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布什发表讲话宣布自己当选下届美国总统(节选)（论文文献综述）
吕宇同[1]（2021）在《戈尔巴乔夫回忆录-《风云变幻的世界》（节选）翻译报告》文中认为苏联（1922-1991）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共和国。几十年间,由于各种原因,苏联的经济发展频频受阻。苏联后期内外交困,戈尔巴乔夫是苏联的最后一位领导人,在其号召下苏联进行了一系列的政治和经济改革。作者选取回忆录《风云变幻的世界》（Вменяющемсямире,М.С.Горбачев,М.:АСТ,2018.）的部分章节展开笔译翻译实践。本书在国内尚无中文译本,因此本次翻译实践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该书由戈尔巴乔夫撰写,书中记录了当时苏联的内政外交,阐述了其在执政期间的政治经历、个人政治立场,具有历史参考价值。翻译实践前,作者多方查找搜集有关原文作者戈尔巴乔夫的个人背景信息,通过阅读戈尔巴乔夫的其他同类型出版书籍,了解其写作风格。报告中,作者首先分析该翻译文本的语言特点,提出翻译的基本目标。其次,以纽马克提出的文本类型理论为指导,运用全译翻译策略,通过分析原文本中不同的语言特点,总结出翻译方法。
王梦[2]（2020）在《“九二共识”以来中国共产党反“台独”工作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两岸同胞血脉相通,骨肉相连,共同推动了中华民族的进步和发展。但是,甲午战败后,日本强迫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台湾沦为日本殖民地,并开始了长达半个世纪的日本殖民统治时期,这给“台独”的产生提供了土壤。二战后,美国对台野心充分暴露,不断插手台湾问题,成为“台独”背后的重要推手。在错综复杂的社会历史因素和西方反华势力的纵容、扶持下,“台独”开始滋生,并对两岸关系产生了较大负面影响。“九二共识”以来,为反对“台独”分裂活动,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中国共产党根据不同时期两岸关系特点,审时度势,制定了灵活的政策,开展了大量工作。长期以来,学术界关于这一研究多侧重于时事政治的角度进行考察,而从宏观向度出发,进行历史的、系统地研究较为薄弱。加之,蔡英文当选台湾地区领导人后,民进党当局拒不承认“九二共识”,致使两岸关系愈发紧张。2019年是《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2020年是《反分裂国家法》实施15周年,因此,无论是基于学术研究切入点来说,还是从时间节点来看,全面检视“九二共识”以来中国共产党反“台独”工作的实践,总结经验,启示未来,十分必要且意义重大。综上考虑,本文以“台独”作为基本要素和切入点,在承袭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多源搜集和爬梳中国共产党有关此问题的文献、档案馆馆藏档案、代表性党报承载的报道、网络电子图文数据库以及国外的部分史料等,立足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综合运用文献分析、历史与逻辑相结合、系统分析等研究方法,以历史发展为脉络,系统地考察“九二共识”以来中国共产党反“台独”工作的实践逻辑,总结历史经验,以期为今后反“台独”工作的开展提出浅薄建议。具体而言,本论文共分七章:第一章为绪论。本章主要介绍了本文的选题背景以及理论意义、现实意义。系统地论述了国内外学术界关于“九二共识”以来,中国共产党反“台独”工作研究的基本方面,扼要介绍了本文的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创新之处和不足。第二章是有关“台独”的相关概述。本章主要阐释了本研究核心概念的基本方面,从“台独”的产生发展、基本特点及危害三个维度进行了探究。首先,从台湾岛内的社会历史背景、美日为主的早期海外“台独”活动、渐趋猖獗的岛内“台独”活动等方面分析了该问题的产生与发展。其次,在此基础之上,归纳概括了“台独”的基本特点。最后,总结了“台独”对台湾同胞福祉、中国核心利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危害。第三章是“九二共识”以来中国共产党反“台独”工作的依据和基础。本部分主要分析了“九二共识”以来中国共产党主要以什么为依据,在什么基础上进行反“台独”工作实践的。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国家主权的学说以及中国共产党关于反“台独”的相关论述是本研究的理论依据,有关台湾法律地位的国际法理据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反分裂国家法》等国内法律是反“台独”工作的法律依据。从新中国成立至“九二共识”确立这段时期内,中国共产党反“台独”工作实践是本研究的实践基础。第四章是以江泽民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反“台独”工作实践。本部分主要梳理和分析了以江泽民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反“台独”工作实践。具体而言,该章节较为详细地回顾了“九二共识”的确立以及“汪辜会谈”的进行,阐述了中国共产党主动打破两岸关系僵局,以进行政治对话和促进两岸经贸人文交流的形式遏制“台独”发展,重点论述了中国共产党与以李登辉为首的“台独”分裂势力的斗争。最后,总结了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反“台独”工作取得的成效。第五章是以胡锦涛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反“台独”工作实践。本部分主要梳理和分析了以胡锦涛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反“台独”工作实践。具体而言,本章主要回顾和论述了新世纪后,中国共产党面对猖獗的“台独”分裂活动所进行的斗争,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在新世纪的两岸关系形势下,凝聚海内外反“台独”合力进行的反“台独”斗争,总结了这一阶段中国共产党反“台独”工作的成效及其对于推动两岸关系发展的重要意义。第六章是以习近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反“台独”工作实践。本部分主要梳理和分析了以习近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反“台独”工作实践,其与第四章、第五章共同构成了本文研究的重点内容。具体而言,本章系统总结和概述了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对台工作的新理念,阐述了中国共产党以和平发展思想巩固反“台独”成果的具体措施,论述了中国共产党坚决遏制台湾当局谋求“国际空间”的“台独”分裂活动,以及中国共产党坚决反对美国政府和美国国会的涉台行为。最后,本章简要总结了新时代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反“台独”工作所取得的成效。第七章是“九二共识”以来中国共产党反“台独”工作的经验与启示。本部分是规律性凝练与前瞻性启示。本章首先从始终坚持原则性问题不动摇、始终坚持反对“台独”不妥协、注重反“台独”工作方式方法、高度重视两岸人民力量作用、充分发挥大陆的主导性作用五个方面总结了“九二共识”以来中国共产党反“台独”工作的基本经验。在此基础之上,结合尚未彻底解决的若干问题,提出了保持大陆自身发展进步势头、继续巩固一个中国原则共识、持续深化两岸各项交流合作、政治措施与军事手段相结合、国家统一是历史发展大势等建议和启示。总而言之,“九二共识”以来,中国共产党面对风云复杂的国际局势,面对各种“台独”分裂图谋和活动,进行了有理、有力、有节地斗争,有效地遏制了“台独”分裂活动,维护了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因此,系统地梳理与研究“九二共识”以来中国共产党反“台独”工作的实践逻辑,深刻总结经验,以期对未来两岸关系的发展有所裨益。
张瀚琳[3]（2020）在《关联理论视域下《火与怒：特朗普白宫内幕》（节选）翻译实践报告》文中认为本次翻译实践所选取的材料是《名利场》和《今日美国》专栏作家、畅销书作家迈克尔·沃尔夫于2018年出版的作品Fire and Fury:Inside the Trump White House（《火与怒:特朗普白宫内幕》）中的第二章和第三章。该书详细描述了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及其2016年总统竞选和白宫工作人员的行为。该书一经出版就成为了《纽约时报》的畅销书冠军。评论家们普遍接受沃尔夫特对朗普政府功能失调的描述,但对沃尔夫的许多具体说法持怀疑态度。《火与怒:特朗普白宫内幕》是一本总结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任一年的非官方记录,新闻报道,属于表达型文本。原文中出现了大量政治人物,缕清人物关系和其政治主张极其重要。同时,对于这类材料的翻译,要理解作者的政治立场和观点,准确传达出作者的态度和观点。由于关联理论将翻译看作是一个交际的过程,所以译者应根据语境和读者认知能力,采取不同的翻译策略,实现原文和译文的最佳关联。译者在关联理论的指导下,根据原文作者的意图和目的语读者的认知环境的估计选择语言,从词、句、篇三方面对本书节选部分进行分析,确保目的语读者可以充分感受原作者意图。通过本次翻译实践活动,译者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关联理论指导下,译者应灵活采取翻译策略,帮助目的语读者更好地理解原作者的情感和观点。第二,关联理论的明示——推理模式有助于译者了解作者的政治立场及各党派之间的博弈,对本书的翻译有着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第三,在本书的翻译过程中,译者对文中出现的政治人物及背景主张和一些不确定的表达查阅了大量的资料,尤其是搜素引擎和翻译软件的使用对翻译极其重要。目前,关联理论在此类体裁的方面翻译研究还比较少,希望本次的翻译实践能给这一领域的翻译研究提供一些参考和建议。
