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入世”对中国企业的影响(上)（论文文献综述）
李明广,谢众[1]（2022）在《人口老龄化对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影响研究》文中指出中国经济正面临出口国内增加值率偏低和人口老龄化的双向挑战。基于2000～2013年中国微观企业数据,文章研究了人口老龄化对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影响。结果显示,人口老龄化会负向影响中国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且在克服内生性问题、进行多种稳健性检验后,这一结论依然成立。同时,这种负向影响主要是由进口中间品对国内中间品及劳动力的替代所导致的,而人口老龄化的成本效应对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不利影响相对较小,并且从贸易结构变动来看,人口老龄化并未通过降低企业从事加工贸易的比重,进而获得总体企业平均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被动"提升。进一步研究还表明上述负向影响在混合贸易企业、劳动密集型企业、外资企业与人口净流出地区企业上体现得更为明显。
王晓娟[2]（2021）在《城市空间结构、产业集聚与企业全球价值链升级》文中提出随着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新科技革命和全球化新趋势的演进,全球产业体系分工布局正在发生调整,特别是近岸、围绕需求中心的集中布局成为全球产业分工的重要趋势。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中国制造业既面对价值链制高点竞争中的比较优势限制,同时也面对来自发达国家对中国企业进行中高端升级的战略封锁,在这种国际背景下,需要把握国际产业竞争的新特征,确立行之有效的应对策略,以突破比较优势的制高点限制,掌握中高端升级的产业分工主导权,改变关键环节受制于人的境况。尤其是新冠肺炎疫情以来,中国迫切需要寻找一种立足于经济内循环的全球价值链突围之路。随着中国城市化的持续扩张,中心大城市、城市群、都市圈逐渐成为中国经济空间格局的新形态,根据发达国家的一般规律和经验,城市空间格局与一国工业化发展密切相关。空间集聚是一国参与全球化和国际分工比较优势的重要来源。然而,现有对经济集聚外部性的探讨中,大部分研究仍然是基于单中心空间集聚（单个城市）的视角,随着世界发达国家的城市空间形态已呈现出多中心集聚的特征,以及中国行政区经济向城市群经济的转变,新一轮城市化发展和经济空间结构的调整为中国探寻全球价值链升级的空间路径提供了新的可能。在此背景下,本研究从城市规模扩张和多中心结构的视角,探究城市空间结构形态对企业全球价值链升级可能存在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并从市场一体化的角度,讨论了要素的自由流动、城市基础设施的连通等机制对城市空间结构的全球价值链升级效应的影响,探索了全球价值链升级的新路径。按照“理论基础——现象描述——理论建模——实证分析——结论与启示”的研究逻辑,本研究第一部分主要介绍了论文的研究背景和意义,并围绕本文的研究问题对已有的文献和理论基础进行了回顾和梳理。第二部分分别基于全球视野和中国视角对城市空间结构的演变趋势以及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特征事实进行了概述和分析,并基于全球价值链的获利能力和分工位置两方面对中国企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进行了测算,初步判断了产业集聚的空间结构与全球价值链分工之间可能存在的逻辑关系。论文第三部分在Kee and Tang（2016）模型的基础上,引入城市空间结构的交易成本外部性,对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决定机制进行了刻画,并基于已有的研究基础,分别讨论了城市单中心集聚和多中心结构对企业全球价值链升级的可能影响渠道,通过逻辑推演建立起本研究的理论框架。在企业全球价值链升级的“量”的方面,通过数理建模,得到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三个决定因素:企业加成率、中间产品的国内外相对价格和国内外交易以及运输成本的相对大小。企业成本加成的提高意味着产品价格的提升和利润的增加,进而可以促进企业出口DVAR的上升（价格效应）;同时,国内中间品相对价格的下降,会使企业更多地使用国内中间品替代进口中间产品,从而提升企业出口的DVAR（替代效应）;此外,在国际运输和交易成本不变的情况下,国内交易运输成本越低,企业出口的DVAR越高（交易成本效应）。在企业全球价值链升级的“质”的方面,通过对现有研究基础的梳理,总结提炼了城市空间结构对企业全球价值链升级的可能影响渠道。论文第四部分到第六部分基于中国城市和企业的经验数据,分别从城市、省域以及城市群的不同地理圈层和空间维度检验了不同层次的城市空间结构对企业全球价值链升级的作用机制。其中,城市规模对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获利能力存在“倒U”型的非线性影响,其中价格效应、替代效应均显着促进了企业全球价值链升级,整体“倒U”型关系主要是由交易成本效应驱动的,而城市内部基础设施的完善、市场化程度的成熟,均能提升一个城市内部的资源承载能力,最大化的促进城市集聚效应的释放,进而助推城市内企业全球价值链位置的攀升。第五部分重点考察了省域层面多中心结构的集聚外部性对企业全球价值链升级的影响,通过实证检验,发现省域多中心结构集聚效应的发挥依赖于单个城市的集聚程度和城市化水平,只有单个城市经济活动规模达到一定门槛值,产业具有了一定的集群基础,多中心结构才能对企业全球价值链升级发挥正向效应。异质性检验的结果表明,城市多中心结构对企业全球价值链升级的效应呈现出从东到西梯次递减的特征,这是由于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和产业集聚水平较低,经济活动较为分散,城市间不容易形成相互支撑、协同发展的分工网络,因此东西部城市多中心结构的集聚效应难以发挥;从行业特征上来看,这是由于高技术行业由于其本身的技术特征对集聚和分工协作环境的依赖性较强,在多中心结构的城市中可以充分利用城市网络实现协同创新,而低技术行业则可以通过在多中心集聚的城市中充分享受到技术外溢的红利,进而趋向于向其他行业技术水平收敛;从贸易方式来看,由于非加工贸易的生产投入主要来源于国内和国外,其所需的中间产品在国内和国际市场上具有相对加工贸易更大的替代弹性,城市多中心结构的“替代效应”更强,因此对非加工贸易出口的国内增加值率影响更大。第六部分以中国20个城市群为研究对象,从区域层面探讨跨省份的城市多中心结构对企业全球价值链升级的作用机制,分别单独考察了行业内集聚效应和行业间集聚效应对企业全球价值链升级的影响,结果发现,城市群内部的集聚效应能够对企业全球价值链分工产生正向溢出效应,最终推动企业在GVC分工中的地位升级。由于区域层面跨越的行政边界较为明显,市场一体化程度对多中心结构的调节作用至关重要。城市一体化程度越高、城市间人口流动越自由、城市通达性越高,越有利于城市群内的集聚效应促进企业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地位升级。基于上述研究结论,论文最后一部分针对如何发挥城市空间结构的集聚效应,以促进中国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有效升级提出了针对性的政策建议。本研究认为,在当前中国正在致力于推动国际国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时期,一个重要的着眼点在于从空间视角上,最大程度的释放中国国土面积广阔,人口规模庞大的集聚效应,在积极推动城市空间结构多中心发展的同时,要合理布局中心城市功能集聚区,更好地发挥城市内部和城市间的协同作用。首先,城市群建设中产业集群体系的培育,是发挥城市群内部产业集聚效应的重要载体,因此现代化产业集群体系的培育和建立是城市群建设的基础。其次,城市群建设要打破城区域内部的行政壁垒,打破城乡、地区、行业分割,破除地区之间劳动力流动的空间障碍,充分发挥市场的力量,实现城市群内的市场一体化发展,这是发挥城市群空间集聚效应的重要保障。最后,城市群内部交通基础设施的联通,有助于城市群内部通过协同分工产生更强的合力,进而增强空间集聚效应对企业GVC升级的溢出效应,通过城市群建立中国经济“内循环”的完备产业集群体系,从而有力助推中国企业在GVC主导的国际大循环中的地位攀升。在全球价值链和城市体系不断重组和整合的背景下,通过对城市空间结构和中国企业全球价值链地位之间关系的研究,既有助于从开放视角来理解和把握中国城市化扩张和城市空间格局调整的方向,制定符合当前发展需要的城市规划政策体系和机制设计,找到区域一体化发展的着力点,提高城市集群的外部效应;又有利于在城市群分工的基础上实现城市空间结构调整与企业全球价值链升级的积极互动,从而探索出一条以城市网络为依托、以产业空间集群为动力来源的企业全球价值链升级的新路径。相对于以往研究,本研究的主要创新点在于:第一,本文跳出了传统集聚理论强调数量规模经济的惯性思维,从集聚的空间形态的视角考察了城市多中心结构的集聚外部性,丰富和拓展了集聚理论的内涵,同时也使得空间发展理论由“要素论”、“功能论”、“能力论”拓展到“价值论”领域。第二,不同于以往研究视角,本研究从经济的空间组织结构和集聚的空间形态的全新角度对全球价值链升级的可能路径提供了新的解释,首次对城市空间资源的优化与全球价值链升级之间的互动进行了考察,不仅讨论了中心城市规模扩张对全球价值链升级效应的影响,同时还关注了城市群这种超越单个城市的空间形式和多中心集聚的形态对价值链可能产生的外部性机制,对现有的全球价值链升级的机制和渠道的解释进行了补充和扩展。
何梓娟[3]（2021）在《进口竞争对中国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制及效应》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中国经济政策不断深化改革,进口贸易为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作出了卓越贡献。加之近年来贸易摩擦的不断、逆经济全球化趋势的抬头,中国政府为了降低贸易顺差、减少贸易摩擦,希望通过进一步扩大进口促进对外贸易平衡发展、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但是,由于中国人口红利逐渐消失、要素成本不断攀升、环境问题日益凸显,急需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以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那么,进口贸易如何影响中国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成为一个值得研究的重要问题。本文重点围绕进口竞争如何影响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这一主题,在文献梳理之后就这两大要素的现状进行了分析,考虑到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一活动对于中国的进口贸易以及企业的竞争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所以在论文基准回归出结果之后又采用这样一个虚拟变量来验证进口竞争对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以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以及扩展形式进行理论分析从而测算出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并构建回归计量模型对这一主题进行实证研究。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海关数据库的合并数据,通过固定效应模型观测回归结果,异质性分析则探究了不同企业性质、规模以及贸易方式的差异化影响,再以加入交互项、变换测算方法等形式进行稳健性检验,最后以中介效应检验来验证进口竞争对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渠道。通过定量分析,本文发现进口竞争对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会产生正向的影响。其次,非外资企业、大型企业以及从事加工贸易的企业在面临进口竞争的时候会积极地提升自身的全要素生产率。此外,进口竞争会通过加强市场内的竞争程度、企业内的资源再配置、企业创新以及市场的选择等等渠道产生影响。基于以上的实证研究,本文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企业所面临的进口竞争的压力大小需要政府采取分级的方式进行控制,使之处于正向影响的范围内;国家应继续深化改革,进口贸易会促使相关企业发展壮大;企业要优化薪酬制度、采取专业化生产策略以及创新战略以此来提升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
