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梁启超对佛教的理性研究及其局限（论文文献综述）
陈斌玉[1]（2021）在《朱谦之《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朱谦之是我国近代着名的哲学家、思想家、历史学家,学术兴趣广泛,着作等身,其《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更是中西文化交流研究专着中的翘楚之作。近代以来,中国国力衰弱,知识分子将目光投向西方,鼓吹西方的科学技术、法律制度,但朱谦之反其道而行之,强调中国文化对西方文明的影响。本文即《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为主要研究对象,探究其成书的渊源、自身的特色及在今下的意义。本文运用历史资料检索、搜集法,整合梳理朱谦之个人生平与代表着作。采用文献分析法与历史比较法,立足于《朱谦之文集》十卷本,剖析其文化哲学、唯情哲学、生命哲学等哲学思想,根据其思想脉络,探究其中西文化观的渊源。并将梁漱溟与冯友兰与朱谦之进行对比,显示他们的中西文化交流思想的差别,突出朱谦之中西文化观的特点。最后以文本细读的方式兼评价法,结合《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的撰写背景,深入分析《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的内容与其体例、思想特色,评价其在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上的意义,同时指出其存在的不足之处。论文正文分为七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序言,主要介绍《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的研究意义、学术界对朱谦之思想已有的研究及本论文的研究思路与方法。第二部分论述朱谦之个人生平事迹,介绍朱谦之的代表着作。第三部分首先对朱谦之的主要学术思想进行整理,展示其文化观发展历程。其次结合朱谦之的生平、20世纪30年代的时代背景及当时的社会风潮,分析朱谦之文化观的来源。最后将其文化观与同时代的学人梁漱溟、冯友兰的文化观进行比较,在对比中凸显朱谦之文化观的特色。第四部分基于文本,着重分析《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的写作背景和主要内容。第五部分讨论《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在内容上、体例上、思想上的特色。第六部分结合前人对《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的看法及《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对后世学人的影响,客观地评价《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在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中的地位,同时也指出其存在的不足。第七部分借由本篇论文对《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的分析,了解本民族的文化特质,增强民族自信,并为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提供参考意见。
董莉莉[2]（2021）在《丝绸之路与汉王朝的兴盛》文中研究指明丝绸之路是连接欧亚大陆的桥梁,它将古代世界几大文明中心连接了起来,无论对中国史还是世界史的发展,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因此,研究丝绸之路这一课题有着重要的学术意义。而且,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与开展,探讨中国古代的丝绸之路对于今天“一带一路”的发展来说也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丝绸之路与汉王朝兴盛的关系作系统性的研究。重点探讨丝绸之路的开通与存续在促进汉王朝的兴盛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其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张骞出使西域归来后,更为宏大的世界图景进入了汉王朝的视野,促使汉王朝改变了其在边疆地区的战略布局,并致力于开拓丝绸之路。其一,对匈奴方面的策略,汉王朝由最初的击退匈奴、解除边疆威胁向消除匈奴在西北边疆以及西域的势力转变。其二,对于西域,汉王朝开始开拓与经营西域,使其“威德遍于四海”,造就“四夷来献”的政治盛景,构建更为广大的“天下秩序”。基于此,汉王朝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用于军事战争、边疆建设。其结果是,丝绸之路得以开拓的同时,匈奴势力消退,汉王朝控制了西域地区,映照出了汉王朝的崛起。其次,丝绸之路的畅通促进了汉王朝经济的繁荣。异域经济作物的引进与种植增加了汉王朝的物产种类,中原地区种植的葡萄树、胡桃树、胡麻、胡葱等皆由这一时期引进。这些经济作物的大量种植还丰富了中原地区人们的饮食生活,一些经济作物还因其药效价值而促进了内地医药学的发展。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异域诸国对国内丝绸、漆器等的需求是促进国内相关产业繁荣的一个重要因素。以丝织业为例,丝绸之路开通之后,内地丝织品的生产数量是开通之前的数百倍,其中原因除了国内本身的需求外,异域诸国的需求也是重要的一方面。再次,丝绸之路的存续促进了汉王朝文化的多元化发展。异域文明的不断输入为汉王朝文化艺术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元素,注入了新的活力。这一时期的百戏就是在吸收中国古代各类艺术的前提下,融入异域元素而形成的。社会上兴起了胡风,人们的衣、食、住、行等各个方面均受到了胡风的影响。另外,佛教的传入为汉代原有的思想体系注入了新的活力,丰富了汉代的既有信仰。最后,丝绸之路将欧亚大陆连接了起来,在这部新的世界史中,汉王朝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逐步展现出其国际影响力。其一,汉王朝对中亚、西亚尤其是帕提亚帝国的政局产生了重要影响,帕提亚帝国政局的变动与遥远的汉王朝的兴衰息息相关。匈奴西迁,在欧洲引起了民族大迁徙以及罗马帝国的消亡,是汉王朝的西拓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其二,在国际贸易中,丝绸、铁器等畅销商品来自汉王朝,彰显了汉王朝在国际经济关系中的重要地位。在中西交往中,帝都长安与洛阳作为中西商品的集散地,已经发展为国际性的商贸中心。
杜品[3]（2020）在《论梁启超的死亡价值观》文中指出戊戌维新失败流亡日本期间,梁启超在明治日本武士道思潮的刺激下,综合佛教、儒家、墨家思想以及近代生物学、进化论的观点,形成了以"死之责任"为核心的死亡价值观。这一价值观的主要内涵是"死之责任"是个体的道德责任,是个体为人群进化所负之责任,是国民对国家所负之责任。以"死之责任"为核心的死亡价值观表现了梁启超强烈的爱国强国情怀,具有积极的思想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对当前加强集体主义和爱国主义教育亦具有一定的启示和借鉴作用。同时,分析探讨梁启超的死亡价值观对于系统深入地掌握他的整个思想体系,全面地评价梁启超其人也具有一定的学术理论价值。
