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世录》：朝鲜东传及其影响

一、《明实录》之东传朝鲜及其影响（论文文献综述）

刘秀秀^[1]（2020）在《朝鲜李朝前期汉文赋研究》文中指出朝鲜李朝前期是指从1392年李氏朝鲜王朝建立至仁祖朝（1623-1649）,大致与我国明朝同时。此时是古代朝鲜汉文赋创作的繁盛阶段,现留存202人862篇赋作,不仅数量蔚为大观,而且艺术上也取得了一定成就,在朝鲜汉文赋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这一时期朝鲜王朝的内外政治形势都颇为动荡,内部长期处于党祸纷纭激烈的境况,外部自16世纪以后又面临着兴起于我国东北的女真族以及邻国日本的侵袭;思想文化上,中华理学逐渐上升为朝鲜官学,并达到鼎盛时期;外交上,随着与我国明朝友好密切的宗藩关系的确立,两国交流空前频繁,在外交活动中,产生了大量的唱酬诗赋。这些都对此期汉文赋的兴盛产生了重要影响。朝鲜朝科举制度的赋科考试,延续高丽末（1344）“罢律用古”的做法,定为古赋体。虽然到明宗朝（1545-1567）实行兼考古、律二体,但现存科试赋还是以古赋为主体。士子课业、课试作赋一般也为古赋。朝鲜朝前期汉文赋走的是贬斥律赋、崇古尚古的路子,这其实受到我国元朝“祖骚宗汉”赋学观的深刻影响,后来又接受了明人“唐无赋”的观念,在“祖骚宗汉”之外,不废六朝骈赋;又由于历来崇尚中华文化的心态,其辞赋创作还延续了高丽后期以来承袭宋赋、推崇宋赋体的风气。也就是说,举凡“别乎律”的所有赋体（骚赋、汉赋、骈赋、宋赋）,都被纳入宗尚的范围。相比同时期我国明朝的辞赋复古,复古范围更加广泛,体现了朝鲜赋家对中华赋体文学的整体性关注和全面学习之意。汉文赋题材内容分布广泛,无所不包。抒情言志赋或反映时事、讽世伤时,或咏怀人生、抒泄失志隐逸情怀,或感时序迁逝、内寓不遇悲愁,也有的抒发离情别绪;咏物感物赋包括植物赋、动物赋、器物赋等,这些赋作或借物以抒情,或托物以寓理,较少单纯摹物之作;咏史怀古赋分为吟咏历史人物和咏怀古迹、史事两类,大多数赋作均取材于中华历史,大彰论说之风,寄寓借古鉴今之意;山水赋分为朝鲜山水赋和异国（中华、日本）山水赋,注重借描写山水以抒情达念;室宇楼台赋也重在借室宇楼台来抒发感情或阐述理念,一些赋作有览古的意味;此外,还有不少文化治道、祥瑞、理学等类赋,黼黻国家太平、弘宣理学思想,这些都显示了朝鲜赋家“苞括宇宙,总览人物”的赋家之心。此期汉文赋创作以古赋为主体,众体兼备,显示了以骚汉为宗,效法骈赋、承袭宋赋的多元化赋学宗尚。汉文赋在承袭中华赋体艺术特征的同时,随着时、地等文化氛围的改变,也出现众多新变。骚体赋不仅沿袭了楚骚经典意象、手法,更深入探讨骚体赋的句法结构,出现了大量杂言式骚体赋;在题材内容上从抒情扩大到文化、祥瑞、理学等类,从而使骚怨大大淡化。汉赋体包括散体大赋和咏物抒情的小赋两类,大赋普遍采用了主客问答的结构形式、空间方位的叙述模式和平面化铺写手段,而在科举程式赋中,形成了篇幅简短、铺叙简洁的新特点;采用汉大赋以颂扬为宗的书写思路,因时局之衰变,创作主旨又有了讽喻、劝勉和鼓励期许之意。四言诗体赋继承了《诗经》的四言句式和比兴象征的艺术手法,但议论说理性很强,具有专尚理趣、以议论取胜的独特风貌。骈体赋承袭我国六朝赋艺,偶对精工,使典敷采,但赋风并不绮靡繁缛,而是或平和中正,或清雅秀美,与所写内容若合符契。重理好论的宋赋体作品数量很多,既有模拟欧阳修、苏轼经典宋体赋如《秋声赋》《赤壁赋》的赋作,又有阐述理学概念、进行理学说教的理学赋,还有大量以议论说理为显着特色的宋体赋。此外,在兼考律赋的明宗朝,留存三篇科考律赋。朝鲜、明朝使臣间的辞赋唱和,集中体现了两国辞赋的当代交流。两国各以文才显着之士任使,明使首唱,朝鲜馆伴次韵应答;历次酬唱的主题有汉城的登楼饮宴、朝鲜境内的纪行游览和平壤祭悼箕子三类。这些域外交往赋继承发扬了中华历史上行人用赋的传统,彰显了采风观风与述宣上德、成命修好的外交文化意涵,而各有侧重。明使臣之赋借藩国之美好,鸣本国之隆盛,以此彰显国威、流布王化;朝鲜文臣之赋扬己以荣耀他人,竭诚地歌颂宗主国明王朝的恩威德化,表白事大之诚和价值认同,从根本上说,是为了彰显本国治教。这些唱和赋还具有一些独特的文学价值,如接受并延续了“祖骚宗汉”的中华赋学观,发扬了中华辞赋次韵唱酬的形式,提高了朝鲜汉文赋的艺术价值,也增进了明朝域外赋的现实意义。朝鲜汉文赋虽然接受了中华辞赋传统,但传入之后,又有了适应本土的文化发展脉络和自身鲜明的民族特性。此期大致以15世纪末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者体现为雄博清雅的开国盛世气象,后者呈现出郁愤、慷慨、平实的时局衰变之风,审美风格迥异。赋家们进行本土化抒写,建构“朝鲜风”,主要表现在描绘朝鲜本土的风物人情、反映朝鲜李朝的社会时事、展露朝鲜民族情感的独特指向。此期汉文赋的书写特色,首先是呈现出对中华辞赋的模拟性,其次是馆阁文学性,再次是主题意蕴上的道学化和鉴戒主义倾向。

