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nichi Ohmae：中日美经济评论

一、大前研一:中日美经济评论（论文文献综述）

李天惠^[1]（2020）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跨国公司与国家利益》文中提出本文以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跨国公司与母国、东道国为主要研究对象,讨论跨国企业与主权国家之间的相互协作与制约关系。当今,跨国公司已成为国际政治舞台上的主要行为体,在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的重要性日益加深,本文将探讨跨国公司在跨国投资经营活动以及参与国际经济事务时的作用与影响。作为不同的组织形式,跨国公司与主权国家分别有各自不同的利益需求。跨国公司是推动经济全球化的核心行为体,其根本目标是获得经济收益,而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与跨国公司利益高度一致。市场的扩大让跨国公司拥有更多的议价优势和选择权,可以实现规模经济,并建立广泛的生产和销售网络。而国家追求的国家利益内涵更加广泛,与经济全球化的关系也要复杂的多。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使各国之间利益出现交叉重叠,因此国家利益不再是完全排他的,对其的考量也须包含国际层面。但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国家并非总是获利的。由于全球经济“不可能三角”的存在,国家利益与高度经济全球化之间存在着固有矛盾。而具体到跨国公司与母国以及东道国之间的关系,则表现为冲突与合作并存。跨国公司是母国经济与实力发展的重要引擎,但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推移,跨国公司的经营活动变得不再完全符合母国利益,当然跨国公司与东道国利益同样有重叠也有矛盾。为了维护国家利益,母国与东道国会根据利益需求制定相应政策引导、规制跨国公司的投资经营活动,避免跨国公司的经营活动对国家产生不利影响。而跨国公司则希望得到尽可能多的“自由”,减少因国家管制给经营带来的阻碍。跨国公司促进着全球产业链的形成和发展,对国际贸易也有着重要的贡献,但其导致的资本流动与贸易差会引发国家间的经贸摩擦。有时国家间经贸摩擦背后除了经济原因外还有更深的政治原因,比如大国竞争。在这种母国与东道国的矛盾关系中,跨国公司也是重要影响因素或受影响方。通过博弈论的研究方法,本文分析了国家间合作的可能性,而跨国公司作为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的纽带,也发挥着调和国家之间矛盾的重要能动作用。由于跨国公司雄厚的经济实力和资源调配能力使其在国内与国际经济事务中的影响力不断提升,甚至导致国家被迫让渡部分经济权力。本文认为,在可预见的未来,虽然跨国公司的实力以及对国际经济议题的影响力还会进一步提升,但主权国家并不会过度让渡经济权力于跨国公司,跨国公司也无法完全替代国家在国际经济议题中的地位。但是为了减少国家间政治等因素的影响,跨国公司与母国的“剥离”也许将成为一种发展趋势。跨国公司与国家的利益竞争还会继续,但双方都应更加关注不同群体的利益关切。跨国公司应尽力协调母国与东道国、国内与国际市场上的冲突与发展,在追求企业经济利益的同时也要兼顾社会的平衡发展;而主权国家应多以合作的形式促进经济发展,避免滥用国家权力干预市场,以战略眼光保障国家长远利益的实现。

李进玉^[2]（2020）在《中日在东盟第三方市场合作的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东南亚地区与中国和日本在地理位置上相近,经贸联系较为紧密。日本与东盟的经贸合作由来已久,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就实行“经济外交”的政策,通过政府开发援助打开了东盟的市场,如今已是东盟重要的投资国和出口市场。中国与东盟的经贸往来起步较晚,20世纪80年代逐步与东南亚各国开展贸易和投资。21世纪以来,中国与东盟的贸易额急剧扩大,中国连续十年是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2019年东盟也正式成为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随着中日两国与东盟的经贸联系日益紧密,中日两国在东盟市场的竞争也在增大。