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S策略，为开发者赢得“币票”

一、CS战略,为开发商赢得“货币选票”（论文文献综述）

李玉静^[1]（2019）在《21世纪英国技能人才培养培训政策研究》文中指出20世纪末新世纪初以来,技能人才培养培训成为世界各国经济社会发展及教育改革的核心关注点。作为一个以自由主义和精英主义为教育传统的国家,新世纪以来,布莱尔领导的英国工党就把原先的教育与就业部改为教育与技能部,把“技能优先”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战略。自布莱尔政府之后,英国又经历了布朗、卡梅伦、特蕾莎?梅等几任首相的更替,但技能人才培养培训一直是英国经济社会发展及教育改革的核心议题。在近20年的时间里,历届英国政府倾其智慧,把技能人才培养培训放在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从不同角度、多个方面推进技能人才培养培训政策的变革,努力为公民提供终身技能培训的机会,提升公民的资格水平及就业能力,增强整个国家的技能基础,以期通过技能人才培养培训实现经济发展、产业变革、社会包容和公民个体成长的目标。作为一个自由主义传统的工业化国家,21世纪以来,为什么英国持续从国家战略高度推动技能人才培养培训政策变革,变革的动因和特征是什么?围绕上述问题,本研究以2001年英国建立教育与技能部为研究起点,以执政党和首相的更替为分界线,从教育政策现象——本质的分析视角出发,采用多源流理论的分析框架,从价值选择、利益分配、权力运作三个维度,对英国2001-2018年间技能人才培养培训政策的产生过程和本质特征进行了系统分析,在此基础上,对技能人才培养培训政策的实施成效及其影响进行了总结分析,主要结论如下。从政策变迁角度来看,以对自由主义历史传统的反思和修正作为逻辑起点,从2001到2015年间,21世纪英国技能人才培养培训政策走过了一条渐进主义变迁之路,2016年开始的以重建与学术教育均等认可的、高水平技术教育路径为目标的改革实现了技能人才培养培训政策的范式变革。从政策本质角度来看,21世纪英国技能人才培养培训政策呈现鲜明的特征:在价值选择上,始终把技能人才作为经济发展和社会公平的核心杠杆;在利益分配上,力图构建终身学习、服务全民、需求驱动的技能人才培养培训体系;在权力运作上,追求实现政府调控、企业主导、教育机构自主与个人选择间的平衡。从政策变革动因来看,21世纪英国技能人才培养培训政策变革是其政治经济、历史传统、两党政治以及国际影响等多方面因素共同推动的结果。一是英国政府对其长期以来职业教育发展薄弱、技术技能人才培养制度不完善以及由此造成的20世纪以来生产力水平低下、国际竞争力下降进行反思和吸取教训。二是在经济全球化、知识经济、新科技革命发展的背景下,通过学习其他国家的政策和制度设计,对于国际教育发展趋势的一种适应和创新。三是执政党基于新的执政理念,为应对生产力水平低、金融危机、产业结构失衡等国内社会经济压力,作出的积极政策选择,在这一过程中,新工党的“第三条道路”思想和卡梅伦的“大社会”理念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从实施成效来看,英国21世纪以来的技能人才培养培训政策变革在提高人口的总体技能和资格水平、建构完善的技能人才培养培训体系、提高国家生产力和就业率等方面取得了一些成效,但距离预期的政策目标还有一定差距,还有待持续、稳定推进相关改革。尽管如此,从比较教育的视野来看,21世纪英国持续从国家战略高度推进技能人才培养培训政策变革还能为我们提供一些经验和反思,这主要体现在如下几方面:技能人才培养培训是事关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问题;技能人才培养培训是终身化、全民性、层次完整性的人才培养制度安排;技能人才培养培训应采取利益相关者特别是行业企业广泛参与的治理机制;现代学徒制是技能人才培养培训的有效形式。

邹占^[2]（2019）在《墨西哥能源战略与政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国内外系统研究墨西哥能源战略和政策的相关学术研究成果尚不多见。本文运用多学科理论和不同研究视角,从墨西哥能源政策的历史演变以及时代背景、能源治理措施以及发展趋势等方面进行了详细、全面的梳理与分析,并探究了墨西哥能源政策的制定与决策过程。使用协整关系分析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方法,分析墨西哥能源消费、碳排放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其结果为证明墨西哥能源改革的及时与必要性提供了有力支撑。运用系统理论模型,对墨西哥和中国这两个发展中国家的能源政策进行系统的比较分析,为探讨中拉共建“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墨两国能源合作和对中国能源政策的启示奠定基础。本文在界定能源战略与政策相关概念的基础上,以能源安全、环境经济和治理理论为指导,从墨西哥能源战略与政策演变、2013年能源改革分析与展望、墨西哥能源消费及碳排放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中墨两国能源政策异同和中墨能源合作与启示等五个方面进行了全面分析。主要研究结果如下:（1）墨西哥能源战略与政策是一个不断调整的动态过程。能源战略是墨西哥国家整体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能源战略的设计和政策的制定涉及内外部环境各个方面。墨西哥的能源资源禀赋和贸易市场涵盖能源安全、环境保护和能源有效利用等领域。（2）墨西哥能源政策改革从一个几近封闭的垄断驱动的能源市场起步,改善能源安全,提高行业透明度,利用市场力量吸引投资,并加强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而从垄断转向更具活力的市场很少是平稳过渡的,改革进程中暴露出的法律和监管问题亟待解决。同时,墨西哥能源改革不仅面临来自国际市场的激烈竞争,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USMCA）也让墨西哥的能源投资变得尤为复杂,更值得关注的是能源改革方向存在被墨西哥新政府扭转的风险。（3）能源消费、碳排放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问题与能源政策高度相关。墨西哥的经济增长和能源消费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能源消费对经济增长有积极的影响,分析结果表明,如果2013年墨西哥能源改革措施得到充分实施,促进石油、天然气等能源要素产量提升,将促进墨西哥经济持续增长,此项改革也是必要和及时的。墨西哥CO2排放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而实施减少CO2的排放政策会对其经济增长产生不利影响。为实现低碳经济发展,墨西哥应注重提高能源效率和实施节能政策。（4）中墨两国的能源资源禀赋和消费结构差异大,两国的能源资源分布与能源主要消费地存在一定距离,富集区与需求区逆向分布,能源运输是制约两国能源供给的瓶颈。中国能源管理体制主要基于政府与市场的协同关系,而墨西哥则致力于市场的自由调节,墨西哥的能源市场较中国更为开放,能源市场化改革是中墨两国面临的共同课题。（5）国际能源合作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内容和先行产业,既是中墨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能源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能源消费国,需要来自墨西哥的能源资源,并实施“走出去”的国家战略,墨西哥也需要推进能源改革,继续开辟美国以外的能源市场,发挥能源地缘政治价值,使其政治关系和对外经济关系多样化。（6）中国应加快能源法立法进程,尽快出台《能源法》,建立独立的能源监管机构,实现“政监分离”的能源治理模式;中国应以电力革命为突破口,加快推进能源体制改革;节能增效,以提高能源效率。

