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创新，倾听民心，开阔视野，体现特色

一、工作创新 倾听民声 拓宽视野 体现特色（论文文献综述）

姜迪^[1]（2021）在《陕甘宁边区调解制度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调解作为一种纠纷解决手段,根植于中国的法制传统,在漫长的传统中国历史时期,调解一直是官方化解民间矛盾纠纷的重要方式,甚至被置于高于正式司法审判的地位。而陕甘宁边区调解制度正是生发于这种法制传统根脉的一片崭新枝叶,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年代对传统中国调解制度的继承、发展和创新。陕甘宁边区调解制度及实践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受到传统和现实两种因素的所用:首先,传统中国社会的乡村自治模式、民间千百年来的“无讼”和“惧讼”观念以及传统中国的小农经济模式均对仍处于乡土社会中的陕甘宁边区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使其在纠纷解决模式的设计和选择中不得不予以考虑;其次,中国共产党在对陕甘宁边区进行社会改造过程中,导致纠纷大量增加,这与边区本就孱弱的司法供给能力产生了极强的张力,而这种矛盾在生存环境极其恶劣、资源紧张的革命战争年代注定无法得到有效解决,中国共产党急于探求一种新的社会治理模式以缓解社会治理压力。所以,在充分吸收借鉴传统社会治理模式、有效盘活根据地现有社会治理资源的基础上,陕甘宁边区调解制度这一崭新的社会治理模式登上了历史的舞台。陕甘宁边区调解制度是采取社会团体、司法机关、政府、个人等多元主体参与调解的全民参与社会治理模式。在中国共产党早期政权的建设过程中,采取了自上而下的政治动员与自下而上的政治参与相结合的方法。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通过引导人民参与边区民主政治和经济建设,激发人民的政治热情,以民主集中制为原则,边区政府将边区人民组织起来,激发了人民生产和抗战的积极性,实现了最广泛的社会动员,避免了国民党政府权力下沉中出现的“国家政权内卷化”的问题。在这一对边区社会组织、动员、整合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培养了大量的新式精英,培育了众多的新式基层组织（社会团体）。新式精英取代了旧式精英成为乡村社会的领袖,他们在乡村社会中具有极大的号召力和榜样的力量,获得了群众的支持与拥护。新式基层组织也进一步削弱了宗族组织和家族组织等传统社会组织在乡村社会的影响力,重新完成了边区社会的组织化进程。新式精英与新式基层组织都成为中国共产党进行乡村社会治理的重要资源,推动新式基层组织与新式乡村精英积极参与纠纷调解,极大地拓展了共产党在边区社会的治理空间,实现了调解工作的最广泛覆盖,使权力的触角深入到乡村社会的每一个角落。陕甘宁边区调解制度中最受众多学者关注的就是人民司法的象征—马锡五审判方式。在司法调解中,马锡五认真贯彻群众路线并运用审判与调解相结合的方式,缓解了法律理想与法律实践之间的张力,客观上推动了陕甘宁边区调解制度的发展。马锡五审判方式中蕴含多重治理技术,拓展了司法的功能,它打破了司法审判的固有模式,其所表征的“身体在场”、“司法广场式”司法治理策略和理念,被作为典型树立起来。模范的塑造和符号资源的生产进一步塑造、凝结了司法认同,构筑了政治合法性。正式借由马锡五审判方式在陕甘宁边区以及其他根据地的推广,在中国共产党控制的区域内悄悄发起了一场心灵革命,使中国共产党在边区的执政地位更为稳固。马锡五审判方式的创立代表着一种新的社会治理理念和新型司法模式的诞生。调解制度在陕甘宁边区不仅仅是弥补司法资源供给不足、化解社会纠纷冲突的有效手段,更成为参与乡村社会治理、改造边区人民群众思想的有力武器,在进行法制宣传教育、灌输革命意识、贯彻党的路线方针等方面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新的时代,陕甘宁边区调解制度的影响力仍在,从浙江诸暨的“枫桥经验”到浙江永康的“龙山经验”,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到“大调解”,在这些具有典型意义的社会治理创新实践和纠纷解决模式中仍然能够看到陕甘宁边区调解制度的潜在影响。我们应充分挖掘其社会治理的精髓,坚持以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依归,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贯彻基层民主自治原则。在社会治理模式创新中,推动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培育乡村治理主体实现多元治理。

