与必要性的具体措施。第三、通过对中国一些发展建设经济、社会等的模式与经验的分析,为越南更快地推进经济体制与政策改革提供了一些启示和借鉴;同时,文中提出的目前两国经贸关系中存在的问题,如中国的商品质量、工程承包等方面的见解为中国企业在同越南发展经贸关系时提供了依据。第四、在当今世界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对影响到越中经贸合作关系可持续发展的有利与不利因素进行了一些探讨分析,同时为进一步促进两国经贸在世界贸易组织、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等框架下的合作迅速而稳定的发展做出一些现实可行的建议。
二、总局召开部分分局直接投资统计研讨会（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总局召开部分分局直接投资统计研讨会（论文提纲范文）
（1）基于复杂网络方法的《哈萨克斯坦真理报》中国形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2 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
| 1.3 研究对象 |
| 1.4 研究方法和思路 |
| 1.5 研究创新点及论文结构 |
| 2 整体中国形象系统网络构建与测量 |
| 2.1 关键词同现网络构建及其网络特性分析 |
| 2.2 网络层级分析及核心关键词节点提取 |
| 2.3 核心关键词节点内部网络构建及其加权聚类分析 |
| 3 中哈非经济关系属性聚类之中国形象分析 |
| 3.1 中哈首脑外交属性关键词节点聚类的中国形象分析 |
| 3.1.1 不断升级的全面战略伙伴形象 |
| 3.1.2 值得信任、不吝支持的好朋友形象 |
| 3.1.3 潜力巨大、优势互补的合作伙伴形象 |
| 3.2 中哈边境和安全合作属性关键词节点聚类的中国形象分析 |
| 3.2.1 中哈边境繁荣共建者形象 |
| 3.2.2 上合组织框架下哈重要安全合作伙伴形象 |
| 3.2.3 哈打击边境走私活动合作者形象 |
| 3.3 中哈人文交流属性关键词节点聚类的中国形象分析 |
| 3.3.1 哈萨克斯坦文化传播的支持者形象 |
| 3.3.2 中哈人文交流的推动者形象 |
| 3.3.3 丝路复兴的倡导者和实践者形象 |
| 3.4 关键词节点“2017 阿斯塔纳世博会”的中国形象分析 |
| 3.4.1 阿斯塔纳世博会的积极参与者形象 |
| 3.4.2 阿斯塔纳世博会的全方位支持者形象 |
| 3.4.3 历史悠久、底蕴丰厚的可持续发展大国形象 |
| 4 经济属性聚类之中国形象分析 |
| 4.1 哈对华出口属性关键词节点聚类的中国形象分析 |
| 4.1.1 哈对华出口贸易的积极推动者形象 |
| 4.1.2 哈出口贸易的重要市场形象 |
| 4.2 中哈交通运输合作属性关键词节点聚类的中国形象分析 |
| 4.2.1 富有成效的交通运输合作伙伴形象 |
| 4.2.2 哈过境运输潜力释放的驱动者形象 |
| 4.3 中哈投资合作属性关键词节点聚类的中国形象分析 |
| 4.3.1 中哈投资合作的推动者形象 |
| 4.3.2 带来多重利好和雪中送炭的对哈投资者形象 |
| 4.4 中国国内经济属性关键词节点聚类的中国形象分析 |
| 4.4.1 飞速发展、迎难而上的经济强国形象 |
| 4.4.2 攻坚克难、施工高效的基建强国形象 |
| 5 游离核心关键词节点之中国形象分析 |
| 5.1 游离核心关键词节点“技术”的中国形象分析 |
| 5.1.1 自主创新、积极进取的科技强国形象 |
| 5.1.2 科技惠民的社会主义大国形象 |
| 5.2 灾难属性游离核心关键词节点的中国形象分析 |
| 5.2.1 灾害频发的国家形象 |
| 5.2.2 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大国形象 |
| 6 中国形象之新冠疫情涉华报道个案分析 |
| 6.1 中哈关系属性关键词节点聚类的中国形象分析 |
| 6.1.1 哈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形象 |
| 6.1.2 哈重要经济合作伙伴形象 |
| 6.2 中国国内抗疫属性关键词节点聚类的中国形象分析 |
| 6.2.1 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大国形象 |
| 6.2.2 医疗系统强大、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的大国形象 |
| 7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2）中国与东盟的联合国大会投票实践研究（1991-2019）（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目的与意义 |
| 二、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时段、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四、论文的创新点与难点 |
| 第一章 利益、规范与联大投票实践 |
| 第一节 概念辨析 |
| 一、国家利益 |
| 二、国际规范 |
| 第二节 联大投票实践中利益与规范的考量 |
| 一、国家利益与国际规范的逻辑联结 |
| 二、联大投票实践中的国家利益与国际规范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联合国框架下的合作及中国与东盟的联大投票情况 |
| 第一节 国际组织的利益互补:东盟与联合国 |