高亮[4]（2020）在《两晋南北朝隋唐义疏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义疏是中国古典诠释史上,最具代表性的诠释体裁之一。一切中国古典诠释体裁所使用的诠释方法,所具备的诠释功能,所经历的诠释演变过程,均体现於义疏之中。可以説,义疏是中国古典诠释体裁之集大成者。研究、理解义疏文本,发掘藴藏於文本之中的观念、文化,剖析古代思想历时变化,即能理解以古典给释文本为核心的整个中国古典诠释史,进而从诠释向度重新反思学术史、思想史,观照人类思维向度及其趋势。本文旨在综理既有研究基础上,探讨义疏研究中的重难点问题,并经由义疏研究,尝试创建义疏学适用方法论,为後续研究提供范式支撑。基於新见从详,无则从略的原则,概述如下。绪论部分,厘清与义疏相关的学术概念,分析义疏含义,确定义疏研究范畴。在义疏研究领域,首次明确区分义疏、义疏研究、义疏学、义疏之学、义疏学研究、义疏之学研究六种概念,纠正了以往学界混称义疏、义疏学的问题,为义疏学在学术意义上,成为一个中国古典诠释学下的研究分支,确定了研究范畴。本章首次全面梳理义疏研究史,为学科分支意义上的义疏学,奠定了学史基础。第一章,首先,明确义疏的概念与范畴,解决了义疏研究长期存在的义疏含义及判断标准问题,从而与其他“疏”体有效区分,完成了义疏研究的概念准备。其次,归纳义疏具有的七种基本文本体式,分析其诠释意义与学史价值。第二章,基於既有研究,进一步探讨义疏起源问题。义疏最早出现年代,可能不晚於四世纪中後期,确定不晚於五世纪前期。佛疏出现最早,在五世纪前期以前;其次为道疏,在五世纪前期;最後为儒疏,在五世纪中後期。促成义疏起源的因素有三类。第一,物质载体,即基於纸写本便利性的因素。第二,思想渊源。主要源於魏晋时期流行的玄学与清谈辩论。第三,体裁渊源。对义疏起源有显着影响的诠释体裁有二。其一为集解体。其二为问答体。与义疏起源有关的问答体有二。一为魏晋时期以“问答”为主要内容的议论体裁。二为印度传统的“释论”（奢萨咀罗、优婆提舍）中的问答体裁。另外,两晋时期出现的“合本子注”,在题名与行文方式上,对有些义疏,如《丧服小记子本疏义》,有一定影响。因而也可视为义疏起源的一个相关因素。第三章讨论义疏的诠释层级,并在全面总结注、疏诠释关系既有研究的基础上,重新检视“疏不破注”问题。首先,分析义疏诠释层级。义疏诠释层级十分多样。过去作为学界常识的兼解经、注即为义疏,是片面的刻板印象。义疏兼解经、注,只适合儒疏、律疏,不包括佛疏、道疏。其次,重新反思疏不破注问题。“疏不破注”原为“疏不可破注”之义,是一种诠释原则,而非“疏不会破注”,即一种诠释现象。前者正式确立於初唐《五经正义》,後者为清代以来学者的误解。作为一种诠释原则,“疏不破注”的形成,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南北朝隋代。此时尚无明确、统一“不破注”的原则。时人虽有守注之意愿,乃至设立遵注之体例,但在实际诠释中,仍以实事求是之理念,时或破注。初唐《五经正义》以前,义疏在处理注、疏关系的问题上,实则无“破”与“不破”的明确概念,更无具体原则。破注与否,皆取决於编撰者个人学术意志。不过,总体上看,义疏仍以不破注为多,破注并非主流。第二阶段:唐代至宋初。以《五经正义》为代表的初唐儒疏,明确提出“疏不可破注”的原则。在实际诠释中,虽因沿承旧疏或参与修疏者学术习惯等,仍不免有破注现象,但从总体上看,此种现象已大为减少,不破注乃至明显守注、护注的现象更常见。从初唐儒疏破注情况看,破注分为破注文与破注义两种形式。破注文相当於校勘注文,非但不是破注,反为注之功臣。破注义即反驳注释之义理另立新义,此为真正的破注。不破注有两种情况,即守注与参注。若只怀疑注义而非反驳,另立新説,在初唐疏家看来,均非破注。疏不破注的理据渊源,在於义疏对注解经传时所述义理、情理是否认可。若是其义,则疏不破注;若非其理,则疏破注。对“理”的追求,体现了义疏的诠释活力与独立的诠释品格。将义疏完全视为经典文本的附庸,不利於正确认识义疏学术意义。将求“理”,替代为从“注”,即完全不破注,至唐玄宗御注、御疏才实现。然而这种从“注”而非求“理”的诠释标准,受到一些中唐学者的反拨。碍於御注、御疏的权威压力,他们只能在义疏之外,另辟蹊径,最终发展为北宋新《春秋》学与理学,即义理思辨性经学,代替了南北朝以来,以义疏为重要学术载体的考证诠释性经学。可见,义疏之衰,即源於割断自身求“理”之传统。第四章,探究注、疏合会问题。在文本组织类型上,义疏可分为单疏本与合会本合会本系由单疏本与经:注本结合融会而成然而单疏本与合会本之关系,未必是前者单向融入後者,二者之关系,比学界以往认为的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更复杂,只能具体分析,不可一概而论。义疏从单行到合会,不只是文本外在形式的较大变动,还改变了读者的閲读方式与习惯,影响其閲读体验,进而改变读者对义疏诠释地位与功能的认知。义疏文本组织类型的改变,如“蝴蝶效应”,通过层层传导,最终造成义疏学术层次的变动。而层次的变动,产生反作用力,促使组织类型的改变更加固化。在此意义上,注、疏单行与合会,不仅仅是文本形式结构的排列组合问题,更是一种探索学术史的新维度。儒典注、疏合会时代,不始於宋,宋代只是注、疏合刻之始。早在宋代以前,已经有相当数量的合会本存在。从义疏文本发展角度看,南宋以前义疏,虽以单疏本为主,但合会本亦不容忽视,从而纠正了以往根据刻本经验谈注、疏合会,忽视八行本、十行本之前注、疏合会本的问题。儒典注、疏合会有五种模式。第一,分散模式甲类,指义疏分别列於经、注之下,分别疏解经、注的合会模式。第二,分散模式乙类,指义疏分别列於一节经文或传文之後,其间无注,亦不释注文合会模式。第三,聚集模式指义疏列於一个较完整经、注文本单位（句、节、章等）之後,集中诠释此单位之经、注的合会模式第四集散模式指在某一合会本中,兼有分散甲类与聚集两种模式者。第五,分栏模式指经、注与义疏分栏列出的合会模式。合会的历史动因有二。第一,便於閲读、参考、记诵。第二,便於查询经、注、疏具体内容。合会的学术史影响有三。第一,加剧文本结构的碎片化,造成义疏实际学术地位下降。第二,加重异文问题。第三,促进注的经典化。第四,凸显义疏繁琐之弊,间接引起经典研究范式转变,在学理上宣告了汉唐之间,以经典诠释为主要成果的经学研究范式的终结。在有合会本的情况下,隋唐宋初新修儒疏,仍采用单疏本,其原因有四。第一,佛疏影响。第二,讲读习惯。第三,写钞本流传之局限。第四,古人观念上的经、注与义疏的诠释地位、诠释风格差异。合会本与单疏本长期并存之原因有二。第一,官学精英对提升士子经学素养的要求。第二,文本复制方式限制与应试需求之间的互动。第五章,探究义疏科段问题。首先,分析科段含义,与章句相区分。其次分析科段特徵。科段必须同时满足三大特徵,缺一即非科段,亦即三大特徵为判定科段之充要条件。其次,考察科段演变历程。中土佛典科段可能始於四世纪中後期的释道安,最迟不晚於五世纪前期。印度佛典科段当以世亲等为最早,约在四至五世纪之际。中土佛典科段被纳入佛疏,就现存可考文本来看,当以南朝宋道生《法华经疏》为最早。科段被义疏吸收之後,经历了先由简入繁,而後分化演变的过程,分为四大阶段。第一,渐兴阶段,即五世纪前期至六世纪初。第二,兴盛阶段,即六世纪初至七世纪中期。第三,分立阶段,即七世纪中期至十二世纪初。第四,衰变阶段,即十二世纪以後。最後,选取南北朝隋唐佛、道、儒三疏,整理科文,分析各自逻辑结构与诠释特点。在此意义上,科段成为中古以来,儒、佛、道“兴替治忽”的新綫索。科段的学术史价值,即在此矣。
