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西方两种经济趋势的演变

一、当代西方两大经济思潮的演变（论文文献综述）

傅辰晨^[1]（2020）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知识界的计划经济思潮研究》文中提出中国人对计划经济并不陌生。从新中国成立至1956年底,中国逐步建立起计划经济制度。但是,中国与计划经济的渊源并不始于此,早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就出现了讨论计划经济的热潮,讨论热潮迅速发展成当时的思想主潮。计划经济思潮不仅深刻影响了当时的知识分子,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经济发展走向。因此,计划经济思潮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计划经济思潮出现于中国是历史的必然。晚清以降,中国逐渐失去独立的主权,在西方文明的猛烈冲击下,古老的中华文明面临着“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的进步知识分子上下求索,希望找到适合中国的经济发展道路。1928年,苏联宣布实行计划经济,展开了如火如荼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1929年,史无前例的经济危机在美国爆发,并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迅速引燃,资本主义各国政府无法再墨守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陈规,开始对经济进行干预。这些现象似乎都昭示着国家强制力在经济生活中不可忽视的作用。中国的计划经济思潮就是在这样地批判市场经济、推崇国家干预政策的氛围中产生。进入20世纪30年代之后,“九·一八”事变加深了中国的民族危机,中国必须通过加速实现工业化来强盛国力和抵御外侮成为当时的知识分子乃至政客的共识。当时的中国广积贫弱,知识分子普遍认为中国应依靠国家行政力量有计划地发展经济,来达到发达国家资本和实现工业化的目的。但是,究竟什么样的经济形式是计划经济?这在当时并没有确切的答案。时人所论的计划经济是一个内涵和外延都极不确定的词,它可以指代苏联的五年制计划经济,也可以指代自由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干预政策,还可以指代法西斯国家的经济统制。在这种模糊认识的影响下,知识界围绕计划经济的本质和适用的社会体制各抒已见,产生了丰富的、政治倾向差异明显的讨论内容。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对中国知识界思考与解读计划经济产生了直接、明显的影响。与欧美等国经济不断衰退形成鲜明对比,苏联经济高速发展显得“一枝独秀”。中国知识界对苏联计划经济体制的认识经历了从现象讨论到模式讨论的过程。苏联“一五”“二五”计划提前完成后,中国知识界肯定了苏联前两个五年计划的实施效果,并逐渐开始关注苏联的经济发展模式。苏联长期处于帝国主义国家的敌对和包围中,为抵御外侮,苏联始终把国防工业作为经济发展的核心内容。中国知识界注意到苏联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经济模式,并给予充分肯定。在认同与肯定热潮中,知识界也曾出现过一些微弱的声音对苏联的计划经济制度进行批判。当今,我们已经了解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并不完美,甚至存在严重问题。但是,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能认识到苏联计划经济制度的问题,提出带有批判色彩的观点是难能可贵的。1929年的经济危机证实了马克思对市场经济弊端做出的分析。为应对经济危机,自由资本主义国家纷纷出台经济干预政策,西方国家逐步从没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过渡到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政策的变化清晰地体现在中国的计划经济思潮中。自由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干预政策、法西斯国家的经济统制被一些中国知识分子解读为“资本主义计划经济”,即计划经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实施方式。当然,也有知识分子受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苏联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认为资本主义与计划经济无法兼容。无论时人如何理解计划经济与资本主义的关系,该时期中国知识分子对资本主义经济干预政策的关注与讨论都反映出大危机背景下政府对经济作用力的加强。随着对计划经济认识的深入,中国知识分子开始讨论中国应如何借鉴或利用计划经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知识界普遍认为,中国不具备实行自由主义经济的基础,应该借鉴学习苏联的计划经济制度。但是,受政治、经济环境限制,中国又无法照搬苏联的经济发展模式,因此,中国应寻找一种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计划经济的方式。这不仅是知识界达成的共识,更是主要政党认可的救国方案。国民党方面,其机关报曾撰文赞扬苏联的计划经济,蒋介石也曾直接主张效仿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人对计划经济的认识更加深刻,毛泽东、张闻天、陈云等人都曾提出过计划经济构想,并在边区进行了相关的经济实践。对计划经济寄予厚望的中国知识界涌现出多个计划经济流派,本文归纳出四种具有代表意义的计划经济流派,即民生主义计划经济流派、新民主主义计划经济流派、混合制计划经济流派和“法西斯蒂”计划经济流派。受不同政治倾向、指导思想的影响,这些流派提出了各具特色的经济主张,虽然各流派的思想、主张难以摆脱认识的局限性,但也出现了一些有益的探索。中国知识界紧紧抓住计划经济这根“救命稻草”,积极论证其实施的经济基础,适用的所有制形式,体现出对本国经济发展前途的关注。政治经济体制会随着政权地推翻与建立发生重大变化,也许会得以延续,也许会被颠覆,思想的发展却具有延续性和韧性,难以被完全割裂。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的经济转轨,不是建立在毫无根基的沙丘之上。新中国成立之前,计划经济在中国已经有了深厚的社会基础,新中国成立后选择计划经济体制,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到了新中国成立前的经济思潮的影响。20世纪30年代之后,中国知识分子将实施计划经济、发展国营事业视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可以说,计划经济思潮的出现,为新中国成立后计划经济体制的选择扫平了舆论障碍,建立了意识形态保障。在计划经济思潮的影响下进行的相关经济实践,又为新中国成立后的经济转轨奠定了一定的经济基础。