| 一、东盟-联合国伙伴关系历程 |
| 二、东盟在联合国的身份与作用 |
| 第二节 联合国框架下的中国-东盟国际合作 |
| 一、中国与东盟在联合国框架下的国际政治合作 |
| 二、中国与东盟在联合国框架下的国际安全合作 |
| 第三节 联大投票表决原则与投票情况 |
| 一、联合国大会的表决原则 |
| 二、数据来源与统计说明 |
| 三、中国与东盟的联大投票情况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国家利益视角下中国与东盟投票立场一致的原因分析 |
| 第一节 联大决议中的共同利益诉求 |
| 一、中国与东盟在联合国大会中的涉核决议 |
| 二、中国与东盟在涉核决议中的共同利益诉求 |
| 第二节 多领域合作中的共同利益诉求 |
| 一、政治互信的持续增进 |
| 二、经济发展的利益驱动 |
| 三、其他领域合作的现实选择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国际规范视角下中国与东盟投票立场一致的原因分析 |
| 第一节 强化主权的规范 |
| 一、主权平等规范及相关决议 |
| 二、民族自决与非殖民化原则及相关决议 |
| 三、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及相关决议 |
| 第二节 限制主权的规范 |
| 一、维护人的尊严与促进人权及相关决议 |
| 二、反对通过制裁解决争端及相关决议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利益与规范视角下中国与东盟投票立场相异的原因分析 |
| 第一节 国家利益的分歧 |
| 一、涉及核问题决议中的国家安全利益分歧 |
| 二、涉及中东问题决议中的国家政治利益分歧 |
| 三、涉及旅行自由权决议中的国家经济利益分歧 |
| 第二节 利益与规范的冲突 |
| 一、涉及批评他国人权决议的利益诉求与规范冲突 |
| 二、涉及禁止使用地雷决议的利益诉求与规范冲突 |
| 三、涉及暂停使用死刑决议的利益诉求与规范冲突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研究发现与政策启示 |
| 第一节 基于中国与东盟联大投票实践的思考 |
| 一、“中国威胁论”与投票差异的非直接相关性 |
| 二、投票差异未削弱中国-东盟国际合作 |
| 三、美国因素对中国-东盟投票一致性的影响 |
| 第二节 深化中国-东盟国际议题合作的路径探索与启示 |
| 一、优化中国-东盟制度建设与合作 |
| 二、提供更多优质国际公共产品 |
| 三、更加注重道义原则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一、研究的基本结论 |
| 二、研究局限与未来研究方向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外交学院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 |
（3）中日关系视野下的日资在华纱厂 ——以日华纱厂为例（1918-1937）（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选题缘起与意义 |
| 二 学术史回顾 |
| 三 结构安排和研究方法 |
| 四 创新点 |
| 第一章 日华纱厂成立背景 |
| 第一节 上海的投资环境 |
| 一 基础设施完善 |
| 二 外资的天堂 |
| 第二节 在沪日资棉纺织企业的发展阶段 |
| 一 初始阶段(1895年-1914年) |
| 二 发展繁荣阶段(1914年-1931年) |
| 三 调整转型阶段(1931年-1937年) |
| 小结 |
| 第二章 日华纱厂的发展状况 |
| 第一节 日华纱厂的创立与扩张 |
| 一 日华纱厂的创立 |
| 二 并购宝成纱厂 |
| 三 接手华丰纱厂 |
| 第二节 日华纱厂的内部运营 |
| 一 组织与管理 |
| 二 日华纱厂职员与工人 |
| 三 设备的增设与更新 |
| 小结 |
| 第三章 日华纱厂与罢工运动 |
| 第一节 日华纱厂建立初期的工人罢工 |
| 一 20世纪20年代初的工人罢工 |
| 二 卷入二月大罢工的漩涡 |
| 第二节 罢工潮对日华纱厂的冲击 |
| 一 卅运动及后期罢工潮(1925年-1926年) |
| 二 北伐战争时期的总罢工(1927年) |
| 第三节 北伐之后的罢工衰退期 |
| 小结 |
| 第四章 排日运动与战争给在华纺带来的影响 |
| 第一节 抵制日货运动对日本在华纺的冲击 |
| 一 危机下的日本在华纺 |
| 二 在华纺的应对政策 |
| 第二节 日华纱厂在战时的沉浮 |
| 一 战事带来的营业低迷 |
| 二 “七七”事变后再次扩张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A:日华所属工场设备情况表(截至1945年) |
| 附录 B:日华纱厂股东名册 |
| 附录 C:日华纱厂日籍职员履历表 |
| 附录 D:日华纱厂给芳泽外务大臣密电 |
| 致谢 |
（4）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的全球生态保护与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论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的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现状及述评 |
| 1.2.1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相关研究 |