孙红军^[3]（2016）在《中国地方政府法治化：目标与路径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决定》提出了建设“法治中国”的目标,并且要通过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一体化建设,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与依法行政共同推进来建设“法治中国”。推进地方政府法治化、建设法治政府,是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一体化建设,落实依法治国、依法执政和依法行政共同推进战略、建设法治中国的重要一环。本文重点研究了地方政府法治化的目标与路径问题。本文在结构上分为五章,第一章为地方政府法治化概述,主要阐述本文涉及到一些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包括法治与法治化;政府、地方政府与地方政府角色;法治政府、法治国家和法治社会;依法治国、依法执政和依法行政等,主要是本文在后面的写作和分析要涉及到的一些概念。第二章为中西政府法治化历程与检视,主要是简要回顾和总结中国清末以前、清末至新中国成立前及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政府法制（治）化历程;简要回顾和总结英国、美国、法国、德国等国的政府法治化历程,并从中汲取值得我们今天推进地方政府法治化进程可资借鉴的经验。第三章为中国地方政府法治化的现状、成就、实践困境和原因分析,主要是总结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地方政府法治化取得的成就（这成为我们今天继续推进地方政府法治化的现实基础）,剖析推进地方政府法治化仍然存在的问题以及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第四章为中国地方政府法治化的目标:建成法治政府,并将建成法治政府的目标具体化为建成依法行政的政府、有限政府、责任政府、诚信政府、廉价政府和服务型政府。第五章为中国地方政府法治化的路径选择,主要是从执政党与中央政府“下压”、社会大众“上推”与地方政府相关的上下左右联动、协同角度分析地方政府法治化的动力机制,从地方政府主体自律、社会主体参与、政社互动等三个方面分析地方政府法治化的程序机制,从观念更新（法律至上、以人为本、权利本位和公平正义）、制度创新（党政关系、央、地关系、吏治法治化）、和市民社会建设三个方面分析中国地方政府法治化的具体实现路径。最后是简短的结论,本文认为,推进地方政府法治化,最终目标是建成法治政府,而这是一个过程,并且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方方面面的共同努力。

张雨暄^[4]（2015）在《虚拟共同体的生根、偏植和归正 ——基于社会稳定视角》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的社会转型和互联网的高速发展几乎是同步进行的。不可否认,所谓社会转型,不仅仅是基于动态治理的需要对现有的政策进行适度性的调整和递进性的更新,更重要的是纠偏一些改革和发展中存在的问题,甚至是过失。社会转型是一种改良与取舍并重的不断调适的过程,而这种调适最终的目的则是维续社会稳定,保障国家安全。任何一个国家的转型期都无可避免面临利益结构的调整,我国也不例外。以地域区分来看,由于东西部资源的自然差异和城乡之间的政策性差距,我国的利益分配结构中出现明显的倾向性,即倾向于东部、沿海、城市;从政治权力的区分来看,社会利益则表现为亲“官”而避“民”。在2400多年的封建历史中培养起来的官僚主义并没有随着清王朝的土崩离析而顺水东逝。相反,官僚主义的遗诟在全能政府和计划经济环境的温蕴下欲之将死而后生,并成为现代行政腐败的思想根源。在我国市场化和现代化的进程中,“官僚主义”寄生于货币、期权、金融资本等非实物资源发生新的病变,并表现出新的腐败特征,演化出新的腐败形式,“官本位”思想成为中国社会进化中挥之不去的阴霾。故而,“官”不仅成为主导社会利益分配的意志主体,也成为过分囤积和消耗社会利益的集团内核。社会利益分配的偏颇加剧了贫富差距的拉大,严重影响了社会的公平和公正。社会利益在政治权利的引导下,表现出明显的倾“权”性和倾“官”性。现代社会中,利益分配中的制度病灶导致理法的萎靡,直至社会免疫系统遭到了严重的破坏。社会自我修复能力不断减弱,多样性的矛盾犹如并发症一般侵蚀着社会稳定的系统,冲突蓄势待发。社会的生存本能客观要求社会转型。当社会转型力图调整社会利益分配的失衡时,就会促使既得利益者和转型政策的预期惠及对象之间展开一场以争夺利益为目标的预演战。在社会利益总量不变的情况下,对失衡的利益结构进行调整于既得利益者而言,无异于拆自家砖瓦,补他人陋室,容易将舆论导向“劫富济贫”是否合理的命题;对于政策预期惠及的目标群体而言,政策对于利益分配的调整,在一定程度上并不是一种“福利”,而是失而复得的理所当然。这样的利益回归亦如“完璧归赵”一般无可争议。源于不同立场利益需求的情绪积聚,首先会引起舆论层面的对抗和僵持。互联网的普及和自媒体的高速发展打破了现实社会中时间、空间造成的信息阻滞;淡化了民族情结、国家立场和文化兼容性引发的认同偏见,给公众提供了一个开放、自由、平权的舆论平台,促发了舆论的蒸融。舆论主体借助于网络结识志同道合者,寻找人格认同和精神归宿,由此,虚拟共同体逐渐产生。虚拟共同体是指界生于网络空间,或因志趣相投,或因利益捆绑,或因情绪孤立寻求“同病相怜”的心里平衡感的需要所结成的集体。虚拟共同体继承了传统共同体对善治的追求,秉承了传统共同体“自治”的功能,它作为现实社会组织在虚拟世界的投影,影响着社会的稳定。虚拟共同体的形成并不是偶然,而是人类社会进化的结果。人作为社会的结构分子,从来都不是独立存在的。人们归属于不同的共同体,并以共同体为单位定位自我的社会存在,并获得不同时代政治、经济、文化结构给予这种事实存在的基础配置。在我国历史的演进中,血缘共同体功能性的陨落、地缘共同体结构性的解构以及精神共同体现实功能的弱化共同导致了传统共同体的现代化失能。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内在要求有一种新型的共同体弥补传统共同体的体质弱点,填补传统共同体的职能缺陷,以归纳社会成分,盘活社会机能,规范社会秩序,最终起到维护社会稳定的作用。现代社会中,互联网成为信息传导的主要方式。虚拟共同体界生于网络空间,以脱域社区的形成为基点,强调利益驱动,迎合个体的心理需求,逐渐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结构单位。