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巴格瓦蒂假说与外国直接投资的社会效应（论文文献综述）
徐乾宇[1]（2021）在《WTO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的改革 ——基于中国受益的实证分析》文中认为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全球价值链的深入发展,为了适应WTO不同经济体成员国的发展诉求,WTO改革势在必行。然而,在特殊与差别待遇等议题上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争议不断。主要的争议点集中在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的适用性、适用对象,以及如何界定特殊与差别待遇适用的发展中国家。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认为,WTO框架内,把自我认定（self-declaration）作为发展中国家的方式是存在质疑的,也就是说,他们认为,部分国家借由自我认定的方式来获得发展中国家地位,并利用这一地位来享有特殊与差别待遇。这种自我认定方式可能造成滥用,使得发达国家面临不公平竞争,也使得在WTO框架下的多边贸易谈判难以顺利进行。其中备受指责的是中国。美国认为,中国不应继续被认定为发展中国家。WTO应该明确界定特殊与差别待遇所能享受的对象,不能允许部分国家借由发展中国家的身份享受特殊与差别待遇。毋庸置疑的是,过去几十年中国在贸易、经济和社会等方面取得了长足发展。自入世以来,确实取得了卓越的经济成就,但是,在其它一些指标上,仍与发达成员存在较大差距,尤其在人均GDP、人均收入、科技发展、经济结构等方面与发达成员存在较大差距。中国与发达成员的经济发展鸿沟,仍然悬殊。因此,美国选择性的使用个别总体指标夸大发展水平,并借此反对中国运用SDT的权利。从这个角度来说,美国看法是存在偏颇的。因此,对中国而言,如何回应欧美发达国家的质疑,是本文期望解答的问题之一。从中国的角度来说,在面对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改革问题时,是否有更为恰当的解决方案?是否能够避开争论不休又无法短期内有结论的发展中国家身份?是否能够在WTO谈判中提出更切实的、更具体的且行之有效的特殊与差别待遇改革方案,为中国乃至更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提出可行的解决设想?这将是本文分析的重点。现有的文献对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享有的特殊与差别待遇都有所论述及研究,但是在解答特殊与差别待遇是否合理性上的观点较为模糊,且带有明显的负面倾向（Ornelas,2016）。那么,发展中国家享有特殊与差别待遇的适用基础仍需进一步的梳理。此外,作为中美关于WTO改革中较为聚焦的发展中国家身份问题以及特殊与差别待遇的适用范围等,有关文献都有所提及,但没有清晰阐述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理论依据。欧美等发达国家对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这一身份存在质疑。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一再的重申中方立场:“特殊与差别待遇”原则是世界贸易组织的重要基石,是发展中国家参与经济全球化、实现自身发展的重要制度保障。那么,阐释清楚特殊与差别待遇的本质及适用性等内容,则显得十分必要性也具有现实的迫切性。自中国加入WTO后,经济获得高速发展,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不断质疑中国享受特殊与差别待遇的权利,那究其根本,中国是否确因此权利而受益,就成为亟待回答的重要议题。已有文献从协议利用率角度指出,中国主要在农业协定下使用了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但诸如此类的宽泛表达,并未涉及具体的产品层面。也就是,中国究竟在哪些产品上使用了特殊和差别待遇条款,尚不明确。在现有的国内外文献中,相关研究也非常缺乏。为此,本文拟采用双重差分模型,分析中国农产品部门和非农产品部门下不同产品的出口水平,从而探讨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对中国的实际受益情况。本文主要包含了七章节内容。在第一章绪论部分,本文提出待研究的议题,分析选题的背景和意义,简述了本文研究思路与主要内容,并指出本文的创新与不足。第二章梳理了已有的针对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问题的研究文献。从特殊与差别待遇的积极作用、有限性和反面作用以及其更新与完善三方面对文献进行评述,并指出已有研究的不足之处,提出本文的待研究议题。第三章通过历史发展脉络的梳理,介绍WTO框架内的发展中国家、特殊与差别待遇的含义,并阐释发展中国家自我认定方式的沿革、适用基础及其存在的争议。第四章从理论上阐述特殊与差别待遇的本质,并分析其理论逻辑脉络,再借由Saggi和Sengul（2009）构建的博弈模型,阐述特殊与差别待遇对发展中国家及世界的意义。第五章分析了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的具体使用情况,介绍了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的分类、总体使用情况以及WTO部分协定中的SDT条款。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中国运用特殊与差别待遇的具体情况,并提出中国在WTO中的角色定位。第六章介绍了中国部分产品的税率分布情况以及总体增长趋势,针对中国在特殊与差别待遇中的受益情况予以实证分析,通过构建双重差分模型,分析中国在哪些产品、部门享有了 SDT。根据实证结果做了更进一步的分析,得出中国SDT受益情况的总体分析。第七章依据SDT的改革困境和各国主张,提出保留特殊与差别待遇的意义,并提出中国关于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改革的对策建议,进而合理回应了发达国家的诉求。本文基于现实背景和以往文献研究成果,提出:在WTO框架内发展中国家自我认定方式是有其适用基础,继续保留WTO框架内的自我认定方式;特殊与差别待遇的本质是发展权,发展中成员适用特殊与差别待遇的基础仍未改变,发展中国家应该享有特殊与差别待遇;中国仍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的具体适用上,应采取产品差异化策略;同时积极推动特殊与差别待遇的“毕业”条款的制定,并且积极推动WTO与其它国际组织就发展问题加强合作。此外,本文还指出:中国在WTO中的身份应该是超大型新兴经济体,但由于存在地区和部门的差异性,这一特性进而决定了中国在WTO中的地位与角色。因此为作出更大贡献,中国可考虑放弃或减少一些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中国应该把坚持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战略与维持WTO发展中国家地位视为两回事,也就是,由于中国发展差异性特性的存在,在具体的WTO谈判中,中国应该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适当改变策略,具体化为在特殊与差别待遇适用范围上构建产品差异性,从而形成产品差异化特殊与差别待遇的谈判策略,这是更为现实的做法。进一步的,中国应从一般意义上的坚持发展中国家地位,转变为争取各个产品下特殊与差别待遇适用性的谈判差异化目标。显然,这一实证结论应该也可以拓展到区域、双边和多边协定谈判中;通过测量产品的关税敏感性等,构建从产品角度出发的差异化谈判目标。中国作为WTO核心大国,积极推动SDT改革,将有利于打破WTO改革僵局,从而令这一贸易组织焕发新的活力。
邵冰[2]（2020）在《战后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认为,在不完全竞争的市场中,以国家干预为出发点可以获取最大限度的贸易利益并提高本国的经济福利。日本政府通常被认为是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一个典型。日本作为自然资源严重匮乏的岛国,其人口众多,国土面积狭小,经济发展受到资源、环境、能源及市场等多重客观因素的制约。但是二战后,日本经济从战乱后的一片废墟中迅速崛起,实现产业结构的不断优化升级和出口贸易的持续增长,在国际经济竞技场上连续摘取“经济大国”、“金融大国”、“最大债权国”等桂冠,并成功跻身于发达国家行列。可以说,日本经济大国地位的取得与其对外贸易活动的有效开展存在着密切的联系,甚至有许多分析认为,日本经济成就的取得很大程度上归因于日本政府成功地实施了战略性贸易政策。二战后,日本政府根据国际环境的变化和国内经济发展的需要,在经济发展的不同时期实施不同的战略性贸易政策。经济恢复时期（1945～1955年）是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萌芽阶段,这一时期日本政府为迅速恢复国民经济和实现产业重建,采取了限制进口、振兴出口、积极保护和扶植国内产业的政策。经济高速增长时期（1956～1973年）是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初级阶段,日本的贸易政策内容开始由限制进口、替代进口向出口导向、扩大出口转变,日本政府调整关税政策替代进口限制并设置有利于战略性产业发展的关税税率,逐步放松对外国投资的限制来增强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将贸易政策与产业政策相结合战略性地重点扶植重化工业的发展。经济稳定增长和泡沫经济时期（1973～1991年）,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进入高级阶段,协调与竞争并重,一方面进一步推行贸易自由化政策以减少各国的谴责,另一方面,实行进出口市场多元化来保证更多的贸易利益,积极发挥对外投资和经济援助对贸易的促进作用,通过规模经济产业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在全球范围内高效率地进行资源配置,战略性地促进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通过减量经营和进一步调整产业结构提升企业的出口竞争力,从而促进进出口贸易规模的扩大和带动国内经济的回升和发展。经济长期低迷时期（1991～至今）,为应对冷战后新时期国内外经贸发展战略环境的变化,日本继续推行贸易与投资并举的高级阶段的战略性贸易政策,实行多层次、灵活的自由贸易战略来获取最大的贸易利益,同时继续发挥在全球多边贸易体制的作用,积极开展战略性贸易外交,利用双边和多边贸易协调进一步获取贸易优势并促进本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综观战后70多年以来日本的经济发展,“保护产业、扶植出口”一直是贯穿日本贸易政策的一条主线。以战略性贸易政策的视角来看,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前,日本实行的是初级阶段的战略性贸易政策,即在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条件下,通过对具有发展潜力的战略性产业和具有“外部经济”效应的高新技术产业加以保护和扶持,从而获得规模经济收益并提高本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至今,日本实行的是高级阶段的战略性贸易政策,即确定合理的规模经济产业国际分工原则,通过规模经济产业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在世界范围内高效率地配置资源,以继续获得贸易优势并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从国家层面看,由于不完全竞争和不完全信息的存在,以及收入分配不公、经济外部性和经济秩序不规范等因素的影响,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并不是万能的,市场机制的内在缺陷为国家干预经济和贸易活动提供了原因和依据,且在某些条件下国家政府的干预作用具有不可替代性,它可以改善贸易条件、转移垄断利润、强化竞争优势,因此维护国际贸易利益需要政府的适当干预,实现国家利益需要正确的贸易政策,日本“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模式为有效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奠定了重要的制度基础。二战后,日本政府在国家战略的指引下,依据“动态比较优势”确定战略性目标产业,利用财政金融等手段保护和扶植战略性产业发展,推动企业联合、提高企业规模经济效应,构筑产官学协作的国家创新体制,推行战略性贸易外交,根据日本不同时期经济发展的需要实施适合日本国情的战略性贸易政策,而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成功运用也为日本国家战略从“经济中心导向”向“大国化目标”发展和演变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从产业层面看,战后日本经济发展最突出的特点之一,就是以产业政策为中心,将产业现代化与战略性贸易政策结合发展,综合运用各种经济和行政手段全力扶植那些具有规模经济效应和外部经济性的战略性产业的发展,使其以强劲的国际竞争能力,实现赶超欧美经济大国的战略目标,不仅实现了产业的现代化,而且促进日本产业向全球价值链的高端不断攀升。战后日本的汽车工业、钢铁工业、半导体工业的大发展,就是战略性贸易政策和产业政策成功运用的典范。从企业层面看,日本特殊的企业组织体系与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成功运用有着重要的关系,企业集团为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提供了强大的基础载体,独特的系列企业体制为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提供了有力的运行机制,综合商社为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开辟了稳固的前沿阵地。