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收入与增长的差距——陕甘宁与沪粤鲁经济发展比较分析（论文文献综述）
刘淑云[1]（2020）在《土地确权影响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机制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以下简称农村三产融合）发展已成为我国乡村产业振兴的重要路径选择,而劳动力、资本和土地等关键生产要素支撑不到位制约了农村三产融合发展。新一轮土地确权制度改革旨在赋予农户土地剩余控制权,激活劳动力、资本和土地等生产要素活力,促进农村三产融合发展向纵深推进。本文构建了“制度-资源-技术”产业融合一般理论分析框架,揭示了三产融合发展的一般过程;运用不完全契约理论,分析了土地确权与土地剩余控制权配置的关系及其对土地投资、土地流转、涉农信贷和乡村劳动力分工的影响,进而促进农村三产融合发展的机制;通过构建三产融合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测算出农村三产融合度;基于2006-2017年30个省市区的面板数据,利用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土地确权影响农村三产融合发展的传导机制。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⑴我国农村三产融合发展水平总体呈上升趋势,且表现出东高西低的特征,三产融合发展还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⑵土地确权总体上提高了农村三产融合度,总效应为0.159。⑶土地确权对农村三产融合度的影响存在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按间接效应的大小主要通过土地流转、涉农信贷和土地投资进行传导,乡村劳动力分工的间接效应不显着。最后从深化土地产权制度改革、完善城乡生产要素市场建设、创新农村三产融合发展模式和加大财政支持农村三产融合力度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该论文有图8幅,表20个,参考文献96篇。
张益豪[2]（2020）在《我国地方政府间税收竞争的经济效率研究 ——基于制度供给的视角》文中研究指明地方政府间横向税收竞争曾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但同时税收竞争也带来了环境破坏、寻租、腐败以及忽视经济发展质量等弊端,税收竞争造成了我国经济增长效率的损失,因此如何实现对地方政府间横向税收间竞争的治理成为了关注的重点。以往的研究多集中于税收竞争的存在与否和税收竞争程度大小的测度,而从制度层面分析税收竞争产生的原因、如何通过制度供给促进地方政府间税收合作则鲜有研究。财政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税收作为各级政府收入的主要来源,加之我国区域一体化发展战略的稳步推进,税收合作制度应当是地方政府间税收合作的基础制度,研究地方政府间如何实现有效税收合作具有重要意义。论文首先从我国改革开放之后的区域性税收优惠政策和导致税收竞争的顶层制度设计入手,分析得出我国地方政府间横向税收竞争产生的政策背景以及制度导因,在测算要素税收竞争程度的基础上,构建随机前沿模型（SFA）,采用2008年-2017年间我国省级政府面板数据,用超越对数（Translog）生产函数计算各省的经济增长效率,通过面板回归,分析税收竞争对经济增长效率的负面效应,最后构建了地方政府间税收合作制度框架以及相应的配套措施。研究发现资本税竞争和消费税竞争对经济增长效率产生负效应,而劳动税竞争则对经济增长效率产生正效应。论文构建了一个由中央政府主导、地方政府共同参与的横向税收合作框架,该税收合作机制的运转依赖于一个单功能性的地方政府间税收合作组织,该组织以中央政府赋予的监督权力以及地方政府让渡的部分权力共同构成该组织的权力来源,该单功能税收合作组织由决策层、执行层以及监督层共同组成,协调区域间税收合作开展。论文的最后还提出了促进地方政府间税收合作与规范税收竞争的具体建议。
许昕[3]（2021）在《基于多尺度的中国高龄老人生活质量评价及影响因素分析》文中提出随着医疗卫生条件改善以及人类预期寿命的不断延长,全球人口老龄化进程不断加速。中国虽属发展中国家,但其人口老龄化进程几乎与发达国家齐头并进。2000年中国已进入老龄化社会,伴随着近年来老龄化进程的不断加速,如何让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做到既“长寿”又“健康”,即实现“健康老龄化”成为中国政府新时代老龄工作的重中之重。事实上,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压力不仅来自老年人口规模的快速扩张,同时也来自高龄人口比重的大幅上升。高龄老人作为老年人群中的弱势群体,其身心健康、经济独立性、社会交往更为脆弱,在生活、精神方面更需照料与慰藉,他们的生活现状及满意度理应引起社会的极度关注,特别是随着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转化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高龄老人生活质量的改善成为我国民生领域的重要工作之一。因此,全面剖析高龄老人生活质量的方方面面不仅是实现“健康老龄化”的根本保证,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谐社会的应有之义。论文在系统梳理国内外有关高龄老人生活质量研究进展基础上,基于人口转变理论、需求层次理论、社会分层理论、生活质量理论、人地关系理论,运用全国人口普查及抽样调查数据、统计年鉴、地理监测数据、环境数据以及生活质量问卷调查等多元化数据,从多尺度视角出发,先从宏观群体尺度构建指标体系,借助Arc GIS、ENVI、Geo Da等软件平台,对中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高龄老人生活质量进行全面评价,把握其空间分异特征;其次以南京市域为研究案例地,采用SPSS统计分析方法构建高龄老人生活质量概念框架,从微观个体尺度对南京市高龄老人的特殊群体——百岁老人生活质量进行多维度、多属性特征的综合评判;最后结合地理探测器、Amos结构方程模型技术探讨影响高龄老人生活质量的宏微观因素,以全面考察群体层面和个体层面高龄老人生活质量的成因,实现生活质量研究的宏微观结合。全文研究内容包含四大部分:第一部分包括第一、二章节,为基础理论部分,介绍全文研究背景、意义、目标、内容、方法、概念界定、国内外研究进展以及相关理论基础。第二部分为实证分析部分,包含第三、四、五、六章节,从宏微观多尺度视角出发,对中国高龄老人生活质量进行全面评价。其中第三章节概述了现阶段中国高龄老人的结构转变历程、发展速度、发展程度及区域差异;第四章节从宏观尺度评估了中国高龄老人的环境、健康、经济、社会、文化生活质量;第五章节从微观视角出发对南京市百岁老人生活质量的不同维度、不同属性特征进行综合评判;第六章节从宏微观结合视角分析了高龄老人生活质量的影响因素。第三部分为第七章对策建议,从国家政策层面、社区层面、个人层面提出改善高龄老人生活质量的具体措施。第四部分为第八章节,阐述本论文的主要结论、创新之处、不足与展望。研究得到以下结论:（1）中国高龄人口结构表现出女多男少、乡村多城镇少的特征。人口高龄化呈现加速上升趋势,其增长速度大体分为四个阶段:快速增长期、平稳增长期、高速发展期、停滞期。发展速度上,高龄化区域差异日益凸显,由“一”字型格局演变为“点—面”格局,且发展速度与经济发展存在不一致性。发展程度上,人口高龄化程度不断加深,表现为由沿海向内陆、东南向西北扩张态势,且与“胡焕庸线”保持相对一致性。空间分布上,受社会经济发展、城镇化和人口年龄结构惯性推移等因素影响,高龄化的总体差异不断缩小,地区内差异是造成总体差异缩小的主要原因。（2）中国高龄老人生活质量总体呈现“东中西梯度地带性”格局,形成以东部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为核心向中西部渐次递减的空间布局态势,空间热点呈现“团状集聚式”和“带状延伸式”布局模式。构成综合生活质量的环境、健康、经济、社会、文化5个生活质量要素在空间上虽形态各异,但总体符合自东向西递减的分布形态。北京、上海、广东、江苏、浙江处于生活质量第一梯队。不同要素评价结果显示,经济和社会生活质量总体评价值较低,文化生活质量评价值最高。（3）南京市百岁老人生活质量处于中等水平。个体生活质量主要由躯体健康、心理支持、社会经济地位和感官能力四个维度构成,百岁老人心理支持处于中等偏高水平,社会经济地位、躯体健康和感官能力处于中等偏低水平。不同性别、年龄、户口类型、婚姻状况的百岁老人生活质量存在显着差异,男性、105岁以上、拥有城镇户口、在婚的百岁老人生活质量更高。（4）宏观尺度,从人口结构、家庭规模、经济发展水平、社会保障4个方面选取高龄老人生活质量影响因素并提出10个假设,其中社会保障维度的“人均社会救助支出”、“社会福利支出占GDP比重”,经济发展水平维度的“人均GDP”、“城镇化水平”,家庭规模维度的“平均家庭户规模”5个变量假设成立,对高龄老人生活质量产生影响,并且各因素叠加后对高龄老人生活质量区域差异的影响表现为双因子增强或非线性增强。（5）微观尺度,依据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从心理支持、社会经济地位、躯体健康、感官能力四个维度对生活质量影响因素进行反向验证。结果显示社会经济地位和躯体健康与百岁老人生活质量显着相关,心理支持与百岁老人生活质量不相关。（6）高龄老人生活质量存在区域发展不均衡、社会经济生活质量有待提高、躯体健康和社会经济地位有待改善的问题。未来国家及政府要在统筹区域协调发展、建立覆盖城乡医疗保障体系、逐步推进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等方面为高龄老人生活质量的改善提供政策保障。社区要加强服务功能,建立多元化社区养老服务体系,推进智能养老服务体系的建设,并营造敬老养老助老的社区环境。此外,高龄老人自身要努力通过多种途径接受再教育,积极参与闲暇社会活动,全方位的提高个体生活质量水平。
徐小芳[4]（2019）在《中国民生财政支出的国民幸福效应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不同于以往学术界对功利主义幸福最大化的指责和否定,20世纪9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接受幸福感,并尝试构建各种幸福指标量化幸福。现在幸福感不仅是社会科学的研究热点,也是应用在衡量评估政策效果中的新方法。很多学者实证研究了公共支出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发现公共支出规模越大,居民报告的幸福感越高。但是也有学者指出,公共支出对居民幸福感的这种正向影响取决于公共支出的结构、规模,还有学者认为在考察公共支出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时不应该忽略个体在收入、教育、性别和受教育程度等方面的个体差异,以及区域和城乡之间的经济社会差异。这些研究结果表明,公共支出会对居民幸福感产生重要影响,但是其影响结果受到公共支出的结构规模、居民的个体特征以及其他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随着经济增长和收入水平的提高,民众对幸福的向往愈加强烈。秉持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中国政府和学者完善发展了民生财政支出的相关理论和实践研究。自从2007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着重发展民生以后,中国政府公共支出向民生领域倾斜的倾向有目共睹。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中国民生领域依然积累了很多欠账。面对住房难、看病难、上学难、就业难等民生问题,民众迫切希望政府能改变这种民生困境,实现经济增长和民生福祉的均衡发展。如何使民生财政支出更好更有效率地为民众服务,以及如何更大程度地让民众获得幸福感和安全感成为了民生财政支出最需要实现的目标。本文的研究思路是:首先,对国内外公共支出影响幸福感的相关研究进行整理评述,明确民生财政支出的概念及支出范围。第二,考察民生财政支出对国民幸福感产生的直接影响。具体来说,考察民生财政支出规模、结构以及各分项对国民幸福感的影响特征以及影响分布。第三,考察民生财政支出对国民幸福感的间接影响机制,具体来说,从民生财政支出产生的社会经济效应入手,分别考察了收入分配、经济增长和居民消费水平的中介作用。本文的具体安排如下:第一章,绪论部分。从幸福经济学的发展、公共支出与幸福感的关系以及中国扩大民生财政支出的社会背景等方面介绍了本文的研究背景,并在阐释研究意义的基础上,提出了本文的研究思路。第二章,理论基础与相关文献回顾部分。首先,对民生财政支出与国民幸福感进行了概念界定。其次,梳理了民生财政支出影响国民幸福感的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再次,梳理了三条作用机制影响民生财政支出与国民幸福感的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第三章,中国民生财政支出与国民幸福感的关系现状部分。首先,总结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的财政政策和民生财政政策演变,归纳了2000年以来民生财政支出及各分项的发展变化趋势。其次,回顾了2003年以来中国国民幸福感的变迁以及国内幸福感的研究动态。再次,概括了幸福感在财政政策评估中的地位和应用,并介绍了民生财政支出与三条作用机制以及国民幸福感的关系现状。第四章,中国民生财政支出对国民幸福感的影响特征与分布。为了检验民生财政支出对国民幸福感的直接影响,第四章使用CFPS2010-2016年的面板数据探讨了民生财政支出对国民幸福感的影响特征以及影响分布,并按地区、城乡、性别等分组检验了不同群体之间的异质性。