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感于三事而析五趋势（论文文献综述）
赵亦雅[1]（2021）在《《文心雕龙》与《文选》比较研究》文中指出五四以来,以西律中成为中国古代文学和文论研究的大趋势。对《文心雕龙》和《文选》的褒扬或批评,往往关注于二书是否区分了现代意义上的文学。以往我们异常重视萧统的文学身份而忽视他的政治身份。萧统是梁武帝寄予厚望的皇位继承者,这是对他认识的出发点。刘勰的人生观里有着强烈的立功意图和阳刚进取精神。对于刘勰来说,“垂文”只是“穷”时的“独善”,他更在意的是建功立业,成为国之栋梁,处理军国事务。从他们的身份定位出发,是研究这两部书的基础。从创作动机而言,萧统编辑《文选》无疑受到了其父梁武帝的影响。就当时的文学风气而言,萧统也隐有树立文学风气、彰显文化实力的意图。《文心雕龙》的创作动机首先是刘勰受到理想人格感召而意图纠正现实问题。此外,也有求文名以入仕的意图。齐梁诗坛有古今新旧之争的讨论,为当时文坛上引人注目的重大问题,每一个批评家都会对这一问题做出自己的思考。诞生在这样的时代思潮下,《文心雕龙》和《文选》继承了自《诗大序》以来情志统一的诗歌观,而《文心雕龙》更明显地强调了诗歌秉情而作的特性。《文心雕龙》和《文选》都体现了对《诗经》的尊崇,但其出发点却大不相同,刘勰认为《诗经》是“为情而造文”的代表,而萧统更重视它的典范地位。对于汉代诗坛,《文心雕龙》和《文选》提到的代表诗人和作品篇目基本吻合。在五言诗的起源问题上,刘勰以为五言诗源于先秦时期,而萧统则以为五言诗源于汉初的李陵诗。关于建安诗坛,《文心雕龙》的《明诗》《乐府》两篇提到的七位诗人除了徐干之外,《文选》都有收录,只不过刘勰出于乐府诗的雅正观而不喜三曹为代表的汉乐府诗作,显示了《文心雕龙》浓厚的辨体意识。对于正始诗坛,《文选》所选的三位诗人恰好是《明诗》里提及肯定的。《明诗》夸赞的左思和张华这两位西晋诗人,《文选》均以较多的数量收录。但是对于西晋诗坛,《文选》收录最多的是陆机诗,而《文心雕龙》以陆机诗为“繁”,显示了二书的不同看法。东晋诗坛玄风大盛,《文心雕龙》和《文选》都以各自的方式表现了对郭璞诗的肯定。在诗歌的评价标准上,刘勰不同意新变派一味追求辞采,更不像复古派对辞采、性情完全排斥,在当时的新变派和复古派之间采取了一种折衷的立场。《文选》既重视诗作的审美特色,看重“能文”,但也重视对儒家风雅精神的继承,显示出包容的态度。对于赋的起源问题,《文心雕龙》和《文选》都认同《诗经》、楚辞以及荀宋赋的开拓作用。汉魏时期骚赋混称现象常见,而《文选》和《文心雕龙》都不同程度地区别了骚、赋。二书都有意识地对赋的种类进行了区分,《文心雕龙》将赋分为“鸿裁之寰域”“小制之区畛”两大类,并对其内容和风格特色做了具体的说明。《文选》赋则分为京都、郊祀、耕藉等十五类。先秦是赋的发轫期,《文选》和《文心雕龙》都谈到了荀子、宋玉在赋体发展史上的先导之功。对于西汉赋作,《文选》收录了贾谊、司马相如、王褒、扬雄四位作家的八篇赋,而这四位也在刘勰称赞的“辞赋之英杰”里,然而刘勰肯定的枚乘赋未被《文选》收录。对东汉赋,二书均对班固、张衡、王延寿的赋作表示了肯定。二书不同之处在于《文选》还收录了班彪、曹大家、傅毅、马融的作品。对曹魏赋,《文心雕龙》和《文选》都表现了对王粲、何晏赋作的肯定。而刘勰称许的徐干未收入《文选》,以及《文选》收录曹植《洛神赋》、嵇康《琴赋》和祢衡《鹦鹉赋》,刘勰在《铨赋》中并未提及。对西晋赋,《文心雕龙》与《文选》共同肯定了左思、潘岳、陆机、成公绥四位作家的赋作。二书不同在于《文选》对木华、向秀赋作的肯定。对东晋赋,二书都表达了对郭璞赋作的肯定,不同在于刘勰认为袁宏也是此时的代表作家,而《文选》收录了孙绰的《游天台山赋》。《文心雕龙》和《文选》重视赋这一文体的政治功能。刘勰认为赋应当秉承教化作用,反对那些过分华丽臃肿的作品。《文选》对赋的政治属性的重视表现得更为突出。京都、郊祀、耕藉等居赋类乃至全书之首,这些赋作均与国家统治密切相关。从总体上说,《文选》《文心雕龙》都体现了情采兼备、文质彬彬的赋学观。这是由二书的编撰宗旨决定的。二书对代表作家的评选有一些相似之处,但也存有很大不同。尤其表现在对待西晋作家的态度上。潘岳的赋作受到萧统重视,盖因其情深意浓、善用典故、文辞清绮的特点。刘勰并不推崇晋代作品,而且更强调赋的讽谏意义。对颂这一文体,《文心雕龙》和《文选》都突出强调了其“美盛德”的特性;刘勰推崇摹仿《诗经》古颂的颂文,而《文选》所收五篇颂文中有三篇在立意和体制上都与古颂文相异。在赞的起源问题上,萧统与挚虞相同而与刘勰不同,《文选》单独列“史述赞”一类,而《文心雕龙》所论赞文包括了《文选》中的“赞”和“史述赞”两类,这显示了二书文体分类观念上的不同。对铭这一文体,《文心雕龙》与《文选》都指出铭文简约润泽的特点,在铭文的选篇上,刘勰最为推重的是师法《尚书》的蔡邕之作,而萧统则推重典雅华美的陆倕铭文。对于箴文,《文选》只收一篇《女史箴》,既与箴文的政治敏感性有关,也与《文选》对辞藻华美的重视程度有关,同时从侧面反映了“官箴王阙”类箴文的衰落。刘勰推重师范《虞箴》的扬雄等人的箴文,既与贯穿全书的师法经典的观点一致,也反映出了他重视“矢言之道”的政治胸怀。对于“诔”这一文体,《文心雕龙》和《文选》都表现了对潘岳的认可,此外刘勰还推重东汉的诔文作家。刘勰认为诔文中的叙述哀情是在记颂功德之上的引申,但是《文选》所收以叙哀浓厚的曹植诔文为首,入选最多的潘岳诔文也为情感充沛之作。《文选》所选诔文实际上反映了魏晋以来诔文偏重于抒发哀情的趋势,而刘勰意图规范诔文文体,更以“大夫之才”的眼光看待诔文的写作。对于碑文,《文心雕龙》和《文选》都以蔡邕作为碑文的代表作家,《文选》所收碑文种类则较《文心雕龙》更广。梁武帝推行儒学、宣扬勤政,故而孙绰碑文中评定人物时浓重的玄学痕迹使其未被收入《文选》。刘勰只论及墓碑文并且强调墓碑文的铭功作用,与墓碑文在国家政治中的作用有关。对于哀文,《文心雕龙》和《文选》对它的施用范围有着不同认识,前者重视潘岳为幼子所作的哀辞,而后者选择的是潘岳悼念妻子而作的《哀永逝文》。同时,二书对哀策文的性质认识不同,刘勰由读策告神的祭祀传统将之置于《祝盟》篇中,而萧统则将之归于“哀”类。对于吊文,二书的注意力均在怀古类吊辞,这与二书性质以及其他两类吊辞难于流传有关。对陆机《吊魏武帝文》的认识,再次反映了二书对简约文风的不同态度。萧统对任昉表文十分重视,任昉之文兼具文雅和华采,这正契合萧统的审美趣味。曹植之文则是刘勰所提倡的情理和辞采的统一。刘勰指出“章表奏议,经国之枢机”,他是从经国大业的立场上去理解和看待表文的。《文心雕龙》和《文选》都体现出对武檄的强调和重视。陈琳极富文采的檄文与萧统重视艺术美的观念十分契合。刘勰在谈论檄文的写作规范时展示了他的军事思想,其中不少地方可以看到《孙子兵法》的影响。刘勰的军事思想体现在兵以定乱、厉辞为武、重视战前谋划、兵诈相参等方面。从《文心雕龙》与《文选》的评选的范围看,《文选》不录经、史、子,与刘勰的大文学观不同。在评价标准上,面对当时“文过其意”的文风,二书兼重情采。在选定各类文体时,刘勰重视作品的正式和传统写作规范,而萧统并不重视这一点。在审美标准上,《文心雕龙》和《文选》均重视典雅。对陆机、潘岳作品的评、选反映了《文心雕龙》与《文选》对文辞繁简的不同态度。《文选》对西晋作家的重视反映了萧统对绮丽文风的欣赏,而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列《风骨》为其艺术理想。在古代文论话语体系中,文学具有强大的实用性功能,包含功利用途和道德属性,尤其在国家事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是中国文学不可回避的特征。从文学的国家政治属性而言,刘勰重视各类文体在国家政治中的重要作用,《文选》则可以称之为一项优秀的国家文化工程。这是二书不容忽视的政治属性。
张桂瑞[2]（2021）在《胡缵宗诗文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胡缵宗是明正德、嘉靖年间陇右着名的学者,他一生转任南北各地,廉洁有政声。胡缵宗在政事之余,也勤勉于文学创作,着述颇丰。他与同省李梦阳、康海、王九思一同宣扬诗文复古,主张诗学汉魏、盛唐,文学秦汉,为文学复古思潮的形成做出了极大贡献。本文以胡缵宗的文学主张和诗文创作来探讨明中期秦陇诗坛创作风貌,文章共由绪论、正文、结语三部分构成。绪论部分概述胡缵宗研究现状,分类整理学界关于胡缵宗的各类研究成果,概述选题意义及研究方法。正文共分七章:第一章结合各类史料和研究资料,细述胡缵宗生平经历,将胡缵宗现存着作共分诗文创作、学术着作、地方志书、诗文选集四大类进行介绍。第二章考述胡缵宗的交游情况,将其交游对象大体分为官员同僚、同乡名士、江南友人三类,通过解读胡缵宗与师友往来赠答的作品,了解师友对胡缵宗在文学创作上的影响。第三章论析胡缵宗的文学主张,明代文学思潮经历了多次变革,至明中期复古思潮大盛,胡缵宗作为复古派的坚定拥护者,在诗歌创作上倡风雅、重格调,还亲自编选了《秦汉文》《唐雅》等选本。胡缵宗在秦陇地域诗学的建构上用力颇深,不仅在诗文创作中不断为秦陇文学正名,还辑录秦陇历代优秀诗歌,编成《雍音》一书,在秦陇地域诗学的建设上有筚路蓝缕之功。第四章归纳胡缵宗诗歌的题材内容,将其诗歌粗略分为三大类:即以政治讽谏、百姓苦辛为主要内容的社会民生诗;以描摹山水之美、田园之乐为主要内容的山水田园诗;以往来赠答、哀悼追思为主要内容的交游酬唱诗。第五章概述胡缵宗诗歌创作中的艺术特色,在诗歌形式上胡缵宗之诗众体兼备,尤长于七律;整体风格上彰显慷慨激昂的秦风特色,又能兼容并包南北诗之长;创作手法上用典妥帖,言简义丰。第六章探究胡缵宗散文的体裁与内容,将其散文分为序跋、记传、碑祭、书牍四大类进行研究。第七章阐述胡缵宗散文的艺术特色,从散文的风格、手法、情感方面进行分析,归纳胡缵宗散文的长于论证、气势浩然的风格特点,叙事丰富多变、形象鲜活生动的艺术手法特点,其散文情感则以平易真挚为主。结语部分概括胡缵宗的诗文创作成就,简述其在明中期文坛的地位和影响。