刘亮亮[4]（2020）在《二战后美国联邦教育项目管理发展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项目管理是当代公共管理理论与实践中的热门理念和模式,在当代教育管理中也被广泛采用,美国则是教育项目管理的最早策源地和当代应用最为普遍和成效显着的国家。在今日美国联邦政府层面,几乎所有体现美国国家教育意志和导向需要的教育事务和相应资源,都是以一定的教育目标和相应的独立事项为基本单元,设计划分成一个个相对独立的教育项目来加以推进和管理的。美国联邦教育项目管理的完整性质和内涵是什么?何以如此之先地在美国土地上原创性生成并有序地发展成长为体现甚至代表当代教育管理走向的教育项目管理模式?这种模式在协调和处理教育国家行政干预和社会市场运作的矛盾中有何优势和局限,能否为我国教育管理模式乃至体制的改革提供相应的启示和借鉴?对这些当代教育项目管理根本问题的热切关注和思考,自然也就使美国联邦教育项目管理进入笔者的考察研究视野,成为博士学位论文题目的首选。本研究在马克思主义逻辑与历史科学统一的方法论指导下,以教育社会生态理念为基本研究范式,运用文献法、观察法和纵向比较法,按着教育项目管理形态由单项到体系的演化的基本进程和轨迹,对二战后美国联邦教育项目管理的演进背景、现实实践、成效问题和主要特征进行了系统的分阶段梳理考察,在简要把握美国联邦教育项目管理在二战前萌芽成型奠定的基础上,对美国联邦教育项目管理的重点创设（二战后—20世纪60年代初）、系统整合（20世纪60年代中—80年代初）、体系优化（20世纪80年代初—20世纪末）和创新提升（21世纪初—今）的各个阶段进行了系统的分析与综合,力求揭示其逐步铺开、连续改进和不断优化的发展历程与规律。二战后美国联邦教育项目管理的发展,是在二战前美国联邦教育项目管理萌芽成型所奠定的基础上起步的。现实教育的分散性发展条件、形态和格局,国家机器的天然教育使命、责任和权力,宪法的国会征税权与社会福利保障责任的明确规定,为联邦政府对教育进行直接有力但有限的项目管理干预提供了历史的必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二战结束后,联邦教育项目管理在战前奠定的坚实基础上进入了重点创设阶段,开始了蓬勃发展的历史进程。国会于1944年通过颁布了《退役军人权利法》和1958年《国防教育法》,为联邦政府创设了退役军人教育援助项目和国防研究生奖学金项目及其管理模式,开始了运用教育项目管理对高等教育进行直接干预的重点探索。这些联邦教育项目管理的有力实施,极大地促进了高等教育的重点发展和质量提升,为事关全局的现实高等教育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合法合规、切实适用的机制和抓手,也为联邦政府更加积极全面的教育直接干预提供了基本模式与良好示范。当然,这种直接动用联邦政府力量对眼前的高等教育问题进行直接的干预,也不可避免地带有应急性、权宜性和局部性的局限或不足。1965年《初等和中等教育法》和《高等教育法》的颁布,标志着美国联邦教育项目管理进入到系统发展阶段。经过二战后的迅速调整与强势拓展,到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经济社会进入到空前繁荣时期,“民权运动”也应时而生、风起云涌。这不仅使联邦政府财力雄厚,成为“教育资源的提供者”;也为联邦政府加强对教育的全面干预创造了有利的历史条件和需求。两法和随后国会一系列教育法案中陆续出台的大量联邦教育项目管理,从学前教育、中小学教育到高等教育,从职业教育、双语教育到少数民族教育,从移民教育到国际教育等,可谓遍及教育的各个层次和领域,直至1979年联邦教育部的设立。这些联邦教育项目的创设和实施与整个教育系统对应一致、相辅相成、相映成辉,极大地促进了美国教育系统的全层次、全类型的全员性发展,也为教育项目管理的体系性优化提供了完整的框架、基础和资源。随着联邦教育项目的系统化设置与实施,在有力地保障和促进美国教育全面完整发展的同时,其固有的局限性也越来越显露了出来,特别是随着联邦教育部对联邦教育项目直接干预的日渐加强,各个教育项目实施运行的孤立性、形式化、行政化、各自为政性和发展不平衡性日渐突出,促使和要求联邦教育项目管理加强沟通、密切配合、相互协调配合,不断增强所有联邦教育项目的有机体系性,联邦教育项目管理由此进入体系优化阶段。20世纪70年代初的中东石油危机,也大大地削弱了美国联邦政府资助教育项目的能力。80年代初期,里根总统坚决反对联邦政府对教育的过分干预,开始了“新联邦主义”教育计划,通过《1981年综合预算调节法》消减和整合联邦教育项目,减少联邦政府的教育拨款和干预措施,将联邦政府各部门分散化管理的项目转换为联邦教育部的集中化管理。直至20世纪80年代末期乔治·布什总统上台,联邦政府再次调整教育项目管理的体系结构优化,强化教育项目的相互衔接、体系性与弹性,制定了总揽全局、明确整体目标、优化和提升教育项目总体效能的《美国2000年教育战略》和《2000年目标:美国教育法》,联邦教育项目管理和国家教育发展战略紧密对接,联邦政府的教育职能也更加广泛,成为“教育标准的制定者”。在1993年《政府绩效和成果法》的影响下,教育部开始注重业绩文化和问责文化的建立,加强联邦教育项目的绩效评估,促进联邦教育项目的结构改进和质量提升。进入21世纪,伴随着“9·11”事件的发生和美国金融危机的影响,为应对日益复杂的国内外局势,缓和各类社会问题和提升教育质量,联邦政府在教育项目管理体系优化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教育项目管理体系对国家社会发展战略的体现、支撑和合理合法化的作用,开始了联邦教育项目管理体系的创新提升新阶段。国会密集立法加大教育拨款力度,仅2009年《美国复苏和再投资法案》就专门为教育投入了1000多亿美元,其中投资额最大的项目为536亿美元的州财政稳定基金项目,包括486亿美元的公式拨款项目和50亿美元的竞争性拨款项目,为国家社会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联邦教育项目财政管理支持。《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中设置推行的体系化教育项目把社会全员发展作为国家责任和终极目标,把国家发展、社会进步和每一个社会成员的生存权利完美有机地融合在一起;联邦政府创设实施的STEM系列科技教育项目,重新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球覆盖的“十万强”系列国际教育交流项目,促进国际间经济文化的交流,更是把美国国家社会的发展与高科技、全球化和生态化高度融合在一起,绘就美国与人类共同发展的教育项目管理蓝图。上述美国联邦教育项目管理的发展进程表明,美国联邦教育项目管理的产生、发展和最终成为美国教育管理体制的主体模式,既深深地植根于美国特定的教育社会生态体系之中,即早期教育分散化发展的起步及后续格局、相应的文化理念和现实教育实践,更得益于美国社会全员普遍具有的能动参与干预意识和行动力;美国联邦教育项目管理既不是行政部门拍脑门的忽发奇想、权力任性的结果,也不是墨守成规、固执经验的因因相袭,而是按照教育行动的完整结构和展开过程,立法先行,职能明确,权责对应,事财一体,科学设计,不断创新提升,最终形成健全而富有活力的、国家行政合理干预和社会市场积极运作有机一体的联邦教育项目管理体制。由此启示借鉴,当会大有脾益。
JOUNGSOUNG KIM[5]（2020）在《韩朝首脑会晤影响因素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冷战时期分裂的韩国和朝鲜,已经持续了数十年的军事对峙。自1980年代初以来,两国一直试图通过首脑会晤从根本上解决这种敌对状态。然而,韩朝两国并非总是就举行首脑会晤达成了一致决定。本研究注意到这一现象,并尝试分析以下研究问题:第一,是什么因素促使韩朝双方决定召开首脑会晤?即韩朝双方在什么条件下会决定举行首脑会晤?第二,在这些因素中,有哪些发挥着关键的作用?本研究首先考察了外交政策分析理论和传统的首脑外交分析框架。在此理论基础上,结合韩朝案例的特点,推导出了一个适合分析韩朝首脑会晤问题的框架。该框架主要包括韩国和朝鲜在内的内部因素、美国在内的外部因素、沟通渠道的开启、预备性会谈、首脑会晤成果等要素。基于该理论框架,本文全面分析了所有未决定或决定召开韩朝首脑会晤的案例,并得出如下结论:对于处于极端军事对立情况下的金泳三统治时期,美国作为其中一个外部因素,在决定召开韩朝首脑会晤的过程中发挥了最大的作用;对于处于一般军事对立情况下的其他时期,则都存在着如下列达成召开决定的因素:第一,韩国对朝鲜实行一贯的包容政策,并恰当地传递了想要召开首脑会晤的意图。在此过程中,一般只有少数官员参与了决策过程并达成一致;第二,由于政治和经济危机,朝鲜也传递出了想要进行首脑会晤的意图;第三,美国对朝鲜实行接触政策;第四,韩朝双方间及时开启了沟通渠道;第五,双方在预备性会谈中没有设定具体的讨论议题。在这些因素中,韩国对首脑会晤一贯、积极的意图和美国对朝鲜的接触政策是关键性因素。从成果来看,共同宣言正在变成具体性内容。但是,需要作出努力,积极执行协议事项。为此,今后的课题如下。第一,与国际社会的持续合作非常重要。第二,应该在韩朝首脑会谈上积极讨论无核化问题。第三,韩国国内有必要对韩朝对话形成积极的舆论。