崔宇慧^[2]（2020）在《五四科学精神当代价值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五四科学精神由创新精神、求实、求真精神和实证精神组成。五四科学精神是在特定政治,经济,文化条件下提出和倡导的,具有时代的必然性,其内容迄今仍是相当先进的,它对现今培养和塑造民族科学精神赶超发达国家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通过对五四科学精神的生成逻辑,分析了五四科学精神内涵,得出五四科学精神的当代价值。首先,五四科学精神的生成逻辑在于封建专制社会的解体,洋务运动对西方科学思想的初步介绍,以及五四时期最终对科学精神的全面介绍使得科学精神在大众中得以真正的传播。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由于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对科学精神的传播和理解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另外平民经济在中国的发展使得现代性的科学精神也成为一种紧迫需要。随着科学精神在中国的确立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引入,使得知识分子从当时时代发展需要,对科学精神的内涵作了时代的理解。主要包括批判创新的知识观,保持独立思考的习惯。勇于追求真理的决心,对真理的追求使得人们对科学有深入的认识。推崇自然科学向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并重,自然科学的进步使得人们改造世界的工具不断进步,社会科学则助力人们改造世界的思维。实证的科学研究方法,运用实事求是,现实的,科学的方法研究。对五四科学精神的内涵的理解随着时代的发展也不断更新,对当代五四科学精神的内涵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下可以确立为:马克思主义科学研究法,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定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形成批判的思维,培养创新精神。通过对当代五四科学精神的内涵解读和确立,作出了一些践行五四科学精神的思考。首先,进一步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其次,培育崇尚科学的社会环境。再次,提升公民的科学素养和科学思维。最后,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实践证明,在社会发展指导思想中,科学精神起到了巨大的引领作用。

靳永茂^[3]（2020）在《《资本论》中的虚拟资本理论及其当代价值研究》文中研究表明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后,世界经济发展的虚拟化趋向凸显,世界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结构逐渐呈现“倒金字塔式”,实体经济同虚拟经济的发展严重失衡,而其背后的直接动因同虚拟资本的无限扩张密不可分。进入21世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借助金融技术的革新,持续推进金融创新,多样性金融衍生品等高级虚拟资本形态不断被推出并运用于资本逐利,虚拟经济的无限扩张致使其远远脱离实体经济能够支撑的范围。2007年次贷危机的爆发引燃了震撼全球的金融危机,时至今日,全球经济依然未能彻底从那场危机阴影中摆脱出来。后金融危机时代,美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反思经济发展方式,并推出系列“再工业化”战略,意欲均衡经济结构,不过并未有效扭转经济结构的失衡状态,经济虚拟化及金融化趋向依旧快速推进,给当前金融全球化背景中世界经济的稳定发展构成潜在威胁。深究资本主义经济虚拟化发展趋向及其危机后果的根由,追寻经济虚拟化趋向中世界经济有序发展的良策,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成为具有危机解释力及现实指导性的根本理论指引。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主要体现在《资本论》中,该理论揭示了虚拟资本的历史生成性,阐释了虚拟资本的内在蕴涵,赋予了马克思资本理论以新的说明,对虚拟资本扩张中经济发展走向展开科学预判,同时深刻剖析了虚拟资本形态中金融危机发生的根本缘由,该理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具有重要的理论方位。作为开放的理论体系,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伴随时代发展及虚拟资本形态的升级不断充实完善,并在虚拟资本多样化形态演进、虚拟经济快速发展和经济中诸如金融危机等问题的预防及应对中越发彰显其时代价值。当代虚拟资本的发展状况虽然已全然不同于马克思所处时代,但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所告诫的虚拟资本发展的基本原则及所揭示的运行规律依然适用。我国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根本指引下的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更加不能脱离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的指导,我国虚拟资本发展虽起步晚,但发展较快,虽存在发展局限及挑战,但具有鲜明的发展优势,新时代历史方位中,我国虚拟资本及金融事业的发展在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的根本指引下,结合我国具体经济及金融发展现实正有条不紊地向前推进。论文对《资本论》中虚拟资本理论及其当代价值的研究,借助文本分析法梳理经典文本中马克思对虚拟资本理论的论述,并在此基础上把控虚拟资本生成、存在、运行、发展及影响等整体脉络;透过视域融合法实现对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的文本理论定位及时代价值重塑;通过比较研究法凸显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在剖析经济虚拟化背景下金融危机复发及运行机制和规律的优越性,彰显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的时代价值。论文遵循研究的多重性,借助对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的阐释,就其生成过程的历史性、理论体系的完整性、本质内涵的批判性、时代延续的发展性、现实指向的价值性等层面展开分析研究,通过“追溯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的生成过程——梳理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的内在蕴涵——判定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的理论方位——续论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与虚拟经济——凸显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在金融危机中的解释力——坚定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在我国虚拟资本发展中的根本地位”的逻辑推演,明晰研究展开的具体演进路径。论文旨在探究并梳理马克思《资本论》中蕴含的虚拟资本理论,展现理论对经济发展趋向的解释力及预判力,定位并论证马克思虚拟资本的理论方位,加深对虚拟资本理论在资本主义危机实质的揭露及批判过程中作用的认知,强化对其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运行规律的揭示进程中意义的理解,深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时代解读,从理论上论证其对现实发展的指导性和价值性,为推进理论同现实实践的深度结合准备前提条件,并在不断丰富的现实基础上为推进理论的现代化（中国化）发展进程做出积极探索。同时,对马克思虚拟资本理论的研究能够进一步厘清金融风险及危机存在和运作的内在机制,为金融全球化条件下有效防范和应对风险及危机提供理论支撑,有效推进虚拟经济同实体经济关系的协调发展,根本指引我国新时代市场经济推进中金融事业的发展方向。