陈姝羽[3]（2020）在《《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捌）》集释》文中研究表明论文共分爲三个部分:第一部分爲绪论,简要介绍《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捌）》并对其研究现状进行综述;第二部分爲简文集释,尽量全面地收集2020年4月之前《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捌）》的相关研究成果,采用做集释的一般方法,对清华八各篇做详尽的集释,相关争议或取舍尽可能以按语形式进行总结说明;第三部分爲相关问题研究,以劄记的形式对《摄命》和《治邦之道》篇中几处文句的断读释义进行探讨。本文撰写主要偏重於资料收集整理,以期爲学界相关研究提供便利。
张健旺[4]（2019）在《方孝孺与有明一代的“读书种子”》文中提出“读书种子”就是士之典范,志于道,据于仁,依于德,立于礼。要在行己有耻、立身见道、通经致用,是真男子,大丈夫,是没有文王也兴的豪杰之士。简约说“读书种子”就是相续圣贤血脉的思想家。我取样的我国有明一代的“读书种子”有:宋濂、方孝孺、王阳明、方以智、顾炎武、王夫之。宋濂是从“文章种子”转到有道君子的典型。他守道之笃,独立不迁;不“枉道以徇人”,不“诎道以徇物”;用“敬”立心;安于道;尊崇气节,激扬豪杰。他的《龙门凝道记》是见志入道的着作。方孝孺是“雄才劲节”的典范。他善学六艺、自立其志、尊圣亲贤、勇于自治、自性庄严、刚健中正,是礼乐君子,是经典的意志人。王阳明是“狂圣”的典范。其人遭遇患难而刊落习气,道明德立,创立“良知”学说,自由担当,成为“刚狷振砺”、“独行违俗”的圣贤豪杰。可谓具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的精神哲学的大师。方以智是“宏览博物”的典范。他是经典的世家子弟,有豪华的才性,遭遇世变而心性大明,随缘放旷,至诚至性,外和内刚,是博通深邃的大思想家,特立独行,自创体系,成一家之言。可谓“穷理而博学,闻道而为善”的博学君子。顾炎武是有明一代标举“行己有耻”最惹人注目的大思想家。他贬斥“无耻之士”,激扬“有耻之士”。无“耻心”即不“进德修业”,亦不“尊圣亲贤”。他遭遇世变,恪守“行己有耻”的圣训,不改形换骨,独来独往地治学,可谓磊落奇伟君子。王夫之是“醇儒”的典范。他是晚明遗老中最惹人注目的贬斥“狂流”的思想家。他“不随众狂”而标举君子之学与君子之道,立誓为“六经开生面”。他可谓经典的圣贤豪杰儒。他遭遇世变隐居着书,为往圣继绝学。我国文化是我国人民立人立国的“元气”,而“读书种子”是文化的“元气”和立国的“元气”。我国传统社会的“读书种子”的性情与人格、谈吐与风致、精神与风骨,具有绝对性的重要性。他们皆是我们民族出类拔萃的楷模,是我国传统社会读书人的“人师”。他们让我们明白什么是真正的人,人应成为什么样的人。他们是我们为人为学的典范。
张琳婉[5]（2019）在《越南阮前山水田园诗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越南阮前山水田园诗总结中国古典诗歌艺术,不论是意象的选取还是诗歌题材的运用,都不出中国山水田园诗范畴。越南山水诗自李朝发源,从李陈朝“清空”风貌发展成为黎朝“清壮”风貌,越南山水诗在本国诗人的诗歌创作中逐渐显露民族性。越南阮前田园诗数量较少,大多古意盎然,其有两大主旨,一是表现士大夫田园之志,二是展现农人的日常农业生活。越南阮前山水田园诗有其偏好使用的意象和吟咏对象,诗歌更加世俗化,更关注现实也是其明显特徵。越南阮前山水田园诗的意象使用情况与中国古典诗歌颇为相似,有自然意象、佛寺道观意象、城市楼阁意象以及日常生活意象等,意象组合有并列、递进、叠加、对比、衬托及跳跃六种。越南阮前北使路线以水路为主,山水行旅诗中“水”意象群丰富;而中国境内以江河为主,所以“江”意象群数量居首。相较於中国山水田园诗,越南诗中“海”意象群丰富。越南阮前山水田园诗有两大题材,即山水行旅诗和别业隐居诗。越南阮前山水行旅诗以主旨划分为两种类型,一是展现自然之趣与高雅情操,二是表现旅途之乐与羁旅之思。山水行旅诗的发展呈现世俗化趋势,黎朝後期北使山水行旅诗更加人情化、生活化。越南阮前别业隐居诗的主旨大致分为四类,一是歌咏隐士,二是表达归隐意愿,三是题咏园林别业,四是书写个人园居生活。越南阮前别业隐居诗多展现典型的田园风貌,突出别业隐居的共性,没有融入个人园居生活的真实体验,诗歌语言一般化。
苑学正[6]（2018）在《朱子《礼记》学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朱子不仅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在经学上也开辟了一个时代,其中礼学是一个重要的方面。《礼记》一书兼容和沟通了礼学与理学,在朱子学中具有独特地位和多重价值。朱子对《礼记》的作者和时代持具体分析的态度,认爲其中既有汉儒的作品,也有不少是对古礼的可信记载和对孔子及其弟子後学言行的可靠记録。朱子对《礼记》经传地位的看法也呈现出辩证和多层次的特点。就内容的关联性而言,朱子认爲《仪礼》是经,《礼记》大体上是《仪礼》之传,因此不能脱离《仪礼》仪礼来理解;同时也指出《礼记》中有不少篇目不是解释《仪礼》的,具有不同於《仪礼》的独特价值。从礼学体系的构建出发,朱子对《礼记》自三国魏以来由传升经的既有地位又予以认可,主张在科举中将《礼记》同《周礼》、《仪礼》一起作爲礼经。朱子反对王安石废《仪礼》而取《礼记》,并非要将《礼记》从经书中剔除,而是反对脱离《仪礼》而独用《礼记》。学者常用“《仪礼》爲经,《礼记》爲传”来概括朱子的全部观点,这是片面的。朱子关於《礼记》经传地位的辩证态度集中反映在《仪礼经传通解》中。《仪礼经传通解》的经文以《仪礼》爲主,但也有不少取材於《礼记》等书。《仪礼经传通解》体现了《礼记》保存古代礼制、解释礼义、藴含理学思想资源等多方面的价值,而在保存古礼方面,《礼记》所载天子诸侯之礼、礼制纲领、日用常行的曲礼最爲朱子所重。《礼记》对於朱子礼学来説还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朱子虽以《仪礼》爲经,但不认爲其所载古礼可直接用於当世,主张因时制宜加以改造,《家礼》正是其改造古礼的重要成果。而《礼记》所提出的“礼,时爲大”、“礼可以义起”、“礼有本有文”等观点爲朱子改造古礼提供了理论依据。《礼记》中还有不少在朱子看来可以施行於当世的礼制,比较突出的如宗法制度、日用常行之礼等,在《家礼》、《小学》等书中有集中的体现。朱子《礼记》学对今天进一步认识和利用《礼记》仍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陆学松[7]（2018）在《清初尺牍选本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清初出现了一股尺牍编选出版的热潮,从顺治末到康熙间较短时期内,相继出现了十余种尺牍选本,分别为:李渔的《尺牍初征》与《古今尺牍大全》;周亮工的《尺牍新钞》、《藏弆集》与《结邻集》;汪淇、徐士俊等人的《分类尺牍新语》、《分类尺牍新语二编》与《分类尺牍新语广编》;陈枚的《写心集》与《写心二集》;黄容、王维翰的《尺牍兰言》;张潮的《尺牍友声》与《尺牍偶存》;程元勋、王化騄的《名人尺牍选》。这些尺牍选本的纷纭出现是一个较为值得重视的文学现象。一众尺牍选家继承了晚明文人尺牍小品的观念,秉持严格的文艺审美标准,四方收罗,收辑遗佚,保存了数量巨大的明末清初士人尺牍,其中蕴藏着巨大的文学研究价值。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仔细梳理文本,认真分析,谨慎总结,从文学视角出发,对这些尺牍选本的形成原因、形成与传播过程,以及其中所收尺牍的文艺审美价值、文学理论价值、文献价值等做了较为全面的分析与总结。