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革命党到执政党——论党在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过程中的角色转变

一、从革命党到执政党——试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过程中党的角色的转变（论文文献综述）

胡杨^[1]（2021）在《高校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研究》文中提出高校红色文化资源育人,是育人主体根据社会发展需要,结合新时代大学生身心发展的规律,以红色文化资源为育人载体,依托相应的媒介,通过有效的育人途径使大学生在产生情感共鸣的过程中认知红色文化资源并积极内化红色精神和红色优良传统,继而在日常学习和生活中外化成高尚行为的有目的、有计划的育人实践活动。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在多个场合强调,要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高校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的意义重大。从国家层面来讲,它有助于拓展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形式,维护党的执政地位,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培养合格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同时也有利于红色文化资源的传承与弘扬,唤醒人民群众心中的“红色记忆”;从大学生层面来讲,它有助于提高大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助力良好行为习惯的养成,促进大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近年来,红色文化资源基础理论研究不断深化,高校间也积极利用红色文化资源开展育人实践并及时总结经验进行推广,取得了红色文化资源的认知率不断提高,部分校园的红色文化氛围渐显浓郁,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的话语空间也更为宽广等可喜的成绩。但我们也应该敏锐地洞察到国外不良思潮、市场经济价值观念、传统文化中的封建思想、新媒体中的不良言论等环体层面的宏观因素对红色文化资源育人成效的冲击,以及育人主体过分强调理论灌输,缺乏体验、感悟式的实践教育,脱离大学生身心发展规律开展育人实践等方法技术和育人主客体的个人原因等微观因素对红色文化资源育人成效的消解。宏观和微观因素合力造成了红色文化资源在育人过程中具实存在的利用主体、主题、方式、动力和评价层面的问题。它们都是高校进一步运用红色文化资源开展育人实践的障碍。新时代高校红色文化资源育人要想取得成效,避免陷入形式主义的怪圈,这就迫切需要建立起一套科学可行的育人评价体系,学理性地探讨高校运用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的基本评价原则、评价指标、具体评价方法、评价标准的现实设立依据、开展评价工作的现实困境等范畴。只有适时精准地开展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的评价工作,才能够及时观察和搜集育人过程中凸现出来的问题,为问题的解决提供靶向,助力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的有效开展。行之有效的路径是红色文化资源育人价值得以实现的根本保障。要有效实现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的价值,必须结合时代特征和大学生身心发展的诉求加强红色文化资源在理论教学、实践教学中的有效运用,积极运用红色文化资源营造和谐向上的校园文化环境,建构起良性的红色文化资源育人话语,拓宽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的传播媒介,倡导大学生运用红色文化资源开展自我教育,打造起“六位一体”的新型育人格局,助推红色文化资源育人成效的提高。与此同时,建构和完善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的保障体系,有助于避免红色文化资源育人陷入低效、无效的境地,助推红色文化资源育人实现创新和可持续发展。建构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的保障体系,必须促进基于有效实现育人价值的红色文化资源的开发,设立起运用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的专业指导机构,加强运用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的人才队伍建设,健全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的制度保障,推动高校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的多项协助,优化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的宏观和微观环境。

姜新^[2]（2020）在《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研究》文中指出在中国,离开共产党来谈国情是不现实的,党内治理牵动着国家治理的每一条神经。中国共产党的党员数量已经超过9000万,其中约有80%的国家公务员,以及超过95%的领导干部具有中共党员身份,办好中国的事情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共产党。进入新时代,中国的社会肌理和国家结构在加速转型,经济结构、政治布局、利益分配格局、意识形态等方面发生着深刻的改变。同时,党内腐败和思想混乱等治理窠臼问题被新媒体无限扩大,更加直白地摆在了名为信息社会的“砧板”之上。党内治理问题在削弱党的执政效力的同时,更是通过溢出效应辐射整个国家的治理进程。党内治理的迫切程度可谓前所未有,但党内治理理论架构,以及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治理话语体系还处于成长时期,难以与西方现代法治和政党理论抗礼。本文以依规治党为切入点,意在回答五个问题:依规治党的定义是什么?推行依规治党的依据是什么?依规治党的经验是什么?依规治党面临的问题是什么?深入推进依规治党的对策是什么?以此实现巩固现有党内制度优势的同时将制度优势更高效地转换为治理效能,丰富新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涵。首先,依规治党的定义是什么?本文将依规治党的概念概括为:依规治党是法治思维在党内建设领域的深化,中国共产党在构建科学、完备的党内法规体系的基础之上,运用制度手段对党内事务、党员行为和党内政治生活进行治理。依规治党的本质:明确权责划分,规范权力运行。依规治党的目标:借鉴法律属性管党治党,使政党保持生机活力,引领法治中国建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其次,推行依规治党的依据是什么?本文分别从政党理论、执政党理论、法治理论三方面阐释依规治党的理论根据;从世情、国情、历史经验三个角度充实依规治党的现实根据;从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规治党逐渐演变的理论架构阐释依规治党的制度根据。再次,依规治党的经验是什么?依规治党面临的问题是什么?本文总结确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初步探索时期、新时期、新时代四个时期的标志性成果和经验教训。以此为依据总结出新时代依规治党面临的主要问题:一是,依规治党概念本身不够明确凝练。二是,依规治党的研究重点需转移,由横向思辨转向执行细节。三是,党内法规的内容和执行程序存在碎片化、不规范以及广泛性不足的问题。四是,依规治党与依法治国同期推行,法治思维还没有得到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完全认可,依规治党出现监督不足和矫枉过正并存的现实悖论。同时,依规治党的容错纠错措施存在匮乏。五是,依规治党软环境面临信仰缺失、历史虚无主义的冲击。最后,深入推进依规治党的对策是什么?本文从党内法规生成机制和依规治党执行效力两方面入手,在巩固制度优势的同时,将制度优势转换为治理效能。党内法规生成领域:一是,明确党内法规体系建设的原则（坚持科学理论、人民立场、法治精神）。二是,提出新时代优化党内法规生成机制的切入点（法规队伍的配置、交流培训和民主参与）。三是,明确法规生成机制的未来关注点（补足合规审查机制,形成闭环的党内法规的生成机制）。依规治党执行效力:一是,通过“圆桌学习”和新的选人用人模式,实现从严治吏。二是,以党内监督为保障,规范权力运行。三是,在社会主义法治原则下,从立法契合、过程衔接两方面,推进依规治党与依法治国一体化。四是,补足兜底措施,充实依规治党的救济措施。