王钦懿[6]（2020）在《政治语言学视域下俄罗斯国家领导人政治演讲文本的互文性研究（2000-2018）》文中研究指明自互文性理论进入中国以来,已经经历了20多年的历史。互文性研究逐渐在中国掀起了研究热潮,为我们探究文本的结构,语言与社会语境的相互建构关系提供了很好的切入点。互文性研究逐渐呈现多视角、多维度的研究,引起了修辞领域和批评话语分析领域的共同关注。但是,与国外相比,互文性理论在中国的发展历史仍然较短且不够深入,往往驻足于对互文性的界定和互文手段的描述,尚未获得系统的理论层面的理解与阐释,围绕政治文本互文性作用机制的讨论尚不多见。可见,政治文本互文性研究是扩展政治语言学和互文性问题领域的有利视角。由于互文性这个定义自身蕴含的巨大思想性,以及发展历史上不同学科的学者对互文性的研究视角的不同,导致互文性成为使用最广且误用最多的术语之一。互文性的意义不仅在于对互文形式的描述和词源的分析,只有摆脱纯粹的客观主义描写,才能深入剖析互文性的实质。本研究引介语言文化学中的先例现象理论和语言个性理论,结合以批评话语分析为本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本研究构建了一个多视角、跨学科的互文性分析框架,既包括微观层面上互文手段的描写,也涵盖宏观层面上社会语境与互文性的相互影响和建构研究,旨在探究互文性与社会事实和政治现实的关系。本研究选取21世纪对俄罗斯和世界至关重要的两位领导人——普京与梅德韦杰夫的政治演讲文本作为语料,共收集普京政治演讲文本316篇,共522780词,梅德韦杰夫政治演讲文本206篇,共372097词。经过识别与提取后,获得普京政治演讲文本互文本349个,梅德韦杰夫政治演讲文本互文本166个。本研究旨在解决下列三个问题:（1）普京与梅德韦杰夫政治演讲文本互文性呈现何种特征和异同?（2）俄罗斯领导人政治演讲文本互文性构建了怎样的政治现实?（3）俄罗斯领导人政治演讲文本互文性的功能有哪些?为解决上述问题,本研究综合了定性与定量研究,共时与历时研究,整合了政治文本互文性与俄罗斯领导人语言个性的分析框架,并对引文进行了联想实验,阐释了普梅政治演讲文本互文性的异同,剖析了俄罗斯的普梅权力“双子星”的权力中心与外交战略。研究表明:（1）互文性的描写与阐释:研究发现普京与梅德韦杰夫政治演讲文本的源文本既有相同又有异同之处。普京主要使用源自文学、政治和历史类型的互文本;源自20世纪的互文本较多;主要源自俄罗斯民族文化;多出现于记者会的话语类型;话语主题集中分布在国际关系与政策、战争与和平的主题上。通过对比普京三个任期互文性的疏密度以及与文本主题的关系,研究发现,普京政治演讲文本互文性与该任期下普京的政治优先方向有关,不同政治主题的文本中互文本的数量和类型不同。梅德韦杰夫政治演讲互文性呈现以下特征:源文本除了文学、政治和历史之外,源自哲学和法律的互文本所占的比值也较高;源自20世纪的互文本较多;主要源自俄罗斯文化;多出现于论坛演讲的话语类型;话语主题集中分布在经济制度与经济发展、国家治理的话语主题上。研究进一步发现,梅德韦杰夫担任总统期间互文性集中于经济主题的文本中,梅德韦杰夫侧重于经济机构、制度的整合与重建。而担任总理期间,互文性在内政规划主题的文本中密度较高,侧重国家治理,制度的改革等。对互文性的选择需符合身份才能获得认同,因此,互文性具有身份建构的功能,是政治家建构形象的言语策略。可见,互文性的作用形式与表现手段多样,与普梅二人政治重心的不断迁移密切相关。（2）互文格:本研究建立了互文格的综合分析框架,结合显性和隐性互文性进行分析。隐性互文性包含大量的民族文化信息,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对隐性互文性的研究同时能发现该语言文化共同体的民族价值观与文化知识。通过对普梅政治演讲文本互文性的批评分析,研究发现,普京与梅德韦杰夫互文格的共性为:使用频率最高的互文格均为历史类型的先例情境。先例情境作为民族文化信息的最小浓缩形式,蕴含着对善与恶的评价标准。因此,使用先例情境可以不见行迹地影响受话人的意识形态,对相应政治观点在文本的“表面之下”进行“对与错”、“好与坏”的评价,传递着政治主体隐含的意识形态,建构社会体系的评价标准。不同点是梅德韦杰夫更侧重于使用的互文格为引文。互文性的选择与使用体现了普京与梅德韦杰夫的话语特色。（3）社会语境:本研究引介了互文本库与互文能力的概念,对语言个性认知层与语用层进行了分析,勾勒了普京与梅德韦杰夫的互文本库,解读普梅“双核时代”的政治轨迹,以及二人在政治价值观和历史观上的不同。普京侧重于使用源自文学、政治、历史领域的互文本。普、梅二人执政初期的历史环境不同,导致政治路线与需求不同,均体现在政治文本的语言个性上。语言个性即是人的个性。从互文性的视角来看,普京侧重稳定自己的权力和俄罗斯的国际地位,较多选择先例情境等互文格。梅德韦杰夫对普京的政治思想既有继承又有个人特色。他偏重于使用源自法律、经济和科学领域的互文本,体现其重视法律和民主的政治观,揭示了梅德韦杰夫重视科技发展和创新型经济的核心观念。通过对互文能力的研究发现,政治主体根据受话人的语言文化共同体类型对互文性进行语用预设,以便更有效地达成政治目的。作为再现事实的方式,话语在政治文本中,互文能力体现了政治主体根据不同政治语境和目的选择互文本的能力,借助互文性所蕴含的伴随意义与评价功能,阐释普京与梅德韦杰夫互文性构建的外交关系。从互文性的角度洞悉普京与梅德韦杰夫的政治观与外交关系,有利于剖析俄罗斯未来发展走向,对我国政治话语体系进行建构。本研究的研究价值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在理论上,本研究在政治语言学框架内,将互文性与语言文化学、重新语境化以及批评话语分析相结合,对比分析了普梅政治演讲文本互文性的差异与原因。在以往研究中,国内学者多针对引文进行互文性研究。本研究在此基础上,整合了西方与俄罗斯的互文性表现手段,基于对互文性和先例现象两个概念的对比与剖析,提出了互文性的分类,弥补了隐性互文性研究的不足。分析表明,在政治文本中隐性互文性是主要的互文方式,也是政治主体用于掌控意识形态和达成政治动机的主要互文手段。基于此,提出了本研究的分析框架,从互文性的结构和作用机制方面展开了讨论。对互文性理论和政治语言学理论进行了补充。第二,在方法上,批评话语分析历来以过于主观受到质疑,因此本研究基于语料库和联想实验的研究方法,用客观的数字和试验结果弥补了这一不足。此种定性与定量结合的研究方法,不仅避免了主观分析可能带来的偏差,还印证了研究框架的有效性,证实了研究结果的可信度,扩展了互文性的研究思路。同时,首次引介了互文本库与互文能力的概念并结合语言个性理论,深化了对政治文本互文性运作机制的研究。为广大学者提供了思路。第三,在实践上,以往对于互文性的研究多以新闻文本为研究对象物,针对政治文本互文性的研究较少,对俄语政治文本互文性的研究更是寥寥无几。在仅有的针对俄语政治文本的研究中,多以普京文本为参照。本研究选取了普京与梅德韦杰夫的演讲文本作为研究语料,这两位领导人是21世纪以来对俄罗斯,乃至整个国际社会具有重要意义的领导人,普梅的双驾马车共同驾驶了将近20年。因此,剖析二人的政治思想与治国实践,对于我国政治话语体系的建构可能获得一定的启示。
陈迹[7]（2020）在《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种族政治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自美国建国起,种族问题便一直伴随着美国的历史而不断演进。近年来与政治极化一起出现的还有美国政治的“种族化”现象。关于美国种族关系的研究和理论可谓汗牛充栋,但是理解种族冲突与合作的理论方法可大致分为两类。第一种方法将种族间的敌对态度视为个体持有的态度的产物,可称为个人导向的族际关系理论。第二种方法将群体类别、群体利益和身份视为态度和行为的强大决定因素,可称为群体导向的族际关系理论。这些研究都有一个共同的缺点:它们都将美国白人对黑人等少数族裔的态度看作是静态的自变量,认为个人态度与社会认同一旦在社会化过程中形成,便会保持相对的稳定,并与社会与政治过程中的其他变量发生自然的反应。因此,这些研究忽略了种族政治造成的不确定性,即作为普通选民,白人的种族怨恨与身份认同在美国政治进程中会受到其他因素的塑造。本文依据三种理论假设,提出应该对民权运动爆发以来的美国种族政治进行实证研究,考察政治参与者是如何主动激活和利用选民的种族态度和政策偏好,以将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笔者将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种族政治的发展粗略分为三个时期——从民权运动开始至1980年的形成期、从1980年至2000年的成熟期以及2000年以后的兴盛期。三个时期的划分基本上是历时性的。笔者对每一时期的重点人物与案例进行论述,注意对种族政治中施动者的动机和行为进行分析,以证明政治人物通过主动采取迎合、煽动或回避策略来激活和控制选民的种族偏好,以达到自己想要的政治结果。具体地说,保守派通过“狗哨”政治策略激起白人选民对自由主义政府和政策的强烈反对,以掩盖和实现自身有利于大公司和富人的政治议程;而自由派或是选择模仿保守派的种族“狗哨”策略以争取选票,或是尽力回避种族问题,以免激起白人更大的反对。美国白人对少数族裔的态度会受到美国政治的参与者的利用和控制,并在特定的时间被激发和引导至特定的议题领域,从而施加被放大的影响力。美国的保守派无法轻易地放弃种族“狗哨”政治,是因为种族已经成为现代保守主义的核心组成部分。在保守派的不懈努力下,共和党终于成为了“白人的政党”。保守主义的这种白人身份从根本上塑造了保守派透过种族问题看待世界和美国社会的方式。自由派人士和组织则必须直面种族问题,并清楚地向选民解释,是保守派一直在煽动种族怨恨,转嫁保守主义政策造成的后果的责任,危害中产阶级和穷人的利益;保守主义的种族政治才是现代自由主义政策节节败退、美国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的罪魁祸首。