论文由绪论与正文两部分组成。绪论部分对选题的来源以及研究意义、现状和方法进行了具体的阐述。正文部分分为十章,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清初尺牍选家、选本,以及众多的士人尺牍进行论述。第一章从社会与时代背景出发,指出晚明尺牍小品与尺牍选本的兴盛是清初尺牍选本兴起的先声;在社会动荡与重建背景下的清初遗民思潮、经世致用思潮、商业求利思潮、个性思潮等社会思潮的兴起对于尺牍选本的形成也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同时也指出清初独特的文人尺牍创作情境、书籍市场的兴盛与文学选本发行的热潮、民间邮政服务的发展为清初尺牍选本的形成提供了有利的文化生态环境。第二章从尺赎选家与选本的角度出发,综合各种文献资料,对各种尺牍选本的编选、成书过程进行了较为详尽、细致的分析。其中,对于尺牍选家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他们生平的考证,他们编选尺牍选本的动机、理念,编选团队的组建以及编选的过程等;对于尺牍选本的探讨主要集中于各种选本编选的方式、成书与传播过程,现存的版本考证等。第三章主要阐述了清初尺牍选家征集尺牍稿件的来源与渠道。优质、稳定的稿源渠道是尺牍选本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清初尺牍选家出于不同的编选理念,囿于特定的生活环境,他们征选的尺牍在时间上主要集中在明末清初一段时间内,可以用“时人为主,间及前古”形容其内涵;在尺牍征选的地理范围上,则主要围绕杭州、南京、苏州、扬州、青州等几个中心城市,采取以点带面,多方征稿的方式收集稿件;在具体的稿件征集渠道上,诸选家充分利用各种条件,广泛搜罗自己与友朋往来之牍、朋友往来之牍、民间藏稿、其他尺牍选本以及利用征稿、投稿与赠稿、约稿的方式进行尺牍稿件的搜集。第四章从文本分析的角度全面探讨了清初尺牍选家对于尺牍文体的认知。尺牍原非独立的文体,晚明文人重视尺牍也只是将之作为小品之一种看待。在清初特定的时代背景下,清初尺牍选家试图将尺牍文放在宏观文学背景下,追根溯源,梳理其独立发展的线索,给与尺牍以新的文体定位。他们认为尺赎文具有高辨识度,可以从大文体分类中独立出来,其源流可辨,其沿革可考,其风格可以识别。清初尺牍选家总体继承了晚明文人的尺牍小品观,但他们不停留于此,认为尺牍在不断进化,今人可以胜过古人。尺牍也不是小道末技,它们在表现文人性情、展现文艺之美以外,还需要承担载道的重任。基于这样的认知,他们进行不同方式尺牍的编目,对入选的尺牍进行删节,甚至进行评点以突出其文艺之优美,思想之精深。第五、六章,清初尺赎选本的文献价值分为上、下两个部分,按照不同选本的角度,在仔细梳理各选本中尺牍文本与作家资料的基础上,再与目前可以搜集到的各种传世文本资料进行比对,略同求异,收遗辑佚,从“存文”与“存人”的角度出发,采用举隅的方式,挖掘出明末清初一批作家的散佚文本与其他文学资料,展现出清初尺牍选本文献价值之一斑。第七章从具体的尺牍文本出发,展现尺牍“写心”特色,具体分析、总结清初尺牍选本中所展现出来的明末清初士人各种心态。在明末清初动荡的时代背景下,士人表现出直面乱世的愤慨与沉郁、无法逃避的凄苦与悲凉、努力探寻人生的旷达与逸致以及发乎友情的真挚与谐谑等主流心态。此外,面对复杂的现实生活,不少士人们也在逃离现实或者陶然乎其中挣扎;面对江山易代与社会动荡,不少人存在着豪杰式的幻想;对于个人价值实现,不少人也有着功名追求的无奈与热衷。第八章较为全面地分析了清初尺牍选本中涉及文学艺术理论的尺牍,总结出清初尺牍选本中文学艺术理论的整体面貌。整体上,清初尺牍选本中的文论开始了对于明末文学的总结与反思。在诗文方面,尺牍中的文艺理论总体上还是覆盖在崇尚载道观的复古主张与强调个性主义的性情理论的争执之下。虽然也有第三方观点主张调和二家,试图走出第三条道路,但在理论认知上还不清晰,只有苗头,未成风气;在词论方面,数量丰富,表现出清人对词学理论的新认知与对于创作的重视态度,标志着清词开始兴起;在小说理论方面,集中于对小说风化作用的思考与批判;在戏曲理论方面,主要表现为清人对于明末戏曲的批判与思考,他们极为强调戏曲的风化作用,并在戏曲的创作上提出种种主张,标志着清初戏曲创作的复兴。第九章较为全面地总结了诸选本中尺牍作品本身的文艺性。选本中的尺牍形式自由,体式多样,其中较为突出的有游记、清言、骈赋三种小品形式,它们有着各自不同的审美艺术特色;选本中的尺牍小品总体上又有流派纷纭、各有所宗的特点,总体上可以总结为推崇公安、效仿竟陵、崇尚七子、注重现实、雅好谐谑五大风格流派;选本中尺牍表达方式多种多样,主要存在叙述、议论、描写、抒情四种表现手法。这四种表现手法在尺牍中被灵活运用,形成了尺牍小品不同的审美气质,主要有理胜、情胜、趣胜、气胜、韵胜等。第十章全面研究了选本中的女性尺牍。首先,分析了清初尺牍选家对于女性尺牍的认知与各选本中女性尺牍的分布状况,并对重点女性作家进行了简略考证与介绍;其次总结了女性尺牍的思想内容与艺术特色。女性尺牍在思想上主要表现为英雄、大儒式的士人追求、封建道德践行的自觉、对文艺才能的强调、对亲情、友情的重视、人生情怀与感悟、爱情的表白等方面。在艺术上主要表现出境界偏仄、红颜士魂、以情动人,凄婉哀怨、语言精致典雅,文风纤秀的风格特点;最后对选本中女性尺牍思想价值、资料价值以及文艺理论价值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挖掘。
荣国庆[8]（2017）在《《诗经》诠释史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历代《诗经》注释文本都是社会政治、文化、思想影响下对《诗经》文本的诠释。在特定语境关照下的文人试图理解《诗经》文本呈现出的种种可能性,以及其持续涌现出的新意义,发现其作为经典的恒常存在。正如洪汉鼎在《诠释学与人文科学·总序》中说“经典的真理和意义的发生及展开是一个密切与人的生存相关联的永不止息,永不封闭的过程”,这就是经典诠释的价值和意义。《诗经》诠释史的研究就是以《诗经》诠释文本为对象,探究不同时代诠释意义生成的过程、方法和路径。《诗经》文本同其他经学文本一样,在中国政治文化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是儒家学说的重要表现形式。在《诗经》的诠释过程中,既有儒家学说的前理解的规定性,又受到参与者所处社会话语体系的影响,是特定的说话人与受话人之间在儒家学说的限定下,在特定社会语境中通过文本而展开的沟通活动。这个体系,包括说话人、受话人、文本、沟通、语境等要素,形成了两种关系模式:从儒家学说的实践来看,儒家学说影响着《诗经》诠释者的思想,并限定着其对《诗经》解释的方法,因此诠释意义的发生呈现出“儒家学说——《诗经》——参与者——《诗经》新诠释的生成”模式,故《四库全书总目》以汉学、宋学两分法来勾勒其发展历程;从“说话人”以独特的社会文化视角去理解《诗经》,从中发现富有创新性的新学说,进而以此学说构建新的《诗经》诠释体系,表现为“说话人——《诗经》——儒家新学说——《诗经》新诠释”,《毛诗序》、郑玄《毛诗笺》、朱熹《诗集传》都属于这种模式。在这两种模式中,《诗经》所充当的角色完全不同,前者是儒学意义传承者,后者是新意义的创造者。说话人、儒家学说的演变、《诗经》文本的变迁就成为研究诠释史的基本因素,三者之间关系的考察也推动了《诗经》诠释史的四次大转折。一是由《诗》到《诗经》的转折。春秋时代是《诗经》诠释的萌芽阶段,孔子提出“诗教”说,把“诗三百”看成是“礼崩乐坏”的反动,是上古三代政治文明的产物,因此断章取义,借片语而言政,言简意远,成为政治、礼仪正统性的标志,因此以“兴、观、群、怨”解诗,归之于“思无邪”,演义出儒家文化追求和人格品性。朱熹《诗经集传序》说:“降自昭穆而后,寖以陵夷。至于东迁,而遂废不讲矣。孔子生于其时,既不得位,无以行劝惩黜陟之政,于是特举其籍而讨论之,去其重复,正其纷乱。而其善之不足以为法,恶之不足以为戒者,则亦刊而去之;以从简约,示久远,使夫学者即是而有以考其得失,善者师之,而恶者改焉。是以其政虽不足以行于一时,而其教实被于万世。是则诗之所以为教者然也。”“诗教”成为儒学的重要内容,《诗经》也完成了儒学化的进程,确定经学之首的位置。二是从“诗教”到“诗政”的转折。汉代经学诠释以“天人相应”立论,正如陆贾所说,后圣“乃定五经,明六艺,承天统地,穷事察微,原情立本。以绪人伦,宗诸天地,纂修篇章,垂诸来世。被诸鸟兽,以匡衰乱……天人合策,原道悉备。”五经要达到承天统地的作用,要施之于人,加之于政事,就必须从经书中发现至高无上的先知般的意义,《诗经》诠释理论的核心是寓意的解释,儒学各家也注重这种意义的发现,并且最终把发现的寓意上升到独立的富有意味的社会精神价值的高度,高悬于时代的上空,成为汉室政权建设中必须遵循的经,几乎与天道同一。