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人如何成为百万富翁

一、普通人怎样才能成为百万富翁（论文文献综述）

李小刚^[1]（2020）在《尤金·奥尼尔戏剧在现当代中国的接受和影响》文中研究指明尤金·奥尼尔（Eugene O’Neill,1888-1953）是20世纪美国首屈一指的表现主义戏剧巨匠、民族戏剧的奠基人和世界文学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作为一名多产的剧作家,他在近40年的戏剧创作生涯中,撰写了50余部剧作、大量的戏剧理论和诗歌作品,一生荣获四次普利策戏剧奖,并于1936年荣膺诺贝尔文学奖,成为第一位也是迄今为止唯一获此殊荣的美国剧作家。他与阿瑟·米勒（Arthur Miller,1915-2005）、田纳西·威廉斯（Tennessee Williams,1911-1983）一起被誉为20世纪美国最优秀的三大剧作家;评论界称他们三人“共同将美国戏剧的重要性扩展到本国以外的天地,同时也为世界各地的当代剧作家提供了戏剧成就的标准。”[1]奥尼尔对于中国戏剧的影响也是毋庸置疑的,他直接推动了中国戏剧的现代性转型;20世纪30年代他对中国戏剧的影响集中体现为对洪深和曹禺两位大师戏剧创作的影响,80年代则主要表现为对中国“探索派”剧作家和导演的影响。因此,在当前中西跨文化戏剧交流语境下,对奥尼尔戏剧在中国的接受、影响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是极为必要的。本文试图从比较文学接受理论视角出发,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采用比较文学“影响研究”的方法,对奥尼尔戏剧在中国的译介、研究、演出和影响的状况进行系统梳理和概括,重点探讨奥尼尔的《早餐之前》《天边外》《安娜·克里斯蒂》《榆树下的欲望》《进入黑夜的漫长旅程》以及《琼斯皇》《毛猿》《奇异的插曲》《上帝的儿女都有翅膀》等表现主义剧作在中国的接受和影响,以完整勾勒奥尼尔及其戏剧在中国升降起伏的接受轨迹曲线,展现奥尼尔及其戏剧在中国接受、影响的全景式图景。全文分为五章,分别阐述奥尼尔其人其作、奥尼尔戏剧在中国的译介、研究、演出等接受情况,以及奥尼尔戏剧对当代中国戏剧产生的巨大影响。第一章从比较文学流传学的角度研究“放送者”奥尼尔及其戏剧创作历程。奥尼尔作为表现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家,由于其爱尔兰裔美国人的身份,无法真正融入美国社会文化当中,永远是一个游走于美国社会边缘的“他者”、忧郁的悲剧作家;他的戏剧创作经历了三个不同阶段;在创作中他充分吸收古代先贤哲思的营养,继承前辈的文学遗产和戏剧传统,在戏剧创作实践中充分运用表现主义戏剧手段来挖掘、表现人物心灵深处的思想、情绪和意念,凸显出人物内心世界表现上的巨大张力。第二章从译介学角度出发,对奥尼尔戏剧在中国的译介进行研究。奥尼尔戏剧的中国译介主要划分为四个阶段:20年代译介的序幕、30年代的第一次译介热潮及蓬勃发展阶段、40至70年代译介的低谷期、新时期以来奥剧译介第二次高潮及多元发展阶段。同时,本文对奥尼尔同一源语剧作、风格迥异的中译版本进行比照,以考察译者们所采用的殊异的翻译策略;阐明两次“奥尼尔热”期间,翻译界对于奥剧的翻译是以戏剧文学而非舞台演出为导向,其宗旨是仅将翻译的戏剧文本当作文学作品来赏读,而非当作剧场文本进行舞台演出。第三章主要阐述奥尼尔及其戏剧在中国的研究情况,主要对奥剧研究形式的接受状况进行梳理总结。从历时角度考察,相似的是在30年代和80年代的两次“奥尼尔热”期间,掀起了两次奥尼尔研究热潮;从共时角度考察,1980年代以来,随着“二度西潮”的兴起和国内、国际尤金·奥尼尔学界的交流与融合日趋频仍,奥尼尔戏剧研究逐步趋于精细化、纵深化、专题化和数据化;研究视角更加宽广,研究方法日趋丰富多元,并且呈现出向跨学科、跨文化视角转变的态势。学界从多角度、运用多方法对奥尼尔及其剧作进行深度开掘和现代阐发,标志着中国的奥尼尔戏剧研究进入一个更为宽广的领域。第四章集中阐释奥剧在中国的搬演情况,主要从演出概况、导演构思及舞台呈现三个维度出发,重点考察新时期以来奥剧如《榆树下的欲望》和《安娜·克里斯蒂》的话剧改编演出和戏曲移植性改编演出概况;同时观照奥尼尔其它经典剧作《早餐之前》《天边外》近年来在中国的演出情况,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展现奥尼尔及其剧作在中国的受欢迎程度和舞台接受状况。第五章深入探讨奥尼尔戏剧对当代中国戏剧的影响。奥剧的译介、研究和舞台搬演呈现出的是奥尼尔戏剧在中国的整体接受状况,那么在此接受的基础上,奥尼尔戏剧必然会对中国戏剧尤其是对中国戏剧的现代性转型产生深远的影响。80年代是中国戏剧现代性转型再度勃兴的关键期,这一时期奥尼尔戏剧对当代中国戏剧的影响具体体现为对“探索派”剧作家李龙云和李杰戏剧创作的影响,尤为集中地体现在李龙云的《荒原与人》和李杰的《古塔街》对奥尼尔表现主义戏剧手段的创造性援用和创新性发展之上。