孙欣欣^[2]（2021）在《自媒体时代我国政府网络舆论引导力研究》文中指出自媒体时代,网络舆论愈发影响着我国社会的各个方面。我国政府需要利用自媒体的有利之处,提升网络舆论引导力,拓宽与民众的沟通渠道。但是,自媒体为我国政府网络舆论引导工作带来机遇的同时给予的挑战也不容忽视。如何把握自媒体时代带来的机遇,直面挑战,如何推动我国政府网络舆论引导力提升是一项值得深思的现实课题。本文立意于自媒体时代我国政府的网络舆论引导力,遵循“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思路,运用文献研究法、案例研究法、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等研究方法,对自媒体时代我国政府网络舆论引导力的相关问题进行了研究。文章主要包括绪论、主体内容和结语三部分:绪论主要介绍了本课题的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通过梳理文献资料,对国内外研究现状进行了简析,介绍了本选题的研究思路及研究方法、创新与不足之处。文章主体分为四部分内容:第一部分是基本概念和相关理论,对“自媒体”“网络舆论”和“政府网络舆论引导力”的基本概念进行了界定,对所运用的“政治社会化理论”“政府职能理论”和“政治系统理论”等相关理论进行了分析。概念和理论是分析的前提,借此为文章提供理论支撑。第二部分介绍自媒体时代我国政府网络舆论引导力的发展进程及经验,回顾发展进程,结合相关案例,总结出我国政府舆论引导方面的成功经验,主要包括:注重自媒体与传统媒体相结合;遵循市场规律,提供技术平台支持;控制自媒体过度娱乐化,强化思想政治教育等方面。第三部分分析了自媒体为我国政府网络舆论引导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其中机遇包括:为政府网络舆论引导提供先进技术;拓宽政府获取民意渠道;推进政府公共决策民主化进程;锻炼政府应对突发网络舆论事件的能力。挑战包括:自媒体信息传播时效性易使政府舆论引导处于被动地位;自媒体平台信息冗杂真伪难辨,易滋生谣言误导民众;自媒体平台的自由性,给网络舆论监管带来难度;自媒体平台的隐秘性导致违法侵权行为频发。第四部分是自媒体时代我国政府网络舆论引导力提升策略,在机遇和挑战并存的前提下,如何把握机遇迎接挑战,在借鉴成功经验的基础上,本文首先明确了提升我国政府网络舆论引导力的政治性、法治性和有效性三原则,并进而提出加强主流舆论阵地建设;净化公民网络表达空间;完善舆论引导制度机制;提升舆论引导队伍的专业化素质;提高舆论引导技术水平等具体对策。结语部分是对全文进行总结并对研究前景进行了展望。

王鹏举^[3]（2021）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选贤任能制度优势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为政之要,在于得人。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人。“坚持德才兼备、选贤任能,聚天才英才而用之,培养造就更多优秀人才”是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所具有的显着优势重要内容之一。作为中国共产党开展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制度规范体系,党的选贤任能制度是中国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决定了我们党怎样选人、选什么样的人等重大问题,更决定了党的政治主张、决策部署由什么样的人去贯彻和实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选人用人工作,在选贤任能方面形成了一整套系统、科学、规范的制度,提出了诸多新理念和新要求,形成了新时代党的选贤任能制度。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不懈探索为党的选贤任能制度相关概念注入了新的时代内涵,塑造了新时代党的选贤任能制度新的特征与效能。同时,新时代党的选贤任能制度具有深厚的历史、理论和实践渊源,内涵丰富。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选贤任能制度与时俱进、完善创新,形成了丰富的内容体系,明确了干部选拔任用的标准与导向、规范与程序。新时代党的选贤任能制度作为“中国之治”重要制度要素,具有五大显着优势,分别为久久为功的素质培养优势、知事识人的考核识别优势、事业为上的选拔任用优势、全面有效的从严管理优势、崇尚担当的正向激励优势。但是,制度优势不是静止不变的,为了进一步巩固和提升新时代党的选贤任能制度优势,必须遵循坚持加强党的领导与充分发扬民主相统一、坚持保持制度定力与推动制度改革创新相统一、坚持思想建设和制度建设相统一的内在逻辑,破解制度设计、执行和监督层面上的制约性因素,以改革和优化制度设计、强化和提升制度执行能力和从严从实进行监督追责为路径,实现制度优势向治理效能的有效转变。从当前中国政治制度的整体视角来看,基于五大显着优势,新时代党的选贤任能制度是符合世情、国情、党情的选人用人最优制度选择。