魏莱^[2]（2019）在《朝鲜王朝时期儒学典籍的刊印与编纂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朝鲜王朝时期开始对图书的输入、刊印与编纂进行全面的改革。朝鲜王朝以儒家思想为治国理念,设置集贤殿专门进行学术研究,又设立铸字所及造纸署,积极推行书籍刊印事业。金属活字印刷术在朝鲜半岛的传播降低了印刷的成本,相比于雕版印刷,与本活字印刷,金属活字价格更为低廉,也更加的耐用。这一时期,由于统治者为了从思想上抑制高丽时期的崇佛思想,所以尊儒重道,具体的表现就是印刷、编纂书籍多以儒家典籍为主,上行下效,民间则是出现了许多博学鸿儒以及刻书、印书机构。本论文共分为三个大部分:即绪论、本论和结论。第一章为绪论部分,主要阐述本论题的研究目的和意义、相关研究动态、研究思路与方法以及创新点。本论则共分三章:第二章,本章主要论述朝鲜王朝时期书籍刊印与编纂事业的建立,并从朝鲜王朝印刷业的推广以及朝鲜王朝初期书籍的输入与刊印两个方面进行论述。朝鲜半岛印刷业的推广可分为三个部分:一、高丽时期朝鲜印刷业的兴起,这一阶段为雕版印刷阶段,刻印的内容大多以佛经为主。二、高丽末期印刷业的发展与繁荣。这一阶段正处于雕版印刷已经成熟,活字印刷还在摸索的阶段,所以可以称为朝鲜半岛印刷业的发展时期。三、朝鲜王朝时期,此时活字印刷已经传播开来,金属活字也几经出现并不断的被改进,更多的被运用。可以称为朝鲜半岛印刷业的成熟时期。第三章,本章主要阐述朝鲜半岛儒学典籍的刊印与编纂。儒学典籍的刊印具体可分为对朱子性理学书籍的刊印、阳明学书籍的刊印以及朝鲜本土士林性理学书籍的刊印。其次,朝鲜王朝时期儒学典籍的编纂可分两部分——编纂机构与方法以及藏书机构。第四章,本章阐述朝鲜王朝时期朝鲜半岛主要刊印的儒家典籍对朝鲜半岛技术、教育、思想等方面的影响以及编纂对朝鲜半岛藏书机构、编纂方法的影响。第五章为结论,主要对正文内容进行概括和提炼,得出本论文的主要观点,并呼应绪论中的研究意义。