王英娜[5]（2020）在《近现代庄学新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庄子》义理不竭、文笔妙奇的特点,促使历代释庄者完成了不同历史语境下的新诠解。尤其,在近现代这个充满危机和变革的特殊时代,《庄子》的阐释呈现出继承传统与借鉴西学并存的多元格局,这些庄学成就证明了《庄子》作为传统经典所具有的绵延不断的文化生命力。与古代的庄学相较,中西并存的文化背景使近现代的庄子研究取得了重大的学术突破,不论在研究范式,还是在思想探索方面,都出现了新的发展,并对当下的文化建设提供了有益经验和训鉴。因此,近现代庄学具有很高的文化价值和研究意义。本论文主要采用阐释学的理论方法,通过宏观与微观相结合,对近现代庄学新变进行整体观照,并从以佛解庄、以儒解庄、以西学解庄、以文学解庄等几个角度契入,考察近现代庄学的发展与新变,从而呈现其新时期的问题意识及时代文化价值。全文共为五章:第一章主要从社会、学术的历史背景,探讨近现代庄学的复兴问题。在近现代,庄学复兴是诸子学思潮兴起的产物,而诸子的兴起亦出现了新的时代特点,即从儒学的附庸走向独立,其包含了社会时局变化、学术发展等诸多因素,亦经历了从清初到近现代学者们超越儒学并使诸子独立的不断自觉。内在演变与西学东渐是近现代诸子学兴起的重要动力,而子学的致用思想、解经功能尤其得到了学界的关注和发掘。这些诸子学发展的共性直接影响了近现代庄学的复兴,并使近现代庄学呈现出《庄子》校释类、义理类着作的新发展以及《庄子》文学的专题探索。第二章主要从“以佛解庄”的视角探讨近现代庄学的新变。“以佛解庄”是庄学史上传统的释庄方式之一,具体表现为“格义”方法的不断完善和发展。“格义”最初是以传统典籍中的概念或思想来诠释佛学,其中《庄子》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历史的发展中,它经历了概念式“格义”、会通式“格义”、系统化“格义”以及实用化“格义”的过程。近现代“以佛解庄”的“格义”新变主要表现为法相唯识宗概念体系的系统化应用以及西学中平等、自由、科学等观念的融入,它实现了与异国文化的交流和互动,既有对本民族文化的传承,亦有对外来文化精华的汲取,从而使《庄子》发挥了时代所需的社会效用。杨文会是使近现代佛学复兴的关键学者,他的“以佛解庄”推进了近现代系统化“格义”的发展,在其影响下,章太炎、梁启超等学者均走向了实用化的新变道路。可以说,对于庄子思想的致用探求是近现代学者“以佛解庄”的重要特点。第三章主要从“以儒解庄”的视角探讨近现代庄学的新变。学者们之所以采用“以儒解庄”的诠释路径,是因为庄、儒之间在形上之“道”与形下的社会现实两个方面,均具有融通互补的可行性,这为消解庄儒矛盾,提升庄学的社会效用提供了必要的思想基础和探索前提。近现代学者的“以儒解庄”是试图通过儒道互补应对危机境遇中社会人生的各种问题,从而实现其拯救危亡的经世致用价值。近现代“以儒解庄”的新变主要表现在对庄子“大同”思想的新发掘;对庄、儒义理相通处的深入探析,尤其是对《庄子》中实用价值的进一步发掘;对“内圣外王”思想的新扩展,以及廖平通过重构经学体系,对传统“以儒解庄”的新发展。可以说,这些不同角度的新研寻体现了近现代学者救世的共同理想,以及开发《庄子》致用思想的时代风貌。第四章主要从中西融合的视角探讨近现代庄学的新变。西学东渐动摇了传统儒学的核心地位,引发了近现代学人对传统文化的批评与反思,而学者们中西文化的比较与融通既使《庄子》研究有所继承,同时亦为之注入了新的文化因素,并呈现出庄学新变的时代性特征。在近现代西学与《庄子》的比较融合中,西方的进化论、快乐主义、自由思想、马克思主义等均对庄子思想的重新诠解产生了重要影响。严复、胡适、章鸿钊等人的庄子研究主要体现了进化论与庄子思想会通的渐进过程。此外,伊壁鸠鲁的快乐主义、斯宾诺莎的“自然”“自由”等,也被近现代学者引入与《庄子》思想的对话与阐释中,中西文化的同中有异、异中有同为庄学发展提供了有益启示,其开拓性的尝试亦成为后世学者进一步探讨的重要课题。随着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传入以及启蒙救亡运动的发展,马克思主义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并成为最科学、最前沿的思想和方法。在庄学界,吕振羽、侯外庐、郭沫若等学者即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理论指导,使《庄子》研究呈现了新的时代意义。可以说,近现代学者以不同的西学理论为《庄子》阐释提供了诸多新的视角,虽然在解庄中不免历史环境的局限,但其为中西文化交融做出的积极探索具有时代效用,其所积累的经验教训亦具有历史意义和借鉴价值。第五章主要讨论的是近现代《庄子》文学研究新变。在西学与本土文学发展的双重影响下,近现代“文学”观念明确从传统文史哲不分的状态中独立出来,并出现了广义与狭义的不同界定。《庄子》是否是文学作品虽然存在争议,但从总体来看,《庄子》的文学性特征在近现代具有新的发展,而这种新发展与近现代“文学”认知的转变密切相关,因此,本章探讨了近现代“文学”观念的转型与近现代“文学”理论视角的建构两个方面,以之作为《庄子》近现代文学研究的理论前提。在近现代《庄子》文学研究的新变中,本文主要从《庄子》的文学语言、篇章结构、文体、文学的社会性等多个方面展开论述,并在古今比较及中西文法的参照中突显《庄子》文学的继承与发展。近现代学者对《庄子》文学的探讨虽然不免简单和粗糙,但他们强烈而明确的文学自觉意识以及多元化的思维使《庄子》的文学性得到新的发掘,这对后世《庄子》文学的发展亦具重要借鉴价值和启示意义。
孙玉霞[6]（2020）在《陶渊明美学思想新探》文中指出陶渊明的诗文及其生活态度一直受人们的崇尚和追求。人们欣赏他任真自然的处事方式,崇尚他自由自在的人生态度,模拟他亲自躬耕田园的生活方式,吟咏他自然平淡的田园诗歌,这一切源于他自身独具特色的思想观念。本文则以陈寅恪的“新自然说”为阐发基点,论述其具有“新自然”特征的人生观念,并在此基础上阐释其形成的独具特色的“自然”美学思想,通过陶渊明人生的生活实践与诗文的艺术实践,探析其美学思想的深层内涵与艺术表现,并着重挖掘其美学思想的独特之处,文章整体从四大部分对其美学思想作论述。第一章阐释了陶渊明美学思想的形成基础,从中分析出其“新自然”的人生观念。该章首先将陶渊明置于魏晋南北朝的特殊时代背景中,阐释其时代特殊的政治经济与思想文化的状况,在此基础上以陈寅恪的“新自然说”为理论基点,结合陶渊明对自身家族传统和儒道玄思想文化的汲取,论述其独具特色的“新自然”人生观念的形成。第二章则在第一章的背景和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阐发其美学思想的内涵。该章在第一章“新自然”的人生观理论基础上,从陶渊明诗文中所提到的三处“自然”入手,从中分析阐释其“自然”所蕴含的“真”、“自由”与“顺然运化”的独特美学思想内涵,以此论述其“自然”美学思想之“新”。其中对三者的内在意蕴作了细致的辨别,即以“本真”与“率真”、“贵身”与“超脱”和“顺其自然”来辨析三者内蕴的独特性,并且分别以“求而不贪”的仕隐观、“旷达淡泊”的名利观和“委运任化”的生命观为表现,对三者的内蕴作具体实践的阐释。第三章则是在第二章独特的“自然”美学思想内涵的基础上,从诗文的艺术表现上探析其美学思想的独特外化表现。该章承接其“真”、“自由”、“顺然运化”的美学思想内涵,从“无功利性”的诗文创作、“平淡冲和”的诗文风格和“本真自然”的审美意象三部分阐释了其美学思想的诗文艺术表现。对于“无功利性”的诗文创作的美学表现来说,主要从“示己志”的创作目的、“虚静”与“娱悦”的创作态度和“无意为文”的创作追求对其进行阐释,在此基础上进而通过对“质而实绮”的语言运用、“自然而然”的文法构思和“静穆冲和”的风格创设来论述其“平淡冲和”的诗文风格,最后通过对其独具特色的审美意象从创设到表现的探析,阐释其诗文对其美学思想的具象表达与运用,该部分则主要从审美意象的过程创构之“真”、审美意象的具象表现之“自由”,以及“得意忘象”的审美意象之追求来论述其“本真自然”的审美意象特征。第四章则是针对陶渊明美学思想内涵和其艺术表现进行客观理性的分析与评价。该章第一部分主要通过后世历朝历代的评价来解读其历史演变及其意义,第二部分着重论述其对当代社会的影响,阐释陶渊明美学思想历久弥新的理论和实践意义。第三部分以批评的视角正视其美学思想的局限之处,以便对其美学思想做客观辩证的分析。