聂世坤[4]（2021）在《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统计数据表明,我国遭受的全球范围内“双反”,即“反倾销”“反补贴”贸易摩擦频次与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呈同方向变化,故而国内学界将以规避双反调查、绕开贸易壁垒为代表的市场寻求视为我国企业对外投资的第一大动机。不过,近年来对外投资的出口替代效应正在悄然变化。2016年以来美国不断加大对华“双反”调查力度,导致我国对美主要产品出口虽在总量上保持增长态势,但增速相较之前大幅下滑。可以预见,受美方“双反”调查频频光顾的某些产业未来对美出口形势不容乐观,甚至有可能出现负增长。值得关注的是,出口受阻并没有像2007～2010年那般推动赴美投资的增加,相反,近三年我国对美直接投资骤降62.16%。更值得关注的是,我国除对美以外的对其他国家的直接投资也在持续萎缩。国内学界对这一现象给出的解释是,对美投资的减少是因为特朗普以“公平贸易”为由发起对华贸易战,导致对美投资风险激增,抑制了我国企业赴美实施跨国并购的动机。而对非美国家直接投资的减少,主要是因中国政府加大投资真实性、合规性审查力度所致。问题是,我国政府选择在这一敏感时间收紧审批权限,遏制非理性投资,未尝没有对中美关系未来走向的考量。中美贸易摩擦是否抑制了国内企业国际化经营步伐?倘若存在负面影响,这其中的作用机制又是什么?显然,主流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没法给出有效的解释。为此,参考已有文献,借鉴国际政治经济学有关理论,综合运用多种研究方法,本文构建了一个包括“体系——国家——企业”三个层次的整合性理论框架,用以阐释霸权国与崛起国的战略博弈会使第三国对崛起国的引资政策表现出特定的政治倾向,进而影响企业跨国投资行为。其次,以该理论框架为指导,依据提取的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活动与中美贸易摩擦的特征事实,在赫克歇尔-俄林-萨缪尔森模型的基础上,力图通过引入金融契约和企业异质性对企业对外投资行为的差异化表现给出合理解释。进一步,通过引入中美贸易摩擦变量将政治风险内生化后,在微观层次上诠释中美贸易博弈对我国企业跨国投资活动的影响。再次,针对理论模型所得结论,论文以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在控制了个体效应与时间效应的基础上进行了检验。针对实证检验中存在的内生性问题与样本选择偏差,论文以系统GMM模型及Heckman两阶段模型进行复验,以此提升检验结论的稳健性。最后,论文从时间异质性及国家异质性两个视角检验了中美战略博弈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影响的差异化表现。本文研究所得主要结论如下:第一,中美贸易摩擦的基本性质是霸权国为维护自身霸权对崛起国进行战略遏制,迟滞其崛起时间;而崛起国为获得更大发展空间被迫采取反制措施,由此引发两大国战略博弈甚至对抗。第二,鉴于中美两国特殊的政治身份以及两国经济体量巨大,其战略博弈必然对整个国际政治经济体系构成实质性影响,导致我国对外投资过程中存在“第三国”效应,即东道国对华引资政策因美国的影响而表现出特定的政治倾向。第三,尽管中美贸易摩擦会影响到我国直接投资的总体发展,但这种影响因东道国不同而有异,因企业不同而有别。原因之一是国家异质性,即东道国对华经济政策既受到美国对华遏制战略的影响,亦会受到国内利益集团政治活动的影响,两相作用下东道国对华引资政策不一定表现出负面的政治态度。另一个原因是企业异质性,即中美贸易摩擦对国内企业跨国投资的影响,会因企业较强的政治风险管控、政府公关、外事宣传等政治活动能力而被削弱。第四,中美贸易摩擦影响我国企业跨国投资活动的机制是,两国战略博弈通过中国与东道国的双边政治关系及东道国对华引资政策的双重中介,影响经营者对投资项目未来预期收益及风险的评价,进而调节经营者投资动机及优势,介入其对外投资策略的选择。第五,除制度寻求型投资外,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其他类型直接投资所表现出的是一种调节企业经营者投资动机及优势的间接的负面影响。换言之,经营者跨国投资动机及优势存在与否,根本上并不由中美战略博弈所决定,但会受其调节而受到抑制。一旦未来局势明朗,两国关系缓和,国内企业对外投资,包括对美投资,仍然将会向好发展。第六,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由于中美贸易摩擦与中美双边政治关系的联动性增强,导致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负面影响显着增强。第七,中美战略博弈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负面影响在不同的国家样本组上表现不一,其中受影响最大的是中等收入国家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且这种影响的路径在中高收入国家与中低收入国家上也有差别。根据以上结论,论文提出旨在服务我国政府的五点建议:其一,高度重视中美战略博弈的长期性复杂性尖锐性及其在全球范围内的广泛影响;其二,加强与发达经济体的政治经济合作;其三,采用经济手段化解与中高收入国家之间的分歧,协调彼此利益,消解争端;其四,重视与中低收入国家的双边政治关系建设,尤其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双边合作;其五,加强外交保护,为国内企业跨国投资提供政治风险对冲工具。针对有意走出国门的内地企业,论文提出三点建议:第一,重视国别风险差异,选择适宜投资策略,充分发挥第三方力量;第二,积极开展企业外交,加强政府公关、外事宣传等政治活动能力建设;第三,加大研发力度,加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努力提高自身所有权优势。
李众宜[5]（2020）在《全球价值链视角下中外贸易摩擦对中国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文中指出随着中国对外贸易规模的快速提升,中国的经济增长问题引起了美国等发达国家的重视,这也引发了中外贸易摩擦频繁地爆发,中国由此成为遭受全球贸易摩擦最多的国家。随着各国对华实施贸易保护频率的增加以及保护力度的提升,中国遭受贸易摩擦的产品领域也在不断地拓展,普遍上认为中外贸易摩擦应该针对的是中国具有比较优势的行业,然而中外贸易摩擦实际上也针对了中国一些并不具有比较优势的行业,贸易保护成为了遏制中国战略性产业发展的重要手段之一。本文试图基于现代贸易摩擦的主要形式（反倾销、保障措施）分析中外贸易摩擦的现状及其形成的原因,实证检验中外贸易摩擦对中国企业绩效的影响,并在全球价值链视角下探究贸易摩擦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机制,为中国企业应对贸易摩擦提供有益的启示。本文研究的主要内容如下:首先,在阐述贸易摩擦理论的基础上,分析中外贸易摩擦的现状,具体包括中国分别遭受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及技术壁垒的情况,且重点分析中国与一些主要国家之间的贸易摩擦现状,如中美贸易摩擦、中印贸易摩擦、中欧贸易摩擦及中日贸易摩擦,并结合中外贸易摩擦的现状探讨了中国遭遇贸易摩擦的原因。其次,采用包括生产率、出口份额、创新和产品质量在内的4个指标经验分析了中外贸易摩擦对中国企业绩效的影响。以国外对华反倾销为例,运用2000-2007年全球反倾销数据库、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海关数据库,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和工具变量法分析中外贸易摩擦对中国企业绩效的影响效应,在稳健性性检验和内生性检验的基础上,结合企业异质性特征研究贸易摩擦对不同类型企业绩效的的差异性影响,并基于全球价值链视角探究中外贸易摩擦抑制中国企业绩效的作用机制。最后,采用上市公司股价为企业绩效的代理变量研究中外贸易摩擦对中国企业绩效的影响效应。以2009年中美“轮胎特保”案为例,运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国海关数据库和国泰安数据库,采用双重差分法检验中外贸易摩擦对中国企业绩效的影响,并基于全球价值链视角探讨了贸易摩擦对关联企业绩效的影响。综上,本文基于全球价值链视角,实证检验了中外贸易摩擦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效应,并分别以生产率、出口份额、创新、产品质量和股价为企业绩效的代理指标进行了相应的实证检验,研究结果显示:首先,中外贸易摩擦对中国工业企业的生产率、创新具有显着的负向影响,且中外贸易摩擦对不同类型的中国工业企业存在差异性的影响,基于全球价值链视角的研究发现全球价值链关联是贸易摩擦影响工业企业的生产率和创新的传导渠道;其次,中外贸易摩擦对中国出口企业的出口份额、产品质量具有显着的负向影响,且中外贸易摩擦对不同类型的中国出口企业的影响存在着差异性,基于全球价值链视角的研究发现全球价值链关联是贸易摩擦影响企业出口份额、出口产品质量的传导渠道;最后,中外贸易摩擦对中国上市公司股价具有显着的负向影响,且中外贸易摩擦对中国相关上市公司股价的影响存在着“时间效应”和“阶段效应”,基于全球价值链视角的研究发现贸易摩擦对关联产业内企业股价也存在着明显的负面影响。基于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出口企业而言,中国政府应该出台相应的贸易摩擦应对机制或政策以提升出口企业竞争力,而出口企业自身也应当主动建立健全应对贸易摩擦的能力;对于工业企业而言,中外贸易摩擦对中国工业企业的影响愈加明显,企业在提升全球价值链嵌入度的同时提升企业创新,政府也应当充分利用金融、财政等多种手段以缓解工业企业的融资约束,从而提高企业应对贸易摩擦的能力;对于上市公司来说,当贸易摩擦来临时,各上市公司不仅要提防与其直接相关的外部冲击对股价的影响,还应当提防来自其上游行业的负面冲击对其股价所带来的影响,做好相应的防范和应对措施。本文的创新主要体现在:（1）在研究视角上,本文从产业关联的视角研究贸易摩擦的贸易破坏效应,即在全球价值视角下测度和刻画了贸易摩擦对企业绩效影响以及影响的“级联效应”,丰富和拓展了现有贸易摩擦影响相关研究的研究视角。（2）研究内容上,从微观企业入手,旨在更加全面地考察贸易摩擦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包括研究对企业生产率、出口份额、创新、产品质量、股价等多个企业绩效指标的影响,因此该研究全面、丰富地估计了贸易摩擦对企业的影响效应,也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现有研究的知识边界。（3）从研究对象上,着眼于企业行为特征,估计了贸易摩擦的影响效应、时间效应、阶段效应、作用机制及对异质性企业的差异性影响,提高了研究的科学性和精准性。
