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加入WTO对劳动价值论的影响

一、关于中国入世对劳动价值论影响的探讨（论文文献综述）

张海鹰^[1]（2021）在《资本逻辑语境中的数字劳动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随着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高新技术的广泛使用,数字劳动成为当今社会新型的劳动形式,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依旧适用于数字劳动的研究。在我国开启“十四五”规划和迈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现代化征程中,发展“数字经济”,建成“数字中国”,必须科学把握数字劳动资本属性及其价值形态,创新数字劳动参与劳动市场体系建构的新业态新形式。与此同时,数字劳动者在信息技术的使用过程中应该注重信息共享原则与自我反思能力的培育,使数字技术真正成为传播自由与自我解放的工具,从而避免落入数字资本的商业陷阱之中。首先,对数字劳动及资本逻辑相关概念进行破题。对于数字劳动概念的定义,学界目前没有统一界定。探究“受众”到“数字劳动”在资本逻辑下的发展脉络。分别对资本、资本逻辑、数字劳动的发展溯源和定义进行解构和分析。资本逻辑具有两重性,具体表现在“物的增殖和人的价值的贬值”。马克思既揭露了资本的野蛮性,也充分肯定了资本的文明面。基于此,探究福克斯数字劳动理论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有助于进一步论证劳动与劳动力、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内在关系,进而探究资本逻辑和数字劳动之间的关系。其次,大数据的到来,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被纳入到了数字技术的监控之中。用户每天花费大量的时间在互联网社交平台分享信息和互动交流,人们通过虚拟平台与世界建立联系。然而,数字劳动者在社交媒体成瘾的同时他们也在不知不觉中充当了免费的“数字劳工”,进而引发了数字劳动的异化和剥削。探究在资本逻辑无限增殖的规律下,数字劳动剩余价值产生的实质,进一步揭露资本家是如何披着数据的外衣获取高额利润。实质上,数字劳动是资本逻辑的深化,数字劳动无论以什么样的形式出现,其本质都不过是以更为隐蔽和深刻的方式榨取劳动力创造剩余价值,进一步强化对工人的利用和剥削。但当下数字技术在促进人的解放方面同样蕴涵着无限的可能,应该积极寻求人的自由解放之道。资本逻辑语境中数字劳动的研究是基于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剩余价值理论等相关理论展开的。数字劳动是一把双刃剑,我们在享受数字劳动带来的“一键式”快捷时要思考人主体意识的丧失问题。以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来审视数字劳动,有助于批判资本主义否定劳动价值论的谬论,认清资本主义劳动的异化新形式。在全球化新业态背景下,坚持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深化市场要素改革,研究资本逻辑语境下的数字劳动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