2017年中日两国元首就第三方市场合作达成共识,2018年中日两国政府签署《关于中日企业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的备忘录》,并举办了第一届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论坛,东盟成为重要的第三方平台。本文首先通过分析中日在东盟开展合作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基础,发现中日在东盟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面临中日关系回暖、区域经济合作框架逐步建成、中日东盟三方经济发展需要等诸多机遇。其次通过梳理中日在东盟第三方市场合作的现状和进展,发现中日在东盟开展合作面临中国企业“走出去”能力不足、合作机制作用有限、日方态度存疑等挑战。接着通过对中日在东盟第三方市场合作的实证研究,发现中日在东盟第三方市场并不存在普遍竞争,相反,中日优势产业互补,有很大合作空间,因此结合实践经验找出了中日在东盟第三方市场合作的路径。最后,根据中日在东盟第三方市场合作面临的挑战和合作路径中有待加强的环节,提出了相对应的政策建议。

王卓^[3]（2018）在《全球经济治理变革的路径选择 ——以CPTPP、AIIB为中心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文中提出在经历了战后布雷顿森林会议体系与G7、G20等模式之后,全球经济治理依然存在着诸多问题。比如全球基础设施投资与全球经济治理有何种关系?国际开发性金融与全球经济治理及国际经济秩序形成之间的关系如何?利用新成立的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的运作过程和项目分析,为以亚投行为核心的“一带一路”治理路径的成功奠定理论基础是本文目的之所在。本文基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三大理论和最新前沿分析全球经济治理变革与CPTPP、AIIB。第一章导论引出了标题的问题,文献综述厘清了相关定义,对本论文的研究背景、文献综述、研究方法等进行了说明。首次整理了国际政治经济学三大经典和最新前沿对全球经济治理的论述,对新成立的CPTPP、AIIB进行分析。经济全球化是大势所趋,虽有波折,不会停滞,更不会逆转。经济全球化加速,对全球治理提出了更加强烈的需求。而已往以美国等发达国家为主导、以WTO、IMF等多边机制为中心的全球治理体系,已不能满足这种需求,从而导致经济全球化引发的全球性问题日趋严重,直至引发“逆全球化”一时暗流涌动。顺应全球化大势,避免全球化问题,必须变革和完善全球治理体系。这是本论文第二章探讨的主要内容。从多边体制到区域框架,是全球治理变革的重要趋向。大国在此过程中仍然占据主导地位,也要在此过程中实现各自利益和诉求最大化,从而引发了主要大国,尤其是美国、欧盟、日本与中国围绕全球治理变革路径的战略博弈。这是本论文第三章探讨的主要内容。其中重点分析围绕全球治理变革路径,美国的历史与现实、欧盟的传统与变革、日本的跟进与进取,以及中国的贡献与超越。而有关大国围绕全球治理变革路径的战略博弈,则以TPP/CPTPP和AIIB为案例,在第四和第五章中展开。中国与美国、日本关于全球治理变革路径的博弈,主要是围绕TPP/CPTPP展开的。或者说,围绕TPP/CPTPP的战略进退,集中体现了中国与美国、日本在全球治理变革路径选择层面的战略博弈。美国奥巴马政府全力推进TPP,很大程度上是在其以往依靠两大多边机制（WTO、IMF）越来越难以维持其对全球经济治理的操控甚至霸权之后,把希望寄托在了包括TPP在内的“两洋战略”上。为此,也要求日本跟进,从而促使日本在全球治理变革的路径选择上,最初采取了在国内利益集团强烈反对的背景下,被动跟进美国参与TPP的战略。但在特朗普上台第一天,即宣布美国退出了以往由其全力主导的TPP,并在其他全球治理机制中,也开始推行“退出”战略。在此背景下,日本又一改以往跟随美国的战略,联合其他10个TPP成员,全力推进没有美国的TPP11,即所谓CPTPP。对于美国和日本的这种战略态势,中国如何应对?显然成为重要战略议题。这也是本论文第四章探讨的核心议题。