郭璐恒^[4]（2018）在《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的哲学批判》文中研究表明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左右开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因“石油危机”的爆发而被迫卷入经济衰退的历史漩涡,并逐步进入了西方资本主义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滞胀”期、风险期,而曾经风靡一时的凯恩斯主义却因舆论而束手无策,这是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上台受欢迎的主要原因。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影响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等方面,为其经济的快速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持。新自由主义理论随着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已经达到极致,尤其是科斯定理的提出为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提供了理论基础,此时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的力量是历史上最为强大的时期,也是最为膨胀的时期,在世界范围内不断的进行传播,影响一个又一个的转轨国家,尤其在20世纪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情况下,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的影响力达到历史极值。由于其本身固有的结构矛盾,使得原本受到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影响的国家和地区在2008年全球金融风暴的爆发之后相继引发经济动荡和社会问题,使世界经济发展和政治局势面临着巨大挑战,但是其思潮的影响依旧存在于世界的各个角落,中国也不例外。较之于西方资本主义自由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的改革开放也取得了成功,尤其是中国“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提出,旨在通过深化改革、促进开放,为“新”全球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是,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以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过程中,面临着西方社会思潮的腐蚀影响,尤其是以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为主的社会思潮,其“三大主张”是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的核心观点。因此,我们必须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通过对新自由主义思潮的批判达到梳理、明确、认识、扬弃、吸收的目的,为我国实现两个一百年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扫清发展的思想障碍。本文分为六章进行论述,分别是:第一章: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哲学批判的理论背景。本章将主要通过梳理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的理论历史起源,明确其三大主张,进而认识到新自由主义思潮的本质是什么,在此基础上,提出对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哲学批判的迫切性进行现实分析。第二章:对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彻底私有化”主张的批判。着重从三个方面进行论述,先从马克思与新自由主义者关于对“产权”问题的比较进行分析,加上马克思对私有财产的批判为基础开始对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的第一个主张进行批判。第三章:对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绝对自由化”主张的批判。本章通过分析马克思与新自由主义者关于对“自由”内涵的不同理解以及马克思对“绝对自由”的批判这两部分进行论述,开始对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的第二个主张进行批判。第四章:对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完全市场化”主张的批判。这一章通过对马克思与新自由主义者关于对“市场”的不同理解,马克思对“完全市场化”的批判,正确认识市场与政府在资源配置过程中的动态关系这三个部分开始对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第三个主张进行批判。第五章: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哲学批判的当代启示。从对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三大具体主张进行批判得出正确认识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哲学批判的正当性、加强对错误思潮的理论研究、以及强化践行与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识三部分的启示,并以此作为我国党和政府以及理论界未来对西方错误思潮进行批判提供方向。第六章:结论。通过以上五章的理论梳理与批判,进而得出本论文的结论,对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的哲学批判,不是反对改革,也不是变相的支持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的主张,而是在“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的背景下,如何坚持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的角度更加合理的完善改革,促进开放;在未来“新”全球化的条件下,在面对一切未知思潮的情况下如何批判的吸收和借鉴国外思潮的有益部分提供一定的理论支持。