魏兵^[2]（2021）在《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电视理论研究》文中指出在西方媒介理论的学术版图中,传播政治经济学是从社会宏观层面批判性地研究西方政治与经济权力控制媒体等问题的研究思路与路径方法。从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视角看,电视媒体不仅是一种大众传媒,而且是经济生产与文化生产的结合体。研究电视媒体需要关注电视的产业结构、生产关系、广播电视体制和全球传播秩序等社会性与机制性问题。所以,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力主采取社会整体的宏观视野,考察包括电视在内的大众传播媒介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功能。整体而言,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电视研究的相关概念、观点与理论是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学术母体,着重研究电视等大众媒体的传播机制。作为一种学术研究路径,它尤其关注电视媒体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经济结构和市场运行过程。该研究主张,由于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逐利性,作为一种文化工业的电视媒体,不仅受到资本与政治等权力的制约,而且成为控制大众意识形态和实施国际文化霸权的工具,呈现出复杂而消极的文化生产局面。深入透彻地了解西方广播电视机制的理论成果,既可以掌握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与分析模式,又能进一步认识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广播电视体制机制的缺陷与问题,从而更深层次地理解我国社会主义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的制度性优势。本论文以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领域的电视理论为研究对象,通过厘清其学术渊源、研究背景、主要学者、核心观点与理论,进而阐述并评析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就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电视媒体权力控制问题的电视理论研究特点。在此基础上,结合我国电视理论研究和电视产业发展的现状,以学术探讨和理论镜鉴的态度拓展我国电视理论研究的视角,为我国电视的管理实践、艺术创作、产业发展与对外传播汲取理论经验与发展启示。因此,本文围绕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电视理论研究的焦点问题,分七个章节进行论述:第一部分概述研究对象的基本情况,分别就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电视理论的生成语境和学者群体等展开论述,以期描摹出该领域电视理论的整体特点。第一章为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电视理论研究的生成语境,重点探究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电视理论研究的思想渊源、学术借鉴和西方媒介的发展背景与机制等。第二章是对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电视理论研究领域主要学者的概说与评述,通过梳理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在发展过程中在北美与欧洲两大地区集中的核心学者,阐述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电视理论研究领域的学者集群、学术承继、重要电视理论与观点概况、主要着作和学术地位等,进而为探讨该领域电视理论研究的核心议题与理论价值做出相应的学理性准备。第二部分是本文的重点内容,即以电视媒体的政治经济权力控制问题展开三个方面的思考与研究,即经济宰制观、意识形态操控观和国际文化霸权批判观。第三章主要探究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电视理论的研究起点,即经济控制下电视媒体的商品属性。通过对受众商品论、文化生产的双重意义、电视内部的隐形审查机制和资本主义商业媒体的逐利性原则等观点与理论的探讨与研究,提炼该研究领域对资本控制大众媒体的批判性观点。第四章的主要内容围绕着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就电视等大众媒体的思想控制议题提出的如“思想管理者”、“文化有限公司”、“媒体操控”、“宣传模型”等概念,或对电视文化商品公共属性的反思性观点等相关理论研究成果,进行分析与论述,指出该研究领域着力批判西方电视媒体的思想控制机制的研究逻辑与理论特点。第五章将视点转向该领域的国际电视媒体传播研究,通过整合该领域对电视的国际传播议题等相关观点,分别就其提出的“媒体依附论”、“文化帝国主义”和国际传播单向流动等文化霸权观点与理论展开论述与探讨。第三部分是本文的总结性内容,即第六章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电视理论的特点和第七章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电视理论对我国的启示。第六章旨在以理性客观的态度看待该领域的分析框架和批判焦点等研究价值,指出问题与偏颇。第七章以谨慎而镜鉴的态度,考量并发掘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电视研究对中国的电视理论建设和中国电视产业发展所具有的借鉴意义。本文将综合运用文献研究法、跨学科研究法、个案分析法和交叉研究法等阐述相关论点,厘清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电视理论的核心学者、研究方法、理论特点和重要议题等,探讨其对我国电视研究与产业的理论价值。

柯泽^[3]（2020）在《本土关怀与异域借鉴:新闻传播研究取径与理论创新——历届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作品述评（二）》文中指出纵观历届新闻传播学获奖作品,从政治立场、学术主张、立论依据、思想资源等方面来衡量,可以用本土关怀和异域借鉴两句话来概括。前者立足于本土新闻传播实践,在新闻传播与本土社会变革和新闻业变革互动的大背景下去思考和探索一些重大新闻传播理论和历史问题,后者重点在于吸收和借鉴世界先进经验和理论,结合中国现实进行历史梳理和理论创新。其中,本土关怀主题包括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新闻传播学主旋律历史和理论研究、改革开放实践背景下的新闻传播与社会发展互动关系研究以及思想解放语境中的新闻传播学基础教材建设努力和中国新闻传播史论新探索等。