谢卓含^[2]（2020）在《新概念印度电影创作美学研究》文中指出自上世纪初第一部故事影片《哈利什昌德拉国王》诞生以来,以歌舞着称的印度电影已历百余年历史,并在其百余年蓬勃发展中,拥有了令人惊叹的年均产量和本土受众群体。然而到了上世纪末,许多印度电影为迎合市场及观众的口味形成了商业娱乐化的固定模式,逐渐被观众所鄙弃。为满足本土观众新的观影需求,同时在全球化的发展大势下,进一步解放民众思想也成为了印度寻求社会进步的必然之路,而印度电影作为向世界展现国家形象的窗口,其改革也势在必行。于是在近百年间所积淀的经验与外国优秀电影作品经验相结合的基础上,印度电影从其电影政策、内容创作、产业运作等多个层面进行了综合调整,革新后的印度电影我们称其为新概念印度电影。新概念印度电影自上世纪末诞生起,就为印度电影注入了新的活力,扭转了印度电影市场低迷的腐化局面,同时也迅速在国际影坛崭露头角,既获得了世界范围观众的广泛认可,为本国增添了经济利益,也重新掌握了向世界展现真实印度的话语权。新概念印度电影的成功绝非偶然,它是在吸收借鉴国内外优秀电影创作经验的基础上进行了扎实的创作美学探索的优秀成果。本文从新概念印度电影的崛起入手,以新概念印度电影的创作美学为研究对象,与印度美学思想相结合,将其创作美学概括为“和谐之美”,进而从民族与国际、古典与现代、浪漫与现实三组美学概念的对立统一中论述这种“和谐之美”的具体表现,并从内在主观文化与外部社会影响两个层面来追溯新概念印度电影美学风格形成的渊源,最后对新概念印度电影的不足之处进行反思,并阐发了新概念印度电影对我国电影发展的启示与借鉴意义。

秦晨岚^[3]（2020）在《一九四七年以来英语文学中的孟买城市形象研究》文中提出本文以跨文化视域下的孟买城市想象为切入点,从众多作品中思考孟买被赋予的现代性特征,探求孟买如何在现代与传统中求得平衡。以列斐伏尔的空间理论为主,探究孟买的城市空间。通过对文本的分析来探讨文学中的孟买的形象和特点,在大量被书写的作品中发现孟买不同的物理空间被赋予的不同含义,进而揭示在后殖民话语下第三世界城市的发展现状,形成一个系统的、有辨识度的现代城市共同体。本文以小说为主要研究对象,兼论游记、散文等。绪论部分对选题缘由和研究价值做了论述,界定了“文学中的城市”和“城市想象”的概念,梳理出了以孟买为城市背景的文学作品和国内外研究现状。第一部分从小说内部出发,用麦克·克朗的“文学景观”理论和巴什拉的《空间的诗学》来写孟买的私人空间。第二部分孟买的公共空间和半公共空间,展现在全球化的冲击下,孟买的传统文化、殖民文化以及现代文化的存在状态以及孟买对底层人民的排斥。第三部分孟买的国家权力空间。通过对孟买的权力空间和政治空间的描写来说明孟买的司法黑暗和腐败丛生的现状。第四部分总结,从跨文化的角度出发,探究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作家笔下展现出的不同孟买形象,指出多种文化混杂的城市应该建立自己独特的文化。