日本企业通过并购实现规模经济为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创造条件,日本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也呈现出与产业发展和贸易利益密切结合的特征,日本跨国公司的经营战略中同样蕴含着战略性贸易政策。此外,日本企业的技术贸易与战略性贸易政策相互配合,日本促进技术引进与研发的政策均是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主要表现。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具有目标明确、重点突出、灵活运用和追求动态效应等特点。但是战略性贸易政策是一把双刃剑,既对日本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升级和竞争能力提高带来积极效果,也对日本经济和贸易的长远发展带来了一些消极影响和后果。当前,中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提高,中国对外贸易发展正处于结构调整步伐加快、新旧动能接续转换的关键阶段。在中国对外贸易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存在着结构不完善等问题,中国对外贸易商品结构仍以进料加工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在最能代表一国出口竞争力的高新技术产品方面与贸易强国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从中国对外贸易发展所面临的外部环境看,当前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增速呈结构性放缓,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和传播给全球经济和贸易发展带来巨大挑战,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抬头,新一轮国际产业竞争更加激烈,贸易摩擦形势严峻复杂,当前外贸形势突显战略性贸易政策的重要性。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虽然最早由西方经济学家提出且从发达国家应用的角度进行阐释和研究,但是在发展中国家也同样适用,可以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和贸易政策的制定提供良好的指引。纯粹的市场经济或许有益于世界经济和福利的改善,但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却未必是一种最佳的选择,国际市场普遍存在的不完全竞争和信息不对称所决定的市场不完善性为一国政府干预经济提供了理论依据。战后日本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成功经验对我国经济和贸易发展有着重要的启示:一是要重视发挥政府的干预和支持作用,二是在尊重WTO原则基础上,合理利用贸易政策工具,三是培育和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四是制定合理的对外投资策略,五是实施出口鼓励措施,集中力量开拓国际市场。
闫鸿鹂[3]（2019）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城镇化与减贫关系研究》文中认为对外开放和城镇化是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两大引擎,“一带一路”倡议和新型城镇化建设为中国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90年代以来,我国通过扩大对外开放和城镇化战略的实施,有力地拉动了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减贫效果凸显,成为实现减贫的重要途径。国际经验表明,对外开放和城镇化在减贫方面可以发挥交叉协同作用,我国对此研究不够深入,尚未给予高度重视,下一步制定相关外贸、外资和城镇发展相关政策过程中需要对此予以着重考虑。因此,研究对外开放和城镇化各自的减贫作用,并发挥二者在减贫方面的交互协同作用,建构以对外开放和城镇化引领的“双轮驱动”减贫战略,对实现党中央提出的“到2020年确保我国现行标准下的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目标,具有现实意义和决策参考价值。对外开放和城镇化分别对减贫的作用及效果已有较多研究,但由于统计口径、计量方法的差异,关于城镇化和对外开放的减贫作用没有统一的结论。已有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外开放与城镇化的关系、城镇化与减贫的关系、对外开放与减贫的关系方面,很少将三个因素纳入到统一框架下综合分析。因此,本文主要探析的是对外开放和城镇化的协同作用对减贫的影响,通过经济增长途径、财政支出途径、劳动力市场途径和产业结构调整途径,研究了对外开放条件下城镇化减贫的影响机制,并建立了理论模型,运用109个国家27年的世界国别数据,以及27个省18年的国内地区数据等进行实证检验,发现了城镇化和对外开放对减贫的促进作用,以及二者在减贫方面的协同作用,根据实证结果,并借鉴国外成功经验,提出了合理发展城镇化、提高对外开放质量以及注重对外开放与城镇化的协调发展等建议,期待在对外开放和城镇化的协同作用下实现较好的减贫效果。本文共分十章,具体安排如下:第一章为绪论。主要介绍了论文的选题背景,阐明了论文研究意义,并简明概括了论文的研究思路、基本框架、研究方法、主要创新点及不足之处。第二章是文献综述。从城镇化对减贫的影响、对外开放对城镇化的影响、对外开放对城镇化减贫的影响等方面对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进行系统地梳理,找出规律性研究结论,并进行客观的评析。第三章是对外开放、城镇化对减贫影响的理论基础。主要对论文所涉及到的相关理论进行梳理与分析,包括城镇化作用机制理论、贫困和减贫理论、对外开放与减贫关系的相关理论、城镇化与减贫关系的相关理论,从而为本研究提供理论依据和逻辑起点。第四章是开放经济条件下城镇化减贫的影响机理。本章主要从经济增长途径、财政支出途径、劳动力市场途径、产业结构调整途径四个方面进行分析,系统探究对外开放和城镇化影响减贫的作用机理。第五章是对外开放、城镇化对减贫影响的理论模型。本章在梳理Panudulkitti（2008）关于封闭经济条件下城镇化与减贫关系的基础上,对其进行了创新性的拓展,分别建立了开放经济条件下贸易、城镇化与减贫之间的关系模型,以及利用外资、城镇化与减贫之间的交叉协同模型。第六章是我国对外开放、城镇化与减贫的现状。本章分析了我国对外开放、贫困和城镇化的现状。研究发现,我国对外开放、城镇化与贫困的变化有一定的相关性,东、中、西部地区对外开放程度、城镇化率和贫困程度有存在较大差异。这些分析为研究如何发挥对外贸易与城镇化协同作用减贫提供现实基础。第七章是基于跨国数据的开放、城镇化与减贫关系的实证分析。利用世界上109个国家（地区）1990-2016年的数据来实证检验对外贸易、利用外资、城镇化与减贫之间的复合关系,进而找到基于开放经济条件下城镇化与减贫之间关系的国际经验证据。第八章是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开放、城镇化与减贫关系的实证分析。利用国内27个省18年的省际面板数据来实证研究对外贸易、利用外资、城镇化与减贫之间的复合关系,进而找到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城镇化与减贫之间关系的国内经验证据。第九章是对外开放、城镇化与减贫的国际实践与经验。本章分别从世界各区域和不同收入水平国家两个维度对对外开放、城镇化与减贫的相关经验进行国际比较分析;并选取了欧美发达国家、新兴市场国家作为研究对象,按减贫效果分类,分析其城镇化对减贫的影响。总结国际上城镇化减贫失败的教训和成功的经验,可以为中国的相关政策制定提供经验基础。第十章是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本章总结前文的实证分析结论,并结合城镇化减贫的理论模型和影响机理,同时借鉴国外城镇化减贫的成功经验,提出发挥对外贸易与城镇化协同作用促进减贫的政策建议。本研究的主要结论有:第一,适度的城镇化有利于减贫。贫困发生率与城镇化率呈现倒U型关系,即在没有达到最优城镇化水平时,城镇化有利于提高城镇和农村的人均收入水平,并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减少城市和农村贫困。城镇化率高过一定水平,反而会导致贫困发生率的上升。因此,针对不同的地区,城镇化发展规模和推进速度要有不同,不能一味地强调扩大城镇规模,在重视城镇发展的同时也要重视乡村振兴工作和美丽乡村建设,要充分考虑本地区的经济、产业发展情况和资源的承受能力。第二,国际经验表明对外开放有利于减贫,我国还有较大改进空间。基于跨国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发现,出口、进口、FDI本身都对减贫有正面促进作用。以我国省际数据为样本的部分实证分析结果同样支持这一结论,但对外开放对减贫的影响效果不是十分稳定,有些个别的指标甚至出现相反的影响方向。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继续提高对外开放的质量的重要性。第三,对外开放和城镇化对减贫有协同作用。理论模型推导和实证分析都表明,对外开放和城镇化在促进收入提高方面发挥很好的协同作用,具有良好对外开放基础的地区,城镇化的减贫效应更加明显。这也从一个侧面提示我们,如何更好地发挥对外开放和城镇化在促进收入提高方面的协同作用,促进外资外贸与城镇的实体经济和现代服务业发展有机结合起来,是下一步政府制定相关政策时应该着重考虑的问题。本研究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视角创新。已有成果要么单独考察城镇化对减贫的影响,要么单独研究对外开放的减贫效应,本文将对外开放和城镇化纳入到同一框架,系统研究两者的协同作用对减贫的影响。第二,内容创新。本文摆脱了已有的单就某种因素对减贫进行研究的片面性,所建立的计量经济模型从收入水平、收入差距、对外贸易、利用外资等多个方面系统探讨开放经济条件下城镇化减贫的机理及对策。第三,方法创新。本文以系统建模、计量分析、综合评价等多种方法来研究如何构建开放经济条件下城镇化减贫的系统模型,力争使政策设计目标与实际效力间的偏差最小化。
武俞辰[4]（2019）在《中国生产性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随着国际分工更加具体化和精细化,生产性服务贸易在国际贸易中的比重也正在快速增长。生产性服务业隶属于服务业,是以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为特点的高附加值产业,在服务业发展中的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中国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起步较晚,发展水平总体较低,目前仍以传统的运输、批发零售等劳动或资源密集型产业为主,以知识和技术密集为特征的现代服务业在我国发展比较缓慢,发展水平比较低,导致我国生产性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也一直处于低端水平。因此,分析我国生产性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现状和影响因素,有利于对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进行清晰定位,在制定生产性服务发展政策、优化贸易竞争力提升路径等方面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指导意义。生产性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因素分为供给因素和需求因素两个方面。生产性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取决于生产性服务业自身发展水平,自身发展水平越高,则贸易国际竞争力越强,因此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影响因素即为生产性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因素。从这个角度来看,影响生产性服务贸易发展的供给因素包括资本、劳动力等基本要素,除此之外,考虑生产性服务业知识和技术密集的行业特征,人力资本和技术水平等因素同样影响生产性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需求侧影响因素可分为内部需求和外部需求两个方面,内部需求通过影响生产性服务业自身发展,进而影响生产性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外部需求则主要体现为贸易规模和贸易结构对生产性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基于此,本文首先通过构建“理论基础—影响机理”的理论框架,系统梳理和分析生产性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的理论基础,基于需求侧和供给侧影响因素构建我国生产性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的影响机理。其次,采用RCA、MS、TC等不同指数对中国生产性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进行测算,并与金砖国家、G7国家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对比分析,从而对中国生产性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水平进行全面刻画和准确定位。再次,分别基于供给侧因素和需求侧因素,从整体和细部等层面对生产性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的内在影响机理进行数理证明与实证检验。最后,从政策法规、人才培养、产业结构、外贸开放度等多个方面为提升中国生产性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提出相关对策。研究结论主要包括:第一,中国生产性服务贸易的出口增长率呈现出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结构,表明中国生产性服务贸易出口状况明显好转;出口增长率远远低于其进口增长率,从而验证了中国生产性服务贸易长期处于逆差的发展现实。