共同体由实体形态转变为虚拟形态,这是一种生存性的选择,正如人是由猿进化而来一样。然而,一树落根,未必如期结果。虚拟共同体是否能在保障社会稳定中起到切实的作用,这是一个契合度的问题。本文分别从“强国家——弱社会”,民主和自由的辩驳以及精英政治与大众政治的对峙三方面充分阐述虚拟共同体在社会稳定中的工具行动能力,理性引导功能以及手段统筹优势,充分肯定了虚拟共同体在社会稳定中的积极价值。然而,社会从来都不是一个无菌的实验仓。当建立于理论假设基础之上的命题和结论在现实中初试锋刃时,往往会遇到一些既是意料之外,也是情理之中的阻滞力量,一如虚拟共同体的“离模膨胀”效应。基于内在道德的自发和外在约束的创制,现代社会形成了三道防线——自内而外为:虚拟共同体的自治规范,虚拟世界的法制规范以及现实世界的道德监督、法制规范和国家暴力。虚拟共同体是社会组织在网络空间的投射。但比之现实社会组织,界生于网络空间的虚拟共同体需要面临、回应和处理更为复杂多变的矛盾关系。我国社会组织起步较晚,并没有给虚拟共同体提供丰富的可鉴经验。相反,在自治失灵的情况下发生离模膨胀,并以高于现实爆破的能量冲破三道防线危及社会稳定。本文从时间膨胀、空间膨胀、能量膨胀、核心膨胀和移情膨胀五个角度阐述虚拟共同体在社会转型期的偏植现象,并提出相的应归正意见和建议。

顾丽姝^[5]（2014）在《中国对东盟新四国直接投资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东盟新四国（以下简称新四国）是指东南亚十国中最后加入东盟的四个新成员国,即柬埔寨、老挝、缅甸和越南,亦称CLMV国家。其中,柬埔寨、老挝、缅甸属世界最不发达国家。由于历史原因,特别是政治局势长期动荡的影响,新四国经济发展水平低,基础设施滞后,在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方面一直处于不利地位。近年来,随着美国“重返东南亚”战略的推进和印度“东向政策”的实施,新四国以其重要的地缘政治、逐渐开放的经济政策、丰富的自然资源、廉价的劳动力日益受到国际资本的关注,成为各大国角逐的焦点区域。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进程的加快和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等的推进,我国与新四国的交往日益频繁,经济合作快速推进,新四国在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和对东盟直接投资中的地位日益提高,我国成为新四国最重要的直接投资来源国之一。就我国而言,无论是具有较强竞争优势的大型中央企业,还是不具备所有权优势和内部化优势但却拥有为小规模市场服务能力和小规模生产技术的中小企业,都能在新四国找到自己发展的“广阔天地”。我国对新四国的直接投资,在获取国内稀缺战略资源、转移过剩产能、开拓境外市场、确保国家经济安全、西南边疆安全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进一步加强对新四国的直接投资,既符合企业经济利益,也关乎我国的国家战略。本文采用理论分析与实际分析相结合、历史分析和现状分析相结合、国际关系分析与计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新四国引进外资的发展历程和中国对新四国直接投资的发展历程进行了总结回顾,对新四国直接投资的现状和特点进行了归纳总结,就中国对新四国和老六国直接投资的特点和绩效进行了比较研究,就影响中国对新四国直接投资的推动因素和风险因素进行了全面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这对于细化东盟问题的研究对象,验证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在高风险国家的适用性,补充和丰富现有的研究成果,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同时,本研究不仅有助于客观而深入地认识我国与新四国的经贸关系,正确处理双边经贸关系中的矛盾和摩擦,推动双边经贸关系进一步发展,而且能为我国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开拓新四国市场提供具体的帮助,为各级政府制定和调整对外投资政策、实施走出去战略提供有益的参考,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本文的研究内容主要围绕以下几方面展开：是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综述。通过系统地梳理国际直接投资基本理论,依次对马克思主义资本输出理论、发达国家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发展中国家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以及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新发展进行了归纳、介绍和评价。二是中国对新四国直接投资的发展。首先,回顾了新四国的引资进程,分析了各国引进外国直接投资的来源国分布和产业分布；其次,总结回顾了中国对新四国直接投资的发展历程和现状,归纳了中国对新四国直接投资的特点。三是中国对新四国直接投资的推动因素分析。首先,基于投资国的宏观战略,分析了中国对新四国直接投资的必然性；其次,基于跨国企业的比较优势,分析了中国对新四国直接投资的可行性；再次,基于双边关系的推动因素,分析了中国对新四国直接投资快速发展的有利基础；最后,基于东道国的投资环境,分析了中国对新四国直接投资发展的区位优势。四是中国对新四国直接投资的绩效分析。通过指标选取、模型构建、实证检验和结果分析,重点研究了中国对新四国直接投资绩效中的贸易效应,并与中国对东盟老六国的投资绩效进行了比较分析。五是中国对新四国直接投资的风险分析。分别从东道国政治风险、经济风险、经营风险三个方面,分析了中国对新四国直接投资中存在的风险因素。六是推动中国企业对新四国直接投资的对策和措施。首先,从加强政策引导、强化政策服务、深化双边合作三个方面,就政府层面的宏观政策措施提出了具体建议；其次,从目标定位、产业选择、进入模式、风险防范四个方面,就企业进一步加大对新四国的直接投资提出了具体建议。本文的创新性研究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研究视角创新。迄今为止,国内学术界对我国对东盟的直接投资大都把东盟十国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鉴于东盟各国在政治体制、经济发展、社会文化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本文根据东盟新四国经济发展水平的相似性、与中国在历史地理政治经济上的密切关系、中国对东盟新四国直接投资所具备的亲缘优势、地缘优势等因素,将新四国放在一个次区域内进行研究。第二,建立了“投资国-东道国-双边关系-企业”四位一体的对外直接投资推动因素分析框架,强调双边政治关系中政治互信与双边经济关系中对外援助、对外承包工程等子因素对对外直接投资的推动作用。提出在对类似东盟新四国的高风险国家直接投资中,双边经济关系是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基础,双边政治关系是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保障。第三,通过实证对比研究中国对东盟新四国、老六国的直接投资绩效,提出中国对两类国家的直接投资都是贸易创造型投资,对新四国直接投资的进出口创造效应均高于对老六国的直接投资。本文主要存在以下两方面不足之处：首先,新四国均属最不发达国家,信息化水平低,受世界关注的程度不高,文献资料匮乏,一些研究数据的采集比较困难,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本文对某些问题的深入分析。其次,因篇幅所限,本文对中国对新四国直接投资的典型案例和重要地区投资主体（如云南、广西）没有进一步展开深入的分析。对此,笔者将在以后的研究中加以改进和完善。