马悦茹^[4]（2020）在《马克思国际价值理论视角下中美贸易摩擦的实质和解决途径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马克思国际价值与国际生产价格理论是完整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虽然马克思没有完整的论述这一理论,但关于国际价值和国际生产价格的思想可以从其着作中发现。构建马克思国际价值与国际生产价格理论有利于完善和发展马克思国际经济学,从而丰富整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和国际贸易形势多变的今天,该理论有利于我们摆脱比较优势学说对我国经济发展造成的束缚,揭示国际贸易的不平等事实。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来说,确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地位,有利于改善其在国际交换中的不利地位。利用马克思国际价值理论有助于我们从本质上认识中美贸易摩擦的实质,并可为我国正确处理中美贸易摩擦问题提供政策思路。本文一共分为五章。关键章节为第二至四章。本文从论述马克思国际价值理论来源出发,首先简要叙述了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国际贸易思想。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是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性继承,在这种批判继承中马克思创立了科学的劳动价值论。马克思完整地论述了其国别价值理论,而国际价值与国际生产价格理论建立在国别价值理论之上。因此本文其次分别论述了马克思的国别价值理论与在一国范围内的价值转形理论以及国际价值与国际生产价格理论,指出国别价值的分析逻辑可以被用来构建国际价值理论,双重转形理论在国际市场也同样适用。价值规律是商品生产的基本规律,国际价值规律只是价值规律在世界市场上的运用,指明在国际交换中遵循价值规律的作用仍旧是等价交换,但等价交换的结果却是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之间的不平等。再次,从国际分工和国际价值形成的角度分析中美贸易摩擦的表面原因——美中贸易逆差,然后利用马克思国际价值理论分析中美贸易摩擦的实质——资本有机构成不同引起的利润分配问题。在国际贸易中实际上已经极具优势的美国还要挑起贸易摩擦的原因的在于对中国崛起的忌惮以及遏制,同时这也是转嫁其国内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矛盾的做法。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不会对美国,更不会对世界造成威胁。但中国科技发展、综合竞争力的提高会压缩美国在国际贸易中的利润空间,这是美国不能容忍的,因而发动贸易战,以此遏制中国,企图维护美国的霸主地位。最后,在国际价值理论指导下,本文提出了转变观念,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遵循价值规律的指导作用,推动国际价值的形成、提高资本有机构成和劳动生产率以提升我国国际竞争力、坚持走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道路、着力提高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以及加强国际合作、继续开展国际交流和对话这六点政策建议。

薛峰^[5]（2020）在《人工智能对马克思劳动理论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近年来,人工智能热议不断。除去直接现实原因外,人工智能热潮背后暗含历史与逻辑的必然性。人工智能是一个历史生成的概念,它首先发轫于古代追求劳动解放的美好夙愿,生长于近代关于身心问题的哲学之辩,实现于现代“图灵测试”的可操作化标准,“后图灵测试”时代人工智能曲折发展的历史表明,技术的发展也会经历“肯定-否定-再肯定”的辩证过程。人工智能哲学领域的基本问题是人工智能与人类智能的关系问题。人工智能目前在问题求解、模式识别等诸多领域应用广泛。符号主义、行为主义和联结主义三种研究范式之间哲学理念的转换,启示我们未来人工智能的发展须依赖三种范式的互相融合。马克思劳动理论的革命性体现在其将劳动理解为实践与哲学思维方式的创建。“智能劳动”同属马克思劳动理论所关涉范畴之内。无论人工智能如何发展,都符合人类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历史规律。马克思劳动理论时代性展现在其内含的肯定性、批判性和理想性维度,这也是我们能够将其与人工智能现实对接的理论基础。作为时代产物的人工智能,其仍属于人类“对象性活动产物”这一物质范畴。人工智能既具有时代的特殊性,又具有人类劳动产物的普遍性特征。人工智能对劳动的挑战按时间维度可分为短期、中期和远期,按空间维度可从主体（劳动者）、中介（人工智能技术）和客体（人类社会）三个方面来解析。如何运用劳动逻辑应对人工智能挑战,将是马克思劳动理论在智能时代面临的一大重要课题。从劳动本体论看,人工智能无法取代劳动在人类存在论意义上的主体地位;从劳动价值论看,人工智能技术下催生的“智能经济”与“智能劳动”对传统劳动理论的阐释提出新的要求;从劳动幸福论来看,人工智能有利于人的劳动解放、人的劳动尊严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实现。马克思劳动理论的回应表明人工智能本质依然符合马克思劳动理论所揭示的一般规律。从生产力来说,人工智能不仅能够变革劳动者的思维方式,使作为劳动工具的人工智能获得有限的自主性,更拓展了人类劳动对象的时空范围;从生产关系来说,人工智能使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更加合理,劳动者地位趋向平等,同时也会推动财富分配方式的转变。人工智能的工作原理、历史和自然与社会的双重属性体现了其历史唯物主义意蕴。人工智能自身面临哲学悖论的解决在于以马克思劳动理论视角为指导,以人类劳动的现实存在为基础。未来人工智能与人类将会组成新的“人机命运共同体”,马克思劳动理论将指导我们处理“后人类中心主义”中的人机关系。