面对全球治理变革的世界大势和历史潮流,中国的最重要抉择是提出并全力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在该倡议的大框架下,迄今取得的最大进展,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AIIB）的成功启动和平稳运转。一带一路的主体内容是“五通”,即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其中的设施联通、资金融通和贸易畅通,AIIB显然都能发挥重要作用。更加重要的是,目前全球经济治理变革的核心领域在多边国际金融机构的变革,AIIB显然直指核心。而美国、日本与欧洲大国在对待中国全力推进AIIB,却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战略应对。欧洲大国宣布作为发起国参加,成为AIIB启动过程的重要转折,而美国和日本迄今仍未明确表示加入甚至抵制的态势。AIIB仍将是中国与美日在变革全球治理的路径选择上展开战略博弈的重要领域。本论文第五章主要围绕这一领域展开。上述探讨得出的主要结论及政策启示,将在第六章“结语”中予以简要概括总结。

门洪华,宋志艳^[4]（2016）在《日本相对衰落与中国的应对》文中指出进入21世纪,日本综合国力呈现相对衰落的迹象,长期观之存在持续走向衰落的可能。日本不愿意适应和接受自身国际地位相对下降的现实,尤其是面对中日两国实力此消彼长的态势,日本政治右倾化动向显着,安保战略与外交政策调整巨大,这在一定程度上可视为其国家实力相对衰落的反映。基于国家、地区、全球等三个层面全面剖析日本相对衰落的效应,指出中日实力对比发生逆转,导致战略相持和激烈对冲期的来临,双边竞争性因素突出,中日关系进入全面角力阶段。日本把中国作为主要竞争对手,积极制定和实施新的对华战略,成为中国国家安全、领土完整的最主要威胁。因而,必须持续关注未来日本内外政策的动向,及时进行准确的战略判断与应对,增强战略定力,在坚决维护中国核心利益的同时,致力于重塑地区关系,打破美日软性遏制圈,利用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赢得对日战略优势,逐渐实现中日关系的历史性和解,建立兼容共存的互动关系,并争取回到战略互惠关系的原点。

刘潇湘^[5]（2014）在《从侵略扩张到和平拓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与日本发展模式的转型》文中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德意日法西斯国家发动的世界范围的全面侵略战争,同时也是世界人民奋起抵抗法西斯侵略者的正义战争,战争的结果对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产生了极其重要而深远的影响,其表现形式之一就是推动与促进了世界发展模式由战前以对外扩张、征服及掠夺与对内压榨为内容与表征的侵略发展模式向战后以国家体制的自我完善与国际关系的平等依存为内容与表征的和平发展模式的转型。其中,日本作为战前典型的军国主义国家,在明治维新后以侵略扩张、征服与掠夺作为国家发展的政策工具,发动了一系列的侵略战争直至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不折不扣的“远东战争策源地”。战后,日本在经过反法西斯战争和民主改革的洗礼,消除了国家发展模式中的战争性质,走上了“科技立国”、“教育立国”、“贸易立国”等通过发展机制的自我完善与世界各国平等依存,共存共赢的“和平国家”发展道路。日本走上以侵略求发展的战争之路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封建武士的战争传统是日本侵略发展模式的历史缘起。其中,16世纪丰臣秀吉发动的侵略朝鲜的战争为近代日本大陆政策及构建在该项政策基础上的侵略发展模式提供了先验式的思想素材与实践范式。德川幕府时期的思想家有关对外侵略扩张的理论建构则成为了近代日本侵略发展模式形成的思想导源。近代日本侵略发展模式的形成也受到西方殖民主义列强发动的侵略扩张与殖民掠夺的深刻影响。美国以武力打开日本国门使日本沦为殖民地的同时也使其从直观上对西方殖民主义侵略发展模式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幕府末期的思想家因此提出了效仿西方列强进行殖民扩张与掠夺的时代发展命题。明治维新确立起军国主义国家体制为近代日本侵略发展模式举行了政治奠基。明治思想家对侵略扩张的理论建构则为侵略发展模式进行了思想观念上的奠基。明治三大外征、中日甲午战争与日俄战争的爆发以及大陆政策的出笼标志着近代日本侵略发展模式的形成。