李永安^[6]（2014）在《社会生态交易成本视角下的农村土地流转研究》文中指出改革开放后至今,一方面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随着形势的变化,其改革红利已经消失,须通过农地（本文指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流转来实现农地资源配置的适度规模经营,以适应农业产业化、农业现代化,以及人地结合（实为人与自然关系）优化的需要;另一方面,虽然我国已明确提出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是长期计划经济模式的影响并没有消除。在征地过程中,以政代法,农民没有参与市场博弈的地位,使公共权力的负外部性问题突出,导致土地财政依赖、征地冲动不减、利益分化严重、阶层关系对立等,造成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双重关系紧张。此背景下,十七届三中全会释放了鼓励农地流转的政策信号。十八届三中全会也提出,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并提出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制度,这种包括土地在内的资源流转方式转变的政策意向渐明。这就意味着在农村土地转为商业用地的过程中,可尝试在政府规划下,由农民直接参与主体性博弈的市场化流转模式代替行政权力为主推的征地模式。基于以上现实背景和政策背景,本研究目的在于：以生态文明为目标,分析现行农地制度下的农地资源配置存在着上述社会生态失衡的种种问题,提出有利于社会生态优化的制度建议,为新的政策推波助澜。本研究综合已有对社会生态相关研究的观点,将社会生态定位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两重关系的和谐状态,并以体现这两重关系状态的消极或积极变化作为评判农地流转社会生态效率损益的依据。本文的理论分析工具是新制度经济学的交成本（或曰交易费用）理论。以往在用交易成本为分析范式研究农地流转的过程中,多从交易双方交成本着眼：一是对某些农地流转的经济行为进行交易成本理论的解读和评判；二是对交易成本影响交易行为的逻辑探讨,即交易双方的交易成本是如何影响交易主体双方决策行为的。本文在坚持这种惯常解释的基础上,又力图突破仅止于此的局限性。尝试创新的方面在于：一方面旨在将农地流转交易的社会生态损失纳入到交易成本范畴进行考察,从而打破仅从交易主体双方经济标准讨论农地流转交易成本的研究视角,强调社会公共性价值取向；另一方面探讨如何通过政策调节方式增加或减少农地流转主体的交易费用,从而调节农地流转行为朝着社会生态优化目标迈进。即“交易费用”不仅是一种解释框架,而且是一种制度本身的内容。研究发现,一方面,从政府角度看,现行产权主体不清的集体所有制,是为了顺应中国低成本工业化城市化发展模式而设计的,它方便政府以命令式交易代替市场交易,免去同多个农民谈判的成本,从而实现快速度低成本工业化城市化,即,节约了城市化工业化过程中的交易费用。另一方面,从社会角度看,这种产权制度安排不易于构建相关的法律秩序,不利于形成市场契约,挤压了市场化非农流转的空间,易滋生投机行为,从而增加了交易的不确定性风险,这实为国家（政府）征地的低成本转化为社会成本。加之,权力与市场结合的畸变导致的前述两重关系失衡问题,影响了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增加了制度实施的摩擦性交易成本。而在社会保障等配套制度不健全的农地流转制度环境下,农地流转率低,影响了人地结合优化,导致通过农地流转使人地更好结合的机会丧失,也就意味着增加了社会生态机会成本。鉴于社会生态是一种关系状态,关系状态只有在关系主体权利边界明晰,才可能协调,而产权正是这种规划利益关系的可以流转的契约。只有这种契约关系界定清晰,即理顺农地产权关系,才能理顺国家与农民、政府与市场、农民与相关商人之间的关系；只有使产权得到确立并由法律保障为至高无上的地位,才能使权力服从规则,使土地资源配置、利益分配在有政府约束和有制度规范的市场达到相对均衡化,从而减少交易的摩擦性社会成本、交易的不确定性成本,避免产权被置于公共领域（“产权的公共域”——巴泽尔思想）下利益投机行为造成租值耗散。从这个意义来说,农地产权制度是农地流转社会生态成本降低的“制度硬核”。如果产权制度是土地制度的核心,那么必须在一定的制度环境中才能发挥制度绩效。本研究认为,土地信息登记制度、土地流转税收制度、一体化的社会保障制度是农地流转社会生态成本节约的“制度保护带”。土地信息及其变更登记,是农地流转管理的前提条件,可避免违约的社会成本和投机的社会成本,使交易规范。在特定的农地流转领域（如农地非农化流转）,通过增加农地流转税,大大增加农地流转的交易成本,使不利于社会生态的农地交易行为不发性,避免农地过度非农化导致的人与自然关系紧张,形成农地保护的“防火墙”；而通过减少土地流转税或甚至是负税（国家补贴）,降低农地流转行为主体的交易成本,可加速有利于农业规模化、产业化发展、能更好地实现人地更佳结合的社会生态优化式农地流转交易的发生。通过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使农民敢于将土地流转出去,形成人地资源的最佳配置状态,减少由于“不交易”导致的社会生态机会成本。由此,本文的核心观点是：在制度能够完善到可以有效地遏制公权和私权负外部性的前提下,农村土地市场化流转是节约社会生态交易成本、走出当前以土地资源配置方式不当原因导致的可持续发展困境的有效手段。基于此观点本研究主张：强化产权“制度硬核”,以权益明晰减少农地流转交易活动的投机性、摩擦性社会生态成本,以私权遏制过分的征地冲动,避免行政权力的不当导致信息扭曲成本,扩大农地市场化流转的空间；完善农地信息登记制度、农地流转税收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等“制度保护带”,通过增减农地流转行为主体的交易成本降低农地流转的社会成本,以及减少农地流转不畅导致的社会生态机会成本。从而形成有利于两重关系和谐,即社会生态优化的农地流转机制。全文主要内容包括六个模块：模块一是总体介绍部分。此部分总揽全局,为理解全文的研究背景和研究主旨提供“引子”（见本文导论部分）。模块二是理论探讨部分。包括（1）对已有相关理论观点的梳理,即理论观点回顾,并引出研究的新问题；（2）理论依据,即农地流转何以影响社会生态成本；（3）理论支撑——以新制度经济学的交易费用理论为分析工具。