| 1.2.2 全球生态保护与治理的理论基础的相关研究 |
| 1.2.3 全球生态保护与治理政策实践的相关研究 |
| 1.2.4 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全球生保护与治理研究的现状评析 |
| 1.3 研究内容、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框架与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论文可能的创新 |
| 第二章 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全球生态保护与治理的基本分析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人类命运共同体 |
| 2.1.2 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的全球生态保护与治理 |
| 2.2 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全球生态保护与治理的主要内容 |
| 2.2.1 共同承担 |
| 2.2.2 协同治理 |
| 2.2.3 生态共赢 |
| 2.3 全球生态保护与治理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
| 2.3.1 全球生态保护与治理的必要性 |
| 2.3.2 全球生态保护与治理的可行性 |
| 第三章 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全球生态保护与治理的理论溯源 |
| 3.1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渊源 |
| 3.1.1 马克思共同体思想 |
| 3.1.2 西方人类中心论 |
| 3.1.3 中国传统的“和合”思想 |
| 3.2 生态保护与治理的理论来源 |
| 3.2.1 马克思恩格斯生态观 |
| 3.2.2 生态马克思主义 |
| 3.2.3 可持续发展理论 |
| 第四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参与全球生态保护与治理的历史进程 |
| 4.1 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为参与全球生态保护与治理提供基础 |
| 4.1.1 构建生态文明政策制度体系 |
| 4.1.2 健全生态文明建设法律法规 |
| 4.1.3 完善生态文明教育内容 |
| 4.1.4 建立中国生态环境管理体制 |
| 4.2 参与国际生态保护与治理,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 |
| 4.2.1 致力于全球环境污染治理 |
| 4.2.2 参与国际生态环境保护 |
| 4.2.3 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 |
| 4.3 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国际生态合作提供中国方案 |
| 4.3.1 搭建“一带一路”国家绿色发展合作平台 |
| 4.3.2 主动开展国际多边合作 |
| 4.3.3 “一带一路”绿色金融体系日益成熟 |
| 4.3.4 积极开展生态援外培训 |
| 第五章 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全球生态保护与治理的现状透视 |
| 5.1 中国参与全球生态保护与治理的成就 |
| 5.1.1 初步形成生态保护与治理的中国模式 |
| 5.1.2 在国际生态治理中显现中国姿态 |
| 5.1.3 进一步推动了国际生态合作 |
| 5.2 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全球生态保护与治理面临的挑战 |
| 5.2.1 全球生态合作理念尚未完全构建 |
| 5.2.2 全球生态环保顶层设计不合理 |
| 5.2.3 生态共赢模式没有有效建立 |
| 5.2.4 生态保护与治理的中国智慧没有充分展现 |
| 第六章 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全球生态保护与治理的对策 |
| 6.1 弘扬全球生态协同治理理念 |
| 6.1.1 呼吁全球重视生态环境问题 |
| 6.1.2 引领各国协商共渡危机 |
| 6.1.3 树立一致的生态保护目标 |
| 6.2 完善全球生态保护与治理的顶层设计 |
| 6.2.1 开展国际生态环境合作调查 |
| 6.2.2 进行科学全球生态保护规划 |
| 6.2.3 实行全球范围的生态保障措施 |
| 6.3 构建生态合作共赢导向的全球生态保护与治理模式 |
| 6.3.1 形成各个国家的生态合作联动效应 |
| 6.3.2 发挥全球生态保护与治理的合作优势 |
| 6.3.3 推动生态治理体系法治化 |
| 6.4 提供全球生态保护与治理的中国方案 |
| 6.4.1 完善中国特色生态文明建设制度体系 |
| 6.4.2 总结中国绿色发展模式的特征 |
| 6.4.3 贡献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经验 |
| 总结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科研成果 |
| 致谢 |
