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违法犯罪动机分析

一、大学生违法犯罪动机分析（论文文献综述）

张锋学^[1]（2020）在《人格刑法理论视域下的未成年人犯罪预防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率持续增长,犯罪特点出现了新的变化,现行犯罪预防体系面临严峻挑战,未成年人犯罪成为社会共同关注的重大问题。如何从过分强调报复、报应的刑罚功能转变为注重教育、挽救的预防功能;从事后惩治、震慑转变为事前预防、以人为本,需要理论和实践创新。鉴于此,本文试图以人格预防理论,探讨一条有效的途径。从“人格刑法理论”视角对未成年人犯罪预防进行探讨,通过创新环境预防中的人格预防、构建以人格预防为导向的开放式预防体系、设计我国犯罪思想道德监测指标体系,旨在探索未成年人犯罪预防新思路,降低犯罪率和社会教育、矫治成本,并为理论和实务部门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提供参考。内容包括: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的新特点、成因和预防现状、创新环境预防中的人格预防、构建以人格预防为导向的开放式预防体系。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的新特点包括:网络犯罪亚文化和不良信息成为犯罪低龄化的重要诱因、有组织犯罪和网络犯罪逐渐增多、城市社区未成年人和农村留守儿童犯罪增多、犯罪动机简单且手段残忍、侵犯财产和涉毒案件逐渐增多。犯罪成因为:社会不良环境容易诱发思想偏差和行为失范、传统家庭教育环境未足够重视人格塑造、学校教育环境过于看重分数、文化商业市场监管失灵、农村留守儿童犯罪问题难以解决、专门学校的运行面临困境、传统帮教制度和理念有待创新。我国目前犯罪预防现状为:网络环境的预防效果有待进一步提高、家庭环境预防没有突出人格预防、学校环境预防不够重视人格预防、社区环境预防效果有待进一步改善、心理预防尚未成为人格预防的重点、未成年人的道德思维塑造乏力、社会团体的防治潜能尚未发挥。创新环境预防中的人格预防要提高网络环境的预防水平。通过净化网络环境和技术创新,科学引导未成年人合理使用网络,防范网络不良行为影响未成年人的人格塑造。家庭环境预防应突出人格预防,建立以“爱”为核心的家庭环境预防模式,重视家庭环境对未成年人心理健康的影响。学校德育教育要用中国传统文化精髓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德育教育,要突出健康人格的塑造。社区应优化功能和环境条件,创新社区教育和帮教模式。农村应加强留守儿童犯罪防治,重视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建立强制监护制度,完善农村社会救助有效机制。以人格预防为导向的开放式预防体系的构建新思路是:积极防范未成年人在社会化进程中形成犯罪心理,加强未成年人社会交际的心理引导,帮助未成年人树立正确的道德观,科学运用“认知疗法”进行教育、矫治,创造良好环境条件促进未成年人心理健康。生物学治疗是未成年人犯罪防治的新路径,人格调查是生物学治疗的前提和基础,应当以新技术手段提升生物预防水平。道德思维水平对塑造道德思维影响较大,道德思维教育应超越犯罪本身。道德思维能力培养是道德思维教育的核心,道德思维教育应融入“爱的教育”、“平等教育”和“独立教育”。犯罪思想道德监测有利于及时防治道德偏差,应当构建犯罪思想道德监测指标体系。创新未成年人不良行为综合预防体系,重视体育运动干预的作用,发挥社会团体对不良行为的防治潜能,提升自我预防能力。

