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基层职工如何看待畜牧兽医机构改革——读者来信摘登（论文文献综述）
王妍[1]（2021）在《国家公园体制内自然、人与权力的研究 ——以三江源杂多县昂赛乡为例》文中研究表明
肖雄[2]（2021）在《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目的:研究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至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前十七年间,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领导的针灸推广运动从开始实施到广泛普及的历史进程,勾勒针灸推广运动的社会图景;结合时代背景、政治动因、社会环境等进行历史分期研究,探讨不同历史时期针灸推广运动的阶段性特点;剖析针灸推广运动数次高潮起伏的原因及国家力量在其中起到的作用,并对运动中的典型事例进行个案研究;全面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为相关卫生政策的制定和针灸（中医）工作进一步开展提供参考。方法:在掌握丰富史料和文献材料的基础上,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指导,综合运用历史研究法和文献研究法,对新中国成立以来至“文化大革命”全面开始前在中国大陆地区开展的针灸推广运动全过程进行系统考察,力求再现“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的基本历史面貌。同时,结合这一时期政治动因、政策环境和社会文化背景的变迁,采用分析归纳法、比较研究法和数据统计法等,对“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数次高潮的发生原因、主要内容和阶段性特色进行研究;并运用个案研究法、历史考据法对针灸推广运动中产生的技术革新和典型临床运用进行分析考察。成果:将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置于宏大历史叙事角度下,分析领导组织力量、参与群体、学习内容、推广方式诸要素,全面考察了针灸推广运动的社会图景,客观再现了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的基本史实。确定了针灸推广运动开始的时间与标志性事件;将推广运动分为四个历史时期:针灸推广运动初期（1951年2月《人民日报》发出号召至1954年中医政策调整之前）、中期（1954年中医政策调整后至1958年“大跃进”正式发动前）、高潮期（1958年“大跃进”正式发动至1962年底）和后期（1963年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前）,并分别客观分析、总结了各时期的阶段性特色和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对“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中出现并普及使用的电针、水针、耳针、梅花针四种典型新针法和针灸治疗疟疾、针灸治疗血吸虫病、针刺治疗阑尾炎、针刺治疗聋哑四项典型临床运用进行个案研究和历史考证。重新梳理了电针在我国的发展历史与推广情况,水针发明过程、代表人物及推广情况,耳针被介绍至国内并被推广和经典化的过程,梅花针的发明、推广应用与更名争议等。从国家政策和卫生建设需要的角度分析研究针灸推广治疗疟疾和血吸虫病的史实;梳理了针刺治疗阑尾炎的历史进程;并对针刺治疗聋哑的发明情况、政治推动因素等进行了考察。同时,对针灸推广运动中出现的“针灸休克”治疗精神病、首例针刺麻醉的学术争议以及“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对“文化大革命”时期针灸工作的影响等问题进行了历史研究。从国家建设、政治领导、针灸特质等角度深度剖析了“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得以实施的原因;总结归纳了针灸推广运动的政治特点和组织特点;考察了针灸推广运动对不同参与群体在思想意识、政治品格和医学认知等方面的影响,以及对当代针灸发展和国家卫生建设的影响;客观总结了“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的历史经验和教训。结论:“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是新中国成立后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中医药参与卫生建设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典型事例,在不同历史条件和环境下呈现出阶段性特色和数次高潮起伏。其不仅是一项卫生工作,振兴并重塑了中国针灸学和当代针灸业;更被上升为国家行为和政治任务,产生了广泛、深远的社会影响。新中国卫生建设与国家治理的客观需要,中共领导人对针灸的信任与重视和针灸疗法“多、快、好、省”的特质是这场针灸推广运动得以实施的重要原因。坚持依靠党的领导和政治保障,采用培养骨干、层层推广的模式以及大力开展群众性运动是针灸推广运动的主要特点。通过针灸推广运动,针灸医师接受了社会主义政治规训和现代医学知识,改变了传统从业与受业方式;西医接受了政治身份的重新塑造,培养了无产阶级政治品格,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对待中医的态度;普通民众增强了对针灸的认知,基层、边远地区人民的卫生健康得以有更多医疗保障。针灸推广运动也影响了疗法自身的形塑,使针灸学走向科学化、有了更为丰富的内涵。“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为当代针灸的传承发展和广泛应用奠定了基础,参与构建了新中国中医药事业基本框架;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新中国的卫生面貌,有助于强化政治宣传,巩固国家治理。其历史经验在于:自上而下、分级培养、逐步扩大的推广模式值得借鉴,推广中医疗法有助于增进社会主义医疗福祉,保障人民健康。其历史教训提示:医学技术推广工作应贴合实际需要,统筹规划,以科学为依归;同时应科学使用行政手段,注意过度行政干预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研究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有助于深化考察中共领导下的中医工作和新中国卫生事业建设,可为当代针灸及医疗卫生技术的进一步普及、中医工作开展和促进中医药走向世界参与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提供参考。
李全平[3]（2020）在《集体化时代山西的医疗场域与乡村社会》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医疗社会史是史学界的一个新型领域和分支学科,国内外已有不少成果。本研究主要关注的是我国集体化时代的农村医疗卫生。目前医疗社会史对这一时期的医疗卫生给予的关注不够。事实上,集体化时代的医疗史既承续着几千年中国传统医疗史的积淀以及近代中国医疗多元型变的复杂头绪,又是新中国大规模开启医疗卫生整体改造工程的奠基段落,亦与当代健康中国建设的现实状况紧密相连。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深入乡村社会内部从医疗卫生的方方面面实施了一系列变革,不仅迅速建立了县、乡、村三级卫生保健网和独具特色的集体保健医疗制度,同时有力地发动了遍布城乡的爱国卫生运动,使得乡村卫生面貌有了较大改观,民众整体健康水平大幅跃升。那么,医疗史应该对这一社会历史现象作出自己的阐释和理解。山西地区在整个集体化进程中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和影响,熔铸了鲜明的时代表征。集体化时期的山西不仅有西沟和大寨这样的模范村,而且在医疗卫生方面也不乏全国典型。1955年成立的高平县“米山乡联合保健站”,以全国第一个农村卫生保健站的记录,成为我国农村集体保健医疗制度的发祥地;稷山县董家庄乡太阳村是集体化时代爱国卫生运动闻名全国的红旗单位。由于这两个地方的医疗卫生经验当时在山西和全国多个地区推广,因而其医疗史价值和历史经验颇值得挖掘。山西集体化时代医疗史的这种独特性又同山西在近代中国的独特历程紧密相连。本文选取山西在集体化时代医疗卫生方面的历史实践,尝试以医疗社会史的视野开展区域性专题研究,努力通过区域认识整体,通过医疗观察集体化时代的中国乡村社会。为克服当前大量相关研究成果惯于将集体化时代的医疗框定在卫生系统和制度史范畴内,以及由宏大叙事治史路径造成的空疏之弊,本研究尝试引入“场域”概念构建长时段、立体性和多元化的理论分析框架,依此把集体化时代医疗史的相关问题回置到历史现场,突破过去研究偏重合作医疗的制度和卫生政策的梳理之单一维度,通过医疗场域的总体呈现,解读和阐发集体化时代医疗实践生发与展开的具体机制,把握国家话语与乡村社会融入医疗场域的内在理路,挖掘集体化时代医疗实践的历史语境和底层逻辑,弥合“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研究路径的分野,从而展示历史图景的丰富复杂性。传统农村医疗场域扎根于以家族、父系、亲属和熟人互惠规则为特征的乡村社会之中,与传统乡村社会有机糅合并镶嵌一体。近代以来,伴随着西医的传入,医学、教会与商品相结合很快挤占和打破了传统医疗的结构分布,传统医疗中固有的生产和再生产机制之维续迎来较大挑战。在医疗多元型变的时代,医场中的医学、技术和医者围绕不同的政治、文化和社会资本等竞相角逐。逮至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共领导的军队进驻山西农村,大面积开辟抗战根据地,通过革命的底层深进直接触及乡村传统医疗,新政权努力对传统乡村医疗进行再塑,开了农村医疗集体化的先声。新中国成立后,农业合作化的整体形势推动了乡村整个社会场域的急骤变化,这既为农村集体保健医疗制度的诞生创造了条件,也使得医疗卫生的相当部分与传统医疗形成脱嵌后而被归纳到新的国家政治社会情势之中。场域更变使得医学技艺习得、行医方式和医药空间均被重新改塑,中西医关系的历史意涵在激烈变动时代不断被拉扯和重构。面对强大的传统医疗的惯性、特别是传统医疗所依附的传统社会结构以及无数个经过传统社会浸润过的医者与乡民,负载着新的社会文化意义的医疗卫生改造充满艰辛,于是国家诉诸于社会运动力量来推动医疗卫生的变革。社会史视野使我们更清晰地关照到不同医者、干部、医务人员和普通乡民等面对医疗场域发生更变时的抉择和向背以及新旧观念的冲突,也展示了国家如何通过各种符号、话语、组织网络、资源动员等策略将广大民众组织参与到医疗卫生改造中的丰富实践面相。在集体化时代,广大民众以高涨的热情参与医疗卫生运动的同时,也参与了国家新的意识形态之内化学习和行为实践、参与了国家新的政策主张以及新的道德评价规则的认知和运用之中,并从中获得了新的身份和体验。传统医疗场域与乡村社会的关系纽带被新的负载着国家话语、民族主义以及新型意识形态的社会运动反复动员、感召、冲击和改造,最终不仅改变了农村缺医少药和卫生观念薄弱的落后状况,同时实现了国家新政权建设、意识形态重塑和整个医疗社会的改造,这是一个紧密交糅的动态过程。另一方面,传统乡村社会在变革中既有适应也有变迁。在国家努力重构医疗卫生与乡村社会的过程中,传统乡村社会发挥作用的机制由显性而变为隐性,但传统医疗场域的机制和惯习始终潜藏背后并在极为细腻的环节里隐现出来,而合作医疗最终的解体在某种程度上说也是新旧体制的交冲和妥协,折现出医疗演变的复杂性所在。