模块三是制度的分析,包括制度核心——产权问题,制度环境——相关配套制度以及农地流转的宏观组织制度——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从交易费用的角度分析何种制度安排更能节约社会生态成本。模块四是历史与经验。通过历史上的土地流转相关制度演变,以及制度安排产生的农地流转社会生态损益,以期总结经验教训；通过现实个案调研,获取经验材料,分析其农地流转交易费的社会生态成本情况,以推及一般。模块五是现实问题。选取若干涉及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两重关系突出性的问题,包括：现行产权制度短板问题,导致农地相关行为主体的投机的交易成本过低,增加交易的不确定性和社会风险性等社会生态成本。此外还有现实“问题短板”包括粮食安全问题、农地非农化基础上的城市发展方式问题、农民土地发展权缺失问题、农村妇女土地权益问题、农地生态补偿缺位问题等一系列反映在土地上的自然环境承载与社会利益关系问题。而这些现实突出问题,实质上反映的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两重关系失衡及其如何破解的社会生态问题。这些问题本身又可理解为由于制度原因导致的摩擦性社会生态成本之具体形态,即社会生态成本以社会问题的形式具体体现出来。同时,这些问题又是社会生态进一步优化的障碍,加大农地流转趋向于社会生态优化的交易成本,形成恶性循环。模块六为对策建议。提出了强化“制度硬核”——产权制度,以增加投机行为的私人交易成本,减少农地流转交易的社会生态成本；完善“制度保护带”——农地流转税收制度以及一体化的社会保障制度等等,以通过税收调节,增加农地非农化的私人交易成本,保护耕地,同时减少阻碍通过流转达到更佳人地结合状态的私人交易成本,意即减少农地生态优化的机会成本；创新农地适宜的组织模式,如股份合作制、家庭农场等,以通过纵向一体化的方式,避免在农业发展过程中,单纯由商业资本涉入农业产业化进程中,导致“要现代化不要农民”的社会利益关系失衡之社会生态风险成本。制度建议紧扣社会生态成本问题,从节约交易成本的角度分析农地流转过程中社会生态优化的构想。这六个模块,各自以一章的篇幅展开。

马约生^[7]（2011）在《南非种族和解之路 ——以冲突化解理论为研究视角》文中研究表明学术界对冲突的认识和定义不同,由此出现了不同的冲突化解理论。冲突化解理论由关注直接暴力到重视结构暴力,研究问题的视角和方法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冲突化解的目的不是避免冲突,而是如何在冲突双方利益的框架内,将冲突的消极影响降至最小程度,将冲突的积极潜在因素激发到最大程度,这是社会关系建设与社会和谐发展进程中的一个关键问题。本文运用历史学、冲突化解理论对南非社会结构进行分析,全面地考察南非种族和解的历程,力图完整地揭示出南非种族和解的基本特性、宽恕的两难困境及其形成的原因。为维护殖民统治,南非白人统治者开始构造种族主义话语,为白人至上统治提供合法依据。从种族隔离到种族隔离制的发展就是应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对白人统治的严峻挑战和民族解放运动及非殖民化运动的产物。种族隔离制切入南非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用虚伪的“民族差异性”、“分别发展”和“多元文化”来掩盖南非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种族压迫与结构的不平等。结构的不平等是南非种族冲突的根本原因。结构的不平等表现在南非政治结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与文化结构方面。在南非,议会民主只是对白人的民主,对非白人,特别是非洲人（黑人）是不民主的,黑人在政治上处于无权地位。经济上黑人沦为受剥削、没流动自由的劳动力出卖者,工资标准取决于种族而不是工种。文化上白人极力宣扬白人至上,鼓吹种族优越,对非白人实行蒙昧主义政策。当文化排斥伴随着社会排斥、政治压迫与经济剥削时,南非的种族冲突也就不可避免。南非结构的不平等性导致社会各种族集团、各社会阶层之间存在不同的利益冲突。这些冲突表现为各种形式的冲突,白人与黑人之间的冲突尤为激烈。还存在各个种族集团内部的冲突,政党之间的冲突等。种族矛盾与阶级矛盾有时互相交织在一起。南非的冲突与其说是围绕社会阶级,不如说是围绕种族和民族划分而进行的。两个白人集团间的妥协是以牺牲非白人的利益为代价的。非白人运动最初的主要目标是通过平等而不是通过独立寻求自由,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构想不同形式的多种族国家。他们主张通过和平的方式解决种族问题。这些冲突表明冲突方关注的是利益而不是位置。这为后来冲突双方走到谈判桌前,通过政治谈判解决问题提供了可能。1976年索韦托惨案既是南非政府对黑人反抗斗争的残酷镇压,也是黑人由非暴力斗争转向武装斗争的转折点。以黑人为代表的反种族隔离势力一开始并不是采取武装斗争的方式,而是采取非暴力和平的斗争方式,只是南非国民党政府一再强化其压制政策才导致非国大等走上武装斗争的道路,但非国大仍没有放弃通过谈判这一和平方式解决问题的途径。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用和平手段解决问题的主张在非国大党内得到更多的人的支持。到20世纪60年代之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种族隔离制已成为社会进步的障碍,国内要求改革的呼声日趋高涨。国际社会改变了此前多限于道义上的口头谴责的政策,转而采取了实质性的制裁措施,这构成了70年代之后南非变革的外部压力。面对国内外的压力,从沃斯特到博塔再到德克勒克,南非白人政权渐进性地对种族隔离制做了一些调整,这些改革不仅在于缓和种族矛盾和改变南非的孤立地位,而且开启了南非民主改革的进程。不管国民党政府是被迫改弦更张,还是主动进行调整,它为90年代初种族问题的解决奠定了基础。面对国内外的压力,冲突各方形成了一种均势,开始寻求通过谈判这一和平的方式实现种族和解。然而,通向和平之路又不是一帆风顺的,冲突各方出现了分化与重组,力量也有消长。在通向和平的发展过程中,冲突各方做出的让步是走向和平的决定性的因素,第三方的努力在其中也起了很大的作用,可以说,南非的和平是多种力量合力发展的结果。当然,南非最终通过和平的方式解决问题也与这一时期国际形势的变化有关。谈判双方寻求的是共同利益和命运,而不是分歧、矛盾和对立,这就能使南非能谋求在包容一切的基础上来组织社会。新南非建立后没有采取纽伦堡审判的方式来清算种族隔离制时期侵犯人权的罪行,而是通过建立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在弄清事实真相的基础上进行调解和适当处理,以促进全国团结和种族和解。南非实现和解的一个显着特点是“以特赦换真相”,特赦是南非为和平转型付出的代价。因此,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寻求的真相与和解也是妥协的产物。唯有如此,正义才能与真相、宽恕达到平衡,为和解开辟道路。在南非和解的过程,受害者表现出令人敬佩的宽恕能力,这也印证了图图主教的那句话：“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当然,南非的种族和解也是与班图精神分不开的。南非种族和解在一定程度上是以牺牲正义为代价的。