卢晓菲[6]（2020）在《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制造业出口升级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近年来,以英国硬脱欧、美国频频加税等为代表的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成为国际贸易的突出特点,由此导致地缘政治风险上升,世界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在这种环境下,贸易壁垒、贸易保护、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中美贸易摩擦、贸易萎缩、经济损失等关键词频频出现,由此,学术界展开对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丰富研究。本文基于当前中美贸易摩擦这一背景,深入研究了2002年中国入世期间、入世之后的过渡期和2018年前后中美贸易摩擦期这三个不同阶段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理论分析了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制造业出口升级的影响效应。然后,利用中国海关数据、中国工业企业数据、UNcomtrade数据、Feenstra等（2002）提供的关税数据和WTO的Tariff Download Facility数据等,使用引力模型估计、双重差分估计（DID）、高维面板固定效应估计、泊松模型和分位数估计等方法,针对三个阶段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进行了较为全面深入的实证检验。本文主要研究结论如下:第一,以往经验表明,美国市场对中国来说具有重要地位,占中国总出口的18%左右。中国入世以来,输美出口主要以制造业为主,商品结构日益高级化,出口商品的价值链嵌入日益高端化,出口产品技术水平逐渐提高。第二,中国入世背景下,关税政策不确定性下降,显着促进了出口规模扩张,TPU下降0.1单位,导致行业出口规模提高4.59%。这一结论十分稳健,且消费品行业和中低技术行业规模扩张效应显着大于其他行业。关税政策不确定性影响效应的作用机制主要是沉没成本效应以及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效应。第三,在中国入世的过渡期,非关税壁垒政策不确定性和出口升级之间显着正相关,在控制一系列因素的条件下,TPU提高的企业相较于TPU没有提高的企业,其出口规模要高15.6%、出口产品质量要高1.2%、新增出口产品数量要低5.6%、退出出口产品数量要高28.4%。这一倒逼升级效应具有良好的稳健性,且加工贸易企业和外资企业的出口规模扩张和出口质量升级效应显着强于其他企业,国有企业的出口产品转换效应显着强于其他企业。就行业异质性而言,消费品行业和中低技术行业的出口产品规模扩张效应和产品转换效应显着强于其他行业,而资本品和中间品行业或高技术行业的出口质量升级效应显着更强。就出口市场异质性而言,美国市场或高收入市场的出口产品规模效应显着强于其他市场。最后,非关税壁垒政策不确定性影响效应的作用机制略有差异,出口规模扩张和出口质量升级效应主要是通过企业自选择行为和市场再分割机制,而出口产品转换则主要是由于企业生产率的的中介效应。第四,中美贸易摩擦背景下,广义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和中国输美产品水平出口规模负相关,即TPU每提高1个单位,中国输美产品出口额降低7.6%。这一影响效应非常显着且稳健,具有异质性:加工贸易产品受到的抑制作用显着强于一般贸易;中间品显着强于资本品和消费品;高技术显着强于中低技术行业,主要原因可能是美国此次掀起贸易摩擦重点针对的是中国小规模的高技术出口。广义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影响产品出口规模的作用机制体现出明显的市场替代效应和产品调整效应。本文研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政策内涵。全球贸易紧张局势日益升级的国际大背景下,各国均致力于增强经济内生增长动力,以突破当前的低迷时期。无论是对政策制定者,还是对微观企业而言,本文的研究结论均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对政策制定者而言,尽管中美贸易摩擦抑制了宏观行业出口,但中国目前正在全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提高产业竞争力,出口贸易仍是推动这一战略目标的重要手段,美国也仍是中国的重要贸易伙伴,所以在目前的经济转型关键期,应对中美贸易摩擦,更应该保持战略定力,坚持扩大贸易自由化。对微观企业而言,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既是挑战,也是机遇。一方面,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导致外贸市场进入门槛提高,市场竞争持续升级,原本靠出口低附加值、低质量产品而生存的企业纷纷退出,对出口企业构成了挑战。但另一方面,市场环境的恶化也形成新一轮的“洗牌”:出口企业各自凭借产品竞争力重新分割出口市场份额,倒逼企业不得不放弃“薄利多销”、只为短期获利的低质量出口,转而加强研发、提高质量、提高核心竞争力实现出口结构的转型。因此,企业更应该借此迎难而上、破茧成蝶。
曹鸿宇[7]（2020）在《外资自由化与中国企业创新》文中认为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经济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获得了极大的发展,已深度参与到全球贸易投资一体化格局中,而吸引外资（FDI）流入中国市场是其中最为突出的表现之一。持续不断地推进对外开放,特别是吸引和利用外资为中国经济实现高速增长提供了强劲、持续的推动力,在这其中外资政策的改革和完善对于中国吸引和利用外资起到了基础性作用。总体而言,中国过去的外资准入政策始终是朝着自由化方向改革,显着提升了中国市场对外开放水平,也对国内制度和政策调整起到倒逼改革的作用。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高质量发展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提出了新的要求,要从依赖大规模物质资源投入的粗放型增长转变为以技术进步和创新发展为主旨的高水平可持续发展,经济发展的目标也从以“量”为主转变为“质”“量”齐增。目前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前一阶段支撑经济高速增长的动能正在减弱,亟需通过创新驱动为经济发展注入新的动能,消解中国传统增长红利不断下降的影响。可以说创新已经成为未来中国发展全局中的核心要素。外部因素方面,与创新活动相关的外资政策逐渐成为中国在国际经贸环境中面临的焦点问题之一。以美国启动对华301调查为标志,美国将中国的外资管理政策与“强制性技术转让”问题挂钩,过去较长时间里中国曾广泛实施的外资准入合资要求规定,被美国指为中国间接实施“强制性技术转让”的手段。中国曾对外资实施“以市场换技术”的政策方针,旨在借助外部资源培育和强化中国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和技术创新水平。随着中国加入WTO,中国对国内法律法规中不符合WTO规则的内容进行了修订,“以市场换技术”也在官方发声中逐渐淡出。《外商投资法》的颁布使“强制性技术转让”在中国已经构成违法行为。从国际法的角度分析,美国对中国外资准入合资要求规定的指责并无法理基础,各国针对外资实施的合资要求措施属于合规手段。不过就现实情况而言,这一政策对中国创新发展的真实效果如何还有待考量。本文围绕外资开放与中国创新发展这一核心问题展开了讨论,将研究的落脚点具体到企业创新问题上,分别从企业层面和行业层面讨论了外资自由化对中国企业创新的影响,并对外资准入合资要求这一规定的创新效应进行了分析。本文从理论层面对外资自由化对企业自主创新的影响机制进行了讨论,发现外资无论是在企业层面还是行业层面对东道国企业自主创新的影响都是双向的。具体来看,企业层面外资进入的技术转让效应有益于东道国企业开展创新活动,而外商成分则可能会使企业过度依赖外部技术转移放弃自主创新,这种情况在外商独资企业更加明显;行业层面的外资进入能够通过人员流动效应和示范效应促进东道国企业创新,而外资进入的竞争效应对于东道国企业创新的影响不定,但在市场规模较大的行业倾向于正向作用。为了验证理论分析的结论,本文在借鉴其他学者研究的基础上,选取1998-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企业专利申请数据库》的合并数据,对外资自由化对中国企业的创新效应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企业层面的外资份额提升对企业自主创新带来了抑制效应,这种效应主要来源于外商独资企业;而行业层面的外资流入则能够带来积极的溢出效应。对合资要求的单独分析发现,对外资设定合资要求强化了外资成分对东道国企业所带来的创新惰性,取消合资要求有助于使外资对东道国企业创新带来促进作用。拓展分析的结果发现,外资流入对高技术产业会自主创新会带来额外的负面影响;对不同类型专利的回归结果发现,外资进入对企业申请不同类型专利的影响方向与对全部专利申请的影响一致,但影响的效果有所差异;而基于地理位置差别进行的分样本回归显示,企业层面的外资进入对西部企业创新的抑制作用最大,对东部企业其次,对中部企业不显着;行业层面的外资进入对西部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最大,对中部企业其次,对东部企业最小。本文的研究结论显示,外资进入无论是在微观企业层面还是宏观行业层面,对于中国企业的创新都能带来有益的影响,仅在外商独资形式的企业中可能出现“创新惰性”的情况,不过随着企业年龄的增长,无论是全部外商投资企业还是外商独资企业都会倾向于从事更多的创新活动。而针对外商投资准入合资要求规定的单独分析发现,合资要求的存在与企业实现创新发展的路径背道而驰,中国企业并未从外资合资要求政策的实施中获取有助于自主创新的效果。基于这些研究结论,本文进一步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第一,破除意识上的封闭和模糊。第二,推动以质量为导向的引资政策,鼓励外资与投后研发相结合。第三,减少对外资的直接限制,摒弃对外资准入的合资要求规定。第四,完善中国的外资国家安全审查机制。第五,构建有效的创新激励机制。第六,通过多方面渠道加强同国际经贸规则的对接,逐步构建高水平的投资治理环境。第七,增强企业的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培育技术创新主体。第八,进一步改善不同地区、行业的投资环境,促进外商投资全局协调性发展。第九,推进国有企业所有制改革,完善国有企业治理水平。