董在东^[5]（2016）在《次贷危机后西方经济伦理思想的最新发展研究》文中提出2007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经济危机是仅次于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大危机,给全球经济带来的重创影响至今。这一危机不仅带来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的转型,也引发了西方经济伦理思想学界的反思。自危机爆发至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政治、社会哲学界的各流派纷纷对危机的成因、后果进行探讨研究。本文以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构架,深入、系统地研究了次贷危机和欧债危机后西方经济学家、政治哲学家和社会活动家对危机的深层解读与评析,包括危机后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应对经济危机政策的经济伦理取向及其论争,并通过系统回顾经典马克思主义、近代与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中关于危机伦理观、公平效率伦理观以及资本主义前途命运观等经济伦理观念,对比和评析了危机后西方经济学家、政治哲学家和社会活动家关于引发危机的外因——自由放任抑或国家干预、内因——效率优先抑或公平优先的伦理思想,继而揭示出西方经济学家、政治哲学家和社会活动家对危机后果——资本主义前途命运的评析与判断。西方经济学家、政治哲学家和社会活动家在针对危机救市政策、对危机成因的解读以及对危机后果的论争中,其经济伦理思想产生新的发展,呈现出三个基本特征：第一、新自由主义和凯恩斯主义分别在次贷危机和欧债危机中失灵,两大主流经济学派在其主阵地陷入进退失据的尴尬境地；同时两大学派有部分观点出现了融合的趋势。第二、西方经济学说的新发展由强调市场效率优先转向重视社会分配不平等及机会不均等的经济伦理问题。第三、资本主义体制结构性危机显现,其前途和命运遭到怀疑,但是各派经济学说的经济伦理思想本质仍然以对资本主义的维护和改良为目的。在此次危机中,资本主义自由放任的经济模式以及赤字福利的国家模式均已失灵。诚如斯蒂格利茨所说,“我们已经在另一条路上走得太远,在这条路上,我们构建的社会,物质主义战胜了道德承诺,在这个社会中,我们取得的快速增长并不是环境可持续和社会可持续的”。面对危机后亟待重建的国家经济,无论是凯恩斯主义还是新自由主义都束手无策,支持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主要伦理观念受到冲击和质疑。可以说,此次危机既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也是一场资本主义经济伦理的危机。在这场危机中产生的新的经济伦理思想和观点既代表了西方经济伦理的最新发展,又为我国社会避免和化解经济危机提供了宝贵的启迪和借鉴。

李新鹏^[6]（2015）在《新制度经济学派的经济伦理思想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致力于经济学的科学化,经济学成为一门选择科学,同时也导致经济学脱离了道德伦理的基础,偏离了斯密预想的方向。斯密首先构建了道德哲学体系,然后是法理学,最后在道德哲学体系和法理学的基础上着就了伟大的《国富论》。新制度经济学派跨域边沁、穆勒和庇古的理性传统,而回归斯密的经验传统。新制度经济学派首先回答了现实世界中人和物的本质属性问题,然后分析了市场、组织、国家等治理方式的演化,并对各种治理方式进行了伦理评价,从而形成了一个经济和伦理并重的思想体系。新制度经济学派的经济伦理思想对中国的制度转型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新制度经济学派蕴含了丰富的经济伦理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是现实世界是一个动态变化的不确定性的世界,构成现实世界中的人是有限理性、具有机会主义倾向的人,物是具有资产专用性的物,由此决定了我们在获取利益过程中会面临很多障碍。二是现实世界中人和物的问题将使我们受到交易成本的约束,为了节约交易成本,进而形成了市场、组织、国家等各种治理方式,市场、组织、国家等不存在绝对的对立。三是从交易成本的角度看,市场、组织、国家在交易成本的约束条件下都是有效率的,但历史上对市场的过度推崇而发展为相信自由市场、法律能解决所有经济问题,对理性的盲目夸大而相信政府干预能够实现宏伟的规划目标,对组织的传统偏见延续至今,其实组织创新是经济发展的活力和动力所在。四是自由市场与政府干预的伦理之争忽视了交易成本的存在,以至于认为市场能够反映所有价格和数量信息,反之则相信依靠政府的强大力量就能够削平理想与现实的差距；不能无限迷信市场的功能,政府也应从价格和数量的管制中摆脱出来,转而保障经济行为人的合约选择自由。五是制度变迁是一个动态演化的过程,而不是一个理性建构的过程,应强调适应性效率,关注经济演化的规则与经济运行中的制度成本：制度转型关键在于权利开放,首先要实现对精英的法治,然后逐步扩展到其他社会群体,权利开放是对国家的根本约束,而转型的核心就是权利的人际关系化向权利的非人际关系化转变。六是制度的伦理评价要遵循历史原则和非模式化原则,从历史原则看,发现即占有为权利的初始界定提供了伦理理由；从非模式化原则看,自由非强制的权利处置为利益的分配提供了伦理理由,由此判断资本主义私人产权制度具有正义性。