周维浩^[4]（2021）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劳动法治文化建设研究》文中指出当前,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法治建设以及与之相匹配的法治文化建设,社会公众也充分认识到法治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因而与每个人都密切相关的劳动关系领域的劳动法治,以及与之相匹配的劳动法治文化的建设也应该得到研究和重视。劳动法治文化是法治文化的一部分,是一个国家或社会实现了劳动法治所具有或应有的文化。从广义上来看,劳动法治文化是人们在劳动法治实践中形成的、体现着劳动法治精神和理念、原则和制度、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的一种法治文化形态,主要集中体现在劳动法治建设的精神、制度、行为和物质四个层面;从狭义上来看,劳动法治文化主要是指劳动法治意识、劳动法治理念、劳动法治思维、劳动法治信仰的培育和确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劳动法治文化建设,在纵向上主要从科学内涵、价值意蕴、实践现状、行动指南和路径选择五个方面入手,在横向上主要从精神、物质、制度和行为四个层面进行深入展开。具体而言:第一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劳动法治文化的科学内涵。主要论述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劳动法治文化建设的基本要求、基本内容和基本特征。第二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劳动法治文化的价值功能。主要论述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劳动法治文化建设:在物质层面,劳动法治文化是劳动法治建设的环境需求,强调劳动法治文化是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重要保障、营造良好劳动法治氛围的重要基础、形成尊重劳动和劳动者观念的重要因素。在精神层面,劳动法治文化是劳动法治建设的精神需求,强调劳动法治文化建设有利于树立诚信意识,弘扬法治精神;培养规则意识,弘扬契约精神;提升劳动品质,弘扬劳动精神。在制度层面,劳动法治文化是劳动法治文化建设的根本支撑,强调劳动法治文化是劳动法治建设的价值引导和内在动力;构成要素和精神支撑;重要标志和可靠保障。在行为层面,劳动法治文化是劳动法治建设的现实需求,强调劳动法治文化对社会公众行为具有的指引、评价、预测、教育、强制的功能。第三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劳动法治文化建设的实践现状。主要论述了劳动法治文化建设在物质、精神、制度和行为四个层面上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以及面临的突出问题,并分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劳动法治文化建设的制约因素,包括经济因素与政治因素、理论因素与实践因素、历史因素与现实因素、国内因素与国际因素。第四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劳动法治文化建设的行动指南。主要论述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劳动法治文化建设,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根本遵循;以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坚持以劳动者为中心、坚持倾斜保护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相结合、坚持劳动法治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结合为基本原则,并论述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劳动法治文化建设在物质、精神、制度和行为层面的目标取向。第五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劳动法治文化建设的路径选择。主要论述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劳动法治文化在物质、精神、制度和行为四个层面上的具体建设举措。因此,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劳动法治文化的建设,既需要久久为功、持之以恒,才能保证劳动法治文化建设内容的与时俱进和建设工作的持续健康运行;又需要国家、社会和个人的共同参与,特别是社会公众的参与,每个人都不能将自己置身其外,这样才能从根本上建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劳动法治文化,才能有利于加强社会公众对劳动法治文化的认同及形成劳动法治信仰,并将其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从而全面贯彻依法治国的要求,为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的一体建设、全面推行劳动法治和实现和谐劳动关系提供坚实的文化保障、文化土壤、文化氛围和文化环境。