姜萌萌[4]（2020）在《韩天航小说创作思想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韩天航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小说作家的代表,一以贯之地以现实主义创作思想讲述兵团故事、为兵团人树碑立传、弘扬兵团精神和传播兵团文化,并将其视为己任。考察韩天航的小说创作,可以发现他的现实主义创作思想最大的一个特征就是建构兵团“好人”世界,在兵团历史与现实生活中,以人性的善与美作为创作思想的原则,传达出兵团人在兵团屯垦戍边的过程中便是如此之好的真实性。而追究韩天航的这种创作思想的来源及具体表现可知,他在上海所接受的中学教育及文学阅读的经历在很大程度上为其创作思想打下了基础,前者可以谓之其思想形成的充分条件,1950年代到1960年代中国的教育环境及上海市制定的教育政策均以加强思想政治教育为重心,在学校教育中培养学生正确的价值观,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是其中的要义,显然,中学期间这种思想政治教育与兵团精神的相遇,具有较好的契合度;而后者又培养了韩天航的文学创作素养,使之能付诸笔端,对自己在兵团的生活经历及体验以现实主义创作方式反映出来,构建了兵团人物形象的谱系,即爱国敬业的转业军人、顽强坚韧的农牧职工、丹心赤忱的知识分子以及领时代风气之先的产业工人群体,也借个人生活的小历史贯穿起兵团大历史的发展过程,此是韩天航小说创作的现实主义基座。但从韩天航小说创作的大体过程看,他所经历的复杂的身份认同过程,影响了他的现实主义创作姿态。在经历上海人-半个兵团人-兵团人的身份转变的过程中,韩天航对兵团的认知由自然风物、劳动人民,到历史沿革、精神内蕴,逐渐深入。由上世纪八十年代从自身经历出发对“文革”的反思、对改革的聚焦,到九十年代中期对返城知青身份焦虑的反映,直至二十一世纪初转而深入兵团历史、挖掘人性的崇高与壮美、展示女性在兵团建设的中坚作用,他的书写地域和书写对象皆经历了外移和内转的过程,即兵团-上海-兵团,后期写作事实上标志着韩天航完成了对兵团人的身份认同。同时也可以发现,韩天航的小说创作也试图与中国新时期文学的发展保持同步性,在兵团的情感认同当中以历史的同情深刻地审视兵团生活,由衷地赞颂着兵团人,执着地书写着兵团故事,这是他小说创作思想与文本美学价值的完美结合。
李永娜[5]（2020）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研究（1949-1956）》文中指出作为国家的一种软实力,国家认同能把整个国家共同体中的单个个体团结起来,对于维系多民族国家的统一,保障多民族国家的稳定,促进国家的繁荣昌盛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中国的进步和发展创造了最重要的政治前提,宣告了中国人民当家作主的时代已经到来。1949年到1956年是各民族人民对新中国产生国家认同的重要时期,在这个时期内,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实施了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一系列政策措施,获得了广大人民真诚地支持和拥护。政治民主、社会稳定、经济得以恢复并发展的新中国获得了广大民众的高度认同,全面深入地探究这一时期少数民族国家认同建设的经验,既有助于深化和丰富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和国家理论,又能为增强国民的国家认同感以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重要的启示。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王朝统治时期的国家认同是“大一统”特色的古典国家认同;发展到近代社会,中华民族意识由自在状态向自觉状态转变,中华民族意识逐渐觉醒,中国的国家认同逐渐向现代意义上的国家认同转变,这与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密不可分,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实践中整合了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增强了中国各个民族之间的凝聚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得以建立,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统一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少数民族对新中国的国家认同意识在异常艰难的国内外环境下开始萌芽、生长与发展。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面临着十分复杂严峻的国内外形势。国际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企图通过实行强硬的对华政策,即政治上孤立、经济上封锁、军事上威胁的政策,从根本上搞垮新中国。在国内,民族问题和阶级问题相互交错,纷繁复杂,少数民族地区更是面临着民族分裂势力猖狂,政治参与冷漠、文化认同狭隘模糊等问题,为此需要从国家整体层面审视少数民族地区的地理特殊性、文化特异性、政治归属性和利益整合性,为少数民族国家认同的建构提供可能性。在错综复杂的现实情况下,中国共产党推进了剿匪反霸工作,稳定民族地区社会秩序;进行了民主建政工作,建立了全国统一的各级政权机构,创造性地实施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保障了各民族的平等权利;积极疏通了民族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民族隔阂;培养了大批少数民族干部,更好地实现了少数民族人民的当家作主。各少数民族的平等权利得到了应有的保障,少数民族群众的积极性得到了充分地发挥,为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提供了政治保障。与此同时,党和政府还在少数民族地区实施了一系列经济政策,“慎重稳进”地实行土地改革,改良农具和农牧业生产技术,推进少数民族地区的工业建设,开展了少数民族地区的贸易工作,制定了针对少数民族地区的财政和税收优惠照顾政策,为少数民族人民的国家认同夯实了经济基础。除此之外,党和政府还积极推动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建设以满足少数民族群体的主观需求和现实需要,加强了主流意识形态建设,针对各种错误思想开展针锋相对的批判,广泛开展了民族团结教育,积极营造国家认同的舆论氛围,保障少数民族群众宗教信仰自由,为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架设了坚实的文化支撑。总的来看,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政府在进行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的过程中培育并筑牢了广大少数民族群众对国家的归属感、自豪感和忠诚感,使少数民族群众对新中国有了较为清晰的认知、产生了对新中国强烈的认同情感。这种成就的取得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定不移走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民族平等团结的原则、毫不动摇维护民族团结与祖国统一、坚持各民族共同繁荣、千方百计帮助少数民族促进经济的发展、大力发展民族地区文化教育事业、实现少数民族群众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的全面提高等经验密不可分。新中国成立初期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建设波澜壮阔,回顾这一时期党和国家的民族工作面临的种种挑战、采取的有力举措,并总结其取得的宝贵经验,为我们今天做好新时代民族工作、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少数民族国家认同的建设必须准确把握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基本国情,坚持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必须正确认识我国民族问题的长期性、复杂性,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各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奋斗目标,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发展;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构建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高举中华民族大团结的旗帜,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并用法制来保障民族团结。