吴乐^[2]（2020）在《流动的犯罪形态：机会结构下违法犯罪类型变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犯罪行为是社会结构折射下,个体生活无以化解的紧张。社会结构是影响违法犯罪行为变化的基础性因素。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给社会带来最显着的影响就是社会结构的变化、社会转型的加速。现代化的不断推进不创造犯罪,也不消灭犯罪,只是改变了犯罪的形式。中国社会因经济改革而引发了社会整体性变革,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的违法犯罪活动同样也因社会转型而发生了重大变化,并出现了犯罪类型的变化。犯罪的存在与演化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犯罪数量、犯罪类型、犯罪人口的变化都是一种社会事实,是被超越于个体之上的社会力量所制约的社会事实。纵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违法犯罪的变化情况,刑事犯罪行为的数量一度呈现出阶位上升的趋势,但已经开始有较大幅度的下降,表现为冲高回落的特征。治安违法案件数则大涨大落,在连续上升数年之后开始有持续性的下降,与刑事案件数量的走向趋势基本一致。与此同时,作为犯罪结构的犯罪类型也随之有相应变化,暴力犯罪显着下降,侵犯财产犯罪增加,特别是诈骗犯罪增长速度较为迅速。就目前来讲,六种传统犯罪（故意杀人、故意伤害、强奸、抢劫、盗窃、诈骗）仍然占据较大比重,但总体上有所下降,而新的犯罪类型的比重不断提高。不同时期违法犯罪类型表现出不同的特征,呈差异化发展趋势。机会结构是一个宏观的、历时的、综合性的解释框架,本研究将社会结构视为犯罪现象演变的基础,并考察不同时期的结构变化对犯罪类型的影响。机会结构强调的是结构所能提供的激励和制约的资源,并在动态发展过程中不断地调整,因机会各异而使得行为选择出现了差异。本研究将调整后的机会结构理论作为分析犯罪类型变迁的理论工具,从政治、文化、经济、科技四个维度来分析结构的改变如何提供了犯罪机会,从而导致了犯罪类型的变化。作为上层建筑的政治因素对违法犯罪现象动态变化具有方向性的功能,政治结构要素代表的是国家力量在犯罪运行状态中给违法犯罪活动带来的控制,表现为对其进行打击的广度和深度。首先,从政治因素对社会控制来看,社会管理体制变革消解了社会惩处功能、制度壁垒造成融合困难、政治权威式微削弱犯罪成本。这些情形为各类犯罪活动的实施创造了机会,导致了我国社会违法犯罪率长期以来都处于较为高发的态势。从国家治理的理念来看,从社会管制到社会管理再到社会服务的变化,则强调的是对政治秩序、经济秩序、社会秩序关注的转变,出现了对政治类犯罪、市场经济类犯罪、社会管理秩序类犯罪的规制差异。作为对违法犯罪进行法律控制的刑事司法体系也在不断的变化,从而也影响违法犯罪类型的演变。刑事立法通过结构型犯罪化和构成型犯罪化两种方式实现了犯罪罪名的增减和构成要件的变化,立法反应决定了犯罪可能形式和规模。在司法方面,作为国家强制力代表的警察力量的消长会导致对违法犯罪打击能力的差异,影响了对违法犯罪行为的惩罚概率,进而导致了犯罪类型因执法差异而相应转变。这主要在于法治化进程导致警察权力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限缩,出现决断力降低、警务效能不彰的状况,而警察的破案率下降又导致惩罚确定性降低。违法犯罪不过是文化的一个侧面,透过文化看违法犯罪现象才能多角度把握其变迁态势。改革开放之后,思想文化领域出现了强烈的冲击,形成了不同的亚文化群体,诱发了不同类型的犯罪。长期持续的暴力文化在当前仍是诱发暴力犯罪的重要文化因素,而畸形的消费文化则将个体主义发展到极致,将财富奉为圭臬,财产犯罪在财富的获取受阻中自然而然地发生。究其原因,在于文化结构的变动引发不同形式的文化冲突,进而成为违法犯罪类型变化的文化基础。伦理本位强调礼与教化,法理本位强调规则与契约;集体主义强调集体效益的满足来实现个体利益,个体主义强调的是个体利益的合理与放大;乡土同质性强调的是共享价值与协调,城市异质性强调的是多元与差异。在文化的张力中产生了心理的扭曲与异变,引发了社会冲突,进而成为违法犯罪的强大诱因。此外,文化理念是影响实施具体行为的价值,具有导向性的作用。道德伦理的变迁生成了对事物新的认知,犯罪的圈定与伦理道德之间存在巨大的关联,对犯罪的评断首先是一个文化上的理解。多元的价值取向使得社会具有更大的包容,提高了对犯罪行为的容忍度。而社会道德水平的下降,稀释了羞耻感的内在控制能力,减轻了犯罪者的内心罪恶感。经济的发展又强化了个体对自我权利的追求,自我权利意识觉醒促使大众转向利益诉求。当个体不能通过合法合理的途径得到权利救济时,违法犯罪行为便是一种选择。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中国的社会变迁缘于经济的变革,经济结构转变为违法犯罪行为发生提供了重要机会。因经济因素对社会影响的强化而引发了犯罪类型的相应转变。在市场经济活动丰富和市场关系复杂的背景下,满足市场需求变得有利可图。因此,在商品经济的各个环节渗透了各种不法行为,经济犯罪大肆兴起。而在拜金主义的引导之下,对财富的追求不可避免的增加侵财类犯罪。此外,市场经济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和广阔的交流平台,极大的活跃了社会活动空间,经济发展又改变了财产获取的方式和可能,使得暴力手段获取财产的成本大大上升,因此财产性暴力犯罪数量大大减少。经济的高速发展促使了社会阶层的分化和利益结构的调整,不同的阶层犯罪差异明显,不同的利益主体犯罪类型不一,进一步延展了犯罪类型。经济影响犯罪类型转变的逻辑一方面在于生产力发展推动了犯罪情境的变化,创造了更多机会。经济体制的变迁使得一些经济行为去犯罪化,也使得另一些行为成为犯罪,导致了犯罪圈的伸缩。经济发展的起伏也会影响潜在犯罪人的犯罪动机,特别是经济危机时则会加剧犯罪发生风险。与此同时,伴随着经济的发展,犯罪能力得到进一步的提升,可以实施的犯罪类型更多,犯罪成功率更高。而物质的繁荣带来的是可供选择的犯罪对象增加,犯罪目标获取机会变多。第二,经济结构中的区域发展不平衡使得犯罪类型在不同地域出现分化情况。城市空间的布局也会导致不同的环境,从而使得违法犯罪行为的类型而呈现出相应的差异,城市中心区、城乡结合部犯罪高发。此外,产业结构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迁移和调整导致了人口的流动和资源的转移,一方面是违法犯罪在东南沿海的猖獗,流动人口犯罪严重。另一方面是违法犯罪随着人口的回流也显现出犯罪挤压的效果,违法犯罪行为随着产业迁移而同步转移。第三,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强化了社会流动,加剧了个体之间的不平等,从而导致了相应的犯罪类型的产生。流动主体的增多伴随着潜在犯罪主体的增加,以流动作案为特征的抢劫、盗窃、诈骗等犯罪相应增长。此外,流动人口受二元劳动结构等不平等环境的限制,易形成强烈的剥夺感。而新老流动人口的利益诉求也出现转变,犯罪者犯罪目的表现为从生存到发展的资源和策略的差异,引发了流动人口犯罪类型的演变。中国改革开放与第三次科技革命蓬勃发展处于同一时期,科技发展对违法犯罪类型的异变影响深刻。科技的发展提升了犯罪成本,蚕食了线下违法犯罪的空间。这主要缘于科技在犯罪治理过程中能够增加了线下犯罪被发现、被惩罚的概率;对潜在犯罪人形成心理威慑;提升民众积极参与犯罪斗争的能力。与此同时,科技所构建的网络空间释放了大量机会,线上犯罪大量增加。但随着技术对生活影响的推进,线上犯罪类型也相应变化。网络犯罪侵害的对象由技术向秩序转变,传统犯罪的网络化和新型犯罪形态不断出现。首先,网络空间犯罪增长的原因在于技术门槛的降低、脱域环境下的犯罪成本低、被害案数的刺激、心理罪恶感低等造就了潜在的犯罪人。第二,日益增长的网民数量以及使用网络深度的增加使得网络被害人增多,网络使用安全意识不高使得被害概率增加。第三,针对网络的立法较为滞后且处罚概率低,相关的法律法规规制不足;网络犯罪治理的机制体制不完善等因素导致对网络空间的违法犯罪行为的管控较为薄弱。第四,网络传播所具备的犯罪学习与传染加剧了这种形态的存在,使得网络空间的违法犯罪行为增多。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在日常生活中的普及运用,犯罪机会将进一步增加。可以预测网络犯罪在科技不断进步的时代背景下会衍生出新的变化,互联网+犯罪会带来犯罪的升级,但整体增长的趋势是不变的,是未来很长时间内最主要的犯罪类型及场域。违法犯罪类型演变是内嵌于社会结构之中的,是政治、文化、经济、科技多方面的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政治要素的影响在于社会控制的强弱,经济要素的影响在于经济理性的强化,文化要素的影响在于价值观的重塑,科技要素的影响在于犯罪场的衍生与技术控制。综合起来看,这些要素的影响主要在于其为犯罪类型转变提供的机会大小。影响要素随着结构变化而产生动态调整,从而使得机会空间变化。因此,要对犯罪类型转变规律的认知和治理犯罪则必须要回到社会,回应现代化。而流动性是现代化的重要特征,要实现对当前社会的双重流动性的有效控制,科学有效地进行协同治理。