在计量方法上,选择使用混合OLS、面板有序probit、随机效应、固定效应以及面板分位数等多种方法进行比较分析。第五章到第七章,民生财政支出对国民幸福感的间接影响机制研究。这个部分检验了民生财政支出对国民幸福感的作用机制。具体来说,从民生财政支出产生的社会经济效应找到并检验了收入分配、经济增长和居民消费这三条路径的间接传导作用。这部分主要使用了逐步回归与面板联立方程等数学方法。此外,也按地区、城乡、性别等分组对比了作用机制在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影响差异。第八章对全文进行了总结,并指出了文章的不足以及未来的研究方向。本文的主要结论有:（1）民生财政支出会显着提升国民幸福感,其中对东部地区和城市居民的影响要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和农村。（2）民生财政支出对幸福感越高的人群积极影响越大,而且民生财政支出对中等收入人群的积极影响要显着高于低收入和高收入人群。（3）不同民生财政支出分项对国民幸福感的影响存在差异。教育支出对国民幸福感的正向影响最大,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当期对国民幸福感的积极作用很明显,医疗卫生支出与住房保障支出对国民幸福感的影响方向当期和滞后一期不一致。（4）收入不平等对民生财政支出与国民幸福感的影响起到了遮掩效应,经济增长和居民消费对民生财政支出与国民幸福感的影响起到了中介作用,这种遮掩或者中介作用也存在地域和城乡差异。其中,收入不平等的遮掩效应对东部地区和农村居民的影响更大,经济增长的中介效应对东部地区和城市居民的影响更大,居民消费的中介效应对东部地区影响更大,但是城乡差异不明显。最后,在实证分析的基础上,结合中国民生财政支出的社会现实,本文提出了促进民生财政支出以提升国民幸福感的政策建议:（1）坚持民生财政支出以人民群众的偏好需要为导向的原则,建立完善的专家论证制度和民意表达机制。（2）加大对人民群众最为关切民生领域的投入力度,具体来说:优先发展教育,增大教育支出;完善社会保障和就业服务体系,实行积极的社会保障和就业政策;关切中低收入人群对医疗卫生服务的需要,扩大基本医疗保险的覆盖范围;稳定房地产产业部门,建设住房保障的长效作用机制。（3）兼顾不同幸福感人群的不同需要,兼顾区域和城乡的社会现实,避免多而无效,使民生财政支出真正能惠及全体人民。
刘琪[5]（2019）在《中俄高等教育合作办学人才培养模式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当前,“一带一路”建设背景下的中俄行业合作、中俄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发展需要通晓俄语、熟悉俄罗斯国情的专业人才作为支撑,中俄合作办学自身的发展也需要突破瓶颈,中俄合作办学需进一步优化其人才培养模式,以适应国家发展及其自身发展的要求。国家发展和中俄行业合作对人才的需求决定了中俄合作办学人才培养的目标和规格,围绕这一目标和规格,在区域竞争力理论、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中外合作办学基本规律和原则三个理论的指导下,以文献法、比较法、数据分析法等为主要研究方法,对俄罗斯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中俄高等教育合作办学在师资队伍建设,学科专业设置,规模层次布局现状等方面进行深入研究,剖析数据表象背后的本质,继而总结出中俄高等教育合作办学人才培养模式面临的困境和优势,再结合对典型案例的剖析,论证中俄高等教育合作办学人才培养模式优化的原则及策略。依据政府需求、市场需求,中俄高等教育合作办学人才培养的目标是服务“一带一路”建设背景下的中俄行业合作,据此,其人才培养规格定位于培养“俄语+专业”的国际型人才。通过对俄罗斯优质教育资源相关数据的分析发现,俄罗斯高校是我国一般地方本科院校、新建本科院校较为理想的合作对象。就其总体发展和典型案例的发展现状来看,当前其人才培养模式存在如下问题:其一,培养层次布局不合理,专业设置较为集中。办学层次以本科为主,高职、硕博层次占比很小;本科及以上层次办学以理工自然科学领域专业为主,高职层次办学高度集中于轨道交通类;其二,师资队伍建设尚需完善。中方高校教师职称、学历水平总体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引进俄方高校师资不足,且对俄方教师利用率较低,高龄教师占有较大比例;其三,俄语课程占用课时过高,引进外方专业课程比例较低,对共同开发课程和关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相关课程重视不够;其四,“985工程”、“211工程”类别高校参与度非常低,举办高校地域主要集中于东北地区,部分高校存在举办项目“一哄而上”的现象;其五,学费标准总体上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办学经费筹措困难。从其后续发展来看,中俄高等教育合作办学还将面临来自俄方高层次师资短缺、合作办学内部竞争激烈,联合学位在俄罗斯发展受限等困境。然而,机遇与挑战并存,一方面,我国中外合作办学发展迎来多方政策红利,中俄经贸、文化交流将大力推动中俄合作办学的发展,另一方面,国际高等教育服务市场的变动也有利于中俄高等教育合作办学的发展。未来,优化中俄高等教育合作办学人才培养模式需秉持服务中俄合作原则、优先培养“一带一路”建设急需人才原则、突出“俄语+专业”特色原则。在办学实践中,需按照国家对中外合作办学党建工作的要求,进一步加强人才培养方面的党建工作,尤其注重保障项目中赴俄留学学生的思想纯洁性;解决当前在生源、师资建设、课程教学等方面存在的实际问题;政府部门加强引导规模布局,鼓励黑龙江省以外的研究型大学和高职院校参与中俄合作办学,以扩展研究型和技能型人才的培养规模;基于中俄合作行业发展对专业人才的需求、地方政府对俄经济战略对人才的需求、中方高校的优势特征调整办学层次和学科专业布局;充分利用当前俄罗斯力推高等教育国际贸易的契机,加大引进俄方优质教育资源的力度;构建中俄学分互换体系,尝试在大学联盟、教育集团等教育集群内发展中俄合作办学,以促进学生国际流动。
唐湘雨[6]（2017）在《20世纪30-40年代广西工业化问题述论》文中研究指明探索落后地区工业化是当今学术界一个有意义的话题。出于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关注与探索,笔者选择了民国时期中国一个相对落后的地区——广西为个案,来探讨民国时期,特别是20世纪30-40年代,广西工业化是在什么样的社会环境下进行的?广西工业化的内部动力与外部助力是什么,及其对广西工业化的影响是什么?广西工业化取得了哪些进步或成就,存在哪些不足?以此来探索落后地区工业化的发展路径。在正文第一部分主要是探讨20世纪30年代以前广西的社会概况。从“混乱的政局”、“衰败的经济”和“落后的习俗”三个方面探讨了新桂系主政前广西社会的基本形状,旨在说明广西工业化是在社会动荡、经济落后与民俗保守的状态下展开的,这些都不利于广西的工业化;但是,改变贫困落后的面貌,既是广西民众普遍的心愿,也是地方实力派新桂系治理广西的需要,这是广西工业化有利的条件。新桂系主政初期,曾发动“广西经济发展出路问题”的讨论活动,虽然这一活动最后没有达成出题者所愿,但是在启迪心智,动员广西人参与经济建设方面是起了一定作用的。而在此之后出现的历史上第二次全国范围内的“以工立国”还是“以农立国”之论争中,像第一次“以工立国”还是“以农立国”之争一样,虽然也未能达成共识,但是这次论争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广西对于工业化道路的选择。广西工业化是在内部动力的推动与外部助力的促进下开展的。20世纪30-40年代广西工业化的内部动力,来自商人的投资、手工业的转型与地方政府的主导作用。文章分析了这一时期广西境内的本土商人与外来商人在广西工业化中所处的地位与所发挥的作用。由于广西本土商人力量过于弱小,外来的粤港商人在广西工业化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文章考察了以广西最出名的土布业与瓷器业,探讨这一时期广西手工业走上工业化可能性。结果发现,在自然状态下,广西的土布业并未踏上工业化之路,而陶瓷业在广西省政府的扶持下,融资扩建,购买新式生产设备,采用新技术,建立近代工厂管理制度,完成了它的华丽转型,踏上了工业化的道路,说明传统手工业具有走上工业化道路的内在动力。以军人为核心的新桂系领袖们不自觉地充当广西工业化的核心力量,尽管在工业化问题上,他们曾忧虑、徘徊,甚至还曾有一些工作失误,但是他们在40年代后坚定地选择工业化道路,并为广西工业化做了大量的工作。在这三种力量中,广西地方政府是广西工业化的主要动力。落后地区的工业化进程,离不开外部的助力,20世纪30-40年代广西的工业化得到北平社会调查所、中华工业总联合会和中国工程师学会的大力帮助。在开展大规模工业建设期间,广西地方当局非常注意向省外专家讨教,“取他人之长,补己之短”,以便有利于广西地方建设事业。同时因“新广西”建设所取得的成绩引起境外人士的关注,他们也纷纷要求到广西参观。除了若干个人访问外,相关团体前来考察的也不少,如北平社会研究所广西经济调查组、中华工业总联合会两广实业考察团、中国工程师学会广西考察团等。广西省政府利用专家学者来桂考察的机会,虚心听取并接受来访者的意见与建议。这些外来人员与团体不仅陈述了在考察中获得的对广西工业建设的观感,而且对广西工业的发展提出了许多中肯的建议,对广西工业化进程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20世纪30-40年代广西之所以出现工业化的发展势头,这是因为此时遇到了十分有利的“历史契机”,其中这一时期广西交通运输事业的近代化转型为工业化创造了良好的环境,文章主要探讨广西的水运、陆运、空运以及铁路运输如何实现近代化转型,以及这四大运输如何支持广西工业化。在这四种交通方式中,铁路的作用最为明显,它的出现不仅仅是推动了广西工业的发展,同时也推动了广西工业中心城市的形成。另外,在空运与铁路运输的兴办过程中,明显地可以看到,广西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间存在着某种博弈关系。而战时工厂内迁更为广西工业化带来了新的活力。抗日战争爆发后,全国各地工厂大量内迁广西,这一时期内迁工厂带来大量资金、技术人才和新动力设备,使广西工业化迈上一个新的台阶,不仅出现了规模客观的大工业,而且改变了广西的工业布局,以桂林、柳州为代表的新兴工业城市由此兴起。文章对于民国以来广西历年的财税状况进行追溯,并对20世纪30年代新桂系政府为筹措资金而进行的财税改革情形进行深入地分析。通过前后比较,可以清楚地看到,新的财税体系为工业化提供了资金保证,有力地支撑着广西工业化。在正文第五个部分主要是对20世纪30-40年代广西工业化发展的历程做一个简短的概述。抗战以前工业化的起步,首先从矿业的近代转型开始,近代化的矿业为广西工业化奠定了初步基础,抗战前广西的军用、民用工业发展也初现端倪。抗战时期则是广西工业化的快速发展阶段,外省工厂的迁入,给经济技术落后、工业不发达的广西注入了新血液与活力,也极大地刺激了各类工厂的兴办。1938年后省内外工商业者纷纷在桂林、柳州、梧州等地和一些交通方便、特产丰盈的城镇投资建厂,出现广西省前所未有的工业建设热潮。当时的桂林,市区四周工厂烟囱林立,机声隆隆,战时工业盛极一时。桂林、柳州一带成为大后方工业产品供给的“基地”。20世纪30-40年代广西工业化的高峰则是广西企业公司的建立,文章以广西企业公司为例,分析并探讨了广西工业化的高峰时期,广西企业公司发展的概况,广西企业公司与广西工业化的关系,以及广西企业公司存在的价值。广西工业化在艰难曲折的发展过程中所取得的成就,在日军入侵广西时破坏殆尽,到抗日战争结束时,广西工业化水平几乎回到了民国初建时期的水平。广西地方政府在战后重建过程中,对广西工业化进行了反思,广西地方政府在战后曾有一个较为庞大的工业复员计划,由于缺钱少粮,这一计划几乎没能实现。1947年出版的《广西工业建设之路》,对广西未来的工业化之路进行设置与规划,其中含有某些合理的因素,成为广西工业化最后的绝唱。在正文的最后一个部分,通过对广西与周边省份湖南、四川、广东、云南、贵州西南六省的人口因素、自然禀赋、财政收入等因素的对比分析,发现广西不是天然的“地瘠民贫”,问题的关键是要找到“夹匙失万”中的钥匙。通过对湖南、四川、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等西南六省在不同历史时期工业化水平的比较,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广西工业化的历程是中国工业史上的奇迹,它比许多同类型的省区都做得好,并取得辉煌成绩,尽管其成果最后被日本侵略者的炮火所摧毁。诚然,20世纪30-40年代广西工业化过程中,广西地方政府领导对工业化认识与行为两个方面均存在不足,虽然其某些失误属于“有情可原”,但是为了将来更好的工作,“有情可原”的失误要认真总结,“无情可原”的不足更需要认真总结。从20世纪30-40年代广西工业化的历程及其工业化过程的诸问题来看,落后地区工业化的路径应该是:坚强有力的地方政府是实现工业化的基本条件;筹措资金是实现工业化的关键因素;善于借助外部力量是实现工业化的重要条件;抓住有利时机,发展自己是实现工业化的又一重要条件;激发内在动力是实现工业化的根本条件。20世纪30-40年代广西工业化的历程是艰难而曲折的,其成功的经验与失败的教训都值得我们认真地总结与反思。只有认真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我们才可能在将来的工作中取得更大的成功。