刘忆[8]（2020）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全球价值链与跨国并购 ——基于投资边际与绩效双重视角》文中研究说明近年以来,世界范围内企业跨国并购面临着深刻的国内外背景。在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经济一度陷入长期停滞阶段。新经济的结构性改革冲击和逆全球化政策势头的兴起,迫使世界经济在阶段性反弹中产生剧烈分化,导致全球经济存在巨大不确定性。企业乃至国家的外部环境产生剧烈变化。经济不确定性由实体经济不确定性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两部分组成。其中前者的外生性与突发性强,受政府能动性控制较小。相比而言,经济政策的变化具有较大的内生主观性与可控性,对其的研究更具有理论指导和现实操作意义。与其他类型投资相比,对外直接投资尤其是跨国并购属于风险较高的投资,对相关经济政策的敏感性更高,是实体经济活动中比较容易受波动的部分。在考虑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作用,尤其是对企业跨国并购等对外直接投资时不可以忽视另一个重要环境因素——全球价值链。全球价值链的兴起对国际贸易、投资模式和宏观经济政策等产生了重要影响,是经济全球化最为显着的特点。全球价值链形成于企业跨国活动,并影响和制约企业跨国活动。本文以世界21个国家开展跨国并购的上市公司为例,运用混合截面门槛模型,尝试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全球价值链与企业跨国并购置于同一研究范畴内,试图在剖清宏观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微观企业跨国并购这一特殊投资活动的影响同时,探寻行业全球价值链在二者之间的效应关系。研究主要得出以下几点结论:第一,无论是母国还是东道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跨国并购的影响存在门槛效应。在门槛值的左边,即当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低于某一水平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明显促进表征数量的企业跨国并购扩展边际的增加以及并购绩效的提升;而在门槛值的右侧,即当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高于某一水平时,则对企业跨国并购扩展边际与并购绩效产生显着抑制作用。第二,无论是在母国还是东道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跨国并购的影响中,行业全球价值链嵌入度有利于企业并购扩展边际的提升与绩效的提高,并积极影响了母国和东道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跨国并购之间的关系。第三,无论是在母国还是东道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跨国并购的影响中,行业全球价值链位置越高,越有利于企业跨国并购绩效的提升,并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影响企业跨国并购绩效中发挥着促进作用。但经验数据表明当前中国企业尤其是制造业的全球价值链位置不高,行业整体处于低端锁定和俘获的状态,给企业跨国并购绩效带来负面影响。本文的研究有以下政策蕴含:第一,依据对实体经济发展的预期合理把握和调控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变化度。第二,促进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和提升全球价值链位置,让全球价值链在企业跨国并购中发挥积极效应。本文可能的研究贡献在于:（1）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投资的关系在跨国并购的特定情境下进行再探讨,认知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两面性”。（2）将全球价值链嵌入至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跨国并购的影响作用中,发现对外贸易的对外投资效应。
周科选[9]（2020）在《区域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与中国出口企业的行为选择 ——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为例》文中提出近年来,伴随着英国“脱欧”、“中美贸易摩擦”等各种“黑天鹅”事件纷至沓来,使得全球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也由此急剧攀升。而以WTO为代表的全球多边贸易协调机制未能发挥降低贸易壁垒、削弱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作用,相反它遭遇了重创而陷入停滞,全球贸易摩擦愈演愈烈。但以自由贸易区（Free Trade Area,FTA）为代表的区域协调机制却进展迅猛,并在区域范围内显着降低了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由此,中国政府也日益重视FTA的建设。其中,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hina-ASEAN Free Trade Area,CAFTA）是迄今为止中国对外参与建设的规模最大的FTA,2002年11月4日双方通过《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以下均简称为《框架协议》）且于2003年7月1日开始实施宣告CAFTA正式确定建立,最终于2010年1月1日正式建成。在这一背景下,就使得系统研究区域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出口企业的行为选择,从而以此全面检验中国实施FTA战略所带来的效果就显得十分必要。与此同时,当前有关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出口企业进入外国市场行为选择的相关研究起步比较晚,且针对区域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出口企业行为选择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更是没有见到。由此,本文首先研究了区域贸易不确定性对出口企业产品规模选择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本文先在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的基础上,通过引入区域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变量,从理论上分析了区域贸易政策不确定对出口企业产品规模选择的影响,然后,本文以CAFTA为例,利用2001-2007年中国工业数据库、中国海关企业数据库及WTO关税数据库匹配的微观企业层面数据,并利用倍差法（DID）对理论分析结果进行了全面的实证检验,得到以下结论:区域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降低显着促进了中国出口企业产品规模的扩大;进一步研究发现,区域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出口企业产品规模的扩大也因所有制类型、地区及要素密集度不同而呈现出显着差异。紧接着,本文实证检验了区域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降低对中国出口企业产品种类多样化选择的影响。结果表明,《框架协议》的正式实施,促进了中国出口企业对出口东盟产品种类多样化的行为选择。研究进一步发现,不同所有制类型、地区、要素密集度的出口企业在这一过程中的行为选择呈现出显着的异质性。最后,通过机制检验发现,区域贸易政策不确定性降低主要通过学习型效应来促进中国出口企业对出口产品种类多样化行为的选择。然后,本文基于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论证了区域自由贸易协定框架下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出口企业产品质量行为选择的影响。并对理论分析结果进行了经验检验,得到以下结论:区域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降低显着促进中国出口企业的产品质量提升;同时这一结果也因所有制类型、地区、要素密集度以及企业进入及退出不同而呈现出显着异质性。最后,本文实证检验了区域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降低对中国出口企业对对外直接投资行为选择的影响。结果表明,《框架协议》的正式实施,促进了中国出口东盟的企业对该区直接投资的行为选择。研究进一步发现,不同所有制类型、地区、要素密集度的出口东盟的企业在这一过程中的行为选择呈现出显着的异质性。最后,通过机制检验发现,区域贸易政策不确定性降低主要通过学习型效应、竞争效应及改善中间品贸易环境等途径来促进中国出口东盟的企业对该区的直接投资行为选择。以上结论的政策启示是:首先,要特别注意到区域自由贸易协定对降低区域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作用;其次,要加大高质量、高标准FTA的打造;要加大对私营企业的支持力度;其三,要切实保障已有区域自由贸易区的贸易政策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最后,在区域自由贸易区打造过程中要同成员国一道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
齐欣,王强[10]（2019）在《儒家文化对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影响研究》文中指出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企业在国际化发展中,可否借助儒家文化提高出口产品质量仍是一个未知的学术问题。文章采用2001年到2007年中国海关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数据,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中非正式制度对人类行为的影响机制以及历史的信息和数据来解释文化对经济行为的影响,通过理论和实证的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儒家文化促进了我国企业产品出口质量的提升,并对民营企业影响大于对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文章不仅分析了中国儒家文化中的经济学价值,对如何提升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和竞争力,增强传统文化自信力提供了证据和新探索路径。
二、“入世”对中国企业的影响(上)（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入世”对中国企业的影响(上)（论文提纲范文）
（1）人口老龄化对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一、引言 |
| 二、理论模型和研究假说 |
| 三、研究设计 |
| （一）计量模型 |
| （二）变量说明 |
| 1. 被解释变量：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 |
| 2. 核心解释变量：人口老龄化 |
| 3. 控制变量 |
| （三）数据说明 |
| 四、实证结果 |
| （一）基准回归 |
| （二）内生性问题处理 |
| （三）稳健性检验 |
| 1. 不同方式测度的企业EDVAR |
| 2. 不同方法衡量的人口老龄化 |
| 3. 考虑人口流动的影响 |
| 4. 考虑模型设定偏差的影响 |
| 5. 考虑政策变动的影响 |
| （四）影响机制检验 |
| 1. 机制检验的计量模型设定 |
| 2. 成本效应的检验结果 |
| 3. 替代效应的检验结果 |
| 4. 结构效应的检验结果 |
| 五、异质性分析 |
| （一）贸易方式层面的异质性分析 |
| （二）要素密集度层面的异质性分析 |
| （三）区域层面的异质性分析 |
| （四）所有制层面的异质性分析 |
| 六、结论与政策启示 |
（2）城市空间结构、产业集聚与企业全球价值链升级（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提出问题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产业集聚与城市空间结构 |
| 1.2.2 城市空间结构与经济发展 |
| 1.2.3 全球价值链理论 |
| 1.3 研究内容、结构安排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与主要观点 |
| 1.3.2 论文结构与研究设计 |
| 1.3.3 研究方法 |
| 1.4 主要创新与不足 |
| 1.4.1 主要创新 |
| 1.4.2 研究不足 |
| 第2章 中国城市空间结构与GVC地位演变的基本事实 |