孙璇^[6]（2020）在《新科技革命视域下我国劳动关系研究》文中提出新科技革命是在新的科学理论的突破和科学范式的转变下,新技术的发明、应用与扩散对生产力与生产方式带来革命性变化的历史进程。21世纪初以来,新一代信息通信、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等前沿技术发展加速,新技术快速交织、融合并应用于社会生产,带来劳动关系的新矛盾和新问题,为劳动关系的治理带来了新的挑战。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构建和谐劳动关系要完善政府、工会、企业共同参与的协商协调机制。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明确要构建和谐劳动关系,促进广大劳动者实现体面劳动、全面发展。以党的十九大、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有关新科技革命发展及和谐劳动关系等重要论述为指导,探索和深化我国劳动关系问题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本文以马克思主义劳动观为理论观照,从历史维度纵向梳理历次工业革命中劳动关系的演化规律,从现实的维度阐发新科技革命中生产方式变革的新特征,通过剖析新科技革命视域下劳动和资本的双重变革特征,探析我国劳动关系在技术变革中面临的新矛盾新问题,并提出推动我国劳动关系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对策建议。本文认为,新科技革命推动了劳动和资本的双重变革,促使劳动形态数字化、劳动对象和产品非物质化、劳动资料智能化、劳动价值创造隐性化,推动高科技资本形成了新的积累和扩张的运动逻辑。新科技革命视域下我国劳动关系的治理既要把握新科技革命发展的战略机遇、实现科技进步下的生产力跃升,又要立足于中国国情推动劳动关系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坚持以劳动正义引领新时代劳动关系健康有序发展;推动劳动关系矛盾调处机制创新,从用工管理、收入分配、工会改革、三方协调机制等方面切实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健全党领导下的劳动关系协同治理机制、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机制和劳动保障监察机制;促进劳动法制现代化,完善劳动立法、司法和执法,把劳动关系的建立、运行、监督、调处的全过程纳入法治化的轨道。