顾超[7]（2020）在《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研究》文中指出就近代世界历史而言,伴随着民族运动和民族国家的兴起,民族主义成为一种具有世界性的意识形态,并从欧洲蔓延至全球。仅仅在20世纪,在全球范围内就发生了三次大规模的民族主义浪潮。也正是在这一进程中,中华民族从一个自在民族走向了自觉民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开始以完全独立的主权国家参与到国际事务之中,中华民族开始具备了国族的身份和象征。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党和国家提出了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要求,对内来说,是以共同体的形式把握作为整体的中华民族,不断凝聚起中华民族应对危机、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精神力量;对外来说,通过区域共同体实践的外溢效应和示范效应,进而迈向更高层次、更广范围上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同时,从古至今,西北地区由于其历史、区域和自然条件等因素,不论是在王朝国家,还是在现代民族国家之中,都处于一个特殊的位置。特别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带一路”倡议下,西北地区的现实任务和战略地位日益突出。研究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问题,既是回应党和国家重大的、宏观问题的现实需求,也体现了理论的自觉性和实践的针对性。作为理论命题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及其意识的研究,着重解决两方面的重要问题。一方面,从理论与实践的溯源来看,充分考量近代以来关于中华民族理论与实践的研究成果,以及逐步确立起的关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基本框架。又从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和西方共同体思想的理论深处,挖掘出多语境、复杂态下的共同体形式。并且将中华民族与共同体思想有机结合统一到中国共产党的民族理论与实践中。另一方面,从核心概念的分析来看,提出从政治国家共同体、历史文化共同体、社会生活共同体、精神命运共同体四个维度上对中华民族共同体进行系统把握。同时,从物质与意识的辩证关系出发,提出把握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三重向度。第一重是从物质决定意识的决定向度上,提出民族意识是对民族本体的客观反映;第二重是从意识的历史性生成向度上,分析不同时代条件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具体表现;第三重是从意识的能动性向度上,从理论层面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进行价值性考量。再者,在当代中国的现实语境下,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较大程度上理解为一种认同,从对伟大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文化认同、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以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五个方面勾勒出认同视角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容谱系。作为现实命题的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进一步聚焦和把握西北地区的特殊性,提出西北地区在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优势、机遇、劣势和挑战。从优势上看,西北地区在历史上进行着各民族间频繁的交往交流交融,并在这一过程中产生了各民族的优秀文化,既有中华民族的共性文化,也有各民族独有的特色文化,还有与异质文化、文明的往来。同时,近代以来,中国共产党人与西北各族人民一道进行民族救亡图存、追求团结统一的伟大斗争中,一方面产生和奠定了西北民族地区治理的政策基础,另一方面塑造和涵养了丰富的爱国主义精神和红色文化基因。从机遇上看,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代机遇下,形塑和奠定了中华民族的自信心、实施了惠及西北各族人民的现实举措。在实施“一带一路”建设的发展机遇中,拓展了西北地区的发展空间和动力。在西北边疆治理的现实机遇中,深入推进依法治边、依法治疆进程中,提供了稳定的内外环境。从劣势上看,经济方面的差距无疑是明显且深刻的,同时在民族与宗教问题上的复杂性、教育水平相对较低以及语言多样性可能带来的沟通不畅等,在增强个体、族群意识的同时,淡化了共同体意识。从挑战上看,存在着诸多外部威胁与干扰。一是历史虚无主义思潮,这一思潮由来已久,作用于客观历史和人们的历史观念,消解着西北地区的历史传承与史学研究;二是多元文化主义,主张每一种文化都必须有其身份和定位,看似合理实则潜藏着以多元分离和分解主流的风险;三是“三股势力”,其中暗含在民族主义基础上的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主义,以西北边疆为重点渗透区域,并有向全国蔓延的趋势,威胁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稳定和总体国家安全。结合以上理论与现实的分析,在发挥优势、抓住机遇、规避劣势、应对挑战的基础上,提出了西北地区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现实路径。首先要有一些最为基本的遵循来保证前进的方向,要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牢牢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坚持中国共产党对民族工作的领导,妥善解决好宗教的因素,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同时,把思想政治工作作为西北地区开展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重要载体和平台。其次,在宏观方略的建构上,作为共同体的中华民族建设及其意识培育,是一个复杂的、系统的工程,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需要立足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整体,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法治六个方面进行系统谋划和宏观安排。最后,实践的生命力和效度体现在落小、落细之上,作为教育活动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最终要从教育的主体内容、关键环节、心理引导、语言桥梁、现实载体、实际效果和人才队伍等方面具体下功夫。
许晓晓[8]（2019）在《《觉社丛书》的佛学阐释与文学研究（1918-1919）》文中提出《觉社丛书》是上海觉社在1918年创办时发行的佛教杂志,应读者的需求,它在第五期出版后由季刊改为旬刊《海潮音》,并延办至今,成为中国近代唯一创刊以来未曾中断的佛学期刊。20世纪上半叶,《觉书》是太虚弘扬“人间佛教”理论的媒介平台,它承续着觉社阐明佛理、宣扬佛法的宗旨,担负着改革和复兴佛教的使命,也成为了佛教与近代新式科学、思想之间一决高下的阵地。因此,围绕这一佛学期刊的文学性,发掘它的文学价值,批判分析其中的思想资源,考量它在特定时代的文化、思想建设中的作用,并服务当今的社会文明建设,具有超越社会形态和历史时代的意义。本文以《觉书》中的雅言、杂文和诗歌分部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确定它在近代佛教复兴和佛学传播中的地位,窥探它在文学发展中的独特功能,观察其在思想史和文化史中的整体存在形态。此外,本文以《觉书》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的独特作用和深刻意义为例,力求发掘这一佛学杂志之于当代社会文明的价值。