丁雪儿[7]（2017）在《农民工职业流动的代际差异研究 ——基于福州、泉州的调查数据》文中研究说明农民工的职业流动是劳动力市场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但随着新生代农民工队伍的壮大,农民工内部的差异性逐渐扩大。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频率大大增强,导致农民工职业流动的代际差异明显。在“技工荒”的背景下,农民工职业流动已然成为“三农”工作不可忽略的问题。因此,如何科学合理的引导农民工选择正确的职业流动方式与途径尤为重要。鉴于此,本文在广泛研读农民工职业流动相关文献的基础上,以人力资本理论、职业搜寻理论及劳动力市场分隔理论为基础。选取福州、泉州两市进城务工农民工作为研究对象,通过访谈法与问卷调查法,了解农民工在福州、泉州两地就业的基本情况。其次,分析农民工职业流动代际差异的原因与机制,即从理论层面分析可能影响农民工职业流动代际差异产生的因素,如个体特征、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工作状况、职业期望等,且这些因素是如何影响农民工职业流动的行为决策。再者,利用零膨胀负二项回归模型对新、老两代农民工职业流动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依次找出影响新一代和老一代农民工职业流动的主要因素,并借助稳健性检验来增强分析的可靠性。最后,运用Oaxaca-Blinder反事实分解方法对农民工职业流动代际差异的原因进行分解。研究表明,性别、进城务工年限、受教育程度、常联系朋友数量、工作单位性质、每周工作天数、有无拖欠工资及是否签订劳动合同对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具有显着作用;婚姻状况、进城务工年限、受教育程度、家庭有几口人进城务工、常联系朋友数量、工作单位性质、是否签订劳动合同及工作满意程度对老一代农民工职业流动影响显着。同时两代农民工职业流动频率的差异73.832%由特征差异所致,进城务工年限是造成两代农民工职业流动频率差异的最主要原因。最后,本文根据福州、泉州两市农民工职业流动的特点,从代际差异视角入手,从“改善农民工的就业状况,提升就业质量;加强农民工人力资本的积累,增强就业竞争力;扩宽农民工社会资本的积累渠道,构建社会关系支持网络;增强农民工的人文关怀,健全就业服务体系”四个方面依次提出若干政策建议。
田坤明[8]（2014）在《转型期文化资本对经济发展的作用 ——理论框架与中国情境》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接近9.9%,6亿多人摆脱贫困,创造了让世界瞩目的“中国经济奇迹”。在对“中国模式”、“中国经验”、“中国道路”等核心概念热议的背后,很多学者提出质疑：“中国模式”是否仅具经济数量上的代表性,而不指涉文化、文明与精神的层面?“中国经验”是否仅仅只是一种纯粹的经济经验?“中国道路”是否又仅仅是一条通向财富的捷径?要解答这些疑问,文化或文化价值观念的“话语表达”就成为其中的关键。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先生提出了“郑永年之问"——为什么中国的经济崛起并没有伴生相应的文化崛起?没有文化崛起的经济发展具有可持续性吗?中国能否为这个世界提供另一种文化选择?一系列疑问背后所折射出的经济与文化之间的关联性值得我们作更深层次地理论探索与研究。当前,中国经济增速明显放缓,经济转型已迫在眉睫。传统的“三高一低”的经济增长方式造成经济结构失衡、贫富差距拉大、资源紧缺、环境污染严重等突出问题,加剧了经济的脆弱性、风险性和不可持续性。因此,需要寻求促进经济深度发展的新动力、新模式、新理念。同时,中国又处于社会矛盾凸显期,由于价值导向和意识形态的差异致使社会阶层呈现“差序格局”,矛盾冲突不断激化,出现了“文化断层”、“道德失范”、“信仰缺失”等现象,一些领域和地方的是非、善恶、美丑界限混淆,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滋长蔓延。这些都严重侵蚀着人们的灵魂,污染着社会风气,阻碍市场经济和整个社会的健康发展。现实层面的困境和理论层面的缺陷“倒逼”我们深入探究、另辟蹊径。于是,文化资本这个“非经济因素”作为影响经济增长与社会和谐的一种新资本形态逐渐进入了经济学家考察、研究的视野。作为一个极具潜质和张力的学术概念,“文化资本"自布迪厄提出以后,在西方学界,逐渐成为有多种学科背景的学者参与讨论的一个热门主题。文化资本理论试图超越经济因素与非经济因素的二元对立,将社会行为置于物质（经济）层面与精神（文化）层面的统一体中加以把握,不仅为社会学重新审视、建构个人（主体）与社会（结构）的关系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而且拓展了当代经济学的研究领域,将经济研究指向基于深描阐释经济发展中的文化精神因素,重新审视并寻求对非洲、拉丁美洲等国家虽然照搬了西方国家的市场经济制度、也大量引进了西方国家的技术与资本,然而却长期不能摆脱贫困与落后的“低水平陷阱”、以及中国国内不同区域在大体相同的制度环境和资源要素条件下所出现的巨大发展差异现象和“未解之谜”给出新的解释。诚然,将文化资本理论运用于经济学领域是一件有益且富有挑战性的课题。它不仅对经济学家们寻找新的经济发展动力、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启示性作用,还便于经济学者以新视角、新工具去洞察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寻求解决问题的新方法、新思路。通过深化对文化资本理论的探索性研究,有利于增强我国从文化资源大国变为“文化强国”的战略意识；特别是从不同层次剖析文化资本对我国经济发展的作用机制和经济绩效,有利于把握文化资本与经济发展的互动规律,可以为文化资本扩展路径和优化对策的制定、为发挥文化资本对经济转型发展的促进作用提供实践指导,对我国实现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和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较强的参考价值和实践意义。本文通过对已有的文化资本与经济发展关系论着的系统回顾和检视,尝试将系统论、区位理论分析方法与其他多维方法有机结合、在一个逻辑自洽的理论框架内从微观——中观——宏观三个层次研究文化资本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机理,分析和评价文化资本在不同层次中对经济绩效的影响,并始终围绕这一主线来探寻文化资本对经济发展的优化路径及政策建议。全文遵循“提出问题一一建构理论框架一一实证检验一一解决问题”的逻辑思路与技术路线,为中国转型期文化资本对经济发展作用的研究建立了一个系统的研究框架,全文共由八章组成。第一章为导论。主要说明本文的选题背景及问题的提出、研究目的与意义,明确文章的核心概念、文献综述、研究方法、研究的技术路线与结构安排,概括出本文可能的创新与不足。第二章为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主要说明本文研究的理论依据和如何着手来研究文化资本对经济发展的作用。第一节梳理了经济增长理论的基本脉络,在强调马克思对经济增长理论贡献的前提下,对西方主流经济学中的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新经济增长理论以及文化经济发展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的核心观点做了简要阐述。第二节是对文化资本基础理论的简要概述。在对马克思文化资本思想深入挖掘的基础上,剖析了文化资本在不同经济增长理论中的具体表现形式,结合新经济社会学中的“嵌入性”理论探讨了文化嵌入的层次性,最后简述了文化经济学中文化资本的运营。第三节在对文化资本理论深入研究和文化资本与经济发展关系再认识的基础上详述了本文的研究核心,即文化资本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文化资本作为能产生价值增殖的文化价值体系,通过影响资源要素的合理配置、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以及经济主体的思维和行为模式而作用于经济发展绩效。第四节阐述了文化资本对经济发展产生作用的层次性：微观层次主要关涉经济主体的思维模式与行为选择；中观层次主要关涉文化资本禀赋和区域经济发展的协调性；宏观层次主要关涉文化环境与人文精神的经济功能。第三章从宏观层次研究国家文化资本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作用。先定性地论述了文化资本借以文化环境与人文精神的形式影响资源要素的合理配置、人力资本的培育以及技术进步与制度创新；后通过计量模型的设定和实证分析的检验,证实了基于定性分析提出的三个主要理论命题的成立,进一步表明在文化资本参与生产的条件下,经济增长过程具有规模报酬递增的性质,在长期动态趋势上文化资本已然成为促进经济转型发展的重要动力。第四章从中观层次研究文化资本禀赋的空间分布差异成为导致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重要因素,需要通过文化资本扩张（融合）,健全区域协调互动机制,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和贸易自由化。第五章从微观层次研究个人文化资本通过认知结构和价值体系决定经济个体的思维观念和行为模式,借用博弈论的分析工具描述了个人文化资本对行为绩效的影响,并设立了相应的理论模型从一个涉及家庭消费的微观层面证实了个人文化资本对经济绩效所可能产生的影响。本章另一个重点在于阐述企业文化资本内涵、结构及其对企业发展的作用机理,着重选取企业家精神的维度从经验上分析企业文化资本对企业发展的影响。第六章基于前文的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的基础上进行必要的实践考察。在研究国外文化资本与经济发展关系的典型性案例中选取了美国、日本以及德国为样本；在国内对文化资本与经济发展关系的思索与探究中,按照历史逻辑与经济学理论的发展脉络,先对近代中国的停滞与增长之谜——“李约瑟之谜”、“韦伯命题”和“邓小平效应"进行了一种解读,然后对当下我国不同经济水平且富于不同文化特征和发展模式的长三角（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进行了比较分析,从不同层次上挖掘了文化资本对经济发展潜在影响的典型特征。第七章主要阐述文化资本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政策建议。在宏观层次,强调通过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夯实文化资本积累的基础；通过培育和完善现代市场经济文化,建立合理有序的市场秩序,促进技术进步与制度创新；通过树立正确的经济伦理和价值取向,提升经济发展方式中的精神素质等。在中观层次,促进区域文化观念嬗变,积极培育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文化资本,转变政府职能,完善区域经济发展的文化制度环境。在微观层次,通过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深化教育改革,提升民众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水平,增加个人文化资本的积累；同时,提出了培育企业文化资本的基本模型,以及高效配置企业文化资本的可行路径。第八章主要明确了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和需要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李丰[9]（2014）在《服务型政府建设的中国语境》文中研究说明20世纪80年代,随着全球化、后工业化浪潮的出现,人类社会开始从工业文明向后工业文明过渡。从社会变迁的角度来看,全球化、后工业化浪潮的出现预示着人类社会将进入一个全新的文明阶段,这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又一次革命性社会变迁。在人类社会启动后工业化进程的同时,中国做出了改革开放的战略决定。改革开放后,中国同时面临工业化与后工业的任务,使中国社会表现出了双重转型的特征。中国社会的双重转型是一种革命性的社会变迁,它必然会对中国社会的一切方面带来冲击和挑战。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着手进行行政学学科的恢复与重建工作。经过长期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在上世纪末中国学者提出服务型政府的理论,并引导着中国进行服务型政府建设。虽然服务型政府的思想和理论是中国学者的贡献已成为一个基本的共识,但是对于为何服务型政府的理论和建设实践会最先在中国出现这个问题却始终没有得到系统的研究,本研究就是出于这样的考虑而开展的。通过对本论题的研究,一方面能够促进服务型政府理论的系统化,另一方面也能够为中国的服务型政府建设事业提供理论上的参考。我们知道,理论研究总是具有一定的历史性,是与特定的历史环境紧密相连的,服务型政府的理论研究亦如然。虽然改革开放后的中国面临着工业化与后工业化的双重任务,但从社会发展演变的趋势和规律出发,中国行政学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应该以后工业化为导向。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始终没有解决“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政府”的问题,改革开放后,中国学者根据中国向后工业社会转型的趋势提出了服务型政府的理论,解决了中国“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政府”的问题。因此,服务型政府的产生是与中国的后工业化进程紧密相关的,甚至可以说是中国向后工业社会转变的必然结果。然而,我们知道后工业化是一个全球性的浪潮,所有的国家都无法置身于此浪潮之外。既然这样,那为何在其他的国家没有出现服务型政府的理论和建设实践?这个问题需要将其分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两个方面来分析。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社会的双重转型为服务型政府的理论和建设实践在中国出现提供了历史优势。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不同国家的所具有的优势和劣势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相互转化。