（5）全面抗战时期江西难民移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研究综述 |
| 三、论述思路与分析框架 |
| 四、主要学术创新与不足 |
| 五、资料述评 |
| 六、概念界定及相关说明 |
| 第一章 战时难民移垦制度的建立 |
| 第一节 国民政府难民移垦政策的形成 |
| 一、战前中国的垦殖政策与实践 |
| 二、积极救济方针的确立 |
| 三、难民移垦的决策过程 |
| 第二节 江西垦务的发展背景 |
| 一、江西的垦殖环境 |
| 二、战时江西的难民救济 |
| 第三节 江西难民移垦制度的建立 |
| 一、垦务的规划与设计 |
| 二、垦务管理体系的建立 |
| 三、“委员制”和“处长制”之比较 |
| 第二章 寓赈于垦——难民移垦事业的发轫 |
| 第一节 身份的转变:从难民到垦民 |
| 一、垦民的选收 |
| 二、垦民的人口学分析 |
| 三、垦民的给养 |
| 第二节 垦殖资金的筹措与使用 |
| 一、垦殖资金的筹措 |
| 二、垦殖资金贷放与监管 |
| 第三节 垦场的生产与经营 |
| 一、荒地调查与地权清理 |
| 二、集团合耕制的实施 |
| 三、从合耕制到分耕制——垦殖经营制度的变革 |
| 四、省营垦场的生产绩效 |
| 第四节 垦区社会事业 |
| 一、垦民教育 |
| 二、医疗与卫生 |
| 三、垦区安全建设 |
| 第三章 多头并举——难民移垦的普遍推行 |
| 第一节 战时各县垦务的实施 |
| 一、地方自治与各县垦务的推动 |
| 二、各县难民零块垦殖 |
| 第二节 救济粤东难民运动 |
| 一、赣粤合作,共济难民 |
| 二、移民垦荒,救扶并举 |
| 三、从难民到居民:庄义刊的难民生活 |
| 第三节 战时江西的民营垦殖 |
| 一、江西民营垦殖概况 |
| 二、战区难民移殖协会 |
| 三、民营垦殖之困 |
| 四、江西公私营垦殖绩效 |
| 第四节 垦务管理之弊 |
| 一、南丰康都场:营私舞弊,贻误生产 |
| 二、吉安大白垦殖场:亏空公款,卷款潜逃 |
| 三、管理员张一帆:以权谋私,垦务废弛 |
| 四、泰和沿溪渡垦殖场:挪用公款,冒名顶替 |
| 五、管理员王壮飞:假公济私,杀人灭口 |
| 第四章 国营垦务的实施及其政策调整 |
| 第一节 国营垦务的实施 |
| 一、农林部垦务总局的成立 |
| 二、战时国营垦务的推行 |
| 第二节 江西安福垦区的筹设与发展 |
| 一、安福垦区的筹设 |
| 二、垦民选收及其困境 |
| 三、垦民生活重建 |
| 四、垦区生产与经营 |
| 第三节 归于沉寂——难民移垦事业的结束 |
| 一、战时垦务重心的转移 |
| 二、安福垦区接收困局 |
| 三、农林部垦务总局的裁撤 |
| 四、江西难民移垦事业的归并与调整 |
| 第五章 战时的国家、社会与垦民 |
| 第一节 保甲制度的强行移植 |
| 一、民国江西保甲制度的实施 |
| 二、难民入垦与地方保甲的矛盾 |
| 三、垦民“特编保甲”的实施 |
| 四、尘埃落定——垦民保甲问题的终结 |
| 第二节 土客关系及其调适 |
| 一、土客矛盾的产生 |
| 二、土客冲突下的垦民与地方社会 |
| 三、土客关系的调适 |
| 第三节 垦民弃垦及其应对 |
| 一、垦民弃垦原因分析 |
| 二、垦务机关的应对 |
| 结语: 战时江西难民移垦的作用、特点及其困境 |
| 附表 |
| 参考文献 |
（6）上海租界电话技术与行业规制演进路径研究（1877-1943）（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0.1 选题由来 |
| 0.2 学界研究现状 |
| 0.2.1 晚清到民国电话史研究 |
| 0.2.2 当代中国电话史研究 |
| 0.2.3 国外学者研究成果 |
| 0.3 文献分布与订正 |
| 0.3.1 核心史料来源及文献出处 |
| 0.3.2 《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的订正 |
| 0.3.3 《上海邮电志》的订正 |
| 0.4 研究目标和研究方法 |
| 0.4.1 拟实现的目标 |
| 0.4.2 方法与路径 |
| 第1章 租界的形成与治理模式 |
| 1.1 租界的设立与扩张 |
| 1.1.1 租界的形成 |
| 1.1.2 租界的扩张 |
| 1.2 上海租界的治理模式 |
| 1.2.1 英美公共租界 |
| 1.2.2 法租界 |
| 小结 |
| 第2章 毕晓普主导下的电话引入(1877-1900) |
| 2.1 电话发明与海外扩张 |
| 2.1.1 阶段性特征 |
| 2.1.2 欧美电话发展情况 |
| 2.2 毕晓普,上海租界电话第一人 |
| 2.2.1 租界早期报道 |
| 2.2.2 电报工程师 |
| 2.2.3 三次电话试验 |
| 2.3 两雄相争到东洋专营 |
| 2.3.1 单线简式磁石 |
| 2.3.2 单线复式磁石 |
| 2.3.3 一场有争议的招标 |
| 小结 |
| 第3章 欧洲势力扩张下的路径依赖(1900-1930) |
| 3.1 共电制交换技术 |
| 3.1.1 汉口路14号 |
| 3.1.2 远东最先进电话系统 |
| 3.1.3 多局制 |
| 3.2 变局中的自动交换技术 |
| 3.2.1 自动电话概况 |
| 3.2.2 上海第一个自动台 |
| 3.2.3 按次计费 |
| 3.2.4 升级五位号码 |
| 3.3 安森报告 |
| 3.3.1 上海电话的悲剧 |
| 3.3.2 十字路口 |
| 3.3.3 出售华洋公司 |
| 小结 |
| 第4章 美国力量成就技术终极变革(1930-1943) |
| 4.1 跨国公司的海外对决 |
| 4.1.1 贝恩与I.T.T. |
| 4.1.2 海外对决 |
| 4.2 美商旋转制一统天下 |
| 4.2.1 旋转制 |
| 4.2.2 改造工程 |