徐西月^[5]（2021）在《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困境及对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十四五规划提出要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这就需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从现代化的角度看社会治理共同体,从多元化的角度看乡村振兴,从善治的角度看乡村治理。《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提到要挖掘乡土文化本土人才,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积极发挥新乡贤在乡村治理中的德治作用。由此,政府和学术界对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给予高度关注,各地形成因地制宜的治理模式,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积极发挥新乡贤优势,为破解乡村治理难题提供了新思路。因此,在实现乡村振兴和治理现代化过程中,新乡贤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采用文献研究法、对比分析法、案例分析法、历史分析法等研究方法对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进行了深入探索,并借助CiteSpace文献梳理工具对该领域的中文文献归纳总结,预测了今后的研究趋势和方向。在多中心治理理论和善治理论的指导下,对比分析了新乡贤与传统乡贤的区别,明确了新乡贤新的时代使命和职责。通过对比分析江苏梁寨、浙江上虞、广东云浮三地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经典案例,发现新乡贤参与治理的模式需要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而定,不能一概而论。同时,也暴露出新乡贤在治理过程中存在参与主体缺陷、参与氛围弱化、参与动力不足、参与机制缺失等方面的问题,严重制约着新乡贤作用的发挥。究其原因是因为多元共治的思维模式尚未建立、城乡发展不平衡、保障性制度与政策缺失和乡村治理体系不完善等,这就需要从加强新乡贤自身建设、改善基层治理环境、推动在外新乡贤返乡和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等方面入手,要明确新乡贤自身角色定位与提升自身综合能力、弘扬新乡贤文化与加快城乡融合、政府应加强政策引导与资金支持、增加平台与拓宽渠道、建立“区块链+网格化+新乡贤”乡村治理模式和完善“自治法治德治+科技支撑+党建”的基层治理体系。综合来看,新乡贤作为新兴主体参与乡村治理是对未来乡村治理模式的有益探索,有利于提高基层民主自治水平,优化产业经济结构,弘扬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维系乡村社会稳定,促进生态文明建设,既深化了共建共治共享的多中心治理格局,又加快了社会治理共同体的现代化进程。