杜可风[6]（2020）在《汉语“V/A+PP”跨层结构的演化趋势与表达功用研究》文中研究指明“V/A+PP”作为汉语中一种比较独特的结构,常用度较为高频,用法较为广泛,可以置于结构中的“P”主要有“于、乎、自、以、向、往、在”等,介词最基本的句法特征就是必须介引其后宾语,组成介词短语,介词短语可以充当状语,还可以充当谓词的补语。具体而言,全文主要探讨谓词与后面的介词短语形成跨层结构的演化趋势与表达功用,力求从多角度、多方面考察介词短语“PP”与谓词“V/A”的组合特点与发展结果,印证“V/A+PP”结构内部各要素之间互相牵制,互相约束的关系。关于“V/A+PP”中双音节谓词“V/A”的考察则相对匮乏,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问题为导向,在具体个案的理论解释方面,主要采取共时探究为主,历时考察为辅,语言描写与理论解释、定量统计与定性分析、归纳总结与演绎推理、语法研究与认知语用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强化相关语言现象的描写,综合运用词汇化、语法化、附缀化、主观化、认知语法、韵律句法等相关理论进行整体性探究。关于介词短语处于谓词后充当补语的全面考察,全文除绪论和结语之外,分为上下两编共十二章,其中两章属于宏观总论概括,其余属于微观研究,每个章节解决一个具体问题,条分缕析的梳理语言现象。第一章总体概括“V/A+PP”结构的性质、类别与功用,“V/A”表现为单、双音节谓词,“PP”为介词短语,由“于、乎、自、以、向、往、在”与宾语所组成,宾语一般为体词成分“NP”,少数为指称性谓词成分“VP”。具体描写和分析单、双音节“V/A”对“P”产生不同的影响与作用,探究“P”的性质与功用。第二到六章,从宏观角度分别探究跨层结构“A在”、“（V）自”的附缀化及其叠加式、“V/A乎NP”的演化方式与转化结果、“V双+向/往+NP”的演化趋势与结果、“V往NP”结构发展与演化,通过整体结构的考察,揭示“V/A+PP”结构的特性与种类。第七章阐述结构的演化倾向、发展诱因,主要从“V/A+PP”构造的演化趋势、发展结果及动因与机制出发,阐述整体构造发展演化所产生的多种语法现象。从不同的视角切入,考察“P”进入词内的词汇化特征、成词后的再次演化,前附于谓词而附缀化,附加在双音节谓词或附缀结构之后而零形化,零形化诱导双音节谓词“V/A”及物化等一系列语言现象,谓词与介词短语二者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第八到十二章,在全面掌握相关研究主题的情况下,注重微观研究,分别选取否定副词“难于”、构式“看在X的份（面/分）上”、形式动词“给以”“予以”、“不外乎”、“仅限于”等不同个案,从多方面、多维度对相关问题进行探讨。进而分析它们的性质与类别、动因与机制、演化趋势与发展规律、语义特征与表达功用,重点对那些具有一定典型意义、变化较为显着的语言现象,作出微观的描写与阐述,阐释它们演化的动因与机制,揭示汉语“V/A+PP”结构的演化趋势与发展结果。本文的创新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为汉语研究提供语法规律,充分运用现代网络检索技术,大量挖掘符合本文主题的汉语语料,在语言事实的基础上,详细总结出汉语“V/A+PP”跨层结构发展的语法规律。其次,为词库输入新成员,语言处于不断发展演化的过程中,谓词和介词短语的跨层组合也不例外,“V/A+PP”处于述补结构向述宾结构演化的过程中,“V/A+PP”发生了重新分析,产生一批新词语、新形式,为汉语词汇系统融入新词语,为词典编撰工作提供参考范围,为汉语教学和自动化处理带来便利。最后,为语言理论的验证融入新思路,一方面对汉语“V/A+PP”结构的认识更加深化,尤其是深入了解汉语中大量跨层结构的发展路径,另一方面对词汇化、语法化、词缀化等相关理论的运用更加完善,特别是使用相关语言学理论对一些汉语语法问题进行阐释。总体而言,这方面的研究为汉语跨层词汇化和语法规律的探索打开全新的视角,为揭示人类语言中关于谓词与介词短语的演化趋势提供一定的语言事实和理论基础。
朱江华[7]（2018）在《民国时期新疆地方政府教育施政研究（1912-1944年）》文中研究指明民国时期是我国近代以来新一轮边疆危机加剧的历史时段。这一时期的大部分时间内,地处西北边陲的新疆虽然不受中央政府的实力控制,但仍然与中央保持着若即若离之关系。作为地方实力派的新疆各届地方政府之所以能够在全国局势动荡之中,不同程度地维持边疆社会的稳定和促进了国家安全,教育施政是极其重要的关键所在。杨增新、金树仁、盛世才三届地方政府的教育施政,不仅事关新疆地方教育事业发展,更关乎边疆政治的成败,甚至影响到整个国家的政治发展。因此,教育服务于政治是有关民国新疆教育研究的一个重要着眼点,教育施政由此作为一个历史事实进入本研究的视野。本研究在大量查阅历史文献的基础上,以边政学、教育政治学、教育问题史理论作为研究的理论基础,以“民国时期新疆地方政府的教育施政对维持新疆地方稳定和国家整体安全所发挥的正反两方面作用”为主线,以民国新疆地方政府教育施政所处的政治及历史背景、主政者教育施政的观念或态度、民汉教育的措置、教育的边疆安全与发展二重属性权衡、教育的央地关系把握为五条逻辑分线索梳理和呈现历史。为增强研究的生动性,本研究还运用个案研究手段以及史论结合原则,一方面将历史与现实对接,得到历史借鉴意义和引起现实反思;另一方面剖析三届新疆地方政府教育施政得失,进行优劣比较和原因分析。最后,从历史发展中得出经验启示,同时进行研究的前瞻性探讨。依据这一思路展开研究,形成的主要观点如下:教育施政的政治与历史背景上:杨增新政府处身于共和乍兴的新疆地方社会,政治变局较为复杂,教育历史条件与晚清相比极为落后;金树仁政府登台主政适逢南京国民政府统一全国之际,处于国民党中央开始图取西北以及其自身在新疆社会内部政治根基不牢这样杌陧的内外境遇,教育的历史条件有了一定的积累但陈旧不堪;盛世才政府的主政基本处于国家抗战时期,其虽面临国民党对新疆实际谋求控制以及新疆内部动乱等政治困局,但同时在抗战历史主题下拥有良好的国际国内政治机遇,有利于开创新疆教育发展的新形势。政治观念及其影响下的教育施政理念方面:杨增新政府由于其主政者杨增新是前清遗吏出身且自身浓厚的封建伦理道德操守,加之民国初期新疆社会的内外危机的影响,决定其政治上抱守“羁縻治边”观念与“养防合一”的教育施政理念;金树仁政府由于其主政者金树仁阅历肤浅、能力不足及其政治视野的狭隘,导致了对集团利益和强权政治的迷恋,因此固守着“四同”政治小集团观念和教育施政的“权宜”态度;盛世才政府的主政者是拥有新思想的政治投机者,其丰富的人生经历以及其政治野心,决定了其审时度势和善于应变的统治风格,因此盛世才政府主政新疆能够抓住新疆社会问题的症结所在,顺应时局提出“六大政策”政治主张和全新的“双以”教育施政方针。对待新疆民汉教育方面:杨增新政府对于二者基本采取分立举措,官办教育实施汉文和汉化教育且着眼于地方的地方治理的自足,少数民族私立教育则加强监管杜绝外来思想意识形态的渗透以维持地方安定,同时还十分支持封建色彩浓厚的新疆本地的经堂教育,力求边疆社会因俗治俗;金树仁政府在公立学校教育方面基本因袭杨氏的汉化策略然而在国民学校的扩充方面亦属有限,而对少数民族教育则基本无力监管甚至达到放任的地步;盛世才政府由于提出了“以民族为形式,以六大政策为内容”教育施政方针,新疆地方民汉教育实现了共举,官方和民众真正地联手协作,公立国民学校教育和民族文化会立学校教育都繁荣起来教育的边疆属性权衡方面:杨增新政府兼顾边疆教育的安全与发展二重因素,但总体上安全重于发展,安全上坚守封闭与传统两原则,发展上将实业教育视为边疆社会根基而视师范教育为教育的补充手段;金树仁政府在边疆安全上的教育举措走向偏颇,偏重于加强军事教育强化统治以及防范民族知识分子,而在边疆发展方面尚没有长远的计划与足够的行动;盛世才政府在边疆安全与发展二重属性的举措做到了并行和并重,安全上分别实施了强化政府政策教育以筑牢思想防线、宣扬抗战建省观念以此发动师生巩固大后方、完善教育机构以强化监管与指导等举措,发展上分别积极推动了教育发展的规划与安排、扩大经费投入保障各类教育的落实、义务教育建章立制和各类学校并进发展等新疆教育的央地关系方面:杨增新政府坚持在教育的自决原则下与中央政府保持基本的形式上的行政关联;金树仁政府在防范国民党中央对新疆教育的实质影响之下附和其一般的行政指令;盛世才政府兴办教育并非仅仅依靠国民党中央政府,更多地吸纳了苏联、中共以及国内民主人士的援助力量,因此在教育的央地关系上主要是个人政治利益优先下的回应与权变就新疆学院兴办始末和新疆反帝会的抗战教育这两个政府教育施政的历史标识进行探讨,其价值在于我们可以将其与新疆地方当下的高等教育与国家通用语言教育对接起来,反思其中的诸多问题在分析和述评民国新疆地方政府教育施政得失方面,研究认为杨增新政府教育施政得失参半,金树仁政府教育施政总体上弊端超过成就;盛世才政府的教育施政得大于失,其借鉴意义深远最后,研究总结出一些历史启示:在客观事实层面,民国新疆的教育状况并非总是落后,而有其历史变迁,它的兴衰进退与各届地方政府的不同的施政情况密切相关。在政府主体作为层面,对边疆地区教育发展,政府必须彰显主导性作用,不但要正确把握教育发展的政治方向,更要通过教育发展促进边疆地方问题的治理。在历史认识层面,对于新疆地方,政府的教育施政要兼顾边疆安全与发展、朝向多民族多文化融合方向发展、契合国家重要历史任务和政治主题。这些经验有益于我们在新的历史时期和新的发展形势下的边疆治理。