| 4.2.3 一市两制 |
| 4.3 技术演进的终极定格 |
| 4.3.1 跨国公司组织架构 |
| 4.3.2 寓管理于会计 |
| 4.3.3 全球一体化 |
| 小结 |
| 第5章 租界电话行业规制的演进 |
| 5.1 1877 -1883,混业竞争格局下的许可证管理 |
| 5.1.1 电报管理模式 |
| 5.1.2 工部局的抉择 |
| 5.2 1883 -1908,自然垄断格局下的许可证管理 |
| 5.2.1 改造公务电报网 |
| 5.2.2 取消电话许可费 |
| 5.2.3 引入最高限价规制 |
| 5.2.4 东洋公司最后的抉择 |
| 5.2.5 特许专营规制的诞生 |
| 5.3 1908 -1943,契约规制框架下的特许专营管理 |
| 5.3.1 行业规范 |
| 5.3.2 调整收费 |
| 5.3.3 规制中的重大决策 |
| 5.4 1930 上海租界电话特许专营权之争 |
| 5.4.1 迟到的改革 |
| 5.4.2 贝恩的警告 |
| 5.4.3 海外的博弈 |
| 5.4.4 最后的较量 |
| 小结 |
| 第6章 结语 |
| 附录1 :上海租界电话大事年表 |
| 附录2 :上海租界电话人物传略 |
| 附录3 :上海租界电话用户发展情况表 |
| 附录4 :上海租界电话公司历史沿革示意图 |
| 附录5 :中、英译名对照表 |
| 附录6 :英商华洋德律风公司大事记(英文) |
| 附录7 :柯尔(P.H.Cole)报告(英文)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学术成果与学术活动 |
| 致谢 |
（7）双创背景下股权投资行业协会与政府互动关系研究 ——以上海市S协会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一、国外研究现状 |
| 二、国内研究现状 |
| 三、国内外研究述评 |
| 第三节 研究理论 |
| 一、资源依赖理论的发展 |
| 二、资源依赖理论的假设和主要观点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基本概念和发展现状 |
| 第一节 基本概念的界定 |
| 一、股权投资行业协会 |
| 二、互动关系 |
| 三、非对称性依赖 |
| 第二节 我国股权投资行业协会发展现状 |
| 一、法律授权产生的行业协会 |
| 二、其他途径生成的行业协会 |
| 第三节 股权投资行业协会与政府互动总体概况 |
| 一、行业协会与政府互动的环境条件 |
| 二、股权投资行业协会与政府互动现状 |
| 第三章 资源依赖视角下的个案分析 |
| 第一节 股权投资行业协会与政府互动关系分析维度 |
| 第二节 上海市S协会设立背景及发展情况 |
| 一、上海市S协会设立背景 |
| 二、上海市S协会发展情况 |
| 第三节 上海市S协会与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的互动关系 |
| 一、上海市S协会对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的资源依赖 |
| 二、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对上海市S协会的资源依赖 |
| 三、上海市S协会与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的互动关系分析：非对称性依赖 |
| 第四节 上海市S协会与政府的互动关系 |
| 一、政府的资源需求与行业协会的资源供给 |
| 二、行业协会的资源需求与政府的资源供给 |
| 三、上海市S协会与政府互动关系分析：权力的动态不平衡 |
| 四、上海市S协会与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政府互动关系实质 |
| 第四章 股权投资行业协会与政府非对称性依赖症结 |
| 第一节 政府角度 |
| 一、双创与金融稳定权衡下政府职能转变的不到位 |
| 二、全国性行业协会与地方性行业协会关系不顺 |
| 三、缺乏行业协会与政府互动的专门性法规 |
| 第二节 行业协会角度 |
| 一、行业协会内部治理结构不合理 |
| 二、行业协会筹资渠道匮乏,资金来源不稳定 |
| 三、行业协会专业人才匮乏 |
| 第五章 实现对称性依赖与权力平衡的对策思考 |
| 第一节 改善股权投资行业协会与政府互动的外部环境 |
| 一、切实赋予行业协会应有职能,理顺全国性行业协会与地方性行业协会关系 |
| 二、健全法律法规,引入评价机制,防范利益风险 |
| 三、利用财税杠杆加大对行业协会的扶持力度 |
| 第二节 完善股权投资行业协会内部治理 |
| 一、深化和完善行业协会内部治理机制 |
| 二、建立地方性私募基金备案标准数据库,增强行业代表水平 |
| 三、提升会员服务能力,拓展行业协会筹资渠道 |
| 四、培育股权投资行业协会的专业化人才队伍 |
| 第六章 总结与展望 |
| 第一节 总结 |
| 第二节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8）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援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问题提出及意义 |
| (一) 问题提出 |
| (二) 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 国外研究现状 |
| (二) 国内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方法 |
| (一) 历史分析法 |