第二,中国生产性服务贸易总额位居金砖国家首位,但贸易竞争力却处于一般水平,而且与G7等发达国家相比差距更大;中国在加工维修、运输服务以及建设服务等劳动密集型生产性服务业存在较强的竞争力,但仍然高度依赖国外知识密集型的生产性服务。第三,人力资本投资、外商直接投资、技术创新水平对中国生产性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的提升均有显着正向影响,其中技术创新供给的影响效果最大,这些影响因素对不同行业的影响程度呈现出了显着的差异性。第四,服务业的需求规模效应和自我增强效应呈现出非常显着的正向作用,服务业拉动作用比制造业更强;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之间存在“门槛效应”关系,制造业越发达的地区,外贸出口水平越高,对生产性服务贸易发展的阻碍作用越明显;资源和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对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具有阻碍作用,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则有促进作用。第五,加工制造业对现代生产性服务业具有显着促进作用,对传统生产性服务业具有阻碍作用,服务业的“自我增强”效应带动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分行业生产性服务业与贸易结构的实证结果同样支持此观点,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出口产业关联较强,因此东部地区生产性服务业受贸易结构影响更为显着。第六,贸易规模对我国生产性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提升具有显着正向影响,但因为我国服务贸易长期处于逆差状态,所以外贸规模的影响力有限。综上所述,中国生产性服务存在的巨大贸易逆差,以及与发达国家贸易竞争力差距较大,反映出中国生产性服务业仍有很大提升空间。有鉴于此,本文为中国生产性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研究提供了一个逻辑自洽的理论分析框架,采用多种方法对中国生产性服务业贸易竞争力进行全面刻画,并将其与金砖国家、G7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对比研究,克服了既有研究将中国与特定某一个国际组织成员国对比分析的局限性,最终从供给侧和需求侧两个不同的创新视角为中国生产性服务贸易的发展提供了优化路径。由于受到诸多限制,研究工作存在许多不足。结论部分提出了本文的局限性以及对未来研究的展望。
吴信坤[5]（2019）在《生产要素的国民属性与国际直接投资的收益分配 ——基于中国外商投资企业的实证研究》文中指出随着国际经贸合作的深入发展,各国经济深度融合的全球化经济已经形成,投资自由化逐渐成为高水平全球化经济的发展方向,在此过程中国际直接投资起到了关键作用。国际直接投资的本质是以资本为载体的生产要素国际流动,其组织者和实施者是微观跨国公司,随着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组织生产经营活动,实现了资源配置的国际化和全球化。然而,由于各国参与国际经贸投资活动收益的复杂化,导致各个参与主体获益与否、收益高低均难以直接体现,因此近年来许多国家（地区）均不同程度的出现了“逆全球化”思潮。当前,针对国际直接投资收益问题的研究仅停留在其经济影响上,许多已有研究均围绕国际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经济增长效应、贸易创造效应等展开,鲜有对于国际直接投资收益高低或收益份额直接测算的研究。本文基于国际直接投资的本质是生产要素国际流动、一国参与经贸合作的收益归根到底是该国的要素收益这一指导性理论,在对生产要素国民属性以及生产要素经济收益进行经济学分析的基础上,从全球化要素合作结构出发,提出国际直接投资收益测算的理论框架,并对国际直接投资收益原理进行了深入分析。通过理论研究,生产要素的合作是国际直接投资的内涵,生产要素所有者最终分享国际直接投资收益,国际直接投资中生产要素的收益高低由其相对稀缺性所决定,而生产要素的相对稀缺性与生产要素等级、流动性等因素密切相关,其中高级生产要素相对稀缺性强、收益相对较高。在实证研究中,由于数据的可得性和连续性限制,本文基于1998-2013《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收录的4582356个工业企业样本观测值,根据每家企业注册资本结构筛选出外商投资企业,选取其中390639个样本观测值构建微观企业数据集,对流入中国的国际直接投资的收益问题展开了研究。本文使用各企业中劳动收入、资本收入、税收收入占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作为劳动要素、资本要素和政府提供的经济要素的收益,对外商投资的收益分配问题进行了统计测算与实证研究。结果发现我国外商投资企业中以上三类要素收益份额存在着明显的地域差异和行业差异,并且从历史变迁的数据中能够发现很多有意义的结论。同时,本文基于当前所获得的数据和统计手段,尝试对国际直接投资中外要素收益进行了初略估算。本文基于测算得出的微观企业要素收益份额数据,使用计量分析方法对影响生产要素收益的主要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发现要素的等级高低是影响收益的关键。随后,本文在梳理我国外商投资企业用地政策的基础上,使用省级层面的数据,针对引进外商投资中我国土地要素收益的变化情况进行了分析。基于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的结果,本文发现并证明了国际直接投资活动中高级生产要素获取高收益、低级生产要素获取低收益。在我国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实践中,从生产要素收益角度来看,外商提供的生产要素主要是专利技术、品牌等高级生产要素,其必然获取高收益,而我国提供的主要是土地、廉价劳动力等低级生产要素,相较而言获取低收益,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蒙受损失。为了改变这一现象,本文提出我国应从积极培育国内高级生产要素、完善国内要素市场价格机制、开展国际并购活动获取高级生产要素,以此增加我国高级生产要素拥有量,提高各类生产要素的收益水平,从而提高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中分工地位。
佟伟伟[6]（2019）在《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对东亚区域贸易一体化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近些年来,在东亚经济合作不断加强之际,东亚区域贸易一体化取得了显着成绩,但同时也存在缺乏深层次的制度合作和对外部市场高度依赖等问题。为此,推进东亚区域贸易一体化的进一步发展,对深化东亚经济合作和降低东亚对外部市场高度依赖的风险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20世纪60年代以来,日本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方式对东亚国家和地区逐次进行产业转移,形成了“雁行模式”分工体系,从而奠定了自身在东亚区域经济合作中的“领先者”角色。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日本经济的相对衰弱以及中国、东盟等经济的迅猛增长,东亚原本梯次分明的垂直型分工模式逐渐被垂直型与水平型并存的“东亚生产网络”取代。从“雁行模式”到“东亚生产网络”演变的过程中,日本充分发挥了“领先者”作用,通过不断增长的对外直接投资推动了东亚区域贸易一体化的快速发展。21世纪初,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在十余年后迅速成为了世界领先经济体、全球第一出口大国和首要外国直接投资流入地。与此同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也开启了迅猛增长之势,对东亚直接投资流量更是于2008年超越了日本。不仅如此,在东亚区域贸易一体化发展的过程中,除为最终消费品提供进口市场外,中国在其他产品贸易中的市场地位均已高于日本。作为东亚区域经济合作中新的“领先者”,中国应充分借鉴日本的历史经验,适时调整对外直接投资政策,藉此推动东亚区域贸易一体化的进一步发展。基于此,本文以对外直接投资对区域贸易一体化影响的相关理论为基础,深入分析了对外直接投资对区域贸易一体化的作用机制,通过联动发展分析、实证分析全面剖析了日本对东亚直接投资对东亚区域贸易一体化总体层面、地域层面和行业层面的影响,藉此为中国提供更好的借鉴。首先,基于生产要素集聚、国际生产分割等对外直接投资对区域贸易一体化影响的基本理论,同时结合对外直接投资对区域贸易一体化作用的影响因素,深入分析了对外直接投资对区域贸易一体化的作用机制。具体而言,投资母国和东道国比较优势变动是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区域贸易一体化的动力,国际分工变迁是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区域贸易一体化的基础,跨国公司在这一过程中则扮演着重要载体角色。其次,在回顾日本对东亚直接投资和东亚区域贸易一体化发展变化的基础上,对两者进行了规模层面和结构层面的联动发展分析。在规模层面,日本对东亚直接投资与东亚区域贸易一体化、日本自身以及“四小龙”参与东亚区域贸易一体化、电气机械行业以及精密机械行业区域贸易一体化均呈互补关系;与中国参与东亚区域贸易一体化呈替代关系;与东盟五国参与东亚区域贸易一体化以及食品、纺织、化学、钢铁及非铁金属、一般机械和交通设备行业区域贸易一体化的关系则不明确。在结构层面,日本对“四小龙”直接投资与“四小龙”参与东亚区域贸易一体化呈互补关系;日本对中国和东盟五国直接投资与其参与东亚区域贸易一体化均呈替代关系;日本对东亚直接投资与自身参与东亚区域贸易一体化的关系不明确。日本各行业对东亚直接投资与该行业区域贸易一体化的关系存在一定的差异。其中,在食品行业和一般机械行业表现为替代关系;在纺织行业、化学行业和精密机械行业表现为互补关系;在钢铁及非铁金属行业、电气机械行业和交通设备行业表现的不明确。这一结果的形成与以比较优势为基础的日本产业转移、日本主导下的东亚分工模式演进以及日本企业的跨国经营不无关系。再次,在日本对东亚直接投资规模层面,分别构建日本对东亚直接投资与东亚区域贸易一体化总体层面、地域层面和行业层面的VAR模型,运用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的方法分析日本对东亚直接投资对东亚区域贸易一体化的影响及贡献。总体层面,日本对东亚直接投资对东亚区域贸易一体化前23期呈正向影响,第23期开始呈负向影响,其影响及贡献比经济规模、人均收入水平差距和经济开放度更大;地域层面,日本对东亚直接投资对日本和“四小龙”参与东亚区域贸易一体化均有长期的正向影响,对东盟五国参与东亚区域贸易一体化有长期的负向影响,对中国参与东亚区域贸易一体化的影响呈正负交替变化。日本对东亚直接投资对各经济体参与东亚区域贸易一体化的贡献次序为东盟五国、中国、“四小龙”和日本;行业层面,日本对东亚直接投资对东亚各行业区域贸易一体化的影响均呈正负交替变化,不同时期对不同行业的影响存在一定的差异。日本对东亚直接投资对东亚纺织行业区域贸易一体化贡献最大、对电气机械行业贡献最小。最后,通过中日比较发现,中国在东亚直接投资来源地和东亚区域贸易一体化中的地位均已超越日本。然而,中国地位提升对日本区域作用发挥以及东亚区域贸易一体化均产生了负向影响。基于日本的历史经验,总结对中国的启示:通过加强区域内的产业转移降低对东亚外部市场的依赖;在调整区域内直接投资的地区结构时注意保持适度平衡;依据比较优势原则实现对东亚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升级。
何锡阳[7]（2019）在《东道国政府补贴下跨国公司技术转移的博弈分析》文中研究表明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技术（尤其是高新技术）的发展已经成为一家公司、乃至国家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中国企业经过多年的快速发展,从一开始的技术落后到慢慢有了自己的核心技术,在一些领域拉近了与国外的距离,但很多核心技术仍然掌握在大型跨国公司手中,中国仍然需要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中国非常重视跨国公司在国内市场的技术转移。跨国公司因为资金的雄厚以及长时间积累,在核心技术领域已经建造了坚实的壁垒。针对中国消费者购买力的不断增强以及国内稳定的投资环境,跨国公司越来越重视中国市场,开始以不同的进入方式来华投资并且进行技术的转移。基于这样的背景,本文以博弈论的方法,针对政府在不同的政策背景下,先是构造了跨国公司以合资或者直接进入国内市场的投资利润模型,研究了企业的利润、技术转移量以及产品市场定价大小等问题;其次针对跨国公司以合资或者直接进入市场的情况下,对比在两种模式下对企业利润、技术转移量、消费者福利的影响;最后通过数值仿真验证模型的假设结果。论文的研究结果如下:（1）对于跨国公司而言,当自身拥有高水平技术的时候,会更多的选择以直接进入方式来东道国市场投资并转移较多的技术,自身技术水平较低时,会更多选择与国内企业合资的方式进行投资。与合资模式相比,跨国公司选择直接进入东道国市场投资时,增加了市场的竞争,降低了产品的定价,提高了消费者福利。在直接进入模式下,若东道国企业的学习模仿较强,跨国公司会选择转移较低的技术质量水平,否则会提高技术转移;在合资进入模式下,拥有股份份额的大小决定了跨国公司技术转移量的多少,即拥有股份份额越大,技术转移量越大。（2）对于政府而言,应该鼓励高水平跨国公司来华投资。在给与消费者价格补贴后,可以明显的发现跨国公司高水平技术转移意愿的提高,国内企业相对会更加欢迎外商投资进行技术转移。促进了产业的发展和壮大,在一定程度上其实加强了国内企业的生存和竞争力,并且减少了产品的市场定价,提高了消费者福利水平。