李雪^[3]（2020）在《改革开放后中国政治发展四大关系的双重逻辑理路》文中指出1978——2018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四十年对于一个人来说可能到了不惑之年,对于整个人类历史进程来说可能是沧海一粟,但对于中国来说,意味着中国的社会发生了整体性的变迁,无论是经济的还是政治的社会的文化的。四十年改革开放不仅意味着重大的经济变革,也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的政治发展历程。勿宁说中国政治发展止步不前,实质上中国经济社会的成就有赖于政治发展所提供的舒适环境。以反思意识开启的中国政治发展的逻辑起点在于:反思如何在体制形态变迁中重构国家与社会关系、反思如何走出革命性政党的窠臼、反思如何摆脱集权式治理模式下的权力关系一元统属、反思如何平衡央地权力制衡关系。在权力视域下的自觉反思意识促使这样的思考:怎样的改革变迁推进了政治发展?基于国家政治发展过程中几大重要主体发展状况的探讨发觉,政治变革中最为深刻的体现为四大关系的双重逻辑理路:一、国家—社会关系由“一元同构”到“多元同治”的结构变迁,由此强化了两者弹簧式的弹性张力,治权重构由分散到合作成为社会发展的间接推动力,公民个人权利意识觉醒并伴随着社会组织的热情膨胀,构建了国家与社会的动态互动关系。二、作为两种国家治理形式——党治与法治在不同时期有着内涵差异,这里对党治概念作了区分和限定,而后摆脱了人治流弊的法治理念与法治精神成为改革开放最普遍的理论共识。同时中国共产党无疑是中国政治发展进程中的掌舵者,党治概念升华为党的领导并与依法治国并肩构成了极具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制度,并正成为中国政治制度最鲜明的优势,也被认为是中国政治发展道路的精髓。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双重嵌套”的耦合模式正是中国政治发展双重逻辑理路的特质展现。三、改革开放实质上是在两种逻辑下的权力博弈与制衡——集权与分权,在多次分权化改革的政治实践中发现,非此即彼的争夺将同时消除集权的政治优势和分权的政治活力,由此塑造出的一种集分平衡模式可解决权力中枢的双重贫困,同时改革开放中分权行动中的负面影响成为形塑中央权威的反向推动力,双重逻辑的互动理论为政治发展提供了积极信号。四、仅用政府间关系的单一制来叙述中央—地方关系似乎很单薄,要完整认识需从央地关系的三层次:权力层次、行政层次、经济层次状况变化中考察,且权力层次作为核心变量对其他层次构成决定作用。运用政治博弈论剖析央地关系,发现表现为中央权力的主动弱化与地方权力自我要求间的政治博弈,央地关系的矛盾始终在于双方权力边界的模糊,因此中央致力于建立有限政府统和央地利益,并建立一种双向制约机制达到上对下、下对上的双向监督机制实现非零和博弈,这样的博弈结局设想意味着这种“协谋效应”成为央地权力关系双重互动逻辑的制度创新,而且一定程度上使央地双方呈现密切的依存意义,抑或将成为解决央地矛盾的未来议题。以上四大关系产生的耦合效应为改革开放40年的中国政治经济发展增力,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发展道路,并构成了改革开放中国政治发展的双重逻辑理路,即一种避免陷入非此即彼纯粹单一论困境而塑造出的双重向度,有利于解决单一主体权力中枢的双重贫困,促使中国的政治过程在均衡状态下发展。展望未来中国政治发展将走向何处?既以失败教训为引,又以成功经验为师,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中国的政治发展道路必将而且应当是独一无二的。