程单剑[8]（2018）在《改革开放舆论动员研究（1978-1982） ——以《人民日报》为中心的考察》文中提出无论在革命战争时期,还是在新中国建立初期,经由报刊发起的舆论动员,使得广大民众知道中国未来要走什么样的道路。在历史过往中,舆论总是以催化剂的形态“出场”,在物质、制度、舆论、观念的四方作用中,舆论动员改变了人民的思想观念,而思想观念的改变影响了新的制度生成,新的制度生成推动着物质世界的发展。舆论作为特殊的因素存在着,其“第三权力”、“流通货币”的功用被确认。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革命与建设中加以践行,透过报刊表露出的先进思想被人们所接受。务实的舆论动员,改变了民众对革命无知或旁观的态度;同时颂扬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勾勒出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社会主义制度的笃定。而十年“文革”,中国陷入政治秩序和经济体制双重危机。经历“文革”的阵痛,人民对于稳定国家政治、经济秩序的呼声日渐高涨。报刊舆论推动信息向公众群体的传播,并深刻影响着大众对社会问题的看法,组织社会运动。党报更是促发政治变革、经济变迁的舆论利器,是一个政党动员民众的重要载体。全文共六个部分,由绪论和正文五章组成。第一部分,绪论。绪论部分对选题缘起及研究现状进行相关评述,简略呈现本文的选题意义及研究方法。同时对文中相关概念进行界定与比对,并提出本文的学术创新与研究难点,大体上勾勒了本文的行文框架。第一章,舆论动员的思想来源与中共舆论动员的简要回顾。本章主要对舆论动员的思想来源进行叙述,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邓小平的舆论动员理论作简要综述。叙述中共舆论动员的历史回溯,为后面几章的论述做铺垫。第二章,改革开放舆论动员的背景。本章主要叙述改革开放舆论动员的问题遭遇。这些问题具体表现为,对开放的排斥;思想僵化停滞不前。民间舆论也发生了某些异动,如大字报形式下的舆论失控,并催生出暴力行为的产生。同时我们处理了“四人帮”对报刊舆论的影响。第三章,改革开放舆论动员的策动。在这一章笔者试图从思想和实践两个层面,展现《人民日报》对改革开放的策动情况。长期以来,由于思想路线的偏差,导致了人们对改革和开放的闭口不言。僵化和封闭成为常态,要想促动改革开放的发生,首先要在思想上有所突破,《人民日报》消解思想禁锢,试图激活“改革”思维。思想的解放,引发了改革开放的巨大实践,人们对改革开放有了客观的认识。在实践层面上,《人民日报》通过舆论动员,引导人们的行为方式,助推改革开放。同时,加大对重要会议的舆论报道,放大党的声音,促动改革的发生。第四章,改革开放舆论动员的具体展开。随着改革开放舆论动员的开展与深入,利益的得失开始逐步影响和左右舆论的表达。群众利益的最大获取是改革开放过程中的积极因素,改革开放的过程就是逐步实现群众利益的过程。随着利益一致性的形成,心理上信任和行动上感应随着时间进程自然产生,而舆论动员会缩短这一时间过程。《人民日报》围绕这些利益关切,展开舆论动员的具体实施,关切改革开放中各方利益诉求的舆论动员;聚焦争论问题的舆论动员。第五章,改革开放舆论动员的影响及启示。《人民日报》作为“大报”,极大地吸纳了民意,广开言路,逐步唤醒了民众对改革开放的关注,群众在实践中对改革开放做出积极响应。本章叙述了改革开放舆论动员的效果,论述了改革开放舆论动员的现实启示,这些历史经验为当下报刊舆论建设、提升舆论动员的实效提供借鉴。
高志军[9]（2018）在《变动时代的大学—岭南大学的因应、调适及裁撤（1948-1953）》文中研究表明变动时代,大学亦为之一变。变动的大学深深打上了时代的印记。1946年,国共内战爆发,是役成为深刻影响近代中国政局走势的重大历史事件。其后,时局愈加风云激荡,诸事亟待应变。在此新旧政权交替之际,岭南大学既有自身困局又受到时局牵扯甚广。前者主要因岭南大学原校长李应林抱恙恳让校长职位而引发。其间,该校校董会从中筹划,迭经多方劝请方才使原执教于南开大学的陈序经于1948年夏以代理校长身份主政岭南大学,后因陈擘划有为,终获聘校长之职。后者是激荡政局的涟漪冲击岭南大学时的主动因应与调适。该校受政局影响必须应对的主要事件有三:一是南迁学生,在应对南迁学生时虽颇为棘手,但有惊无险;二是迁校之议,与众高校相似,该校亦有迁澳、迁港说,但力主扎根南粤大地的意志不曾动摇;三是延聘教授,借变动时代众教授有意南下的契机,加之陈序经等众人措置得当,为岭南大学延聘了大量学界名流,相当充实了该校。此时,岭南大学与国民政府虽有合作,但疏离远多于合作。伴随国民政府的垮台,政权旋即改旗易帜,“旧”大学走进了新时代。岭南大学因应时局展现出自我调适的姿态。此种姿态虽是主动与被动夹杂,但显见其在新生的共和国政权引导下的被动调适,实乏自主。因之,被动因应的格局下隐伏着政学间的冲突与纠葛。不过,政学间的角力虽时有暗波涌动,但一般隐而不彰。因力量悬殊,岭南大学往往“逆来顺受”。即便是岭南大学与政府间因招生而引发的风波,仍证明岭南大学反击的无力与无效。宣告无果后,岭南大学态度软化,随即改善策略、顺势而为。这提示着政学之间虽有对抗,但温和可控,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政府对私立大学管控的加强。时移势易,朝鲜战争的爆发使中美关系紧张加剧。特别是奥斯汀事件后,中美走向激烈对抗。中国国内首先出现针对奥斯汀在联合国言论的抗议声势,复几经酝酿发酵,以致发出控美的浪潮。美国对此予以回击,冻结了中国在美资产。是项举措彻底激怒了中国政府,进而决定割断美国在华援助机构与美国的联系。割断美援实际上动摇了教会大学赖以生存的经费基础。岭南大学儿童工艺所运转经费本为美国一手擘划,受到冲击尤甚。工艺所的经费不得不转靠岭南大学拨付维持。而此时岭南大学在美存款已被冻结,加之要额外支撑工艺所运作,工艺所日益成为岭南大学的沉重包袱。与此同时,为争夺工艺所所有权,岭南大学与广州市救济分会数度博弈,前后持续一年有余。博弈终因岭南大学经费不支败下阵来。其实,岭南大学经费支绌由来已久,但美国冻结款额及工艺所经费由其自身筹措加剧了该校经费的紧张态势。政府对岭南大学实施有条件的经费补贴,一则缓解了该校经费困局,二则为政府强势介入大学内部提供了绝佳时机,大学的自主性进一步被剥夺。随着中国政府卷入朝鲜战争日深,且在多数位于东北的重工业基地面临外敌威胁的情况下,这促使政府越来越意识到优先发展国防工业的重要性。彼时,我国工业人才远远不能够满足实际需要。基此,以培养工业建设人才,远涉巩固国防、保卫国家安全为目的的工学院院系调整势在必行。思想改造是院系调整的重要一环,岭南大学师生的思想改造又以清除“美帝”影响为重点。美籍教师由“诲人不倦”到“毁”人不倦形象的流变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师生思想转变的实情。但这种转变是在美籍教师已离开中国,承受外部压力以及知识分子普遍的“原罪”心理作祟等情况下所取得,并且难有衡量这一程度的标准。官方所标榜的“彻底”打击了“亲美”、“恐美”、“崇美”思想,恐怕也未必尽然。经过思想改造运动后,一场全国性的院系调整随即拉开了大幕。因时代条件的限制,教会大学消逝在了人们的视野中。
梁永成[10]（2018）在《法纪与秩序：县域纠风监察工作研究 ——基于华南某省糖区的考察》文中研究表明本文以一个华南县级区为研究单位,以该区党政机关和行业的纠风工作实践为研究对象,力图展现和理解基层纪律检查工作和行政监察工作的逻辑,并探讨基层执纪执法活动中的党政关系互动及其对法治建设的影响。纠风作为一项极具中国特色的工作,曾是反腐败的三项工作之一。其独特的组织架构是“一元双塔”党政体制互动并不断回应实践需求的产物。纠风是革命政党“党治”手段和现代行政监察手段的糅合,具有鲜明的政党意识形态特征。它借助纠风办独特的组织架构对国家和社会治理中的“不正之风”问题进行全面的回应和治理。这种实践为转型时期国家和社会良性秩序的维持奠定了必要的权威、资源和秩序基础,由此而形塑了基层法治运行（特别是执法活动）的“法纪整合”的特点。纠风工作近三十年的变迁,本质上是一个国家如何从传统的“党治”向推行“法治”转变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原有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人民监督的机制不断被消解,市场经济在自由主义催发下蓬勃发展,而新兴的法治由于自身的局限性,无法完成对国家和社会的全面介入和应对,由此而带来社会秩序的混乱,各种不正之风四处蔓延。在这种环境下,法治建设面临着失序失控的危险。换而言之,在这种不正之风气中建设法治,面临着权威、组织和资源的困境,需要一种主导力量进行全面的整合。这项工作主要由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通过动用自身两个“科层体系”（党的科层体系和政府的科层体系）的组织、权威等资源完成整合。纠风就是这种整合实践中的一项,具有鲜明“法纪”的特征。中国共产党通过动用纠风的工作机制,将这种法纪手段在党的科层体系和政府科层体系中传导,扩大到社会生活的各方面,进而完成对基层权力腐化分裂、合法性弱化、秩序混乱的治理;同时,将党的意识形态与精神文明建设、职业伦理教育、基层干部教育管理、法律意识的培养等内容紧密结合起来,完成对行业秩序、乡村权力秩序的整合,确保行业秩序、乡村权力秩序的总体可控。2014年纪检监察机构改革之后,纠风工作从反腐败重点工作演变为一般性工作,纠风也由先前对治理全面介入转变为逐渐退出,纠风的“萎缩”意味着国家监察权力的上收,监察工作朝着更加技术化的方向发展。纠风工作的扩张和收缩折射出中国社会转型治理方式的转型,是党政关系日益融合的框架下更加强调技术治理的结果,纠风的困境也源于此。本文最终得出三个基本的结论:第一,糖区的党政机关和行业部门呈现出来的既不是“全能主义”治理模式下的革命共同体的秩序,也不是严格法律维持的现代法治秩序,而是在法纪整合框架下融合乡土性、现代性的治理秩序。第二,在纠风的实践中,纠风实际是一种新的“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权力监督方式,这种监督方式克服了行政监察“悬浮化”和党的纪律全面控制所面临的法治张力,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发挥了独特的社会基础秩序整合作用。第三,当前纠风工作所陷入的困境必须放置在中国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才能得到更好的理解。法治的兴起意味着规则治理、技术治理越来越成为主导,在治理话语上,纠风背后的党的意识形态话语逐步被法治的话语所掩盖,由此形成了一个纪律不断弱化、强制权力不断强化的法治秩序。
二、基层职工如何看待畜牧兽医机构改革——读者来信摘登（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基层职工如何看待畜牧兽医机构改革——读者来信摘登（论文提纲范文）