| 2.1 城市空间结构演变的一般规律 |
| 2.1.1 全球视野下的城市空间结构演变趋势 |
| 2.1.2 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的空间结构演变 |
| 2.2 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国际特征事实 |
| 2.3 微观典型事实:城市空间结构与企业全球价值链地位 |
| 2.3.1 城市空间结构指标测算 |
| 2.3.2 企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指标的测算 |
| 2.3.3 城市空间结构与企业GVC地位的特征事实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城市空间结构与企业GVC升级的理论机制 |
| 3.1 基于企业全球价值链获利能力的理论模型 |
| 3.1.1 基准模型 |
| 3.1.2 引入城市空间结构的外部性 |
| 3.2 城市空间结构对企业GVC获利能力的影响机制 |
| 3.2.1 城市规模扩张与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 |
| 3.2.2 城市多中心结构与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 |
| 3.3 城市空间结构对企业GVC分工位置的影响机制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产业集聚视角下的城市规模与企业全球价值链升级 |
| 4.1 问题背景 |
| 4.2 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说 |
| 4.2.1 集聚视角下城市规模对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影响渠道 |
| 4.2.2 集聚视角下城市规模对企业全球价值链位置的影响渠道 |
| 4.3 实证设计 |
| 4.3.1 指标构建 |
| 4.3.2 模型设定 |
| 4.3.3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4.4 实证检验结果分析 |
| 4.4.1 基准回归 |
| 4.4.2 内生性处理:Heckman两步法 |
| 4.4.3 稳健性检验 |
| 4.5 进一步分析:集聚效应的机制检验 |
| 4.5.1 城市规模对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作用机制检验 |
| 4.5.2 城市规模对企业GVC位置的作用机制检验 |
| 4.6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城市多中心结构与企业全球价值链升级 |
| 5.1 问题背景 |
| 5.2 机制分析与研究假说 |
| 5.3 实证设计 |
| 5.3.1 指标构建 |
| 5.3.2 模型设定 |
| 5.3.3 描述性统计分析 |
| 5.4 实证检验结果分析 |
| 5.4.1 基准回归 |
| 5.4.2 内生性处理:IV估计 |
| 5.4.3 稳健性检验 |
| 5.5 城市空间结构外部性的异质性分析 |
| 5.5.1 基于地区经济发展和城市规模的异质性检验 |
| 5.5.2 基于行业技术水平的异质性检验 |
| 5.5.3 基于企业贸易方式的异质性检验 |
| 5.6 基于城市规模和产业集聚的门槛机制检验 |
| 5.7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城市群、集聚效应与企业全球价值链升级 |
| 6.1 问题背景 |
| 6.2 机制分析与研究假说 |
| 6.3 实证设计 |
| 6.3.1 计量模型与变量选取 |
| 6.3.2 样本选取和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
| 6.4 回归结果分析 |
| 6.4.1 基准回归结果 |
| 6.4.2 内生性问题和稳健性检验 |
| 6.5 集聚效应的调节机制检验 |
| 6.6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结论 |
| 7.1 主要结论 |
| 7.2 政策启示 |
| 7.3 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所获奖项及科研成果 |
| 致谢 |
（3）进口竞争对中国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制及效应（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思路、内容、路线图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内容 |
| 三、研究路线图 |
| 第三节 研究的创新和不足 |
| 一、可能的创新点 |
| 二、存在的不足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第一节 进口竞争的相关研究 |
| 一、进口竞争的概念与测量 |
| 二、进口竞争对于企业绩效的影响 |
| 第二节 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有关研究 |
| 一、企业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定义 |
| 二、企业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测度方法 |
| 三、TFP的测度方法比较 |
| 第三节 进口竞争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
| 一、理论研究 |
| 二、实证研究 |
| 第三章 进口竞争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理论研究 |
| 第一节 进口竞争对生产率的影响机制 |
| 一、进口竞争影响TFP的直接途径 |
| 二、进口竞争影响TFP的间接途径 |
| 第二节 理论模型分析 |
| 第四章 进口竞争的现状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评价 |
| 第一节 进口竞争现状分析 |
| 一、中国进口贸易额总量现状 |
| 二、进口渗透率现状 |
| 三、关税的变动现状 |
| 四、分行业关税水平现状 |
| 第二节 中国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评价 |
| 一、企业TFP时间维度分析 |
| 二、企业TFP产权维度分析 |
| 三、企业TFP地区维度分析 |
| 四、企业TFP的不同测算 |
| 五、产业维度的TFP |
| 第五章 进口竞争对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实证分析 |
| 第一节 指标测算及模型设定 |
| 一、变量的设定和测算 |
| 二、计量模型的设定 |
| 第二节 数据的说明及描述性统计 |
| 一、数据的来源及匹配 |
| 二、描述性统计 |
| 第三节 计量分析结果与解释 |
| 一、回归分析 |
| 二、稳健性检验 |
| 第四节 影响机制检验 |
| 一、模型概念 |
| 二、中介变量设定和测度 |
| 三、中介效应回归分析 |
| 第五节 异质性分析 |
| 一、基于企业规模差异 |
| 二、基于企业性质差异 |
| 三、基于企业贸易方式差异 |
| 第六章 结论 |
| 第一节 研究结论 |
| 第二节 对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4）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1 贸易摩擦与对外直接投资 |
| 1.3.2 双边政治关系与对外直接投资 |
| 1.3.3 中美经贸关系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 |
| 1.3.4 文献评述 |
| 1.4 论文结构 |
| 1.5 研究方法 |
| 1.6 创新之处 |
| 1.7 研究不足 |
| 第2章 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发展 |
| 2.1 早期经济学对国际直接投资的认识 |
| 2.2 当代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演变 |
| 2.2.1 发达国家直接投资理论 |
| 2.2.2 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理论 |
| 2.2.3 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在中国的发展 |
| 2.3 主流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缺陷 |
| 2.4 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研究的走向 |
| 2.5 本章小结 |
| 第3章 大国博弈下崛起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机理:一个整合性理论框架 |
| 3.1 理论视角:国际政治经济学 |
| 3.1.1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创立与发展 |
| 3.1.2 对外投资政策的选择与国家实力的提升 |
| 3.1.3 国际体系结构与战略性贸易摩擦 |
| 3.1.4 层次分析法 |
| 3.2 体系层次:霸权国与崛起国的战略博弈及其国际政治风险的溢出 |
| 3.2.1 霸权国与国际体系的稳定 |
| 3.2.2 霸权衰落与国际体系的失序 |
| 3.2.3 国际机制与霸权之后的国际治理 |
| 3.2.4 霸权国与崛起国的战略博弈 |
| 3.2.5 双边政治关系与崛起国对外直接投资 |
| 3.3 国家层次:外资政策选择的双层博弈机制 |
| 3.3.1 外资政策博弈的两个层次:国际与国内 |
| 3.3.2 国内利益集团对政府外资政策选择的影响:从集团利益到国家利益的整合 |
| 3.3.3 第三国外资政策对霸权国及崛起国的政治倾向生成机制 |
| 3.4 企业层次:崛起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决策机制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 |
| 4.1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历程 |
| 4.1.1 起步探索阶段(1979~1991 年) |
| 4.1.2 规范调整阶段(1992~2004 年) |
| 4.1.3 快速发展阶段(2005~2013 年) |
| 4.2 “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态势与特征表现 |
| 4.2.1 高质量发展阶段(2014~2016 年) |
| 4.2.2 理性回归阶段(2017~2018 年) |
| 4.3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分析 |
| 4.3.1 动机分类 |
| 4.3.2 市场寻求型 |
| 4.3.3 避税地投资 |
| 4.3.4 政策激励型 |
| 4.3.5 制度寻求型 |
| 4.3.6 战略投资型 |
| 4.3.7 要素寻求型 |
| 4.4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比较优势 |
| 4.4.1 政策优势 |
| 4.4.2 资本优势 |
| 4.4.3 技术优势 |
| 4.4.4 货币优势 |
| 4.4.5 国家优势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中美贸易摩擦及其性质 |
| 5.1 中美贸易摩擦的发展历程 |
| 5.1.1 经济性摩擦阶段(1979~1989) |