雷毅^[3]（2019）在《校园贷犯罪风险的防控》文中研究说明校园贷是指在校学生向各类网络平台借钱的行为。校园贷最早产生于国外,近年来引入国内后迅速发展壮大。其初衷原本是为高校学生提供创业、消费、学习深造等领域的融资途径。但随着行业快速扩张与发展,暴露出诸如“套路贷”、虚假宣传、高利贷、暴力催收、裸条催收等违法犯罪问题,严重侵害了高校大学生群体的人身财产权益,扰乱了正常的大学校园秩序,在社会上造成极为恶劣的影响。自2015年以来,各部门频繁发布整治校园网络贷款的《通知》、《意见》,然而校园贷犯罪问题依然突出,对校园贷犯罪风险的研究具有理论与实践的意义。本文通过搜集、查阅相关文献、法院判例、新闻报道、相关研究结果,发现校园贷目前存在着侵犯人身、财产权利、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等犯罪风险,涉及诈骗、敲诈勒索、虚假诉讼等多个具体罪名。究其原因,是法律制度设计、打击和防控工作、校园贷行业监督管理、学生群体相关意识方面还存在引发犯罪的漏洞或不足之处,本文从完善法律制度、加强涉贷犯罪打防力度、加强行业监管、制定政府学校家庭联动防控机制、提高学生防范意识等角度提出对策建议,以期望在我国校园贷犯罪防控的司法实践中起到推动作用。