肖继军^[7]（2014）在《西方经济思想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及其启示》文中提出摘要：西方经济思想伴随其经济地位,向全球各国强势传播,影响广泛而深刻。同样,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也不容忽视。经济思想属于意识形态范畴,也是一个社会整体意识形态形成、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也带来了严峻挑战。由于西方经济思想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是根本性、深层次的,因此,研究其影响的性质、程度及其机理,对扞卫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确保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从思想政治教育视角分析其影响,首先必须准确把握经济思想、意识形态、思想政治教育三者之间的关系。其一,经济思想是影响意识形态的思想基础,意识形态可能动地反作用于经济思想,经济思想与意识形态统一于社会发展。其二,思想政治教育立足于经济思想的现状,经济思想影响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思想政治教育服务并促进经济思想创新。分析和揭示其影响必须依据两个重要的学科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二是思想政治教育学以及意识形态的相关理论。全面梳理西方经济思想对我国意识形态影响的历程,正确把握其影响脉络,是本研究的重要基点。西方经济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大致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从20世纪初的初入国门与大行其道,到建国后的受到激烈批判以致遭受禁绝,再到改革开放以后的新一轮传播热潮,其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表现出了特定的时代特征。纵观西方经济思想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影响的历程,在不同的时期影响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西方经济思想流派各不相同,影响的深度和范围也各有差异。近代以来,凯恩斯主义、新自由主义、新制度经济学等经济思想对我国当代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最大。西方经济思想影响我国主流意识形态是一个逐步作用的过程,具有特定的运行机理。其中,思潮袭击、多方渗透、行为颠覆是影响的基本路径,物质诱惑、逐步扩张、强势推销是程度递进的影响环节与步骤,西方经济力量的物质优势、经济思想的学术优势和现代传媒的主动地位,是整个影响过程的驱动势能。西方经济思想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产生了众多的客观效应,主要包含着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前者主要指提高社会意识的开放性与包容性、催发价值观念的多样化与主体化、增强发展观念的竞争性与合作性、助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成等,后者主要指加深西方个人主义的蔓延与渗透、刺激西方功利思想的滋生与膨胀、诱发我国社会价值观念的扭曲与异化、淡化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权威与认同等。西方经济思想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给我们加强意识形态建设、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带来了一些重要的启示。一是借鉴西方经济思想有益因子,推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创新；二是借鉴西方经济思想传播方式,创新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三是积极应对西方影响,营造健康意识形态环境；四是重视思政教育作用,提高意识形态免疫能力；五是分析西方经济思想发展新趋势,开发思想政治教育生态功能。

赵金广^[8]（2012）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引领多样化社会思潮的基本经验与对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发生了深刻变化。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以自身的科学性与先进性，通过执政党的地位和权威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和层面，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日益巩固。另一方面，在当代中国，社会意识呈现多元化趋势，各种思想文化相互交织碰撞，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意识潜滋暗长，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面临着严峻的挑战。面对意识形态领域内的诸多新情况、新问题，如何进一步增强我国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引领多元化社会思潮的能力，成为我国意识形态建设中的重大课题。这一问题处理得当与否，直接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这要求我们不光要对当下问题“埋头做”，更要求我们要善于“回头看”。虽然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多元化社会思潮的发展产生了一些负面效应，但是马克思主义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始终固若金汤。这说明，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意识形态建设方面的工作是成功的。“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就需要我们认真总结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引领社会思潮的基本经验，分析新的历史条件下主流意识形态面临的严峻挑战，以创新的精神探索以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多样化社会思潮的新方法与新途径。论文共分六部分。第一章，社会思潮的基本理论分析。首先科学界定社会思潮的含义及特征，并对多样化社会思潮进行分类研究，探讨多样化社会思潮的生成、演变规律，运用“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这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社会思潮的基本功能。第二章，新中国成立以来至改革开放前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引领社会思潮问题的回顾。在回顾改革开放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基本历程基础上，分析总结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成功的经验和存在的失误，为后面分析、研究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基本经验奠定基础。第三章，改革开放以来多样化社会思潮的传播特点与影响。阐释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现的几大社会思潮，归纳多样化社会思潮的传播特点：传播方式多样化、受众人群大众化、传播手段的科技化、传播途径复杂化。分析多样化社会思潮对我国意识形态建设的正负效应。第四章，改革开放以来意识形态领域马克思主义引领社会思潮的经验研究。总结马克思主义引领社会思潮的成功经验如下：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坚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坚持以人为本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中的中心地位；正确处理一元指导思想和多样化社会思潮的关系；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社会化。第五章，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引领社会思潮的挑战与问题。分析西方发达国家信息强势地位的国际背景下，多样化社会思潮传播给我国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主导地位带来的挑战，剖析我国意识形态建设方面存在的不足。第六章，当前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引领多样化社会思潮的对策与思考。在认真总结历史经验和研究当前意识形态建设现状的基础上，对当前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引领多样化社会思潮的对策，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多样化社会思潮，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开拓和占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引领多样化社会思潮的各种阵地；加快文化发展，全面提升文化软实力；使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真正为人民群众所理解、接受和掌握；注重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引领多样化社会思潮的方法研究。