马婷婷[9]（2019）在《彭绍升佛儒会通思想研究》文中认为彭绍升是清代中期由儒入佛的佛教居士之典范。清代中期,社会危机感加深、传统社会权力结构瓦解、考据学风下学思失衡,清代儒学发展渐渐进入价值资源枯竭的状态。在这种情境下,许多学者试图扭转这种知识对思想的剥离,出现了许多“反潮流”的儒士。例如戴东原对“理学”的反动和对“情欲”的拨乱反正、彭绍升利用佛教对阳明学进行信仰化的改造等。这些尝试实际上都都试图为处在困境中的清代学术思想寻找一条可行的道路。本文主要探讨彭绍升在清代中期儒学困境中倡导会通佛儒、圆融无碍的思想尝试。以彭绍升为代表的一些学者,受到了晚明以来三教会通思想的影响,试图用佛教的理事无碍思想和净土终极关怀来重构儒学。从佛教中汲取相关资源来弥补当时儒学中“尊德性”与“道问学”之间的紧张状况。最终构筑了一套会通佛儒的思想体系,深刻影响了近代佛学的复兴潮流。本文拟从四个部分研究和探讨彭绍升会同佛儒的思想。首先是对彭绍升会同佛儒的思想背景,包括清代中期儒学发展状况、彭绍升自身的家学渊源及学友影响,以及其佛儒思想转化的渊源进行简要介绍。这部分包括其由儒学世家子弟转向佛学研究的动机和原因。其次探讨彭绍升佛儒思想的转变和融合,包括援佛入儒和会通儒佛两个方面。再次探讨彭绍升会通儒佛的具体实践,包括儒家之志与学佛之行并重、为佛家“列传”以及将佛语佛理融入诗歌几个方面。最后研究彭绍升及以其为代表的长洲学派对于清代中后期儒学及佛学发展的影响。
代玉民[10]（2018）在《焦竑与明清儒学研究》文中指出明末清初是中国哲学史上一个十分重要又极其复杂的时期。阳明学、程朱学、气学、实学、西方科学,乃至佛教、道教、民间宗教及西方天主教等诸种学问、思潮及宗教在明清的时代巨变中,形成了一个相互之间冲突、融合、转变的思想场域。明清儒学转向无疑是这一场域的主旋律。就明清儒学转向而言,焦竑是一个十分特别又值得深入研究的人物。作为立足阳明良知学传统、深涉考据学的泰州学派晚期先锋,焦竑在晚明哲学思潮中创立了智识化的良知学,为良知学在晚明时期的突围开辟了一条新径。焦竑良知学之新,不在于关于良知内容的新探,而在于方法的更新。焦竑以智识化方法取代传统的直觉体验法,使直觉体验性的良知学境界在知识解读的智识化层面得以呈现。这样,他在直觉体验的传统工夫路径之外,为世人提供了一种相对客观的、公共性的良知学路径。具体言之,焦竑对“良知”、“性”与“情”的理解在内容上与传统良知学并无根本差异,然而,在方法上却偏离了传统的直觉体验工夫,而转向一种智识化方法。这种方法论更替的完成,有赖于焦竑将“名实关系”及“思”引入“良知”解读及达性方法,为良知学的智识化埋下了内在的“伏笔”。再加之焦竑深涉考据学传统,长期的考据活动使智识化方法固化为其基本的思维方法。因而,在面对良知学时,焦竑并不能契入直觉体验的工夫路径,而是从智识化的视角来呈现良知境界。这种智识化的良知学亦影响到其三教观,焦竑以佛道之学为诠释儒家义理的工具,从智识化的角度理解三教一贯,消解了以往三教一贯论的直觉体验色彩。这种智识化的三教一贯论最终指向博约一贯的成圣理想。也就是说,焦竑的良知学新径包含智识化的良知学、三教观与成圣理想,其中博约一贯的成圣理想是终极目标,这一目标的实现有赖于良知境界的呈现（约）与考据学的积累（博）,而良知境界的呈现需要三教观中来自佛道之学的智识化诠释,这种智识化诠释亦需要考据学的智识化训练为保障。简言之,考据学的训练是智识化方法的主要来源,它使得三教观得以智识化,智识化的三教观助益良知境界的智识化呈现,良知境界的呈现与考据学的积累相辅相成,以实现博约一贯的成圣理想。此为焦竑智识化良知学的基本情况。进而,就焦竑与明清儒学转向的关系而言,通过比较焦竑与明清的义理学、考据学与三教观,可以发现焦竑开创的智识化良知学:（一）就明清儒学的义理转向而言,由在内容上接契明代良知学传统,转向在方法上启发清代智识化的气学,为清代气学的发展提供了智识化的方法论;（二）就明清儒学的考据学转向而言,由对杨慎考据的“全盘接受”,转向对清代音韵学与天文历算的专门影响,促进了清代专门化、系统化考据风格的形成;（三）就明清儒学的三教观转向而言,由对明代三教一贯说在方法上的智识化改造,转向清代儒者以智识化方法消解了三教观问题。综而言之,焦竑占据着明清儒学转向的核心位置,发挥着顾炎武、黄宗羲、方以智等人所不及的作用,这种作用多体现在明清义理学转向与考据学转向方面,在三教观转向上焦竑的影响则较为边缘化。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明清儒学转向是一个时代转变的大课题,并非取决于焦竑一人。也就是说,在明确焦竑占据明清儒学转向核心位置的同时,也应注意到他的作用是有限度的,并非决定性作用。
二、梁启超对佛教的理性研究及其局限（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梁启超对佛教的理性研究及其局限（论文提纲范文）
（1）朱谦之《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序言 |
| 第一节 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朱谦之的生平与代表着作 |
| 第一节 朱谦之的生平介绍 |
| 第二节 朱谦之的代表着作 |
| 第二章 朱谦之的文化观 |
| 第一节 朱谦之的思想变化过程 |
| 第二节 朱谦之文化观的来源 |
| 第三节 朱谦之与梁漱溟、冯友兰的文化观比较 |
| 第三章 《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的主要内容 |
| 第一节 《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的写作背景 |
| 第二节 《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的主要内容 |
| 第四章 《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的特色 |
| 第一节 《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在内容上的特色 |
| 第二节 《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在体例上的特色 |
| 第三节 《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在思想上的特色 |
| 第五章 《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的评价 |
| 第一节 《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的意义 |
| 第二节 《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的不足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2）丝绸之路与汉王朝的兴盛（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与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学术创新之处 |
| 四、研究方法及构架 |
| 第一章 丝绸之路的开通与变迁 |
| 第一节 丝绸之路开通前的汉王朝形势 |
| 一、汉王朝国力的提升 |
| 二、汉王朝的边疆形势 |
| 第二节 丝绸之路的正式开通 |
| 一、早期丝绸之路 |
| 二、张骞“凿空”与汉王朝新局面的打开 |
| 第三节 丝绸之路的拓展 |
| 一、丝绸之路的经营与维护 |
| 二、丝绸之路对河西和西域地区的连通 |
| 三、丝绸之路对欧亚大陆诸文明的连通 |
| 第二章 丝绸之路与汉王朝西北边疆的构建 |
| 第一节 丝绸之路与汉王朝对河西地区的经略 |
| 一、丝绸之路的开拓对匈奴战略的转变 |
| 二、汉王朝对河西地区的政治经营 |
| 三、汉王朝在河西地区的屯田开发 |
| 第二节 丝绸之路与汉王朝对西域地区的拓展 |
| 一、张骞“凿空”与汉王朝西域战略的转变 |
| 二、从军事开拓到西域诸国的“东向” |
| 三、丝绸之路与汉王朝对西域地区的政治构建 |
| 四、丝绸之路与汉王朝对西域地区屯田体系的建立 |
| 第三章 丝绸之路与两汉王朝经济的发展 |
| 第一节 西方作物的引进对汉王朝经济的促进 |