姚如琢^[4]（2019）在《大学恶性犯罪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近年来,大学恶性犯罪事件的频繁发生,引起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和讨论,成为一种特殊的犯罪类型,亟待研究以及寻求其特殊的犯罪预防方法。大学恶性犯罪的特殊性表现在犯罪主体处于长期的特殊环境当中,包括长期集中住宿、集中学习的生活状态、成年却长期无正式社会工作的特殊社会地位以及大学生的特殊身份等,这种长期特殊环境使犯罪人不断累积失衡感最终形成犯罪需要。犯罪人所实施的犯罪在手段上具有高度的残忍性,主体上具有个体性,激情犯罪所占比例大,犯罪人的犯罪人格包括了对他人和社会的极度恶意以及极端情绪驱动下的自我放弃,其形成具有长期性和复杂性。本文从此类犯罪人的特有的自我缺陷、外在环境对犯罪形成的影响,特别是犯罪人所处的长期特殊环境层面对此类犯罪的形成进行归因,得出大学恶性犯罪是环境诱因和自我缺陷共同作用的产物。最后借鉴和结合国外针对该类犯罪的措施,提出减少致罪因素、提高被害人的自我保护能力、健全高校安全立法和保卫制度、完善定罪量刑原则等控制和预防大学恶性犯罪的措施。本文除结语外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主要介绍了本论题的选题背景及意义、国内外研究情况、研究方法。第二部分对大学恶性犯罪进行概述,首先界定大学恶性犯罪的概念并进行分类,其次概述大学恶性犯罪的现实状况,并举例介绍近期发生的大学恶性犯罪典型案件,最后总结大学恶性犯罪的社会危害性。第三部分主要运用犯罪学理论对大学恶性犯罪的成因进行分析,多角度多层次地分析大学恶性犯罪产生的犯罪原因,第四部分则是针对第三部分提出的犯罪形成原因针对性地提出此类犯罪的控制与预防的对策建议。