西方发达国家是在发展到工业文明的典型形态后才开始向后工业社会过渡的,这使得它们在向后工业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会受到来自发达的工业文明的强力阻碍,难以突破工业文明对它们进行变革图新的束缚。在行政理论和实践上,则体现为西方国家自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的行政学研究和政府改革中,始终没有突破管理行政的理论范式和行政框架。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同,中国工业化与后工业化几乎是同步的,这使得中国的后工业化进程以及社会各领域的改革不会受到“旧文化”的阻碍。正因为这样,在探索符合后工业社会的政府模式时,由于中国没有“旧文化”所带来的历史包袱而获得了历史的先机,先于发达国家提出了服务型政府的理论。就发展中国家而言,与中国一样,它们也处于双重转型的历史时期,与发达国家相比它们也没有沉重的历史包袱。但是,在事实上除了中国之外,其他发展中国家并没有出现服务行政的理论和建设实践。基于这种情况,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中国社会的双重转型是服务型政府理论和建设实践最先在中国出现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换句话说,服务型政府的理论和建设实践能够在中国出现,除了因为中国社会双重转型所获得的历史优势外,还有其他更加具体的文化因素。改革开放以后,对于中国的行政学研究和行政改革实践来说,主要受到三个方面的文化因素的影响——中国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及西方的行政理论与经验。中国的传统文化有着丰富的内容和博大的体系,但对中国行政学的研究而言,传统文化对它所产生的影响主要来自三个方面:和合思想、民本思想和作为一种文化的传统日常生活。和合思想将事物看做一个和合体,它既承认冲突（差异）,又在承认冲突的基础上通过对冲突的融合来实现对冲突与融合的超越,以生成新的和合体。对于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来说,在中国社会双重转型的情况下来思考如何建构起一种适合中国社会发展需要的政府模式时,为了能适应中国社会高度复杂和高度不确定的特征,我们需要建构一个既具有多样性（冲突）又能够促进合作治理（融合）的政府模式,而统治型政府和管理型政府都只强调了冲突与融合的一个方面,无法为我们建构新的政府模式提供支持。相反,和合思想强调事物中的差异与融合,这一思想对于中国学者探索符合后工业社会的政府模式来说,无疑是一种文化资源上的优势,它能够为服务型政府的理论和实践在中国的出现提供思维模式和分析方法上的支持。民本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能够为中国学者在新的时代背景中探索政府模式变革提供一条线索。我们知道,民本思想本身也有着一个比较完整的思想体系,它是产生于传统中国社会并为统治型社会治理服务的。在中国传统的社会治理体系中,民本思想是作为社会统治关系的一个调节因素而存在的,目的是要实现和保证“君本”。从这个个意义上来说,民本思想相对于中国社会的后工业化进程而言,是一个反动因素。但是,民本思想之中包含着对“民”和“本”之间的关系定位。如果在今天的时代背景下来重新思考“民”与“本”之间的关系,就会发现,符合时代要求的“民”、“本”关系既不是传统中国社会时期的真“君本”假“民本”,也不应该是工业社会时期形式民主,而是要在形式和实质上都要实现“以民为本”。因此,通过对民本思想的时代解读,能够为我们提供一个思考政府模式变革的思想线索和切入点,对中国服务型政府的理论和建设实践在中国的出现具有积极意义。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社会开始分化为公共领域、私人领域和日常生活领域,在地域上,中国社会则分化为界线明晰的农村和城市。公共领域以公共利益的实现为宗旨,私人领域是以私人利益的最大化为原则,而日常生活领域则以传统习俗和伦理道德为基础。所以,从文化学的意义上来讲,日常生活领域代表的是一种以伦理道德为基础的文化模式。虽然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开始分化为不同的领域,但对于广大的农村地区来说,在很长的时间内依然具有熟人社会的特征,传统习俗和伦理道德依然是维系中国农村的文化基础,因此,可以将中国农村其看作是一个纯粹的日常生活领域。加之中国农村不管是从地理面积还是从人口数量来看,都占据着极大的比例,所以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依然有着庞大而发达的日常生活领域。众所周知,管理型政府是一种极度推崇形式理性的政府模式,价值则被视为巫魅而从中祛除,这使得管理型政府自工业社会晚期以来一直广受诟病。如此一来,中国学者在社会双重转型的时代背景下来探索符合后工业化的政府模式时,力图建构起一种同时涵盖了形式理性和价值理性的政府模式,而中国发达的日常生活领域所代表的以伦理价值为基础的文化模式为新的政府模式探索提供了现实的条件,为中国学者开展服务型政府的理论研究提供了文化资源。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哲学一直是指导中国革命与建设的核心理论。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体系包括两个的部分:强调阶级斗争的革命性哲学和强调总体的建设性哲学。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确立起了“机械均衡”的发展模式,但这一发展模式并没有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局面。改革开放后,在否定机械均衡发展模式的基础上,中国建构起了“梯度发展模式”。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梯度发展模式使中国摆脱了贫穷落后的局面,但同时也使得中国诸多领域出现了严重的不均衡、不和谐的现象,影响了中国的进一步发展。为了改变中国社会不均衡不和谐的局面,中国提出了科学发展的观念和建设和谐社会的构想,这是对梯度发展模式的否定。虽然梯度发展模式否定了机械均衡的发展模式,但它们都是以马克思的革命哲学为指导的,其区别仅在于革命对象与方式的不同,建构和谐社会的构想则以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哲学为基础的。因此,服务型政府建设作为和谐社会建设的一个部分,也需要以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哲学为基础。在总体性哲学的指导下,中国学者提出了服务型政府的理论。除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之外,服务型政府的理论和建设实践能最先在中国出现,还得益于中国学者对西方行政学理论的借鉴和重组。管理型政府的理论和现实形态产生于西方国家,在后工业化的进程开启后,西方行政学界在对管理型政府进行反思的基础上也做出了大量的理论探索和实践改革,但由于受到工业文明的负向牵引,而没有对管理型政府造成本质性的颠覆。尽管如此,西方行政学界的一些理论和经验对中国服务型政府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也有一定的借鉴价值。一方面,虽然服务型政府以“服务”为核心的价值取向,但服务型政府中也有“管理”的功能,只是管理的功能不像在管理型政府中那样突出;另一方面,西方行政学界在批评管理型政府的过程中,虽然没有突破管理型政府的框架,但在客观上也产生了一些能够对服务型政府研究有启发的思想和理论。正因为这样,中国学者在进行服务型政府研究的时候,没有将国外的行政思想和理念不分良莠地全部抛弃,但也没有照搬照套,而是在借鉴的基础上进行话语重组来推进服务型政府的理论研究。总而言之,服务型政府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能够最先在中国出现,是与中国的语境相联系的。在宏观语境的层面上,服务型政府的理论和建设实践最先在中国出现是中国社会双重转型的必然要求,是与中国社会的双转型相联系的;在微观语境的层面上,服务型政府的理论和建设实践能够最先出现在中国,是与中国的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及对国外理论与经验的借鉴重组紧密相关的。
李鹏[10]（2013）在《土地出让收益，公共品供给及对城市增长影响研究》文中提出中国的城市化发展规模和增长速度是举世瞩目的,无论是三亿多人口从农村向城市的转移,还是年均超过1%的城市化速度,中国用了不到三十年时间完成了发达国家需一百年才能实现的城市化进程。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城市化进程中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政府主导,地方政府的政策不仅对城市化决策制定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而且政府还通过参与到城市建设中直接拉动城市化进程。以“经营城市”为代表的城市运营理念和“土地财政”为主体的财政基础在很大程度上被认为是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地方政府推动经济增长和城市化的主要动力。然而相对于在宏观制度层面对地方政府土地财政活动的大量规范分析和经验提炼研究相比,从区域差异视角关注政府相关土地财政活动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深入,考虑到各地区面临着不同的自然禀赋、经济发展水平以及由此产生的异质性,中国的地方政府在获取土地出让收益、用于公共品投入的实践中并不必然遵循同质化的发展路径,而很可能是一系列政策意图考量后的差异化选择,但是目前从区域差异关注土地出让金和相关公共品投入的实证研究尚显缺乏,许多规范分析的结论缺乏足够的经验证据支持。中国城市土地制度赋予了地方政府实现土地资产开发和市场化运作的现实条件,而财政制度和政治制度为地方政府主导城市经济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和双重激励,通过推动房地产市场发展获得以出让金为主的土地出让收益,然后投入到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公共产品供给从而促进地方经济增长和城市增长,成为了现行制度背景下地方政府不约而同的选择目标。然而之前的研究过多在政府财政行为和公共品偏好一致的强假设下分析问题,却忽视了以下现实情境的影响：一方面地方政府面临着相同的制度背景,财政分权和考核体系将所有地方政府置于同样的晋升激励系统中；另一方面,各地区面临不同的自然禀赋和经济发展水平,地方政府在土地出让收益的目标选择、公共品投入方向及结构上具有相当大的自主权,那么在制度约束和个体差异条件下,不同的政府获取土地出让收益和实现公共品财政投入时很可能不是千篇一律的,而有可能在过程和结果中存在很多差别。因此加强在区域层面识别政府获取土地出让收益和公共品投入的整体差异分析是十分必要的。而当把目光从对政府在不同区域土地财政活动的过程关注转移到对实际结果关注时,经营城市实践模式中实现的各种城市特征要素产出或结果,对城市增长会产生怎样的影响也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相对于该领域大量的宏观制度层面规范分析和经验提炼,从区域或城市层面关注土地出让收益获取和公共品投入选择的差异分析还有待深入挖掘,深入理解相关问题又对识别不同地方政府土地财政活动的政策目标和选择思路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因此本文希望提出相对独立但逻辑上却有联系的三组细分问题来进一步拓展：（1）政府在土地出让收益获取中体现出怎样的区域差异?（2）地方政府把土地出让金用于公共品投入的实践中体现了怎样的结构和区域差异?（3）在政府土地财政运作模式下,房价水平和公共品产出水平对城市增长会产生怎样的影响?以对这三组问题的分析解答为主线,本研究的主要内容与结论包括：（1）从省级层面展开对土地收益获取区域差异的分析研究,采用多元统计技术的聚类分析和相关文献参考识别了中国存在着四种获取土地出让收益构成的差异区域,分别是：特大都市区：以北京、上海为代表；沿海发达区：以广东、天津、江苏、浙江、福建、海南、山东为代表中部发展区：以山西、内蒙、黑龙江、吉林、辽宁、安徽、河南、重庆、湖北、湖南、河北为代表西部后起区：以宁夏、江西、广西、四川、云南、贵州、西藏、陕西、甘肃、青海、新疆为代表政府的财政意图和政策目标决定了政府追求土地出让收益方式的结构差异,不同地方政府土地出让收益获取过程中体现了不同的选择思路和侧重方向。特大都市区：该地区政府主要目标是获得高额的土地出让金,因此为了土地出让价格维持在较高水平需要控制土地的出让规模,导致了政府在土地出让过程中减少出让规模的选择。沿海发达区：该地区政府主要目标是获取不断增长的房地产和建筑税收收入,追求建设规模带来的税收收入则需要加大土地的出让数量,因此地方政府在此激励下通过扩大土地出让规模来实现税收收入增长,同时上期土地出让规模也会影响当期土地出让数量的决策制定。中部发展区：该地区同时追求土地出让金及房地产和建筑业税收收入,然而,抬高土地价格水平和扩大房地产建筑规模对土地出让有着相反的影响,前者需要抑制土地出让规模,后者需要扩大土地出让规模,因此,该地区政府的土地出让数量是综合考虑上述目标所进行的选择。西部后起区：引资竞争态势使该地区不具维持高地价来压低土地出让规模的条件,因此地方政府主要目标是获得建筑业和房地产业的税收收入,追求建设规模扩张带来的税收收入导致了土地出让的加大,产生了政府追求土地出让扩张的选择。（2）地方政府土地出让金扩张对公共品供给产生了促进作用,但是存在着显着的结构性和区域性差异。在结构方面,全国层面的计量分析结果表明,土地出让金的确显着的促进了人均基础建设支出和人均教科文卫社保支出水平,实证结果并没有支持以往财政投入只向基础设施建设倾斜的研究观点。