王一铮^[4]（2020）在《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执政经验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政党政治是当代世界的普遍现象和有效政治运作模式,政党执政有其自身的基本经验和客观规律。深入探索、准确把握、自觉实践党的执政经验是一个政党不断降低执政成本、增强执政能力和提升执政水平的必然选择,也是一个政党巩固执政地位和执政基础的迫切需要。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从一个革命党转变为掌握国家政权和领导国家建设的执政党,开始带领全国人民走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伟大征程。中国的建设与发展始终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效果如何,也与党的建设息息相关。研究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经验,其目的就是要将其上升为理性认识,探索党的执政规律,形成科学的执政理论,从而不断增强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总结经验,是人类进步的重要阶梯,是理论生成的基本前提。善于总结经验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在国际形势风云变幻、国内改革发展处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的发展阶段,在长期的执政历史中曾经历过曲折坎坷的中国共产党更加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执政地位,也更加深刻地总结了自己的执政经验。中国共产党九十九年的奋斗历史,是一部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光辉实践史,也是一部不断总结概括中国共产党执政经验、走上科学执政轨道的历史。学术界普遍认为,中国共产党执政经验研究是一个既具理论性又具现实性的重大战略课题,直接关系执政党的前途和命运,深入研究党的执政经验对于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在论文的论证过程中,首先厘清了中国共产党执政经验的相关概述。随后,进一步论述了中国共产党执政经验的理论渊源,梳理了中国共产党执政经验的实践探索。紧接着,深刻剖析了中国共产党执政经验的演进逻辑与内蕴规律。在此基础上,详细分析了中国共产党执政经验对新时代党执政的启示。本文主要从绪论、党执政经验的相关概述、党执政经验的理论渊源、党执政经验的实践探索、党执政经验的演进逻辑与内蕴规律、党执政经验对新时代党执政的启示、结论等七个部分对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经验进行系统研究。具体而言:第一章为绪论。这一部分对论文的选题缘由、选题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创新之处、研究难点进行总体概括。论文的选题缘由主要从两个方面阐述了研究此篇论文的原因;选题意义详细论述了论文选题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研究综述主要介绍了目前国内外学术界从不同的侧面对于中国共产党执政经验研究的现状,并对此加以细化从不同侧面对相关文献进行梳理介绍,在此基础上,分析当前研究上存在的不足和遗憾;研究思路主要对本文的构思、轮廓进行梳理概括;研究方法主要体现本文运用辩证分析法、历史分析法、比较分析法、系统分析法对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执政经验展开了全面系统的分析研究;创新之处主要包括本文在哪几个方面进行了创新。第二章为中国共产党执政经验的相关概述。这一章首先对执政的基本内涵、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本质进行了阐述,基于对执政及党执政本质的理解,详细介绍了中国共产党执政经验的内涵特点。在此基础上,对中国共产党执政经验与执政规律、执政能力、执政实践的相关关系分别作了论述,对执政经验有了初步的了解,为下文的展开提供了逻辑、理论上的准备。第三章为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执政经验的理论渊源。这一章内容深入挖掘了中国共产党执政经验的理论基础:主要源自于经典马克思主义执政思想对中国共产党执政思想的理论指引;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对中国共产党执政思想的理论滋养;其他国家执政思想的理论冲突、反思与借鉴。此章系统阐述了中国共产党执政经验的理论渊源,使得对党的执政经验有了清晰的认识。第四章为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执政经验的实践探索。本章以时间轴为主线,结合执政实践和探索,系统梳理了中国共产党执政经验的实践轨迹,分为三个阶段:执政经验的起步探索阶段;执政经验的改革发展阶段;执政经验的全面创新阶段。此章总结了中国共产党阶段性的执政经验,使得对党的执政经验有了更加全面的认识。第五章为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执政经验的演进逻辑与内蕴规律。此章深入剖析了执政经验发展演进的逻辑规律,开门见山的指出遵循原理规律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经验发展演进的基本原则,其中包括: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坚持事物发展客观规律、坚持无产阶级政党党义。之后,指出坚持建党初心和使命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经验不变本色的根本保障,并对此进行了细化分析:初心和使命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鲜明特质;初心和使命确保铸牢中国共产党人原始理想信念;初心和使命开启中国共产党青春永驻的基因密码。最后,详细论述了坚持发展创新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经验生成积累的主要动力,这一部分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论述:执政理论的丰富发展、执政思想的与时俱进、执政逻辑的时代接轨。通过对党执政经验的演进逻辑与内蕴规律的详细剖析与阐释,对党的执政经验有了更深入的理解。第六章为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执政经验对新时代党执政的启示。通过前几章对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执政经验的研究,总结出党的执政经验对新时代党执政的四点大方向的启示:新时代党的执政要坚定执政理念、优化执政环境、完善执政主体、改进执政方式。此章重点对这四个方面进行细化分析,对于坚定执政理念,通过靠谁执政、靠什么执政、为谁执政的思路,将此部分细化为三点: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坚持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对于优化执政环境,也细化为三点: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促进经济稳中向好健康发展、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即从政治环境、经济环境、文化环境的方面对如何优化执政环境的问题进行阐述;对于完善执政主体即党要在自身上下功夫,要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持全面增强执政本领、坚持加强基层党组织与党员队伍建设;对于改进执政方式即要实现党执政方式的科学化、民主化和法制化。结论。这部分主要是对本文做了简短的补充、总结,同时也对中国共产党执政经验更加科学的积累完善寄予展望。总之,本文对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经验展开了系统的研究,有助于帮助党在执政实践的过程中更加客观、全面、科学地总结我们党执政的主要经验,在理论上,有利于加深对党的执政本质、党在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规律等重大问题上的真理性认识;在实践中,有利于党增强正确的执政意识,努力从规律层面把握和解决执政问题,提高党的执政水平和领导水平,保证党的长期执政地位决不动摇。这对于促进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项事业全面、协调、可持续地发展,顺利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李春艳^[5]（2020）在《马克思主义廉政思想研究》文中指出所谓“廉政”,顾名思义就是指廉洁政治,这是一种与贪污腐败直接对立的政治现象,因此,强调廉政就必须要坚决反对腐败。当前中国共产党必须严加惩治贪污腐败问题,必须要把反腐败斗争和党风廉政建设的重要性提高到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去认知,唱响反腐倡廉的时代最强音。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党一定要有新气象新作为。……全党要清醒认识到,我们党面临的执政环境是复杂的,影响党的先进性、弱化党的纯洁性的因素也是复杂的,党内存在的思想不纯、组织不纯、作风不纯等突出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1）这里,不仅明确了党所处的新的历史方位,同时也毫不避讳地指出了党所面临的执政环境和所存在的各种问题。为此,党中央多次提出要坚持反腐败永远在路上,不断深化标本兼治,努力保证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通过廉政建设的不懈努力换取“海晏河清、朗朗乾坤”。因此,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要想坚定不移地走具有中国特色的反腐倡廉道路,就必须深入学习和挖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历届中国共产党人的廉政思想,厘清该思想的历史发展脉络,所遵循的内在规律,挖掘它的现实价值,这样才能对当前建设廉洁型执政党和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产生重要的指导性作用。马克思主义廉政思想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提供了理论指导和思想资源。它包含四个方面的重要内容:一是廉政建设要坚持人民至上的思想。如马克思提出要防止“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列宁提出执政党“最严重最可怕的危险之一,就是脱离群众”;毛泽东提出党拒腐防变的铜墙铁壁是真心实意的群众;邓小平提出廉政工作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造福群众;习近平强调要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来保持执政本色,二是廉政建设要坚持制度反腐的思想。如马克思提出打碎旧的国家制度和机器是遏制腐败的根本途径;列宁提出消除腐败必须“用法令指明道路”;毛泽东提出用“党内法规”和制度来统一各级领导机关的行动;邓小平提出党和国家机关的廉洁要通过法制来保证;习近平强调要把法规制度建设贯穿到反腐倡廉各个领域。三是廉政建设要纯洁党的组织的思想。如马克思提出要严格党员入口,以保组织纯洁;列宁要求通过开展“清党”工作以维护党组织纯洁;毛泽东提出抓好思想道德建设做“端端正正的官”;邓小平提出完善选人用人标准以确保组织纯洁;习近平提出要通过培养选拔好干部、从严管理干部的方式来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四是廉政建设要加强权力监督,反对特权的思想。如马克思提出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是消灭一切特权,实现人类解放;列宁提出要“同一切特权作不调和的斗争”;毛泽东提出要“以真正平等的态度对待干部和群众”;邓小平提出搞特权和特殊化“势必使我们的干部队伍腐化”;习近平强调必须坚决反对“四风”问题,必须从思想作风上反对特权。马克思主义廉政思想在历史发展中具有继承性和创新性、时代性和局限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结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廉政建设的实践,可以得出马克思主义廉政思想对当前建设廉洁型执政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经验启示:巩固理想信念,补足精神之钙;紧紧依靠人民,保持执政本色;纯洁党的组织,筑牢战斗堡垒;完善制度建设,防止权力越轨;加强权力监督,确保权力阳光化;严厉打击特权,维护制度公正。廉政建设关系到执政党在政治上的先进性、思想上的纯洁性和组织上的纪律性,直接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兴衰成败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们党必须要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提到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来认识,只有坚持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永远在路上,才能确保中国共产党能够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领导核心,才能确保党始终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始终不忘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把中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不懈奋斗。