| 5.1.2 政治性摩擦阶段(1990~2001) |
| 5.1.3 制度性摩擦阶段(2002~2007) |
| 5.1.4 战略性摩擦阶段(2008~至今) |
| 5.2 特朗普执政以来的中美贸易摩擦 |
| 5.2.1 限流入之发起贸易调查 |
| 5.2.2 减逆差之发动贸易战 |
| 5.2.3 遏中国之强化技术封锁 |
| 5.3 中美贸易摩擦的性质:基于四份301 清单的比较分析 |
| 5.3.1 整体情况比较 |
| 5.3.2 产品结构比较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决策的模型化分析 |
| 6.1 基本设定与经济环境刻画 |
| 6.1.1 模型的一般假设 |
| 6.1.2 资本的分配 |
| 6.1.3 人力资本的设定 |
| 6.1.4 技术部门的知识生产 |
| 6.1.5 最终生产函数形式的设定 |
| 6.1.6 经营者个体经济行为的刻画 |
| 6.1.7 对金融合约的刻画 |
| 6.1.8 职业选择、市场壁垒与部门边界 |
| 6.2 模型扩展:开放经济条件下 |
| 6.2.1 对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 |
| 6.2.2 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 |
| 6.3 模型的现实意义解析 |
| 6.3.1 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 |
| 6.3.2 对外直接投资的优势 |
| 6.4 模型对国际政治风险影响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解释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中美贸易摩擦影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实证检验 |
| 7.1 研究假设:理论与现实 |
| 7.2 变量选择与基准回归方程 |
| 7.2.1 被解释变量的确定 |
| 7.2.2 核心解释变量的确定 |
| 7.2.3 数据来源与预处理说明 |
| 7.2.4 基准回归方程的建立 |
| 7.2.5 样本国家（地区）说明 |
| 7.2.6 控制变量的选择 |
| 7.3 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跨国直接投资的影响效应检验 |
| 7.3.1 计量方法的选择 |
| 7.3.2 简化模型估计结果 |
| 7.3.3 加入控制变量后的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结果 |
| 7.3.4 控制时间效应后的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结果 |
| 7.3.5 考虑解释变量滞后项的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结果 |
| 7.4 稳健性检验 |
| 7.4.1 关于内生性问题 |
| 7.4.2 关于样本选择偏差问题 |
| 7.5 异质性检验 |
| 7.5.1 时间异质性 |
| 7.5.2 国家异质性 |
| 7.6 本章小结 |
| 第8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8.1 主要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5）全球价值链视角下中外贸易摩擦对中国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选题意义 |
| 1.2 相关文献综述 |
| 1.2.1 贸易摩擦对经济的影响 |
| 1.2.2 全球价值链相关理论 |
| 1.2.3 总结性述评 |
| 1.3 研究内容与主要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结构安排 |
| 1.4 主要创新与不足 |
| 1.4.1 主要创新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相关理论基础 |
| 2.1 贸易摩擦对企业的影响理论探讨 |
| 2.1.1 贸易摩擦的内涵及分类 |
| 2.1.2 贸易摩擦成因的理论基础 |
| 2.1.3 贸易摩擦对国内企业的影响分析 |
| 2.2 全球价值链下贸易摩擦的影响机制理论探讨 |
| 2.2.1 全球价值链的相关界定 |
| 2.2.2 全球价值链的相关测算 |
| 2.2.3 全球价值链下贸易摩擦影响企业绩效的传导途径研究 |
| 2.3 本章小结 |
| 第3章 中外贸易摩擦的现状及其原因分析 |
| 3.1 中外贸易摩擦的发展现状 |
| 3.1.1 中国遭受反倾销情况 |
| 3.1.2 中国遭受反补贴情况 |
| 3.1.3 中国遭受保障措施情况 |
| 3.1.4 中国遭受技术壁垒情况 |
| 3.2 中国与主要国家之间的贸易摩擦 |
| 3.2.1 中美贸易摩擦 |
| 3.2.2 中印贸易摩擦 |
| 3.2.3 中欧贸易摩擦 |
| 3.2.4 中日贸易摩擦 |
| 3.3 中外贸易摩擦的原因 |
| 3.3.1 贸易失衡 |
| 3.3.2 产业升级 |
| 3.3.3 政治因素 |
| 3.3.4 体制原因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全球价值链视角下中外贸易摩擦对中国企业生产率的影响 |
| 4.1 引言 |
| 4.2 理论机制与研究假设 |
| 4.3 贸易摩擦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检验 |
| 4.3.1 数据说明及统计性描述 |
| 4.3.2 计量模型设定 |
| 4.3.3 回归结果 |
| 4.3.4 内生性讨论 |
| 4.3.5 稳健性检验 |
| 4.4 异质性检验 |
| 4.4.1 基于出口行为异质性检验 |
| 4.4.2 基于所有制性质的异质性检验 |
| 4.5 全球价值链下作用机制检验 |
| 4.6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全球价值链视角下中外贸易摩擦对中国企业出口份额的影响 |
| 5.1 引言 |
| 5.2 理论机制与研究假设 |
| 5.3 中外贸易摩擦对中国企业出口份额的影响 |
| 5.3.1 数据说明及统计性描述 |
| 5.3.2 计量模型设定 |
| 5.3.3 回归结果 |
| 5.3.4 内生性讨论 |
| 5.3.5 稳健性检验 |
| 5.4 异质性检验 |
| 5.4.1 基于贸易方式的异质性检验 |
| 5.4.2 基于所有制性质的异质性检验 |
| 5.5 全球价值链下影响机制检验 |
| 5.6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全球价值链视角下中外贸易摩擦对中国企业创新的影响 |
| 6.1 引言 |
| 6.2 理论机制与研究假设 |
| 6.3 事实描述 |
| 6.3.1 中国遭受反倾销的事实描述 |
| 6.3.2 中国企业创新的事实描述 |
| 6.4 实证检验 |
| 6.4.1 数据说明 |
| 6.4.2 计量模型设定 |
| 6.4.3 回归结果 |
| 6.4.4 内生性讨论 |
| 6.4.5 稳健性检验 |
| 6.5 异质性检验 |
| 6.5.1 出口行为异质性检验 |
| 6.5.2 生产率异质性检验 |
| 6.5.3 所有制异质性检验 |
| 6.6 全球价值链视角下作用机制检验 |
| 6.7 “时间效应”检验 |
| 6.8 本章小结 |
| 第7章 全球价值链视角下中外贸易摩擦对中国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 |
| 7.1 引言 |
| 7.2 理论机制与研究假设 |
| 7.3 计量模型、变量与数据 |
| 7.3.1 模型设定 |
| 7.3.2 变量选取与测算 |
| 7.3.3 数据处理与描述性统计 |
| 7.4 实证检验 |
| 7.4.1 基本估计结果 |
| 7.4.2 内生性讨论 |
| 7.4.3 稳健性检验 |
| 7.5 拓展分析 |
| 7.5.1 不同反倾销实施国分组 |
| 7.5.2 不同所有制企业分组 |
| 7.5.3 不同生产率企业分组 |
| 7.6 全球价值链视角下影响机制检验 |
| 7.7 本章小结 |
| 第8章 全球价值链视角下中外贸易摩擦对中国企业股价的影响 |
| 8.1 引言 |
| 8.2 理论机制与研究假设 |
| 8.3 实证检验 |
| 8.3.1 “轮胎特保”案的历史背景 |
| 8.3.2 模型设定 |
| 8.3.3 数据处理与统计描述 |
| 8.3.4 内生性讨论 |
| 8.3.5 回归结果分析 |
| 8.3.6 稳健性检验 |
| 8.4 影响机制的检验 |
| 8.5 “时间效应”和“阶段效应”检验 |
| 8.5.1 “时间效应”检验 |
| 8.5.2 “阶段效应”检验 |
| 8.6 全球价值链视角下贸易摩擦对关联产业股价影响的检验 |
| 8.6.1 产业关联的测算 |
| 8.6.2 产业关联的统计性描述 |
| 8.6.3 实证检验 |
| 8.7 本章小结 |
| 结论及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所取得的学术成果 |
| 致谢 |
（6）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制造业出口升级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框架、内容和方法 |
| 1.2.1 研究技术路线图 |
| 1.2.2 研究主要内容 |
| 1.3 论文创新与不足 |
| 1.3.1 创新点 |
| 1.3.2 不足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研究起源 |
| 2.1.1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企业投资 |
| 2.1.2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出口贸易 |
| 2.1.3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其他经济要素 |
| 2.2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测度方法 |
| 2.2.1 关税测算法 |
| 2.2.2 非关税壁垒识别法 |
| 2.2.3 文本提取法 |
| 2.2.4 测算方法比较 |
| 2.3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效应 |
| 2.3.1 贸易协定和贸易政策不确定性 |
| 2.3.2 贸易协定背景下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效应 |
| 2.3.3 无贸易协定背景下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效应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中美贸易和贸易摩擦演变特征事实 |
| 3.1 中美贸易演变历程和特征事实 |
| 3.1.1 总贸易规模及地位趋势演变 |
| 3.1.2 贸易顺差趋势演变 |
| 3.1.3 行业分布特征演变 |
| 3.2 中美贸易摩擦演变历程和典型特征 |
| 3.2.1 摩擦初发时期 |
| 3.2.2 摩擦爆发时期 |
| 3.2.3 摩擦频发时期 |
| 3.2.4 摩擦高发时期 |
| 3.2.5 摩擦全面升级时期 |
| 3.3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演变和典型特征 |
| 3.3.1 关税政策不确定性趋势特征 |
| 3.3.2 非关税壁垒政策不确定性趋势特征 |
| 3.3.3 广义贸易政策不确定性趋势特征 |
| 3.4 日美贸易摩擦演化及经验启示 |
| 3.4.1 摩擦初发时期 |
| 3.4.2 摩擦爆发时期 |
| 3.4.3 摩擦高发时期 |