郑兴捷[8]（2019）在《中国FDI和企业集团的技术创新溢出效应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长期以来我国实行“以市场换技术”的引资战略,目标就是通过开放国内市场来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以提高我国企业的技术水平和国际竞争力。随着我国成为世界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第二大国家,“市场换技术”的引资战略是否成功,我国企业是否通过FDI获取技术创新资源,实现创新能力的提升,值得深入探究。作为我国经济体系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组建企业集团在我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和建立现代公司制度过程中发挥独特作用。我国企业集团是否也存在对创新资源的共享和协同增效效应,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在当前,FDI和企业集团是我国企业获取技术资源的重要途径。外商投资和企业集团的技术溢出效应实质是企业通过内外部市场获取技术资源的表现。同时,外商直接投资和企业集团之间并不是孤立的,两者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本文从创新溢出的视角出发,探究城市层面FDI和企业集团的技术创新溢出效应。论文首先对FDI和企业集团的技术创新溢出效应的相关文献进行综述,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关假设。实证方面,本文利用2002年一2010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面板数据和专利数据库,对FDI和企业集团的技术创新溢出效应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FDI和企业集团对企业的创新绩效有积极且显着的技术创新溢出效应。当企业集团强度弱、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程度高、经济开放度高及金融生态环境评分高时,FDI技术创新溢出效应更明显。当集团内引入外资、企业属于子公司、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程度高、经济开放度高及金融生态环境评分高时,企业集团技术创新溢出效应更明显。最后,本文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我国政府应该建立鼓励创新的机制、建立适当有效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健全对外开放体系和改善金融生态环境,营造有助于FDI和企业集团技术创新溢出的外部环境。
王必锋[9]（2013）在《要素市场扭曲对中国经济外部失衡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自1978年底中国开始渐进式改革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的进步，1978年到2012年，在扣除价格因素后，中国GDP年均达到了9.88%的持续高增长速度。作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对外贸易无疑是其中的亮点。虽然1978年之后历经了多年的逆差，但自1994年开始，中国对外贸易开始连年盈余，到2007年货物贸易顺差突破了2000亿美元大关，达到2643.4亿美元，2008年进一步上升为2954.6亿美元。受金融危机影响，2009年这一数值下降为1960.6亿美元，2010和2011年进一步收窄为1815.1亿美元和1551.4亿美元。2012年货物贸易差额重新上升为2311.1亿美元。不断增加的贸易顺差虽然在拉动经济增长、扩大就业、改善国际收支状况和增加外汇储备等方面功不可没，但也带来诸多负面影响。中国的贸易不平衡问题已日益为世界各国所关注。以中国国际收支“双顺差”为特征的中国经济外部失衡及其对全球经济失衡的影响近年来一直是国际经济政策争论的焦点。尽管国内外学者从各个角度对中国经济外部失衡及其影响进行了研究、分析并开出了各种“药方”，中国政府也做了各种努力，但成效不大。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中国经济的外部失衡，它的趋势将会如何？本文认为中国要素市场（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土地市场、能源等自然资源及环境等市场）都存在着严重的扭曲现象，这些扭曲对中国经济发展方式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最终在各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导致了中国经济的外部失衡。中国要素市场扭曲的表现有其深刻的体制性根源。要素市场扭曲始于建国后计划经济体制下各种制度性安排；改革开放后，在经济的市场化过程中，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改革存在非对称性，产品市场基本市场化，要素市场化进程则显现出明显的滞后性，这主要是因为影响要素价格扭曲的各种体制性因素依旧存在并持续发挥惯性作用。这些体制性因素（户籍制度，土地制度，与土地制度密切结合的财税制度以及以GDP为主要指标的干部考核晋升机制等）最终“锁定”了我国的要素市场扭曲。因此，我国的要素市场扭曲呈现出一定的路径依赖特征。本文就是基于中国经济外部失衡和要素市场扭曲的特征事实来分析、建立两者间的理论传导机制并进行相应的经验分析。本文认为要素市场扭曲与外部失衡之间存在直接或者间接关系。为了探讨两者间的传导机制，理论方面建立了要素扭曲和外部失衡之间的微观和宏观理论基础，在实证方面采用面板数据模型分析要素扭曲和外部失衡之间的关系，并且将内部失衡也纳入分析框架。具体研究框架如下：第1章为绪论，主要包括论文的研究背景，研究的理论与现实意义，相关文献综述，研究的思路和方法及论文的创新与不足。第2章为中国经济外部失衡的主要表现及风险分析。随着中国对外贸易和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快速发展，中国自2004年后表现出越来越凸出的外部失衡问题，即经常账户顺差和金融资本账户顺差的“双顺差”外部失衡格局。在分析经常账户和金融资本账户“双顺差”的形成基础上，进一步阐述了长期外部失衡的风险。第3章为中国经济外部失衡的深层次原因分析。本章首先对扭曲及要素扭曲的相关文献进行了梳理，界定了扭曲及要素扭曲的涵义。然后对要素市场扭曲的表现分劳动力、资本、土地、能源等自然资源及环境等五个方面进行了现状描述，认为在这五个方面都存在着严重的要素扭曲现象，这些扭曲对中国经济发展方式产生了重大影响。最后对要素市场扭曲的形成机制做了分析，认为中国要素市场扭曲的表现有其深刻的体制性根源。第4章为要素市场扭曲对中国经济外部失衡的影响机理分析。劳动力、资本、土地、能源、环境等要素扭曲降低了初次分配中的居民收入份额，加剧了收入不平等；社会保障不健全，因此需要进行预防性储蓄；同时，由于金融市场改革滞后，居民无法实现消费的跨期选择，因而降低了整个社会的边际消费倾向，最终降低了国内居民消费需求，内需不足。要素价格的扭曲降低了生产的成本，相当于是给企业补贴，使得企业的投资有利可图，提高了企业的投资积极性，扩大了产能；也正是由于中国要素市场的扭曲现象，FDI持续流入中国进行投资逐利，国内产能进一步扩大。产能增加而消费不足造成产能过剩，供过于求，内部结构性失衡。由于中国要素价格低，生产成本低，产品的价格比较低，外国需求增加，企业通过出口解决剩余产能，最终导致贸易顺差过大。贸易顺差持续扩大，带来结汇压力和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国际投机资本趁机流入，加上持续流入的FDI共同导致了资本项目顺差，最终导致了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双顺差，形成了中国经济的外部失衡。第5章为要素市场扭曲与中国经济外部失衡关系的实证分析。本章首先采用了C-D生产函数测定不同所有制类型企业在2000-2011年资本和劳动要素价格的扭曲程度。其次，采用面板数据模型分析了要素扭曲、内部失衡、外部失衡之间的传导效应。最后，研究结论表明要素扭曲对经常项目顺差产生显着负向边际效应；而在资本项目顺差方程中，资本扭曲也对资本项目顺差产生显着负向作用力，但劳动力扭曲产生正向效应统计上是非显着的；相对于外部失衡而言，内部失衡对要素扭曲效应相对较强。资本项目顺差对要素扭曲影响统计上非显着，而经常项目顺差则在一定程度上对要素扭曲产生统计上显着的正向效应。中国日益严峻的内部失衡、外部失衡、要素扭曲之间的恶性循环致使中国经济陷入难以解脱的困境，表明推进要素市场化进程的紧迫性。第6章为中国经济外部失衡的调整策略，认为只有通过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统筹内外经济均衡发展，转变政府职能、改变政绩观才能为继续理顺要素价格，消除要素市场扭曲提供政策和体制环境；而改革户籍制度、继续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加大对教育的投入，加快推进土地制度改革、完善土地流转制度，进一步推进能源和水等自然资源价格市场化改革，加大环境保护力度实行绿色发展及加快利率市场化和人民币汇率改革则是理顺要素价格，消除要素市场扭曲，从而调整中国经济外部失衡的可行途径。
周琢[10]（2013）在《FDI流入下的国际贸易收益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传统贸易理论中的货物由本国生产要素生产而成,因此传统贸易理论将一国的贸易量和贸易差额视为一国贸易利益的来源。然而随着国际直接投资的发展,一国对外贸易中的货物不再仅由本国要素所构成,而是由各国提供各自生产要素共同生产完成。2001年至2012年间,中国贸易规模持续上升,期间外商直接投资企业作为本国生产要素和国外生产要素合作生产的组织形式和载体,其进口占中国进口总额的平均比重为54.679%,出口占中国出口总额的平均比重为54.662%,由此产生的贸易顺差额为年均856.26亿美元,占中国对外贸易顺差额的平均比重为53.43%。那么外资企业贸易量的上升、贸易顺差的扩大是否意味着中国贸易收益的提升?隶属于中国的贸易收益有多大?基于此,本文将就FDI流入下的国际贸易收益展开研究。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一国国际贸易收益的实质是一国参与出口生产活动中生产要素的收益,而生产要素收益的相对大小则由其国际相对稀缺性所决定。本文以FDI为载体的生产要素跨境流动作为研究的切入口,解释了外商投资企业的出口机制以及其对东道国进出口的影响,分析了生产要素跨境流动下国际贸易的形态,指出了国际分工的新特征,说明了贸易量、贸易差额在生产要素跨境流动下衡量一国贸易收益的有限性。在此基础上,本文引入贸易增加值作为衡量贸易收益的指标,对一国出口增加值相对高低的形成原因展开了分析,分别从国别、产业和产品三个层面分析了不同要素投入对一国出口贸易增加值所产生的影响,发现以研发和管理为主的生产要素投入是形成一国出口贸易增加值相对高低的主要原因。为了更好地判断一国从国际贸易中获取的收益大小,本文在生产要素国别所有权层面上,测算了隶属于东道国的出口贸易增加值,参考工业增加值的统计方法,将外资企业生产过程中形成的出口贸易增加值分解为固定资产折旧、劳动者报酬、生产税净额与营业盈余四个部分。数据测算发现,2003至2011年间在华外资企业出口贸易增加值占其出口量的比重为14.13%,其中属于中国出口收益的劳动者报酬量、生产税净值量占外资企业出口的平均比重仅为4.44%和0.59%。本文认为一国出口贸易增加值的实质是隶属该国的生产要素在企业出口经营活动中获取的收益,因此本文进一步构建理论模型,分析了FDI流入下,出口增长对生产要素相关收益所产生的影响并得出相应命题,指出生产要素的相对稀缺性是生产要素收益相对大小的决定因素。在各国生产要素共同合作生产的情况下,稀缺生产要素的所属国在企业出口中获取的收益相对较多,反之亦然。为了对理论模型进行实证检验,本文运用时间序列结构模型和面板模型考察了外资企业出口对贸易增加值中相关生产要素收益的影响,发现以劳动力为代表的低级要素在外资企业出口中获取的收益相对较小,而以管理和渠道为主的高级要素则在外资企业出口中获取了较高的收益。最后,本文得出中国对外贸易整体收益较低的结论。
二、巴格瓦蒂假说与外国直接投资的社会效应（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巴格瓦蒂假说与外国直接投资的社会效应（论文提纲范文）
（1）WTO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的改革 ——基于中国受益的实证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主要符号表 |
| 1 绪论 |
| 1.1 研究问题的提出 |
| 1.2 选题意义 |
| 1.3 研究思路 |
| 1.3.1 研究框架 |
| 1.3.2 本文主要内容 |
| 1.4 创新与不足 |
| 1.4.1 创新 |
| 1.4.2 不足 |
| 2 文献综述 |
| 2.1 特殊与差别待遇的积极作用 |
| 2.2 特殊与差别待遇的有限性和反面作用 |
| 2.3 特殊与差别待遇的更新与完善 |
| 2.4 现有文献的不足和本文待研究议题 |
| 3 WTO框架内的发展中国家与特殊与差别待遇的含义 |
| 3.1 WTO框架内的发展中国家含义 |
| 3.1.1 对发展中国家无专门明确规定:1947-1954年 |
| 3.1.2 对发展中国家概念有了初步界定:1954-1985年 |
| 3.1.3 发展中国家区别的引入:1986-1994年 |
| 3.1.4 发展中国家积极参与:1995-2008年 |
| 3.1.5 发展中国家的再界定:2009年 |
| 3.2 WTO框架内发展中国家的自我认定模式 |
| 3.2.1 自我认定方式的沿革 |
| 3.2.2 自我认定的适用基础 |
| 3.2.3 自我认定方式的争议 |
| 3.3 WTO框架内的特殊与差别待遇含义及渊源 |
| 3.3.1 WTO框架内的特殊与差别待遇的含义 |
| 3.3.2 特殊与差别待遇的沿革 |
| 3.3.3 特殊与差别待遇内容 |
| 4 特殊与差别待遇的理论依据 |
| 4.1 特殊与差别待遇的本质 |
| 4.1.1 SDT的适用对象:发展中国家 |
| 4.1.2 特殊与差别待遇的本质 |
| 4.2 特殊与差别待遇的理论逻辑脉络 |
| 4.2.1 特殊与差别待遇的理论意义 |
| 4.2.2 特殊与差别待遇的理论内涵 |
| 4.3 理论模型构建 |
| 4.3.1 开放会员的MFN俱乐部(Open membership,OM博弈) |
| 4.3.2 排他性MFN俱乐部(Exclusive membership, EM博弈) |
| 4.3.3 将关税优惠纳入模型中 |
| 4.3.4 模型结论 |
| 5 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具体使用情况分析 |
| 5.1 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分类 |
| 5.1.1 特殊与差别条款具体分类 |
| 5.1.2 类别简介 |