谢贵安^[3]（2018）在《近百年来《明实录》的新旧转换与学术承传》文中指出作为具有数千年悠久文明史和漫长史学传统的中国,在西方文化强烈刺激和冲击下开始的近代转型,不可能完全抛弃自己的传统而全面倒向西方。《明实录》作为旧史学的典型,在近代与二十四史一样被斥为帝王的家谱,遭受打压和屏弃的威胁。然而,新旧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障碍。傅斯年用新的学术观念发现《明实录》具有重视档案等一手史料的科学性时,随即赋予其近代意义。20世纪30年代前后,在探寻明清早期关系等问题意识的驱动下,孟森、吴晗等人将目光投向了《明实录》,使它成为研究问题的史料来源,从而赋予了《明实录》新的学术价值。在"新史学"重视民族、文化和社会的学术理念,以及近现代学术分科重视专业和专题的影响下,20世纪50年代以后,《明实录》被解构后重构,汇编成民族史和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司法、教育、科技、自然灾异等不同类别,以及北京、湖北、山东、四川、浙江、上海、广东、海南等不同地方的史籍。经此改造,《明实录》不再是帝王之家谱,而是一部部专门史、社会史和文化史,不再是高高在上的国史,而成为一部部地方史,从而发挥前所未有的史学价值。

刘小龙^[4]（2018）在《新世纪以来明代史学史研究述评》文中研究说明新世纪以来,明代史学史研究又取得新的进展,主要表现为研究成果数量众多、研究视野广阔、研究方法多样、研究内容不断细化与深化等方面,尤其是在通论明代史学、官方史学、明人前代史学、野史、史学思潮、考据学、具体史家之史学、民族史学、域外史学等研究领域,出现了诸多论着。同时,也存在国外相关研究成果译介缓慢、选题不平衡、一些重要议题或未开发或急需继续探讨、一些个案研究缺乏整体观照等不足。因此,只有继续发扬以往的优势、正视不足,并结合时代特点更新研究资料、方法、理论、范式,才能推进明代史学史研究的深入发展。

乔治忠^[5]（2018）在《改革开放40年以来的中国史学史研究》文中认为在历史学的几个二级学科之中,中国史学史地位特殊,产生较晚,而且发展历程几经波折。其产生,有着西方史学观念的影响因素,但主要得自国内梁启超等名家在20世纪20年代的倡导与实践。至40年代,陆续出现了魏应麒《中国史学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41年）、金毓黻《中国史学史》（重庆商务印书馆,1944年）等几部专着,学术论文的积累也数量可观,学术研究似已打开局面。但与此同时,史学界多