滕洪昌^[5]（2018）在《涉罪未成年人心理测评研究》文中认为强调针对未成年人的心理特点开展教育、感化、挽救工作,一直是我国未成年人保护相关法律的明确要求。司法机关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时应充分考虑未成年人的心理特点,而对其心理特点的了解需要辅以科学的心理测评。目前在我国少年司法的各个阶段中,都有对未成年人进行心理测评的实践探索,尤其是未成年人检察部门进行的探索最多,他们对心理测评的需求也最大。未成年人检察在少年司法中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最高人民检察院也已经明确将心理测评作为一种特殊的检察制度,体现出对涉罪未成年人心理测评的重视与期待。早在1993年,上海市人民检察院就开始与上海市青少年心理行为门诊部合作,在审查起诉阶段利用心理测评来分析涉罪未成年人的犯罪动因及性格特征,为教育感化挽救提供依据,拉开了我国涉罪未成年人心理测评的序幕,直到2017年3月,心理测评从社会调查中分离出来,成为一种独立的、特殊的检察制度。虽然经过20多年的积极探索,但我国涉罪未成年人的心理测评还是存在一些问题,地区发展不平衡、测评目的功利化、有效测评工具缺乏、测评人员不专业等问题比较突出。之所以存在这些问题,与理论研究薄弱、追诉主义观念根深蒂固、法律规定模糊、心理测评本身的误差有很大关系。作为国家公诉机关,人民检察院有着与生俱来的追诉主义欲望,因此依据心理测评的结果实现对涉罪未成人的精确惩罚成为一种必然,带有强烈的报应色彩。这导致心理测评以预测是否再犯为主要目的,以攻击、无情、残忍等消极人格特质为主要测试内容,很容易为涉罪未成年人贴上负面的、消极的标签,不利于对其进行教育、感化和挽救工作。基于国家亲权的理念、以及国际公约和我国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对涉罪未成年人的心理测评必须考虑其独特的身心特点,应该坚持保护主义而非报应主义,应该以实现对涉罪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为目的。通过心理测评寻找其涉罪的原因、发现其存在的心理问题,为制定教育矫正方案提供支撑。对涉罪未成年人的心理测评,应该做到心理过程、心理特征与心理状态三者兼顾、积极人格特质与消极人格特质兼具、以积极人格特质为主、对其成长环境也应该充分考虑,如此才能实现保护的目的。当然,虽然都是涉嫌犯罪,但涉罪类型不同的未成年人,其人格特征肯定不同,除了一些共同的人格特质,还有着与特定犯罪类型密切相关的人格特征,因此应该构建模块化的心理测评指标体系:基础模块中包含反映不同类型涉罪未成年人共同心理特征的基本人格特质,补充模块中考虑不同犯罪类型的特点选择与该犯罪类型相关性较高的人格特质。我国未成年人刑事检察中使用的心理测评工具大体经历了三代:第一代是明尼苏达多项人格测验,第二代是卡特尔16种人格因素测验,第三代是涉罪未成年人心理测评与风险控制系统。这些工具存在着适用年龄并不是14-18周岁、解释标准陈旧、消极人格特质过多等问题,需要完善和修改。基于积极人格特质以及犯罪学的相关研究,选择了自我控制能力、公正、宽容、友善、感恩5种与犯罪关系密切的积极人格作为测评指标,把宽容、友善和感恩合并为亲社会性。同时,考虑到社会支持、价值观、应对方式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影响非常大,因此也被列为测评指标,其中价值观包括金钱观、权力观、集体观和是非观。在量表编制过程中用到的被试群体包括248名涉罪未成年人以及293名普通中学生,在效度检验中所用的被试是260名涉罪未成年人,使用的统计方法包括因素分析、相关分析、假设检验等,采用统计软件SPSS23.0进行分析。最终形成了51道题目的涉罪未成年人心理测评量表,其中包括两道测谎题。经检验,该量表的信度和效度符合测量学的标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起到预测初犯和再犯的作用,可以作为涉罪未成年人心理测评的工具,当然该量表还需要在实践中进行检验,并不断完善。使用编制的心理测评量表,通过对涉罪未成年人实施心理测评发现:男性涉罪未成年人的是非观较差,女性涉罪未成年人的一般公正世界信念和社会支持较差;与家人关系紧张的、被父亲虐待的和被母亲忽视的容易出现问题;被欺凌的社会支持、经常实施欺凌的价值观比较差。因此,依据心理测评的结果制定教育矫正方案时应充分考虑这些特点,做到教育矫正方案的针对性和个别化。心理测评是存在误差的,应用于涉罪未成年人时误差更大,目前来看心理测评的结果并不具备作为证据的条件。我国对涉罪未成年人的心理测评工作相比西方发达国家虽然起步较晚,但发展速度比较快。随着心理测评制度法定化的确立,未来参与涉罪未成年人心理测评的专业心理学工作者会越来越多、跨专业的研究也会增多、心理测评可能推广到成年人身上,未来行业协会对心理测评工作的组织和管理力度会加大,因此心理测评结果的有效性应该会得到极大提升。当然,这离不开相关制度的完善、充足的经费投入,也离不开对涉罪未成年人进行特殊保护理念的深入人心。