| 5.1.3 简单评价 |
| 5.1.4 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使用总体分析 |
| 5.2 WTO协定具体使用分析 |
| 5.2.1 1994年《关税及贸易总协定》SDT条款分析 |
| 5.2.2 《服务贸易总协定》SDT条款分析 |
| 5.2.3 《贸易便利化协定》SDT条款分析 |
| 5.2.4 农业协定SDT条款分析 |
| 5.3 中国运用特殊与差别待遇的具体情况分析 |
| 5.3.1 中国仍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
| 5.3.2 中国入世的承诺水平远高于其它发展中国家 |
| 5.3.3 中国运用特殊与差别待遇情况 |
| 6 中国因特殊与差别待遇受益的实证分析 |
| 6.1 背景 |
| 6.2 贸易特征性事实 |
| 6.2.1 中国部分产品的税率分布情况 |
| 6.2.2 中国部分产品的总体增长分析 |
| 6.3 理论机制和研究假说 |
| 6.4 实证方法和数据说明 |
| 6.4.1 计量模型设定 |
| 6.4.2 数据处理 |
| 6.5 实证结果分析 |
| 6.5.1 单变量分析 |
| 6.5.2 DID估计结果:基准回归 |
| 6.5.3 内生性问题:工具变量法 |
| 6.6 稳健性检验 |
| 6.6.1 平行趋势检验 |
| 6.6.2 安慰剂检验 |
| 6.7 扩展性分析 |
| 6.7.1 考虑出口国所在洲 |
| 6.7.2 考虑产品组影响程度差异 |
| 6.8 中国运用特殊与差别待遇的受益情况分析 |
| 6.8.1 SDT受益规模较小 |
| 6.8.2 SDT受益结构不均衡 |
| 6.8.3 可考虑“毕业”条款 |
| 6.9 中国受益产品的个别分析 |
| 6.10 实证分析意义 |
| 7 中国关于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改革的对策研究 |
| 7.1 特殊与差别待遇的改革困境 |
| 7.1.1 如何界定“特殊性” |
| 7.1.2 如何界定“差异性” |
| 7.1.3 特殊与差别待遇具体问题 |
| 7.2 特殊与差别待遇改革的影响因素和各国主张 |
| 7.2.1 特殊与差别待遇改革的影响因素 |
| 7.2.2 发达国家对特殊与差别待遇的看法 |
| 7.2.3 发展中国家对特殊与差别待遇的立场 |
| 7.3 保留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的理由 |
| 7.3.1 SDT对发展中国家的重要性 |
| 7.3.2 SDT对发达国家的重要性 |
| 7.3.3 SDT对世界贸易水平的重要性 |
| 7.4 科学合理应对发达国家诉求 |
| 7.4.1 部分发达国家认为不应采取自我认定的方式 |
| 7.4.2 部分发达国家认为应该取消特殊与差别待遇 |
| 7.4.3 部分发达国家认为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被滥用 |
| 7.5 中国关于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改革的对策建议 |
| 7.5.1 保留WTO框架内的自我认定方式 |
| 7.5.2 发展中国家应该享有特殊与差别待遇 |
| 7.5.3 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
| 7.5.4 鼓励非线性的评估,采取产品差异化策略 |
| 7.5.5 “毕业”的主动承诺 |
| 7.5.6 推动WTO与其它国际组织就发展问题加强合作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中国实际享受的SDT条款细则 |
| 附录2 WTO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名单 |
| 附录3 贸易便利化协定承诺情况 |
| 附录4 农业协定的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 |
| 附录5 水果组产品代号说明 |
| 附录6 寡头垄断贸易模式的关税建立 |
| 附录7 特殊与差别待遇效应的实证分析 |
| 1. 背景 |
| 2. 对发展中国家的效应模型 |
| 2.1 模型说明 |
| 2.2 计量模型设定 |
| 2.3 数据说明 |
| 3. 实证分析及检验 |
| 3.1 回归结果分析 |
| 3.2 识别假设检验 |
| 3.3 稳定性检验 |
| 3.4 结论 |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2）战后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2.3 国内外研究述评 |
| 1.3 研究方法 |
| 1.3.1 理论分析与实际分析相结合的方法 |
| 1.3.2 宏观分析与微观分析相结合的方法 |
| 1.3.3 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 |
| 1.3.4 比较分析的方法 |
| 1.4 研究思路与框架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框架 |
| 1.5 研究的创新之处与不足 |
| 1.5.1 创新之处 |
| 1.5.2 研究的不足 |
| 1.6 本章小结 |
| 第2章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一般分析 |
| 2.1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概念和性质 |
| 2.1.1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概念 |
| 2.1.2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性质 |
| 2.1.3 战略性贸易政策与幼稚工业保护论的区别 |
| 2.1.4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内容体系 |
| 2.2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理论渊源 |
| 2.2.1 比较优势与古典贸易理论和新古典贸易理论 |
| 2.2.2 重商主义与贸易保护理论 |
| 2.2.3 新贸易理论与战略性贸易政策 |
| 2.3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理论体系 |
| 2.3.1 利润转移理论 |
| 2.3.2 外部经济理论 |
| 2.4 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评析 |
| 2.4.1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理论突破 |
| 2.4.2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理论局限和消极影响 |
| 2.5 本章小结 |
| 第3章 战后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演变 |
| 3.1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萌芽阶段(经济恢复时期1945—1955) |
| 3.1.1 限制进口的政策 |
| 3.1.2 扶植和振兴出口的政策 |
| 3.1.3 保护和扶植国内产业的政策 |
| 3.2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初级阶段(经济高速增长时期1956—1973) |
| 3.2.1 实施分阶段贸易自由化政策 |
| 3.2.2 实施有利于战略性产业发展的关税政策替代直接进口限制 |
| 3.2.3 通过放松对外国直接投资的限制增强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
| 3.2.4 贸易政策和产业政策相结合战略性地扶持重化工业的发展 |
| 3.3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高级阶段的形成时期(经济稳定增长和泡沫经济时期1973—1991) |
| 3.3.1 进一步推行贸易自由化的政策 |
| 3.3.2 实行进出口市场多元化来保证更多的贸易利益 |
| 3.3.3 战略性地促进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 |
| 3.3.4 发挥对外投资和经济援助对贸易的促进作用 |
| 3.4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高级阶段的稳定发展时期(经济长期低迷时期1991—至今) |
| 3.4.1 贸易政策的重心向贸易和投资并举的方向转变 |
| 3.4.2 实行多层次、灵活的自由贸易战略来获取最大的贸易利益 |
| 3.4.3 发挥在全球多边贸易体制中的作用并主导国际经贸规则的制定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制度基础与主要实施方式 |
| 4.1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制度基础 |
| 4.1.1 国家战略与贸易政策的关系 |
| 4.1.2 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模式为有效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奠定基础 |
| 4.2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主要实施方式 |
| 4.2.1 依据动态比较优势确定战略性目标产业 |
| 4.2.2 利用财政金融等手段保护和扶持战略产业发展 |
| 4.2.3 推动企业联合,提高企业规模经济效应 |
| 4.2.4 构筑产官学协作的国家创新体制 |
| 4.2.5 推行战略性贸易外交 |
| 4.3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产业层面分析 |
| 5.1 战后日本产业现代化与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结合发展 |
| 5.1.1 产业政策与战略性贸易政策有机结合 |
| 5.1.2 在产业发展的不同阶段结合着不同的战略性贸易政策 |
| 5.2 日本汽车产业的战略性贸易政策 |
| 5.2.1 汽车产业的战略性特征 |
| 5.2.2 日本政府对汽车产业采取的保护和扶植政策 |
| 5.2.3 日本汽车产业贸易政策的战略性调整 |
| 5.2.4 日本汽车产业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效果 |
| 5.3 日本钢铁产业的战略性贸易政策 |
| 5.3.1 钢铁产业的战略性特征 |
| 5.3.2 日本政府对钢铁产业的保护政策 |
| 5.3.3 日本政府对钢铁产业的扶植政策 |
| 5.3.4 日本钢铁产业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效果 |
| 5.4 日本半导体产业的战略性贸易政策 |
| 5.4.1 半导体产业的战略性特征 |
| 5.4.2 日本对半导体产业的保护政策 |
| 5.4.3 日本对半导体产业的扶植政策 |
| 5.4.4 战略性贸易政策实施效果与半导体产业国际竞争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企业层面分析 |
| 6.1 日本的企业组织与战略性贸易政策 |
| 6.1.1 企业集团为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提供强大的基础载体 |
| 6.1.2 系列企业体制为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提供有力的运行机制 |
| 6.1.3 综合商社为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提供稳固的前沿阵地 |
| 6.2 日本的企业并购与战略性贸易政策 |
| 6.2.1 日本企业并购的模式与特点 |
| 6.2.2 通过并购实现规模经济为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创造条件 |
| 6.3 日本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与战略性贸易政策 |
| 6.3.1 日本对外投资政策与贸易政策有机结合 |
| 6.3.2 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发展、贸易利益密切结合 |
| 6.3.3 跨国公司及经营战略中蕴含着战略性贸易政策 |
| 6.4 日本企业的技术进步与战略性贸易政策 |
| 6.4.1 技术贸易与战略性贸易政策相配合 |
| 6.4.2 促进技术引进与研发的政策是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主要表现 |
| 6.4.3 企业研发战略的效果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特点、积极效果及消极影响 |
| 7.1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特点 |
| 7.1.1 目标明确 |
| 7.1.2 重点突出 |
| 7.1.3 灵活运用 |
| 7.1.4 追求动态效应 |
| 7.2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积极效果 |
| 7.2.1 促进经济高速增长 |
| 7.2.2 推动产业结构升级 |
| 7.2.3 提升产业的国际竞争能力 |
| 7.3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消极影响 |
| 7.3.1 贸易摩擦频发 |
| 7.3.2 经济对外依赖加深 |
| 7.3.3 产业“空心化”风险 |
| 7.4 本章小结 |
| 第8章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对我国的启示 |
| 8.1 当前外贸形势突显战略性贸易政策的重要性 |
| 8.1.1 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抬头 |
| 8.1.2 贸易摩擦形势严峻复杂 |