陈一雷^[4]（2020）在《21世纪以来好莱坞电影的空间建构研究》文中研究表明20世纪后半叶,西方批评理论界开始了“空间转向”,学者们从地理、建筑等实体空间研究拓展至文学、艺术、社会等多个学科。人们不再停留在探讨物理空间,而是将空间与社会、政治、文化、种族、性别等联系起来进行思考,空间研究成为一个跨学科和交叉学科命题。电影作为以空间建构为重要手段来反映社会现实、建构虚拟世界的艺术形式,成为空间研究的重要对象。迄今,以空间视角切入研究电影之成果不在少数,但是,将21世纪近20年好莱坞电影作为一整体,系统、全面研究的成果并不多见。为此,本论文以相关空间理论为手段,对新世纪以来,好莱坞电影中具有代表性的题材进行一个整体观照,以期揭示其空间寓意。在好莱坞电影的研究中,类型片的视角较为常见,因为它很好地兼顾了市场、受众、商业等因素,突出了好莱坞工业体系中的影片共性,但缺憾也是比较明显的,例如类型的分法缺乏严谨逻辑、类型的内涵互有渗透、跨类型和反类型等情况带来的挑战等等。而事实上,好莱坞电影的实质是“类型其表,现实其里”的,它绝不是简单的商品和艺术品,而是意识形态、商业利益、社会舆论、艺术思维的角力场。因此在本论文中,弱化类型,偏重题材,分别以“都市”、“族裔”、“战争”和“科幻”四种题材片为重点,研究好莱坞电影空间呈现方式及其背后的深刻寓意。选择这四个种类,是因为它们均具有强烈的时代特征,同时在空间表现上独具特色,展现出电影创作者对现实问题的关注,对“自我”与“他者”关系的思考。除绪论外,论文共有五章。绪论部分,对本课题的研究背景,选题缘由,研究意义进行了交代;对21世纪好莱坞四种题材电影的整体面貌进行了概述;对国内外的研究现状进行了考察,并指出其优点与不足,最后交代了论文的整体架构。第一章概述交代论文的理论框架、选择四种题材片的缘由以及章节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首先,论文阐明了论文的总体理论框架。接着,以分析西方空间批评转向入手,指出空间理论的跨学科特征,以及本论文使用的主要理论,即:借鉴了亨利·列斐伏尔和爱德华·索亚的三元辩证法,分别从第一空间（物质的和现实的）、第二空间（精神的和意识形态的）和第三空间（真实的,包容开放的）来讨论21世纪好莱坞4中题材片中的空间特征及其蕴含,同时结合电影艺术所特有的镜头空间呈现,挖掘空间艺术特色。最后,还对使用“题材”而非“类型”进行了说明,对为何选择四种题材以及四个章节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进行了阐释。第二章聚焦都市题材片,讨论都市空间中人们的生存状态及其精神面貌。本章主要以《爱乐之城》《阳光小美女》《三块广告牌》《海边的曼彻斯特》《社交网络》等为研究对象,探讨都市空间中不同阶层的生活现状及其背后的现代指向。首先,论文对“景观”一词进行了界定,通过对德波“景观社会”理论实质的讨论,揭示现代社会通过视、听、影像等景观集聚,建立起一整套消费信仰,深刻主导着人们的消费理念。然后,从都市空间、家庭空间与网络空间三个方面,讨论了上述影片空间呈现的内容与形式。最后,论文指出:电影通过对景观的巧妙编码,美化了“美国梦”神话;通过小镇底层人的遭遇,传递出空间正义缺失与人际关系异化的信息;通过都市知识精英的竞争,反映了后资本主义时代知识作为生产力,重塑社会空间。第三章以族裔题材片为中心,讨论美国边缘群体的空间诉求。本章主要以《藩篱》《月光男孩》《绿皮书》《撞车》等代表作为研究对象,讨论了21世纪美国族裔题材电影中的种族、身份、文化冲突等问题。这些电影通过白人与生存状态的再现,反映了由于白人主流文化霸权,使得有色人种个人空间受到挤压,最终导致白人与有色人种之间的对峙与冲突。通过有色人种精神空间的再现,表达了有色人种的诉求。论文认为与历史上好莱坞种族题材电影不同的是,这些新世纪电影拓展了族裔空间,使得原先被边缘化的、甚至封闭的族群空间得以打开,传递出全球化时代,人类追求和平、公正、友好相处的积极思想,彰显了积极向上的社会精神风貌。第四章以战争题材片为对象,讨论好莱坞通过本土与异域空间的建构,以揭示电影“自我”与“他者”二元对立的后殖民思维范式,同时,分析通过战争与创伤话题的讨论,影片制作者所要表现的当下诉求。本章主要以《拆弹部队》《美国狙击手》《血战钢锯岭》《逃离德黑兰》等战争影片为研究对象,讨论了这些影片所表达的意识形态、人性与道德、历史与记忆等主题。“9·11”事件后,反恐战争成为美国的中心任务。战争题材影片担负起传递美国思想、展示美国力量的任务。因而,这些影片一方面通过战场空间另类英雄形象塑形,来宣示大国力量、展示难以撼动的霸主地位,以此来抚慰“9·11”事件给美国人带来的心理创伤。另一方面则通过异国与本土空间的二元架构,凸显了美国在各方面的优势,折射出“西优东劣”的后殖民主义思维模式。但这些作品除了表现出浓郁的意识形态思想之外,也反映了诸如记忆与创伤,人性与道德,杀戮与救赎等主题。第五章集中讨论科幻题材片,以揭示影片所折射出来的人与科技如何相处的思想。本章主要以《阿凡达》《降临》《水形物语》《她》等为研究对象,讨论了现代科技如何重构了现实世界与个人空间,揭示出这些作品所表现出来的人类应如何正确对待现代科技的主题。随着后工业时代的来临,科技的高度发展,人类不断挑战自然,从而改变了世界的秩序。在带给人类生活便利的同时,也带来诸多问题。新世纪以来的科幻电影,通过狂欢化的虚拟空间建构,探讨了人与机器,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以及人工智能带来的问题,提出了人与自然,地球与外星人应和谐相处的问题,同时,也警示人们在后人类时代,人类应该理性地处理好人与机器的关系,克服享乐主义、人类中心主义等思维模式。论文从空间视角切入,通过对21世纪以来好莱坞电影中都市、族裔、战争和科幻题材电影的研究发现,上述题材的电影,空间设计独特,内蕴丰富。都市题材电影通过对都市不同景观的呈现,表达了在消费文化大潮裹挟下,现代人的精神危机和不同阶层都市人追求梦想、公平正义的美好愿望。族裔题材电影通过从对峙、敌意,走向互助、包容的族群与个人空间呈现,倡导一种理解、包容、和谐相处的积极思想。战争题材电影通过本土与异域中,“自我”与“他者”形象的呈现,一方面凸显美国人的英雄形象和霸主地位,抚慰了人们“9·11”事件精神上的创伤,另一方面则通过历史、记忆、创伤主题的展演,唤醒人们对人性与战争的反思。科幻片通过虚幻空间的塑形,揭示了当下现实社会,人类应该处理好科技与人类之间的关系,倡导人类在智能化时代理性利用科技的理念。通过对21世纪好莱坞四种题材中具有代表性的电影研究,论文的结论是:1)这些影片讨论了20与21世纪人们关注的热点话题,打上了“后”时代特征的烙印,带有“后大都市”、“后工业”、“后殖民”与“后人类”等批评理论的诸多色彩;2)这四类题材片中,空间既是讨论社会诸多问题的媒介,同时也是影片表现的对象,透过空间既可以窥见美国社会万象,也能领略新世纪好莱坞电影的艺术魅力。进入21世纪,人类面临原来越多的问题,战争、瘟疫、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人工智能带来的挑战等等,相信本研究能为解决当今世界不同社会中的存在问题带来一定启发。21世纪以来,好莱坞优秀影片迭出,但因篇幅所限,另一些题材的优秀影片未能纳入研究,希望在未来的研究中进一步进行。