由“诗教”而“诗政”,这一阶段《诗经》对于政治的干预和影响力达到最大。汉末,政教离散,郑玄以“复礼而归仁”为理论,取《毛诗》为底本,集汉代诠释方法于一家,构建了一个隐喻结构的《诗经》解释体系,完成了《诗经》汉学的华丽转身。三是“诗政”的失落和“诗理”的生成。“宋代士大夫的‘创造少数’从一开始便要求重建一个理想的人间秩序,当时称之为‘三代’之治。”（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理学”就是这一时期寻求解决社会问题的产物,以“理”释《诗经》,讲究涵泳,达于“性情之正”。《诗经》成为知识分子强化个人修养、施教化,实现普世价值的工具。朱熹《诗集传序》说:“于是乎章句以纲之,训诂以纪之,讽咏以昌之,涵濡以体之。察之情性隐微之间,审之言行枢机之始,则修身及家、平均天下之道,其亦不待他求而得之于此矣。”朱熹以“理”释《诗》,以《诗经》为物象,构建了一个以“天命”为最高道德模式的“理学”世界,涵咏其间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诗经》新诠释的第三次大转折由此开始。四是“诗理”的衰落和回归文本的追求。清代初期,出于调和文化、政治冲突的需要,康熙、乾隆两帝先后放弃了独尊朱子,独尊汉学的坚持,提出“折衷”理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诗类》小序说“今参稽众说,务协其平。苟不至程大昌之妄改旧文,王柏之横删圣籍者,论有可采,并录存之以消融数百年之门户。至於鸟兽草木之名,训诂声音之学,皆事须考证,非可空谈。”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提法。“消融数百年门户之见”、“事须考证,非可空谈”,具体来说,就是以历代《诗经》注疏文本为研究对象,抛弃门户之见,以“实证”为前提,通过对历时性注疏文本的再理解、再评价,廓清《诗经》学思路,指导《诗经》学实践。从这样的视角来看,清初四库学者提出了《诗经》解释的新任务,就是超越历史语境限制,寻求解决历时性注疏作品冲突的解释策略。顾炎武、黄宗羲等大儒也力倡“经世”“求是”之学,试图以经学整理研究而达于“道”。也就是要剥离前人层层叠加在《诗经》上的诠释意义,回归文本。文献学、语言学诠释方法受到普遍关注,《诗经》诠释学进入了第四次大转折时期,朴学大兴,训诂、考据、辑佚、辨伪成为经学研究的主要内容,《诗经》文献得到了最大程度的整理和研究。中国古代《诗经》诠释达到一个新的高潮。《诗经》诠释的四次大转折,使得《诗经》文本呈现出多角度、多元化的意义表达。考察诠释史,可以知见各种意义生成的过程、方法和路径,使今人不必食古不化,泥于是非之间,也可以借《诗经》个案的研究,尝试构建一个不同于西方解释学的中国文化视野下的诠释学体系。
孙蕴[9]（2017）在《明代书目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明代的书目编纂是中国古代书目编纂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明代的书目进行全面、系统的探讨,是研究中国古代目录学史的必经阶段。明代书目编纂的成果较多、种类多样。明代的文渊阁、行人司、地方府学、书院等机构都有大量的藏书,大多编有藏书目录。各家私人藏书、藏书目的数量较之前代皆呈井喷式增长。史志书目方面,兼有国史目录、政书目录及数十种方志艺文志。又有经学、医学、戏曲、宗教等多种专科书目。又有公、私、坊刻书目、地方及个人着述书目、辨伪书目、引用书目等诸家特种书目。此外,尚有大量存世的序跋题记,可看做对书目解题的补充,亦是研究明代书目及作者的重要资料。明代书目于书目体例、着录内容、编纂方式上皆多有创新。其对四部分类法有继承、又有改进;在同一书目中往往综合运用多种设类依据;对书籍相关信息的着录既简要又灵活;不仅保存了前代书籍的线索,更载录了明代着述、刻板的具体情况;不仅着录了书籍信息,更着录有相关的学术思想。明代的书目编纂为后世的目录学工作打开了新的思路,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在学界各领域的研究过程中,不乏对明代目录学成果的参考利用,但专门针对这些成果的研究却寥寥可数,且多集中于对明代的某几部书目的研究,而对大多书目并未有所涉及。通过对明代的书目、明代的目录学家及目录学思想进行全面、公正、客观的探讨,通过分析、归纳的方法对其做出宏观的研究,对研究中国目录学史、乃至整个学术史而言都是必要的,具有不可或缺的现实意义与学术价值。本论文将明代各家书目分为公藏、私藏、史志、专科、特种五部分,从论述目录学家的目录学事迹、清理书目的存佚与版本、探讨书目的形成、探讨书目的编纂体例、探讨书目的着录方法、分析书目的特色、评价书目的成就七个方面入手,对明代诸家书目进行逐一研究,力求全面、系统地论述明代的书目成果。引用书目在我国问世较早,于明代得到弘扬。本论文对这种特殊目录的产生、发展、类型、特点等做了大致论述,并简要进行举例分析。胡应麟是明代目录学思想的集大成者。本论文通过对《四部正讹》、《经籍会通》等目录学成果的分析,对胡应麟的目录学思想做了整体的探讨。各家书目之外,本论文以《读书后》、《南濠居士文跋》二种序跋着作为例,窥豹一斑,探讨了明人的序跋题记,认为其在一定意义上具有补充书目解题之未备的史料价值。明代是我国传统目录学的兴盛时期。明代的书目编纂具有一定数量规模,且种类多样,形成了空前完整的目录学体系。通过本文的研究,笔者认为,相对前后各代书目而言,明代书目具有较为突出的主观性、灵活性、实用性特点。类目设置方面,明代的书目大多突破了传统四部分类法的束缚,采用了根据收录对象的实际情况灵活设类的方式,并往往在同一部书目内将多种分类依据综合并用。明代书目中不仅产生了藩府类、举业类、性理类等新的类目,且其对类书、丛书、释道等书籍的归置方式较之前代亦呈现出新的格局。其中将四书类与五经类并行设立的设类方式更是成为后世定例。着录内容方面,明代书目既有对前代书籍线索的保留,亦有对明代着述成果的载录。此外,又有《南雍志·经籍考》、《内板经书纪略》等兼记书、板,《南词叙录》兼记理论、作品,《曲品》兼及作者、作品等特殊着录内容的存在。明代书目虽少有解题,但往往以简要、灵活的方式着录相关信息。明代书目大多着录作者姓名、籍贯等,更有详记其生平者,具有重要的史料集志。如《录鬼簿续编》对罗贯中生平的记录,便是现今而言唯一可查的史料,极为珍贵。此外,以赵定宇、赵琦美等为代表的明代目录学家具有极高的版本意识,其书目中对版本项的着录极为丰富,直接启发了钱谦益、钱曾等人的版本学思想。明代书目的着录内容,是考求中国古代学术史的重要资料来源。着录方法方面,明代书目中首次出现了互着、别裁的着录方法,合并着录法、表格式着录法、千字文编号法等亦被多次运用,使得明代的书目编纂整体呈现出简明扼要的风格。明代书目普遍具有注重普查、方便检索的特征。统计收录、便于检索的工具性是书目的基本属性,这一属性在明代首次得到了强调。自此以后,书目的工具性逐步为世人所重。统计完整、方便检索亦成为书目编纂的首要任务。书目的分类体系、着录内容、着录方法三方面,是对目录学家的目录学思想的直接反映。明代目录学家不拘常规、大胆创新、勇于实践的目录学思想,为四部分类法的成熟、完善提供了契机,也为当代目录学奠定了理论与实践基础。
常文相[10]（2017）在《地位、观念、角色 ——社会变迁中的明代商人》文中提出考察明代中国历史演进变迁,可以看到当时社会商品经济日渐活跃,商业关系逐步扩展,商人的地位角色也愈显突出。明代君臣能够将商人视为社会组成的必要人群加以平等看待,肯定正当商业活动对于增益国计、促进民生的积极功用,且顾念商人的利益诉求与辛劳疾苦,确立相关制度法规,改善各种征榷管理,保障商业活动有序进行。同时他们站在重视农业生产及维护社会稳定的立场,惩治游食,杜防通番,所行路引、海禁等一些措施虽起到约束商人、限制商业的实际效果,但并不以“抑商”为根本目的。因此明代国家的商业政策总体趋向承认许可而非阻碍排斥,明中后期对商人压榨掠夺的加剧实则出自皇权滥用,且遭到朝野一致批评抵制。关于商税征收,明代士大夫虽多有缓解农困、补给农赋的考虑,然他们大都重申设关置市以稽奸除暴、控遏垄断的古意,在满足国用情况下,榷商不被当作政务必需。这些士大夫指出商业切关民生,商民又和国家一体同系,主张常怀恩惠之心,宽商恤民。他们由此反对病商苛政,建议强化监管,以收官商互济共利之效。有些士大夫还鉴于国家财政对商税需求增加的社会现实,一并把传统“讥而不征”的榷税观点转化为“通商裕国”等因应时需的解释,阐发了诸如“厚农资商”、“农商交重”、“工商皆本”等透射时代特色的理念。尽管明代商税始终未在全国岁入中占据重心位置,当时官员要接受市场经济之商品货币化榷税模式亦须作出更大调整,不过从他们有关国家、商人、农民三方关系的思考中,已能说明商业在帝制框架下尚有充分的发展潜力。