| 8.1.3 新一轮国际产业竞争更加激烈 |
| 8.2 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对我国的启示 |
| 8.2.1 重视发挥政府的干预和支持作用 |
| 8.2.2 在尊重WTO原则基础上,合理利用贸易政策工具 |
| 8.2.3 培育和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 |
| 8.2.4 制定合理的对外投资策略 |
| 8.2.5 实施出口鼓励措施,集中力量开拓国际市场 |
| 8.3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3）开放经济条件下城镇化与减贫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思路与基本框架 |
| 1.2.1 研究思路 |
| 1.2.2 基本框架 |
| 1.3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创新点与不足 |
| 1.4.1 研究创新点 |
| 1.4.2 研究不足 |
| 2 文献综述 |
| 2.1 减贫的相关研究 |
| 2.1.1 减贫的内涵 |
| 2.1.2 减贫效果评价 |
| 2.1.3 减贫政策 |
| 2.2 城镇化对减贫的影响研究 |
| 2.2.1 城镇化进程中的经济增长与减贫 |
| 2.2.2 城镇化进程中的收入变化与减贫 |
| 2.2.3 城镇化进程中的就业与减贫 |
| 2.2.4 城镇化进程中的人口流动与减贫 |
| 2.2.5 城镇化进程中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改善与减贫 |
| 2.2.6 特殊地区的城镇化与减贫 |
| 2.2.7 城镇化对减贫的负面影响 |
| 2.3 对外开放对城镇化影响研究 |
| 2.3.1 对外贸易对城镇化影响研究 |
| 2.3.2 外商直接投资对城镇化影响研究 |
| 2.4 对外开放对城镇化减贫的影响研究 |
| 2.4.1 对外贸易对城镇化减贫的影响研究 |
| 2.4.2 外商直接投资对城镇化减贫的影响研究 |
| 2.5 文献评述 |
| 3 对外开放、城镇化对减贫影响的理论基础 |
| 3.1 贫困含义的演进 |
| 3.1.1 绝对贫困理论 |
| 3.1.2 相对贫困理论 |
| 3.1.3 贫困概念的外延 |
| 3.2 贫困的测定方法及标准 |
| 3.2.1 贫困发生率 |
| 3.2.2 恩格尔系数法 |
| 3.2.3 标准预算法 |
| 3.2.4 马丁法 |
| 3.2.5 贫困深度和强度 |
| 3.2.6 人类发展指数 |
| 3.2.7 本文选用的贫困测定方法 |
| 3.3 减贫理论 |
| 3.3.1 宏观经济角度 |
| 3.3.2 生产要素角度 |
| 3.3.3 人口经济学角度 |
| 3.4 城镇化相关理论 |
| 3.4.1 境外相关理论 |
| 3.4.2 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理论 |
| 3.5 对外开放与减贫关系的相关理论 |
| 3.5.1 内生增长理论 |
| 3.5.2 斯托尔帕-萨缪尔森定理 |
| 3.5.3 贫困化增长理论 |
| 3.6 城镇化与减贫关系的相关理论 |
| 3.6.1 促进资本形成的城镇化减贫理论 |
| 3.6.2 促进劳动力转移的城镇化减贫理论 |
| 3.7 上述理论在本文中的应用 |
| 4 开放经济条件下城镇化减贫的影响机理 |
| 4.1 经济增长途径 |
| 4.1.1 对外开放与经济增长 |
| 4.1.2 城镇化与经济增长 |
| 4.1.3 经济增长对城镇化减贫的影响 |
| 4.2 财政支出途径 |
| 4.2.1 对外开放与财政支出 |
| 4.2.2 城镇化与财政支出 |
| 4.2.3 财政支出与减贫 |
| 4.3 劳动力市场途径 |
| 4.3.1 对外开放与城镇化对劳动力市场的协同作用 |
| 4.3.2 劳动力就业结构变化对城镇化减贫的影响 |
| 4.4 产业结构调整途径 |
| 4.4.1 对外开放与城镇化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协同作用 |
| 4.4.2 产业结构调整对城镇化减贫的影响 |
| 5 开放经济条件下城镇化减贫的理论模型 |
| 5.1 开放经济下城镇化减贫理论模型的系统架构 |
| 5.1.1 城镇化对生产者的影响 |
| 5.1.2 城镇化对消费者的影响 |
| 5.1.3 城镇化对贫困发生率的影响 |
| 5.1.4 对外开放与城镇化在减贫方面的交互作用 |
| 5.2 封闭经济条件下城镇化与减贫的基础模型 |
| 5.2.1 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 |
| 5.2.2 城镇化对贫困变化的影响 |
| 5.3 对外贸易、城镇化与减贫的模型构建 |
| 5.3.1 城镇化对减贫的影响 |
| 5.3.2 对外贸易对减贫的影响 |
| 5.4 利用外资、城镇化与减贫的模型构建 |
| 5.4.1 城镇化对减贫的影响 |
| 5.4.2 利用外资对减贫的影响 |
| 5.5 主要结论 |
| 6 我国对外开放、城镇化与减贫的现状 |
| 6.1 对外开放现状 |
| 6.1.1 对外开放的总体情况 |
| 6.1.2 对外贸易的发展情况 |
| 6.1.3 利用外资的发展情况 |
| 6.2 城镇化现状 |
| 6.2.1 城镇化发展进程 |
| 6.2.2 城镇化发展的区域差异 |
| 6.3 贫困的现状 |
| 6.3.1 中国的贫困人口标准 |
| 6.3.2 贫困人口大幅减少 |
| 6.3.3 贫困人口地区分布不均 |
| 6.3.4 减贫财政支出情况 |
| 6.3.5 贫困地区减贫情况 |
| 7 基于跨国数据的开放、城镇化与减贫关系实证分析 |
| 7.1 基本模型设定 |
| 7.1.1 基准模型 |
| 7.1.2 动态模型 |
| 7.2 变量说明与数据来源 |
| 7.2.1 被解释变量 |
| 7.2.2 解释变量 |
| 7.3 模型回归结果 |
| 7.3.1 对外贸易、城镇化与减贫的回归结果 |
| 7.3.2 利用外资、城镇化与减贫的回归结果 |
| 7.3.3 稳健性检验 |
| 7.3.4 动态面板回归 |
| 7.3.5 考虑收入异质性的回归结果 |
| 7.4 本章主要结论 |
| 8 基于国内数据的开放、城镇化与减贫关系的实证分析 |
| 8.1 基本模型设定 |
| 8.1.1 基准模型 |
| 8.1.2 动态模型 |
| 8.2 变量选择与数据说明 |
| 8.2.1 被解释变量 |
| 8.2.2 解释变量 |
| 8.2.3 描述性统计 |
| 8.3 基于收入水平的模型回归结果 |
| 8.3.1 出口、城镇化与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回归结果 |
| 8.3.2 进口、城镇化与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回归结果 |
| 8.3.3 利用外资、城镇化与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回归结果 |
| 8.3.4 基于城乡收入差距的模型回归结果 |
| 8.3.5 本节小结 |
| 8.4 基于城镇贫困差距的模型回归结果 |
| 8.4.1 出口、城镇化与城镇贫困差距的回归结果 |
| 8.4.2 进口、城镇化与城镇贫困差距的回归结果 |
| 8.4.3 利用外资、城镇化与城镇贫困差距的回归结果 |
| 8.4.4 本节小结 |
| 8.5 基于农村贫困差距的模型回归结果 |
| 8.5.1 对外开放、城镇化与农村贫困差距的回归结果 |
| 8.5.2 对外开放、城镇化对农村减贫交互作用回归结果 |
| 8.5.3 本节小结 |
| 8.6 动态面板回归 |
| 8.6.1 出口、城镇化对低保的动态面板回归结果 |
| 8.6.2 进口、城镇化对低保的动态面板回归结果 |
| 8.6.3 利用外资、城镇化对低保的动态面板回归结果 |
| 8.6.4 本节小结 |
| 8.7 考虑区域异质性的回归结果 |
| 8.7.1 各区域对外开放、城镇化与农村贫困差距的回归结果 |
| 8.7.2 不同区域对外开放、城镇化对农村减贫交互作用回归结果 |
| 8.7.3 本节小结 |
| 8.8 本章主要结论 |
| 9 对外开放、城镇化与减贫的国际实践与经验 |
| 9.1 国际实践比较 |
| 9.1.1 减贫实践的国际比较 |
| 9.1.2 城镇化实践的国际比较 |
| 9.1.3 对外开放实践的国际比较 |
| 9.1.4 其他经济指标的国际比较 |
| 9.2 国际经验分析 |
| 9.2.1 美国的实践经验 |
| 9.2.2 韩国的实践经验 |
| 9.2.3 墨西哥城实践经验教训 |
| 9.3 经验总结 |
| 10 研究结论及政策建议 |
| 10.1 研究结论 |
| 10.2 对策建议 |
| 在学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4）中国生产性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选题背景和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研究方法和主要内容 |
| 1.2.1 研究方法 |
| 1.2.2 主要内容 |
| 1.3 研究思路和框架 |
| 1.4 研究的可能创新点 |
| 第二章 相关概念和国内外相关文献综述 |
| 2.1 生产性服务业概念综述 |
| 2.1.1 生产性服务业内涵 |
| 2.1.2 生产性服务业外延 |
| 2.2 生产性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综述 |
| 2.2.1 生产性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测算 |
| 2.2.2 中国生产性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综述 |
| 2.3 生产性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影响因素综述 |
| 2.3.1 生产性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供给影响因素 |
| 2.3.2 生产性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需求影响因素 |
| 2.4 文献述评及总结 |
| 第三章 中国生产性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
| 3.1 生产性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理论基础 |
| 3.1.1 比较优势理论 |
| 3.1.2 新贸易理论 |
| 3.1.3 对外投资理论 |
| 3.1.4 新要素理论 |
| 3.1.5 “钻石模型”理论 |
| 3.2 生产性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的影响机理 |
| 3.2.1 生产性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的影响机理——供给视角 |
| 3.2.2 生产性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的影响机理——需求视角 |
| 3.3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中国生产性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现状与指数分析 |
| 4.1 中国生产性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现状 |
| 4.1.1 中国生产性服务贸易发展现状 |
| 4.1.2 中国生产性服务贸易的进出口结构情况 |
| 4.2 中国与金砖四国生产性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对比 |
| 4.2.1 金砖国家生产性服务贸易规模对比 |
| 4.2.2 金砖国家生产性服务贸易结构对比 |
| 4.2.3 金砖国家生产性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指数分析 |
| 4.3 中国与G7 成员国生产性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对比 |
| 4.3.1 中国和G7 成员国生产性服务贸易规模对比 |
| 4.3.2 中国和G7 成员国生产性服务贸易结构对比 |
| 4.3.3 中国和G7 成员国生产性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指数分析 |
| 4.4 中国与一带一路主要国家生产性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对比 |
| 4.4.1 中国与一带一路代表国家生产性服务贸易规模对比 |
| 4.4.2 中国与一带一路代表国家生产性服务贸易结构对比 |
| 4.4.3 中国与一带一路代表国家生产性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指数分析 |
| 4.5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中国生产性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的供给影响因素 |
| 5.1 引言 |
| 5.2 中国生产性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
| 5.2.1 供给因素分析及研究假设 |
| 5.2.2 计量模型构建 |
| 5.2.3 变量说明及数据来源 |
| 5.2.4 实证结果分析 |
| 5.3 分行业中国生产性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影响因素分析 |
| 5.3.1 研究设计 |
| 5.3.2 分行业实证结果分析 |
| 5.4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中国生产性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的需求影响因素 |
| 6.1 内部需求对生产性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影响的实证检验 |
| 6.1.1 引言 |
| 6.1.2 内部需求对生产性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的影响 |