（2）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研究缘起 |
| (一) 选题依据 |
| (二) 选题意义 |
| 二、相关概念界定 |
| (一) 新中国“十七年” |
| (二) 针灸与针灸推广 |
| (三) 运动 |
| 三、研究内容与方法 |
| (一) 研究对象与内容 |
| (二) 研究的重点与难点 |
| (三) 研究方法 |
| 四、研究材料 |
| (一) 材料来源 |
| (二) 材料的甄选 |
| 五、国内外研究进展述评 |
| (一) 当代针灸史研究现状 |
| (二) 当代中医史研究现状 |
| (三) 当代医疗社会史(医学发展与政治方向)研究现状 |
| (四) 简要评议 |
| 第一章 楔子:近代针灸境遇的不同面向 |
| 第一节 针灸生存危机与业者自强举措 |
| 一、民国政府统治下针灸生存危机频现 |
| 二、针灸业者尝试“科学化”革新 |
| 第二节 中共领导下普及针灸的尝试 |
| 一、毛泽东重视发挥中医力量 |
| 二、中共领导下根据地及军队普及针灸的情况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曲折行进:针灸推广运动的初期 |
| 第一节 新中国“针灸推广”的提出 |
| 一、卫生部确立“团结中西医”方针 |
| 二、《人民日报》揭开针灸推广帷幕 |
| 第二节 针灸疗法实验所探索推广针灸 |
| 一、在北京先行培训针灸师资 |
| 二、在多地推广针灸培训模式 |
| 三、针灸疗法实验所推广针灸的成效 |
| 第三节 针灸推广在国内的初步实践 |
| 一、针灸教学开始普及 |
| 二、组织针灸医师开展临床工作 |
| 第四节 新针灸学:推广初期的核心内容 |
| 一、“新针灸学”的学术特点 |
| 二、“新针灸学”的推广情况 |
| 第五节 针灸推广初期的成效与困难 |
| 一、针灸推广初期取得的成绩 |
| 二、针灸推广初期存在的困难与问题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步入正轨:针灸推广运动的中期 |
| 第一节 中医政策调整,针灸推广迎来新阶段 |
| 第二节 推广针灸的四大主要途径 |
| 一、西医学习针灸 |
| 二、改进中医针灸教育 |
| 三、培训基层卫生人员掌握针灸技术 |
| 四、“中医带徒弟”助力培养针灸人才 |
| 第三节 典型事例:江苏省针灸推广与教学革新 |
| 一、分设中、西医班级培养针灸师资 |
| 二、开展短期针灸巡回教学,培养校外医务人员 |
| 三、承担委托教学任务,培养更多针灸人才 |
| 四、编写《针灸学》,为统编针灸教材确立范式 |
| 第四节 推广中期的主要成效:临床应用取得进展 |
| 一、应用范围扩大,治疗病种增加 |
| 二、推动献方工作,发掘民间针灸 |
| 第五节 推广中期潜在的问题与新的趋势 |
| 一、中、西医间的龃龉与“整风运动” |
| 二、“技术革命”催生针灸新方向,“跃进”苗头初现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跃进”与“革命”:针灸推广运动的高潮 |
| 第一节 “大跃进”历史背景下的针灸推广 |
| 一、“大跃进”正式发动,《健康报》呼吁进一步推广针灸 |
| 二、河北省开展“普及针灸”群众运动 |
| 三、保定会议组织中医药界“大跃进” |
| 第二节 “人人学会针灸” |
| 一、学习主体:干部带头,医务人员广泛参与 |
| 二、学习形式及主要内容 |
| 三、针灸出版物大量涌现 |
| 第三节 掀起针灸“技术革命” |
| 一、以“土”为主的医药卫生技术革命 |
| 二、积极开展针灸经络科学研究 |
| 三、新式针法与器具大量涌现 |
| 第四节 针灸“跃进”的高潮与后续 |
| 一、针灸“跃进”达到高潮 |
| 二、形势发生变化,针灸工作转入调整阶段 |
| 第五节 “大跃进”时期针灸推广的特点 |
| 一、强调党的领导,政治挂帅 |
| 二、提倡短期速成,大放“卫星” |
| 三、开展群众运动,影响广泛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面向农村:针灸推广运动的后期 |
| 第一节 “把医疗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 |
| 一、卫生工作新方向 |
| 二、毛泽东发布“六·二六”指示 |
| 第二节 农村成为针灸推广重点场域 |
| 一、鲁之俊重提针灸推广 |
| 二、山西省在农村推广针灸的经验 |
| 第三节 农村地区针灸推广的具体情况 |
| 一、针灸推广的培养对象与师资力量 |
| 二、针灸推广的主要传授形式 |
| 三、针灸推广的主要学习内容 |
| 四、在农村推广针灸的成效与影响 |
| 第四节 城镇针灸教育与科学研究趋于规范 |
| 一、针灸教育进一步普及与规范 |
| 二、针灸在科技领域的发展 |
| 三、针灸学术交流活跃,政府加强统一领导 |
| 第五节 针灸推广运动与“文化大革命”时期针灸工作 |
| 一、赤脚医生与针灸术在农村的继续传播 |
| 二、新针疗法的出现与普及 |
| 三、针刺麻醉热潮出现及后续发展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针灸推广运动中的创新针术 |
| 第一节 电针的发明与推广 |
| 第二节 水针的发明与推广 |
| 第三节 耳针在国内的推广与经典化 |
| 一、临床普及耳针运用 |
| 二、围绕耳针的技术革新 |
| 三、耳针的经典化过程 |
| 第四节 梅花针的发明与推广 |
| 一、孙惠卿与“刺激神经疗法” |
| 二、在各地的推广: 以上海市和江西省为例 |
| 三、推广中的争议——“梅花针”之名 |
| 第七章 针灸推广运动中的典型应用 |
| 第一节 针灸治疗疟疾 |
| 一、1956年前针灸治疟的使用情况 |
| 二、1956年后针灸治疟在各地推广 |
| 三、针灸治疟的后续发展 |
| 第二节 针灸治疗血吸虫病 |
| 一、严峻疫情要求中西医合作治疗 |
| 二、推广针灸用于血吸虫病防治 |
| 三、“血防大跃进”中针灸推广的高潮及后续 |
| 第三节 针灸治疗阑尾炎 |
| 一、针灸治疗阑尾炎的缘起与演进 |
| 二、推广中关于针刺治疗机理的研究与讨论 |
| 三、推动中西医结合治疗急腹症研究 |
| 第四节 针刺治疗聋哑 |
| 一、吴芝升等人初试针治聋哑 |
| 二、“大跃进”时期针治聋哑迎来高潮 |
| 三、推广针治聋哑高潮下的问题 |
| 第八章 分析与讨论 |
| 第一节 针灸推广运动得以实施的原因 |
| 一、新中国卫生建设和国家治理的客观需要 |
| 二、中共领导人对针灸的信任与重视 |
| 三、针灸疗法具备大范围推广的特质 |
| 第二节 针灸推广运动的特点 |
| 一、依靠党的领导和政治保障 |
| 二、采用自上而下、培养骨干、层层推广的模式 |
| 三、广泛开展群众性运动 |
| 第三节 针灸推广运动的影响 |
| 一、对参与群体的影响 |
| 二、对当代针灸学形塑的影响 |
| 三、对针灸普及和中医工作的影响 |
| 四、对卫生建设和国家治理的影响 |
| 第四节 针灸推广运动的历史经验与教训 |
| 一、自上而下、分级培养、逐步扩大的推广模式值得借鉴 |
| 二、推广中医疗法有助于增进社会主义医疗福祉,保障人民健康 |
| 三、推广工作应贴合实际需要,统筹规划,以科学为依归 |
| 四、科学使用行政手段,注意过度干预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 |
| 结语 |
| 一、本研究创新之处与主要成果 |
| 二、本研究存在的不足与后续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 《群众迫切要求推广针灸疗法》 |
| 附录2: 《有组织地研究与推广针灸疗法》 |
| 附录3: 《认真地学习和推行针灸疗法》 |
| 附录4: 《进一步学习推广针灸》 |
| 附录5: 《广东省卫生厅召开的农村中医教育工作会议纪要》 |
| 在校期间发表论文、参与课题与获奖情况 |
| 致谢 |
| 附件 |
（3）集体化时代山西的医疗场域与乡村社会（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相关学术史回顾 |
| 三、研究对象及理论方法 |
| 第一章 传统医疗与乡村社会 |
| 第一节 中国传统医疗场域诸题 |
| 第二节 山西医疗场域的近代因素 |
| 第三节 卫生防疫与近代山西医疗 |
| 第二章 革命深进与医疗型变 |
| 第一节 空间融入:医政机构直接驻地乡村 |
| 第二节 资源登册:在地资源的调鉴与整合 |
| 第三节 关注苦痛:疾疫、伤亡与情感政治 |
| 第三章 集体生产与集体保健 |
| 第一节 农业合作化的整体形势 |
| 第二节 全国首家联合保健站成立 |
| 第三节 集体医疗体系的全面构建 |
| 第四章 医疗系统的全面改造 |
| 第一节 医学技艺的习得 |
| 第二节 行医方式的改变 |
| 第三节 医药空间的改塑 |
| 第五章 医学转型与政治建构 |
| 第一节 结合与冲突:中西医学 |
| 第二节 “祖国医学”的历史意涵 |
| 第三节 “新医学”与后殖民抵抗 |
| 第六章 医疗卫生与国家想象 |
| 第一节 卫生动员的策略与机制 |
| 第二节 米山医疗的典型化之路 |
| 第三节 新中国典型治理的机制特征 |
| 第七章 透过医疗场域看乡村社会 |
| 第一节 医疗场变的多面效应 |
| 第二节 场域更变与合作医疗的终结 |
| 第三节 乡村社会的适应与变迁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4）韩天航小说创作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二、文献综述 |
| 三、研究目的和意义 |
| 四、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韩天航现实主义创作思想的形成 |
| 第一节 中学阶段的教育及阅读经历 |
| 一、思政教育和劳动教育 |
| 二、语文教育与课外阅读 |
| 三、作为教育成果的处女作《男女同学》 |
| 第二节 兵团生活中的人与事 |
| 第二章 韩天航现实主义创作的面向 |
| 第一节 揭露伤痕、反思“文革”及关注改革 |
| 一、揭露伤痕,反思“文革” |
| 二、关注改革,聚焦社会转型 |
| 第二节 双重视阈下的知青书写 |