经济领域充斥着浓厚的前资本主义因素、国家宪政体制上的封建反动以及军国主义主导社会意识形态规定了近代日本侵略发展模式的内容与特征。走上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争之路是近代日本侵略发展模式运作的逻辑结果。由于近代侵略发展模式在制度环境上所形成路径依赖导致进步力量改造国家发展模式的努力最终趋于失败。大正德谟克拉西的失败与政党内阁的垮台说明在资产阶级民主派在体制内对近代侵略发展模式进行改造的可能性已经完全丧失了。无产阶级的斗争也遭到了国家政权的彻底镇压。世界经济大危机沉重打击了日本半封建的资本主义经济,严重恶化了其国内的政治经济局势。以此同时,国际法西斯势力的猖獗为日本法西斯的上台创造了有利的国际环境。军部法西斯势力通过体制内与体制外的手段攫取了国家政权推动日本走向全面的侵略战争之路并先后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与太平洋战争。在战争期间,法西斯在国内构建总体战体制,强化政治统制与经济剥削,动员全国资源投入战争；同时构建东亚新秩序,在占领区进行血腥屠杀与残酷剥削,给世界人民造成了深重的灾难。日本法西斯的疯狂侵略激起了世界人民的奋起抵抗,导致近代日本侵略发展模式最终走向崩溃。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严重削弱了日本法西斯的战争能力,打破了国际法西斯的战略计划,有力地配合与支持盟国的反法西斯战争,从而动摇了日本侵略发展模式的根基。太平洋战争消灭了日本海军,重创了日本陆军,从而摧毁了近代日本侵略发展模式的台柱—法西斯的战争机器,使盟国在战后改造日本发展模式成为可能。在战争期间,盟国及日本进步力量提出了一系列改造日本发展模式的构想与方针政策,并根据这些构想和方针政策在战后对日本进行民主化改革,用强制的手段打破了日本发展模式对于军国主义制度的路径依赖,推动近代侵略发展模式向和平发展模式的转型。经过反法西斯战争与民主化改革的洗礼,日本在战后走上了和平拓展的发展道路。和平宪法的制度规范、政府主导型的计划经济、科教立国与贸易立国的政策措施、“轻军备、重经济”的外交路线构成了战后日本和平发展模式的内容,通过体制的改革与技术创新相结合实现发展模式的自我完善从而挖掘资本主义的潜力成为了战后和平发展模式的特征。和平发展模式的形成与运作推动了国民经济的高速且健康发展,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实现了战前用侵略扩张所希望达到而未能达到的国家发展目标。冷战结束后,日本国内及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发生剧变,日本经济发展因其与时代发展脱节而陷入长期低迷的状态。日本右翼势力乘机提出修改和平宪法,赋予日本以战争能力等政治诉求,推动日本走向军事大国和政治大国,当前日本政治右倾化趋势加剧对战后和平发展模式形成了严峻的挑战。另一方面,当前日本自由主义力量基于和平宪法根本精神就国家在新世纪所应采取的发展战略提出的设想与建议,强调在当今全球一体化趋势持续发展的背景下,日本只有坚持日本国宪法的和平主义原则,通过平等依存的自我发展模式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进步与发展。

关恒^[6]（2014）在《人民币国际区域合作问题研究》文中认为在2008年金融危机和稍后欧洲爆发主权债务危机过程中，美国多次用“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增发货币，来刺激低迷的经济，缓解双赤字压力，弥补低增长和失业高企的困境。而美元的波动也为其它主要贸易国的货币稳定和贸易结算以及外汇储备带来了持续的冲击。回顾历史，正二战后美国综合国力迅猛发展，成就了美元的霸权地位，以美元为中心的单极货币体系得以成形。但同时单极货币体系带来的全球经济、贸易、消费、储蓄的失衡是直接导致2008年全球经济动荡的深层原因之一。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爆发和蔓延对国际货币市场形成巨大冲击，也将对国际货币体系产生深远影响。而几乎同时，欧洲面临主权债务危机的掣肘，除英国（未纳入欧元体系）之外的欧洲主要经济体先后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由于经济增长不一致所引发的对欧洲统一货币政策的肢解已危及欧元的稳定性，甚至存在性。进而引发欧盟经济体债务违约的风险，欧元因此在短期内难以胜任替代美元成为全球结算货币和储备资产的重任。