张伟军^[6]（2020）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生成逻辑与实践机理研究》文中指出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开始被动进入现代世界历史时刻。一方面传统秩序遇到总体性危机,君主专制体系开始出现瓦解现象,整个民族呈现危亡之势,另一方面中国迎来千年未有变局,国家和民族迎来新的希望和气象。为解决传统中国面临的总体性危机,中国从两条路径出发开始探索适应世界时刻新的秩序形态,开启了国家政治转型之路。考诸近代以来中国通过改良和革命实现现代国家政治转型的道路可知,它们两者之间在巨大差异的背后,蕴含着基本的组织形式相似性,即通过有组织的政治团体实现自身目标。这种有组织的政治团体发展成为现代意义上的政党,并成为中国政治转型的主体推动力量。政党通过革命重整国家政治秩序,将中国导向以政党政治为基础的现代共和国家形态方向。君主专制体系终结之后,中国真正进入现代共和国家建构时代,先后探索尝试了大致两种不同的政党制度形态。其一是多党制政党制度形态。对中国这样一个具有深厚的政治专制传统和大一统历史的国家而言,在国家政治权威阙如,基本政治秩序未建立的情况下,多党制的尝试导致党派林立,政局动荡,军阀分裂格局的混乱局面。其二是一党制政党制度形态。在学习模仿多党制未取得预期成效后,孙中山为代表的志士仁人将目光转向新出现的政党制度形态,在苏联的帮助下,建立强有力的革命党和革命党领导下的军事力量,试图实行党政军合一的政治体制。孙中山之后,蒋介石及其领导的国民党迅速变质,实行一党制的独裁制度。一党制的政党制度在价值上与现代政治的民主共和追求相违背,在功能上无法容纳整合中国的多元政治力量,本身内部也矛盾重重,不能实现有效整合,导致一党制政党制度政治能力低下,无法有效建构国家。近代中国的总体性危机催生的现代国家建构需求、多党制和一党制的失败,共同构成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历史中出场的历史背景,国际政治力量的对比、中国的实际国际地位和中国的现实国情又决定了中国不具备通过资本主义道路实现现代国家建构。因此,中国共产党及其政治主张成为中国现代国家建构唯一可供选择的方向和路径。中国共产党以统一战线的方式,凝聚和吸纳中国的进步力量,建立了广泛稳固的革命政治联盟,实现了对中国各方面政治力量的有效整合,通过革命终结了国内封建势力、大资产阶级和国外侵略势力的统治,建立了社会主义性质的人民共和国家。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建立现代国家的过程,历史地客观上形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的政治格局,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雏形。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生成和出场的逻辑是因应中国现代国家建构这一历史目标与任务,继续以探索不同的组织形态和路径方法以完成多党制和一党制所未能完成的国家建构任务,表现出现代国家建构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生成相互促进的格局与特征。一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和苏联的社会主义建国实践,给中国提供了新的思想资源和借鉴模式,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理论来源和效仿对象,在此基础上,中国共产党不断推进基于实践的争夺制度思想理论创新,不断建构和塑造具有自身独特优势的政党制度形态。二是中国长期的和合文化传统、大一统政治格局、农业为主的经济结构和农工为主的阶级结构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生成提供了一系列文化社会经济和阶级基础。三是完成国家整合,实现现代主权国家建构,是近代中国的主要政治任务和历史目标,需要政党制度作出回应。在完成现代国家建构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民群众和多党派参与良性互动,不断调适,在实践中形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政党制度形态。在完成现代国家建构后,这一政党制度最终确立并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完善,逐步成长为一种新型政党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之所以是新型政党制度,就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在历史、结构和功能上与其他政党制度存在本质不同。通过类型辨析和结构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呈现多元一体的聚合结构,表现为共产党+民主党派的“1+8”模式,内部职能关系清晰,具有历史延续性、结构稳定性和实践效能性。其中,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民主党派是参政党,党派之间政治地位平等,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民主党派参政都受到宪法一体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内部结构特征,体现为各种价值关系之间的辩证平衡,具体为创造一体与包容多元的辩证统一,协商民主与权力集中的辩证统一,选举政治与贤能政治的辩证统一,控制权力与保证效能的辩证统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确立后,成为中国民主政治的制度载体,发展成为中国的基本政治制度,在中国国家治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形成独具特色的政党政治形态,即政党作为国家治理的领导主体和参与主体,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居于核心地位。其中,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国家治理最本质的特征。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是以政党为中心建构起来的,政党能力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国家能力。政党制度有效运转和发挥作用的核心机制和主要路径,主要是政党嵌入国家,具体是政党的思想、组织、政策和运行原则全面植入国家政权和社会生活中,领导和规范着国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运行,就是政党治理国家的机制运转和发挥作用的过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在实践中取得了历史性的国家建构和国家治理绩效,实现了国家站起来、富起来的历史任务,正在实现强起来的全面复兴目标,具有显着的功能优势。中国特色新型政党制度是中国保持国家政治统一、实现权力的有效监督制约和实践协商民主治理的重要制度载体。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功能优势主要体现在通过聚合性的政党制度结构,保持了大国的政治统一,通过非竞争的政党监督模式,初步实现了政党之间的权力监督,主要是对执政党的权力监督,通过政党协商制度实现了包容互惠发展导向的协商民主治理。中国特色政党制度内在优势转化成为治理效能,在新的历史条件仍有很大空间,需要继续挖掘和持续推进。在新时代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目标下,坚持和完善作为基本政治制度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具有重要的意义。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价值规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发展的导引,维护秩序、巩固共和、实现法治与促进发展构成新时代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基本价值取向。新时代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需要应对内外挑战、满足实践需求和补齐话语短板。在具体路径选择上,主要是优化中国特色政党政党制度内在结构、提升政治能力、强化制度执行、建构学术话语体系等四个方面。