土地出让金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预算内收支缺口,填补了预算内公共支出的不足,使得财政对公共品投入增加,而这一增加无论是对市政建设工程为代表的基础设施类公共品,还是教科文卫社保为代表的公共服务类公共品,都是起到了积极有效的促进作用。在区域层面具体体现为：特大都市区：土地出让金更多的体现为“重服务轻基建”,地方政府有意识得将土地出让金向公共服务类公共品投入倾斜,而不是用来加大对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投入。沿海发达区：沿海发达区的土地出让金表现出对基础建设类和公共服务类公共品投入同步提升的趋势,虽然基础建设投入仍受青睐,但是本区域所处阶段特征促使了公共服务类公共品在政府公共品投入中地位稳定上升。中部发展区：从整体层面上土地出让金对两类公共品支出都有促进,但是考虑到具体省份差异后,土地出让金展现出明显的向基础设施类倾斜趋势,而与公共服务类的投入关系不显着。西部后起区：土地出让金展现出向基础设施类倾斜趋势,但是影响程度弱于中部发展区；土地出让金对公共服务类公共品投入基本上没有影响,该地区的土地出让对公共品投入存在明显的结构扭曲。（3）公共品产出和房价水平分别以集聚力和分散力的作用方向对城市增长产生重要影响。通过采用Gleaser模型对中国263个地级城市研究发现,在城市空间扩张层面,以房地产价格水平为代表的土地要素价格的提升对城市增长起到了负向分散作用,公共品产出对城市空间延伸产生了有效影响,教育、医疗卫生、交通和基础设施是城区拓展的有效推动力,文化设施和通讯类公共品会制约城市空间拓展,在城市非空间增长方面,房地产价格的上升显着抑制了人口在城市的集聚态势,和城市经济水平增长显着性不明显；城市道路、通讯设施、文化、教育和卫生医疗的改善会显着降低人口增速,交通类公共品的增加则可以较大程度提高城市入口的增长态势。公共品产出对经济发展的促进表现并不理想。目前土地财政模式下的城市增长进程中明显存在经济增长和人口增长的背离,导致了人口和经济增长的不协调性发展,这种现实下城市增长并没有实现理性增长的最优化状态。（4）以钱江新城为代表的案例研究呈现出沿海发达地区地方政府土地经营行为的典型思路。通过对新城管委会在土地出让收益获取过程中分析各种经营手段,建设投入资金流向和城市增长具体内容,发现在土地出让收益获取、公共品投入和城市增长上该案例都能较好的支持了之前实证研究中关于沿海发达区的相关结论。本研究的学术价值和创新点主要集中在以下四点：（1）对地方政府获取土地出让收益的区域差异研究表明了土地出让收益构成的类群差异,并发现了不同类群下政府土地出让的选择侧重,丰富了中国情境下土地财政差异化实现的相关理论。（2）本文对研究区域公共投入决策的结构和区域差异提供了一个新颖的视角,聚焦于土地出让金这一新财源对公共品投入额影响上,通过实证分析,发现地方政府在采用土地出让金实现公共品支出的实践中存在结构和区域差异,为相关研究提供了可靠的经验证据。（3）本文为公共品产出和房价水平影响城市增长的研究提供了一个中国情境下的分析框架,指出了在分析中国城市增长影响因素时房价和公共品共同纳入模型的必要性和必然性,为相关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提供了中国情景研究的匹配思路。（4）本文对完善GLeaser模型在中国的应用有一定贡献,本文通过城市建成区面积来表征城市增长,建立了人口和GDP作用的联立方程,得到了更符合中国现实环境的改进后的GLeaser城市增长模型,改善了模型与中国城市增长情景之间的匹配性。此外,本文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对理解土地出让收益获取方式、公共品投入与区域特征的密切联系,综合把握公共品和房价水平对城市增长的共同影响,发现土地出让金对预算内收入的“挤出效应”和“转移效应”等方面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二、收入与增长的差距——陕甘宁与沪粤鲁经济发展比较分析（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收入与增长的差距——陕甘宁与沪粤鲁经济发展比较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1）土地确权影响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变量注释表 |
| 1 绪论 |
| 1.1 问题提出 |
| 1.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方案 |
| 1.4 技术路线 |
| 2 文献综述 |
| 2.1 产业融合研究综述 |
| 2.2 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研究综述 |
| 2.3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土地制度演变的相关研究 |
| 2.4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历程 |
| 2.5 研究评述 |
| 3 土地确权影响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机制 |
| 3.1 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过程:一个分析框架 |
| 3.2 土地确权与土地剩余控制权配置 |
| 3.3 土地确权影响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传导机制 |
| 4 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水平评价 |
| 4.1 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指标体系构建 |
| 4.2 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度测度 |
| 4.3 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现状与特征分析 |
| 5 土地确权影响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经验分析 |
| 5.1 计量模型与识别策略 |
| 5.2 变量说明、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
| 5.3 土地确权影响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经验结果分析 |
| 5.4 经验分析的结论 |
| 6 政策建议 |
| 6.1 深化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 |
| 6.2 完善城乡生产要素市场建设 |
| 6.3 创新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模式 |
| 6.4 加大财政支持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力度 |
| 7 结论与展望 |
| 7.1 主要研究结论 |
| 7.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1 |
| 作者简历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2）我国地方政府间税收竞争的经济效率研究 ——基于制度供给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文献综述 |
| 1.2.1 国外研究综述 |
| 1.2.2 国内研究综述 |
| 1.2.3 国内外相关研究评述 |
| 1.3 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论文写作过程中的创新点、难点和不足 |
| 1.4.1 论文的创新点 |
| 1.4.2 论文的不足之处 |
| 第2章 税收竞争产生的政策背景与制度导因 |
| 2.1 税收竞争产生的政策背景 |
| 2.2 税收竞争产生的制度导因 |
| 2.2.1 支出责任与财权不匹配导致地方财政压力加大 |
| 2.2.2 不合理的官员晋升机制催生官员选择开展税收竞争 |
| 2.2.3 地方政府拥有税收征管中过大的自由裁量权 |
| 2.2.4 现行税收制度的缺陷造成税收的横向分配失衡 |
| 第3章 地方政府间税收竞争对经济增长效率损失的测算 |
| 3.1 基于有效税率的税收竞争程度测算 |
| 3.1.1 有效税率的计算 |
| 3.1.2 基于有效税率的税收竞争程度测算 |
| 3.2 测算经济增长效率 |
| 3.3 税收竞争对经济增长效率损失的测算 |
| 3.3.1 模型设定与指标数据说明 |
| 3.3.2 实证结果分析 |
| 第4章 地方政府间税收合作是税收竞争的逻辑终点 |
| 4.1 税收合作制度是地方政府间合作的基础 |
| 4.2 税收合作有利于增加经济增长效率 |
| 4.2.1 税收合作政策调节生产要素在区域间合理配置 |
| 4.2.2 税收合作政策推动区域内产业布局合理化 |
| 4.3 我国地方政府间税收合作的困境 |
| 4.3.1 地方政府对开展税收合作制度的重要性认识不足 |
| 4.3.2 地方政府间未能形成系统有效的税收合作制度 |
| 4.3.3 地方政府间税收合作制度约束力不强 |
| 第5章 我国地方政府间横向税收合作的基本框架 |
| 5.1 地方政府间税收合作内容 |
| 5.2 地方政府间税收合作的原则 |
| 5.3 地方政府间税收合作的基本制度框架 |
| 5.3.1 划分区域组建区域内地方政府间税收合作机构 |
| 5.3.2 地方政府间税收合作规范 |
| 第6章 税收合作的具体措施 |
| 6.1 合理划分政府间税权 |
| 6.1.1 增值税税权划分 |
| 6.1.2 企业所得税税权划分 |
| 6.1.3 个人所得税 |
| 6.2 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的事权与支出责任 |
| 6.3 建立地方政府间横向税收合作的配套措施 |
| 6.3.1 建立地方政府间的横向转移支付制度 |
| 6.3.2 完善官员考核制度 |
| 6.3.3 建立地方税主体税种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 |
| 附表1 资本收入有效税率测算结果 |
| 表2 消费支出有效税率测算结果 |
| 表3 劳动收入有效税率测算结果 |
| 表4 2008-2017年各省资本税竞争指标 |
| 表5 2008-2017年各省消费税竞争指标 |
| 表6 2008-2017 年各省劳动税竞争指标 |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研究成果 |
（3）基于多尺度的中国高龄老人生活质量评价及影响因素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目标与研究内容 |
| 1.2.1 研究目标 |
| 1.2.2 研究内容 |
| 1.3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研究区域 |
| 1.3.3 技术路线 |
| 1.4 关键问题与创新之处 |
| 1.4.1 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
| 1.4.2 创新之处 |
| 第2章 研究综述及理论基础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高龄老人 |
| 2.1.2 生活质量 |
| 2.1.3 老年人生活质量 |
| 2.1.4 生活满意度和幸福感 |
| 2.2 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
| 2.2.1 生活质量研究 |
| 2.2.2 高龄老人研究 |
| 2.2.3 百岁老人研究 |
| 2.2.4 研究述评 |
| 2.3 相关理论基础 |
| 2.3.1 人口转变理论 |
| 2.3.2 需求层次理论 |
| 2.3.3 社会分层理论 |
| 2.3.4 “美好生活”理论 |
| 2.3.5 人地关系理论 |
| 第3章 中国人口高龄化发展的时空特征 |
| 3.1 中国老年人口结构的演变 |
| 3.1.1 老年人口年龄金字塔经历“缩减—再扩张”两个阶段 |
| 3.1.2 老年人口性别比低,高龄女性更多于男性 |
| 3.1.3 老年人口城乡差异显着,高龄老人乡村多于城市 |
| 3.2 中国人口高龄化的发展 |
| 3.2.1 中国人口高龄化加速上升 |
| 3.2.2 中国高龄人口规模不断扩大 |
| 3.3 中国人口高龄化速度的空间差异 |
| 3.3.1 测算方法 |
| 3.3.2 不同时期高龄化速度演变特征 |
| 3.4 中国人口高龄化类型的演变 |
| 3.4.1 人口高龄化类型的划分 |
| 3.4.2 人口高龄化各类型空间分布 |
| 3.5 中国人口高龄化的区域差异 |
| 3.5.1 研究方法 |
| 3.5.2 总体演变趋势 |
| 3.5.3 区域间差异 |
| 3.5.4 区域内差异 |
| 3.6 中国人口高龄化的空间关联特征 |
| 3.6.1 研究方法 |
| 3.6.2 总体集散性 |
| 3.6.3 局部集聚特征 |
| 3.7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中国高龄老人生活质量评价及空间差异 |
| 4.1 指标体系构建与研究方法 |
| 4.1.1 生活质量构成要素的选取 |
| 4.1.2 生活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
| 4.1.3 研究方法 |
| 4.2 中国高龄老人生活质量综合评价 |
| 4.2.1 高龄老人生活质量空间差异特征 |
| 4.2.2 高龄老人生活质量空间集聚性特征 |
| 4.3 高龄老人环境生存质量评价 |