如果过多地去追求正义,会使南非陷入新的暴力之中。尽管和解是缔造持久的和平不可缺少的东西,但它不能以牺牲社会正义为代价。如果社会缺乏正义与公平,那么它还会影响到未来的和平发展。因而,在缔造和平的进程中不能忽视社会结构与经济结构问题。和解与正义间的平衡必须作为一个长期性问题来考虑,否则,我们建立的只是消极的和平,仍存在结构性暴力的可能,因此建立结构性和平尤为重要。尽管南非政府注意到这一点,也在努力消除此种结构的不平等,但是这一问题又不是短期内能解决的。因此,对南非而言,完全而持久的和解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李西源^[8]（2010）在《西部城乡公共产品供给研究 ——基于经济利益协调的视角》文中研究指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成绩斐然,但发展失衡的问题也相当突出,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和工农业之间发展的差距不断扩大。广大中西部地区和农村地区发展滞后,内需严重不足,制约着我国经济进一步发展。没有广大中西部地区和农村地区的发展,就没有现代化。为此,党和国家作出了统筹区域发展和城乡发展的重大决策,并通过具体规划和部署确保中西部发展和农村地区发展。西部地区城乡发展差距问题也相当突出,协调西部城乡经济发展是西部地区和整个国民经济健康发展的需要。从公共产品供给视角看,公共产品供给差距既是城乡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重要表现,也是城乡经济发展失衡的重要原因。城乡基本公共产品供给均等化,在促进西部城乡经济协调发展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功能,担负着重要使命。研究如何通过公共产品供给促进西部城乡经济协调发展,不仅具有一定理论意义而且具有一定实践价值。本文以公共经济理论和经济协调发展理论为基础,从协调城乡经济利益视角,运用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分析法、系统分析法、灰色关联分析法、协整分析法、文献研究法、比较分析法等研究方法,对西部城乡公共产品供给问题展开研究。全文包括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导论和第一章,是回顾和评介相关研究文献,界定研究范围和研究主题。第二部分为第二章,构建公共产品供给与经济利益协调及二者相关性的理论框架,为本文提供理论基础。第三部分为第三章,通过新中国城乡居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变迁及现状分析,提出西部城乡公共产品供给存在的问题及其根源。第四部分包括第四、第五章,评价西部城乡经济利益协调状况,验证公共产品供给与西部城乡经济利益协调状态之间的相互关系,为本文分析问题部分。第五部分为第六章,是研究结论与应对策略,为解决问题部分。以上这五个部分联系起来,构成了本文研究所遵循的基本思路和框架：界定研究范围和研究主题——建构理论——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在上述研究框架和研究思路下,本文研究了以下内容：0章,导论。主要是阐述选题背景和意义,界定研究范围和主题,明确公共产品、公共产品供给、公共产品供给均等化、经济利益、经济利益冲突、经济利益协调等概念的内涵,介绍研究思路与研究的逻辑结构,提出研究方法,指出可能的创新及存在的问题。第一章,相关文献研究与评介。主要围绕马克思主义公共产品理论和经济利益基本观点、国内外城乡公共产品供给差异问题研究、城乡公共产品供给差异对经济利益影响、经济发展对城乡公共产品供给作用四个方面,进行文献回顾与评介。认为,马克思主义公共产品理论和经济利益观点对建构中国公共产品供给理论、对协调城乡利益关系均具有指导意义；国内外关于公共产品供给与城乡经济利益关系的研究,无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在研究方法上,都还存在许多不足之处。尤其是国内,从经济利益协调视角研究西部城乡公共产品供给问题的文献还不多见。国内外研究存在的不足,正为本文研究提供了空间。第二章,公共产品供给与经济利益协调及二者相关性的理论框架。主要阐述三个方面的理论问题,即公共产品供给的相关理论、经济利益冲突和经济利益协调的一般理论、公共产品供给与经济利益协调互为作用的机理。具体明确了公共产品类型、公共产品供给模式、公共产品供给机制及其组合,具体探讨了公共产品供给规模确定、城镇化及其进程对公共产品供给的影响,具体分析了经济利益冲突的一般机理、城乡经济利益冲突的机制、经济利益协调的一般机制、公共产品供给对经济利益协调作用的机理、经济利益协调状态对公共产品供给作用的机制。而后,基于公共产品供给与经济利益协调的理论分析框架,提出了两个理论假设：西部城乡公共产品供给差异是制约西部城乡经济利益协调状态的重要因素；西部城乡经济利益协调状态影响着西部城乡公共产品供给均等化状况。第三章,新中国城乡居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变迁及公共产品供给现状。主要围绕城乡二元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的形成、改革开放以来城乡公共产品供给体制的变化、我国城乡公共产品供给现状、城乡公共产品供给差异原因这四方面进行分析论述。分析表明,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城乡二元公共产品供给制度长期存在,并在新的形势下得以延续和发展。改革开放以来,城乡公共产品供给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进一步扩大。究其原因,城市偏向战略和城乡二元公共产品供给体制是制度根源,经济发展水平不高、财力、财源不足是经济根源,政府事权与财权关系界定不清、转移支付的缺陷、公共产品供给机制缺陷、政府官员外在激励存在问题、城镇化水平低、村民居住分散等,都是重要原因。第四章,西部城乡经济利益协调状况的评价。分别运用两种方法进行分析,一是运用整体分析法进行综合评价,二是灰色关联分析法进行模型评估。依据经济利益协调状态的评价指标体系,运用整体分析方法进行综合评估的结果显示,西部城乡在经济利益协调状态、协调动力和协调保障方面差异显着,经济利益处于不协调状态。根据选取的城乡经济变量,运用灰色关联分析法进行测评的结果表明,西部城乡经济利益处于一级不协调状态。显然,两种不同方法得出了一致的评价结果。然后,根据公共产品供给与经济利益协调相关性的理论,以及经济要素的关联性,进而推论：城乡经济非协调发展、城乡公共产品供给的巨大差距及二者之间的恶性互动是城乡经济利益失衡的重要要原因。第五章,公共产品供给与西部城乡经济利益协调状态相互关系的实证分析和经验验证。运用实证分析和经验验证的方法分别检验了公共产品供给差异是制约西部城乡经济利益协调的重要因素、城乡经济利益协调状态制约西部城乡公共产品供给均等化状况这两个理论假设。运用协整方法、从公共支出视角实证分析的结果为：公共产品供给对西部城乡经济利益影响显着。公共支出在长期和短期内对西部地区生产总值都有显着影响,在长期内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和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差距均有长期显着影响。