孙延青^[7]（2019）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湖南省长沙专区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研究（1949-1954）》文中指出基层政权作为国家政权的基础,承载着国家管控基层社会、关爱基层民众的重要使命。中国自宋朝开始“王权止于县”,形成了传统“皇权—绅权”二元权力控制型社会。但近代以降,传统社会在内外交困中开始陷入全面危机之中。发端于清末新政以来国家现代化基层政权重构实践从北洋政府、南京国民政府一直延续至新中国成立。在“自治化”与“行政化”的路径选择中,在由“无为”转向“有为”的历程中,国民政府力主推行“乡闾保甲”、“新县制”等举措,但不仅未能完全实现国家权力的下延,相反在攫取资源过程中进一步造成农村社会“内卷化”。而中共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一方面将马克思列宁国家政权学说与中国国情相结合,对基层政权建设理论进行摸索。另一方面在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基层政权实践探索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建政经验。1949年8月湖南省长沙专区获得了和平解放。在此过程中国家并未“用完成革命的力量来非程序地、权威式”的渗入社会的各个角落,社会情况较为复杂。从1949年到1954年间,中共长沙地委在中共中央、中南局及湖南省委领导下,历时五年,立足于“行政化”路径下的“党治国家”模式,通过诉诸于“政党下乡”、“政权下乡”为核心的国家权力下延,对专区基层政权进行建构,实现了近代以来历届政权的未竟之业。在“政党下乡”过程中,通过培养基层干部、健全党委制度等“内部耦合”方式,实现了“政党”这一内生性权威从无到有的建构与渗透。长沙专区高度重视干部选拔、培养和整训工作。一方面通过采取审查甄别、建立学习机制、干部整风举措及开展“三反”等运动,选拔和培养了大批基层干部,提高了干部的素质和思想觉悟,整顿了工作作风,奠定了干部组织基础。另一方面在党组织建设方面则通过“审查党员”、“公开建党”、“整党建党”等举措,健全了党委机构,纯洁了党的组织,发展了党员,实现了党组织权威在乡（镇）乃至村级的确立。伴随着基层干部的“党员化”,基层干部和党员的有机契合保证了中共的坚强领导。在“政权下乡”过程中,中共长沙地委相继进行了以“接管建政”、“废除保甲”、“土地改革”和“人民普选”为核心的基层建政运动。力图以“外部嵌入”方式实现对专区基层政权组织和外延性权威的破旧立新。这既是持续的建政步骤,也是逐步完善的过程。四个阶段之间相互协同衔接,呈现出明显的步骤性和系统性。具体而言,长沙专区成立后,在“接管建政”历程中,实现了县级、区级政权的接管和建制。在随后以“废除保甲”为核心的建政运动中,主要通过开展“武装剿匪”、“支前筹粮”、“双减退押”运动,破除了地方军事权威及政治权威,延续千年之久的保甲制度彻底退出历史舞台。在以土地改革为中心的群众建政运动中,破除了经济权威乃至文化权威。与此同时,通过在运动中启发民众政治觉悟和参政意识,民众在认识自身力量的基础上,逐步成立了农民协会、青年团、民兵、妇联等群团组织,实现了对民众基础的重塑和改造。最终在以“人民普选”为中心的民主建政运动中,通过召开乡人民代表大会与建立乡人民政府,建构了以贫雇农为核心的地方基层民主政权,确立了以乡（镇）为核心的基层政权。最终伴随着1954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组织法》的颁发,新中国农村基层政权的结构和职能获得了制度性安排和法理保障。长沙专区完成了以“乡（镇）”为主体的基层政权建设历程,乡村权力结构和乡村社会乃至基层民众也实现了权势转移。在这一系列“短平快”的运动治理方式主导下,长沙专区在破除旧有基层政权和权威的基础上,实现了以“政党下乡”、“政权下乡”为标志的基层政权的合法性重构,完成了自清末以来国家政权的下延和权威重塑历程。而民众在建政改造的过程中逐步被纳入到“党、政、群、团”等组织中来,专区的执政基础更加牢固。但这种基于国家偏好的选择性建构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对乡村简单化和片面化认知,延续千年的传统乡村模式在“布新”和“除旧”中被批判而被“他者化”,对农村传统社会产生巨大的冲击。本文选取以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湖南省长沙专区为个案研究,在占有广泛档案和文献资料的基础上,综合运用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多学科方法,通过对新中国成立初期长沙专区农村基层政权的建设历程进行全景式描绘,力图梳理出中共长沙地委对农村基层政权的逐步控制和重塑过程,进而考察分析中共由革命党走向执政党的建政运动模式和内在治理逻辑。不仅有利于拓宽农村基层政权建设视域,进一步增强学界对于农村基层政权重构研究的广延性,同时通过总结建政历程中的经验和教训,对当前我国农村基层政权建设和社会主义实践提供资鉴价值。