| 3.4.4 摩擦全面升级时期 |
| 3.4.5 中美贸易摩擦和日美贸易摩擦对比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影响出口升级的理论分析 |
| 4.1 相关概念辨析 |
| 4.1.1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 |
| 4.1.2 出口升级 |
| 4.2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和企业进入决策的理论建模 |
| 4.2.1 基本假设 |
| 4.2.2 考虑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企业进入 |
| 4.3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影响企业出口升级的理论机制 |
| 4.3.1 关税政策不确定性和出口升级 |
| 4.3.2 广义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和出口升级 |
| 4.3.3 非关税壁垒政策不确定性和企业出口升级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关税政策不确定性与出口升级 |
| 5.1 数据、计量模型和变量选择 |
| 5.1.1 数据来源 |
| 5.1.2 计量模型设定 |
| 5.1.3 变量选择和统计描述 |
| 5.2 双重差分模型(DID)基础回归结果 |
| 5.3 稳健性检验 |
| 5.3.1 平行趋势检验 |
| 5.3.2 非关税壁垒 |
| 5.3.3 替代弹性变化 |
| 5.3.4 不可观测的供给侧冲击 |
| 5.3.5 不可观测的需求侧冲击 |
| 5.4 行业异质性影响 |
| 5.4.1 行业价值链嵌入异质性 |
| 5.4.2 行业技术异质性 |
| 5.5 机制分析 |
| 5.5.1 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 |
| 5.5.2 沉没成本 |
| 5.6 本章小结 |
| 第6章 非关税壁垒政策不确定性与出口升级 |
| 6.1 数据、计量模型和变量选择 |
| 6.1.1 数据说明 |
| 6.1.2 计量模型设定 |
| 6.1.3 变量选择和统计描述 |
| 6.2 基础回归结果 |
| 6.2.1 企业出口产品规模效应 |
| 6.2.2 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效应 |
| 6.2.3 企业出口产品转换效应 |
| 6.3 稳健性检验 |
| 6.3.1 序列相关 |
| 6.3.2 逆向因果 |
| 6.3.3 入世效应 |
| 6.3.4 多纤维协议废除 |
| 6.3.5 金融危机冲击 |
| 6.4 企业异质性 |
| 6.4.1 企业贸易模式 |
| 6.4.2 企业所有权性质 |
| 6.5 行业异质性 |
| 6.5.1 价值链嵌入 |
| 6.5.2 技术水平 |
| 6.6 出口市场异质性 |
| 6.6.1 国家差异性 |
| 6.6.2 收入水平 |
| 6.7 机制检验 |
| 6.7.1 出口产品规模效应 |
| 6.7.2 出口产品质量升级效应 |
| 6.7.3 出口产品转换效应 |
| 6.8 本章小结 |
| 第7章 广义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和出口升级 |
| 7.1 数据、计量模型和变量选择 |
| 7.1.1 数据来源 |
| 7.1.2 计量模型设定 |
| 7.1.3 变量选择和统计描述 |
| 7.2 引力模型基础回归结果 |
| 7.3 稳健性检验 |
| 7.3.1 季节性因素调整 |
| 7.3.2 时间趋势因素 |
| 7.3.3 产品编码差异 |
| 7.4 异质性影响 |
| 7.4.1 出口规模异质性 |
| 7.4.2 产品贸易方式异质性 |
| 7.4.3 价值链嵌入异质性 |
| 7.4.4 行业技术异质性 |
| 7.5 机制检验 |
| 7.5.1 市场替代效应 |
| 7.5.2 产品结构调整 |
| 7.6 本章小结 |
| 第8章 结论和政策建议 |
| 8.1 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8.3 创新点、不足和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 个人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得的科研成果 |
（7）外资自由化与中国企业创新（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 |
| 1.2 问题的提出 |
| 1.3 相关概念界定 |
| 1.3.1 外资自由化 |
| 1.3.2 高质量发展与创新 |
| 1.3.3 外资自由化的创新效应 |
| 1.4 研究方法 |
| 1.5 创新之处 |
| 1.6 研究提纲 |
| 1.7 技术路线图 |
| 第二章 理论回顾与文献综述 |
| 2.1 外资自由化经典理论回顾 |
| 2.1.1 外资自由化的思想内涵 |
| 2.1.2 外资自由化的现实理解 |
| 2.1.3 外资溢出效应的理论基础 |
| 2.1.4 小结 |
| 2.2 创新经典理论回顾 |
| 2.2.1 创新理论的提出 |
| 2.2.2 创新理论的成型 |
| 2.2.3 创新理论的新发展 |
| 2.3 外资自由化对东道国影响效应的研究回顾 |
| 2.3.1 外资自由化对东道国投资的直接影响 |
| 2.3.2 外资自由化对东道国经济发展的间接影响 |
| 2.3.3 外资自由化对东道国创新影响的相关研究 |
| 2.3.4 研究评述 |
| 第三章 理论模型与机制分析 |
| 3.1 外资自由化影响企业自主创新的理论机制 |
| 3.1.1 外资自由化对企业创新的直接效应 |
| 3.1.2 外资自由化对企业创新的溢出效应 |
| 3.2 外资自由化影响企业自主创新的理论模型 |
| 3.2.1 企业创新行为的基本框架 |
| 3.2.2 外资自由化对企业创新行为的直接影响 |
| 3.2.3 外资自由化对企业创新行为的间接溢出影响 |
| 第四章 外资自由化与中国创新发展的典型事实 |
| 4.1 外资自由化的发展趋势与国际惯例 |
| 4.1.1 国际投资流动趋势及现状 |
| 4.1.2 国际层面的投资治理 |
| 4.1.3 国家层面的投资治理 |
| 4.2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资自由化演进历程、现状与展望 |
| 4.2.1 外资市场对外开放的起步与初探(1978-1986年) |
| 4.2.2 外资开放的进一步发展(1986-1991年) |
| 4.2.3 外资开放快速推进与中外互利双赢(1992-1999年) |
| 4.2.4 入世与中国外资管理制度调整(1999-2007年) |
| 4.2.5 外资政策自由化新阶段(2008年至今) |
| 4.2.6 小结 |
| 4.3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创新发展历程 |
| 4.3.1 中国的创新发展历程:后发国家技术赶超之路 |
| 4.3.2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创新发展道路特征 |
| 4.3.3 中国进一步推进创新发展面临的挑战 |
| 4.3.4 小结 |
| 第五章 合资要求与“强制性技术转让”问题的分析 |
| 5.1 多边贸易规则对技术转让问题的规定 |
| 5.1.1 TRIPs与技术转让相关的规定 |
| 5.1.2 TRIMs与技术转让相关的规定 |
| 5.2 美国对华301调查诉求及回应 |
| 5.3 历次美国针对知识产权问题的对华301调查对比 |
| 5.4 对“强制性技术转让”问题的进一步分析 |
| 5.5 小结 |
| 第六章 外资进入和中国企业自主创新关系的实证研究 |
| 6.1 变量描述 |
| 6.1.1 外资进入指标的构造 |
| 6.1.2 企业创新指标的构造 |
| 6.1.3 控制变量的选择 |
| 6.2 数据来源及处理 |
| 6.3 计量模型的建立 |
| 6.4 回归结果分析 |
| 6.4.1 基准回归分析 |
| 6.4.2 内生性问题讨论 |
| 6.4.3 稳健性分析 |
| 6.4.4 机制分析 |
| 6.4.5 拓展分析 |
| 6.5 小结 |
| 第七章 合资要求和中国企业自主创新关系的实证研究 |
| 7.1 合资要求对外资进入的创新效应影响 |
| 7.2 外资准入合资要求规定的识别 |
| 7.3 研究设计 |
| 7.4 回归结果分析 |
| 7.5 小结 |
| 第八章 文章结论与政策建议 |
| 8.1 研究结论 |
| 8.1.1 典型事实研究结论 |
| 8.1.2 理论与机制研究结论 |
| 8.1.3 实证研究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8）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全球价值链与跨国并购 ——基于投资边际与绩效双重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述评 |
| 1.3.1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宏微观影响研究 |
| 1.3.2 跨国并购的影响因素研究 |
| 1.3.3 全球价值链的影响研究 |
| 1.3.4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对外活动研究 |
| 1.3.5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全球价值链研究 |
| 1.3.6 全球价值链与对外直接投资研究 |
| 1.3.7 文献评介 |
| 1.4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第2章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2.1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投资 |
| 2.2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跨国并购 |
| 2.2.1 母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跨国并购 |
| 2.2.2 东道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跨国并购 |
| 2.3 嵌入全球价值链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跨国并购 |
| 2.3.1 全球价值链参与度下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跨国并购 |
| 2.3.2 全球价值链位置下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跨国并购 |
| 第3章 样本选择、数据来源与模型构建 |
| 3.1 样本选择 |
| 3.1.1 关于跨国并购的样本选择 |
| 3.1.2 关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样本选择 |
| 3.1.3 关于全球价值链的样本选择 |
| 3.2 数据来源 |
| 3.3 变量遴选 |
| 3.3.1 并购边际与绩效 |
| 3.3.2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 |
| 3.3.3 全球价值链 |
| 3.3.4 控制变量 |
| 3.4 方法选取与模型设定 |
| 3.4.1 方法选取 |
| 3.4.2 模型设定 |
| 第4章 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
| 4.1 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
| 4.1.1 描述性统计 |
| 4.1.2 相关性分析 |