| 一、作为知青的自我书写 |
| 二、反映返城知青生存境况的他者书写 |
| 第三章 “树碑立传”:韩天航现实主义创作思想的集中体现 |
| 第一节 爱国敬业的转业军人 |
| 第二节 顽强坚韧的农(牧)职工 |
| 第三节 丹心赤诚的知识分子 |
| 第四节 引领时代风气的工人 |
| 第四章 韩天航现实主义创作思想的意义与价值 |
| 第一节 韩天航现实主义创作思想的意义和局限 |
| 第二节 韩天航对兵团女性的重新塑造 |
| 第三节 韩天航现实主义创作与兵团文学的关系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韩天航小说创作概况 |
| 附录二 现实主义创作思想的形成基础——2020年4月1日对韩天航先生的访谈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 石河子大学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导师评阅表 |
（5）新中国成立初期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研究（1949-1956）（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研究缘起和意义 |
| 1.1.1 研究缘起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综述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2.3 简要述评 |
| 1.3 理论基础 |
| 1.3.1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 |
| 1.3.2 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 |
| 1.3.3 社会认同理论 |
| 1.3.4 国家认同理论 |
| 1.4 研究思路和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2 少数民族国家认同的历史渊源 |
| 2.1 王朝统治时期的华夷之辨 |
| 2.2 大一统特色的古典国家认同 |
| 2.3 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意识的觉醒 |
| 3 少数民族国家认同的现实条件 |
| 3.1 少数民族国家认同面临的复杂形势 |
| 3.1.1 国内外敌对势力的破坏 |
| 3.1.2 各民族之间的历史隔阂 |
| 3.1.3 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 |
| 3.2 阻碍少数民族国家认同的不利因素 |
| 3.2.2 文化心态单一 |
| 3.2.3 政治参与冷漠 |
| 3.2.4 领土意识模糊 |
| 3.3 推动少数民族国家认同的有利因素 |
| 3.3.1 各民族共同开拓的辽阔疆域 |
| 3.3.2 各民族共同创造的灿烂文化 |
| 3.3.3 各民族共同缔造的新中国 |
| 4. 少数民族国家认同的政治保障 |
| 4.1 剿匪斗争的开展 |
| 4.1.1 匪患的危害 |
| 4.1.2 匪患的肃清 |
| 4.2 国家政权机构的建立 |
| 4.2.1 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
| 4.2.2 各级人民政府 |
| 4.2.3 各级民族工作机构 |
| 4.3 民族关系的疏通 |
| 4.3.1 中央民族访问团到民族地区访问 |
| 4.3.2 少数民族参观团到内地参观 |
| 4.4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确立 |
| 4.4.1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早期探索 |
| 4.4.2 各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的成立 |
| 4.5 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 |
| 4.5.1 培养原则 |
| 4.5.2 培养途径 |
| 5. 少数民族国家认同的经济基础 |
| 5.1 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农牧业生产 |
| 5.1.1 “慎重稳进”地实行土地改革 |
| 5.1.2 农牧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
| 5.1.3 多方面扶助农牧业生产 |
| 5.2 推进少数民族地区工业建设 |
| 5.2.1 基础设施的兴建 |
| 5.2.2 工业企业的建立 |
| 5.3 开展少数民族地区的贸易工作 |
| 5.3.1 贸易经营机构的设置 |
| 5.3.2 农牧土特产品的购销 |
| 5.3.3 民族特需商品的经营 |
| 5.4 实施少数民族地区财税优惠政策 |
| 5.4.1 财政优惠政策 |
| 5.4.2 税收优惠政策 |
| 6. 少数民族国家认同的文化支撑 |
| 6.1 推进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建设 |
| 6.1.1 确立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 |
| 6.1.2 推动社会主义道德建设 |
| 6.1.3 营造各族人民国家认同的舆论氛围 |
| 6.2 发展少数民族文化教育事业 |
| 6.2.1 发展和提升少数民族教育事业 |
| 6.2.2 传承和繁荣少数民族文化事业 |
| 6.3 加强民族团结教育 |
| 6.3.1 深入开展民族团结宣传教育活动 |
| 6.3.2 妥善处置影响民族团结的各类问题 |
| 6.4 保障少数民族群众宗教信仰自由 |
| 6.4.1 实施宗教信仰自由政策 |
| 6.4.2 推动宗教制度民主改革 |
| 6.4.3 团结少数民族宗教界人士 |
| 7. 少数民族国家认同的经验与启示 |
| 7.1 基本经验 |
| 7.2 现实启示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及在学研究成果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6）汉语“V/A+PP”跨层结构的演化趋势与表达功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0.1 选题缘由与研究对象 |
| 0.1.1 选题缘由 |
| 0.1.2 研究对象 |
| 0.2 研究现状与研究意义 |
| 0.2.1 研究现状 |
| 0.2.2 研究意义 |
| 0.3 研究目标与研究方法 |
| 0.3.1 研究目标 |
| 0.3.2 研究方法 |
| 0.4 语料来源与文章体例 |
| 0.4.1 语料来源 |
| 0.4.2 文章体例 |
| 上编“V/A+PP”跨层结构及其演化研究 |
| 第一章 “V/A+PP”构造的性质、类别与功用 |
| 1.1 结构性质与构造特点 |
| 1.1.1 “P”居中 |
| 1.1.2 结构特点 |
| 1.2 介词类别与虚化差异 |
| 1.2.1 介词分类与虚化程度 |
| 1.2.2 词性归类与类别判断 |
| 1.3 内部牵制与性质功用 |
| 1.3.1 谓词音节 |
| 1.3.2 性质与功用 |
| 1.4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从共时角度看“A在”的演化发展与重构 |
| 2.1 语法层次与附缀结构 |
| 2.1.1 内部层次 |
| 2.1.2 附缀结构 |
| 2.2 拷贝构式与构式成分 |
| 2.2.1 结构模式 |
| 2.2.2 成分选择 |
| 2.2.3 语法特征 |
| 2.3 “好在”的再演化与诱因 |
| 2.3.1 情态化 |
| 2.3.2 关联化 |
| 2.3.3 演化成因 |
| 2.4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汉语“(V)自”的附缀化及其“于”的叠加式 |
| 3.1 构成性质与结构功能 |
| 3.1.1 单音节词 |
| 3.1.2 双音节词 |
| 3.1.3 语义特征 |
| 3.1.4 句法功能 |
| 3.2 词汇化过程及成因 |
| 3.2.1 词汇化过程 |
| 3.2.2 词汇化成因 |
| 3.3 介词叠加与叠加效应 |
| 3.3.1 “V自+于” |
| 3.3.2 “V于+自” |
| 3.3.3 产生诱因与叠加作用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V/A乎 NP”的演化方式与转化结果 |
| 4.1 内部功能与结构转化 |
| 4.1.1 介引功能与宾语扩大 |
| 4.1.2 线性组合与结构转化 |
| 4.2 韵律制约与词汇化等级 |
| 4.2.1 单音节到双音节 |
| 4.2.2 虚化梯度及其词汇化 |
| 4.3 词汇化成因及演化趋势 |
| 4.3.1 演化动因与成词机制 |
| 4.3.2 发展趋势与演化结果 |
| 4.3.3 从附缀化到零形化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V双+向/往+NP”的演化趋势与结果 |
| 5.1 内部结构与宾语类别 |
| 5.1.1 结构方式 |
| 5.1.2 类别性质 |
| 5.1.3 体标记后附 |
| 5.2 结构转变与演化结果 |
| 5.2.1 附缀化与零形化 |
| 5.2.2 及物化历程 |
| 5.3 演化成因与发展缘由 |
| 5.3.1 介词虚化 |
| 5.3.2 音步制约 |
| 5.4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V+往+NP”的构造特征及“V往”的词汇化 |
| 6.1 成分性质与语义特征 |
| 6.1.1 组成性质与内部构造 |
| 6.1.2 音节形式与语义特征 |
| 6.1.3 宾语变化与范围扩展 |
| 6.2 结构转化与位移变动 |
| 6.2.1 连动而述补 |
| 6.2.2 述补而述宾 |