郭小兵^[9]（2012）在《民国《财政评论》（1939-1948）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财政评论》是民国时期一份以财政金融为主要研究内容的专业性权威刊物，发表了许多经济学家财政金融方面的学术成果。《财政评论》的刊行为中国经济理论界探讨中国的财政经济问题、传播与借鉴国外的经济理论尤其是财税理论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平台。《财政评论》自1939年元月创刊至1949年停刊，历时十年之久，经过了抗日战争和国内战争两个阶段，且其所涉内容庞杂，既有对财政经济理论和经济思想的研究和介绍，也有对国内实际经济问题的分析和探讨，可以说较为全面的反映了民国时期的经济思想。因此，本文选取《财政评论》为研究对象，以期通过对该期刊的梳理和归纳，对民国特别是战争条件下的财政及经济思想有所认识。民国时期尽管在所有制方面与我们现在的情况有所不同，但在市场取向的改革上有许多相似之处，民国又是一个为中国未来的思想与制度建设而服务的“创造前提的阶段”，研究民国经济思想史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本文立足于民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应用现代经济学和史实相结合的研究方法，通过对《财政评论》本身及其所体现的主要经济思想，全面地回顾、分析、解剖民国后期的经济思想，以期能为今天的经济思想研究提供借鉴与启迪。文章首先对《财政评论》的总体概况进行了分析。1939年元旦，民国期刊《财政评论》（1939-1948）在抗战的炮火声中创刊于香港，到1948（1948年第19卷只出版1-3期）年共计出版发行19卷，为月刊的形式进行出版，每卷6期，共计111期。《财政评论》以“进化论”为哲学理论基础，以“民生史观”作为发展观，以古典、新古典为研究范式，秉承“不急不随”的学术立场，以渐进与改良为其政策取向，对于经济问题的分析较少有意识形态的价值判断，而更加崇尚价值中立的原则是其一贯的宗旨与办刊方针。《财政评论》的作者群体涉及十分广泛，其中不乏有各经济学界名人和政界要员。《财政评论》虽然以“财政”命名，但它涉及的研究主题甚为广泛，是一本以财政金融为特色的综合类学术期刊，其文章涉及经济学诸多领域，其反映的内容主要包括：经济思想史、经济理论与流派、财政学、金融与贸易问题、国际经济问题、中国经济问题、工业化问题等。在对《财政评论》的整体框架描述之后，作者对《财政评论》所涉及的内容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作为中国近代史上两个最基本的问题，即实现民族独立和实现以工业为核心的现代化，这两个问题相互影响、相互依存，民国时期的学者们对这两个问题进行的思考与研究是渐进的，是随着经济现实的发展而发展的。《财政评论》的内容也大体围绕这一时期的主题来编排期刊。战时阶段，无论是税制改革还是统制经济的实施，抑或专卖的实施都是服务于战时的财政与经济的；战后无论是国际贸易问题还是金融领域的信托问题的探讨，都是围绕工业化的总体目标，可以说工业化是战后学者共同的理论指向。因此，本文的主体内容即围绕此“两大主题”，在第二章至第七章以“专题”的形式对于《财政评论》所涉及的有关内容进行了归纳与总结。第二章基于战时经济的角度分析《财政评论》体现出的财政思想，分别探讨了战时财政论、自治财政论、战时公债政策、战时租税政策以及在战时被国民政府特别倚重的战时专卖制度。通过对这几个方面的研究，可以看出当时的学者们运用和借鉴西方财税理论对于战时财政所提出的观点，对国民政府解决战时财政困难、筹措战费从而争取抗战胜利提供了理论上的指导，尽管实施的效果不尽如人意。另外，学者们能够提出利用战争时机着力推进直接税，进而改造我国的租税体系的思想相当可贵的。第三章对《财政评论》中文章体现的公共财政思想进行分析和总结，主要包括：新公债哲学的评介、分税制改革思想、公共财政与宪政、财政管理与监督思想。其中两个方面的评介最为重要，一是民国财政学界分税制改革的思想，另一个是民国时期宪政与财政关系的思想，对于它们的讨论可以为今天公共财政的构建提供一定的启发。除此之外，本章还关注了公共领域非常重要的问题——财政管理与财政监督问题，民国时期这方面的制度许多是开创性的，正是学者们的思想推动了民国时期财税制度的变革。第四章主要对《财政评论》的税收问题进行了考察。本章首先评介了租税原则与中国税制，租税原则是税收的理论基础，尤其是了瓦格纳的租税原则将社会公平放在十分突出的地位，甚至凌驾于财政原则之上，主张累进税率，他的租税原则论对财政政策的影响很大，其思想特别受到民国经济学人的关注与钟爱，直接催生了我国民国时期的直接税改革，十分注重税收公平是民国时期的学者们共同的价值观，这一点与上述思想不无关系。其次对民国时期税制改革的两种目标模式做了剖析，近代中国在税制目标模式的选择上直接税为主体的模式的提出体现了税收公平与财政的现代化特征，但“双主体”的选择反映了民国税制改革思想逐步趋于理性与现实。第三节是税收改革思想分论，笔者重点选择了该期刊中关于直接税中的遗产税、间接税中的关税思想作为分析对象。主要是考虑遗产税在均平方面特殊的意义，加之在当今的中国遗产税也是呼之欲出，或许可以提供借鉴；近代中国税收制度与思想的一个重要的主题就是关税自主，该期刊所体现的思想可以代表民国学者的共同特征，即努力寻求自由贸易与保护关税的结合点，而骨子里却倾向于保护关税。第五章是总结概括《财政评论》中体现的货币金融思想，该期刊涉及金融问题的文章很多，主要是货币数量论、购买力平价说、通货膨胀问题、信托问题。在对这些介绍和评价西方经济思想的文章进行的梳理和总结中，可以使我们看到民国时期的经济学者对于国外理论所持的态度是一种的“批判的接受”，这也是每一位学者所需要的治学态度；另外，民国时期的学者们在进行理论研究的同时，对现实的经济状况和问题也十分关注，适时的提出了若干具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与意见，对于解决战时出现的诸如通货膨胀、国际货币制度、法币币值等问题均有所裨益。第六章对于战后国际贸易理论与思想作了梳理与总结；主要包括外汇政策与汇率问题、贸易政策与制度问题、国际收支问题。从理论视野的角度来看，国民政府后期的对外贸易研究的视野更加广阔。现代贸易理论研究的基本问题如关税问题、汇率问题、对外贸易政策等，在该时期的对外贸易研究中均有涉及。特别是关税与汇率两个问题，在这一时期受到应有的重视。尽管知识界和学者们对于对外贸易政策所持的主张不尽相同，但无论是主张自由贸易的还是主张贸易保护主义的，基本上达成了共识，即仅仅将贸易政策视为服务于中国工业化目标的手段，自由贸易与贸易保护之间并不是绝对对立的，二者都是在不同的情况下发展民族经济作必须采取的手段。政策只是手段，而发展才是目的，无论是自由还是保护，都要服务于发展工业这一根本目标。第七章是对《财政评论》所涉及的其他经济问题进行评述，主要是工业化思想以及关于中国经济发展道路与模式选择的论争，重点述评了统制经济与计划经济思潮以及对计划经济思潮的反思，特别介绍了哈耶克的自由主义思想。值得注意的是，学者们对于工业发展优先顺序的考虑符合中国国情的，他们认为，中国工业发展应该秉承“轻重工业应该同时并进”，应该说很好地处理了轻重工业的辩证关系。但学者们对于工业化过程中处理国营与民营的关系时，对于国营企业的弊端和效率认识不足，他们的这种主导思想决定了他们国营化的政策取向，这点尤其值得我们引以为鉴的。第八章是文章的结语部分，笔者对《财政评论》进行了总体总结与评价，进而得出借鉴与启示。笔者分析了《财政评论》积极影响因素，即它的学术贡献、历史影响以及现实启示，同时也考察了《财政评论》存在的局限性，以期达到客观评价的目的。