谢斌[8]（2019）在《韩国的对华政策研究2008-2018》文中研究指明韩国的对华政策在其外交布局中占有重要地位,尤其是自2008年以来中韩关系在整个韩国对外关系中的份量越来越重。然而,近十年间中韩关系却发生了数次明显的波动。这说明,两国间尽管存在大量的共同利益,从而推进两国关系的持续发展,但显然也存在着冲突性的利益,并时而因此导致双边关系受到冲击。面对着当前全球范围内贸易保护主义和孤立主义思潮的泛起,维护好中韩关系对于维持地区稳定、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推动两国的持续发展与持久繁荣,具有重大意义。因此,回顾过去十年间韩国的对华政策,分析其出台政策的内外背景,明确其政策目标和可利用的资源,并在回顾其对华政策演变历程的基础上,深入分析韩国对华决策过程中的各种倾向及影响要素,明确理解韩国政府对华政策继承和调整,探寻其中规律性的内涵,明确其政策选择的方向和面临的问题,对于判断韩国对华政策走向,以及实现中韩双方的政策良性互动,具有重要意义。从韩国对华政策的背景来看,历史上的朝贡体制形成了两国间“事大字小”的双向义务关系。但到了近代,原本中性的事大主义一词却被演绎成了极具贬义色彩的观念,甚至被称为朝鲜王朝衰落的重要原因,并导致了韩国对华“反事大主义”思潮的出现。随着二战结束后的美苏分治、冷战爆发及随之而来的朝鲜战争,韩国对华“反事大主义”日益根深蒂固,但却形成了新的对美“事大主义”。而韩国国内的政治力量也从近代之后逐步形成、分立为保守阵营和进步阵营。尤其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现代意义上的保守政党和进步政党逐渐成为韩国的两大政治势力,并实现了数次政权交替。两大阵营在对华政策上有着明显的偏好差别,保守阵营对华存在着明显的猜忌和不信任,对外政策更加倚重美韩同盟;进步阵营更加强调民族和国家的自主,主张在大国之间维持均衡,但也对韩国对华经济依赖、中国对朝鲜的影响力等问题耿耿于怀。但韩国对华经济依赖的持续加强是个不争的事实,它和中美两国竞争态势凸显、朝鲜半岛对峙格局持续,一并构成了韩国对华政策的外部环境。经过十多年的磨合,到2008年李明博政府执政时,韩国对华政策的目标已经大致清晰。首先,韩国的对华政策意在维持一个相对平衡的地区格局,即在中美两大强国竞合进程中,分别借力来维持对另一方的均衡,尤其是以美韩同盟来“远交近攻”,预防中国崛起带来的不确定性。其次,在朝鲜半岛事务中积极争取中国的支持,以缓和地区局势、推动朝鲜核问题的解决以及促进国家统一进程,同时也提防中国日益扩大的影响力,防止中国再次“主宰”朝鲜半岛的命运。最后,积极推进对华经济合作,以维持国家的持续发展与繁荣,但又有意识地去警惕对中国在经济上的过度依赖。韩国实现对华政策三大目标的基础在于其可借助的和自身所拥有的各种资源,主要包括外部的美韩同盟、自身的经济实力和文化外交带来的亲和力。美韩同盟使得韩国可以借助美国的力量和中美竞争的态势,形成对华政策的“背书”空间;经济实力则是韩国开展对华经济合作的基础,也是其自身对华政策的最有力支持;而具有较大亲和力和传播性的“韩流”文化则对韩国落实对华政策、发展中韩关系起到了润滑剂的作用。从2008-2018年韩国三届政府对华政策的演变历程可以看出,推进对华经济合作始终是韩国对华政策的主轴,努力提升中韩相互信赖水平也是韩国对华政策的重要努力方向。无论是保守阵营执政,还是进步阵营执政,经济合作的主轴都是一以贯之的。但是,从李明博政府时期的“天安舰事件”到朴槿惠政府时期的“萨德”问题,从这两次严重影响中韩关系的事件可以发现,韩国的对华政策受到朝鲜核问题以及美韩同盟的显着影响。而且,这两个因素都是长期存在而韩国又无法摆脱的。即便是主张“自主国防”的文在寅政府,也无力改变部署“萨德”的决定,对美韩同盟的仰仗也只是程度上的变化,而难以实现安全结构的转变。不过,文在寅政府奉行对朝缓和政策,很大程度上降低了中韩关系受到朝鲜核问题影响的风险。另外,从政策的演变过程还可以发现,韩国对华政策始终有着制衡和提防的一面,但随着中国实力的持续增长,韩国在中美之间回旋的空间正在缩小,其对华制衡的企图也日益受到考验。通过对韩国对华政策的评估可以发现,首先,在韩国对华政策的决策过程中,以总统为首的行政部门对外交决策起到了最主要的作用。这也是由韩国三权分立体制中总统权最为庞大的特征所决定的,但韩国国会也可以通过政党的竞争、法案的审批等途径,对外交决策起到一定的影响,尤其是当总统出身的政党在国会处于少数地位时,反对党往往能够对政府的外交政策施加更大的影响。韩国军方虽然恪守中立,但一直是传统的保守大本营,也可以通过军人出身的政府高官、军属群体、退役军人组成的市民团体等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从而影响外交决策。其次,在韩国对华政策的实施效果上,经济政策是最为成功的,对华贸易是韩国贸易顺差的主要来源,中国为其提供了庞大的市场、便利的投资场所以及诸多的就业机会。但是,韩国的对华政策始终没有突破安全问题的瓶颈,其在安全问题上高度依赖美国的情况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导致韩国在中美之间的平衡始终面临着一定程度的风险。这也意味着,在借力中国推进朝鲜半岛事务这一问题上,中韩两国不会完全协调,其效果也是损益参半。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效果,其根源在于韩国面临着在中美夹缝中回旋空间缩小、对华借力与防范的矛盾无法解决、以及面对中国崛起时“搭车”与“避险”心态并存等现实困境。展望未来韩国的对华政策,美韩同盟将继续限制韩国对华政策的内容,决定了中韩关系很难在政治、安全领域达到与经济合作对等的水平;朝韩关系的特殊性和中国对朝鲜的重要意义,则决定了韩国对华政策受到朝鲜（核）问题影响将会是长期的;而政党政治、选举需求、总统个性等国内政治因素以及对华经济依赖的外部经济因素也对韩国的对华政策产生很大影响。因此,在今后一段时间内,韩国对华政策在地区事务上依旧是借力与防范的继续,经济事务上虽然会面临着竞争性增强的问题,但合作的方面依旧大于竞争的方面。在安全问题上,韩国的对华政策将难以突破美韩同盟的结构性限制,安全合作的空间有限。韩国的对华政策也给中国制定对韩政策提供了启示,即中国应当意识到两国关系中的冲突性利益,以更务实的姿态推动合作领域的持续深化和渐进式拓展;更加重视对韩国国内政治的关注,明确韩国不同群体的对华利益诉求,有针对性地扩大交流、合作,塑造更友好的对华政策氛围;以更加多样式的政策内容和更精细化的政策操作,拓展中韩两国的共同利益,开辟两国合作的更多领域,夯实两国关系长远发展的基础。
张馨予[9]（2019）在《概念隐喻的翻译：《是的，我们（仍然）可以》（节选）翻译报告》文中研究指明本文是一篇翻译实践报告。在本次翻译实践中,译者选取了由丹·菲佛所着的《是的,我们（仍然）可以》（第1章至第2章）作为翻译文本。在节选部分,作者介绍了自己与政治和奥巴马结缘的前因后果,对奥巴马竞选团队成功的原因进行详细的分析和解读,并以此为民主党未来的发展指引方向。报告分为五章。第一章,任务描述,包括文本介绍、作者简介、翻译报告的意义及结构组成;第二章,过程描述,包括译前准备、译中难点及译后校对三个阶段;第三章,理论框架,在梳理隐喻发展历史的基础上,讨论概念隐喻的界定和分类,回顾隐喻翻译的研究;第四章,案例分析,分析了概念隐喻在不同映射关系中的翻译方法;第五章,总结部分,展示了翻译报告的发现和不足之处。通过对文本中结构、方位和本体三种概念隐喻的翻译进行分析,译者总结出了在不同情形下,隐喻的三种翻译方法。第一,源语言与目标语具有共同的隐喻认知时,相应的翻译方法是保留喻体,在译文中重现隐喻的认知结构和映射,从而达到两种文化的契合。第二,源语与目标语虽然都存在隐喻认知,但喻体有所差异,此时译者应该转换喻体,在译文中构建新的认知结构和映射,实现译文的可理解性并保留隐喻表达方式。第三,无法在目标语中找到相应的隐喻认知时,译者应该抛弃喻体,无需在译文中构建任何认知结构和映射,进行隐喻的直接解读。