| 一、西部世界经济作物的输入 |
| 二、西方“善马”的引入 |
| 第二节 外来生产技术的传入对汉王朝经济的影响 |
| 一、西方毛纺织技术的东传 |
| 二、两汉医药学中的异域因素 |
| 三、西方铠甲具装技术的引进 |
| 四、西方建筑技术的引进 |
| 第三节 丝绸之路开通后外向需求对内地生产的影响 |
| 一、官方贸易的需求 |
| 二、民间贸易的需求 |
| 三、外向需求影响下的相关产业的发展 |
| 第四节 丝绸之路的开通与沿线地区的经济发展 |
| 一、丝绸之路与河西地区的经济发展 |
| 二、丝绸之路与西域地区的经济发展 |
| 第四章 丝绸之路与两汉王朝思想与文化的繁荣 |
| 第一节 异域文化艺术的传入对汉王朝文化的影响 |
| 一、异域乐器、乐舞及杂技的传入 |
| 二、绘画以及雕刻风格的变化 |
| 第二节 佛教传入对汉代精神世界的影响 |
| 一、丝绸之路的畅通与西方僧人的东来 |
| 二、佛教在东汉王朝的传播 |
| 三、佛教对汉王朝既有信仰的影响 |
| 第三节 “胡风”传入对汉代社会生活的影响 |
| 一、丝绸之路的畅通与汉代“胡风”的盛行 |
| 二、“胡风”与汉代社会新风尚 |
| 第五章 丝绸之路与汉王朝的国际影响力 |
| 第一节 丝绸之路对中亚、西亚政治地理格局的影响 |
| 一、丝绸之路对中亚地区的影响 |
| 二、丝绸之路对帕提亚帝国的影响 |
| 第二节 丝绸之路开拓的递进影响 |
| 一、匈奴西迁的“多米诺骨牌效应” |
| 二、贵霜帝国南下印度 |
| 第三节 丝绸之路对国际经济格局的影响 |
| 一、汉王朝国际贸易主导地位的确立 |
| 二、长安、洛阳国际商贸中心地位的确定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3）论梁启超的死亡价值观（论文提纲范文）
| 一、梁启超对“死”“生”含义的解读 |
| 二、梁启超以“死之责任”为核心的死亡价值观内涵 |
| 三、梁启超死亡价值观的积极意义及其局限 |
（4）两晋南北朝隋唐义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解题 |
| 一 义疏研究与义疏学研究概念辨析 |
| 二 儒、释、道、律义疏之名义 |
| 第二节 研究回顾 |
| 一 清中期以前:自在阶段 |
| 二 清中期至清末:自觉阶段 |
| 三 民国时期:差异阶段 |
| 四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至今:分化与繁荣阶段 |
| 第三节 选题意义、研究思路与创新点 |
| 一 选题意义 |
| 二 研究思路 |
| 三 创新点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 |
| 一 写本学方法 |
| 二 诠释学方法 |
| 第一章 义疏含义、文本组织类型及体例 |
| 第一节 义疏含义探析 |
| 一 基於文字学的“义”与“疏”含义解析 |
| 二 义疏的历史语义分析 |
| 三 其他以“疏”为名的非义疏体裁 |
| 四 义疏含义小结 |
| 第二节 义疏的文本组织类型 |
| 一 单疏本 |
| 二 合会本 |
| 三 两种类型之关系 |
| 第三节 义疏文本体式 |
| 一 出文 |
| 二 科段 |
| 三 诠释结构 |
| 四 问答 |
| 五 诠释表徵 |
| 六 总序 |
| 七 小序 |
| 小结 |
| 第二章 义疏起源研究 |
| 第一节 义疏起源研究新思路 |
| 一 义疏起源研究前提条件 |
| 二 基於早期义疏文本分析的义疏起源考索 |
| 第二节 义疏起源相关因素 |
| 一 纸写本的普及 |
| 二 玄学与清误辩论 |
| 三 既有诠释体裁之启发 |
| 小结 |
| 第三章 义疏诠释层级与“疏不破注”新论 |
| 第一节 义疏的诠释层级 |
| 一 律疏 |
| 二 儒疏 |
| 三 佛疏 |
| 四 道疏 |
| 第二节“疏不破注”新论 |
| 一 学术史梳理 |
| 二 “疏不破注”的历史面相 |
| 三 “疏不破注”的理据渊源 |
| 小结 |
| 第四章 儒典注、疏合会研究 |
| 第一节 合会术语与合会时代 |
| 一 合会术语辨析 |
| 二 合会时代 |
| 第二节 儒典注、疏的合会方式 |
| 一 分散模式甲类 |
| 二 分散模式乙类 |
| 三 聚集模式 |
| 四 集散模式 |
| 五 分栏模式 |
| 第三节 合会的历史动因与合会的学术史影响 |
| 一 合会的历史动因 |
| 二 注、疏合会的学术史影响 |
| 三 合会本与单疏本的博弈 |
| 小结 |
| 第五章 义疏科段研究 |
| 第一节 科段之概念、特徵 |
| 一 科段之概念 |
| 二 科段之特徴 |
| 第二节 义疏科段之源流 |
| 一 义疏科段之绿起 |
| 二 义疏科段之兴盛 |
| 三 义疏科段之衰变 |
| 第三节 佛、道、儒三疏科段研究 |
| 一 佛疏科段 |
| 二 道、儒二疏科段 |
| 小结 |
| 结语 |
| 附录一 三种义疏科文 |
| 一 隋智顗《仁王护国般若经疏》科文 |
| 二 初唐成玄英《老子道德经义疏》科文 |
| 三 南朝梁皇侃《礼记·乐记》疏、《论语义疏》科文 |
| 附录二 义疏研究相关理论初探 |
| 一 场域论视域中的文本及其诠释 |
| 二 文本与社会互动关系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後记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5）近现代庄学新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缘起和意义 |
| 二、近现代庄学研究现状分析 |
| 三、本文研究方法 |
| 四、主要内容及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近现代历史语境下的庄学复兴 |
| 第一节 近现代诸子学的兴起 |
| 第二节 近现代庄学的复兴 |
| 第三节 近现代庄学复兴的意义 |
| 第二章 以佛解庄视角下的近现代庄学新变 |
| 第一节 以佛解庄的“格义”方法及历史演进 |
| 一、“格义”方法的发生 |
| 二、传统概念式“格义”的释义策略 |
| 三、传统会通式“格义”的发展 |
| 四、近现代系统化“格义”的推进 |
| 五、近现代实用化“格义”的新变 |
| 第二节 章太炎“以佛解庄”的致用理路 |
| 一、以庄、佛构建“致用”理路的动因 |
| 二、“齐物”与真如目标的预设 |
| 三、由真返俗的致用方法 |
| 第三节 梁启超以佛、儒释庄的新诠解 |
| 一、对胡适解庄方法的质疑 |
| 二、“真我”本体的确立及开拓 |
| 三、庄儒融合与实践途径的新探索 |
| 四、以佛、儒释庄的原由及意义 |
| 第三章 以儒解庄视角下的近现代庄学新变 |
| 第一节 传统的“以儒解庄”思想 |
| 一、儒、庄融通的可行性前提 |
| 二、传统“以儒解庄”的特点 |
| 第二节 近现代“以儒解庄”的新风貌 |
| 一、庄子“大同”思想的新发掘 |
| 二、“内圣外王”思想的新扩展 |
| 三、庄、儒义理融合的深入与开拓 |
| 第三节 近现代以经学解庄的新融合 |
| 一、《庄子》与经学的互动融合 |
| 二、对传统“以儒解庄”的新发展 |
| 三、以经学解庄的价值和意义 |
| 第四章 中西融合视角下的近现代庄学新变 |
| 第一节 《庄子》与进化论思想 |
| 一、严复以“天演”解庄: 进化思想的引入 |
| 二、胡适以“进化”解庄: 物种依据的相通 |
| 三、章鸿钊的“天择律”与“天钧律”:进化思想的新定位 |
| 四、以进化论阐释《庄子》的评价 |
| 第二节 《庄子》与快乐主义 |
| 一、根本相通:快乐与自得 |
| 二、追求持久快乐的相似途径 |
| 三、伊、庄认识论的异同辨析 |
| 四、伊、庄比较的方法和意义 |
| 第三节 《庄子》之“本体”与“自由” |
| 一、斯、庄比较的可能性及新特点 |
| 二、形而上: 本体的相契与殊异 |
| 三、形而下: 相似的“自由”追求与不同路径 |
| 第四节 以马克思主义思想论庄子 |
| 一、吕振羽以马克思主义解庄的较早尝试 |
| 二、侯外庐对马克思主义解庄的补充 |
| 三、郭沫若以马克思主义释庄的新拓展 |