张琳^[10]（2012）在《“华盛顿共识”中的私有化批判》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在对“华盛顿共识”中的私有化的本质与目的、理论批判与实践批判及其发展趋势系统而深刻的论述的基础上，揭示了其本质与危害，指出中国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共同富裕，防止两极分化，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华盛顿共识”是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化、政治化、范式化，“华盛顿共识”是国际垄断资本在全球攫取垄断利润的政策工具。私有化是“华盛顿共识”的核心和本质，其目的是在全球确立资本主义制度，即全球资本主义化，为国际垄断资本在全球范围内攫取垄断利润铺平道路。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华盛顿共识”指导下，全球掀起了私有化浪潮，极大地改变了世界的经济政治结构，给世界人民带来了严重深远的影响。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问题的根源就在于资本主义私有制，资本主义私有制造成了周期性、世界性的经济危机，以尖锐的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为特征的政治危机，以主体道德沦丧、精神空虚和行为扭曲为特征的深刻的文化危机。社会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这是由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所决定的。当代资本主义出现了一些新变化，但是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基本矛盾并未真正解决，仍然无法改变其历史命运。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未来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设想，为我们提供了建立社会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方法，同时，马克思、恩格斯不可能也不愿意为我们提供未来社会现成的具体的答案。马克思、恩格斯还反复告诉人们：我们并不想教条地预定未来，只是在批判旧世界的过程中发现新世界。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认为人的本性是利己的，私有制是合理的永恒的；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本质是其社会属性，社会所有制随着社会生产方式的发展而发展，资本主义私有制是历史的、暂时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还认为自由市场是人类最好的经济秩序，是自生自发的自然秩序，私有制是市场经济的前提和基础，是其充分必要条件；西方产权学派又从交易费用理论出发，认为私有产权是经济效率的充分必要条件；另外公共选择学派又从经济学角度论述了“政府失灵”论。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证明了现代市场经济是市场演进与国家建构相互作用的结果，国家在现代市场经济中起主导作用；现代市场经济的所有制包括多种，既有私有制、共有制、国有制，还有各种形态的混合所有制，这是由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社会分工决定的；公有产权也可以做到产权明晰，关键是要探索其有效的实现形式。“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是客观存在的两种现象，国家与市场、秩序与自由的平衡关系决定经济繁荣。拉美国家是“华盛顿共识”的试验场，拉美国家执行私有化的结果是经济动荡或政治危机，社会问题严重，金融危机频繁爆发。苏东国家实施了激进的自由化、私有化休克疗法的转轨改革，给经济社会带来了严重的恶果，造成了经济的严重衰退、人民生活水平的急剧下降，国力的衰落。英美等发达国家把国有企业私有化，大幅削减社会福利支出，为富人减税，这些措施造成了发达国家社会的两极分化、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社会动荡不安，金融领域的自由化政策更造成了经济泡沫，引起了本世纪初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华盛顿共识”的私有化政策在全世界的实践造成了严重的恶果，标志着其失败。“后华盛顿共识”是对“华盛顿共识”的挑战和反思。还有，中国的“演进-制度观”也越来越得到认可。在批判私有化进程中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当代中国发展的必由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具有科学的内涵，是中国改革和发展的方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世界意义。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有制的主体地位，这是中国历史与实践发展的必然结果。在深化改革和推进发展的实践中，中国必须坚定不移、毫不动摇地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必须反对私有化，任何动摇基本经济制度的行为和做法，都会使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偏离正确的轨道。中国必须坚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防止两极分化。发展社会生产力形成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形成社会主义的制度基础；坚持共同富裕形成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在此基础上，树立科学的共产主义理想，逐步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