| (二) 比较分析法 |
| (三) 数理统计分析法 |
| 第一章 对外援助的基本概念与价值意义 |
| 第一节 对外援助的基本概念 |
| 一、价值理念视角下的对外援助 |
| 二、工具理念视角下的对外援助 |
| 三、主客关系视角下的对外援助 |
| 第二节 对外援助的类型与划分标准 |
| 一、以援助的目的作为划分标准 |
| 二、以援助的方式作为划分标准 |
| 三、以援助的资金类型作为划分标准 |
| 四、以援助的主体作为划分标准 |
| 第三节 对外援助的目标 |
| 一、政治目标 |
| 二、安全目标 |
| 三、发展目标 |
| 四、人道主义目标 |
| 第四节 对外援助的价值意义 |
| 一、对外援助与文化传播 |
| 二、对外援助与价值观输出 |
| 三、对外援助与理念追求 |
| 第二章 中国对外援助的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
| 一、国际主义的概念内涵 |
| 二、国际主义的渊源 |
| 三、国际主义在中国援外中的新表现 |
| 第二节 对外经济技术援助八项原则 |
| 一、八项原则的内涵与渊源 |
| 二、八项原则的理论形成 |
| 三、八项原则的具体践行 |
| 第三节 毛泽东思想 |
| 一、统一战线理论 |
| 二、“中间地带”理论 |
| 三、“三个世界”理论 |
| 第四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
| 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需要 |
| 二、“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要求 |
| 三、“平等互利、共同发展”的理念追求 |
| 第三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援助的新发展 |
| 第一节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援助的实践起点 |
| 一、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对外援助的主要内容 |
| 二、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对外援助的主要经验 |
| 第二节 中国对外援助理论的新进展 |
| 一、援助理念的改变:由重政治利益到重经济利益 |
| 二、援助原则变迁:平等互利四项基本原则的形成与发展 |
| 三、援助政策的调整: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政策的形成 |
| 第三节 中国对外援助治理体系的新发展 |
| 一、治理机构的整合 |
| 二、治理体制的调整 |
| 三、治理制度的完善 |
| 第四节 中国对外援助的新方式与新类型 |
| 一、中国对外援助的新方式 |
| 二、中国对外援助的新类型 |
| 第四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援助的实践及评价 |
| 第一节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援助的实践阶段 |
| 一、中国对外援助的调整阶段(1978年至1993年) |
| 二、中国对外援助的发展阶段(1994年至2004年) |
| 三、中国对外援助的增长阶段(2005年至今) |
| 第二节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援助的主要区域 |
| 一、非洲地区 |
| 二、亚洲地区 |
| 三、加勒比和拉丁美洲地区 |
| 第三节 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援助的评价与总结 |
| 一、中国对外援助的绩效评估 |
| 二、中国对外援助的问题评估 |
| 三、中国对外援助的历史经验 |
| 第五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援助的特点 |
| 第一节 援助理念:互利共赢 |
| 一、中国对外援助的互利性 |
| 二、中国对外援助的共赢性 |
| 第二节 援助体系:治理规范 |
| 一、中国对外援助的治理机构规范 |
| 二、中国对外援助的治理模式规范 |
| 三、中国对外援助的治理制度规范 |
| 第三节 援助实践:经济优先 |
| 一、中国援外重点集中在经济基础设施领域 |
| 二、中国对外援助的项目以生产性项目为主 |
| 三、中国对外援助以促进双边共同发展为主要目的 |
| 第四节 援助结果:卓有成效 |
| 一、中国援助效率高效 |
| 二、中国援助兑现率高 |
| 三、中国援助促进了双边共同发展 |
| 第六章 “一带一路”战略下中国对外援助的新拓展 |
| 第一节 “一带一路”战略给中国对外援助带来的新机遇 |
| 一、有助于提升中国援外战略地位 |
| 二、有助于提升中国援外治理水平 |
| 三、有助于提升中国援外的话语权 |
| 四、有助于构建中国特色援外理论 |
| 第二节 “一带一路”战略给中国对外援助带来的新挑战 |
| 一、经济援助作用的边界需要明确 |
| 二、对外援助的有效性有待提高 |
| 三、周边安全环境亟需构建 |
| 第三节 中国对外援助需要战略转变 |
| 一、构建中国特色援外理论 |
| 二、提升中国援外价值内涵 |
| 三、以配合“一带一路”作为主要战略目标 |
| 四、丰富援外实践 |
| 结语 |
| 中外文参考文献 |
| 攻博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目录 |