和溪^[6]（2018）在《朱子《家礼》冠婚礼研究》文中提出朱子《家礼》是朱子在礼学方面影响范围最广,接受人群最多的着作。朱子秉承《仪礼》,以及宋代官方礼仪,又特别注意吸取司马光《书仪》、程颐、程颢等前人的成果,参酌古今,编订朱子《家礼》,拟定了一套冠、婚、丧、祭和其它家常日用的礼仪制度。这套礼仪制度在制定时,秉承礼义、删繁就简,更多地考虑到社会普通家庭的施行方便,中和了当时的官方礼仪与民间礼仪,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对中国封建社会後期的民间通用礼仪影响颇深。其中冠、婚二礼在程式上删改最多,也流传最广。元代的《至元婚礼》,明代官方通行的婚礼,以及《大明集礼》中的冠礼,皆本於此。本文拟从以下几方面对朱子《家礼》冠婚礼进行研究。绪论,作爲一本实用性的礼仪着作,朱子《家礼》所涉名物繁多,距今年代久远,全面深入研究朱子《家礼》,首要的基础性研究就是对其中流传甚广的冠婚礼的名物进行梳理考证。绪论回顾了朱子《家礼》海内外研究现状,指出,朱子《家礼》的文本整理、名物考证、整体性和多元化研究是其未来发展方向。第一章,《家礼》的主体部分《丧葬祭礼》成书于乾道五年九月,后又推之於冠婚,共爲一编,命曰《家礼》。《家礼》初传诸本主要有原稿本、广州本（五羊本）、杨复注本、刘垓孙增注附图本。《家礼》在原稿本分篇不分卷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五卷本与十卷本两个系统。朱子一生中曾多次对冠婚礼进行实践与推广,有力地证实了《家礼》之不僞。第二章,朱子《家礼》冠婚礼制度名物。详细阐述了《家礼》冠婚礼程序,并根据所述程序逐条辨释其中所涉名物。第三章,朱子《家礼》冠婚礼宫室场所。考证了《家礼》冠婚礼所涉及的主要宫室场所爲祠堂、正寝、厅事、室、私室、别室。并尽可能详细的论述了这些宫室场所所处位置及具体形制。第四章,朱子《家礼》冠婚礼服饰。根据文献材料及考古资料从功用、形制、材质等方面,详细考证了《家礼》冠婚礼所涉及的各种衣服、冠履、佩饰。第五章,朱子《家礼》冠婚礼所用器物。对《家礼》冠婚礼中所涉及的酒注、酒盏、栉、掠、盥盆、匕筯、卺以及酒、色缯、雁等物进行考证,尽可能详尽的描述其具体形态及当时的功用。第六章,朱子《家礼》冠婚制度与宋代其它礼书冠婚制度之对比,将《家礼》冠婚制度与其它礼书所载冠婚制度进行对比,总结出《家礼》冠婚制度的三个特点:一爲去其繁缛,简化程序;二爲斟酌古今,秉承礼义;三爲虑及民情,化民成俗。第七章,朱子家礼冠婚制度的沿革及影响。自《家（1）礼》成书後起,依朝代之序梳理《家礼》冠、婚制度在後世的沿革情况及其对东亚各国的影响,继而溯及现代,探究其现代价值。对东亚各国的影响。发现《家礼》冠婚制度在宋、元、明三代,以明代应用最广,至清代,《家礼》冠礼制度於民间渐呈消亡之势,而《家礼》婚礼制度依旧是官、民通行婚礼的主要参照蓝本。此外,《家礼》冠婚制度传至东亚後,对朝鲜（韩国）、日本、越南等东亚诸国的政治制度及社会伦理构建皆有不小的影响。其传播、影响最盛时期主要集中在明、清两代。就目前所掌握资料看,朝鲜（韩国）爲受其影响最大的国家,日本、越南次之。

刘小龙,朱艳^[7]（2017）在《二十世纪以来的明代史学研究》文中指出明代史学是中国史学发展历程中的重要一环,自有其独到的价值。真正意义上的明代史学研究,始于二十世纪初,其滥觞于国外,成熟于国内,至今已形成了研究的国际化局面;它历经了通史论着中的整体研究、断代式的综合研究,纷沓而来的是数量庞大的个案研究与专题研究。明代官方史学活动及其与政治的关系研究、明人前代史研究、明代野史与史学思潮及考据学研究、明修方志研究、具体的史家与史着研究、明代民族史学与域外史学研究等方面,均结出了累累硕果,展现出重视挖掘与运用新材料、研究视野广阔、方法多样、拓展与深化研究内容等特点。然而,该领域研究也存在诸多不足,理论、材料、方法的突破,依然是今后研究的努力方向。