| 6.1.3 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
| 6.1.4 结论与启示 |
| 6.2 外部需求对生产性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影响的实证检验 |
| 6.2.1 引言 |
| 6.2.2 外部需求对生产性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的影响 |
| 6.2.3 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
| 6.2.4 结论与启示 |
| 6.3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提升中国生产性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的对策 |
| 7.1 建立健全法律制度,加大对生产性服务贸易的支持力度 |
| 7.2 增加与生产性服务贸易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投入 |
| 7.3 加大人才培养力度和科技投入 |
| 7.4 协同发展货物贸易和生产性服务贸易 |
| 7.5 加快生产性服务业产业结构升级 |
| 7.6 积极发挥FDI对生产性服务贸易的提升作用 |
| 7.7 提升贸易开放度,增进国际交流 |
| 第八章 结论与展望 |
| 8.1 结论 |
| 8.2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5）生产要素的国民属性与国际直接投资的收益分配 ——基于中国外商投资企业的实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Abstract 绪论 |
| 一、研究问题的提出 |
| 二、选题背景及选题意义 |
| 三、研究思路与主要内容 |
| 四、研究创新之处与不足之处 第一章 文献综述 |
| 第一节 国际直接投资收益及其国际差异 |
| 第二节 国际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的经济影响 |
| 一、工资影响 |
| 二、技术溢出 |
| 三、对外贸易 |
| 四、经济增长 |
| 第三节 国际贸易收益与国际直接投资收益 |
| 第四节 功能性收入分配理论 |
| 一、功能性收入分配理论产生与衍化 |
| 二、功能性收入分配主流研究文献综述 |
| 第五节 文献述评 第二章 生产要素收益的经济学分析 |
| 第一节 生产要素分类及其国民属性 |
| 一、生产要素 |
| 二、经济要素与全球化要素 |
| 三、生产要素的国民属性 |
| 第二节 生产要素的等级差异与流动性差异 |
| 一、生产要素的等级差异 |
| 二、生产要素的流动性差异 |
| 三、生产要素的流动特征与决定因素 |
| 第三节 成本核算、作业成本法与产品成本的要素归集 |
| 一、会计成本核算 |
| 二、作业成本法理论内涵 |
| 三、生产要素与最终成本 |
| 第四节 生产要素价格决定及其影响因素 |
| 一、生产要素价格决定 |
| 二、生产要素经济收益 第三章 全球化经济的本质特征与国际直接投资收益原理 |
| 第一节 全球化经济的微观基础与本质特征 |
| 一、全球化经济发展基本趋势是投资自由化 |
| 二、国际直接投资本质是生产要素国际流动 |
| 第二节 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要素流动内涵 |
| 一、国际寡头垄断理论中的要素观 |
| 二、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中的要素观 |
| 三、边际产业扩张理论中的要素观 |
| 四、国际生产折衷理论中的要素观 |
| 五、投资诱发要素组合理论中的要素观 |
| 第三节 国际直接投资收益分析原理 |
| 一、国际直接投资收益分析理论基础 |
| 二、国际直接投资中主要要素收益类别 第四章 国际直接投资发展现状与要素层面动因分析 |
| 第一节 全球化条件下国际直接投资现状与特点 |
| 一、国际直接投资发展现状 |
| 二、国际直接投资发展新特点 |
| 三、我国引进外资与对外直接投资 |
| 第二节 对外直接投资要素动因的实证分析 |
| 一、高级生产要素积累与对外投资规模理论研究 |
| 二、对外直接投资动因的已有研究 |
| 三、数据说明与模型设定 |
| 四、实证分析及结果 |
| 五、实证研究结论 第五章 中国外商直接投资收益分配实证研究(一)——劳动、资本及税收收入测算 |
| 第一节 引言 |
| 第二节 理论模型与理论假说 |
| 一、生产要素与生产要素收益 |
| 二、理论模型 |
| 三、理论假说 |
| 第三节 研究设计 |
| 一、数据来源与数据整理 |
| 二、收入份额计算 |
| 三、指标选择与模型构建 |
| 第四节 外资企业资本、劳动及税收收入份额现状 |
| 一、资本、劳动、税收收入份额的总体现状 |
| 二、资本、劳动、税收收入份额的地域差异与行业差异 |
| 三、资本、劳动、税收收入份额历史变迁 |
| 四、不同要素收益的国民属性分析 |
| 第五节 外资企业资本、劳动及税收收入份额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
| 一、估计方法选择 |
| 二、估计结果与实证结论 |
| 三、模型稳健性讨论 第六章 中国外商直接投资收益分配实证研究(二)——土地收入水平分析 |
| 第一节 外商投资企业用地方式与途径 |
| 一、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 |
| 二、行政划拨获取国有土地使用权 |
| 三、租赁方式获取土地使用权 |
| 四、通过作价或入股方式获取土地使用权 |
| 五、转让方式获取土地使用权 |
| 六、获取集体土地使用权 |
| 第二节 外商投资企业土地使用政策演变 |
| 一、外商投资企业土地使用政策逐渐完善 |
| 二、外商投资企业土地使用政策最新变化——以上海市为例 |
| 第三节 有关外资用地政策对我国土地收入的不利影响 |
| 一、低价格供地 |
| 二、土地协议出让 |
| 三、经济开发园区 |
| 第四节 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土地要素收益 |
| 一、前提假设与模型建立 |
| 二、指标选取与数据说明 |
| 三、估计结果与实证结论 |
| 四、模型稳健性讨论 全文结论与启示 |
| 一、主要结论 |
| 二、相关启示 参考文献 后记 |
（6）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对东亚区域贸易一体化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ABSTRACT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贸易一体化的概念及测度 |
| 1.2.2 日本对外直接投资与东亚区域贸易一体化关联的文献综述 |
| 1.2.3 文献述评 |
| 1.3 研究方法及思路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研究思路 |
| 1.4 研究内容与技术路线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技术路线 |
| 1.5 本文的创新点及不足 |
| 1.5.1 本文的创新点 |
| 1.5.2 本文的不足 第2章 对外直接投资对区域贸易一体化的影响:理论与机制 |
| 2.1 对外直接投资对区域贸易一体化影响的理论基础 |
| 2.1.1 对外直接投资与区域贸易一体化关联的基本理论 |
| 2.1.2 对外直接投资促进区域贸易一体化发展的理论 |
| 2.2 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区域贸易一体化的因素分析 |
| 2.2.1 内部因素分析 |
| 2.2.2 外部因素分析 |
| 2.3 对外直接投资对区域贸易一体化的作用机制 |
| 2.3.1 比较优势变动是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区域贸易一体化的动力 |
| 2.3.2 国际分工演变是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区域贸易一体化的基础 |
| 2.3.3 跨国公司是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区域贸易一体化的重要载体 |
| 2.4 本章小结 第3章 日本对东亚直接投资和东亚区域贸易一体化的发展分析 |
| 3.1 日本对东亚直接投资的发展分析 |
| 3.1.1 日本对东亚直接投资的历史演进 |
| 3.1.2 日本对东亚直接投资的动因分析 |
| 3.1.3 日本对东亚直接投资的演进特征 |
| 3.2 东亚区域贸易一体化的发展分析 |
| 3.2.1 东亚区域贸易一体化的历史演进 |
| 3.2.2 东亚区域贸易一体化的影响因素 |
| 3.2.3 东亚区域贸易一体化的演进特征 |
| 3.3 本章小结 第4章 日本对东亚直接投资与东亚区域贸易一体化联动发展分析 |
| 4.1 日本对东亚直接投资与东亚区域贸易一体化联动发展:规模与结构视角 |
| 4.1.1 日本对东亚直接投资规模与东亚区域贸易一体化的联动发展 |
| 4.1.2 日本对东亚直接投资结构与东亚区域贸易一体化结构的联动发展 |
| 4.2 日本对东亚直接投资与东亚区域贸易一体化联动发展的现实基础 |
| 4.2.1 以比较优势为基础的制造业产业转移 |
| 4.2.2 由日本主导的东亚产业分工的演进 |
| 4.2.3 日本企业跨国经营的发展 |
| 4.3 本章小结 第5章 日本对东亚直接投资对东亚区域贸易一体化影响的实证分析 |
| 5.1 日本对东亚直接投资对东亚区域贸易一体化总体层面的影响分析 |
| 5.1.1 变量定义及数据处理 |
| 5.1.2 变量平稳性检验 |
| 5.1.3 VAR模型构建 |
| 5.1.4 VAR模型滞后阶数确定与稳定性检验 |
| 5.1.5 东亚区域贸易一体化的脉冲响应分析 |
| 5.1.6 东亚区域贸易一体化的方差分解分析 |
| 5.2 日本对东亚直接投资对东亚区域贸易一体化地域层面的影响分析 |
| 5.2.1 变量定义与数据处理 |
| 5.2.2 变量平稳性检验 |
| 5.2.3 VAR模型构建 |
| 5.2.4 VAR模型滞后阶数选择与稳定性检验 |
| 5.2.5 日本对东亚直接投资对各经济体参与东亚区域贸易一体化的影响 |
| 5.2.6 各经济体参与东亚区域贸易一体化的方差分解分析 |
| 5.3 日本对东亚直接投资对东亚区域贸易一体化行业层面的影响分析 |
| 5.3.1 变量定义与数据处理 |
| 5.3.2 变量平稳性检验 |
| 5.3.3 VAR模型构建 |
| 5.3.4 VAR模型滞后阶数选择与稳定性检验 |
| 5.3.5 日本对东亚直接投资对东亚各行业区域贸易一体化的影响 |
| 5.3.6 东亚各行业区域贸易一体化的方差分解分析 |
| 5.4 本章小结 第6章 中国地位提升对东亚区域贸易一体化的影响:基于中日两国比较 |
| 6.1 中日对东亚直接投资比较 |
| 6.1.1 对东亚直接投资动因比较 |
| 6.1.2 对东亚直接投资规模比较 |
| 6.1.3 对东亚直接投资地域结构比较 |
| 6.1.4 对东亚直接投资行业结构比较 |
| 6.2 中日在东亚区域贸易一体化中的地位比较 |
| 6.2.1 对东亚区域内贸易依赖度比较 |
| 6.2.2 在东亚区域内贸易中的地位比较 |
| 6.2.3 在东亚区域内初级产品贸易中的地位比较 |
| 6.2.4 在东亚区域内中间产品贸易中的地位比较 |
| 6.2.5 在东亚区域内最终产品贸易中的地位比较 |
| 6.3 中国地位提升对东亚区域贸易一体化的影响 |
| 6.3.1 变量定义、数据处理及平稳性检验 |
| 6.3.2 VAR模型构建、滞后阶数确定与稳定性检验 |
| 6.3.3 中日对东亚直接投资对东亚区域贸易一体化的冲击效应 |
| 6.3.4 中日对东亚直接投资对东亚区域贸易一体化的贡献比较 |
| 6.4 本章小结 第7章 结论与启示 |
| 7.1 主要结论 |
| 7.2 对中国的启示 |
| 7.2.1 通过加强区域内的产业转移降低对东亚外部市场的依赖 |
| 7.2.2 在调整区域内直接投资的地区结构时注意保持适度平衡 |
| 7.2.3 依据比较优势原则实现对东亚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升级 附录 参考文献 致谢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7）东道国政府补贴下跨国公司技术转移的博弈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论文研究背景 |
| 1.2 论文研究意义 |
| 1.3 结构安排 |
| 1.4 论文的创新点 |
| 第二章 相关文献综述 |
| 2.1 跨国公司技术转移理论研究 |
| 2.1.1 技术转移概念与产生 |
| 2.1.2 跨国公司技术转移相关研究 |
| 2.2 跨国公司技术转移中的溢出效应研究 |
| 2.3 基于博弈分析的技术转移相关研究 |
| 2.4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无补贴下跨国公司技术转移博弈研究 |
| 3.1 技术转移模型的问题描述 |
| 3.2 技术转移模型的假设建立 |
| 3.2.1 跨国公司合资进入下技术转移模型 |
| 3.2.2 跨国公司直接进入下技术转移模型 |
| 3.3 数值仿真 |
| 3.3.1 合资模式下分析 |
| 3.3.2 直接进入模式下分析 |
| 3.3.3 两种进入模式下的比较分析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补贴下跨国公司技术转移博弈研究 |
| 4.1 技术转移模型的构建 |
| 4.1.1 补贴下跨国公司合资进入技术转移模型 |
| 4.1.2 补贴下跨国公司直接进入技术转移模型 |
| 4.2 数值仿真 |
| 4.2.1 政府补贴合资模式下分析 |
| 4.2.2 政府补贴直接进入模式下分析 |
| 4.2.3 政府补贴两种模式下的对比分析 |
| 4.3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案例分析——以宝马与特斯拉技术转移为例 |
| 5.1 宝马集团合资进入技术转移案例分析 |
| 5.1.1 宝马进入的选择模式分析 |
| 5.1.2 宝马汽车国际技术转移成果分析 |
| 5.2 特斯拉直接进入技术转移案例分析 |
| 5.2.1 政府对新能源汽车行业政策支持与补贴 |
| 5.2.2 特斯拉直接进入东道国市场技术转移分析 |
| 5.3 本章小结 |
| 总结与展望 |
| 1 研究总结 |