谢剑南[10]（2019）在《共赢主义视域下的中美关系》文中提出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复杂也是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中美关系的这种复杂性和重要性,给两国关系发展趋势带来了诸多想象空间和研究空间,本研究结合中美关系七十年余年来的现实发展进程,提出应从共赢主义角度研究中美关系。本研究从共赢主义的概念、内涵、价值、特征等,分析共赢主义的历史与现实渊源,探讨共赢主义的影响与世界意义,研究中国以共赢主义来推进中美关系发展的举措和可能路径。在理论分析中,本文选取结构现实主义、自由制度主义、身份建构主义三种主流理论范式,简要分析其所包含的共赢主义要素及不足之处,无法达到时代发展要求的普惠共赢,也难以指导国际社会合作共赢的实践。本文认为,当前随着时代发展和国际格局的深刻变化,西方传统国际关系理论难以适应现实发展要求,国际社会需要共赢主义来推动建构新型国际关系。本研究认为,国家发展不平衡的绝对规律和国际合作中的权力配置,既是推进共赢主义的逻辑起点,也是实现共赢主义的主要障碍性因素,未来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应当要能够促进各国普遍意义上的合作与共赢。中国古代的共赢主义思想,主要体现在“仁爱、和谐、共享”三者的统一体之中。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始终是双边和多边交往中的共赢主义倡导者、践行者和引领者,为世界和平发展与进步繁荣做出重要贡献。新中国建国以来,中美关系大致经历了五个发展阶段:从1949年到1971年为敌对期,从1972年到1978年为波动期,从1979年到1988年为蜜月期,从1989年到2016年为竞合期,从2017年到当前为对手期。从历史经验来看,中美两国两个大国之间的关系明显呈现出“斗则两伤”与“和则两利”的历史定论。当下的世界,是一个全球化、一体化、多元化的世界,也是一个综合国力为上、科技为王、大国竞争复杂的世界。逆全球化、恐怖主义、气候变化和人工智能,这四大全球治理难题,对中美两国来说是加强和改进双边关系的重要契机。但是美国出于维护全球霸权的目的,难以避免地想着遏制中国“国力”与“国势”崛起,不时在贸易、台湾、南海、人权、汇率、知识产权等问题上,对中国进行各种牵制。与此同时,中美两国作为意识形态截然不同的代表性大国,都不可能放弃自己坚守的意识形态阵地,这就不可避免地形成了某种对抗态势,并且影响到两国外交关系与其他领域。历史地看,中美关系未来发展不大可能形成全面对抗与冲突的敌人关系,但可能呈会形成对手关系、并行关系、伙伴关系、朋友关系、敌人关系中的其中一种,或以其中的一种为主要特征的关系。特朗普总统上台后,把中美关系定义为战略对手关系,在中美关系上产生了重要影响,不过中美关系尚并没有因此失控,仍然主要呈现出竞争中有合作、合作中有竞争、合作大于竞争的态势,但竞争趋势增长明显,尤其是美国以贸易为名,妄图以国家名义来打压中国高科技公司,试图继续保持技术领先优势。基于两国对抗与冲突的代价太大,又同时面临共同的全球问题挑战,因此以共赢主义为关系理念和价值原则的合作共赢关系,应当成为今后两国关系的一种共同的价值体系与共同的文化信仰,形成牢不可破又双方都得益的利益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在分析及预测中美关系时,应当正视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这是古希腊以来国际关系中经常出现的状况,对于中国整体实力日益接近美国并有超越美国之势,中美两国及世界其他国家都担忧中美能否会绕过或超越这个古老陷阱。本文经过分析与论证,认为中美超越“修昔底德陷阱”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必须超越,不然,将给两国和世界带来巨大危害甚至是毁灭性影响。那么,破解的办法就是坚持共赢主义,正确认知并且理性面对,而不是回避,具体的超越办法是解构中美之间的三大结构性矛盾,分别是国际体系权力结构矛盾、地缘政治结构性矛盾、发展道路及政治制度的（意识形态）结构性矛盾。对于中美关系的未来发展,本文提出了三方面主要政策建议。其一是完善全球治理,扩大经贸合作;其二是坚持共同安全,促进聚同化异;其三是扩大人文交流,夯实民意基础;其四是坚持共赢主义,促进共同发展。同时,对于中国来说,美国是老牌的西方帝国主义国家,难以主动放弃全球霸权地位,也难以心甘情愿地与中国发展以“共赢主义”为合作原则的双边关系,因此,中国要在维护自身正当权益和发展利益的同时,在合作中不能放弃斗争准备,以斗争求合作,才能更好地坚持与发展“共赢主义”,才能推动建构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
二、布什发表讲话宣布自己当选下届美国总统(节选)（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布什发表讲话宣布自己当选下届美国总统(节选)（论文提纲范文）
（1）戈尔巴乔夫回忆录-《风云变幻的世界》（节选）翻译报告（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Аннотация |
| 前言 |
| 第一章 《风云变幻的世界》(节选)翻译过程描述 |
| 1.1 译前准备 |
| 1.2 翻译过程 |
| 1.3 译后审校 |
| 第二章 文本语言特点 |
| 2.1 词汇特点 |
| 2.1.1 副动词的使用 |
| 2.1.2 形动词的使用 |
| 2.1.3 专有名词的使用 |
| 2.2 句子特点 |
| 2.2.1 说明从句的使用 |
| 2.2.2 限定从句的使用 |
| 第三章 翻译案例分析 |
| 3.1 翻译方法和策略分析 |
| 3.1.1 转换引申 |
| 3.1.2 归化策略 |
| 3.2 案例分析 |
| 3.2.1 词义的选择 |
| 3.2.2 四字结构的使用 |
| 3.2.3 被动句的翻译 |
| 3.2.4 带который定语从句的翻译 |
| 第四章 翻译实践总结 |
| 4.1 翻译心得 |
| 4.2 翻译中获得的经验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原文/译文 |
（2）“九二共识”以来中国共产党反“台独”工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创新与不足 |
| 1.4.1 研究创新 |
| 1.4.2 研究不足 |
| 第二章 “台独”问题的相关概述 |
| 2.1 “台独”的产生及发展 |
| 2.1.1 “台独”产生的社会历史因素 |
| 2.1.2 早期“台独”活动的海外萌芽 |
| 2.1.3 岛内“台独”活动的渐趋猖獗 |
| 2.2 “台独”的基本特点 |
| 2.2.1 影响因素多元性 |
| 2.2.2 “理论”内容荒谬性 |
| 2.2.3 极具高度敏感性 |
| 2.3 “台独”的危害 |
| 2.3.1 危害台湾同胞福祉 |
| 2.3.2 损害中国核心利益 |
| 2.3.3 阻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
| 第三章 “九二共识”以来中国共产党反“台独”工作的依据和基础. |
| 3.1 理论依据 |
| 3.1.1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国家主权的学说 |
| 3.1.2 中国共产党关于反“台独”工作的论述 |
| 3.2 法律依据 |
| 3.2.1 关于台湾法律地位的国际法依据 |
| 3.2.2 关于反“台独”工作的国内法依据 |
| 3.3 实践基础 |
| 3.3.1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的反“台独”工作 |
| 3.3.2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反“台独”工作 |
| 3.3.3 “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反“台独”工作 |
| 3.3.4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共产党的反“台独”工作 |
| 第四章 以江泽民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反“台独”工作 |
| 4.1 推动开展两岸对话谈判 |
| 4.1.1 确立“九二共识”建立互信基础 |
| 4.1.2 促成“汪辜会谈”架起沟通桥梁 |
| 4.1.3 开启政治对话遏制“台独”发展 |
| 4.2 促进两岸经贸人文交流 |
| 4.2.1 促进两岸经济贸易关系新发展 |
| 4.2.2 推动两岸人员往来和文化交流 |
| 4.3 坚决反对一切“台独”分裂活动 |
| 4.3.1 提出“八项主张”打击“台独” |
| 4.3.2 反对李登辉“台独”分裂活动 |
| 4.3.3 反对美台勾结的“台独”分裂活动 |
| 小结 |
| 第五章 以胡锦涛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反“台独”工作 |
| 5.1 反对民进党主导的“台独”分裂活动 |
| 5.1.1 反对陈水扁“台独”分裂活动 |
| 5.1.2 提出两岸关系的“四点意见” |
| 5.1.3 制定出台《反分裂国家法》 |
| 5.2 努力营造反“台独”的域外环境 |
| 5.2.1 敦促美国信守承诺反对“台独” |
| 5.2.2 争取国际社会支持反对“台独” |
| 5.3 推进两岸关系走向和平发展 |
| 5.3.1 开创两岸政党交流崭新局面 |
| 5.3.2 推动实现全面直接双向“三通” |
| 5.3.3 提出“六点意见”促进和平发展 |
| 小结 |
| 第六章 以习近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反“台独”工作 |
| 6.1 提出新理念深化两岸和平发展 |
| 6.1.1 提出“两岸一家亲”理念 |
| 6.1.2 携手共建“两岸命运共同体” |
| 6.1.3 团结台湾同胞共圆中国梦 |
| 6.2 以两岸和平发展巩固反“台独”成果 |
| 6.2.1 强调两岸基本原则共识 |
| 6.2.2 举行两岸高层领导会晤 |
| 6.2.3 推进两岸走向融合发展 |
| 6.3 坚决遏制“台独”分裂活动 |
| 6.3.1 强调“台独”分裂行径零容忍立场 |
| 6.3.2 全面封堵台湾当局所谓“国际空间” |
| 6.3.3 反对美国政府及国会的涉台行为 |
| 小结 |
| 第七章 “九二共识”以来中国共产党反“台独”工作经验与启示 |
| 7.1 “九二共识”以来中国共产党反“台独”工作的经验 |
| 7.1.1 始终坚持原则性问题不动摇 |
| 7.1.2 始终坚持反对“台独”不妥协 |
| 7.1.3 注重反“台独”工作方式方法 |
| 7.1.4 高度重视两岸人民力量作用 |
| 7.1.5 充分发挥大陆的主导性作用 |
| 7.2 “九二共识”以来中国共产党反“台独”工作的启示 |