| 4.3.1 环境生存质量指标选取及评价模型 |
| 4.3.2 环境生存质量各要素空间分布 |
| 4.3.3 高龄老人环境生存质量空间差异 |
| 4.4 高龄老人健康生存质量评价 |
| 4.4.1 健康生存质量指标选取及测算方法 |
| 4.4.2 健康生存质量各要素空间分布 |
| 4.4.3 高龄老人健康生存质量空间差异 |
| 4.5 高龄老人经济生活质量评价 |
| 4.5.1 经济生活质量指标选取 |
| 4.5.2 经济生活质量各要素空间分布 |
| 4.5.3 高龄老人经济生活质量空间差异 |
| 4.6 高龄老人社会生活质量评价 |
| 4.6.1 社会生活质量指标选取及测算方法 |
| 4.6.2 社会生活质量各要素空间分布 |
| 4.6.3 高龄老人社会生活质量空间差异 |
| 4.7 高龄老人文化生活质量评价 |
| 4.7.1 文化生活质量指标选取 |
| 4.7.2 文化生活质量各要素空间分布 |
| 4.7.3 高龄老人文化生活质量空间差异 |
| 4.8 本章小结 |
| 4.8.1 高龄老人环境生存质量 |
| 4.8.2 高龄老人健康生存质量 |
| 4.8.3 高龄老人经济生活质量 |
| 4.8.4 高龄老人社会生活质量 |
| 4.8.5 高龄老人文化生活质量 |
| 第5章 南京市百岁老人生活质量评价 |
| 5.1 研究数据来源 |
| 5.1.1 调查问卷设计及入户调查 |
| 5.1.2 样本统计特征分析 |
| 5.2 指标体系构建与变量测量 |
| 5.2.1 百岁老人生活质量评价指标体系 |
| 5.2.2 变量测量 |
| 5.3 百岁老人生活质量探索性因子分析 |
| 5.3.1 研究方法 |
| 5.3.2 生活质量综合评价模型构建 |
| 5.4 南京市百岁老人生活质量评价结果 |
| 5.4.1 生活质量综合评价 |
| 5.4.2 生活质量不同维度评价 |
| 5.4.3 基于个体及家庭属性特征评价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不同尺度高龄老人生活质量影响因素分析 |
| 6.1 生活质量影响因素分析架构 |
| 6.2 宏观群体尺度的生活质量影响因素分析 |
| 6.2.1 指标选取 |
| 6.2.2 分析方法 |
| 6.2.3 作用机制分析 |
| 6.3 微观个体尺度的生活质量影响因素 |
| 6.3.1 研究设计与模型构建 |
| 6.3.2 模型拟合与修正 |
| 6.3.3 影响因素分析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改善高龄老人生活质量的对策建议 |
| 7.1 国家政策层面 |
| 7.1.1 统筹区域社会经济协调发展 |
| 7.1.2 建立覆盖城乡老年人医疗保障体系 |
| 7.1.3 逐步推进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 |
| 7.1.4 建立和完善老年社会救助体系 |
| 7.2 社区层面 |
| 7.2.1 加强社区服务功能,建立多元化社区养老服务体系 |
| 7.2.2 智慧社区养老服务体系构建 |
| 7.2.3 营造敬老养老助老的社区环境 |
| 7.3 个人层面 |
| 7.3.1 重视教育对提高生活质量的促进作用 |
| 7.3.2 鼓励高龄老人积极参与闲暇活动 |
| 7.4 本章小结 |
| 第8章 结论与讨论 |
| 8.1 主要结论 |
| 8.2 主要创新点 |
| 8.2.1 实现生活质量研究的宏微观结合 |
| 8.2.2 丰富生活质量研究的理论与实证 |
| 8.3 问题与展望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研究成果 |
| 一、主要着作 |
| 二、在读期间发表的论文 |
| 三、主持或参与的科研基金与项目 |
| 四、获奖 |
| 致谢 |
（4）中国民生财政支出的国民幸福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及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研究目标与主要内容 |
| 1.2.1 研究目标 |
| 1.2.2 主要内容 |
| 1.3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技术路线 |
| 1.4 主要创新点 |
| 第二章 理论基础与相关文献回顾 |
| 2.1 民生财政支出的相关概念 |
| 2.1.1 公共支出的“民生”导向 |
| 2.1.2 民生财政支出的概念界定 |
| 2.2 国民幸福感的概念界定 |
| 2.2.1 国民幸福感的概念与衡量 |
| 2.2.2 国民幸福感的影响因素 |
| 2.3 民生财政支出对国民幸福感的直接影响效应 |
| 2.3.1 民生财政支出影响国民幸福感的理论依据 |
| 2.3.2 民生财政支出规模结构对国民幸福感的影响 |
| 2.3.3 民生财政支出对国民幸福感的影响分布 |
| 2.4 民生财政支出对国民幸福感的间接影响效应 |
| 2.4.1 民生财政支出对国民幸福感的间接影响理论依据 |
| 2.4.2 民生财政支出对国民幸福感的影响路径:收入分配 |
| 2.4.3 民生财政支出对国民幸福感的影响路径:经济增长 |
| 2.4.4 民生财政支出对国民幸福感的影响路径:居民消费 |
| 第三章 中国民生财政支出与国民幸福感的现状分析 |
| 3.1 中国民生财政支出的历史发展与现状 |
| 3.1.1 中国财政政策的历史演变 |
| 3.1.2 中国民生财政支出的政策演变 |
| 3.1.3 中国民生财政支出的发展趋势 |
| 3.2 中国国民幸福感的特征、影响因素及现状 |
| 3.2.1 中国国民幸福感的特征及影响因素 |
| 3.2.2 中国国民幸福感在财政政策评估中的应用 |
| 3.2.3 中国国民幸福感的研究现状 |
| 3.3 中国民生财政支出与国民幸福感的关系现状 |
| 3.3.1 中国民生财政支出、收入分配与国民幸福感的关系现状 |
| 3.3.2 中国民生财政支出、经济增长与国民幸福感的关系现状 |
| 3.3.3 中国民生财政支出、居民消费与国民幸福感的关系现状 |
| 第四章 民生财政支出对国民幸福感的影响特征与分布 |
| 4.1 问题的提出 |
| 4.2 计量方法与模型选择 |
| 4.2.1 计量模型设定 |
| 4.2.2 变量说明与数据来源 |
| 4.3 实证结果分析 |
| 4.3.1 民生财政支出规模对国民幸福感的影响 |
| 4.3.2 民生财政支出各分项对国民幸福感的影响 |
| 4.3.3 民生财政支出结构对国民幸福感的影响 |
| 4.3.4 稳健性分析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民生财政支出对国民幸福感的影响路径:收入分配 |
| 5.1 民生财政支出、收入分配与国民幸福感的理论假说 |
| 5.2 计量模型及数据说明 |
| 5.2.1 模型设定及计量方法 |
| 5.2.2 数据来源及说明 |
| 5.3 实证分析结果 |
| 5.3.1 民生财政支出对国民幸福感的直接影响 |
| 5.3.2 收入分配对民生财政支出与国民幸福感的间接影响效应 |
| 5.3.3 收入分配对民生财政支出与国民幸福感的间接效应再检验 |
| 5.3.4 稳健性检验 |
| 5.4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民生财政支出对国民幸福感的影响路径:经济增长 |
| 6.1 民生财政支出、经济增长与国民幸福感的理论假说 |
| 6.2 计量模型与数据说明 |
| 6.2.1 模型设定及计量方法 |
| 6.2.2 数据来源与说明 |
| 6.3 实证分析结果 |
| 6.3.1 民生财政支出对国民幸福感的直接影响 |
| 6.3.2 经济增长对民生财政支出与国民幸福感影响的间接影响效应 |
| 6.3.3 经济增长对民生财政支出与国民幸福感影响的间接效应再检验 |
| 6.3.4 稳健性检验 |
| 6.4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民生财政支出对国民幸福感的影响路径:居民消费 |
| 7.1 民生财政支出、居民消费与国民幸福感的理论假说 |
| 7.2 计量模型及数据说明 |
| 7.2.1 模型设定及计量方法 |
| 7.2.2 数据来源与说明 |
| 7.3 实证结果分析 |
| 7.3.1 民生财政支出对国民幸福感的直接影响 |
| 7.3.2 居民消费对民生财政支出与国民幸福感影响的间接影响效应 |
| 7.3.3 居民消费对民生财政支出与国民幸福感的间接效应再检验 |
| 7.3.4 稳健性检验 |
| 7.4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8.1 研究的主要结论及政策建议 |
| 8.1.1 研究的主要结论 |
| 8.1.2 研究的政策建议 |
| 8.2 研究的不足与展望 |
| 8.2.1 研究的不足 |
| 8.2.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5）中俄高等教育合作办学人才培养模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引论 |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和研究意义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核心概念界定 |
| 一、高等教育国际合作 |
| 二、中外合作办学 |
| 三、人才培养模式 |
| 第三节 文献述评 |
| 一、研究综述 |
| 二、对已有研究的评价 |
| 第四节 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五节 研究重点、难点和创新点 |
| 一、研究重点 |
| 二、研究难点 |
| 三、创新点 |
| 四、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本研究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区域竞争力理论 |
| 一、区域竞争力理论概述 |
| 二、中俄合作办学与中俄区域竞争力 |
| 第二节 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 |
| 一、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 |
| 二、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与中外合作办学 |
| 第三节 中外合作办学基本规律及其原则 |
| 一、中外合作办学基本规律 |
| 二、中外合作办学基本原则 |
| 第三章 中俄高等教育合作办学人才培养的目标与规格 |
| 第一节 中俄高等教育合作办学人才培养目标 |
| 一、国家对中外合作办学人才培养的总体指导意见 |
| 二、中俄行业合作对人才的需求 |
| 三、中俄两国高等教育资源的客观实际 |
| 第二节 中俄高等教育合作办学人才培养规格 |
| 一、各省市(自治区)对“一带一路”建设人才规格的要求 |
| 二、各大类行业对“一带一路”建设人才规格的要求 |
| 第四章 俄罗斯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分析 |
| 第一节 俄方优质高等教育资源概况 |
| 一、2018QS综合排行榜俄罗斯上榜高校 |
| 二、2018QS学科排行榜俄罗斯上榜高校情况 |
| 三、2018QS区域排行榜俄罗斯上榜高校情况 |
| 四、2018QS就业排行榜俄罗斯上榜高校情况 |
| 第二节 俄罗斯国立大学集团的相关分析 |
| 一、俄罗斯国立大学集团具备众多优势学科资源 |
| 二、俄罗斯国立大学集团具备高性价比学费优势 |
| 第三节 俄方知名高校的个体分析——以俄罗斯人民友谊大学为例 |
| 一、学校师资、学术、国际化水平等概况 |
| 二、参与国际合作的学科、课程资源 |
| 第五章 中俄高等教育合作办学人才培养现状分析 |
| 第一节 中俄高等教育合作办学规模 |
| 一、中俄高等教育合作办学规模现状 |
| 二、中俄高等教育合作办学规模发展变化情况 |
| 第二节 中俄高等教育合作办学的结构分析 |
| 一、中俄高等教育合作办学层次结构 |
| 二、中俄高等教育合作办学学科类别与专业结构 |
| 三、中俄高等教育合作办学师资结构 |
| 四、中俄高等教育合作办学教学与课程设置 |
| 第三节 中俄高等教育合作办学中方高校与俄方高校 |
| 一、中方高校 |
| 二、俄方高校 |
| 第四节 中俄高等教育合作办学招生与学生毕业 |
| 一、中俄高等教育合作办学招生 |
| 二、中俄高等教育合作办学学生的毕业与就业 |
| 第五节 中俄高等教育合作办学经费 |
| 一、本科层次中俄合作办学学费标准 |
| 二、研究生、高职层次中俄合作办学学费标准 |
| 三、对中俄合作办学经费来源的思考 |
| 第六章 中俄高等教育合作办学人才培养模式优化面临的困境和具备的优势 |
| 第一节 中俄高等教育合作办学人才培养模式优化面临的困境 |
| 一、来自俄罗斯高等教育方面的困境 |
| 二、中俄合作办学面临激烈的生源竞争 |
| 三、来自中俄合作办学自身发展的困境 |
| 第二节 中俄高等教育合作办学人才培养模式优化具备的优势 |
| 一、当前我国政策环境有利于中俄合作办学的发展 |
| 二、中俄合作办学的发展现状存在若干优势 |
| 三、中俄经贸、文化合作为教育合作带来了契机 |
| 四、欧美国际留学市场的变动为中俄教育合作带来了契机 |
| 第七章 中俄高等教育合作办学人才培养个案研究 |
| 第一节 中俄合作办学项目个案研究 |
| 一、D项目基本信息 |
| 二、D项目招生、毕业与学费 |
| 三、D项目培养方案 |
| 四、D项目师资情况 |
| 第二节 中俄合作办学非法人设置机构人才培养个案研究 |
| 一、江苏圣理工学院基本信息 |
| 二、江苏圣理工学院的沿革与管理机制 |
| 三、江苏圣理工学院的招生与学费 |
| 四、江苏圣理工学院本科层次专业的培养方案 |
| 五、江苏圣理工学院硕士层次专业的培养方案 |
| 六、江苏圣理工学院的师资情况 |
| 第三节 中俄合作办学法人设置机构人才培养个案研究 |
| 一、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基本信息 |