徐雅^[7]（2020）在《马克思国际贸易思想研究》文中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贸易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成为世界上重要的贸易大国。在全面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经济全球化为中国开展国际贸易活动提供了机遇,同时也使中国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当下全球,尤其是西方一些发达国家贸易保护主义抬头,逆全球化思潮暗流涌动,以美国为代表的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大肆奉行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发起针对中国等国家的贸易摩擦,贸易摩擦不断升级,破坏了国际贸易关系和经济秩序,形成了与经济全球化以及贸易自由化发展趋势背道而驰的现象。马克思国际贸易思想有助于我们认清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下不平等的国际经济贸易关系的实质,以及不平衡发展规律,认清西方“自由贸易”的历史真相和本质,对于深刻理解和解释经济全球化本质和规律,加快中国经济贸易结构调整和增长方式转型、缓解贸易摩擦都具有很强的实践意义。因此,要正确认识、解决这些问题,妥善应对各种挑战,实现我国由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转变,需要学界发出马克思主义的声音。目前,一方面,西方国际贸易理论占据主流地位,该理论体系代表了当前发达国家基本立场,脱离了发展中国家对外贸易实践;另一方面,学界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关于国际贸易思想的研究较少,并且大多停留在对马克思传统国际贸易理论文献的梳理和归纳,缺乏创新,对于应对当前国际贸易挑战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因此,进一步深化研究马克思国际贸易思想是国际贸易理论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我国乃至全球国际贸易发展实践的迫切需要。纵观马克思的一生,其关于国际贸易思想的观点散见于不同时期的着述之中。本文立足于对马克思不同时期文本进行系统梳理,对马克思国际贸易思想进行系统研究。在论文逻辑架构上,按照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原则,纵向梳理其发展脉络,横向阐释其思想内涵,可以概括为以下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概述马克思国际贸易思想形成的理论来源。本文主要从欧洲封建制度解体和资本主义制度产生以后的国际贸易思想开始研究。既包括了马克思深入研究的古典国际贸易思想和贸易保护主义思想。还包括了马克思论述相对较少的重商主义国际贸易思想、重农主义国际贸易思想。前者直接影响了马克思国际贸易思想的形成,因此,前者属于马克思国际贸易思想的直接理论来源,前者又受后者的影响,故后者属于马克思国际贸易思想的间接理论来源。第二部分,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批判性继承发展西方古典国际贸易思想和贸易保护主义思想,按照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原则,通过对国际贸易思想理论基础的概括、总结,得出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国际贸易的基本观点,即关于国际贸易的产生和发展、本质和规律、地位和作用以及政策演变等,并运用相关理论和基本观点分析资本主义国际贸易政策的二重性。可见,马克思国际贸易思想是一个涵盖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国际贸易理论基础、基本观点、政策措施在内的完整的思想结构。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国际贸易理论、基本观点和国际贸易政策的批判,得出应该怎么扬弃资本主义国际贸易,及对未来社会国际贸易的预期。第三部分,将马克思国际贸易思想与西方主流国际贸易思想进行比较,主要从资本主义国际贸易的相关理论、基本观点和政策措施展开比较。由于两种思想阶级立场不同,则其思想内容必然存在差异。通过比较,有助于全面充分认识马克思国际贸易思想,理解马克思国际贸易理论、基本观点和政策的实践性、阶级性、科学性和人文性的有机统一。通过比较也可以看出,马克思国际贸易思想并不排斥西方国际贸易思想在某方面的科学性,其也借鉴了西方国际贸易思想的合理成分,加以发展运用。西方国际贸易思想也不能推翻马克思国际贸易思想的科学结论。不论是马克思国际贸易思想还是西方国际贸易思想,都将会相互借鉴,在某种程度上“融合”但不是合并。第四部分,通过第三部分比较发现,马克思国际贸易思想占据着真理和道义的制高点,即科学和人文的统一,其更具有包容性,在马克思主义国际贸易思想史中的历史地位举足轻重。并且,比较发现,马克思国际贸易思想的立场、观点更符合中国的国情,对中国开展国际贸易活动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马克思虽然没有亲自参与当代国际贸易的实践,但是其国际贸易思想对于我们研究国际贸易问题具有世界观和方法论意义上的指导作用。创造性地发展、运用马克思国际贸易思想,为加快建立公平、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推动外贸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缓解美中贸易摩擦;促进“一带一路”倡议下资本“引进来”与“走出去”协同发展;推动中国外贸发展方式的转型;进一步提升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开放度;缓解和阻止贫富差距提供新思路。马克思国际贸易思想作为人类思想发展史上的宝贵遗产,对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及世界经济贸易和谐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综上所述,马克思国际贸易思想研究是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其内涵深刻,覆盖范围广,吸收借鉴西方国际贸易思想的科学观点,并且全面概括发展中国家对外贸易的实践经验。本文在前人基础上,较为全面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国际贸易思想的主要内容,立足于发展中国家国际贸易实践,尤其是针对中国对外开放和对外贸易实践问题有着一定的启迪意义。经过较为全面、系统地研究马克思国际贸易思想之后,本文得出三个创新性的观点。本文的创新点主要有:第一,本文较系统地构建了马克思国际贸易思想的内容的结构框架,即涵盖了其思想的理论基础、基本观点以及政策措施。第二,本文认为,马克思国际贸易思想是实践性、阶级性、科学性、人文性的有机统一。其阶级性和科学性有机统一、科学性和人文性有机统一、阶级性和人文性有机统一,并且阶级性、科学性、人文性又是以实践性为基础,四者有机统一。第三,本文认为,美中贸易摩擦的实质是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利益的博弈,通过提高技术水平推动产业结构价值链走向高端化有利于缓解贸易摩擦。