在明代涉商案件的诉讼审判中,商人和其他庶民群体一样,拥有同等的法权地位。地方官员体念商民生计艰难,严厉惩办劫诈盘剥商贾、铺行的盗徒胥吏,并加强缉查走私匿税等不法行径。这些官员于坚持司法公正的同时,亦能参酌商业契约惯例,注意妥善处置当事各方利益关系,终使判决结果兼顾法理人情。这样,彼时商人经由法律途径,得以表达诉求,伸张权利,并未因身份职业而遭致区别对待。此外,明代商人同样能够获取与其他民众均等的机会参加科考,也可上书言事,捐赀进学。且明中后期朝廷还在两淮、两浙盐运司专设“商籍”,以解决商人子弟因户籍所限不能异地入学应考的困难,显露出对盐商的一些优待。明代国家出自对商人财力的需求和商品市场的依赖,在经济利益配置上与商人结成了一种互利合作关系。明代盐法开中由政府管控主导,采用招募方式实施,商人不仅可从中赚取盐利实惠,且发挥了固边足国的有益作用。为保证官商合作顺利推进,明政府打击势豪侵占,规范盐政秩序,并因势利导变通策略。明中叶后的盐法改革意在运用经济规则和手段协调盐商内部及官商之间的利益关系,当时士大夫也多方建言,力求赈恤商灶,广施招徕,以继续深化合作。明代的官商合作还体现在茶法运行及国家为备边、佐军、赈饥、营造而采取的召商买办方面,此间专制政权的操纵苛敛虽无法避免,但考量开中各法的制定和变革本意,其实仍是建立在双方相需互存之上。明代士大夫不仅能够认可商业治生养家、会通资用的价值功能,且还有人阐明异业同道、义利协和之理,赋予商人事业以更为合理的存在意义。他们大体倾向从社会“公义”维度出发,益加正视兼具财富与德行优势的商人于公共层面扮演的重要角色,尤为看重其度支理财的专长。明中叶以降,士商双向交流频繁,融合趋势明显,儒贾相得家族亦较多涌现。这既反映了当时社会开放性和自由度的逐渐增强,又向商人提出了以儒家学说为本、按儒家义理行事的更高要求。士商两阶层因而在价值取向上可接近共通一致,彼此互动关系得以持续深入。同时一些士大夫对社会商业化风潮的不良后果保有清醒认识和警惕心态,显示出期待以传统文化信条规范商人行为的努力。士商融合的社会情势为商业开展营造了相对宽松的客观环境,明人往往根据个人条件及家庭需要妥当作出职业取舍,并就中体会到儒贾兼济方式对维系与扶助家族生存发展的积极意涵。明代很多商人不光在贸迁货居间展布才能,亦于商业活动内外对以孝悌、诚信、仁德、礼义为核心的儒家伦理观和义利观表现出遵奉认同,甚且通融看待儒贾关系转化,提出以儒饰贾或贾不负儒。当时还有商人能够会通儒术贾道,着意整合利用传统文化资源,又通过赈灾济困、董理营建、顾问建白、居间任使等形式主动参与地方和国家事务,展现出较强的责任意识与现实关怀。他们进而与士绅阶层一道在民间社会扩大影响,肩负起更多公共职能,越来越成为国家仰赖依需的一种群体力量,由此也预示了明代中国社会权力在保持帝制框架下渐次向“绅商”共同支配体系演进的可能前景。基于以上论析,可以认为明代商人、商业作为帝制体系的内在组成要素,被国家社会既有体制所广泛吸纳包容,两者具有相当程度的契合性。当时商人、商业的发展没有消解国家权力,瓦解社会结构,而是在更大范围继续支撑着帝制国家的经济社会基础。明代商品经济繁荣与帝制体系强固并行,双方磨合为一基本洽和局面,达成一种互适共生的历史演进态势。
二、感于三事而析五趋势（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感于三事而析五趋势（论文提纲范文）
（1）《文心雕龙》与《文选》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
| 二、文献综述及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文心雕龙》与《文选》的产生 |
| 第一节 社会思潮和文艺风气 |
| 一、儒学复兴与文化政策 |
| 二、文坛风尚与文学新变 |
| 第二节 身份定位和价值取向 |
| 一、萧统:寄予厚望的皇位继承人 |
| 二、刘勰:渴望建功立业的文士 |
| 第三节 不同的编着动机 |
| 一、《文选》的编纂 |
| 二、《文心雕龙》的撰着 |
| 第二章 《文心雕龙》与《文选》的文体学(上) |
| 第一节 刘勰与萧统的诗歌思想 |
| 一、齐梁诗坛与刘、萧诗论 |
| 二、对历代诗歌的评选 |
| 三、诗歌的评价标准 |
| 第二节 刘勰与萧统的赋体观 |
| 一、对赋的基本认识 |
| 二、对历代赋的评选 |
| 三、赋体的评价标准 |
| 第三章 《文心雕龙》与《文选》的文体学(下) |
| 第一节 论颂、赞、铭、箴 |
| 一、颂文观及其评选 |
| 二、“赞”与“史述赞” |
| 三、铭文观及其评选 |
| 四、箴文观及其评选 |
| 第二节 论诔、碑、哀、吊 |
| 一、诔文的性质与功用 |
| 二、碑文观辨疑 |
| 三、哀文的产生与功用 |
| 四、吊文观的异同 |
| 第三节 论章表、檄文 |
| 一、章表的性质与功用 |
| 二、檄文的价值和意义 |
| 第四章 《文心雕龙》与《文选》的文章论 |
| 第一节 评选范围 |
| 第二节 评价标准 |
| 一、情采兼重的倾向 |
| 二、辨析文体的差异 |
| 三、审美趣味的异同 |
| 第三节 政治属性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2）胡缵宗诗文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胡缵宗的生平与着述 |
| 第一节 胡缵宗的生平经历 |
| 一、读书求仕,金榜题名 |
| 二、宦海沉浮,转任多地 |
| 三、归田着书,因诗下狱 |
| 第二节 胡缵宗的着述 |
| 一、诗文创作 |
| 二、学术着作 |
| 三、地方志书 |
| 四、诗文选集 |
| 第二章 胡缵宗交游考述 |
| 第一节 官员同僚 |
| 一、王鏊 |
| 二、王守仁 |
| 三、杨慎 |
| 四、李濂 |
| 第二节 同乡名士 |
| 一、康海 |
| 二、吕柟 |
| 三、王九思 |
| 第三节 江南友人 |
| 一、齐之鸾 |
| 二、文徵明 |
| 三、王宠 |
| 第三章 胡缵宗文学思想诠说 |
| 第一节 复古思潮下的明中期文坛 |
| 一、明初至中期的文学思想流变 |
| 二、明代复古思潮风行的原因 |
| 第二节 胡缵宗的文学主张 |
| 一、倡风雅 |
| 二、重格调 |
| 三、胡缵宗对秦陇地域诗学的建构 |
| 第四章 胡缵宗诗歌的思想内容 |
| 第一节 社会民生诗 |
| 第二节 山水田园诗 |
| 第三节 交游酬唱诗 |
| 第五章 胡缵宗诗歌的艺术特色 |
| 第一节 众体兼备,长于七律 |
| 第二节 秦风本色,兼融并包 |
| 第三节 用典妥帖,言简义丰 |
| 第六章 胡缵宗散文的体裁与内容 |
| 第一节 序跋 |
| 第二节 记传 |
| 第三节 碑祭 |
| 第四节 书牍 |
| 第七章 胡缵宗散文的艺术特色 |
| 第一节 长于论证,气势浩然 |
| 第二节 叙事多变,形象鲜活 |
| 第三节 平易自然,情感真挚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3）《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捌）》集释（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捌)》简介 |
|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捌)》研究综述 |
| 第二章 集释 |
| 凡例 |
| 摄命 |
| 邦家之政 |
| 邦家处位 |
| 治邦之道 |
| 心是谓中 |
| 天下之道 |
| 八气五味五祀五行之属 |
| 虞夏殷周之治 |
| 第三章 读简札记三则 |
| 引文简称表 |
| 参考文献 |
| 後记 |
（4）方孝孺与有明一代的“读书种子”（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序论 推证“读书种子”名义 |
| 第一节 “廉耻之道”与“有耻之士” |
| 第二节 “躬行君子”与“读书君子” |
| 第三节 “六艺之学”与“读书种子” |
| 第四节 “士之典范”与“读书种子” |
| 第五节 “古今仁圣”与“读书种子” |
| 第六节 “习气种子”与“读书种子” |
| 第七节 “知识种子”与“读书种子” |
| 第一章 “劲节不同群”的“读书种子”方孝孺 |
| 第一节 “优美门风”与“自立其志” |
| 第二节 “善学君子”与“六艺之学” |
| 第三节 “不寻俗好”与“独契前贤” |
| 第四节 “勇于自治”与“修身为本” |
| 第五节 “纷纭野鸟”与“圣学真凤” |
| 第二章 “狷介独行”的“读书种子”宋濂 |
| 第一节 “文章知己”与“文章种子” |
| 第二节 “逢缘遇境”与“一变至道” |