周兴^[8]（2016）在《陈建的经世思想与史学编纂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陈建是明代正德、嘉靖时期的下层官员及学者。在当时心学、实学兴起的学术局面中,他的学术涉及理学、实学和史学等领域而呈现出较复杂的面貌,也具有较独特的学术个性。本文以陈建的着作为主,并搜集广东地方史料及其它相关史料,运用比较分析、史论结合等方法进行论证,对陈建的理学、实学和史学进行了较全面、深入的探讨。本文认为陈建早年在理学领域的研究形成了一种搁置义理理论探索而重视经世致用但又囿于理学的封闭、狭隘的儒学观,这种儒学观奠定了他进行实学和史学研究的基调。陈建直面嘉靖时期的统治危机,从财政、吏治和军事三个方面提出救弊改革的方案,并探索了明王朝由盛转衰的过程及原因。从这个角度来看,他的学术转向了经世致用的层面。但从他解决现实问题的方案来看,他遵循的还是儒家的传统思路,这使他的提案能解决现实中的某些问题,但面对这个时代社会转型所产生的新问题却无可奈何。与万历时期广泛吸收诸子学的实学相比,陈建的实学思想以朱学为理论基础而排斥诸子学,这体现出陈建实学思想的不成熟性。在实学研究的基础上,陈建的史学研究在进一步探索明王朝的历史盛衰方面取得了较大成功,并成为明代后期士子实学研究的入门书。综合来看,在明代中后期学术思潮转向的复杂格局中,陈建是从朱学转向实学的一个过渡人物。

杨雨蕾^[9]（2015）在《江南对外关系史研究的回顾和思考》文中研究表明从江南区域史研究出发,可以看到江南地区对外贸易史和对外文化交流史研究的国内相关成果存在两方面的问题:首先,涉及江南对外关系史的研究多数局限在中外关系史领域,没有将之延伸到江南区域史的讨论范围;其次,江南区域史研究者对相关对外关系史的研究进展关注有限。为此,从对外关系史的视角,江南区域史研究有以下两方面值得进一步推进:一是要深入探寻历史上江南对外贸易对江南地区社会经济和文化生活所带来的深刻影响;二是要把江南放在东亚乃至世界的范围中加以讨论,在东亚及全球视野下思考江南社会所具有的区域性特点和发展脉络,以进一步深化相关研究。