荆晓静^[8]（2020）在《中国共产党科技思想的逻辑演变及理论创新研究》文中指出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秉承马克思主义的科技思想,孜孜不倦地追求科学,发展科技事业。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科技思想的指引下,建国七十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实现了从“跟跑”到“并跑”,甚至在部分领域实现了“领跑”,科技事业取得了辉煌成就,创造了中国奇迹。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发出了“向世界科技强国进军”的口号,实现这一宏伟目标既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也需要以科学的理论为指导,加强顶层设计。因此,对中国共产党的科学技术思想展开系统研究,不仅有利于深入把握这一理论,为我国科技事业的发展提供理论指南,而且也是完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科技创新思想理论体系的需要。全文主要从四个方面展开研究。首先,通过文献研究,主要介绍党的科技思想产生的思想基础和历史语境,梳理中国共产党从成立初期到新中国成立前期其科学技术思想的形成过程,从而形成对党的科技思想初步发展的认识。其次,归纳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科技思想体系的纵深发展过程,从科学技术的功能、科技创新、科技体制和人才建设等方面来概括几代国家领导人科技思想的主要内容,分析党的科技思想体系演变的深层逻辑。再次,通过比较分析,研究党的科技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性发展。“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学说,科技劳动创造价值拓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论,创新驱动发展深化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理论,立足于人民群众史观基础上的科技发展思想使人的主体地位不断提升。最后,对中国共产党科技思想发展的困境和挑战展开初步探索。中国共产党的科技思想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内容、推动了我国科技事业的发展、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提供理论指南,通过结合当前我国科技发展面临的困境,对我国科技发展提出几点建议:深化国际交流合作,积极融入全球科技网络;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坚持培养与引进相结合,夯实科技智力支撑。

杨舒涵^[9]（2019）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行政价值观演进研究 ——以上海为例》文中研究指明行政价值观是行政主体（政府）对行政客体（行政系统）实施管理实践过程中所形成的价值追求和价值理解,代表着国家的根本利益,具有鲜明的阶级性。中国作为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其社会主义的本质决定了中国政府的核心价值追求始终是一切为了人民,显着的人民性是中国行政价值观与西方行政价值观最本质的区别。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行政价值观的关注重点从以经济为中心,逐渐拓展到经济、政治、文化“三位一体”和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位一体”,并进一步拓展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五位一体”,覆盖的领域更加全面,价值维度更加多元,表现出持续的成长性。但就其本质而言,不同历史阶段的行政价值观演化,也只是经济、社会形式不断变化的结果。尽管不同时代背景下价值观和政策关注的重心有所变化,但行政价值观的核心仍然呈现高度的一致性。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本质决定了中国行政价值观的核心理念以及政策终极指向必然是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唯一价值追求。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和创新发展的先行者,上海的行政价值观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中国行政价值观建设的先进水平,也为其发展完善提供经验借鉴。四十年来,上海的行政价值理念经历了从改革开放初期的重改革和建设到新世纪前后的重开放开发和市场化、国际化再到当前的更加注重创新、转型和协调发展,呈现出持续的演进与成长。但其核心价值取向始终是以人民为中心,围绕这一核心价值理念,上海将市场化、法治化、服务化作为实现行政价值观的基本条件,率先践行创新、协调、开放、绿色、共享等新发展理念。无论是经济发展,还是社会建设、文化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其最终归宿都是“一切为了人民”的具体体现。因此,完善中国行政价值观要继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观追求,并从思想、制度和实践三个层面共同推进行政价值观的落地。思想层面,重点加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牢记为人民谋幸福的使命和任务,以创新、开放、绿色、协调、共享的新理念指引发展。制度层面,重点以国家治理体系建设为保障,加强党的领导地位,全面推进人民民主和法治中国建设,以刚性的制度设计保障行政价值观的落实。实践层面,妥善处理政府、市场、社会的关系,最大限度地减少政府对市场活动的直接干预,同时,提高政府服务能力和服务质量,拓宽人民群众参与政府决策的范围和渠道,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