| 7.2.1 保持大陆自身发展进步势头 |
| 7.2.2 继续巩固一个中国原则共识 |
| 7.2.3 持续深化两岸各项交流合作 |
| 7.2.4 政治措施与军事手段相结合 |
| 7.2.5 国家统一是历史发展的大势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在学成果 |
| 致谢 |
（3）关联理论视域下《火与怒：特朗普白宫内幕》（节选）翻译实践报告（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Chapter Ⅰ Introduction |
| 1.1 Background of the Project |
| 1.2 Research Significance |
| Chapter Ⅱ Research Description |
| 2.1 Long-term Preparation |
| 2.2 Short-term Preparation |
| 2.3 Revision After Translation |
| Chapter Ⅲ Theoretical Framework |
| 3.1 The Relevance Theory |
| 3.1.1 Ostensive-inferential Model in Relevance Theory |
| 3.1.2 Optimal Relevance in translation |
| 3.2 Applications of Relevance Theory in the Translation Report |
| Chapter Ⅳ Application of Relevance Theory in the Translation of an Excerpt from Fire and Fury: Inside the Trump White House |
| 4.1 Translation at Lexical Level |
| 4.2 Translation at Syntactic Level |
| 4.3 Translation at Textual Level |
| Chapter Ⅴ Conclusion |
| 5.1 Findings of the Report |
| 5.2 Limitations and Prospects |
| Bibliography |
| Appendixes |
| Appendix Ⅰ: The Original Text |
| Appendix Ⅱ: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
| Acknowledgements |
（4）二战后美国联邦教育项目管理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研究意义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研究意义 |
| 二、核心概念界定 |
| (一)教育项目 |
| (二)美国联邦教育项目 |
| (三)美国联邦教育项目管理 |
| 三、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国外研究现状综述 |
| (二)国内研究现状综述 |
| 四、主要研究内容 |
| (一)美国联邦教育项目管理演变历程的分期依据 |
| (二)各章研究内容 |
| 五、研究思路和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六、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 (一)本论文的创新点 |
| (二)本论文的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二战后联邦教育项目管理的重点创设(二战后至20 世纪60 年代初) |
| 第一节 联邦教育项目管理重点创设的奠基 |
| 一、美国建国前后联邦教育项目管理的萌芽 |
| 二、20世纪初期美国教育项目管理的雏形生成 |
| 第二节 二战后联邦教育项目管理重点创设的实践 |
| 一、退役军人教育援助项目的创设 |
| 二、国防研究奖学金项目的创设 |
| 三、国际交流与教育项目的创设 |
| 第三节 联邦教育项目管理重点创设的特点、成效及问题 |
| 一、联邦教育项目管理重点创设的特点 |
| 二、联邦教育项目管理重点创设的成效 |
| 三、联邦教育项目管理重点创设的问题 |
| 第二章 二战后联邦教育项目管理的系统整合(20 世纪60 年代中至80 年代初) |
| 第一节 联邦教育项目管理系统整合的背景 |
| 一、“民权运动”的兴起与“伟大社会”建设 |
| 二、联邦管理体制的变革 |
| 三、从联邦教育总署到联邦教育部的管理探索 |
| 第二节 联邦教育项目管理系统整合的实践 |
| 一、初中等教育法中的系列教育项目的设置与运作 |
| 二、高等教育项目管理的系列化运作 |
| 三、关注社会地位处境不利人群项目的创设 |
| 四、职业教育项目管理的调整 |
| 五、影响援助项目的创设 |
| 第三节 联邦教育项目管理系统整合的特点、成效及问题 |
| 一、联邦教育项目管理系统整合的特点 |
| 二、联邦教育项目管理系统整合的成效 |
| 三、联邦教育项目管理系统整合的问题 |
| 第三章 二战后联邦教育项目管理的体系优化(20 世纪80 年代初至20 世纪末) ·· |
| 第一节 联邦教育项目管理体系优化的背景 |
| 一、教育项目管理固有局限的逐渐显露 |
| 二、教育项目管理主体的“门户”之行 |
| 三、“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发展 |
| 第二节 联邦教育项目管理体系优化的实践 |
| 一、1981 年《综合预算调节法》对项目管理的改革 |
| 二、教育项目管理向早期教育干预层面的延伸 |
| 三、教育项目管理向优质学校示范引领层次的拓展 |
| 四、教育项目管理向职业技术教育领域的跨越 |
| 五、教育灵活性示范项目的设立 |
| 六、大学生资助项目的反复调整 |
| 第三节 联邦教育项目管理体系优化的特点、成效及问题 |
| 一、联邦教育项目管理体系优化的特点 |
| 二、联邦教育项目管理体系优化的成效 |
| 三、联邦教育项目管理体系优化的问题 |
| 第四章 二战后联邦教育项目管理的创新提升(21世纪初至今) |
| 第一节 联邦教育项目管理创新提升的背景 |
| 一、苏东剧变与世界体系的震荡 |
| 二、多极化世界格局的新挑战 |
| 三、教育升级创新的新需要 |
| 第二节 联邦政府教育项目管理创新提升的实践 |
| 一、联邦教育项目管理战略的升级与落实 |
| 二、强化联邦对教育项目管理体制的操控 |
| 三、项目引导各地构建STEM学习生态系统 |
| 四、“十万强”系列国际教育交流项目的全球覆盖 |
| 第三节 联邦教育项目管理创新提升的特点、成效及问题 |
| 一、联邦教育项目管理创新提升的特点 |
| 二、联邦教育项目管理创新提升的成效 |
| 三、联邦教育项目管理创新提升的问题 |
| 结语 美国联邦教育项目管理的启示 |
| 一、深深地植根于美国教育社会生态的文化土壤 |
| 二、联邦运作的法制化为教育项目管理提供合法性权威 |
| 三、各级政府、社会团体和社会全员主体的能动参与和干预 |
| 四、结构清晰精细的教育项目科学设计 |
| 五、联邦教育项目管理的不断探索、创新与提升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5）韩朝首脑会晤影响因素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由来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实践意义 |
| 1.3 文献述评 |
| 1.3.1 关于首脑外交的文献 |
| 1.3.2 关于韩朝首脑外交的文献 |
| 1.4 研究方法 |
| 1.5 主要内容与章节安排 |
| 第二章 原理根基与分析框架 |
| 2.1 原理根基 |
| 2.1.1 外交政策分析理论 |
| 2.1.2 传统首脑外交的分析框架 |
| 2.2 韩朝首脑外交的案例特殊性(一) |
| 2.2.1 冷战的遗产 |
| 2.2.2 美对朝制裁与接触的悖论 |
| 2.2.3 韩国国内政治生态 |
| 2.2.4 朝鲜国内政治生态 |
| 2.3 韩朝首脑外交的案例特殊性(二) |
| 2.3.1 基于军事对立程度的分类 |
| 2.3.2 韩朝的军事对立程度 |
| 2.4 韩朝首脑外交的分析框架 |
| 第三章 韩朝决定召开首脑会晤的案例分析 |
| 3.1 金泳三时期的首脑外交(1993.02.25~1998.02.24) |
| 3.1.1 韩国因素 |
| 3.1.2 朝鲜因素 |
| 3.1.3 外部因素:美国 |
| 3.1.4 沟通渠道开启:吉米·卡特 |
| 3.1.5 预备性会谈 |
| 3.2 金大中时期的首脑外交(1998.02.25~2003.02.24) |
| 3.2.1 韩国因素 |
| 3.2.2 朝鲜因素 |
| 3.2.3 外部因素:美国 |
| 3.2.4 沟通渠道开启:中国渠道 |
| 3.2.5 预备性会谈 |
| 3.2.6 首脑会晤成果 |
| 3.3 卢武铉时期的首脑外交(2003.02.25~2008.02.24) |
| 3.3.1 韩国因素 |
| 3.3.2 朝鲜因素 |
| 3.3.3 外部因素:美国 |
| 3.3.4 沟通渠道开启:六方会谈 |
| 3.3.5 预备性会谈 |
| 3.3.6 首脑会晤成果 |
| 3.4 文在寅时期的首脑外交(2017.05.10~) |
| 3.4.1 韩国因素 |
| 3.4.2 朝鲜因素 |