| 二、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的沿革与管理机制 |
| 三、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的招生与学费 |
| 四、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本科层次专业的培养方案 |
| 五、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硕士层次专业的培养方案 |
| 六、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的师资情况 |
| 第八章 中俄高等教育合作办学人才培养模式优化原则与策略 |
| 第一节 中俄高等教育合作办学人才培养模式优化原则 |
| 一、服务中俄合作原则 |
| 二、优先培养“一带一路”建设急需人才原则 |
| 三、突出“俄语+专业”特色原则 |
| 第二节 中俄高等教育合作办学人才培养模式优化策略 |
| 一、进一步加强人才培养方面的党建工作 |
| 二、解决当前人才培养模式方面存在的问题 |
| 三、加大研究型、技能型人才培养的规模 |
| 四、基于中俄合作对人才的需求和高校实际调整学科专业布局 |
| 五、利用俄当前力推教育国际贸易的契机,大力引进俄方优质教育资源 |
| 六、构建中俄学分互换体系,促进学生国际流动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6）20世纪30-40年代广西工业化问题述论（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的缘起 |
| 二、学术研究回顾 |
| 三、“工业”、“工业化”、“工业建设”三个概念的界定 |
| 四、创新点与存在的不足 |
| 第一章 20世纪30-40年代广西工业化的历史前提 |
| 第一节 20世纪30年代以前广西社会概况 |
| 一、混乱的政局 |
| 二、衰败的经济 |
| 三、落后的习俗 |
| 第二节 关于“广西经济出路”的两次论争 |
| 一、“广西经济出路”大讨论 |
| 二、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以农立国”与“以工立国”之论争 |
| 三、两次论争的回顾与思考 |
| 小结 |
| 第二章 20世纪30-40年代广西工业化的内部动力 |
| 第一节 商人的参与 |
| 一、广西商业、商人与商会 |
| 二、粤港客商与广西的商业 |
| 三、两广商人与广西工业化 |
| 第二节 广西的手工业与广西工业化 |
| 一、20世纪30年代广西手工业发展概况 |
| 二、传统的手工业与近代工业的关系 |
| 第三节 地方政府的主导 |
| 一、工业化目标从徘徊到确定 |
| 二、广西工业建设的管理机构 |
| 三、工业政策、工业法规的变迁 |
| 四、具体的工业决策行为及其评价 |
| 小结 |
| 第三章 20世纪30-40年代广西工业化的外部助力 |
| 第一节 北平社会调查所与广西工业化 |
| 一、北平社会调查所在广西的经济调查 |
| 二、北平社会调查所与广西工业化 |
| 第二节 中华工业总联合会对广西实业的考察及其影响 |
| 一、两广实业考察团组团的由来 |
| 二、两广实业考察团与广西地方政府在广西工业化问题上的互动 |
| 第三节 中国工程师学会与广西工业化 |
| 一、广西考察团与南宁年会 |
| 二、桂林年会与桂林展览会 |
| 三、两次年会对广西工业化的贡献 |
| 小结 |
| 第四章 20世纪30-40年代广西工业化的历史契机 |
| 第一节 交通近代化转型为工业化创造良好环境 |
| 一、水路运输的近代化转型 |
| 二、公路运输快速发展 |
| 三、航空运输后来居上 |
| 四、铁路运输大器晚成 |
| 第二节 战时工厂内迁为工业化带来新活力 |
| 一、抗战时期工厂内迁到广西的基本情况 |
| 二、工厂内迁与广西的工业化 |
| 第三节 财税金融体制改革为工业化提供了资金保证 |
| 一、近代以来广西财税体系的变迁 |
| 二、20世纪30-40年代广西财税体系的改革 |
| 三、广西新财税体系对工矿事业发展的支持 |
| 小结 |
| 第五章 20世纪30-40年代广西工业化发展概况 |
| 第一节 抗战以前广西工业化的起步 |
| 一、矿冶业的近代转型与初步发展 |
| 二、广西近代工业的崛起 |
| 第二节 抗战时期工业化的快速发展 |
| 一、外省工业的迁入 |
| 二、广西工业快速发展 |
| 三、抗战时期民营工业的迅速发展 |
| 第三节 广西工业化的高峰——广西企业公司 |
| 一、广西企业公司概况 |
| 二、广西企业公司与广西工业化 |
| 三、广西企业公司的价值 |
| 第四节 日军入侵广西对广西工业的破坏 |
| 一、日军对广西一般工业的破坏情形 |
| 二、日军对广西水电事业的破坏情形 |
| 三、日军对广西矿业破坏的情形 |
| 第五节 战后重建与广西地方政府对工业化的反思 |
| 一、战后广西工业重建计划概况 |
| 二、广西地方政府对工业化的反思 |
| 小结 |
| 第六章 比较视野下的广西工业化所取得的成绩与不足 |
| 第一节 比较视野下的广西工业化所取得的成绩 |
| 一、广西与周边五省工业化的基础条件比较 |
| 二、广西与周边五省工业化的程度比较 |
| 第二节 20世纪30-40年代广西工业化的不足方面 |
| 一、对工业化问题认识的不足 |
| 二、对工业化实施的行为不足 |
| 小结 |
| 结语 |
| 一、对于20世纪30-40年代广西工业化历程的认识 |
| 二、对于20世纪30-40年代广西工业化诸问题的反思 |
| 三、从广西的经验教训看落后地区工业化的路径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新桂系时期有关广西工业建设的重要文件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 致谢 |
（7）农民工职业流动的代际差异研究 ——基于福州、泉州的调查数据（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选题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2.3 研究述评 |
| 1.3 研究思路及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技术路线图 |
| 1.4 研究的创新点与不足 |
| 1.4.1 研究的创新点 |
| 1.4.2 研究的不足之处 |
| 2 理论基础与概念界定 |
| 2.1 理论基础 |
| 2.1.1 人力资本理论 |
| 2.1.2 职业搜寻理论 |
| 2.1.3 劳动力市场分隔理论 |
| 2.2 概念界定 |
| 2.2.1 农民工 |
| 2.2.2 职业流动 |
| 2.2.3 代际差异 |
| 3 基于样本的农民工就业基本情况分析 |
| 3.1 数据来源与样本描述 |
| 3.2 两代农民工就业基本情况比较 |
| 4 农民工职业流动影响因素的代际差异分析 |
| 4.1 变量选取与研究假设 |
| 4.1.1 变量选取与说明 |
| 4.1.2 研究假设 |
| 4.2 模型构建 |
| 4.3 实证分析与结果 |
| 4.3.1 两代农民工职业流动的影响因素分析 |
| 4.3.2 两代农民工职业流动影响因素的稳健性检验 |
| 5 农民工职业流动代际差异的原因分解 |
| 5.1 模型构建 |
| 5.2 两代农民工职业流动代际差异的原因分析 |
| 6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6.1 主要结论 |
| 6.2 政策建议 |
| 6.2.1 改善农民工的就业状况,提升就业质量 |
| 6.2.2 加大农民工人力资本的投入,增强就业竞争力 |
| 6.2.3 扩宽农民工社会资本的积累渠道,构建社会关系支持网络 |
| 6.2.4 增强农民工的人文关怀,健全就业服务体系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学位期间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致谢 |
（8）转型期文化资本对经济发展的作用 ——理论框架与中国情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让文化成为可操作的经济要素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现实层面的困境 |
| 1.1.2 论层面的缺陷 |
| 1.1.3 研究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价值与意义 |
| 1.2.1 理论研究价值 |
| 1.2.2 现实研究意义 |
| 1.3 研究准备：核心概念界定与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1 核心概念界定 |
| 1.3.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4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与整体架构 |
| 1.4.2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5 论文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
| 1.5.1 可能的创新 |
| 1.5.2 存在的不足 |
| 2. 文化资本对经济发展的作用：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
| 2.1 经济增长模式的理论脉络 |
| 2.1.1 马克思对经济增长理论的贡献 |
| 2.1.2 古典经济增长理论 |
| 2.1.3 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 |
| 2.1.4 新经济增长理论 |
| 2.1.5 文化经济发展理论 |
| 2.2 文化资本基础理论概述 |
| 2.2.1 马克思文化资本思想的挖掘 |
| 2.2.2 文化资本在不同经济增长理论中的表现形式 |
| 2.2.3 新经济社会学中“嵌入性”理论 |
| 2.2.4 文化经济学中文化资本的运营 |
| 2.3 文化资本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作用机理分析 |
| 2.3.1 对文化资本理论的进一步研究 |
| 2.3.2 文化资本与经济发展关系的再认识 |
| 2.3.3 文化资本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机制分析 |
| 2.4 文化资本作用于经济发展的层次性分析 |
| 2.4.1 文化资本影响经济发展的宏观层次：文化环境与人文精神 |
| 2.4.2 文化资本影响经济发展的中观层次：资本禀赋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
| 2.4.3 文化资本影响经济发展的微观层次：个体行为与企业发展 |
| 3. 国家文化资本影响经济发展的宏观层次：文化环境与人文精神 |
| 3.1 国家文化资本的主要表现形式：文化环境与人文精神 |
| 3.1.1 国家文化资本：概念与内涵 |
| 3.1.2 国家文化资本的作用形式：文化环境与人文精神 |
| 3.1.3 文化环境与人文精神的经济功能 |
| 3.2 对国家文化资本两大类划分的初步构想 |
| 3.2.1 传统文化资本的特质与经济价值 |
| 3.2.2 市场文化资本的内涵与经济功能 |
| 3.3 文化资本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作用机理：三个理论命题 |
| 3.3.1 传统文化资本与资本要素积累 |
| 3.3.2 市场文化资本与技术创新和生产效率 |
| 3.3.3 传统文化资本、市场文化资本通过影响制度创新促进经济发展 |
| 3.4 文化资本影响经济发展机理的实证分析：对三个命题的验证 |
| 3.4.1 计量模型构建 |
| 3.4.2 选取的数据与变量说明 |
| 3.4.3 实证结果分析 |
| 3.4.4 稳健性分析 |
| 3.4.5 主要结论与政策含义 |
| 4. 区域文化资本影响经济发展的中观层面：资本禀赋与经济发展的协调性 |
| 4.1 区域文化资本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 |
| 4.1.1 区域文化资源禀赋的非均衡性 |
| 4.1.2 区域文化资本影响经济发展的基本路径 |
| 4.1.3 区域文化资本差异是形成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重要因素 |
| 4.2 文化资本与区域经济发展协调性的实证研究 |
| 4.2.1 文化资本对区域经济差异的可能解释：基于空间维度的一个理论模型 |
| 4.2.2 文化资本与区域经济发展协调性的计量分析 |
| 4.3 文化资本扩张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促进 |
| 4.3.1 文化资本扩张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一个简易模型的推演 |
| 4.3.2 通过文化资本扩张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政策意蕴 |
| 5. 个人文化资本与企业文化资本影响经济发展的微观层面：价值导向与企业家精神 |
| 5.1 个人文化资本对个体经济行为的影响 |
| 5.1.1 个人文化资本影响个体经济行为的路向：认知结构与价值体系 |
| 5.1.2 个人文化资本影响行为绩效的基本研究方法：博弈论分析 |
| 5.1.3 个人文化资本影响经济绩效的模型化分析：以家庭消费行为为例 |
| 5.1.4 个人文化资本的获得与积累：教育与自我提升 |
| 5.2 企业文化资本对企业发展的影响 |
| 5.2.1 企业文化资本的内涵与构成 |
| 5.2.2 企业文化资本对企业发展的作用机理分析 |