李艳丰^[8]（2019）在《毛泽东党的制度建设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毛泽东是近代以来对中国影响最为深远的历史巨人,无论是他的支持者还是他的反对者都必须承认,他兼具文韬武略,百年难得一见。人们对他的文章、诗词、书法等皆推崇备至。毛泽东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等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重要的指导思想,并被继承与发展。然而由于毛泽东晚年的失误引发了巨大的争论,把毛泽东不重视制度建设作为解释其晚年失误的一个原因几乎成为学术界的共识。这就使得学术界和社会上产生一种误解:毛泽东的一生在党的制度建设上并没有什么建树。正因为如此,学术界很少提及毛泽东党的制度建设思想。更有历史虚无主义者以此为突破口,断章取义地大肆攻击毛泽东“要人治,不要法治”,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等等。然而,事实上并非如此,毛泽东在其波澜壮阔的一生中,始终在探索党的制度建设,始终致力于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制度建设的学说中国化,并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了丰富的党的制度建设思想。正是在领导中国共产党进行革命过程中,毛泽东成功地进行了制度建设,才能够组建坚强的党和强大的人民军队,才能够夺取革命的胜利。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党的制度建设思想也为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提供了思想指导和制度保障。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为了适应新形势的需要,打破苏联模式的束缚,毛泽东开始进行党的制度改革的探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可以讲,毛泽东党的制度建设成果建构了中国共产党制度建设的基本框架,为后来党的制度改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为了还原毛泽东党的制度建设思想并回应历史虚无主义的观点,本文从五个方面对毛泽东党的制度建设思想进行研究。其一,探求毛泽东党的制度建设思想的源流。毛泽东党的制度建设思想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制度建设学说的继承与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在党的建设理论与实践中形成了丰富的党的制度建设思想,奠定了无产阶级政党制度建设的基础。列宁在此基础上,结合俄国革命实际进行了继承和发展。特别是十月革命胜利后,俄共（布）成为执政党,无产阶级政党制度建设思想进入了社会主义新阶段。毛泽东在继承他们无产阶级政党制度建设的基础上,立足中国国情,开始了探索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制度建设思想中国化的进程,形成了中国化的无产阶级政党的制度建设思想--毛泽东党的制度建设思想。其二,梳理了毛泽东党的制度建设思想的发展历程。毛泽东党的制度建设思想从无到有,从萌芽到发展,从成熟再到新的发展,从曲折发展到走进误区,都与中国革命发展历程紧密相连。毛泽东在各个历史时期,针对革命任务的需要和客观革命环境,对党的制度建设提出了丰富的思想,对推进的党的制度建设,推进革命进程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即使在曲折发展和失误时期,依然提出过一些建设性的思想。其三,阐述了毛泽东党的制度建设思想的基本内容。毛泽东在党的建设实践中注重制度化安排,形成了党的领导制度建设思想、党的组织建设制度思想、党的干部制度建设思想、党的监督制度建设思想以及其他相关制度建设思想等相对完整和严密的党的制度建设思想体系。其四,解析了毛泽东党的制度建设思想的内在运行机理。主要涉及毛泽东对党的制度的属性判断（人治还是法治）,制度设计的逻辑起点（性善还是性恶）,制度建设的公平抉择（程序还是实质）,制度运行的关键（平衡与失衡）等。其五,对毛泽东党的制度建设思想进行评价和反思以及启示探讨。文中客观评价了毛泽东党的制度建设思想的历史意义,认为其开创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制度理论中国化的先河,提供了中国共产党制度建设的指导思想,建构了中国共产党制度建设的总体框架;文章还总结了毛泽东党的制度建设思想的历史经验和现实启示。可见,毛泽东不仅拥有党的制度建设思想,而且其思想内容很丰富,指导作用很大,地位很重要。毛泽东党的制度建设思想研究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也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政治意义。