曹海苓^[6]（2020）在《中国社会化养老服务中的政府职能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人口老龄化是贯穿我国21世纪的基本国情。由人口老龄化引发的养老服务保障需求大幅增长,供需矛盾日益突显,给政府老年服务行业治理带来了严峻考验。在传统家庭养老功能弱化以及政府经济上不堪重负的双重压力下,社会化养老成为我国缓解养老负担压力的现实出路。作为一种现代养老方式,社会化养老是指在遵循政府主导和社会力量参与相结合原则下,通过社会途径,由包括政府、家庭、市场、社区等在内的多元服务主体为满足全体老年人的养老服务需求,共担养老服务职能的养老方式。从提供主体视角讲,社会化养老强调养老资源由传统的家庭、政府的一元或二元向包括社区、社会组织、养老机构等在内的多元主体的转化。从社会化养老的客体角度讲,社会化养老面向社会全体有养老需求的老年人,实现了服务对象的普遍化。同时,社会化养老更加强调政府主导作用、市场决定作用以及社区、社会组织、养老机构等养老服务主体专业化服务特征的有机结合。社会化养老服务是完善我国老年福利制度,不断提高老年人生活质量的必然要求,亦是我国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随着养老服务需求的不断增长与需求层次的不断提高,社会化养老服务建设应被提到更加重要的位置。养老作为关系国家政治稳定与社会和谐发展的根本性问题,一方面,其解决得程度如何与执政党的执政成效息息相关,决定民心向背,政府作为执政党意志的集中体现者,应当发挥其在养老服务中的主导作用。另一方面,从政府的本质来讲,政府作为公共权力的掌握者和公共资源的控制者,促使公共利益的实现是其重要的施政目标。养老作为人类生产、生活过程中基础性、现实性的民生问题,直接关乎公共利益,保障与改善民生是政府公共服务的基本领域,是衡量现代政府公共服务水平与能力的重要尺度。自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提出“社会福利社会化”构想以来,养老服务在各个阶段都显露出政府参与的痕迹,依靠政府的行政干预,客观上保障了我国养老服务事业的健康、可持续性发展。然而,政府在干预养老服务过程中也存在管理体制不完善、制度供给缺乏、社会组织扶持培育力度不够、服务主体协同性不足、市场化运行中监管缺失等缺陷与不足,这说明政府在干预养老服务过程中依然未能找准自身的定位,未能真正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发挥其职能。由于养老服务兼具政府保障特征和社会公益福利性质,适应新时期政府职能转变的客观需要,培育和扶持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养老服务事业建设与发展,提高政府社会化养老服务治理能力已是转换政府职能的当务之急。本文从政治学视角出发,立足社会化养老服务领域,借鉴政府职能、准市场、协同治理等理论的精髓和分析框架,以社会化养老为研究背景,以养老服务中的政府职能为研究对象,以政府职能的履行与发挥为主体框架,以政府职能的完善为研究主线,以社会化养老服务中政府职能的核心概念、理论基础、历史回溯、实践形态、域外经验借鉴、具体完善路径为叙事脉络,主要采用文献研究、历史研究、比较研究和实证研究的方法,提出了充分发挥社会化养老服务中政府职能的建议。从政府职能角度开展社会化养老服务研究,系统探讨和分析我国社会化养老服务中政府职能的理论依据及行动策略,合理界定政府职能的内容、边界、存在问题和改进对策,以推动政府在养老服务中承担适度、有效职责。这对于拓展社会化养老服务讨论的政治学理论空间,巩固和维护我国政治和谐稳定的大局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本文可能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1.构建了政府养老服务职能的理论分析框架。依据政府职能理论,从政府管理过程角度出发,结合社会化养老服务对政府职能的现实需求,将政府职能界定为决策职能、计划职能、组织职能、监督职能等四个要素,厘清了各要素的功能,为我国政府职能理论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同时,在研究工具的选择上,设计了针对负责养老服务政府职能部门以及参与养老服务社会力量的调查与访谈,在系统分析社会化养老服务中政府职能问题上具有一定的工具价值。2.先行研究中存在重客体研究、轻主体研究的现象,对于社会化养老服务发展中的关键主体——政府与社会组织、社区、家庭等其他核心主体联动作用的研究视角关注较少。社会化养老服务是多元主体共同行动的过程,主体间关系结构复杂,行动逻辑不尽统一。处于社会化养老服务基础与核心地位的政府如何在多元主体的互动过程中抽离出不同主体的行动逻辑,进行资源整合与动员,以实现多元主体的合作治理是本文研究的亮点之一。3.研究结论的创新。本文提炼出了中国社会化养老服务中政府职能研究的新的结论,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优化政府的决策职能,提高政府社会化养老服务的决策质量。决策过程是政府行政的核心,政府决策是否科学与公正是决定社会化养老服务能否健康顺利运行的关键因素。（2）完善政府的组织职能,构建社会化养老服务中政府与社会的协同关系。我国社会化养老服务供给现状表明,任何单一供给主体独立提供养老服务都存在供给困境,正是在这一背景下,需要整合多方力量重构中国养老社会化服务中的政社关系,建立供给主体协同治理模式,实现政府与社会的“强强联合”。（3）深化政府治理体制的改革。我国政府在行使其职能过程中仍然存在不同程度的错位、缺位与越位问题,说明政府未能准确定位自身作用的边界与范围。因此,本文提出,要从转变政府治理理念,建立多元主体联动机制,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等方面进一步深化政府治理体制改革。