武琦^[5]（2019）在《近十年在中国公映的印度电影叙事特征研究》文中认为近十年（2009——2018年）在中国公映的印度电影引发广泛关注并收获好评,起到了既娱乐观众又塑造国家形象的作用。产生这一变化的关键原因之一是印度电影对叙事方式的成功突破。本研究主要采用文本分析法和比较研究法,以近十年在中国公映的八部印度电影为文本,对其展开对比分析,重点探索近十年印度电影的具体叙事特征和叙事作用,目的是在全球迈入文化外交的今天对我国电影叙事起到借鉴作用。本文通过研究得出:电影是有叙事话语机制的,一方面是被讲述的世界,另一方面是真实的创作者和创作意图。当叙事突出被讲述的世界,它就趋向故事这一极;当叙事突出讲述的机制,它就趋向话语这一极。近十年印度电影的创作者通过主题表达、人物书写、情节叙述、视听语言等方面的一些设计,让观众沉浸于精彩故事中的同时,在一定程度上起到推广印度文化、塑造良好的印度国家形象、提升印度国际话语权的作用。

张宪军^[6]（2019）在《美国书写 ——索尔·贝娄文学创作的“美国性”研究》文中提出作为一个出身于犹太移民家庭的知识分子,索尔·贝娄博览群书,具有丰富的历史、哲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知识,将文学艺术与社会直接联系起来,面对战后社会问题迭出、精神危机不断的美国社会,小说家索尔·贝娄感时伤事,以“社会的历史学家”的手笔勾勒出了一副现代美国社会生活的真实画卷。在评论家和记者每每强调他的犹太作家身份时,他曾经予以反驳说:“我写的是美国”。对于他的这种说法,许多人认为他是像绝大多数想要融入美国主流社会的犹太人一样,很介意自己的犹太人身份,所以一些有着逆反心理的研究者更是将大量的精力投入到了贝娄的民族性即犹太性的研究上,但贝娄说的没错,他确实写的是美国,虽然他作品中许多人是犹太人,但他们都生活在美国,美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无时无刻地不在影响着他们,一些社会现象的出现不可能脱离了美国这个大环境,另外,贝娄的作品中的人物还有许多不是犹太人,他不像辛格和马拉默德那样有着狭隘的民族性。他的目光始终关注的是美国的现实生活,他的作品可以说是从二十世纪20年代到世纪末的美国社会发展史。因此,十分有必要对其创作的“美国性”进行研究。贝娄文学创作的“美国性”是一种相对的美国性,它不同于那种广义的美国性,是相对他创作的“犹太性”相对而言的（他文学作品中具有犹太因素是毋庸置疑的）。虽然诸多的文学史着作都将其文学创作归入“美国犹太文学”,但“美国犹太文学”是一个十分含混的概念,因为“美国犹太文学”并不是一个创作流派或者是一种文学运动,美国犹太作家在创作思潮、题材内容、内涵倾向、艺术趣味和审美方式上确实没有形成一种统一的文学特征。如果说“美国犹太文学”概念的界定主要建基于犹太作家的出身背景及其对犹太生活的某种运用和表现的话,那么犹太作家除了具有相同的犹太出身背景外,在对犹太素材的具体运用以及对犹太传统的价值观念等方面均表现出极大的差异,贝娄之所以公开反对将自己归纳入“犹太作家”行列中,就是因为他认为自己首先是一个美国人,身为一个美国公民,深受美国传统文化和思想潮流的影响,善于从美国的角度去观察社会和生活,因此,美国的社会生活成为他创作中取材的来源。贝娄创作的所体现的“美国性”特征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首先,他笔下的主人公虽然多为犹太人,但作者通过他们故事的书写所呈现的主要是普通美国市民的生活、知识分子的生活,而不像其他犹太作家那样,仅仅关注作为少数族裔的犹太人的境遇与精神状况。其次,贝娄通过他的作品展现了美国广阔的社会历史画卷,从美国的经济的变迁（二十世纪20年代末的大萧条,30年代“罗斯福新政”在挽救经济危机上所做的诸多努力,40年代经济逐渐稳定,50年代进入“丰裕社会”,以及后来逐步发展到后工业时期、后现代消费社会）到美国政治的变迁（二三十年代思想领域的宽松,美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二战后的冷战,民主的异化,超级大国的核竞赛,美国陷入越南战争的泥潭,60年代的学生造反,美国开展太空开发和星球大战计划等等）,以及美国城市的变迁（二十世纪20年代的美国虽然已经实现了城市化,但在此后的岁月中,美国的城市仍处于不断发展的过程中,贝娄不仅写出了此后的发展情况,还在作品中通过人物的处境与思考回溯了此前的情况,特别是芝加哥城市的整个发展历程）,都远远超出了某个特定族裔的狭窄视野。其三,贝娄作品中更多体现的是美国式的理想和价值观:贝娄认为“美国梦”的核心在于平民理想主义,知识分子对于美国“自由、平等、正义、民主、富裕”思想的扞卫,以及体现在每个个体的言行中的个人主义与实用主义。