孙志云^[9]（2018）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理念及基层政府实践问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执政为民理念是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所树立的价值导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对执政为民理念进行发展创新,实现对执政实践的有力指导。目标方针确定后,实践的关键在于人。干部是执政实践的执行者,也是执政为民理念教育的对象,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理念的贯彻,最终要落实到干部的实际行动中,在政府组织执政为民的实践过程中显现成效。为了考察对干部进行执政为民理念教育的实际效果,本研究从基层视阈切入,对改革开放以来基层政府实践的现实状况进行了分析。本研究观察到,改革开放进程中基层政府实践存在偏离执政为民理念的现象,反映出执政为民理念教育有效性不足的问题,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理念指导基层实践的权威性、统一性受到一定程度的挑战。究其原因,一些基层政府在利益博弈中存在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动因,对中央利民政策在执行上有所保留,对执政资源的配置、执政方略的选择有所偏好;一些基层干部在多重利益关系影响下体现出“理性经济人”的自利特点,存在认识偏差和逐利行为;基层的执政为民理念教育环境、教育主体、教育方法等方面存在不足,使得执政为民理念教育有效性有所欠缺。理论研究的价值在于指导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新时代,本研究在对执政为民理念进行深刻认识、对其基层实践状况进行考察的基础上,研究解决执政为民理念与实践相结合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加强执政为民理念教育、推动基层政府执政为民实践的对策,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本研究期望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考察影响干部认识与实践“知行”转换的外在因素,探寻研究干部思想政治教育问题的新视野、新途径,由此增强干部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性;期望引起相关研究者对于干部实践行为的关注,为相关研究者和干部教育工作者提供一定的参考和借鉴;期望执政为民理念对基层政府实践的引领作用不断加强,基层干部的思想政治素质得到提高,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得到更好地实现。本论文共有8个章节,具体内容包括:第一章对选题缘起和研究意义进行说明,对国内外相关问题研究成果进行梳理,明确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第二章对本文所涉及的主要概念进行释义,分析利益关系对基层政府实践的影响,对本文研究的理论基础和分析框架进行概括。第三章阐述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理念的历史渊源,梳理中国共产党人对执政为民理念的发展创新过程,总结各个历史时期基层政府实践执政为民理念的主要经验。第四章从基层政府与群众、基层政府与中央和上级政府、基层政府之间、基层干部自身4个层次,分析基层政府和干部出现群众观、政绩观、发展观和个体价值观偏离执政为民理念的问题。第五章分析基层政府偏离执政为民理念的根本原因,对基层政府利益偏好、基层政府博弈、干部私利、基层执政为民理念教育有效性不足等因素进行反思。第六章就执政为民价值理性复归和加强执政为民理念教育进行阐述,对马克思主义政治价值观建构、干部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培育进行分析,对执政为民理念教育的基本原则和现实要求进行概括,对执政为民理念教育主要途径和有效性的增强进行阐述,探讨促进干部从认识到实践的“知行合一”问题。第七章提出基层政府坚持执政为民价值导向的实践路向,对加强利益协调、建设服务型政府和法治政府、基层政府实践创新等进行阐述。论文最后结论部分总结了全文主要观点,指出了研究的不足之处和今后的努力方向。本文有三个方面创新之处:第一,拓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价值观问题的理论论域。中国共产党树立了以执政为民理念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政治价值观,本文对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理念的内涵和本质进行阐释,并对其理论渊源、历史发展进程与实践经验进行总结,系统梳理了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理念的理论要点,有助于推动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理念的理论体系建构。第二,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干部思想政治教育问题的研究视野。执政为民理念教育作为干部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最终目的是要推动执政为民实践。干部是执政为民理念教育对象也是基层政府实践的执行性主体,考察基层政府实践状况可以对干部群体接受执政为民教育的实际成效加以研判。本文从执政为民理念教育的有效性出发,对基层政府实践状况进行考察,分析基层政府实践所呈现的“价值导向—价值偏离—价值理性复归”演进趋势,探讨如何解决现实的利益矛盾,使接受执政为民理念教育的干部实现执政为民从认识到实践的“二次飞跃”,促进干部“知行合一”。第三,对如何促进执政为民理念的贯彻落实提出对策,使研究具备了积极的现实意义。本研究发挥学科交叉优势,综合运用多学科的理论工具,从中观和微观多层次进行考察,分析基层政府和干部在实践中出现的价值偏离问题及其原因,从价值理性复归和执政为民理念教育、基层政府实践路向两个方面提出对策,为强化执政为民理念的统一引领、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提供参考。