付正^[10]（2019）在《《中国季刊》视域下的中国改革与发展（1978—2018）》文中研究指明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人类历史上一次伟大的实验。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与此同时,在整个中国社会急剧转型与变迁的过程中,也呈现出诸如环境污染、贫富差距过大、官员贪污腐败等矛盾和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的巨大成就与呈现出的问题都极大地激发了海外学者的研究兴趣和热情,他们密切关注着中国改革与发展的进程,试图通过实地考察、文献研究等多种方式揭开一个又一个“中国之谜”,并用多元化视角讲述着各式各样的“中国故事”。其中,国外最早专门研究当代中国的权威学术期刊《中国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就对1978年以来中国的改革与发展历程予以了长达40年的持续关注,累计发表了880篇相关主题的文章,是了解改革开放以来海外学者眼中的“中国形象”的重要参照。本文就以《中国季刊》为个案,对1978年以来该期刊中海外学者关注度最高的“中国改革与发展”这一主题的相关文章进行系统性梳理和评析。本研究采用纵向的宏观考察与横向的微观研究相结合的方式,一方面,从宏观上对《中国季刊》关于改革开放40年的研究概况进行“粗线条”梳理,把握研究的总体脉络、学者们关注的重点以及主要观点;另一方面,从微观上对《中国季刊》研究的具体问题、选取的理论视角以及研究方法进行具体地分析和评判,既介绍海外学者的观点,也深入挖掘这些观点背后的内涵与逻辑,并通过“述评结合”的方式分析这些研究成果的价值与局限。《中国季刊》关于1978年以来中国改革与发展历程的研究重点探讨了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的改革与变迁,本研究就针对这些重点关注的问题进行梳理和述评。正文首先对《中国季刊》的发展概况进行了介绍,包括该期刊的创办历程及运营情况,1978年以来历任主编的研究侧重点、选题偏好及其指导下的“特刊”（Special Issue）,以及《中国季刊》四十年研究概况和研究主题的变迁。接着,围绕《中国季刊》对政治、经济、社会三个领域的具体内容展开述评。就政治领域而言,主要对1978年以来《中国季刊》关注最多的中国共产党的调适与变革、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状况以及中国共产党的未来走向和中国政治变迁的前景预判等相关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和评析。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不断推进,海外学者对于中国共产党以及中国政治发展之路的评价逐渐突破了20世纪80——90年代占主导地位的“消极悲观论”和“民主转型论”的束缚,愈发认可中国共产党做出的积极调适和主动变革,对中国民主政治发展之路也呈现出理解的态度。就经济领域而言,重点围绕中国农村经济的改革与发展,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情况,以及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就与原因、问题与挑战以及前景预判等问题对《中国季刊》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了述评。海外学者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的看法在20世纪80末、90年代初主要被“消极否定”派学者的观点占据上风,他们认为改革的局限性限制了经济的发展,后来,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学者们逐渐改变了之前的判断,不再将自由市场和私有化看作是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唯一因素,也更加认可中国采取的“摸着石头过河”、循序渐进的改革之路。就社会领域而言,《中国季刊》以不断发展壮大的社会组织为切入点分析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迁,采用了多种社会科学的理论和范式探讨了转型时期的社会矛盾与社会抗争,并对改革开放后显现出来的环境污染、收入分配不公、贫富差距、社会保障等民生问题与社会治理情况进行了深入探讨。在对国家和社会关系的研究中,学者们逐渐改变了改革开放前对中国国家和社会关系高度一体化以及国家统筹一切的“强国家——弱社会”的判断,在对中国民生问题的研究中,也从最开始对中国政府治理能力的严重怀疑逐渐转变为对一些治理举措和改革成效的充分肯定和认可。本文通过对如上问题的研究发现,1978——2018年间《中国季刊》在不同时期对中国改革与发展进程的关注重点、海外学者眼中的“中国形象”都发生了变化。总的来看,《中国季刊》对中国的认识逐步趋于理性客观,绝大多数学者都能秉承严谨求实的态度对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取得的成就给予充分认可,对存在的矛盾和问题进行了深刻剖析,也提出了一些有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对于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和反思1978以来中国的改革与实践,拓展国内学界的研究思路和研究视野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当然,也有一些学者因难以摆脱西方中心观的影响和意识形态的偏见,缺乏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了解以及过度依赖西方理论寻找中国现实等原因做出了一些误读和误判,本文对这部分内容也予以了客观的评判和回应。《中国季刊》迄今为止已经连续出版60年,其发表的数千篇文章和书评累积起来就是一部反映海外当代中国研究的重要史料库。为此,我们应持续关注《中国季刊》关于当代中国研究的成果和动向,加强海内外学者的对话与交流,为推动当代中国研究的学理化、国际化,构建既符合中国现实又能融通中外的话语体系做出贡献。