而犹太民族的宗教信念和道德理想在现实面前往往无能为力,因而常常是他作品中加以反思的对象,而不是像其他犹太作家那样作为坚守的立场与维护的信条。本论文的研究目标在于通过索尔·贝娄文学创作“美国性”的研究来确立索尔·贝娄作为一个“美国作家”的鲜明形象。这篇论文虽然拟从社会学和新历史主义的角度去研究贝娄文学创作的美国性,揭示索尔·贝娄如何对历史事件进行情节化处理,把美国history变成具有个性色彩的his story,以及其中表现出的社会学思想,但不可能完全按照概念去堆砌材料,而是有重点地观照贝娄文学创作“美国性”的某些方面,全文分别从纵向——大萧条岁月至美国后现代社会和横向——芝加哥和纽约两座城市着眼,展开叙述,揭示了贝娄是如何通过历史事件、人物命运以及真实城市与文学城市的相互作用来描写美国的,这里有大萧条、第二次世界大战、麦卡锡主义、60年代思想解放、冷战的东西方对抗、美国的太空计划,世纪末的后现代主义兴起等重大历史事件,也有城市文化的历史变迁,以及美国民众的日常生活中的温馨与冷漠,信仰的坚守与背叛,城市的暴力与犯罪等等,而这些琐碎的细节构成了一个真实的美国。继绪论部分对贝娄研究现状进行疏理,提出自己的论点与研究方法、研究思路之后,论文用六章的篇目对索尔·贝娄的“美国性”展开论述,主要考察贝娄文学作品表现的三个主要方面:平民生活、知识分子状况和美国的城市。第二章《20-40年代:大萧条岁月中的平民生活浮世绘》主要根据贝娄的长篇小说《奥吉·马奇历险记》分析他是如何围绕作品的主人公奥吉·马奇的经历来描写二十世纪20年代末的美国经济危机爆发后芝加哥这个美国第二大城市的人生百态的,写出了经济危机对社会各阶层造成的影响,美国梦的破灭感,面对破产和失业大潮这些人是如何抗争和他们为改变自己的命运做出的巨大努力,小说主人公在困顿的境地中是如何一面挣扎一面坚持自己的理想和信念的。第三章《50年代:丰裕社会中的美国悲剧》通过小说《洪堡的礼物》中的洪堡和西特林两个人物的不同命运告诉人们,随着世异时移,原来不择手段追求个人发迹的人在今天已经成为英雄和成功者,成为人们效法的榜样,以苦为乐、生气勃勃的时期,充满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精神的时期已告结束,粗俗的物质主义的风气熏染了整个美国社会,甚至已经渗透到社会的神经末梢,而被美国社会所毁灭的则是不与社会苟合、热爱善与美、坚持理想的知识分子和诗人。社会整体对浪漫主义、对诗的激情、对诗人和艺术家的戕害才是今日的“美国的悲剧”。第四章《60年代:时代的耶米利哀歌》通过赫索格的经历,指出在60年代初期麦卡锡主义造成的恐怖仍在威胁着一些知识分子,他们害怕动辄得咎,所以只好把自己的思想看法保留在内心里,而不是与他人交流。为改变改变美国面貌,青年人发起造反运动,但在造反运动中由于青年人的冲动和偏激,将这场运动引入了歧途,虽然年轻人想要摆脱现代社会体系的束缚,把现实社会变成自己心目中理想的社会,但运动中的大部分人追求的是自我表现和发泄,而非自我控制,造反运动的挫折和失败感使的不少青年人失去了信心,他们怀着沮丧的心情或消极避世,或沉沦堕落。贝娄通过赛姆勒在纽约的见闻对极端主义思想进行了强烈的攻击。第五章《70-80年代:民主的反讽》通过《院长的十二月》和《更多的人死于心碎》两部作品的分析,说明美国社会虽然对外向来是以标榜自己的民主而着称,但在现代社会中,美国民主的价值体系遭到严重破坏,它对国内的种族贫富差距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对于要打破这种现状的行为反而予以打击和压制,为的是维持社会表面上的和谐。在美国,宪政的根本作用在于防止政府权力的滥用,维护公民普遍的自由和权利,但实际情况却往往相反,当今的美国政府机关以公平正义为名行破坏公民权利之实。第六章《美国后现代:生命个体的不断游移》考察了贝娄的最后的长篇小说《拉维尔斯坦》,说明在后现代社会中,人们从现代性的噩梦以及它的操控理性和对总体性的崇拜中苏醒过来,进入后现代浅表层松散的多元化中,生命个体也成为不断游移的存在,他们在性别认同、宗教信仰与性取向、理性思想判断等诸多问题上表现出异质的、不稳定的性格特征,沉溺在消解精神、反主流姿态和渎神的狂欢之中。第七章《美国双城记:芝加哥与纽约》则从横向对贝娄作品中对美国城市的描写进行了研究,指出贝娄作品的发生地基本上都是在芝加哥和纽约是因为他亲身经历了这两个城市的历史变迁,目睹了它的繁荣与衰败,对它们有着一种爱恨交织的感情,更因为纽约和芝加哥是现代都市生活的代表和典型,是美国当代文明、当代都市文明的象征和缩影。所以,在他的揭示下,从大萧条时期城市破败的景象到二十世纪后期美国大都会多彩缤纷的场景一一呈现在了我们的面前。