许文静^[7]（2020）在《公安品牌建设研究 ——以“枫桥经验”为例》文中提出公安品牌是获得社会公众自主选择的公安权力产品,内含公安工作模式、公众认知、信任、参与等要素。从实践角度来看,以品牌建设为载体推动公安工作创新、提升公安机关治理能力是地方公安机关较为普遍性的做法,对公安机关品牌建设的实践加以理论关照,提出系统、科学的公安品牌建设对策,是对公安工作实践需求的积极回应。从理论角度来看,政府品牌、公安品牌问题研究是一个为管理学、传播学、公共关系学等学科所关注的课题。目前的研究多集中于公安品牌价值和公安品牌管理策略的初步探讨,缺乏对公安品牌及公安品牌建设的内涵、要素等基本问题的系统阐释,特别是在公安品牌建设路径分析上,目前尚无比较深入的典型案例解读以及系统化路径的构建。本文主要应用品牌理论、治理理论,采用文献分析、案例分析、比较研究、调查研究等方法展开研究。文章运用品牌理论和治理理论,对公安品牌的含义、要素、特征、类型、功能以及公安品牌建设的含义、流程等基本问题进行理论阐释。对公安机关品牌建设实践及其面临的问题与时代机遇作出总结分析。在此基础上,以“枫桥经验”的创建与发展为案例,立足品牌建设视角加以解读,通过对其品牌创建、内化、传播、延伸、创新环节中的有效做法以及其品牌内化、传播过程中存在问题的分析,总结出公安品牌建设的基本经验,并结合文献研究成果,进一步提炼出公安品牌建设的具体路径。本文的研究表明,公安品牌建设是新时代促进公安工作发展的有效方式。在实践工作中,公安品牌建设存在一些普遍性问题,更具有良好的时代机遇。以“枫桥经验”的品牌建设经验为借鉴,地方公安机关及其人民警察可以基于公安品牌创建、内化、传播、延伸、创新的具体路径开展品牌建设实践工作。

蒙玮^[8]（2020）在《基层党组织民意吸纳路径优化研究 ——以临邑“民声夜访谈”项目为例》文中指出当前,伴随改革不断深化和社会利益格局的不断调整,社会矛盾进入多发期,基层民众维护自身权益的意识不断增强,社会矛盾呈现多样化、复杂化增长态势。作为联系群众最密切、覆盖面最广的基层党组织,了解群众诉求、维护群众正当权利和利益的任务更加繁重。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基层党组织作用,要求加强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基层党组织主动吸纳民意,符合国家大政方针,顺应时代发展变化趋势,可以满足基层民众利益表达的需要。本文通过文献分析、实地访谈等研究方法,对民意吸纳和基层党组织进行界定,阐明其内在联系。以临邑“民声夜访谈”项目为研究对象,阐述项目实施的背景,分析基层党组织吸纳民意的实践过程,具体包括组织管理、民意表达、诉求转办、监督评议四个环节,结合访谈了解的情况,归纳出提高了民主决策水平、密切了党群干群关系、维护了社会和谐稳定等项目实践成效。发现基层党组织吸纳民意存在的问题有统筹协调力度不足、部分党员缺乏主动、民生项目内容单一、项目实施周期过长,原因包括架构设置不合理、民意收集和表达不规范、服务能力与服务理念欠缺、监督评价不到位,并从组织架构设置、民意吸纳方式、人员队伍建设、监管服务保障等四个方面提出路径优化措施。