| 第三节 “素狷之士”与“狷者一狂” |
| 第三章 “独行违俗”的“读书种子”王阳明 |
| 第一节 “遭遇患难”与“返之六经” |
| 第二节 “媚世乡愿”与“乡愿意思” |
| 第三节 “素狂之士”与“素刚之士” |
| 第四节 “有道学问”与“圣贤血脉” |
| 第五节 “忠信之道”与“良知之学” |
| 第四章 “宏览博物”的“读书种子”方以智 |
| 第一节 “世家子弟”与“故家旧味” |
| 第二节 “读书之士”与“博学君子” |
| 第三节 “娟而狂者”与“旷达之士” |
| 第四节 “破家之子”与“异类中行” |
| 第五节 “孝悌之道”与“天地孝子” |
| 第五章 “行己有耻”的“读书种子”顾炎武 |
| 第一节 “读书世家”与“奇质嘉种” |
| 第二节 “诗文种子”与“学问种子” |
| 第三节 “立人大节”与“行己有耻” |
| 第四节 “博学于文”与“临文主敬” |
| 第五节 “典型未往”与“树式后辈” |
| 第六章 “不随众狂”的“读书种子”王夫之 |
| 第一节 “弘道之人”与“豪杰之士” |
| 第二节 “正学醇儒”与“读书种子” |
| 第三节 “君子之学”与“君子之道” |
| 第四节 “观其所恒”与“依然故旧” |
| 第五节 “天地元气”与“圣贤学脉”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校期间发表的论文、科研成果等 |
| 致谢 |
（5）越南阮前山水田园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现状 |
| 第二节 研究意义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越南阮前山水田园诗概况 |
| 第一节 李陈山水诗概貌 |
| 第二节 黎朝山水诗概貌 |
| 第三节 越南阮前田园诗概貌 |
| 第四节 专事山水田园诗创作的越南诗人 |
| 第二章 越南阮前山水田园诗意象研究 |
| 第一节 意象使用概况 |
| 一、自然景物意象 |
| 二、其他常见意象 |
| 三、越南稀见意象 |
| 第二节 意象组合 |
| 一、并列式意象组合 |
| 二、递进式意象组合 |
| 三、叠加式意象组合 |
| 四、对比式意象组合 |
| 五、聚合式意象组合 |
| 六、跳跃式意象组合 |
| 第三章 越南阮前山水行旅诗研究 |
| 第一节 越南阮前山水行旅诗的两种姿态 |
| 一、自然之趣与高雅情操 |
| (一)体合自然之趣的山水内容 |
| (二)表现高雅情操的山水精神 |
| 二、旅途之乐与羁旅之思 |
| 第二节 越南阮前登临游览诗研究 |
| 一、越南阮前登临游览诗的吟咏对象 |
| 二、越南阮前登临游览诗中的人文景观书写 |
| 第三节 其他专题研究 |
| 一、越南阮前山水行旅组诗 |
| 二、越南阮前山水行旅诗诗序 |
| 三、越南阮前山水行旅诗诗评 |
| 第四章 越南阮前别业隐居诗研究 |
| 第一节 越南阮前别业隐居诗概貌 |
| 一、歌咏隐士与表达归隐意愿 |
| 二、题咏园林别业 |
| 三、书写个人园居生活 |
| 第二节 越南阮前别业隐居诗个案研究 |
| 一、阮飞卿 |
| 二、阮子晋 |
| 三、阮秉谦 |
| 第三节 与佛道相关的诗作 |
| 结论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期间发表的论文和科研成果 |
（6）朱子《礼记》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二、研究现状综述 |
| 三、研究思路 |
| 第一章 朱子对《礼记》成书问题的认识 |
| 第一节 朱子对《礼记》成书问题的总体认识 |
| 一、朱子对《礼记》编选成书的认识 |
| 二、朱子对《礼记》各篇作者及时代的总体认识 |
| 第二节 朱子对《礼记》部分篇目作者与时代的认识 |
| 一、《礼》古经逸篇 |
| 二、孔子弟子及後学者的作品 |
| 三、未明言其作者,但视爲孔子及其弟子言行可信记载的作品 |
| 四、战国贤士的作品：《儒行》 |
| 五、秦汉上下诸儒解释《仪礼》的作品 |
| 第三节 朱子对《礼记》部分篇目取材来源和成篇过程的认识 |
| 一、《曲礼》 |
| 二、《檀弓》 |
| 三、《王制》 |
| 四、《礼运》 |
| 五、《郊特牲》 |
| 六、《玉藻》 |
| 七、《祭法》 |
| 第二章 朱子对《礼记》经传地位的认识 |
| 第一节 朱子对《仪礼》与《礼记》关系的认识 |
| 一、朱子对《仪礼》与《礼记》关系的基本论述 |
| 二、朱子对《礼记》各篇是否爲《仪礼》之传的区分 |
| 第二节 朱子对《礼记》经书地位的辩证态度 |
| 一、朱子对《礼记》入经的认可和保留 |
| 二、朱子认可《礼记》经书地位的原因 |
| 三、《礼记》可疑之处与经传地位问题 |
| 第三章 《仪礼经传通解》中《礼记》的经传之分和价值体现 |
| 第一节 《仪礼经传通解》的经传体例 |
| 一、《仪礼经传通解》中经传的组合形式和构成方式 |
| 二、《仪礼经传通解》分别经传的标准 |
| 第二节 《仪礼经传通解》的经传结构 |
| 一、朱子生前所成《仪礼经传通解》的经传结构 |
| 二、朱子《仪礼经传通解》未竟部分经传结构概略 |
| 第三节 《仪礼经传通解》对《礼记》的经传之分 |
| 一、朱子生前所成《仪礼经传通解》对《礼记》的经传之分 |
| 二、朱子《仪礼经传通解》未竟部分对《礼记》的经传之分蠡测 |
| 第四节 《仪礼经传通解》经传之分对《礼记》价值的体现 |
| 一、以《礼记》补古礼之阙 |
| 二、呈现《礼记》的理学价值 |
| 三、吸收《礼记》的礼义 |
| 第四章 朱子对《礼记》中礼学理论的应用 |
| 第一节 “礼,时爲大”：礼制变革的总原则 |
| 一、朱子关於“礼,时爲大”的总体论述 |
| 二、朱子对《仪礼》脱离时代的具体论述 |
| 三、朱子简化古礼举例 |
| 第二节 “礼可以义起”：礼制变革的重要方式 |
| 第三节 “礼有本有文”：在礼制变革中把握本质 |
| 一、朱子对“礼有本有文”基本内涵的认识 |
| 二、《论语集注》所体现的“礼有本有文”思想 |
| 三、朱子对“礼之本”的落实 |
| 第五章 朱子对《礼记》所载礼制的实行 |
| 第一节 朱子对《礼记》宗法制度的继承和发展 |
| 一、《礼记》对宗法制度的基本论述 |
| 二、朱子恢复宗法制度的努力 |
| 第二节 朱子小学之教对《礼记》所载曲礼的尊崇与推行 |
| 一、朱子对小学基本内容的论述 |
| 二、朱子小学观念与《礼记》所载曲礼的关系 |
| 三、朱子《小学》对《礼记》所载曲礼的吸收 |
| 四、从朱子小学思想看《礼记》所载曲礼的价值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後记 |
（7）清初尺牍选本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一、选题的提出与意义 |
| 二、研究现状与趋势 |
| 三、研究的内容与方法 |
| 第一章 清初尺牍选本盛行之因 |
| 第一节 晚明尺牍小品兴盛是清初尺牍选本兴起的先声 |
| 第二节 清初思潮与尺牍选本的形成 |
| 第三节 清初尺牍选本的生态环境 |
| 第二章 清初尺牍选本的版本及选者 |
| 第一节 李渔与其尺牍选本 |
| 第二节 周亮工与《尺牍新钞》三选 |
| 第三节 汪淇《分类尺牍新语》三编 |
| 第四节 陈枚《写心集》二集与其他尺牍选家、选本 |
| 第三章 清初尺牍选本的稿件来源 |
| 第一节 选稿的时代特征 |
| 第二节 选稿的地域特征 |
| 第三节 具体的稿源渠道 |
| 第四章 清初尺牍选本视阈下的尺牍认知 |
| 第一节 尺牍选家视野下的尺牍体认 |
| 第二节 尺牍目类观 |
| 第三节 尺牍删节、评点观 |
| 第五章 清初尺牍选本的文献价值(上) |
| 第一节 《尺牍初征》、《古今尺牍大全》文献价值举隅 |
| 第二节 《尺牍新钞》三选文献价值举隅 |
| 第六章 清初尺牍选本的文献价值(下) |
| 第一节 《分类尺牍新语》三编文献价值举隅 |
| 第二节 《写心集》二集文献价值举隅 |
| 第三节 《尺牍兰言》文献价值举隅 |
| 第七章 清初尺牍选本中的士人心态 |
| 第一节 直面乱世的愤慨与沉郁 |
| 第二节 无可逃避的凄苦与悲凉 |
| 第三节 探寻人生的旷达与逸致 |
| 第四节 发乎友情的诚挚与谐谑 |
| 第五节 其他 |
| 第八章 清初尺牍选本中的文学艺术理论 |
| 第一节 对明末文学的反思与批判 |
| 第二节 文论 |
| 第三节 诗论 |
| 第四节 其他 |
| 第九章 清初尺牍选本中的尺牍艺术研究 |
| 第一节 形式自由体式多样 |
| 第二节 流派纷纭各有所宗 |
| 第三节 叙述议评气质丰富 |
| 第十章 清初尺牍选本中的女性尺牍 |