刘英^[7]（2018）在《老子哲学视野下的赫拉巴尔小说解读 ——以《过于喧嚣的孤独》和《我曾侍候过英国国王》为例》文中研究说明捷克“国民作家”赫拉巴尔一生创作丰富,其多部小说被改编成电影并获得各类大奖。其小说创作以《过于喧嚣的孤独》和《我曾侍候过英国国王》为代表。他是一位拥有法学博士学位的作家,广泛阅读各类哲学着作,拥有广泛的知识面。《道德经》不仅仅是赫拉巴尔喜爱阅读的书籍,也是伴随终身的思索对象。老子思想建立在对社会的分析基础上,且具有极大的包容性。以老子哲学作为小说阐释的理论工具,可对赫拉巴尔的代表性小说进行分析,挖掘其丰富的内涵。首先,由于“正言若反”思想贯穿老子哲学,“天地不仁”的“不仁”即为“仁”。天地仁慈、平等,万物自行生长,反对强制干预。不仁慈心态的蔓延会使社会浮躁,甚至引发动乱。分析小说中的社会环境可知,对文化的践踏使得文化被无视,非正义战争频发使得社会混乱。这些都有违老子“仁”的哲学,而且造成了一定的恶果。其次,在社会大环境下,合理的处世之道是立身之本。老子辩证思想强调事物之间呈现祸福相依、荣辱相随、强弱转换的发展趋势,为此,人们要懂得“无为”。这是一种有节制的有所作为,反对盲目崇拜金钱、肆意放纵性欲及无度滥用权力,并非是简单的消极避世。最后,老子哲学“小国寡民”思想建构了他的理想社会。赫拉巴尔小说表现的回归山林的期盼,提出的消解战争危害的世界公民身份的设想。由于时代的局限性,找寻平息社会动乱的良方,对理想社会的憧憬都只能停留于空想的层面。以老子哲学为阐释理论,既需要站在前人的研究经验之上,也要选择性的吸收。因为老子哲学有其特定的产生背景,而且学者们的理解角度不一。以老子哲学为阐释赫拉巴尔小说的理论基点,延展老子哲学的解释范围,多方面解读赫拉巴尔小说。