二、关于中国入世对劳动价值论影响的探讨（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关于中国入世对劳动价值论影响的探讨（论文提纲范文）

（1）资本逻辑语境中的数字劳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电视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本土关怀与异域借鉴:新闻传播研究取径与理论创新——历届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作品述评（二）（论文提纲范文）

（4）马克思国际价值理论视角下中美贸易摩擦的实质和解决途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人工智能对马克思劳动理论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新科技革命视域下我国劳动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马克思国际贸易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中国共产党科技思想的逻辑演变及理论创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行政价值观演进研究 ——以上海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10）《中国季刊》视域下的中国改革与发展（1978—2018）（论文提纲范文）

四、关于中国入世对劳动价值论影响的探讨（论文参考文献）

• [1]资本逻辑语境中的数字劳动研究[D]. 张海鹰. 广西师范大学, 2021(12)
• [2]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电视理论研究[D]. 魏兵. 中国艺术研究院, 2021(09)
• [3]本土关怀与异域借鉴:新闻传播研究取径与理论创新——历届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作品述评（二）[J]. 柯泽. 新闻知识, 2020(11)
• [4]马克思国际价值理论视角下中美贸易摩擦的实质和解决途径研究[D]. 马悦茹. 吉林财经大学, 2020(07)
• [5]人工智能对马克思劳动理论的影响研究[D]. 薛峰. 上海师范大学, 2020(07)
• [6]新科技革命视域下我国劳动关系研究[D]. 孙璇. 福建师范大学, 2020(11)
• [7]马克思国际贸易思想研究[D]. 徐雅. 东北财经大学, 2020(06)
• [8]中国共产党科技思想的逻辑演变及理论创新研究[D]. 荆晓静. 东华大学, 2020(01)
• [9]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行政价值观演进研究 ——以上海为例[D]. 杨舒涵. 上海大学, 2019(03)
• [10]《中国季刊》视域下的中国改革与发展（1978—2018）[D]. 付正.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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