| 附录一 中国历年援外支出数据及相关比重(1978-2015) |
| 附录二 访谈记录 |
| 致谢 |
（9）中国企业跨国并购政策及国际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特别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内容 |
| 1.4 文献评述 |
| 1.5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5.1 研究方法 |
| 1.5.2 技术路线 |
| 1.6 论文可能的创新点 |
| 1.7 论文框架 |
| 2 中外跨国并购历史背景比较及政策演变 |
| 2.1 跨国并购的战略导向及动机 |
| 2.1.1 发达国家的战略导向及动机 |
| 2.1.2 发展中国家战略导向及动机 |
| 2.1.3 中国的战略导向及对比分析 |
| 2.2 中外跨国并购政策演进阶段 |
| 2.2.1 中国跨国并购相关政策的演进 |
| 2.2.2 美国跨国并购相关政策的演进 |
| 2.2.3 日本跨国并购相关政策的演进 |
| 2.2.4 韩国跨国并购相关政策的演进 |
| 2.2.5 印度跨国并购相关政策的演进 |
| 2.2.6 巴西跨国并购相关政策的演进 |
| 2.2.7 俄罗斯跨国并购相关政策的演进 |
| 2.2.8 加拿大跨国并购相关政策的演进 |
| 2.3 对外投资及跨国并购政策差异的原因 |
| 2.3.1 经济发展阶段因素 |
| 2.3.2 市场资源禀赋因素 |
| 2.3.3 经济法制基础因素 |
| 2.3.4 国际环境影响因素 |
| 2.4 跨国并购政策的框架 |
| 本章小结 |
| 3 跨国并购的监管方式比较 |
| 3.1 跨国并购监管体制的比较 |
| 3.1.1 中国跨国并购的监管机构及其监管内容 |
| 3.1.2 日本跨国并购的监管机构及其监管内容 |
| 3.1.3 韩国跨国并购的监管机构及其监管内容 |
| 3.1.4 新加坡跨国并购的监管机构及其监管内容 |
| 3.2 跨国并购监管内容的比较 |
| 3.2.1 各国外汇管理 |
| 3.2.2 境外资产管理 |
| 3.2.3 国有资产管理 |
| 3.3 跨国并购监管方式的比较 |
| 3.3.1 事前监管 |
| 3.3.2 事中监管 |
| 3.3.3 事后监管 |
| 本章小结 |
| 4 跨国并购的促进政策比较 |
| 4.1 跨国并购税收政策比较 |
| 4.1.1 发达国家的税收优惠政策 |
| 4.1.2 发展中国家税收优惠政策 |
| 4.2 跨国并购金融政策比较 |
| 4.2.1 发达国家的财政金融政策 |
| 4.2.2 发展中国家财政金融政策 |
| 4.3 信息服务与技术支持 |
| 4.3.1 发达国家的信息技术服务 |
| 4.3.2 发展中国家信息技术服务 |
| 本章小结 |
| 5 跨国并购的保护政策比较 |
| 5.1 跨国并购的服务体系 |
| 5.1.1 中国的跨国并购服务体系 |
| 5.1.2 日本的跨国并购服务体系 |
| 5.1.3 美国的跨国并购服务体系 |
| 5.1.4 英国的跨国并购服务体系 |
| 5.2 政府对跨国并购的保护形式 |
| 5.2.1 立法保护 |
| 5.2.2 保险制度 |
| 5.2.3 双边协议 |
| 本章小结 |
| 6 中国跨国并购与主要国家利用外资政策的接口 |
| 6.1 母国企业与东道国的相互影响 |
| 6.1.1 东道国的投资环境与经济政策 |
| 6.1.2 企业在东道国面临的政治风险 |
| 6.1.3 东道国海外企业并购政策类型 |
| 6.2 典型国家引资政策的接口研究 |
| 6.2.1 中国—英国 |
| 6.2.2 中国—美国 |
| 6.2.3 中国—日本 |
| 6.2.4 中国—印度 |
| 6.2.5 中国—韩国 |
| 6.2.6 中国—加拿大 |
| 6.3 跨国并购与东道国政府的谈判模式 |
| 本章小结 |
| 7 跨国公司并购过程中存在问题及对我国现有政策的建议 |
| 7.1 调查企业对政府满意度 |
| 7.1.1 企业对境外投资政策总体上的满意程度 |
| 7.1.2 民企在政策上获得的帮助明显不如国企 |
| 7.2 中国企业在跨国并购中对政府的诉求 |
| 7.2.1 中国企业在跨国并购中存在问题 |
| 7.2.2 民营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对政府的诉求 |
| 7.3 完善母国政府管理体系的建议 |
| 7.3.1 针对跨国并购存在问题的解决方案 |
| 7.3.2 完善企业实施跨国并购的政策建议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丰要科研成果 |
（10）越南与中国关系正常化以后的经贸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与意义 |
| 二、学术史述评 |
| 三、文献资料来源 |
| 四、研究理论与方法 |
| 五、论文基本框架 |
| 六、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历史上的越中经贸关系回顾 |
| 第一节 1950年越中建交之前的经贸往来 |
| 一、古代的越中经贸交往 |
| 二、民国时期的越中经贸关系 |
| 第二节 越中建交之后至两国关系正常化前的经贸关系 |
| 一、越南战争时期的越中经贸关系 |
| 二、关系恶化期间的越中经贸关系 |
| 第二章 两国关系正常化的背景、因素及其对经贸关系的影响 |
| 第一节 20世纪80年代末国际、地区发展的趋势 |
| 一、全球化问题 |
| 二、东南亚地区情况 |
| 第二节 越中关系正常化的国内因素 |
| 一、越南国内的情况 |