二、当代西方两大经济思潮的演变（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当代西方两大经济思潮的演变（论文提纲范文）

（1）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知识界的计划经济思潮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五四科学精神当代价值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资本论》中的虚拟资本理论及其当代价值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的哲学批判（论文提纲范文）

（5）次贷危机后西方经济伦理思想的最新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新制度经济学派的经济伦理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西方经济思想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及其启示（论文提纲范文）

（8）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引领多样化社会思潮的基本经验与对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民国《财政评论》（1939-1948）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华盛顿共识”中的私有化批判（论文提纲范文）

四、当代西方两大经济思潮的演变（论文参考文献）

• [1]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知识界的计划经济思潮研究[D]. 傅辰晨. 山东大学, 2020(01)
• [2]五四科学精神当代价值研究[D]. 崔宇慧. 杭州师范大学, 2020(02)
• [3]《资本论》中的虚拟资本理论及其当代价值研究[D]. 靳永茂. 兰州大学, 2020(01)
• [4]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的哲学批判[D]. 郭璐恒. 昆明理工大学, 2018(01)
• [5]次贷危机后西方经济伦理思想的最新发展研究[D]. 董在东. 武汉大学, 2016(01)
• [6]新制度经济学派的经济伦理思想研究[D]. 李新鹏. 武汉大学, 2015(07)
• [7]西方经济思想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及其启示[D]. 肖继军. 中南大学, 2014(12)
• [8]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引领多样化社会思潮的基本经验与对策研究[D]. 赵金广. 河北师范大学, 2012(02)
• [9]民国《财政评论》（1939-1948）研究[D]. 郭小兵. 武汉大学, 2012(07)
• [10]“华盛顿共识”中的私有化批判[D]. 张琳. 苏州大学, 201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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