| 四、以马克思主义释庄的价值和意义 |
| 第五章 近现代《庄子》文学研究新变 |
| 第一节 近现代“文学”认知的新变 |
| 一、近现代“文学”观念的转型 |
| 二、近现代“文学”的理论视角 |
| 第二节 近现代《庄子》“文学”研究的新变 |
| 一、《庄子》的文学语言 |
| 二、《庄子》的篇章结构 |
| 三、《庄子》的文体 |
| 四、《庄子》文学与社会 |
| 五、《庄子》与传统典籍的文学比较 |
| 六、其他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6）陶渊明美学思想新探（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理由与意义 |
| 二、研究现状与文献综述 |
| 第一章 陶渊明美学思想的形成基础 |
| 第一节 “动荡与自觉”的时代背景 |
| 一、魏晋政局与士族群体 |
| 二、“自觉”的审美文化与自然审美 |
| 第二节 “多元与自由”并存的思想基础 |
| 一、从经学到玄学与儒、道、佛融合的哲学基础 |
| 二、从功利性到重个性、重性情的无功利性文学思想基础 |
| 第三节 “新自然”的人生观念 |
| 一、家族的人生观念之继承 |
| 二、儒、道、玄思想的汲取 |
| 三、“新自然”的人生观念 |
| 第二章 陶渊明的美学思想内涵 |
| 第一节 “质性自然”之“真” |
| 一、“真”的内蕴——“本真”与“率真” |
| 二、“真”的表现——“求而不贪”的仕隐观 |
| 第二节 “复得返自然”之“自由” |
| 一、“自由”的内蕴——“贵身”与“超脱” |
| 二、“自由”的表现——“旷达淡泊”的名利观 |
| 第三节 “神辨自然”之“顺然运化” |
| 一、“顺然运化”的内蕴——“顺其自然” |
| 二、“顺然运化”的表现——“委运任化”的生命观 |
| 第三章 陶渊明美学思想的诗文艺术表现 |
| 第一节 “无功利性”的诗文创作 |
| 一、“示己志”的创作目的 |
| 二、“虚静”与“娱悦”的创作态度 |
| 三、“无意为文”的创作追求 |
| 第二节 “平淡冲和”的诗文风格 |
| 一、“质而实绮”的语言运用 |
| 二、“自然而然”的文法构思 |
| 三、“静穆冲和”的风格创设 |
| 第三节 “本真自然”的审美意象 |
| 一、审美意象的创构之“真” |
| 二、审美意象的具象表现之“自由” |
| 三、“得意忘象”的审美意象之追求 |
| 第四章 陶渊明美学思想的评价 |
| 第一节 后世对陶渊明美学思想的评价 |
| 第二节 陶渊明美学思想的当代影响 |
| 一、对当代理想人格建构的影响 |
| 二、对当代人类生存方式的影响 |
| 三、对当代人类生命境界追求的影响 |
| 第三节 陶渊明美学思想的局限之处 |
| 一、在思想理论方面的局限 |
| 二、在艺术表现方面的局限 |
| 结语 |
| 主要参考文献 |
| 一、陶渊明专着及研究陶渊明着作 |
| 二、其他参考着作 |
| 三、相关研究论文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着 |
| 致谢 |
（7）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选题缘由与研究价值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研究价值 |
| 二、文献综述和研究现状 |
| (一)国外关于民族与民族主义相关研究 |
| (二)国内中华民族共同体及其意识研究 |
| (三)国内关于西北地区的相关问题研究 |
| 三、研究思路、方法和创新 |
| (一)基本思路的推进 |
| (二)研究方法的设定 |
| (三)研究的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论与实践基础 |
| 一、“中华民族”理论与实践的流变 |
| (一)传统“天下观”的继承与扬弃 |
| (二)近代民族主义冲击下的概念流变 |
| (三)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的准备与确立 |
| 二、共同体思想的继承与借鉴 |
| (一)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理论基础 |
| (二)西方共同体思想的理论借鉴 |
| 三、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国化实践 |
| (一)马克思恩格斯的民族理论 |
| (二)列宁斯大林的民族理论与实践 |
| (三)中国共产党的民族理论与实践 |
| 第二章 中华民族共同体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
| 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主要内涵 |
| (一)中华民族是政治国家共同体 |
| (二)中华民族是历史文化共同体 |
| (三)中华民族是社会生活共同体 |
| (四)中华民族是精神命运共同体 |
| 二、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三重理路 |
| (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本体论认知 |
| (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性锻造 |
| (三)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价值性考量 |
| 三、认同视角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容谱系 |
| (一)主体内容:对伟大祖国的认同 |
| (二)核心要素:对中华民族的认同 |
| (三)深层基础:对中华文化的认同 |
| (四)领导力量: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 |
| (五)动力保障: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 |
| 第三章 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优势与机遇 |
| 一、西北地区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优势分析 |
| (一)西北地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传统 |
| (二)西北地区各民族优秀文化交汇的丰富滋养 |
| (三)西北地区中国共产党领导建设的政策基础 |
| (四)西北地区爱国主义和红色文化的教育资源 |
| 二、西北地区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机遇分析 |
| (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机遇 |
| (二)实施“一带一路”建设的发展机遇 |
| (三)西北边疆地区社会治理的现实机遇 |
| 第四章 西北地区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劣势与挑战 |
| 一、西北地区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劣势分析 |
| (一)西北地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客观性 |
| (二)西北地区民族宗教问题交织的复杂性 |
| (三)西北地区教育水平相对较低的现实性 |
| (四)西北地区语言多元性与沟通的不顺畅 |
| 二、西北地区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挑战分析 |
| (一)历史虚无主义消解着西北地区的历史传承与研究 |
| (二)多元文化主义冲击着西北地区的主流文化与制度 |