| 3.4.3 外部因素:美国 |
| 3.4.4 沟通渠道开启:平昌冬奥会 |
| 3.4.5 预备性会谈 |
| 3.4.6 2018年第一次首脑会晤成果 |
| 3.4.7 2018年第二次首脑会晤成果 |
| 3.4.8 2018年第三次首脑会晤成果 |
| 第四章 韩朝未能决定召开首脑会晤的案例分析 |
| 4.1 全斗焕时期的首脑外交(1980.08.27~1988.02.24) |
| 4.1.1 韩国因素 |
| 4.1.2 朝鲜因素 |
| 4.1.3 外部因素:美国 |
| 4.1.4 沟通渠道开启:朝鲜的人道主义援助 |
| 4.1.5 预备性会谈 |
| 4.2 卢泰愚时期的首脑外交(1988.02.25~1993.02.24) |
| 4.2.1 韩国因素 |
| 4.2.2 朝鲜因素 |
| 4.2.3 外部因素:美国 |
| 4.2.4 沟通渠道开启 |
| 4.2.5 预备性会谈 |
| 4.3 李明博、朴槿惠时期的首脑外交(2008.02.25~2013.02.24、2013.02.25~2017.03.10) |
| 4.3.1 韩国因素 |
| 4.3.2 朝鲜因素 |
| 4.3.3 外部因素:美国 |
| 第五章 研究总结与结论 |
| 5.1 基于军事对立程度的外交环境分类 |
| 5.1.1 极端军事对立环境 |
| 5.1.2 一般军事对立环境 |
| 5.2 一般军事对立环境下的韩朝首脑外交 |
| 5.2.1 韩国因素 |
| 5.2.2 朝鲜因素 |
| 5.2.3 美国的对朝政策 |
| 5.2.4 沟通渠道开启 |
| 5.2.5 预备性会谈 |
| 5.2.6 首脑会晤成果 |
| 5.3 结论 |
| 5.3.1 韩朝决定召开首脑会晤的影响因素 |
| 5.3.2 韩朝决定召开首脑会晤的的决定性因素 |
| 5.3.3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已发表或录用的论文 |
（6）政治语言学视域下俄罗斯国家领导人政治演讲文本的互文性研究（2000-2018）（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目标 |
| 1.4 论文结构 |
| 第二章 研究历史与现状 |
| 2.1 政治语言学与概念体系 |
| 2.2 互文性研究综述 |
| 2.2.1 互文性理论相关概念的界定 |
| 2.2.2 西方的互文性研究 |
| 2.2.3 俄罗斯的互文性研究 |
| 2.2.4 中国的互文性研究 |
| 2.3 作为政治文本的政治演讲文本研究综述 |
| 2.3.1 政治演讲文本相关概念的界定 |
| 2.3.2 西方的政治演讲文本研究 |
| 2.3.3 中国的政治演讲文本研究 |
| 2.4 以往研究的不足与本研究的切入点 |
| 2.5 小结 |
| 第三章 理论基础 |
| 3.1 政治语言学——政治文本互文性研究的理论基础 |
| 3.2 批评话语分析与互文性 |
| 3.3 互文性理论 |
| 3.3.1 互文性理论的来源 |
| 3.3.2 互文性的研究向度 |
| 3.3.3 互文性的分类 |
| 3.3.4 互文格 |
| 3.4 小结 |
| 第四章 研究设计 |
| 4.1 研究问题 |
| 4.2 研究方法 |
| 4.3 语料库的建设与标注 |
| 4.4 分析框架 |
| 4.5 小结 |
| 第五章 俄罗斯领导人政治演讲文本互文性的源文本特征 |
| 5.1 源文本分类观 |
| 5.2 普京政治演讲文本互文性的源文本特征 |
| 5.3 梅德韦杰夫政治演讲文本互文性的源文本特征 |
| 5.4 小结 |
| 第六章 俄罗斯领导人政治演讲文本的互文格特征 |
| 6.1 俄罗斯领导人政治演讲文本中的互文格——引文 |
| 6.1.1 普京政治演讲文本中的引文 |
| 6.1.2 梅德韦杰夫政治演讲文本中的引文 |
| 6.2 俄罗斯领导人政治演讲文本中的互文格——先例名 |
| 6.2.1 普京政治演讲文本中作为互文格的先例名 |
| 6.2.2 梅德韦杰夫政治演讲文本中作为互文格的先例名 |
| 6.3 俄罗斯领导人政治演讲文本中的互文格——先例语句 |
| 6.3.1 普京政治演讲文本中作为互文格的先例语句 |
| 6.3.2 梅德韦杰夫政治演讲文本中作为互文格的先例语句 |
| 6.4 俄罗斯领导人政治演讲文本中的互文格——先例文本 |
| 6.4.1 普京政治演讲文本中作为互文格的先例文本 |
| 6.4.2 梅德韦杰夫政治演讲文本中作为互文格的先例文本 |
| 6.5 俄罗斯领导人政治演讲文本中的互文格——先例情境 |
| 6.5.1 普京政治演讲文本中作为互文格的先例情境 |
| 6.5.2 梅德韦杰夫政治演讲文本中作为互文格的先例情境 |
| 6.5.3 伟大卫国战争先例情境的语言形式 |
| 6.6 普京与梅德韦杰夫政治演讲文本互文格的差异与原因 |
| 6.7 小结 |
| 第七章 俄罗斯领导人政治演讲文本互文性与语言个性 |
| 7.1 俄罗斯领导人的互文本库与语言个性 |
| 7.1.1 互文本库的定义 |
| 7.1.2 俄罗斯领导人的互文本库与语言个性认知层 |
| 7.1.3 普京与梅德韦杰夫的组合共治与意见分歧 |
| 7.2 俄罗斯领导人的互文能力与语言个性 |
| 7.2.1 互文能力的定义 |
| 7.2.2 俄罗斯领导人的互文能力与语言个性语用层 |
| 7.3 互文性的功能 |
| 7.4 小结 |
| 第八章 结论 |
| 8.1 本研究的结论 |
| 8.2 本研究的价值 |
| 8.3 本研究的局限与对未来的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读期间论文发表成果 |
（7）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种族政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由 |
| 第二节 相关研究综述与检讨 |
| 一、个人导向的族际关系理论 |
| 二、群体导向的族际关系理论 |
| 第三节 主要观点、研究框架与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相关概念阐述 |
| 第一节 种族主义 |
| 一、老式种族主义与现代种族主义 |
| 二、测量种族主义的方法 |
| 第二节 种族中立原则 |
| 第三节 政党选择 |
| 第四节 政党重组 |
| 第五节 白人身份政治 |
| 第三章 当代美国种族政治的形成期 |
| 第一节 民主党的分裂与民权运动 |
| 一、民主党的分裂 |
| 二、民权运动 |
| 第二节 华莱士与种族隐语 |
| 一、华莱士的崛起 |
| 二、种族隐语的出现 |
| 第三节 戈德华特与1964年大选 |
| 一、戈德华特的保守主义 |
| 二、1964年大选的种族政治 |
| 第四节 尼克松与南部战略 |
| 一、尼克松的种族“狗哨”政治 |
| 二、南部战略 |
| 第四章 当代美国种族政治的成熟期 |
| 第一节 里根时期的种族政治 |
| 一、里根对种族政治的发展 |
| 二、里根对福利国家的攻击 |
| 三、里根对肯定性行动的攻击 |
| 第二节 1988年大选的种族政治 |
| 一、共和党的“狗哨”策略 |
| 二、民主党的回应 |
| 第三节 克林顿时期的“狗哨”政治 |
| 一、克林顿对共和党的效仿 |
| 二、克林顿政府的遗产 |
| 第五章 当代美国种族政治的兴盛期 |
| 第一节 小布什时期的种族政治 |
| 一、小布什的保守主义 |
| 二、小布什政府对种族政治的拓展 |
| 第二节 奥巴马时期的种族政治 |
| 一、奥巴马对保守主义的妥协 |
| 二、奥巴马的“后种族主义” |
| 第三节 2012年大选的种族政治 |
| 一、罗姆尼对“狗哨”策略的运用 |
| 二、保罗·莱恩的保守主义 |
| 第四节 2016年大选至今的种族政治 |
| 一、2016年大选的种族政治 |
| 二、特朗普上任后的美国种族政治 |
| 第六章 结论 |
| 中外文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学术成果情况 |
（8）韩国的对华政策研究2008-2018（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缘起 |
| (一) 问题的提出 |
| (二) 选题的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三、研究方法 |
| 四、研究框架 |
| 五、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韩国对华政策的背景 |
| 第一节 韩国对华政策的“反事大主义”思维 |
| 一、韩国“事大主义”的历史传统 |
| 二、韩国“反事大主义”思维的产生 |
| 三、韩国“反事大主义”思维的原因 |
| 第二节 韩国保守-进步阵营的对华政策偏好 |
| 一、韩国政坛保守-进步阵营的分野 |
| 二、韩国保守阵营的对华政策偏好 |
| 三、韩国进步阵营的对华政策偏好 |
| 第三节 韩国对华政策的环境 |
| 一、中美关系竞争性因素的增加 |
| 二、朝鲜半岛对峙格局的持续 |
| 三、韩国经济对华依赖的加强 |
| 小结 |
| 第二章 韩国对华政策的目标与基础 |
| 第一节 韩国对华政策的目标 |
| 一、维持中美在东北亚的均衡格局 |
| 二、朝鲜半岛事务中的借重与防范 |
| 三、促进经济发展与提防过度依赖 |
| 第二节 韩国对华政策的基础 |
| 一、不断巩固的美韩同盟 |
| 二、较为发达的经济实力 |
| 三、积极宣传的文化亲和力 |
| 小结 |
| 第三章 韩国对华政策的演变历程 |
| 第一节 李明博政府的对华政策 |
| 一、经贸为主轴提升中韩关系 |
| 二、多方努力分散对华经济依赖 |
| 三、“天安舰事件”后的对华政策调整 |