卢梦霞^[9]（2020）在《电视问政驱动下的民生型政府构建研究 ——基于南宁电视问政的调研》文中认为我国正处于改革攻坚期和社会矛盾凸显期,使得社会热点舆论事件多发,在此背景下完善社会治理体系,构建和谐社会成为政府工作的主旋律。公民意识的觉醒要求越来越多的政治参与机会,电视问政由此应运而生,为政府和公众之间搭建沟通桥梁。从古至今,民生问题一直备受关注,正所谓得民心,得天下,任何政府都不可忽视人的生存和发展问题,新时期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应从不同视角对民生问题进行剖析。电视问政的出现打破传统的治理思维,一方面鼓励公众参与社会治理,注重发挥人民群众的力量,为民生型政府的构建提供新理路,另一方面作为政府与公众沟通交流的平台,也应注意寻找平衡点,平衡点把握不当,双方的矛盾会有激化的趋势,从而使事态扩大化。文章在收集大量资料基础上,以电视问政为线索,找出民生型政府建设的动力因素及制约因素,并对民生型政府以及电视问政的相关问题进行探讨。写作的重点在于讨论面对复杂多变的新形势及媒体监督的压力之下,政府如何构建民生型政府以改善民生,增进民生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周芒^[10]（2020）在《基于服务型政府建构的政务微信存在问题与发展对策研究 ——以“正定发布”为例》文中研究指明改革传统工作方式是互联网时代对政府工作的要求,是适应服务型政府建构的需要。服务型政府是从人民的需求出发,通过法定程序建立起来的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并承担着服务责任的政府,政府的身份从过去的公共事务管理者变成社会服务者。政务微信是政府基于微信平台进行公共服务和公共事务管理的平台。政务微信与服务型政府两者在政府治理方式、政府信息公开以及政府公信力提升等方面具有一致性和契合性。充分利用政务微信是建构服务型政府的有效途径。“正定发布”是由河北省正定县委宣传部开通认证的微信订阅号,主要介绍正定社会发展和推广正定旅游资源。“正定发布”除了发布信息以外,还具有行政审批、污染举报和扫黑除恶三项服务功能。通过对“正定发布”微信平台的研究,政务微信在推进服务型政府建构中所起的作用主要表现在四方面:传播有效信息、拉近政民距离、拓宽服务渠道和扩大政府影响。政务微信可以丰富信息传播形式和提高信息传播效率;政府通过政务微信平台可以及时倾听民声并增加良性互动;公众借助政务微信可以实现线上业务办理,并且打破了地域限制;政府可以通过政务微信平台控制舆论再塑政府形象。调查显示,政府借助政务微信可以为公众提供更优质的服务;公众也期待通过政务微信获取公共服务,开通政务微信符合服务型政府建构的要求。政务微信毕竟是政府工作方式的新形式。以“正定发布”为代表,对政务微信进行总结和归纳发现政务微信发展还存在四方面制约因素,分别是信息发布缺陷、服务功能不足、政府公信力消解和缺乏长效发展机制等问题。从政务微信的使用与满足视角来看,让政务微信更好地满足服务型政府构建的需要,必须提升政务微信的信息质量、强化政务微信的服务功能,要充分借助官方微信再塑政府形象,改善发展环境,使政务微信在建构服务型政府的过程中逐渐完善。升级改革政务微信平台可以更好地适应公众的需求和习惯,公民可以享受到更高质量的社会服务,从而达到建构服务型政府的目的。政务微信的良好运作既要明确责任主体,又要健全各项制度,同时也离不开政策的支持,研究分析政务微信在服务型政府建构过程中的问题与对策,有利于政务微信的健康发展,从而为服务型政府的建构提供决策参考。

二、工作创新 倾听民声 拓宽视野 体现特色（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工作创新 倾听民声 拓宽视野 体现特色（论文提纲范文）

（1）陕甘宁边区调解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自媒体时代我国政府网络舆论引导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选贤任能制度优势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劳动法治文化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困境及对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中国社会化养老服务中的政府职能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公安品牌建设研究 ——以“枫桥经验”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8）基层党组织民意吸纳路径优化研究 ——以临邑“民声夜访谈”项目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9）电视问政驱动下的民生型政府构建研究 ——基于南宁电视问政的调研（论文提纲范文）

（10）基于服务型政府建构的政务微信存在问题与发展对策研究 ——以“正定发布”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四、工作创新 倾听民声 拓宽视野 体现特色（论文参考文献）

• [1]陕甘宁边区调解制度研究[D]. 姜迪. 吉林大学, 2021(01)
• [2]自媒体时代我国政府网络舆论引导力研究[D]. 孙欣欣. 河北师范大学, 2021(12)
• [3]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选贤任能制度优势研究[D]. 王鹏举. 兰州大学, 2021(02)
• [4]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劳动法治文化建设研究[D]. 周维浩. 华中师范大学, 2021(02)
• [5]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困境及对策研究[D]. 徐西月. 河北农业大学, 2021(06)
• [6]中国社会化养老服务中的政府职能研究[D]. 曹海苓.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6)
• [7]公安品牌建设研究 ——以“枫桥经验”为例[D]. 许文静.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2020(12)
• [8]基层党组织民意吸纳路径优化研究 ——以临邑“民声夜访谈”项目为例[D]. 蒙玮. 山东科技大学, 2020(06)
• [9]电视问政驱动下的民生型政府构建研究 ——基于南宁电视问政的调研[D]. 卢梦霞. 广西民族大学, 2020(06)
• [10]基于服务型政府建构的政务微信存在问题与发展对策研究 ——以“正定发布”为例[D]. 周芒. 河北经贸大学, 20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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