李洋笑^[6]（2016）在《思想政治教育视角下的大学生犯罪问题研究》文中指出大学生是一笔宝贵的人才资源,他们肩负着祖国现代化建设的重任,是未来建设的生力军、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在大学生教育问题上不能有丝毫懈怠。由于大学生正处于思想和心理过渡期,价值观不稳定,处在这一阶段的他们更善于学习和接受新知识、新观点,但同时也更容易受到不良信息的影响。近些年,大学生犯罪案件呈逐年上升趋势,这不仅给师生的校园人身安全造成威胁,导致高校教育环境不稳定,也给社会带来了更多不安因素。大学生这个接受高等教育的特殊群体,却频频成为违法犯罪的主体,不得不引起重视。本文以思想政治教育为视角研究大学生犯罪问题。本文第一部分对大学生犯罪问题的现状进行分析,并透过现状分析大学生犯罪的趋势。近些年大学生犯罪行为不论在主体、客体,还是在主观方面、客观方面都发生着很大的变化,主体的多元化、客体范围扩大化、主观方面“非贫困化”、客观方面复杂化趋势使得大学生犯罪问题日益严峻。本文第二部分从社会、家庭、学校和个体四个角度对大学生犯罪的成因进行分析,社会环境的不良影响和学校教育不足是大学生犯罪的普遍成因,而家庭因素和个体因素则是大学生犯罪的特殊成因。前者导致大学生犯罪问题的共性,后者导致大学生犯罪问题存在个性。本文第三部分根据大学生犯罪的成因及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现状分析,探究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防控大学生犯罪的有效性和不足。传统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存在书本化、形式化等缺点,老套的教育方法和陈旧的教育理念已经不能适应现代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需求,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和困境,要有效地运用思想政治教育手段防控大学生犯罪,必须先审视原有的教育模式。本文第四部分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如何防控大学生犯罪进行论述。要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打破现有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局限,完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体系,建立学校、家庭、社会通力合作的教育机制,改善思想政治教育大环境,以求最大化发挥思想政治教育预防大学生犯罪的作用。

叶卫树^[7]（2015）在《大学生犯罪问题的实证分析》文中认为大学生犯罪原因复杂多样,社会危害性愈加明显。准确把握大学生犯罪的规律与特点,从实证角度对大学生犯罪的具体情况和原因进行系统分析,为更好地应对大学生犯罪、构建科学合理的大学生犯罪防控机制提供事实基础。