| (三)“三股势力”严重威胁着西北地区的安全与稳定 |
| 第五章 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路径研究 |
| 一、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基本遵循 |
| (一)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为主导 |
| (二)以党对民族工作的领导为根本 |
| (三)以宗教与社会主义适应为原则 |
| (四)以思想政治工作的介入为平台 |
| 二、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宏观方略 |
| (一)政治:坚持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 |
| (二)经济:把西北地区的经济发展摆在更加突出位置 |
| (三)文化:构筑西北地区各民族共有的精神文化家园 |
| (四)社会:改善民生与推进相互嵌入式社会结构建设 |
| (五)生态:建设西北生态文明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
| (六)法治:保障西北各族公民权利依法治理民族事务 |
| 三、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的具体举措 |
| (一)以“五个认同”教育为主线,不断强化意识培育的主体内容 |
| (二)以民族团结进步教育为重点,切实加强意识培育的关键环节 |
| (三)遵循认知、情感和意志发生规律,掌握意识培育的心理过程 |
| (四)实现通用语言与民族语言统一,搭建各民族沟通的有效桥梁 |
| (五)科学统筹网上网下两个阵地,不断创新意识培育的现实载体 |
| (六)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增强民族交往交融的实际效果 |
| (七)坚持以“三个特别”为标准,培养民族地区发展的人才队伍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研究成果 |
| 致谢 |
（8）《觉社丛书》的佛学阐释与文学研究（1918-1919）（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觉社与《觉社丛书》 |
| 第一节 “人间佛教”建设下的觉社与《觉社丛书》 |
| 第二节 《觉社丛书》发行之目的 |
| 第二章 雅言分部:包罗万象的雅正之言 |
| 第一节 若即若离的佛教与儒学 |
| 第二节 一以贯之的思辨传统 |
| 第三节 类比使用与语言气势 |
| 第四节 个体行为指导与精神关照 |
| 第五节 现实社会的摄入与反思 |
| 第三章 杂文分部:佛学的回真向俗与济学利生 |
| 第一节 佛教实践与机构建设 |
| 第二节 “济天下”与“善其身” |
| 第三节 佛学与西学思想批判 |
| 第四节 文学开放与诗禅互证 |
| 第四章 诗歌分部:一方情采允集的禅土 |
| 第一节 悠扬缱绻的酬和赠答诗 |
| 第二节 罕譬而喻的发愿参禅诗 |
| 第三节 以实为重的记事诗词 |
| 第四节 山水流韵的游景诗 |
| 第五节 旨远情深的咏物诗 |
| 第六节 缠绵蕴藉送友怀友诗 |
| 第七节 长歌薤露的悼亡诗 |
| 第五章 《觉社丛书》的影响研究 |
| 第一节 《觉社丛书》的影响力与《海潮音》的出世 |
| 第二节 觉社及《觉社丛书》的弊端刍议 |
| 第三节 《觉社丛书》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
| 结语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9）彭绍升佛儒会通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依据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及主要内容 |
| 第二章 彭绍升生平及其思想形成的背景 |
| 第一节 彭绍升生平及其家学 |
| 一、生平交游及着述 |
| 二、长洲彭氏的家学渊源 |
| 第二节 清代中期儒学的发展状况 |
| 一、儒学落入考据“窠臼” |
| 二、晚明以来三教会通思潮 |
| 第三节 彭绍升儒佛思想转化渊源 |
| 一、转佛历程 |
| 二、入佛动机 |
| 第三章 彭绍升佛儒思想的转变与融合 |
| 第一节 援佛入儒—佛儒思想的转变 |
| 一、天命人性论 |
| 二、为学之道 |
| 三、生死观 |
| 四、情欲观 |
| 第二节 贯通佛儒—佛儒思想的融合 |
| 一、“道”的一致性 |
| 二、“经世”原则的统一 |
| 三、念佛即是性理学问 |
| 第四章 彭绍升佛儒会通思想之实践 |
| 第一节 在儒而儒,在佛而佛 |
| 一、力行儒家之志 |
| 二、笃实净土实修 |
| 第二节 为佛家“列传” |
| 一、取材选择讲究“史法” |
| 二、传记内容贯通佛儒 |
| 三、史评按语暗含褒贬 |
| 第三节 以佛入诗 |
| 第五章 彭绍升佛儒融合思想的影响 |
| 第一节 集居士之大成 |
| 第二节 探索心性良知,重拾价值理性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彭绍升生平大事年表 |
| 作者简历 |
（10）焦竑与明清儒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章 焦竑的良知学 |
| 第一节 焦竑论良知 |
| 第二节 焦竑论性 |
| 第三节 焦竑论情 |
| 第二章 焦竑的考据学 |
| 第一节 字的考据 |
| 第二节 书的考据 |
| 第三节 考据学的智识化态度 |
| 第三章 焦竑的三教观 |
| 第一节 智识化的三教观 |
| 第二节 三教观与生死问题 |
| 第三节 三教观的定位 |
| 第四章 焦竑与明代思潮 |
| 第一节 明中晚期的南京 |
| 第二节 焦竑与明代义理学 |
| 第三节 焦竑与明代考据学 |
| 第四节 焦竑与明代三教观 |
| 第五章 焦竑与清代学术 |
| 第一节 清前中期的状况 |
| 第二节 焦竑与清代考据学 |
| 第三节 焦竑与清代义理学 |
| 第四节 焦竑与清代三教观 |
| 第六章 焦竑与明清儒学转向 |
| 第一节 焦竑与明清义理学转向 |
| 第二节 焦竑与明清考据学转向 |
| 第三节 焦竑与明清三教观转向 |
| 第四节 焦竑与明清儒学转向综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 博士期间主要研究成果 |
四、梁启超对佛教的理性研究及其局限（论文参考文献）
- [1]朱谦之《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研究[D]. 陈斌玉.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21(11)
- [2]丝绸之路与汉王朝的兴盛[D]. 董莉莉. 山东大学, 2021(11)
- [3]论梁启超的死亡价值观[J]. 杜品. 学习与探索, 2020(12)
- [4]两晋南北朝隋唐义疏研究[D]. 高亮. 山东大学, 2020(10)
- [5]近现代庄学新变研究[D]. 王英娜. 山东大学, 2020(08)
- [6]陶渊明美学思想新探[D]. 孙玉霞. 山东师范大学, 2020(09)
- [7]西北地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研究[D]. 顾超. 兰州大学, 2020(01)
- [8]《觉社丛书》的佛学阐释与文学研究（1918-1919）[D]. 许晓晓. 暨南大学, 2019(02)
- [9]彭绍升佛儒会通思想研究[D]. 马婷婷. 中国计量大学, 2019(02)
- [10]焦竑与明清儒学研究[D]. 代玉民. 南京大学, 2018(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