而且在长期影响上,其对地区生产总值的影响力着实不小,增长弹性达0.323076,并且存在规模报酬递增；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和消费差距的影响大于资本形成总额和劳动力投入的作用,回归系数分别为4.675336和4.194001。因为公共支出是西部地区公共产品供给的主要资金来源,所以公共支出对西部城乡经济利益的作用证实了公共产品供给对西部城乡经济利益协调状况有重要影响之假设。运用历史比较分析法、案例分析法进行经验验证表明：公共产品供给体制变化对西部城乡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和供给数量作用突出,特别是在城乡统筹发展战略推动下,西部农村基础设施公共产品、社会性公共产品供给的快速稳步增加,以前仅向城市居民开放的基本公共产品的权利和机会也向农村居民敞开,成渝统筹城乡综合改革在城乡公共产品供给一体化道路上成绩显着。因为发展战略影响了城乡公共产品享有权利和机会的变化、农村基本公共产品供给数量的变化,所以经验验证证实了经济利益协调状态制约西部城乡公共产品供给之假设。第六章,研究结论与应对策略。全文研究结果认为,西部城乡经济利益处于失调状态；城乡公共产品供给差异显着,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严重匮乏；公共产品供给与经济利益协调状态之间存在互为制约关系,公共产品供给影响西部城乡经济利益协调状态,经济利益协调状态制约着城乡公共产品供给；在城乡统筹战略下,城乡基本公共产品供给均等化是协调西部城乡经济利益的重要途径之一。依据公共产品供给的平等、效率原则,促进西部城乡经济协调发展、构建向农村倾斜的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理顺财权与事权关系、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培育农村公共产品市场供给机制、激励自愿供给、创新行政官员的外在激励机制、健全公共产品供给决策机制、推进村镇化建设、加快城镇化进程等,都是西部城乡基本公共产品供给均等化的重要策略选择。本文可能创新之处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在研究范围和研究视角的创新。从西部城乡和经济利益协调视角研究公共产品供给是鲜见的。二是研究方法上创新。将系统分析法、灰色关联分析法、协整分析法、规范分析法、实证检验法、历史比较分析法、文献研究法等多种方法综合运用于西部城乡公共产品供给与经济利益协调状况分析,避免了分析方法单一的状况。尤其实证检验和经验验证法、灰色关联分析法,在国内外关于城乡公共产品供给和城乡经济利益关系的研究中也是不多见的。三是内容观点上的创新。其一,对公共产品供给规模的确定进行了探讨,认为公共产品最优供给规模是不存在的,只能根据经济发展需求和制约公共产品供给的因素大体确定。其二,就城镇化水平及其进程对城乡基本公共产品供给均等化作用进行了理论分析。认为,中等城镇化以前,城镇化对城乡公共产品供给差距有明显的扩大作用；中等城镇化以后,城镇化对城乡公共产品供给差距的缩小作用显着。其三,探讨了经济利益冲突和协调的机制,揭示了公共产品供给与经济利益协调状态互为作用机理。其四,运用整体分析和模型评估方法,对西部城乡经济利益协调状态进行评价,得出西部城乡经济利益处于失调状态的结论。

李亚静^[9]（2009）在《ST冷饮公司的市场营销战略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石家庄天冰冷饮公司（以下简称ST冷饮公司）是一家中型冷饮公司。隶属于河南天冰冷饮公司。天冰冷饮公司创建于1986年,公司下属河南天冰,江苏天冰、石家庄天冰、洛阳天冰、武汉天冰、长沙天冰、北京天冰、南昌天冰8个分厂,是目前我国冷饮行业中经济技术实力和规模较大的生产企业之一。产品覆盖全国30多个省市自治区,部分产品供应俄罗斯,香港及其他海外市场。公司目前处于激烈竞争的冷饮行业中,一方面冷饮需求总量不断增大,另一方面冷饮公司的利润不断变薄。在这种情况下,公司的业务发展战略应该有一个调整和改变。本文就是对此进行简单的分析。本文运用市场营销的相关理论系统地研究了ST冷饮公司的营销战略问题。本文首先从供应者、用户、竞争者、政治法律因素、技术因素、经济因素等方面对该企业营销活动面临的外部环境进行系统、全面地分析,找出了可以使该企业营销活动受益的机会和应当避免的威胁。接着对ST冷饮公司的背景资料和产品结构作了简要介绍,以市场营销的4P理论为主线,对公司营销系统的产品定价、渠道分销、产品促销、销售管理、营销推广等营销实践过程进行了介绍。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重新制定了ST冷饮公司的市场营销战略。包括STP战略、4Ps战略等营销组合策略。最后,针对ST冷饮公司的SWOT分析和EFE、IFE矩阵分析,制定了差异化战略,力求重新打造和加强ST冷饮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丁晓安^[10]（2009）在《中国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正义研究》文中认为公共品是城乡居民生产或生活所不可或缺的共同性外部条件,因其存在程度不同的正外部性,公共品供给被认为是市场失灵的重要表现,由此,有效供给公共品也就成为政府的基本经济职能。由于受经济的、社会的、历史的等综合因素的影响,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公共品供给上的城乡分割、分制制度安排,即“一品两制”迄今没有根本性转变,这种制度安排导致了农村公共品供给的不可持续,并由此引发了“三农”税费负担沉重、基层公共治理弱化、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失衡等一系列问题。本文的目的是,针对中国农村公共品供给中总量不足、结构不合理和质量不高的现状,探讨问题产生的原因及其实质,并探讨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正义的重构,以为中国农村公共品可持续供给路径打下基础。本文的基本思路是：中国目前处于“大范围制度变迁”的转型时期,制度创新成为许多领域的真正症结所在和问题解决的突破口。长期以来,城乡公共品供给中的“一品两制”不仅形成了城乡经济、社会的二元格局与巨大的贫富差距,更是使得城乡角色发生了扭曲和分化性变异,使城乡关系链和社会资本链在内部和外部都因之而出现了裂缝和断层。因此,城乡资源、能量和信息的双向互动也严重受阻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不可能。如何调整现有的利益格局,冲破既有制度体系的惰性并对相互嵌入的制度安排进行创新,重构中国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正义,并使农村公共品供给保持可持续,已成为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本文以国家（政府）及其职能的契约属性为逻辑起点,通过对国家（政府）合法存续基础的阐述,论证了公共品供给的契约属性以及对制度正义的要求。