| 第一节 女性尺牍的选家认知与存在情况 |
| 第二节 思想内容与艺术特征 |
| 第三节 女性尺牍的价值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8）《诗经》诠释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第一章 先秦时代——《诗经》诠释的发生 |
| 1.1 先秦《诗经》相关文献与研究 |
| 1.1.1 史部文献 |
| 1.1.2 子部文献 |
| 1.1.3 经部文献 |
| 1.1.4 出土文献 |
| 1.2 先秦文献引《诗》研究成果 |
| 1.3 先秦《诗经》诠释前提 |
| 1.4 从“场景释义”到“言语释义”——春秋《诗》学诠释的开端 |
| 1.5 儒家的《诗》论和《诗》用 |
| 第二章 汉代《诗经》诠释思想 |
| 2.1 汉代《诗经》诠释史料整理与研究 |
| 2.2 史料所见《诗经》诠释思想的变迁 |
| 2.3 汉代《诗经》学派概述——以《史记》《汉书》《后汉书》描述为中心 |
| 2.4 汉代鲁诗学派内部有分歧 |
| 2.5 汉代《诗经》诠释与政治的结合与疏离——《诗经》经学化路径考论 |
| 2.6 郑玄《毛诗笺》诠释思想研究 |
| 第三章 魏晋——唐《诗经》诠释的转折 |
| 3.1 魏晋南北朝《诗经》文献史料 |
| 3.2 魏晋南北朝文化话语重构《诗经》文化地位的下行 |
| 3.3 魏晋南北朝古学复兴与《毛诗》中心化 |
| 3.4 儒、释、道、玄影响下《毛诗》诠释新义的发生 |
| 3.5 《毛诗正义》与唐初文化建设 |
| 3.6 《毛诗正义》诠释学思想研究 |
| 第四章 宋代《诗经》诠释思想研究 |
| 4.1 宋代《诗经》文献史料 |
| 4.2 宋代《诗经》诠释思想的变迁——政治哲学、审美经验到形而上的追求 |
| 4.3 朱熹《诗集传》诠释思想研究 |
| 4.3.1 《诗经》诠释体系的构建 |
| 4.3.2 朱熹《诗经》诠释的基本方法和路径。 |
| 第五章 元代《诗经》诠释研究 |
| 5.1 元代《诗经》文献研究 |
| 5.2 明、清两代对元代《诗经》文献的评价 |
| 5.3 元代《诗经》诠释研究 |
| 第六章 明代《诗经》诠释研究 |
| 6.1 明代《诗经》文献述要 |
| 6.2 明代《诗经》诠释研究 |
| 第七章 清代《诗经》诠释思想的新突破 |
| 7.1 清代《诗经》文献研究 |
| 7.2 清初汉学的追求与清代学术品格的确立 |
| 7.3 清代“折衷”诠释思想的形成与实践——以《四库全书总目·诗经》为例 |
| 7.4 附论：纳兰容若与《四库全书荟要》提要 |
| 7.5 后四库时代《诗经》诠释的路径与方法 |
| 7.5.1 《诗经》文献学诠释的实践——以段玉裁《毛诗诂训传定本》,阮元《毛诗校勘记》为例 |
| 7.5.2 阮元《诗经注疏校勘记》诠释方法与条例 |
| 7.6 语文学诠释方法实践 |
| 7.6.1 语文诠释学方法论的理论准备 |
| 7.6.2 语文学诠释方法的实践 |
| 7.7 语文学诠释方法的反正与今文诗学的发生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9）明代书目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明代书目编纂概况 |
| 二、明代书目的研究价值 |
| 三、本课题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
| (一) 历代目录学史中有关明代的章节 |
| (二) 有关明代书目研究的专门成果 |
| 四、本论文的研究目的和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明代的公藏书目 |
| 第一节 杨士奇(等)《文渊阁书目》 |
| 一、明代文渊阁的建制与功用 |
| 二、《文渊阁书目》的纂修及其作者问题 |
| 三、《文渊阁书目》的版本 |
| 四、《文渊阁书目》的编纂体例 |
| 五、《文渊阁书目》的特色 |
| 六、对《文渊阁书目》的评价 |
| 第二节 钱溥(等)《秘阁书目》 |
| 一、《秘阁书目》的作者与版本 |
| 二、“未收书目”所录书目的来源 |
| 三、《秘阁书目》的编纂体例 |
| 四、《秘阁书目》的学术价值 |
| 五、《秘阁书目》与《文渊阁书目》的关系 |
| 第三节 张萱(等)《内阁藏书目录》 |
| 一、称张萱等人所撰为《文渊阁书目》的情况 |
| 二、《内阁藏书目录》的作者张萱等人 |
| 三、《内阁藏书目录》的版本 |
| 四、《内阁藏书目录》的编纂体例 |
| 五、《内阁藏书目录》的特色 |
| 六、《内阁藏书目录》的价值 |
| 第四节 徐图(等)《行人司重刻书目》 |
| 一、行人司概述 |
| 二、《行人司重刻书目》的作者与版本 |
| 三、《行人司重刻书目》的编纂体例与分类特色 |
| 第二章 明代的私藏书目(上) |
| 第一节 吴宽《吴文定公藏书目》 |
| 一、《吴文定公藏书目》的作者吴宽 |
| 二、《吴文定公藏书目》的版本 |
| 三、《吴文定公藏书目》的编纂体例 |
| 四、《吴文定公藏书目》的特色 |
| 五、《吴文定公藏书目》的学术价值 |
| 第二节 李廷相《濮阳蒲汀李先生家藏书目》 |
| 一、《濮阳蒲汀李先生家藏书目》的作者与版本 |
| 二、《濮阳蒲汀李先生家藏书目》的编纂体例 |
| 三、《濮阳蒲汀李先生家藏书目》的特色 |
| 四、《濮阳蒲汀李先生家藏书目》的价值 |
| 第三节 晁瑮《晁氏宝文堂书目》 |
| 一、《晁氏宝文堂书目》的编纂者晁瑮父子 |
| 二、《晁氏宝文堂书目》的版本 |
| 三、《晁氏宝文堂书目》的编纂体例 |
| 四、《晁氏宝文堂书目》的着录特色 |
| 五、对《晁氏宝文堂书目》的价值评述 |
| 第四节 赵用贤《赵定宇书目》 |
| 一、《赵定宇书目》的作者赵用贤 |
| 二、《赵定宇书目》传世的两个写本 |
| 三、《赵定宇书目》的编纂体例 |
| 四、《赵定宇书目》的特色 |
| 五、《赵定宇书目》中反映出的赵用贤藏书特色 |
| 六、《赵定宇书目》对《脉望馆藏书目》的影响——兼议高谷谥号 |
| 第五节 赵琦美《脉望馆藏书目》 |
| 一、对《脉望馆藏书目》作者的考辨 |
| 二、《脉望馆藏书目》的版本 |
| 三、《脉望馆藏书目》的编纂体例 |
| 四、《脉望馆藏书目》的着录特色 |
| 五、《脉望馆藏书目》与《赵定宇书目》的承继关系 |
| 第六节 高儒《百川书志》 |
| 一、《百川书志》的作者高儒 |
| 二、《百川书志》的成书 |
| 三、《百川书志》的版本 |
| 四、《百川书志》的编纂体例 |
| 五、《百川书志》的特色 |
| 六、《百川书志》的价值 |
| 第三章 明代的私藏书目(下) |
| 第一节 李如一《江阴李氏得月楼书目》 |
| 一、《江阴李氏得月楼书目》的作者与编纂体例 |
| 二、各家对《江阴李氏得月楼书目》的着录及该书的版本 |
| 三、《江阴李氏得月楼书目》重视版本的着录特色 |
| 四、李如一的藏书思想 |
| 五、《江阴李氏得月楼书目》存世版本两种的差异 |
| 第二节 祁承(?)《澹生堂藏书目》 |
| 一、《澹生堂藏书目》的作者祁承(?) |
| 二、《澹生堂藏书目》的版本 |
| 三、《澹生堂藏书目》的编纂体例 |
| 四、《澹生堂藏书目》的特点 |
| 五、祁承(?)的目录学思想——兼议《澹生堂藏书训约》与《旷亭集》 |
| 第三节 陈第《世善堂书目》 |
| 一、《世善堂书目》的作者与成书 |
| 二、关于《世善堂书目》是否是伪书的争论 |
| 三、《世善堂书目》的版本 |
| 四、《世善堂书目》的编纂体例 |
| 五、《世善堂书目》的特点与价值 |
| 第四节 徐(?)《徐氏家藏书目》——兼议红雨楼题跋三种 |
| 一、《徐氏家藏书目》的作者徐(?) |
| 二、徐(?)的聚书与编目 |
| 三、徐氏旧藏书籍的去向 |
| 四、《徐氏家藏书目》的版本 |
| 五、《徐氏家藏书目》的编纂体例 |
| 六、《徐氏家藏书目》的着录特色与价值 |
| 七、红雨楼徐氏题跋三种 |
| 第五节 朱睦(?)《万卷堂书目》 |
| 一、《万卷堂书目》的作者朱睦(?) |
| 二、《万卷堂书目》的版本 |
| 三、《万卷堂书目》的编纂体例 |
| 四、《万卷堂书目》的着录特色 |
| 五、《万卷堂书目》与《聚乐堂艺文目》的关系 |
| 第六节 王道□《笠泽堂书目》 |
| 一、《笠泽堂书目》的作者为王继贤之子 |
| 二、《笠泽堂书目》的版本与编纂体例 |
| 三、《笠泽堂书目》的着录特色 |
| 第四章 明代的史志书目 |
| 第一节 焦竑《国史经籍志》 |
| 一、《国史经籍志》的作者与版本 |
| 二、《国史经籍志》的编纂体例 |
| 三、《国史经籍志》的特色 |
| 四、《国史经籍志》的价值 |
| 第二节 王圻《续文献通考·经籍考》 |