基于多种因素考虑，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美元作为全球储备“硬通货”的地位仍难以被撼动，美元仍将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处于主导地位，短期内国际货币体系的单极格局依然难以改变。单极货币体系具有权利义务不对称、利己性、缺乏约束制衡机制等内在缺陷，从单极向多极货币体系的演进和改革必然是曲折而漫长的过程。此次全球金融危机使得美国和欧盟经济体的消费急剧下降、流动性枯竭、大量企业倒闭、失业人数增加。美元和欧元受到不同程度的打击，这为人民币国际化，成为多极货币的一极奠定了现实基础。当前人民币在全球范围内有限的交易量和储藏量，与中国的贸易大国地位并不相称，使得渐进开放的中国面临诸多掣肘和制约。由此凸显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同时，当前中国处于高速经济增长向次高速经济增长过渡的阶段，即从年均经济增长8%-9%向8%-7%演变的过程。经济结构调整、增长方式转变、节能减排、平衡和协调区域经济增长、保障民生、拓展金融市场、加强金融监管和改革力度，都是当前中国经济急需解决的根本问题。而人民币国际化对于上述政策目标无疑即具有推动作用又具有一定的风险扰动作用。如何权衡利弊，特别是在当前中国面临区域经济增长调整、加速中西部发展优化东部地区产业结构、缩小工业在不同省份之间的差距、加速第三产业发展的大背景下，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无疑具有了充分的现实意义。既要有利于中国出口贸易的稳步发展，又要呼应中国经济改革，深化结构调整力度，这是摆在学者、专家和政策制定者面前最为紧迫和关键的问题。本文认为，从单极到多元是国际货币改革的基本方向，人民币国际化和区域化是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和实现中国梦必然的战略选择。中国应抓住机遇，趋利避害，积极推动人民币国际区域化进程。

吕耀东^[7]（2013）在《“日本梦”解构》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日本梦"作为一种不断追赶、超越欧美的期盼和构想,实质上是日本的"大国梦",只是实现的手段在各个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战略诉求而已。"日本梦"在个人、社会和国家层面体现为"脱亚入欧"、称霸亚太、"一亿总中流"及摆脱"战后体制"等形态,在当代幻化为追求经济、政治乃至军事大国的历程。"日本梦"在历史的探寻中逐步形成内涵与外延的现实积淀。在中曾根康弘呼唤"政治大国"梦想的感召下,小泽一郎在《日本改造计划》中阐明,"美国梦"对于"日本梦"的形成影响颇大,尤其是基于二战后的日美同盟而崇尚美国价值取向上,具有显着的时代特征。"正常国家论"诠释的日本"大国化"路径各异,选择何种道路日本需理性反思历史。

葛成^[8]（2012）在《日本发展思路转变对中国的借鉴意义》文中研究表明2010年,中日两国经济总量的对比发生历史性变化,在这一变化的背后,是过去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两国经济发展的相似历程。虽然处于完全不同的发展阶段,但两国发展思路与面临的主要问题却存在共通之处。通过对日本经济发展思路、政策实践以及经济外部效应的分析与梳理,其面临着转变发展思路与调整经济结构的任务,这与中国当前面临的经济发展任务多有相似之处,因此日本在这些问题上的经历与探索对我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刘露^[9]（2012）在《东亚货币合作中人民币与日元的关系》文中研究说明1997年亚洲爆发了金融危机,暴露出东亚经济发展中的诸多问题,其中各国、各地区间缺乏金融协调与合作的问题尤为突出。东亚各国意识到钉住美元汇率存在的巨大风险,开启了东亚货币合作的新篇章。2007年美国爆发次贷危机并引发了全球金融动荡,再次使东亚国家意识到加强区域货币合作的紧迫性。经过十几年的努力,东亚货币合作取得了一系列成就,但由于缺乏轴心国和货币锚,区域货币合作步履维艰。中日两国是东亚地区的经济大国,也是拉动地区经济发展的双引擎。日本是区域内唯一的发达国家,金融体系相对完善。中国经济平稳而较快地增长,已经代替日本成为区域内第一大经济体。日元在直接挑战美元进行国际化的途中受到重创而不得不返回亚洲,却面临人民币的崛起。