| 2 研究局限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 致谢 |
（8）中国FDI和企业集团的技术创新溢出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思路和创新点 |
| 1.2.1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2.2 创新点和不足 |
| 1.2.3 论文的结构安排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外商直接投资技术创新溢出效应 |
| 2.1.1 外商直接投资的理论沿革 |
| 2.1.2 外商直接投资技术创新溢出效应的传导机制 |
| 2.1.3 外商直接投资技术创新溢出效应的影响因素 |
| 2.2 企业集团技术创新溢出效应 |
| 2.2.1 企业集团的成因分析 |
| 2.2.2 企业集团技术创新溢出效应的理论分析 |
| 2.2.3 企业集团技术创新溢出效应的实证检验 |
| 2.3 外商直接投资和企业集团的互动关系 |
| 2.4 文献述评 |
| 第三章 现状分析 |
| 3.1 我国技术创新的现状分析 |
| 3.2 外商直接投资的现状分析 |
| 3.2.1 外商直接投资来源地 |
| 3.2.2 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的区域分布 |
| 3.2.3 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的产业分布 |
| 3.3 企业集团的现状分析 |
| 第四章 机理分析 |
| 4.1 理论模型 |
| 4.1.1 基础模型 |
| 4.1.2 基于FDI技术创新溢出效应的分析 |
| 4.1.3 基于企业集团技术创新溢出效应的分析 |
| 4.2 研究假设 |
| 4.2.1 外商直接投资技术创新溢出效应 |
| 4.2.2 企业集团技术创新溢出效应 |
| 4.2.3 地区异质性对技术创新溢出效应的影响 |
| 第五章 外商直接投资技术创新溢出效应的实证检验 |
| 5.1 计量模型的设定和变量选择 |
| 5.1.1 数据说明 |
| 5.1.2 模型设定 |
| 5.1.3 变量选择 |
| 5.1.4 估计方法 |
| 5.2 回归结果分析 |
| 5.2.1 基础回归分析 |
| 5.2.2 分组回归分析 |
| 5.2.3 稳健性检验 |
| 第六章 企业集团技术创新溢出效应的实证分析 |
| 6.1 计量模型设定和变量选择 |
| 6.1.1 数据说明 |
| 6.1.2 模型设定 |
| 6.1.3 变量描述 |
| 6.1.4 估计方法 |
| 6.1.5 匹配平衡性检验 |
| 6.2 回归结果分析 |
| 6.2.1 基础回归分析 |
| 6.2.2 分组回归分析 |
| 6.2.3 稳健性检验 |
| 第七章 结论与启示 |
| 7.1 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9）要素市场扭曲对中国经济外部失衡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ABSTRACT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2 研究的意义 |
| 1.2.1 研究的理论意义 |
| 1.2.2 研究的现实意义 |
| 1.3 文献综述 |
| 1.3.1 中国经济外部失衡的特点研究 |
| 1.3.2 中国经济外部失衡的成因研究 |
| 1.3.3 中国经济外部失衡调整路径研究 |
| 1.3.4 文献评述 |
| 1.4 研究内容与结构安排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结构安排 |
| 1.5 研究的思路和方法 |
| 1.5.1 研究的思路 |
| 1.5.2 研究方法 |
| 1.6 论文的创新与不足 |
| 1.6.1 论文的创新 |
| 1.6.2 论文的不足 第2章 中国经济外部失衡的主要表现及风险分析 |
| 2.1 中国对外经济发展的简单回顾 |
| 2.1.1 货物贸易总量名列世界前茅 |
| 2.1.2 货物贸易结构不断优化 |
| 2.1.3 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 |
| 2.1.4 利用外资水平不断提高 |
| 2.1.5 对外直接投资取得较大进展 |
| 2.2 中国经济外部失衡的主要表现 |
| 2.2.1 中国经济外部失衡的突出特征是“双顺差” |
| 2.2.2 货物贸易顺差是经常账户顺差的主要来源 |
| 2.2.3 FDI 是资本和金融账户顺差的主要来源 |
| 2.2.4 巨额储备资产项目差额主要来自外汇储备的累积 |
| 2.2.5 错误和遗漏项目主要是管制外资金的短期流动 |
| 2.3 中国经济外部失衡的风险分析 |
| 2.3.1 加剧了与主要贸易伙伴国之间的贸易摩擦 |
| 2.3.2 加大了人民币升值压力 |
| 2.3.3 累积巨额外汇储备威胁到经济金融稳定 |
| 2.3.4 大量实际资源让渡影响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增长 |
| 2.3.5 受外部冲击的风险加大 |
| 2.3.6 阻碍服务业快速发展 |
| 2.4 本章小结 第3章 中国经济外部失衡的深层原因：要素市场扭曲 |
| 3.1 要素市场扭曲的相关文献 |
| 3.1.1 扭曲的定义及其类型 |
| 3.1.2 生产要素市场扭曲的涵义 |
| 3.1.3 要素价格扭曲形成的原因 |
| 3.1.4 中国要素价格扭曲的资源配置效率 |
| 3.2 中国要素市场扭曲的现状 |
| 3.2.1 劳动力市场扭曲状况 |
| 3.2.2 资本市场状况 |
| 3.2.3 土地市场扭曲状况 |
| 3.2.4 能源和水资源价格扭曲状况 |
| 3.2.5 环境成本扭曲状况 |
| 3.3 中国要素市场扭曲的形成路径 |
| 3.3.1 要素市场扭曲的初始制度安排 |
| 3.3.2 中国传统经济体制的市场化过程 |
| 3.3.3 要素市场扭曲的制度变迁 |
| 3.3.4 要素市场扭曲的形成 |
| 3.4 本章小结 第4章 要素市场扭曲对中国经济外部失衡影响的机理分析 |
| 4.1 无要素市场扭曲的情况 |
| 4.1.1 要素市场完全竞争与帕累托最优 |
| 4.1.2 完全竞争劳动力市场和资本市场 |
| 4.1.3 宏观经济均衡 |
| 4.1.4 完全竞争市场与宏观经济均衡 |
| 4.1.5 要素市场扭曲与宏观经济失衡 |
| 4.2 要素市场扭曲的定义 |
| 4.2.1 劳动力市场扭曲定义 |
| 4.2.2 资本市场扭曲定义 |
| 4.2.3 能源等要素市场扭曲定义 |
| 4.3 要素市场扭曲与消费不足 |
| 4.3.1 劳动力市场扭曲与消费不足 |
| 4.3.2 资本市场扭曲与消费不足 |
| 4.3.3 其它要素扭曲与消费不足 |
| 4.4 要素市场扭曲与投资过度 |
| 4.4.1 要素扭曲与投资过度的数理模型 |
| 4.4.2 要素扭曲与产业选择 |
| 4.4.3 其它要素扭曲与过度投资及产业选择 |
| 4.5 要素市场扭曲与外部失衡 |
| 4.5.1 要素市场扭曲与经常项目顺差 |
| 4.5.2 要素市场扭曲与金融和资本项目顺差 |
| 4.5.3 经常项目顺差与金融和资本项目顺差 |
| 4.6 本章小节 第5章 要素市场扭曲与中国经济外部失衡关系的实证分析 |
| 5.1 要素价格扭曲的测度 |
| 5.1.1 扭曲测度定义 |
| 5.1.2 扭曲测度方法比较 |
| 5.1.3 扭曲测定 |
| 5.2 要素市场扭曲与外部失衡关系的实证分析 |
| 5.2.1 模型设定 |
| 5.2.2 变量及数据说明 |
| 5.2.3 经验检验 |
| 5.2.4 研究结果说明 |
| 5.2.5 研究结论 |
| 5.3 本章小节 第6章 中国经济外部失衡的调整策略 |
| 6.1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统筹内外经济均衡发展 |
| 6.1.1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
| 6.1.2 大力发展服务业 |
| 6.1.3 努力增加消费以扩大内需 |
| 6.1.4 加快对外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
| 6.2 转变政府职能，改变政绩观 |
| 6.2.1 转变政府职能 |
| 6.2.2 改变政府官员政绩观 |
| 6.2.3 确立中央与地方的新型关系 |
| 6.3 继续理顺要素价格形成机制，消除要素市场扭曲 |
| 6.3.1 完善劳动力市场建设，提升人力资本质量 |
| 6.3.2 加快推进土地制度改革 |
| 6.3.3 进一步推进能源和水等自然资源价格市场化改革 |
| 6.3.4 加大环境保护力度促进绿色发展 |
| 6.4 推动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改革 |
| 6.4.1 逐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 |
| 6.4.2 继续推进人民币汇率市场形成机制改革 |
| 6.5 本章小节 参考文献 致谢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以及参加科研情况 |
（10）FDI流入下的国际贸易收益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问题的提出 |
| 二、选题的背景以及意义 |
| 三、本文研究的总体思路及章节安排 |
| 四、本文可能的创新点 |
| 第一章 文献综述 FDI、国际贸易与生产要素的收益 |
| 第一节 FDI与贸易之间的关系 |
| 一、FDI对国际贸易的创造 |
| 二、FDI对国际贸易的替代 |
| 第二节 FDI对东道国生产要素收益的影响 |
| 第三节 国际贸易对东道国生产要素收益的影响 |
| 一、国际贸易对生产要素收益影响的理论探讨 |
| 二、国际贸易对生产要素收益影响的实证分析 |
| 第四节 国内学者的相关研究 |
| 一、中国FDI与对外贸易之间的关系 |
| 二、FDI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作用 |
| 三、对外贸易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作用 |
| 第二章 FDI流入下的国际贸易形态和特征 |
| 第一节 全球FDI的发展概述 |
| 一、全球FDI的发展现状 |
| 二、FDI的动因以及跨国全球战略 |
| 第二节 FDI流入下国际贸易发生的机制和内涵 |
| 一、FDI流入下的生产要素集聚 |
| 二、生产要素集聚下的外资企业中间品出口 |
| 三、生产要素集聚下的一国显性比较优势 |
| 四、生产要素集聚下一国出口产品中的要素密集度和本国要素含量 |
| 第三节 FDI下国际分工的新特征 |
| 一、国际分工的历史演进 |
| 二、国际分工的理论发展 |
| 三、国际分工的新特征——要素合作型国际专业化 |
| 第三章 FDI流入下的贸易收益原理 |
| 第一节 贸易利益观的逻辑和内涵 |
| 一、贸易量决定贸易利益 |
| 二、国际分工决定贸易利益 |
| 三、要素禀赋决定贸易利益 |
| 第二节 贸易收益观的形成与发展 |
| 一、贸易收益观的形成 |
| 二、贸易收益观的发展 |
| 第三节 国内关于对外贸易收益问题的讨论 |
| 第四章 FDI流入下的东道国出口贸易增加值 |
| 第一节 出口贸易增加值的相关概念 |
| 第二节 东道国要素投入对其出口贸易增加值影响的实证研究 |
| 一、生产要素的相对稀缺性与全球生产要素的区位分布 |
| 二、东道国要素投入对其出口贸易增加值影响的实证分析 |
| 第三节 外资企业要素投入对其行业加工贸易出口增加值影响的实证研究 |
| 一、外资企业分行业出口增加值的测定方法 |
| 二、外资企业加工贸易行业出口增加值的实证分析 |
| 第四节 苹果公司不同生产环节的增加值研究 |
| 第五节 按要素所有权测算的东道国出口贸易增加值 |
| 一、现有的测算方法 |
| 二、按要素所有权测算的外资企业出口增加值 |
| 三、外资企业出口对不同要素增加值影响的实证分析 |
| 附录 |
| 第五章 FDI流入下的要素收益差异决定原理 |
| 第一节 引言 |
| 第二节 模型分析 |
| 一、生产者行为 |
| 二、消费者行为 |
| 三、市场环境 |
| 四、比较静态分析 |
| 五、要素稀缺性与要素的相对收益 |
| 第三节 小结 |
| 第六章 FDI流入下的生产要素收益实证研究 |
| 第一节 基于时间序列模型的不同要素收益实证分析 |
| 一、回归方程 |
| 二、数据说明 |
| 三、计量方法 |
| 四、实证结果 |
| 第二节 基于面板模型的不同要素收益实证分析 |
| 一、回归方程 |
| 二、数据说明 |
| 三、计量方法 |
| 四、实证结果 |
| 第三节 小结 |
| 附录 |
| 结论 |
| 一、主要结论 |
| 二、相关启示 |
| 英文文献参考 |
| 中文参考文献 |
| 后记 |
四、巴格瓦蒂假说与外国直接投资的社会效应（论文参考文献）
- [1]WTO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的改革 ——基于中国受益的实证分析[D]. 徐乾宇.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21(02)
- [2]战后日本战略性贸易政策研究[D]. 邵冰. 吉林大学, 2020(03)
- [3]开放经济条件下城镇化与减贫关系研究[D]. 闫鸿鹂. 东北财经大学, 2019(06)
- [4]中国生产性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研究[D]. 武俞辰. 西北大学, 2019(01)
- [5]生产要素的国民属性与国际直接投资的收益分配 ——基于中国外商投资企业的实证研究[D]. 吴信坤.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19(10)
- [6]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对东亚区域贸易一体化影响研究[D]. 佟伟伟. 辽宁大学, 2019(05)
- [7]东道国政府补贴下跨国公司技术转移的博弈分析[D]. 何锡阳. 广东工业大学, 2019(02)
- [8]中国FDI和企业集团的技术创新溢出效应研究[D]. 郑兴捷. 厦门大学, 2019(08)
- [9]要素市场扭曲对中国经济外部失衡的影响研究[D]. 王必锋. 辽宁大学, 2013(11)
- [10]FDI流入下的国际贸易收益研究[D]. 周琢.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13(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