| 6.2.3 现实位移与虚拟位移 |
| 6.3 词汇化与内部脱落 |
| 6.3.1 成词趋势与时体标记 |
| 6.3.2 成分脱落与音步和谐 |
| 6.3.3 成词动因与脱落结果 |
| 6.4 本章小结 |
| 下编“V/A+PP”跨层结构的再演化研究 |
| 第七章 “V/A+PP”构造的演化趋势、发展结果及动因机制 |
| 7.1 构造发展与演化趋势 |
| 7.1.1 结构特性与演化趋向 |
| 7.1.2 及物化与词根化 |
| 7.1.3 附缀结构与附着叠加 |
| 7.1.4 构式化与关联化 |
| 7.2 演化动因与机制 |
| 7.2.1 跨层结构重组 |
| 7.2.2 韵律音步 |
| 7.2.3 语言表达经济性 |
| 7.2.4 语用需求强化 |
| 7.3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从跨层到副词:“难于”的演化历程与表达功用 |
| 8.1 性质特征与句法分布 |
| 8.1.1 跨层短语“难于” |
| 8.1.2 粘宾动词“难于” |
| 8.1.3 副词性“难于” |
| 8.2 结构演化与表达功能 |
| 8.2.1 行域到知域 |
| 8.2.2 委婉否定 |
| 8.3 词化历程与演化机制 |
| 8.3.1 成词过程 |
| 8.3.2 演化机制 |
| 8.3.3 鉴别标准 |
| 8.4 从述宾到状中 |
| 8.4.1 副词化趋势 |
| 8.4.2 副词化梯度 |
| 8.5 本章小结 |
| 第九章 “看在X的份(面/分)上”的构式化及其发展 |
| 9.1 构式特征与构式语义 |
| 9.1.1 内部组件与位置分布 |
| 9.1.2 构式语义与语用功能 |
| 9.2 体标记的鉴定证明 |
| 9.2.1 词性判定 |
| 9.2.2 动介共存 |
| 9.3 词化过程与成词诱因 |
| 9.3.1 跨层结构 |
| 9.3.2 成词诱因 |
| 9.4 本章小结 |
| 第十章 “给以”“予以”的词汇化过程及其动因与机制 |
| 10.1 句法功能与语义特征 |
| 10.1.1 语法特征 |
| 10.1.2 虚化程度 |
| 10.1.3 语义特征 |
| 10.2 宾语的种类特性与指称化 |
| 10.2.1 宾语种类 |
| 10.2.2 指称化宾语 |
| 10.2.3 宾语特性 |
| 10.3 发展历程与演化成因 |
| 10.3.1 演化过程与词义虚化 |
| 10.3.2 结构省缩与配合共现 |
| 10.3.3 配合使用与共现搭配 |
| 10.4 使用语体与表达功效 |
| 10.4.1 使用语体 |
| 10.4.2 表达功效 |
| 10.5 本章小结 |
| 第十一章 “不外乎”的主观评注功能及其发展 |
| 11.1 句法位置与后续成分 |
| 11.1.1 句法位置 |
| 11.1.2 组合倾向 |
| 11.1.3 后续宾语 |
| 11.2 语义特征与情态功能 |
| 11.2.1 语义特点的多样化 |
| 11.2.2 表达功能的情态化 |
| 11.3 发展历程与演化诱因 |
| 11.3.1 词汇化过程 |
| 11.3.2 功能虚化 |
| 11.3.3 演化机制 |
| 11.4 叠加用法 |
| 11.5 本章小结 |
| 第十二章 从“限于”到“仅限”的词汇化与再演化* |
| 12.1 演化过程与成词动因 |
| 12.1.1 固化成词 |
| 12.1.2 成词动因 |
| 12.1.3 动词虚化 |
| 12.2 限定强调与形成原因 |
| 12.2.1 前加限定 |
| 12.2.2 凸显强调 |
| 12.3 表达功用与发展演化 |
| 12.3.1 语用功能 |
| 12.3.2 “于”的零形化 |
| 12.3.3 配合使用 |
| 12.4 本章小结 |
| 结语和余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7）民国时期新疆地方政府教育施政研究（1912-1944年）（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研究意义 |
| 三、文献综述 |
| 四、理论基础 |
| 五、概念界定与研究边界 |
| 六、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杨增新政府的教育施政(1912-1928年) |
| 第一节 共和乍兴之新疆:多重政治变局与教育历史变迁 |
| 一、伊犁革命政府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思想的冲击 |
| 二、苏联布尔什维克的革命思潮在新疆的影响 |
| 三、“双泛”思想意识形态在新疆社会加剧渗透 |
| 四、新疆教育发展的历史条件变迁 |
| 第二节 旧式官僚之立场:“羁縻治边”下的“养防合一”教育施政理念 |
| 一、杨增新旧式官僚政府的构成及施政依靠 |
| 二、旧官僚的羁縻治边观念及其表现 |
| 三、“养防合一”的教育施政理念 |
| 第三节 民汉教育的分立:汉文官办的自足与民族私立的监管 |
| 一、汉文官办教育施政的自足 |
| 二、民族新式私立教育的监管 |
| 第四节 教育的边疆属性衡量:安全与发展兼顾及其轻重措置 |
| 一、教育施政的安全属性考察:抱守封闭与传统原则 |
| 二、教育施政的发展属性分析:实业强基,师范补员 |
| 第五节 教育的央地关系权衡:坚持自主原则下的微弱关联 |
| 一、教育观念:地方与中央之间的抵牾与差距 |
| 二、教育行政:地方敷衍与中央放任共存 |
| 三、学校教育实施:地方行为滞后于中央的变革节奏 |
| 第二章 金树仁政府的教育施政(1928-1933年) |
| 第一节 登台主政之境遇:杌陧的内外政治情势与教育的历史遗留 |
| 一、历史转捩下金树仁政府的杌陧政治情势 |
| 二、教育发展的历史遗留 |
| 第二节 集团利益之主导:“四同”政治观念下的“权宜”教育施政态度 |
| 一、金树仁政府“四同”政治观念分析 |
| 二、金树仁政府“权宜”教育施政态度考察 |
| 第三节 民汉教育的敷衍:有限扩充汉校与消极放任民校 |
| 一、国民教育扩充的有限性和不稳定性 |
| 二、民族学校疏于管理,“双泛”影响严重 |
| 第四节 教育的边疆属性检视:安全举措偏颇与发展的行动不足 |
| 一、兴办军事教育以期强军统治 |
| 二、漠视民族教育,防范民族知识分子 |
| 三、教育的发展缺少足够有效的行动 |
| 第五节 教育的央地关系把握:防范中央实质影响与附和其行政指令 |
| 一、坚守统治利益,拒斥三民主义思想传播 |
| 二、教育发展在形式上附和国民政府的要求 |
| 三、与中央部门畅通信息,防范不法文化考察 |
| 第三章 盛世才政府的教育施政(1933-1944年) |
| 第一节 历史脉搏之把握:政治困局中的机遇与教育发展的新形势 |
| 一、主政困局的解决与机遇的把握 |
| 二、开辟新疆文化教育发展的新局面 |
| 第二节 政治投机之姿态:“六大政策”主张下的“双以”教育施政方针 |
| 一、广纳各方进步力量,充实与革新政府机构 |
| 二、“六大政策”的产生及其确立 |
| 三、“双以”教育施政方针指导下的教育新面貌 |
| 第三节 民汉教育的共举:官民携手推进各民族教育繁荣 |
| 一、全面设立民族文化促进会,兴办会立学校 |
| 二、积极采纳民族人士的教育建言 |
| 三、正面回应与合理措置民族语言及文化的多元 |
| 四、推动各民族教育事业与国家抗战历史主题融合 |
| 第四节 教育的边疆属性探析:安全与发展的并行并重 |
| 一、强化“六大政策”教育,筑牢思想安全防线 |
| 二、宣扬抗战建省观念,发动师生巩固大后方 |
| 三、完善文化和教育管理机构,强化教育监管与指导 |
| 四、加强教育发展的规划与安排 |
| 五、扩大经费投入,确保各类教育的有力实施 |
| 六、义务教育建章立制,各类学校齐头并进 |
| 第五节 教育的央地关系措置:政治利益下的回应与权变 |
| 一、以维护个人的政治利益为根本立场 |
| 二、保持新疆地方与中央的教育联系 |
| 三、在央地关系之间的游移和权变 |
| 第四章 新疆地方政府教育施政的两个历史标识 |
| 第一节 新疆学院:地方政府兴办高等教育始末及其社会价值 |
| 一、新疆学院建设发展始末 |
| 二、兴办新疆学院的社会价值 |
| 三、地方政府对待高等教育的施政态度 |
| 第二节 新疆反帝会:地方政府与民众联合开展抗战教育之典型 |
| 一、反帝会的创建及其性质 |
| 二、反帝会的抗战教育活动 |
| 三、反帝会抗战教育活动的社会影响 |
| 第三节 价值探寻:历史借鉴与现实反思 |
| 一、历史借鉴 |
| 二、现实反思 |
| 第五章 新疆地方政府教育施政得失举要与比较 |
| 第一节 变中谋安及其因习守成:杨增新政府教育施政得失 |
| 一、教育权的把握与教育资源的分配 |
| 二、教育与边疆政治社会化 |
| 第二节 适时改良及其敷衍褊狭:金树仁政府教育施政得失 |
| 一、金树仁政府教育施政的成绩 |
| 二、金树仁政府教育施政的偏失 |
| 三、举措偏失带来的政治恶果 |
| 第三节 全新锐进及其正反面相:盛世才政府教育施政得失 |
| 一、教育施政的革新举措 |
| 二、教育施政的历史突破 |
| 三、民主进步与专制独裁并存的两副面相 |
| 第四节 综合评述:各届政府教育施政得失比较与差异原因 |
| 一、各届政府教育施政举措得失比较 |
| 二、民国新疆各届政府教育施政差异的原因分析 |
| 结语 |
| 一、历史发展之边疆安全启示 |
| 二、学术领域之相关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读博期间科研情况 |
（8）改革开放舆论动员研究（1978-1982） ——以《人民日报》为中心的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及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创新点、难点与研究方法 |
| 四、研究思路 |
| 第一章 舆论动员的思想来源与中共舆论动员的简要回顾 |
| 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舆论动员的论述 |
| 二、毛泽东、邓小平关于舆论动员的论述 |
| 三、1978年之前中共开展舆论动员的简要回顾 |
| 第二章 改革开放舆论动员的背景 |
| 一、“左”的思想的影响 |
| (一)对开放缺乏正确认识 |
| (二)思想僵化停滞不前 |
| 二、“文革”结束后百废待兴 |