| 二、中国国内的情况 |
| 第三节 越中关系正常化的实现为两国经贸合作发展奠定了基础 |
| 第三章 1991年后越中经贸合作关系发展的主要类型及成就 |
| 第一节 经济援助关系及其不同的途径 |
| 一、经济援助关系的情况 |
| 二、经济援助关系促进各自的发展 |
| 第二节 贸易合作关系及其发展阶段、特征与主要原因 |
| 一、关于两国贸易关系发展的阶段划分 |
| 二、越中经贸合作关系发展的各个阶段和主要成就 |
| 三、两国经贸合作关系的主要特征 |
| 四、促进两国经贸合作发展的主要原因 |
| 第三节 双方投资方式及其种类 |
| 一、越南在中国的投资 |
| 二、中国在越南的投资 |
| 第四章 越中经贸关系存在的问题、主因及对策建议 |
| 第一节 双方贸易失衡及越方逆差问题 |
| 一、关于两国贸易合作失衡以及越南逆差的认识及其主要原因 |
| 二、两国贸易关系中的越南逆差情况 |
| 三、越中贸易逆差存在的原因分析 |
| 四、越中贸易逆差问题的解决途径和相应措施 |
| 第二节 关于两国互相投资、工程承包方面存在的问题和建议 |
| 一、互相投资领域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 |
| 二、工程承包迅速发展,但工程的质量、进度有待提高 |
| 三、发展越中投资、工程承包合作关系的前景与建议 |
| 第三节 关于假货与低质量商品的问题 |
| 一、假货与低质量商品普遍流通 |
| 二、假货与低质量商品进入越南的原因 |
| 三、对两国的影响 |
| 四、若干措施以防止、限制假货、仿货在越南流通 |
| 第四节 关于两国经贸合作中的银行结算问题 |
| 一、两国银行结算业务发展的历程 |
| 二、银行结算尚未占主导的地位,"地摊银行"仍然存在 |
| 三、银行结算未占主导地位的根源以及可采取的一些措施 |
| 第五节 关于两国在边境地区走私的问题 |
| 一、偷税漏税和走私的情况非常严重 |
| 二、对经贸关系的影响以及两国防止走私的政策 |
| 第五章 越中经济贸易合作关系的发展前景 |
| 第一节 越中在经济全球化、区域化背景下的关系 |
| 一、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发展的主要趋势 |
| 二、两国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面临着的机遇与挑战 |
| 三、参与世界贸易组织对两国经贸关系的影响 |
| 第二节 越南和中国的对外政策以及两国政治密切关系将促进双方经贸合作的发展 |
| 一、越南革新外交及其对中国的对外政策 |
| 二、中国积极实行对外开放政策 |
| 三、越中两国间的密切政治关系是两国经贸合作发展的动力 |
| 第三节 两国国内经济发展的良好势头有利于双方合作的深化 |
| 一、越南经济增长快速、合作潜能与机遇非常广阔 |
| 二、中国经济全面起飞及其在亚洲地区的位置 |
| 第四节 越中经贸合作尚存的不利问题以及越南的定向 |
| 一、关于目前两国所面对的问题 |
| 二、越南在与中国合作中的一些看法 |
| 三、越南对中国市场的若干合作定向 |
| 第六章 保持越中经贸合作关系持续发展的建议 |
| 第一节 积极推动两国在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中的合作 |
| 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以及越南的作用 |
| 二、越中在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影响下的合作发展趋向 |
| 三、进一步深化两国经贸合作的主要措施 |
| 第二节 加快构建越南凉山、河内、海防、广宁经济走廊与中国广西北部湾地区的经济合作 |
| 一、关于凉山、河内、海防、广宁经济走廊与广西北部湾的经济区 |
| 二、凉山、河内、海防、广宁经济走廊与广西北部湾合作的基础 |
| 三、目前广西北部湾经济区的发展情况 |
| 四、推动建设梁山、河内、海防、广宁经济走廊与广西北部湾合作的建议 |
| 结语 |
| 主要参考文献 |
| 致谢 |
四、总局召开部分分局直接投资统计研讨会（论文参考文献）
- [1]基于复杂网络方法的《哈萨克斯坦真理报》中国形象研究[D]. 黄锦南. 浙江大学, 2021(08)
- [2]中国与东盟的联合国大会投票实践研究（1991-2019）[D]. 魏冉. 外交学院, 2021(11)
- [3]中日关系视野下的日资在华纱厂 ——以日华纱厂为例（1918-1937）[D]. 丁闪闪. 上海师范大学, 2021(07)
- [4]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的全球生态保护与治理研究[D]. 杨帆. 吉林大学, 2020(02)
- [5]全面抗战时期江西难民移垦研究[D]. 卫平光. 南京大学, 2019(01)
- [6]上海租界电话技术与行业规制演进路径研究（1877-1943）[D]. 于峰. 上海交通大学, 2019(06)
- [7]双创背景下股权投资行业协会与政府互动关系研究 ——以上海市S协会为例[D]. 张沁. 上海交通大学, 2017(08)
- [8]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援助研究[D]. 刘方平. 武汉大学, 2017(06)
- [9]中国企业跨国并购政策及国际比较研究[D]. 赵薇. 浙江工业大学, 2013(06)
- [10]越南与中国关系正常化以后的经贸关系研究[D]. 阮英章（NGUYEN ANH CHUONG）. 南京大学, 201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