龚睿^[10]（2018）在《中国国有企业党的领导制度变迁研究 ——基于“嵌入式治理”结构视角》文中研究说明无论在早发现代化国家还是后发现代化国家,国有企业都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经济组织。国有企业是国有制——公有制产权形式与公司制相结合的现代综合性经济组织。无论是东方社会还是西方社会,国有企业因其公有制性质都具有了某种政治功能,使其不能超然于政治体系之外成为纯粹的经济组织。国有企业在巩固国家政权,改善国家与社会关系,实现国家治理意图等诸多方面均发挥了广泛的作用。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发展而言:国有企业,一方面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执政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成为了“共和国的长子”;另一方面自其产生之日起便与现代国家建构产生了紧密的联系,国有企业与现代国家建构和制度成长之间发生了紧密的关系,影响了当代中国政治的关系的形成与制度变迁。及至今日,国有企业党组织依然是政治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国有企业依然是执政党进行国家治理,主导政党政治发展的关键依靠力量。当代中国国有企业产生之基础,一方面来自于对中华民国时期官僚资本的改造;另一方面来源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根据地所产生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公营企业。作为当代国有企业原始形态的根据地公营企业在其产生之日起便与中国共产党发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党通过对公营企业的领导,为顺利夺取政权,争取革命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同时为党领导经济发展,进行社会管理和政府治理提供了经验基础。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公营企业的方式上,以组织嵌入为核心内容构建了包含意志嵌入、精英吸纳、政策输出等一系列嵌入式党企关系处理模式,有效保障了政党权力在企业中的实现,保障了党对公营企业的绝对领导,为党的权力在经济领域的实现提供了经验支持,这一模式可以被称为“嵌入式治理结构”。其核心在于保障党的权力实现的有效性,保障党对企业的绝对领导。这一模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被广泛地应用于对国民政府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主义企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形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营企业制度体系,并依然影响着当下中国共产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方式并决定着国有企业党的领导制度的发展方向。以“国有企业”——党的权力在经济组织中实现的特殊场域——研究政党政治问题是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一个特殊切入点。自当代中国国有企业产生之日起,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与实践探索从未停歇。在当代中国,国有企业创建之初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之前,国有企业从属于政治体系,毋宁说,整个国民经济及社会关系无不嵌入于政治关系之中。怎样保证党的革命权与执政权的合法性与有效性成为国有企业乃至于整个国民经济存在与发展的前提条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建立前,在国有企业中,党通过权力嵌入,主要目标在于通过政党权力主导,实现“政党入企”,“行政入企”,“宣传入企”,“政策入企”完成政党主导下的现代国家建构。但这一模式显然不能有效保证国有企业作为独立的“理性经济人”而适应社会的发展,随着国情与世情的变化,特别是随着全球化时代的来临,建立在权力主导下的经济结构与党的权力实现结构已不能有效适应时代的发展。怎样解决党的权力的合法性,保障党的权力在企业中的实现,完善党对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巩固党的执政基础成为中国共产党必须面对的一个时代课题。为此,我们曾经试图实现政治与经济的绝对分离。正如卡尔·波兰尼所认为的,纯粹的自律性的市场经济只是意识形态的乌托邦,脱离了政治关系的经济体制只是一种想象的共同体。因此,严格意义上说,从未在共和国历史上出现过国有企业与党的领导关系的“脱嵌”现象。反映在国有企业党企关系中则表现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关系中怎样保持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与控制,作为权力型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的权力怎样在新的社会条件下以具有时代特征的形式嵌入到企业中,将政治权力与经济关系相勾连,使政党权力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有效运转是这一时期国有企业党企关系的重要生成逻辑。新时代,通过将党的领导嵌入到企业法人结构中,实现党的领导与公司治理的有机结合,在经济关系中塑造良好的政党权力关系是国有企业党的领导制度建构的重要内容。这也是落实习近平同志在2016年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上所提出的“把企业党组织内嵌到公司治理结构之中,明确和落实党组织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中的法定地位”的重要措施。研究中国共产党在国有企业中的领导制度,从微观角度上说,其重点在于研究党的领导方式与领导制度的创新,重视的是在历史制度变迁中怎样认识和探索作为权力型政党组织的中国共产党的政党权力在社会中的嵌入与实现。而仅仅将国有企业党的领导问题作为一种研究党企关系的特殊领域难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因此,应将国有企业党的领导问题放在中国特色政党政治制度的宏观角度下进行研究,发现非竞争性政党制度中的政党政治及党的权力实现方式的特征,改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领导方式与执政方式,在“政党——国家”（party state）框架下探索与发现政党权力的实现方式是研究国有企业党的领导制度的根本落脚点。从微观领域借助国有企业党的领导制度变迁探索发现宏观视角下的中国政党政治内涵与实现形式是进行国有企业党的领导制度问题研究的应然视角。

二、从革命党到执政党——试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过程中党的角色的转变（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从革命党到执政党——试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过程中党的角色的转变（论文提纲范文）

（1）高校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改革开放后中国政治发展四大关系的双重逻辑理路（论文提纲范文）

（4）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执政经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马克思主义廉政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生成逻辑与实践机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新中国成立初期湖南省长沙专区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研究（1949-1954）（论文提纲范文）

（8）毛泽东党的制度建设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理念及基层政府实践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中国国有企业党的领导制度变迁研究 ——基于“嵌入式治理”结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四、从革命党到执政党——试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过程中党的角色的转变（论文参考文献）

• [1]高校红色文化资源育人研究[D]. 胡杨. 贵州师范大学, 2021(09)
• [2]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研究[D]. 姜新. 华侨大学, 2020(12)
• [3]改革开放后中国政治发展四大关系的双重逻辑理路[D]. 李雪. 河南大学, 2020(02)
• [4]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执政经验研究[D]. 王一铮. 吉林大学, 2020(08)
• [5]马克思主义廉政思想研究[D]. 李春艳. 南京师范大学, 2020(03)
• [6]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生成逻辑与实践机理研究[D]. 张伟军. 兰州大学, 2020(01)
• [7]新中国成立初期湖南省长沙专区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研究（1949-1954）[D]. 孙延青. 湘潭大学, 2019(12)
• [8]毛泽东党的制度建设思想研究[D]. 李艳丰. 湘潭大学, 2019(12)
• [9]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理念及基层政府实践问题研究[D]. 孙志云. 西北工业大学, 2018(02)
• [10]中国国有企业党的领导制度变迁研究 ——基于“嵌入式治理”结构视角[D]. 龚睿. 中共中央党校, 201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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