本文对公共品的分析本身拓展了其消费和使用过程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物理属性,从公共品所联结的契约关系（链）入手,通过对公共品所要求的制度正义的论述,分析了公共品作为合作秩序的属性和协调功能；拓展了现有理论研究关于中国农村公共品内涵和外延的界定,从中国城乡统筹发展的要求和城市化、工业化的趋势,对中国农村公共品的内涵和外延予以了动态的、历史的界定和分类。本文特别地强调农村制度性公共品的地位及其在当前的作用。本文以中国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正义为研究对象,对公共品供给的“囚徒困境”、“智猪博弈”等理论进行了拓展性的研究,阐述了这些理论所隐含的政府、市场、个人有效供给公共品的条件,并针对中国农村公共品供给的实际,探讨了其应用；结合制度嵌入性,对中国城乡公共品供给的“一品两制”进行了历史、经济和社会多维度的剖析,通过对“一品两制”所嵌入的制度安排的考证,以及“一品两制”下农民退出与意愿表达的研究,分析了目前中国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正义重构所面临的种种障碍,并就如何克服这些障碍,进行了理论上的分析和论证。中国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正义问题的出现,所伴随的是有关“三农”的机会、权利和能力逐步被扭曲的过程。通过将多极化的处境分析与规则分析相结合,将多种与机会、权利和能力有关的的中间变量纳入到制度正义的框架,本文探讨了中国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正义的重构路径。本文共分为八章：第一章是研究的逻辑起点,从国外有关公共品分析的文献入手,通过对中国国内现有关于农村公共品供给文献的考察,在批判和借鉴的基础上,提出本文的分析视角。第二章是理论上对本文视角的规范阐述。第三章是对中国建国以来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演进路线以及其中所存在的制度正义问题的考察。第四章分析了这些制度正义问题导致的农村公共品现状。第五、六、七章分析了实现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正义的现实障碍及其成因。最后的第八章探讨了中国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正义重构的可能路径。通过分析,本文初步得出以下结论：公共品是国家（政府）所提供的保障个体间合作交易顺利进行的秩序表现。对交易“联合收益”的分享预期,必然地要求在供给中赋予当事人平等的机会、权利和能力,并在制度上予以保障。公共品“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是静态时空点上的物理属性,不足以表述公共品所联结的人与人之间的契约关系。对公共品的分析,应更多地集中在其对不同交易个体产异性目标的协调上,从而关注供给上的正义性。“效率”导向的分析路径忽略了国家及其职能的契约属性,从而政府所提供的公共品的契约属性。对中国农村公共品内涵和外延的界定应该结合中国的国情,要考虑到城乡统筹发展,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在目前的转型期,特别要考虑到城乡互动性的公共品。本文以此为基点,将农村公共品大致划分为物质性公共品、服务性公共品、关系性公共品和制度性公共品四类。对公共品的消费和使用因行为主体的“角色”而产生差异,与“角色”相伴随的机会、权利和能力受制度正义的影响。农民的平等地位要求机会、权利和能力的平等以及制度正义的保障。中国农村公共品供给同时存在总量、结构和质量问题,既有制度内容上的原因,也受制度运行的影响。中国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正义的重构,涉及到对现有制度结构的松绑,及在此基础上的创新。

二、CS战略,为开发商赢得“货币选票”（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CS战略,为开发商赢得“货币选票”（论文提纲范文）

（1）21世纪英国技能人才培养培训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墨西哥能源战略与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中国地方政府法治化：目标与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虚拟共同体的生根、偏植和归正 ——基于社会稳定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5）中国对东盟新四国直接投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社会生态交易成本视角下的农村土地流转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南非种族和解之路 ——以冲突化解理论为研究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8）西部城乡公共产品供给研究 ——基于经济利益协调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9）ST冷饮公司的市场营销战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中国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正义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CS战略,为开发商赢得“货币选票”（论文参考文献）

• [1]21世纪英国技能人才培养培训政策研究[D]. 李玉静.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4)
• [2]墨西哥能源战略与政策研究[D]. 邹占.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2019(05)
• [3]中国地方政府法治化：目标与路径研究[D]. 孙红军. 苏州大学, 2016(08)
• [4]虚拟共同体的生根、偏植和归正 ——基于社会稳定视角[D]. 张雨暄. 苏州大学, 2015(10)
• [5]中国对东盟新四国直接投资研究[D]. 顾丽姝. 东北财经大学, 2014(06)
• [6]社会生态交易成本视角下的农村土地流转研究[D]. 李永安. 江西财经大学, 2014(12)
• [7]南非种族和解之路 ——以冲突化解理论为研究视角[D]. 马约生. 南京大学, 2011(05)
• [8]西部城乡公共产品供给研究 ——基于经济利益协调的视角[D]. 李西源. 西南财经大学, 2010(08)
• [9]ST冷饮公司的市场营销战略研究[D]. 李亚静. 天津大学, 2009(S2)
• [10]中国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正义研究[D]. 丁晓安. 武汉大学, 2009(09)

标签：公共产品论文;  国家经济论文;  冲突管理论文;  制度理论论文;  社会改革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