| 5.2.3 企业文化资本对企业发展影响的经验分析：基于企业家精神的维度 |
| 6. 国内外文化资本与经济发展关系的实践考察：典型案例分析 |
| 6.1 国外文化资本与经济发展关系的典型性描述 |
| 6.1.1 美国自由经济背后的多元文化动力 |
| 6.1.2 日本经济发展的文化资本驱动：东亚文化与社会技术环境 |
| 6.1.3 德国经济崛起彰显的德意志精神力量 |
| 6.1.4 美、日、德文化资本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借鉴意义 |
| 6.2 国内文化资本与经济发展关系的思索与探究 |
| 6.2.1 近代中国的停滞与增长之谜：基于文化资本视角的一种考量 |
| 6.2.2 我国江浙文化资本与长三角区域经济发展 |
| 6.2.3 我国中原文化资本与区域竞争力的提升 |
| 6.2.4 我国西部文化资本与西部大开发的推进 |
| 7. 以充盈的文化资本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战略图景 |
| 7.1 培育国家文化资本,提升国家软实力 |
| 7.1.1 加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为国家文化资本的积累夯实基础 |
| 7.1.2 培育和完善市场经济文化,营造有利于技术创新与制度演进的文化环境 |
| 7.1.3 树立正确的经济伦理和价值取向,提升经济发展方式中的精神素质 |
| 7.1.4 进一步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增强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 |
| 7.1.5 重视文化资本的使用效率与价值导向,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实业的蓬勃发展 |
| 7.2 培育区域文化资本,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
| 7.2.1 促进区域文化观念嬗变,破除区域经济发展的思想桎梏 |
| 7.2.2 遵循文化发展的规律,积极培育与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区域文化 |
| 7.2.3 转变政府职能,完善区域经济发展的制度环境 |
| 7.3 培育个人文化资本,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
| 7.3.1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公民道德建设 |
| 7.3.2 深化教育改革,提高全民综合素质 |
| 7.3.3 鼓励思想解放,维护公平竞争,保障人的全面发展 |
| 7.4 培育企业文化资本,增强企业竞争力与可持续发展能力 |
| 7.4.1 培育企业文化资本的基本模型 |
| 7.4.2 高效配置企业文化资本的可行路径 |
| 8. 结论与思考 |
| 8.1 主要研究结论 |
| 8.2 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致谢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目录 |
（9）服务型政府建设的中国语境（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一、主题陈述与意义诠释 |
| (一) 主题陈述 |
| (二) 意义诠释 |
| 二、分析框架与相关概念 |
| (一) 分析框架 |
| (二) 相关概念 |
| 三、文献综述 |
| (一) 国内研究现状综述 |
| (二) 国外研究情况综述 |
| (三) 综合评述 |
| 四、研究方法与研究思路 |
| (一) 研究方法 |
| (二) 研究思路 |
| 五、论文结构、主要内容与研究目标 |
| (一) 论文结构与主要内容 |
| (二) 研究目标 |
| 六、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
| 第二章 服务型政府:理论与实践的双重探索 |
| 第一节 “服务型政府”的理论探索 |
| 一、服务型政府概念的提出 |
| 二、服务型政府理论的发展 |
| 三、服务型政府理论研究的现状 |
| 第二节 “服务型政府”的实践探索 |
| 一、理解中国行政改革 |
| 二、“服务”定位的政府模式变革 |
| 三、探索中的服务型政府建设实践 |
| 第三节 服务型政府探索中的理论与实践” |
| 一、“理论先导”阶段 |
| 二、理论与实践的“互动”阶段 |
| 第三章 中国社会的转型与服务型政府建设 |
| 第一节 中国社会的双重转型 |
| 一、中国社会转型的基本特征 |
| 二、中国的工业化进程 |
| 三、中国的后工业化课题 |
| 第二节 工业化与政府模式变革 |
| 一、工业化及其结果 |
| 二、工业社会的政府模式 |
| 三、政府模式变革的时代话语 |
| 第三节 后工业化进程中的服务型政府建设 |
| 一、面向后工业社会的服务型政府 |
| 二、中国的先机:“抗拒”与“变迁”的对比 |
| 三、后工业化: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必要非充分条件 |
| 第四章 中国传统文化与服务型政府建设 |
| 第一节 和合思想与政府模式变革 |
| 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合思想” |
| 二、和合思想对社会治理模式变革的启示 |
| 三、和合思想与服务型政府建设 |
| 第二节 民本思想与服务型政府建设 |
| 一、中国传统文化中“民本思想” |
| 二、民本思想的现实价值 |
| 三、民本思想与服务型政府建设 |
| 第三节 日常生活与服务型政府建设 |
| 一、作为“文化”的传统日常生活 |
| 二、中国社会转型中的日常生活世界 |
| 三、日常生活与服务型政府建设 |
| 第五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服务型政府建设 |
| 第一节 从革命到建设 |
| 一、“革命性哲学”指导下的“建设” |
| 二、“机械均衡”发展模式的确立 |
| 三、“机械均衡”发展模式的后果 |
| 第二节 转型中的社会结构失衡与政府变革 |
| 一、梯度发展:对“机械均衡发展模式”的否定 |
| 二、梯度发展模式的确立 |
| 三、分化与失衡:从财富到权力 |
| 第三节 和谐社会建构与服务型政府建设 |
| 一、科学发展:对梯度发展的否定 |
| 二、“发展的辩证法”与政府模式变革 |
| 三、政府变革的方向:服务型政府建设 |
| 第六章 话语体系重构与服务型政府建设 |
| 第一节 自我省察:中国行政学发展状况及其特点 |
| 一、中国行政学的发展过程及内容 |
| 二、中国行政学研究的特点 |
| 三、服务型政府建设对中国行政学的要求 |
| 第二节 它山之石:国外行政学说及实践经验 |
| 一、对国外行政理论与实践经验的借鉴 |
| 二、对国外行政学研究方法的借鉴 |
| 三、对国外行政学说的话语分析 |
| 第三节 话语重构:合作理念下的服务型政府建设 |
| 一、中国语境下的行政话语体系探索 |
| 二、中国语境下的行政话语体系重组 |
| 三、“新”的行政话语与政府模式变革 |
| 结语:从“方言”到“普通话” |
| 参考文献 |
| 1. 中文译着类 |
| 2. 中文专着类 |
| 3. 中文期刊类 |
| 4. 外文文献 |
| 5. 报刊文献 |
| 6. 其他文献 |
| 后记 |
（10）土地出让收益，公共品供给及对城市增长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图目录 |
| 表目录 |
| 1 绪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思路和概念界定 |
| 1.2.1 研究思路 |
| 1.2.2 概念界定 |
| 1.3 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技术路线 |
| 1.4 内容安排与文章结构 |
| 2 城市政府土地出让的制度环境 |
| 2.1 城市土地制度 |
| 2.1.1 土地所有制度 |
| 2.1.2 土地使用制度 |
| 2.1.3 土地征用和管理制度 |
| 2.1.4 土地储备制度 |
| 2.2 财政制度与土地出让 |
| 2.2.1 财政分权与分税制改革对城市政府财力影响 |
| 2.2.2 土地出让对城市政府的财政激励 |
| 2.3 政治制度与土地出让 |
| 2.3.1 晋升锦标赛和城市竞争对城市政府行为影响 |
| 2.3.2 土地出让对城市政府的政治激励 |
| 2.4 本章小结 |
| 3 土地出让收益获取的区域差异分析 |
| 3.1 问题的提出 |
| 3.2 文献回顾 |
| 3.2.1 土地财政与土地出让收益的研究范围 |
| 3.2.2 土地出让收益的获取模式 |
| 3.2.3 土地出让的行为策略 |
| 3.2.4 土地出让收益的区域差异 |
| 3.3 地方土地出让收益获取的类群划分 |
| 3.3.1 土地出让收益的聚类分析 |
| 3.3.2 土地财政差异的类群划分 |
| 3.4 不同模式下对应的土地出让收益差异化选择分析 |
| 3.4.1 理论模型设定 |
| 3.4.2 实证模型设计及变量选择 |
| 3.4.3 实证方案和统计方法 |
| 3.4.4 针对内生性和动态问题的模型改进 |
| 3.4.5 统计结果分析 |
| 3.5 本章小结 |
| 4 土地出让金对公共品投入的结构和区域差异研究 |
| 4.1 问题的提出 |
| 4.2 文献回顾 |
| 4.2.1 公共品的分类界定 |
| 4.2.2 公共品财政投入的结构影响研究 |
| 4.2.3 公共品财政投入的区域影响研究 |
| 4.2.4 土地相关收入与公共品融资研究 |
| 4.3 公共品供给的现状分析 |
| 4.3.1 地方政府承担的公共品供给职责和比重 |
| 4.3.2 地方政府预算压力与土地出让金扩张 |
| 4.3.3 公共品的结构差异分析 |
| 4.3.4 公共品的区域差异分析 |
| 4.4 土地出让金影响公共品投入的结构差异分析 |
| 4.4.1 计量模型、指标选择与数据说明 |
| 4.4.2 实证结论 |
| 4.5 分地区实证分析及计量结果 |
| 4.5.1 特大都市区的实证研究 |
| 4.5.2 沿海发达区的实证研究 |
| 4.5.3 中部发展区的实证研究 |
| 4.5.4 西部后起区的实证研究 |
| 4.5.5 四组区域土地出让金作用于公共品投入模式的小结 |
| 4.6 本章小结 |
| 5 公共品产出,房价水平对城市增长的影响研究 |
| 5.1 问题的提出 |
| 5.2 文献回顾 |
| 5.2.1 城市增长的概念和内容 |
| 5.2.2 土地要素价格对城市增长的影响 |
| 5.2.3 公共品对城市增长的影响 |
| 5.2.4 中国城市增长制度因素的影响研究 |
| 5.3 理论模型 |
| 5.4 实证分析 |
| 5.4.1 本文城市增长影响因素的侧重点 |
| 5.4.2 变量的选取和分析 |
| 5.4.3 数据来源和处理 |
| 5.4.4 模型表达式及实证结果 |
| 5.4.5 实证结果分析 |
| 5.5 公共品,房价对城市增长的影响研究小结 |
| 6 土地经营、公共品供给和城市增长的案例 |
| 6.1 钱江新城建设的背景知识 |
| 6.2 土地经营 |
| 6.2.1 土地出让金 |
| 6.2.2 土地贷款和引资 |
| 6.2.3 税收返还 |
| 6.2.4 相关收费和经营收入 |
| 6.2.5 钱江新城土地财政收入小结 |
| 6.3 公共品供给 |
| 6.3.1 建设投资资金 |
| 6.3.2 钱江新城历年城市公共支出基本情况介绍 |
| 6.3.3 公共投资的实际产出 |
| 6.3.4 公共品建设情况的小结 |
| 6.4 城市增长 |
| 6.4.1 建成区面积增长 |
| 6.4.2 经济增长 |
| 6.4.3 人口增长 |
| 6.4.4 城市增长小结 |
| 6.5 本章小结 |
| 7 结论和展望 |
| 7.1 主要结论 |
| 7.2 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
| 7.2.1 理论价值 |
| 7.2.2 现实意义 |
| 7.3 研究局限与未来研究方向 |
| 7.3.1 研究局限 |
| 7.3.2 未来研究方向 |
| 参考文献 |
| 附录：2000—2010年土地出让收益构成聚类分析树状图 |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主要科研成果 |
四、收入与增长的差距——陕甘宁与沪粤鲁经济发展比较分析（论文参考文献）
- [1]土地确权影响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机制研究[D]. 刘淑云.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 2020(02)
- [2]我国地方政府间税收竞争的经济效率研究 ——基于制度供给的视角[D]. 张益豪. 西北师范大学, 2020(01)
- [3]基于多尺度的中国高龄老人生活质量评价及影响因素分析[D]. 许昕. 南京师范大学, 2021
- [4]中国民生财政支出的国民幸福效应研究[D]. 徐小芳. 华东师范大学, 2019(02)
- [5]中俄高等教育合作办学人才培养模式研究[D]. 刘琪. 厦门大学, 2019(08)
- [6]20世纪30-40年代广西工业化问题述论[D]. 唐湘雨. 华中师范大学, 2017(12)
- [7]农民工职业流动的代际差异研究 ——基于福州、泉州的调查数据[D]. 丁雪儿. 福建农林大学, 2017(01)
- [8]转型期文化资本对经济发展的作用 ——理论框架与中国情境[D]. 田坤明. 西南财经大学, 2014(12)
- [9]服务型政府建设的中国语境[D]. 李丰. 南京大学, 2014(01)
- [10]土地出让收益，公共品供给及对城市增长影响研究[D]. 李鹏. 浙江大学, 2013(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