| 一、《续文献通考·经籍考》的作者与版本 |
| 二、《续文献通考·经籍考》的编纂体例 |
| 三、《续文献通考·经籍考》的特色 |
| 四、《续文献通考·经籍考》的价值 |
| 第三节 方志艺文志——以(成化)《杭州府志·书籍》与(嘉靖)《浙江通志·艺文志》为例 |
| 一、(成化)《杭州府志·书籍》 |
| 二、(嘉靖)《浙江通志·艺文志》 |
| 第五章 明代的专科书目 |
| 第一节 经学目录 |
| 一、朱睦(?)《经序录》 |
| 二、朱睦(?)《授经图义例》 |
| 第二节 医学目录——以《医藏书目》为例 |
| 一、《医藏书目》的作者与成书 |
| 二、各家对《医藏书目》的着录与《医藏书目》的版本 |
| 三、《医藏书目》的编纂体例 |
| 四、《医藏书目》的特色与价值 |
| 第三节 宗教目录 |
| 一、释藏目录 |
| 二、道藏目录 |
| 第四节 戏曲目录 |
| 一、朱权《太和正音谱·群英所编杂剧》 |
| 二、《录鬼簿续编》 |
| 三、祁彪佳《远山堂剧品》 |
| 四、徐渭《南词叙录》 |
| 五、《旧编南九宫目录》 |
| 六、吕天成《曲品》 |
| 七、祁彪佳《远山堂曲品》 |
| 第六章 明代的特种书目 |
| 第一节 刻书目录 |
| 一、周弘祖《古今书刻》 |
| 二、官刻目录 |
| 三、私人刻书目录——以毛晋《汲古阁校刻书目》为例 |
| 四、坊肆刻书目录 |
| 第二节 引用书目 |
| 一、引用书目的产生与发展概述 |
| 二、引用书目的多种称谓 |
| 三、引用书目的类型 |
| 四、明代引用书目的特点 |
| 五、高武《针灸聚英集用书目》 |
| 六、徐春甫《古今医统大全·采摭诸书》 |
| 七、梅鼎祚《书记洞诠引用书目》 |
| 八、冯复京《六家诗名物疏引用书目》 |
| 第三节 辨伪目录——以胡应麟《四部正讹》为例 |
| 一、《四部正讹》的作者与版本 |
| 二、《四部正讹》的编纂体例 |
| 三、胡应麟的目录学理论——兼议《经籍会通》 |
| 第四节 地方着述目录——以曹学佺《蜀中广记·着作记》为例 |
| 一、《蜀中广记·着作记》的作者曹学佺 |
| 二、《蜀中广记·着作记》的版本 |
| 三、《蜀中广记·着作记》的编纂体例 |
| 四、《蜀中广记·着作记》的特色 |
| 五、对《蜀中广记·着作记》的评价 |
| 第五节 序跋题记——以《读书后》《南濠居士文跋》为例 |
| 一、王世贞《读书后》 |
| 二、都穆《南濠居士文跋》 |
| 余论 |
| 一、明代书目中多样化的类目设置 |
| (一) 二分法与三分法的采用——主要以专科目录为例 |
| (二) 对四部分类法的继承——主要以综合性书目为例 |
| (三) 对四部分类法的突破——主要以综合性书目为例 |
| 二、明代书目对多种分类依据的采用 |
| (一) 设类依据的单一化——以专科目录为例 |
| (二) 多种设类依据的平行并用——主要以《赵定宇书目》、《脉望馆藏书目》等为例 |
| (三) 多种设类依据的立体结合——主要以集部、史部为例 |
| 三、明代插架与分类相结合的书目编制体创——兼议《千字文》编号法在书目中的意义 |
| 四、明代书目中新类目的设立与特殊内容的归置 |
| (一) 藩府类的设立 |
| (二) 举业类的设立 |
| (三) 四书、性理类的设立与理学书籍的归置 |
| (四) 御制类书籍的归置 |
| (五) 个人着述的归置 |
| (六) 类书的归置 |
| (七) 丛书的归置 |
| (八) 释道二家书籍的归置 |
| 五、明代书目编纂的特征 |
| 六、明代目录学家的目录学思想 |
| 七、明代的书目编纂所体现的学术文化特色 |
| (一) 经学与理学 |
| (二) 史学 |
| (三) 文学——兼议明代目录学家版本意识的抬头 |
| (四) 医药学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的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10）地位、观念、角色 ——社会变迁中的明代商人（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问题提出 |
| 二 相关研究 |
| 三 研究意义与论文框架 |
| 第一章 明代的商业政策 |
| 一 明太祖的商业政策及对商人的态度 |
| （一）基于“重农”视角的“禁末”心态 |
| （二）建立商业贸易制度法规 |
| （三）实施“禁海”的本意 |
| 二 永乐到万历中期的商业管理和商税征收 |
| （一）永乐至宣德时期 |
| （二）正统至正德时期 |
| （三）嘉靖至万历中期 |
| 三 明中后期皇权滥用对商人的侵剥及朝臣的恤商建言 |
| （一）广派税使 |
| （二）强佥商役 |
| （三）苛征官木 |
| 小结 |
| 第二章 明代士大夫对商税征收的认识 |
| 一 对关市征商的基本看法 |
| （一）阐释关市缘起及其社会职能 |
| （二）提倡商民一体同视 |
| （三）批评病商弊政 |
| 二 加强榷政监管及施惠商民的言行 |
| （一）强化监管 |
| （二）惠恤商民 |
| 三 对商税价值功用、征缴方式及农商关系的新思考 |
| 小结 |
| 第三章 明代商人的法权地位 |
| 一 法律规范下的商人权利地位 |
| （一）服饰规定与路引制度中的“抑商”含义 |
| （二）法律典章对商业行为的规范及商人权益的保护 |
| （三）科举应试中“商籍”的确立 |
| 二 商事诉讼中商人的法权地位 |
| （一）以苏州工商业碑刻为例 |
| （二）以《盟水斋存牍》为例 |
| 小结 |
| 第四章 明代国家同商人的合作 |
| 一 盐法运行中的官商合作 |
| （一）开中法确立的官商合作架构 |
| （二）“叶淇变法”对官商合作方式的适应性调整 |
| （三）盐法改革对商人内部及官商利益关系的平衡 |
| （四）士大夫对盐政运行中官商合作的认识 |
| 二 茶法运行中的官商合作 |
| （一）茶法运行概况 |
| （二）朝臣对茶法运行中官商合作的建议 |
| 三 其他方面的官商合作 |
| 小结 |
| 第五章 明代的士商关系 |
| 一 士大夫对经商治生的价值肯定 |
| （一）认可商人职业的社会功用 |
| （二）承认士人治生之需 |
| 二 基于义利之辨士大夫对士商关系的评价 |
| （一）阐发义利相通理念 |
| （二）“公义”维度下的商人道德事功评判 |
| （三）对商人理财经世才能的赞许 |
| 三 士商融合的表现及内涵 |
| （一）士商阶层的双向互动 |
| （二）士大夫家族的从商经历 |
| （三）士商融合的内涵 |
| 小结 |
| 第六章 明代商人的价值取向与社会角色 |
| 一 儒贾择业中的现实考量 |
| （一）着眼于生活境遇和个人资质的儒贾取舍 |
| （二）儒贾相济的积极意涵 |
| 二 对儒贾关系的理解 |
| （一）期以儒显 |
| （二）认同儒家价值理念 |
| （三）勉为儒贾、廉贾 |
| 三 经营处世的品行才具 |
| （一）孝悌行义 |
| （二）笃实诚信 |
| （三）德才兼备 |
| （四）对儒术、贾道的会通与实践 |
| 四 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参与 |
| （一）赈济捐施 |
| （二）御患抗倭与议策盐政 |
| （三）参与地方及国家庶务 |
| 小结 |
| 结论 |
| 一 明代商人、商业与帝制体系基本关系 |
| 二 明代士大夫对商人、商业的评议及士商关系面貌 |
| 三 明代商人的价值认同与社会角色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四、感于三事而析五趋势（论文参考文献）
- [1]《文心雕龙》与《文选》比较研究[D]. 赵亦雅. 山东大学, 2021(10)
- [2]胡缵宗诗文研究[D]. 张桂瑞. 西北师范大学, 2021
- [3]《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捌）》集释[D]. 陈姝羽. 华东师范大学, 2020(12)
- [4]方孝孺与有明一代的“读书种子”[D]. 张健旺. 中国艺术研究院, 2019(01)
- [5]越南阮前山水田园诗研究[D]. 张琳婉. 西南交通大学, 2019(03)
- [6]朱子《礼记》学研究[D]. 苑学正. 华东师范大学, 2018(02)
- [7]清初尺牍选本研究[D]. 陆学松. 扬州大学, 2018(12)
- [8]《诗经》诠释史研究[D]. 荣国庆. 山西大学, 2017(04)
- [9]明代书目研究[D]. 孙蕴. 山东大学, 2017(05)
- [10]地位、观念、角色 ——社会变迁中的明代商人[D]. 常文相. 东北师范大学, 2017(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