李永康^[8]（2017）在《后殖民语境下的文本置换与文化焦虑 ——以《贫民窟的百万富翁》小说与电影为例》文中指出《贫民窟的百万富翁》小说文本与电影文本表面上只是传播媒介的改变,实则两个文本对印度社会的反映各具偏向。小说文本立足后殖民语境展现印度社会的现代化转型,着重反映了宗教身份、精英教育、女性形象等问题的历史遗存与社会现状,表现了一张后殖民语境下现代印度“痛与笑”的面孔。电影文本立足东方主义构建了符合西方社会传统认知的现代印度,通过技术垄断、娱乐导向等方式维持印度野蛮、落后的形象。进而确立西方价值的正确,印度只有接受西方引领才能成功,创造了一张基于西方评判的现代印度“善与恶”的面孔。印度年轻一代的文化身份和自我认同伴随内外部环境的影响呈现不稳定的现状,文化焦虑是困扰印度年轻一代和印度社会现代转型的阻力。论文主要分为以下几个部分:其一,绪论。这一部分对《贫民窟的百万富翁》的既有研究加以归纳与总结,对后殖民主义的发展、关涉对象、特征等加以简要概括。立足既有研究的优缺点,并以此为依据加强对小说文本的分析,针对争议较多的部分给予基于自身理解的分析。其二,论文的主体部分,这一部分下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立足叙述学分析《贫民窟的百万富翁》小说文本与电影文本在叙述者、叙述层次、叙述时间、底本与述本等方面的不同,并提出小说文本的叙述缺陷。指出小说文本和电影文本的不同,受到技术（文字媒介、视听媒介）和叙述体裁的双重限制。第二部分,分析人物形象的置换,通过宗教融合的男性形象,西方价值规训的男性形象,印度国内及国外男性群像,社会转型中的现代女性形象,刻板印象的东方女性形象,印度国内及国外女性群像比较小说文本与电影文本背后不同的价值诉求。即小说文本重在反映印度社会,电影文本重在建构印度社会的整体偏向。第三部分,延伸一二部分的分析,上升到文化焦虑的讨论,一方面连接印度社会转型,西方影响的冲击与融合;另一方面,联合教育、媒介、文化对于年轻一代的影响。从技术垄断、娱乐导向、个体成长三个方面提出印度的年轻一代面对社会转型和文化冲击对于文化身份确立的文化焦虑。其三,对整个论文加以总结,从文本置换上升到文本背后的文化焦虑,反映文化焦虑对于印度社会及年轻一代的影响。