| 4.1.3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跨国并购 |
| 4.1.4 全球价值链下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跨国并购 |
| 4.2 内生性问题 |
| 4.3 稳健性检验 |
| 4.3.1 替代变量检验 |
| 4.3.2 U型效应检验 |
| 4.3.3 时期滞延检验 |
| 第5章 进一步研究 |
| 5.1 分样本研究 |
| 5.1.1 分行业研究 |
| 5.1.2 分金融危机前后研究 |
| 5.1.3 分国家发展程度研究 |
| 5.2 扩展性分析 |
| 5.2.1 基于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分析 |
| 5.2.2 基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波动的分析 |
| 5.2.3 基于双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差异的分析 |
| 5.2.4 基于中国企业跨国并购样本的分析 |
| 第6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6.1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6.1.1 研究结论 |
| 6.1.2 政策建议 |
| 6.2 研究创新 |
| 6.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6.3.1 研究不足 |
| 6.3.2 研究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与参研项目 |
（9）区域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与中国出口企业的行为选择 ——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现实背景 |
| 1.1.2 理论背景 |
| 1.2 研究问题及意义 |
| 1.2.1 研究问题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思路及内容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方法及创新之处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相关研究综述 |
| 2.1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测度方法 |
| 2.2 宏观层面的相关研究 |
| 2.2.1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与双边国际贸易 |
| 2.2.2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与宏观经济变量 |
| 2.3 企业层面的相关研究 |
| 2.3.1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出口行为 |
| 2.3.2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 |
| 2.3.3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的其他因素 |
| 2.4 产品层面的相关研究 |
| 2.4.1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与产品的价格 |
| 2.4.2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与产品的质量 |
| 2.4.3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与产品的创新 |
| 2.4.4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与产品分布 |
| 2.4.5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与出口产品种类多样化 |
| 2.5 相关评述 |
| 第三章 区域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与中国出口企业产品规模的行为选择——以CAFTA为例 |
| 3.1 中国出口东盟企业产品规模演变的特征事实 |
| 3.2 研究设计 |
| 3.3 回归结论分析 |
| 3.4 小结 |
| 第四章 区域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与中国出口企业产品升级的行为选择:基于产品种类多样化视角——以CAFTA为例 |
| 4.1 中国出口东盟企业产品种类多样化的特征 |
| 4.1.1 出口产品种类的特点 |
| 4.1.2 不同地区企业出口产品种类的特征 |
| 4.1.3 不同要素密集度产品出口的特征 |
| 4.2 研究设计 |
| 4.2.1 理论机制分析 |
| 4.2.2 基准模型搭建 |
| 4.2.3 中介模型设计 |
| 4.2.4 变量设计 |
| 4.2.5 数据加工 |
| 4.3 回归结果及讨论 |
| 4.3.1 基础回归结果及讨论 |
| 4.3.2 不同所有制类型的回归结果讨论 |
| 4.3.3 不同出口地区的回归结果讨论 |
| 4.3.4 不同要素密集度的回归结果讨论 |
| 4.3.5 稳健性分析 |
| 4.4 理论机制的实证检验 |
| 4.4.1 学习型效应机制的实证检验 |
| 4.4.2 竞争效应机制的实证检验 |
| 4.5 小结 |
| 第五章 区域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与中国出口企业产品升级的行为选择:基于产品质量视角——以CAFTA为例 |
| 5.1 中国出口企业出口东盟产品质量的特征事实 |
| 5.1.1 出口企业产品质量的演进特征 |
| 5.1.2 不同区域出口企业的产品质量的演变态势 |
| 5.1.3 不同所有制性质出口企业的产品质量变化 |
| 5.1.4 不同要素密集度的产品质量的变动特征 |
| 5.2 研究设计 |
| 5.2.1 理论模型框架构建 |
| 5.2.2 实证模型构建 |
| 5.2.3 相关变量指标描述 |
| 5.2.4 数据来源与处理 |
| 5.3 实证结果分析与讨论 |
| 5.3.1 基准回归模型结论及探讨 |
| 5.3.2 不同所有制性质的回归结论 |
| 5.3.3 不同出口区域的回归结论 |
| 5.3.4 不同要素密集度的回归结论 |
| 5.3.5 进入及退出企业的回归结论分析 |
| 5.3.6 稳健性检验与结果分析 |
| 5.4 小结 |
| 第六章 区域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与出口企业整体升级的行为选择:基于对外直接投资视角——以CAFTA为例 |
| 6.1 中国出口东盟企业在该区直接投资的典型事实 |
| 6.1.1 不同所有制出口企业对该区的直接投资 |
| 6.1.2 不同地区出口企业对该区的直接投资 |
| 6.1.3 不同要素密度出口企业对该区的直接投资 |
| 6.2 研究设计 |
| 6.2.1 理论机制研究 |
| 6.2.2 基准模型设立 |
| 6.2.3 中介效应模型设计 |
| 6.2.4 主要变量设计及描述 |
| 6.2.5 数据整理及分析 |
| 6.3 回归结果及分析 |
| 6.3.1 基础回归结论及解释 |
| 6.3.2 不同所有制性质的回归结果与解释 |
| 6.3.3 不同出口地区的回归结果及解释 |
| 6.3.4 不同要素密集度的回归结果与解释 |
| 6.3.5 稳健性检验 |
| 6.4 机制检验 |
| 6.4.1 学习型效应机制检验 |
| 6.4.2 竞争效应机制检验 |
| 6.4.3 改善中间品贸易环境机制检验 |
| 6.5 小结 |
| 第七章 结论与启示 |
| 7.1 结论 |
| 7.2 政策启示 |
| 7.3 进一步研究设想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 1 作者简历 |
| 2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3 参与的科研项目及获奖情况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10）儒家文化对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一、 引 言 |
| 二、 理论基础和研究假设 |
| (一) 关于儒家文化的定义 |
| (二) 儒家文化经济学思想影响深远 |
| 1.儒家文化包含系统的经济思想。 |
| 2.儒家文化传承对人类行为产生影响。 |
| (三) 儒家文化与企业出口产品质量 |
| 1.儒家文化义利观会提升企业对出口产品质量的追求。 |
| 2.儒家文化通过工匠精神影响企业提升出口产品质量。 |
| 3.儒家文化通过培养自省习惯促进企业改进出口产品质量。 |
| 4.儒家文化通过倡导使命感促进企业完善出口产品质量。 |
| 三、 数据和模型变量 |
| (一) 儒家文化的衡量和数据来源 |
| (二) 出口产品质量的测度和数据来源 |
| (三) 计量模型 |
| 四、 研究结果 |
| (一) 描述性统计 |
| (二) 基本研究结果 |
| (三) 异质性分析 |
| 1.所有制特征。 |
| 2.贸易方式。 |
| 3.地区差异。 |
| 4.企业规模。 |
| (四) 稳健性检验及内生性分析 |
| 1.改变儒家文化的测度方法。 |
| 2.改变产品质量的测度方法。 |
| 3.内生性分析。 |
| (五) 影响机制分析 |
| 五、 结论与政策启示 |
四、“入世”对中国企业的影响(上)（论文参考文献）
- [1]人口老龄化对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影响研究[J]. 李明广,谢众. 西北人口, 2022
- [2]城市空间结构、产业集聚与企业全球价值链升级[D]. 王晓娟. 吉林大学, 2021(01)
- [3]进口竞争对中国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制及效应[D]. 何梓娟. 浙江工商大学, 2021
- [4]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D]. 聂世坤. 辽宁大学, 2021(02)
- [5]全球价值链视角下中外贸易摩擦对中国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D]. 李众宜. 北京工业大学, 2020(06)
- [6]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制造业出口升级的影响研究[D]. 卢晓菲.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20(08)
- [7]外资自由化与中国企业创新[D]. 曹鸿宇.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20(01)
- [8]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全球价值链与跨国并购 ——基于投资边际与绩效双重视角[D]. 刘忆. 武汉理工大学, 2020(09)
- [9]区域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与中国出口企业的行为选择 ——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为例[D]. 周科选. 浙江工业大学, 2020(02)
- [10]儒家文化对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影响研究[J]. 齐欣,王强. 商业经济与管理, 2019(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