刘猛^[8]（2015）在《中小学校园犯罪防控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按照一般社会公众的观念,中小学校园作为一个相对封闭且有人监管的环境,应当成为未成年人最为安全的生活场所。然而,近些年侵害未成年人人身安全的犯罪频频发生,涉及范围越来越广,造成的危害影响也愈发严重。与之相对应,中小学校园也未能成为犯罪侵害的“化外之地”,不断曝光的各类校园犯罪使得中小学校园安全问题逐渐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鉴于此,本文以中小学校作为关注场域,对发生在中小学校园、侵害在校未成年人的犯罪现象进行了研究,在分析中小学校园犯罪概况特点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小学校园犯罪事前、事中和事后全过程的防控对策。准确界定什么是“中小学校园犯罪”,是研究防控对策的前提基础和具体指向。论文第一章从已有研究对“校园犯罪”概念不同定义入手,分析了“校园犯罪”概念构成中的空间、主体、被害和行为特征,进而将“中小学校园犯罪”界定为发生在中小学幼儿园及其合理延伸区域,学生、教职员工或校外人员故意侵害在校未成年学生的各类违法犯罪行为。同时,论文通过将“校园犯罪”与校园安全事故、校园危机、青少年犯罪等概念进行辨析,明确了“校园犯罪”人为故意侵害的特性,以期提高全社会尤其是中小学校对“校园犯罪”这一特殊校园安全问题的重视。第二章中,论文总结介绍了世界几大地区中小学校园犯罪的概况特点。在分析我国中小学校园犯罪现象特点时,以台湾地区教育行政部门的“校园安全事件”统计数据为主对台湾地区中小学校园犯罪情况行了概括。由于我国内地缺乏官方犯罪被害调查数据,教育系统也未进行统一的校园安全事件统计。鉴于此,论文收集了司法机关统计数据和高校、公益组织等机构的调查研究资料,将中小学生犯罪被害、中小学生违法犯罪、中小学生不良行为等方面数据进行统合,多方面、多角度地分析了我国内地中小学校园犯罪的概况特点。在此基础上,以媒体报道的高危校园犯罪典型案件为样本,对近些年公众普遍关注的校园性侵犯罪和校园暴力犯罪以不同犯罪主体为区分进行了特点分析。中小学校园犯罪是特定场域内的犯罪。对于中小学校来讲,虽然很难凭借一己之力完全阻断或消除校园犯罪的诸多社会促发因素,但通过采取切实措施尽可能地防止侵害未成年人的犯罪案件在校园发生,却属于学校安全管理的职责范围。论文第三章引入情境犯罪预防理论,分析了情境犯罪预防的理论基础、运行机理及其在校园犯罪事前防控中的适用性。在此基础上,从增加犯罪阻力、加大犯罪风险、降低犯罪收益、减少犯罪刺激和移除犯罪借口等五方面提出了中小学校开展情境犯罪预防一般策略。同时,又针对不同类型潜在犯罪人的犯罪动机和机会因素,提出了三类重点人员的防范措施。风险社会总是存在各类人为风险,社会各种矛盾的存在决定着犯罪的必然性。中小学校作为社会构成的有机单元,校园内发生侵害未成年学生的犯罪虽非人愿,有时也却难以避免。中小学校园具有相对封闭性,犯罪被害人又是身心尚未发育成熟的未成年人,因此在发生犯罪时学校的应急处置就显得十分必要和重要。论文第四章以公共危机管理理论为指导,针对校园犯罪形成危机的特点提出了校园犯罪事中防控的目标和原则,认为中小学校园犯罪事中防控的运行体制应当由纵向指挥体系和横向协作体系构成,运行机制则应当包括识别预警、信息报告、紧急处置和媒体沟通等四个主要环节。同时,对于高危多发类型的校园犯罪,根据其各自特点提出了中小学校应急处置的要点。犯罪的发生,都会给被害人造成不同程度的伤害。有别于一般社会中的犯罪,中小学校园犯罪的发生不仅给直接受害的未成年人造成生理、心理和物质方面的损害,往往还会对中小学的校园安全生态形成冲击。鉴于校园犯罪这一特殊危害,论文第五章将校园犯罪被害人划分为显性被害人（未成年学生）和隐性被害人（校园安全生态）,并在分析两类被害人被害影响的基础上提出了事后的恢复对策。其中,针对未成年人被害人的恢复,应在保护其免受二次被害的同时,根据未成年人的身心特点,重点为其提供身心治疗、经济偿补和维护权利等方面的综合救助。而对于校园安全生态的恢复,则可以从完善校园安防设施、平复人员心理危机、修复失调人际关系、提升校内维安能效、重整校外支持资源等五个方面进行统筹。