| (一)消除“四人帮”的极“左”影响 |
| (二)“两个凡是”的思想束缚 |
| (三)一些消极舆论的出现 |
| 第三章 改革开放舆论动员的策动 |
| 一、打破思想束缚,启发改革开放 |
| (一)打破“两个凡是”的禁锢 |
| (二)组织发动真理标准讨论 |
| 二、营造改革开放舆论氛围 |
| (一)对落实政策的舆论报道 |
| (二)对涉外交流的舆论报道 |
| (三)对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相关舆论报道 |
| 第四章 改革开放舆论动员的具体展开 |
| 一、关切改革开放中各方利益诉求的舆论动员 |
| (一)突破避谈物质利益的惯性思维 |
| (二)为“包产到户”的鼓与呼 |
| (三)呼吁支持“取消‘大锅饭’” |
| (四)积极提倡“打破‘铁饭碗’” |
| 二、聚焦改革开放中一些争论问题的舆论引导 |
| (一)关于“进”与“退”的争论与引导 |
| (二)关于宝钢新企业模式的争论与引导 |
| (三)关于承包鱼塘的争论与引导 |
| (四)关于经济特区性质的争论与引导 |
| 三、提升改革开放舆论动员的科学性与实效性 |
| (一)在舆论观点上“不偏颇” |
| (二)在舆论引导上“不吊胃口” |
| (三)对舆论争议“不搞一刀切” |
| (四)在舆论动员中“不刮风” |
| 第五章 改革开放舆论动员的影响及启示 |
| 一、改革开放舆论动员的影响 |
| (一)民间的积极回应 |
| (二)国家和社会气象的重塑 |
| 二、改革开放舆论动员的启示 |
| (一)舆论动员要有担当意识,对党的事业负责 |
| (二)舆论动员要直面问题,用事实塑造意见 |
| (三)舆论动员要容纳他言,广采众议 |
| (四)舆论动员要向前看,与党中央保持一致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9）变动时代的大学—岭南大学的因应、调适及裁撤（1948-1953）（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概念、时段及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选题的研究价值 |
| 四、资料来源与研究方法 |
| 五、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山雨欲来：新旧政权交替之际的岭南大学 |
| 第一节 陈序经主政岭大 |
| 一、波折中陈序经出任岭大代理校长 |
| 二、治校有方：陈序经留任岭南大学校长 |
| 第二节 时变与迁校之议 |
| 一、迁校之议缘起 |
| 二、平津、华东及华北各院校对迁校态度 |
| 三、各院校不迁校动因分析 |
| 第三节 延聘名师与岭大去留 |
| 一、南迁学生与岭大去留 |
| 二、岭大延聘教授来穗执教 |
| 三、何以能延聘名师来岭大执教？ |
| 四、抓教授对岭大影响 |
| 第二章 除“旧”布“新”：岭南大学的因应与调适 |
| 第一节 岭大应变与自我调适 |
| 一、时局与岭大应变 |
| 二、岭大全面向新政权靠拢 |
| 三、适应新政权,岭大的自我调适 |
| 第二节 调适中政学间的紧张 |
| 一、政府介入岭大事务与岭大的疲于“应付” |
| 二、购置书籍的自由与不自由 |
| 三、岭南大学“土改” |
| 四、聘请教员受阻 |
| 五、涉外无小事 |
| 六、岭大招生风波 |
| 第三章 存废之间：朝鲜战争与岭南大学 |
| 第一节 奥斯汀事件与岭大回应 |
| 一、奥斯汀事件与教会大学的回击 |
| 二、岭大对奥斯汀事件的回应 |
| 三、“控美”后对岭大的影响 |
| 第二节 割断美援与工艺所风波 |
| 一、岭大彻底斩断与美国关系 |
| 二、儿童工艺所所有权之争 |
| 第三节 经费困局与岭大应对 |
| 一、岭大经费筹措渠道 |
| 二、新政权成立前后岭大经费 |
| 三、经费短绌动因分析 |
| 四、经费困局与岭大应对措施 |
| 第四章 走向落幕：岭南大学的裁撤 |
| 第一节 政局与美籍教师形象的流变 |
| 一、美籍教师“诲人不倦”的形塑 |
| 二、受到挑战的美籍教师形象 |
| 三、美籍教师“毁”人不倦形象的定型 |
| 四、岭大师生思想改造效果研判 |
| 第二节 岭南大学的消逝 |
| 一、院系调整缘起 |
| 二、岭南大学的院系调整 |
| 三、院系调整中的“杂音” |
| 第五章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读硕士期间发表论文清单 |
| 后记 |
（10）法纪与秩序：县域纠风监察工作研究 ——基于华南某省糖区的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问题缘起与中心主题 |
| 第二节 研究单位的界定 |
| 第三节 研究综述 |
| 一、官僚制与县级权力运作研究 |
| 二、党政关系与县级权力监督研究 |
| 三、社会风气与不正之风治理的综合性研究 |
| 四、已有研究的不足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与田野工作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田野工作 |
| 第五节 相关概念与表述结构 |
| 一、相关概念 |
| 二、表述结构 |
| 第一章 纠风监察工作组织机制的演变 |
| 第一节 纠风工作兴起的时代背景 |
| 第二节 作风建设与反腐败:纠风监察的开端 |
| 一、构建新时期行政监察“新方法” |
| 二、保留名义的议事协调机构 |
| 三、纠风办的组织架构 |
| 第三节 纪检监察机关合署办公:党风整治与纠风的融合 |
| 一、纪检监察“一套人马、两块牌子”机构设置的形成和影响 |
| 二、反腐败三项工作格局的形成 |
| 三、党风廉政建设与纠风的融合 |
| 第四节 纠风监察工作机制演进:“条条”与“块块”的联动 |
| 一、统一纠风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的形成 |
| 二、统一纠风工作机制中的条块关系 |
| 三、纠风目标管理责任制 |
| 第五节 纠风工作方法的演进:从专项治理到综合治理 |
| 一、从全面自查自纠到集中专项治理 |
| 二、纠建并举、标本兼治 |
| 三、注重预防、综合治理 |
| 小结 纠风监察体制的演变特点及基本规律 |
| 第二章 党政机关不正之风的生成与治理 |
| 引言 变的干部形象 |
| 第一节 文本中的“行政监察” |
| 第二节 党政机关不正之风的结构性成因 |
| 一、糖区党政机关的干部结构与流动 |
| 二、机关的“机关”:糖区机关内部运行的特点 |
| 三、县级党政机关不正之风的生成及表现 |
| 第三节 党政机关不正之风的治理 |
| 一、党政机关作风整治的常规方式 |
| 二、纠风专项治理 |
| 第四节 党政机关监督秩序的形成 |
| 一、纠风工作与运动式监督常态化 |
| 二、党政机关纠风的功能:思想整合、行为纠偏与合法性塑造 |
| 小结 执法技术与执纪手段的融通 |
| 第三章 行业不正之风的整治及职业伦理生成 |
| 第一节 政府机构改革与行业管理 |
| 第二节 行业不正之风的特点及治理机制 |
| 一、行业不正之风的类型及特点 |
| 二、行业不正之风的常规治理机制 |
| 第三节 行业不正之风专项治理的运作机制 |
| 一、整治前:选题和思想整合 |
| 二、整治中:主管部门、工作人员和群众的各自逻辑 |
| 第四节 纠风与行业秩序的形成 |
| 一、行业管理的“去伦理化” |
| 二、法律、民情与职业伦理 |
| 小结 由政治伦理通向职业伦理 |
| 第四章 纠风下乡:权力、技术与秩序 |
| 第一节 税改前后的村务监督 |
| 第二节 村镇纠风工作的日常形式 |
| 一、日常纪律检查 |
| 二、民生资金项目电子监控 |
| 三、纠风示范点建设 |
| 第三节 乡村纠风工作的运行策略 |
| 一、三河和震塘的“小村故事” |
| 二、纠风办案中的人情、权力和法律 |
| 第四节 纠风下乡与乡村权力秩序整合 |
| 小结 乡村权力的“再整合式监督” |
| 第五章 纠风监察工作方式的变迁及其困境 |
| 第一节 改革开放后干部作风建设中的“群众监督” |
| 第二节 纠风专项工作中的群众参与 |
| 一、干群关系的转变与群众参与监督的两极化 |
| 二、特邀监察员制度 |
| 三、纪检监察信访信息员制度 |
| 第三节 纪检监察机关“三转”和巡察工作的铺开 |
| 第四节 纠风工作方式的变迁与困境 |
| 一、教化管理与群众监督 |
| 二、基层纠风工作的困境 |
| 小结 群众监督法治化的路径选择 |
| 结语 通过法纪的社会秩序整合 |
| 第一节 重新理解“法纪” |
| 第二节 通过法纪的社会秩序整合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四、基层职工如何看待畜牧兽医机构改革——读者来信摘登（论文参考文献）
- [1]国家公园体制内自然、人与权力的研究 ——以三江源杂多县昂赛乡为例[D]. 王妍. 中央民族大学, 2021
- [2]新中国“十七年”针灸推广运动研究[D]. 肖雄. 广州中医药大学, 2021(02)
- [3]集体化时代山西的医疗场域与乡村社会[D]. 李全平. 山西大学, 2020(03)
- [4]韩天航小说创作思想研究[D]. 姜萌萌. 石河子大学, 2020(05)
- [5]新中国成立初期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研究（1949-1956）[D]. 李永娜. 北京科技大学, 2020(06)
- [6]汉语“V/A+PP”跨层结构的演化趋势与表达功用研究[D]. 杜可风. 上海师范大学, 2020(07)
- [7]民国时期新疆地方政府教育施政研究（1912-1944年）[D]. 朱江华. 陕西师范大学, 2018(11)
- [8]改革开放舆论动员研究（1978-1982） ——以《人民日报》为中心的考察[D]. 程单剑. 中共中央党校, 2018(02)
- [9]变动时代的大学—岭南大学的因应、调适及裁撤（1948-1953）[D]. 高志军. 暨南大学, 2018(01)
- [10]法纪与秩序：县域纠风监察工作研究 ——基于华南某省糖区的考察[D]. 梁永成.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8(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