| 第二节 朴槿惠政府的对华政策 |
| 一、提升对华外交地位 |
| 二、积极开展信任外交 |
| 三、“萨德”问题与对华外交转向 |
| 第三节 文在寅政府的对华政策 |
| 一、努力重建中韩互信 |
| 二、继续推进中美平衡 |
| 三、试图降低对华依赖 |
| 小结 |
| 第四章 韩国对华政策的评估 |
| 第一节 韩国对华政策的部门倾向 |
| 一、韩国行政部门的对华政策倾向 |
| 二、韩国国会的对华政策倾向 |
| 三、韩国军方的对华政策倾向 |
| 第二节 韩国对华政策的实施效果 |
| 一、在中美间平衡的得失 |
| 二、朝鲜半岛局势的损益 |
| 三、对华经济合作的收获 |
| 第三节 韩国对华政策的现实困境 |
| 一、中美竞争加剧导致回旋余地缩小 |
| 二、朝鲜事务中对华借力与防范的矛盾 |
| 三、对中国崛起“搭车”与“避险”的权衡 |
| 小结 |
| 第五章 韩国对华政策的展望 |
| 第一节 韩国对华政策的影响要素 |
| 一、美韩同盟的限制 |
| 二、朝韩关系的影响 |
| 三、国内政治的作用 |
| 四、经济依赖的效应 |
| 第二节 韩国对华政策的前景 |
| 一、地区事务上借力与防范的继续 |
| 二、经济事务上合作大于竞争 |
| 三、安全事务上难以突破瓶颈 |
| 第三节 韩国对华政策的启示 |
| 一、对韩政策定位需要更加现实化 |
| 二、对韩政策内容需要更加丰富化 |
| 三、对韩政策操作需要更加精细化 |
| 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成果 |
| 后记 |
（9）概念隐喻的翻译：《是的，我们（仍然）可以》（节选）翻译报告（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Chapter One Task Description |
| 1.1 Introduction to the Author |
| 1.2 Introduction to the Source Text |
| 1.3 Stylistic Features of the Book |
| 1.4 Significance of the Report |
| 1.5 The Organization of the Report |
| Chapter Two Process Description |
| 2.1 Preparation before Translation |
| 2.2 While-translating |
| 2.3 Proofreading after Translation |
| Chapter Three Theoretical Framework |
| 3.1 Previous Studies on Metaphor |
| 3.2 Conceptual Metaphor |
| 3.3 Metaphor and Translation |
| Chapter Four Case Study |
| 4.1 Translation of Structural Metaphor |
| 4.2 Translation of Orientational Metaphor |
| 4.3 Translation of Ontological Metaphor |
| 4.4 Methods of Translating Conceptual Metaphor |
| Chapter Five Conclusion |
| 5.1 Findings |
| 5.2 Limitations |
| Bibliography |
| Acknowledgements |
| Appendix |
（10）共赢主义视域下的中美关系（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与研究意义 |
| 一、研究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分析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不足之处 |
| 第三节 创新点与难点及研究方法 |
| 一、创新点 |
| 二、研究难点 |
| 三、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基本思路和结构安排 |
| 第一章 共赢主义的概念内涵与理论分析 |
| 第一节 国际合作的共赢性分析 |
| 第二节 共赢主义的概念与内涵 |
| 第三节 三种理论范式与共赢主义的关系解析 |
| 一、结构现实主义与共赢主义 |
| 二、自由制度主义与共赢主义 |
| 三、身份认知理论与共赢主义 |
| 第四节 为何提出共赢主义 |
| 一、国家不平衡发展的客观性 |
| 二、国际合作中的权力配置 |
| 三、国际合作的“变”与“不变” |
| 第五节 共赢主义的推进路径 |
| 一、身份互认 |
| 二、权益分享 |
| 三、合作竞争 |
| 第六节 中国是共赢主义的践行者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中美关系回顾与现状 |
| 第一节 中美关系发展回顾 |
| 一、敌对期(1949-1971) |
| 二、缓和期(1972-1978) |
| 三、蜜月期(1979-1988) |
| 四、竞合期(1989-2016) |
| 五、对手期(2017-当前) |
| 第二节 中美发展现状及发展潜力分析 |
| 一、经济实力及潜力对比 |
| 二、经济发展潜力 |
| 三、科教实力对比 |
| 四、军事实力对比 |
| 五、软实力对比 |
| 第三节 中美需要发展合作共赢关系 |
| 一、全球治理责任所在 |
| 二、国际公共产品保障 |
| 三、中美在同一条船上 |
| 四、中美合作共赢的现实案例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中美建构合作共赢关系的机遇 |
| 第一节 时代趋势与世界和平发展的客观要求 |
| 一、人类社会发展的三大规律 |
| 二、中美合作的三大时代要求 |
| 第二节 斗则两伤与和则两利的客观现实 |
| 一、斗则两伤 |
| 二、和则两利 |
| 第三节 全球治理难题需要中美合作应对 |
| 一、逆全球化 |
| 二、恐怖主义 |
| 三、气候变化 |
| 四、人工智能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中美建构合作共赢关系的挑战 |
| 第一节 美国遏制中国的主要途径 |
| 一、经贸领域 |
| 二、敏感问题 |
| 三、话语权牌 |
| 四、联盟体系 |
| 五、强势军力 |
| 第二节 中美难以弥合的意识形态鸿沟 |
| 一、中美意识形态鸿沟及外交政策差异 |
| 二、全球化背景下美国对华意识形态政策 |
| 三、中美都难以放弃意识形态阵地 |
| 第三节 从“国力”到“国势”的竞争 |
| 一、美国“国力”与“国势”的相对下降 |
| 二、中国“国力”与“国势”的持续上扬 |
| 三、世界对中美国力与国势走势的态度与政策 |
| 第四节 中美关系发展的五种可能前景 |
| 一、中美或是对手关系 |
| 二、中美或是并行关系 |
| 三、中美或是伙伴关系 |
| 四、中美或是朋友关系 |
| 五、中美或是敌对关系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中美推进共赢主义的战略选择 |
| 第一节 规避并超越“修昔底德陷阱” |
| 一、“修昔底德陷阱”的概念解读 |
| 二、中国政治文化传统与外交战略 |
| 三、超越“修昔底德陷阱” |
| 第二节 与时俱进地解构中美结构性矛盾 |
| 一、解构国际体系权力结构矛盾 |
| 二、解构地缘政治结构矛盾 |
| 三、解构发展道路与国内政治制度的结构性矛盾 |
| 第三节 持续建构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 |
| 一、完善全球治理,扩大经贸合作 |
| 二、坚持共同安全,促进聚同化异 |
| 三、扩大人文交流,夯实民意基础 |
| 四、坚持共赢主义,促进共同发展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发表研究论文 |
四、布什发表讲话宣布自己当选下届美国总统(节选)（论文参考文献）
- [1]戈尔巴乔夫回忆录-《风云变幻的世界》（节选）翻译报告[D]. 吕宇同. 黑龙江大学, 2021(09)
- [2]“九二共识”以来中国共产党反“台独”工作研究[D]. 王梦. 吉林大学, 2020(01)
- [3]关联理论视域下《火与怒：特朗普白宫内幕》（节选）翻译实践报告[D]. 张瀚琳. 北京邮电大学, 2020(05)
- [4]二战后美国联邦教育项目管理发展研究[D]. 刘亮亮. 河北大学, 2020(08)
- [5]韩朝首脑会晤影响因素研究[D]. JOUNGSOUNG KIM. 上海交通大学, 2020(02)
- [6]政治语言学视域下俄罗斯国家领导人政治演讲文本的互文性研究（2000-2018）[D]. 王钦懿. 大连外国语大学, 2020(09)
- [7]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种族政治研究[D]. 陈迹.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20(12)
- [8]韩国的对华政策研究2008-2018[D]. 谢斌. 吉林大学, 2019(02)
- [9]概念隐喻的翻译：《是的，我们（仍然）可以》（节选）翻译报告[D]. 张馨予. 暨南大学, 2019(02)
- [10]共赢主义视域下的中美关系[D]. 谢剑南.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