段慧泉^[9]（2014）在《网络新闻对大学生网络行为的建构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网络媒体的快速发展，网络新闻已经成为人们获取新闻，了解社会动态的重要渠道。网络新闻对某一群体或事件的塑造和呈现，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人们对这一群体或事件的认知和态度。大学生一直以来都是使用网络的最活跃的群体，其思想观念、生活方式都深受网络媒体的影响，大学生的网络行为关系到大学生的健康成长，近年来受到媒体与社会的广泛关注。网络新闻能否客观、真实、全面的呈现大学生网络行为，不仅关系到社会公众能否对大学生群体形成正确的认知和态度，也关系到媒体能否对大学生网络行为形成积极的、正确的引导。根据媒介建构理论的观点，媒介的报道并不是对客观现实的“镜子式反映”，而是对现实世界的“重构”或“建构”。本文以新浪网新闻频道近三年来的有关大学生网络行为的新闻为研究对象，在媒介建构理论的视角下，采用内容分析与文本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研究网络新闻呈现了怎样的大学生网络行为，使用了哪些方式来建构大学生网络行为，并思考报道中存在的问题。最后，对如何改进网络媒体对大学生网络行为的报道及提高大学生网络媒介素养提出自己的建议。

李巧玲^[10]（2009）在《论当代大学生的违法犯罪心理及法制教育》文中认为在我国当前的教育体制下,大学生违法犯罪问题一直是社会各界所关注的对象。预防和减少大学生违法犯罪,法制教育被认为是最为主要的途径和手段。而法制教育涵盖的范围应该向心理学领域拓展。通过研究大学生的心理特征,分析大学生违法犯罪的心理成因,探索违法犯罪的心理预防机制,为法制教育的有效开展找到心理契机。

二、大学生违法犯罪动机分析（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大学生违法犯罪动机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1）人格刑法理论视域下的未成年人犯罪预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流动的犯罪形态：机会结构下违法犯罪类型变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校园贷犯罪风险的防控（论文提纲范文）

（4）大学恶性犯罪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涉罪未成年人心理测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思想政治教育视角下的大学生犯罪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中小学校园犯罪防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网络新闻对大学生网络行为的建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论当代大学生的违法犯罪心理及法制教育（论文提纲范文）

四、大学生违法犯罪动机分析（论文参考文献）

• [1]人格刑法理论视域下的未成年人犯罪预防研究[D]. 张锋学. 华南理工大学, 2020(05)
• [2]流动的犯罪形态：机会结构下违法犯罪类型变化研究[D]. 吴乐. 华东政法大学, 2020(02)
• [3]校园贷犯罪风险的防控[D]. 雷毅. 湖南师范大学, 2019(01)
• [4]大学恶性犯罪问题研究[D]. 姚如琢. 上海师范大学, 2019(08)
• [5]涉罪未成年人心理测评研究[D]. 滕洪昌. 鲁东大学, 2018(07)
• [6]思想政治教育视角下的大学生犯罪问题研究[D]. 李洋笑. 遵义医学院, 2016(08)
• [7]大学生犯罪问题的实证分析[J]. 叶卫树. 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15(04)
• [8]中小学校园犯罪防控研究[D]. 刘猛. 武汉大学, 2015(07)
• [9]网络新闻对大学生网络行为的建构研究[D]. 段慧泉. 河北大学, 2014(12)
• [10]论当代大学生的违法犯罪心理及法制教育[J]. 李巧玲. 法制与经济(下旬刊), 200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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