王佳^[9]（2016）在《博胡米尔·赫拉巴尔小说的反讽艺术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法学博士博胡米尔·赫拉巴尔（1914—1997）用自己独特的反讽方式来进行书写,真实地唤起底层民众与当时捷克统治者之间的对抗,从而使民众获得没有压迫的生活境遇。本文以反讽理论为依托来进一步论述了博胡米尔·赫拉巴尔小说所呈现出的反讽意义。本文主要分析了反讽的概念以及反讽发展的轨迹,通过反讽与幽默、隐喻、讽刺之间的不同,从而突出赫拉巴尔笔下反讽所要呈现的捷克社会。与此同时,透过时代的反讽,细致地分析了反讽中所暗示对生命、自然、社会的一种态度,通过反讽来揭示当时捷克社会真实生活背后的阴暗面,最终达到一种理性的思考,并深刻分析了造成这一现象的深层次原因。由于作者所处的社会生活背景具有特殊性,这就决定了只能用幽默与隐喻结合的方式来呈现反讽者与统治者之间的真实关系。阐述了赫拉巴尔小说中反讽叙事的文本特征。通过人物反讽、情境反讽、主题反讽以及语言反讽的视角来表达底层民众在社会中的困境。“巴比代尔”、“时代垃圾堆上”的人物反讽是一种思想上的“哲学反讽”（某一情景所在特定环境中的反讽）,表达出了底层民众与社会之间的紧张关系。通过反讽信号——故事、语言、死亡,来提醒民众不要安于现状,不要让生命再次终结,宿命不是一种解脱,要在绝望中寻找希望。呈现了捷克社会的变迁,来凸显赫拉巴尔的生活轨迹,呈现出底层民众在极度专制荒谬的环境中互相取暖、苦中作乐的生活常态,幻境与现实是对新生活的一种向往,这些处于社会底层的小人物一直用生活的忧伤与社会进行一种真实的对抗,死亡成了幽默式反讽中无声的对抗。结语,只有通过反讽,才能表达底层民众的悲惨命运。

雷立刚^[10]（2014）在《万物枯荣——一个草根股民的沉浮人生》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题记物质的倾向是湮灭灵魂,而灵魂如何抗拒被湮灭的命运?一颗跳动的心,一个真实的灵魂,在股市与生活的道路上,陷入了怎样一个又一个命中注定般的陷阱——他曾鄙视物质,却反被物质压迫;他曾拒绝平庸,却反被平庸吞噬……而这依然不驯服的灵魂,该如何抵抗被湮

二、普通人怎样才能成为百万富翁（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普通人怎样才能成为百万富翁（论文提纲范文）

（1）尤金·奥尼尔戏剧在现当代中国的接受和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2）新概念印度电影创作美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一九四七年以来英语文学中的孟买城市形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21世纪以来好莱坞电影的空间建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近十年在中国公映的印度电影叙事特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美国书写 ——索尔·贝娄文学创作的“美国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老子哲学视野下的赫拉巴尔小说解读 ——以《过于喧嚣的孤独》和《我曾侍候过英国国王》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8）后殖民语境下的文本置换与文化焦虑 ——以《贫民窟的百万富翁》小说与电影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9）博胡米尔·赫拉巴尔小说的反讽艺术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万物枯荣——一个草根股民的沉浮人生（论文提纲范文）

四、普通人怎样才能成为百万富翁（论文参考文献）

• [1]尤金·奥尼尔戏剧在现当代中国的接受和影响[D]. 李小刚. 山西师范大学, 2020(07)
• [2]新概念印度电影创作美学研究[D]. 谢卓含. 辽宁师范大学, 2020(02)
• [3]一九四七年以来英语文学中的孟买城市形象研究[D]. 秦晨岚. 西北民族大学, 2020(08)
• [4]21世纪以来好莱坞电影的空间建构研究[D]. 陈一雷. 南京艺术学院, 2020(01)
• [5]近十年在中国公映的印度电影叙事特征研究[D]. 武琦. 云南艺术学院, 2019(02)
• [6]美国书写 ——索尔·贝娄文学创作的“美国性”研究[D]. 张宪军. 西南交通大学, 2019(08)
• [7]老子哲学视野下的赫拉巴尔小说解读 ——以《过于喧嚣的孤独》和《我曾侍候过英国国王》为例[D]. 刘英. 重庆师范大学, 2018(12)
• [8]后殖民语境下的文本置换与文化焦虑 ——以《贫民窟的百万富翁》小说与电影为例[D]. 李永康. 西北师范大学, 2017(02)
• [9]博胡米尔·赫拉巴尔小说的反讽艺术研究[D]. 王佳. 西北民族大学, 2016(03)
• [10]万物枯荣——一个草根股民的沉浮人生[J]. 雷立刚. 当代(长篇小说选刊), 201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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