季南^[10]（2015）在《朝鲜王朝与明清书籍交流研究》文中指出书籍交流在文化交流中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同时也承载着丰富的政治内涵,深入细致地了解朝鲜王朝与明、清书籍交流的具体情形,分析朝鲜汉籍与中国汉籍之间的关系,阐明书籍辩诬的政治意义,对深刻理解朝鲜文化建设、朝鲜与中国的文化关系以及政治关系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朝鲜王朝与明、清的书籍交流为研究对象,依据《明史》《清史稿》《明实录》《清实录》《朝鲜王朝实录》《燕行录》《韩国文集丛刊》《增补文献备考》等中韩文献资料,论述了朝鲜王朝与明、清书籍交流的背景、书籍交流的途径、类型及特征,分析了朝鲜汉籍与中国书籍的文化关系以及朝鲜通过书籍辩诬表现出的对宗藩关系的诉求,阐释了书籍交流给两国带来的影响。全文由绪论、本论和结论三部分组成。绪论部分说明选题目的、意义,介绍学界的相关研究动态,对相关概念以及时间断限进行界定,说明论文的研究方法。第一章至第五章为本论部分。第一章“朝鲜王朝与明、清书籍交流的背景”。简要描述了朝鲜半岛三国时代以及高丽时代中朝书籍交流的历史；阐释朝鲜王朝与明、清进行书籍交流的政治基础和文化基础,明朝的睦邻友好政策、清朝入关后的儒化努力以及对朝鲜的德化政策是两国书籍交流展开的政治基础,明清图书编撰刊印事业的繁荣为两国的书籍交流创造了条件；朝鲜好学君主的文化政策以及对明清的不同文化心态对朝鲜与明、清书籍交流产生了重要影响。第二章“朝鲜王朝与明清书籍交流的具体情形”。在朝鲜王朝对华外交原则下,中朝之间的书籍交流通过明、清赴朝敕使和朝鲜朝天使、燕行使来实现。在明代,以明朝赐书和朝鲜官方求赐为主,兼有使行购贸以及使臣之间互赠书籍。到了清代,清代皇帝赐书的情形并不多见,而以燕行使购书为主。清代,燕行使臣和清代学人的交流活动促进了中朝之间书籍的交流。尤其是在晚清时期,朝鲜人积极主动将朝鲜国内的汉文着作带到中国,使“小中华意识”得到感知。朝鲜王朝与明、清的书籍交流是双向的,只是流入中国的朝鲜汉籍在数量和种类上远不及中国汉籍的输出。第三章“书籍辩诬——朝鲜王朝对宗藩关系的诉求”。朝鲜王朝围绕《大明会典》、《吾学编》《弁山别集》等明代野史、《两朝从信录》、《明纪辑略》、《廿一史约编》、《清文献统考》等清代史书对明、清展开的辩诬交涉已经突破了文化交流的层面,上升为两国政治交涉的重要内容之一。书籍辩诬是朝鲜王朝在朝贡册封体制下维护现实利益的必然选择；明清朝廷作为宗主国控制着辩诬的节奏和进程,也从维护自身正统和维持宗藩秩序的实际需要出发有张有弛地处理朝鲜的书籍辩诬。第四章“从朝鲜汉籍的形式看中朝书籍间的文化关系”。以个案分析的形式阐释朝鲜对中国书籍的接受方式,即对中国着述体式的模仿和沿袭,对中国着述的评选和改编以及对中国着述的翻译和注解,以考察中朝汉籍关系作为切入角度,透视古代汉文化和朝鲜文化之间的关系。第五章“书籍交流对中朝两国的影响”。如同书籍交流是双向的一样,书籍交流所产生的影响也必然是双方面的,只不过有影响大小的差别。明清时期,中国书籍源源不断地流入朝鲜,对推动朝鲜社会和文化的发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朝鲜人通过诸多努力在汉字的基础上创造了本民族的文字,还在不同历史条件下对朝鲜“华夷观”作出内部调整,中国书籍的流入,促进了朝鲜文献学的发展,更带动了朝鲜汉文创作的繁荣；同样,朝鲜文化的价值也逐渐被中国文人所认识和接受,朝鲜汉籍的流入,不仅增加了中国的藏书量,更丰富了中国文学、学术研究的内容。结论部分,从朝鲜王朝与明清书籍交流的动机、书籍交流背后的政治意义、书籍交流与华夷观的关系、书籍交流的媒介等方面总结了全文要点,得出了本文的研究结论。

二、《明实录》之东传朝鲜及其影响（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明实录》之东传朝鲜及其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1）朝鲜李朝前期汉文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朝鲜王朝时期儒学典籍的刊印与编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新世纪以来明代史学史研究述评（论文提纲范文）

（5）改革开放40年以来的中国史学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朱子《家礼》冠婚礼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二十世纪以来的明代史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陈建的经世思想与史学编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江南对外关系史研究的回顾和思考（论文提纲范文）

（10）朝鲜王朝与明清书籍交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明实录》之东传朝鲜及其影响（论文参考文献）

• [1]朝鲜李朝前期汉文赋研究[D]. 刘秀秀. 湖南大学, 2020
• [2]朝鲜王朝时期儒学典籍的刊印与编纂研究[D]. 魏莱. 延边大学, 2019(01)
• [3]近百年来《明实录》的新旧转换与学术承传[J]. 谢贵安. 殷都学刊, 2018(04)
• [4]新世纪以来明代史学史研究述评[J]. 刘小龙. 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05)
• [5]改革开放40年以来的中国史学史研究[J]. 乔治忠. 中国史研究动态, 2018(04)
• [6]朱子《家礼》冠婚礼研究[D]. 和溪. 华东师范大学, 2018(02)
• [7]二十世纪以来的明代史学研究[J]. 刘小龙,朱艳. 攀枝花学院学报, 2017(04)
• [8]陈建的经世思想与史学编纂研究[D]. 周兴. 广西师范大学, 2016(05)
• [9]江南对外关系史研究的回顾和思考[J]. 杨雨蕾.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5(06)
• [10]朝鲜王朝与明清书籍交流研究[D]. 季南. 延边大学, 201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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