由于中日经济实力与经济周期、发展水平和利益动机的不同,两国间的货币竞争不可避免。但近年来日本经济一直处于低迷之中,首相更替频繁,社会问题突出。中国金融体系不健全,资本项目未实现自由化,利率和汇率也未市场化,人民币国际化刚刚起步。中日两国面对美元在东亚地区的强势地位,都无力单独领导东亚货币合作。未来中日两国之间的经济周期会进一步协同,经济联系日益紧密,两国间的沟通与协调能力不断增强。随着东亚货币合作的进一步加强,两国通过货币合作获得的收益也日益增多。本文从东亚货币合作的现状出发,描述了当前取得的成就和面临的困难,对东亚货币合作中的关键货币——人民币和日元展开分析,详细论述了两者竞争与合作的关系。在文章的结构安排方面,全文共分六章。第一章为绪论,主要阐述了研究东亚货币合作中人民币与日元关系的目的与意义,在对中外学者研究成果进行归纳与整理的基础上,确定了本文的研究结构与内容。第二章为东亚货币合作的发展现状,主要叙述了两次金融危机对东亚货币合作的影响、当前东亚货币合作的现状、东亚货币合作面临的主要困难及产生困难的根源。其中一个主要困难是缺乏轴心国和货币锚,这为后文研究东亚货币合作中人民币与日元的关系做好了铺垫。第三章研究东亚货币合作中人民币与日元的竞争关系,主要从两国经济实力、市场提供者地位、货币国际化进程、金融体系的完善程度以及汇率制度、币值信誉五个方面做了比较,分析各自的竞争优势与劣势。通过对两国货币竞争力的比较得出当前中日都无法单独领导东亚货币,这与第二章提及的东亚货币合作面临的主要困难——缺乏轴心国和核心货币遥相呼应。第四章为人民币与日元的合作,首先论述了近年来人民币与日元在结算交易、债券、货币互换、东亚外汇储备库、对话机制等方面的合作。接着分析了两国货币合作的必要性、可行性、以及面临的困难。最后依据合作现状与当前存在的困难提出了促进两国货币合作的若干建议。第五章为东亚货币合作中人民币与日元的关系展望。分析了当前金融动荡的形势下,中日选择竞争或合作的成本与收益,得出了两国合则双赢斗则两伤的结论。接着阐述了东亚货币合作是一个长期过程,提出了人民币与日元如何结合东亚货币合作的阶段性任务及时调整两者关系的建议。第六章为结论,作者通过对人民币与日元的实力比较,得出在当前美元仍为东亚主导货币的形势下,两国都无力单独领导东亚货币合作。两国应该审时度势并考虑到东亚货币合作的整体利益,分阶段、分目标的采取措施推动中日间的货币合作,进而将东亚货币推向更深层次的合作。

张恒^[10]（2012）在《两岸金融合作与交流深化的制度创新研究-ECFA的论述》文中研究说明1956年Solow运用新古典成长模型预测了区域内与区域间各国或地区的经济成长在长期内会达到收敛（convergence）的效果。这是指区域内会有一个自动化生产的机制与经济政策使区域内的偏离减少。因此，开发中的区域经济成长会比已开发区域经济成长的要快，直到两个区域达到相同的成长状况为止。更甚者Solow预测了长期的区域金融将造成区域内的国家金融体系会归于一体化。1988年Lucas也提出区域金融会增进区域内国民福祉的成长。Lucus（1988）认为区域性政策对国民福祉有深远的影响，区域性政策的不同会造成经济成长的差异，因此，每人人均所得就会不同。2002年Sapienza&Luigi Zingales提出了区域金融理论中有关区域性合作达到区域内的国家经济成长的可能性。综规上述研究可以看出区域性的经济与金融的合作可以达到区域内国家经济成长与国民福祉的上升,区域间的国家的经济与金融的合作也可到达国家间的和谐发展。然而，区域经济与金融的合作也可能有负面的效果的存在，例如欧元区近年来的崩解不只带来区域内国家的伤害也带给区域外国家的困窘，欧元国家的问题主要来自欧元区没有统一的财政部对欧元区内的国家在政策分配上达到均衡的发展，图利少数国家的结果造成非重点国家的发展产生畸形的成长，所谓畸形是在于欧元区经济发展较慢、财政问题较大的国家如希腊、爱尔兰、西班牙等国，因为成为欧元区的一员而享受到欧元区同样的待遇既低利率与无汇率调动自主权，低利率与无汇率调动自主权这两个因素造成希腊、爱尔兰、西班牙等这些国家可以较低的资金成本运用财务杠杆以国家主权对欧元区经济发展较好的国家如德国、法国或欧元区以外的国家融资，低利率也造成了希腊、爱尔兰、西班牙等国家在进入欧元区的初期区域内、外投资人对区域内的高度经济成长的预期而造成的高度通货膨胀的同时，无法借由利率的调整降低高度通货膨胀。最明显的例子就是这些国家因为持续低利率所造成的房地产泡沫化。因此，区域内的经济与金融合作不只有正面的经济成长的功能也是区域内产业泡沫化的根源。刘斌（2011）认为区域内的金融资源各国有差异，因此，在区域内进行金融与经济合作的同时要对各国金融资源的差异有所了解，他认为金融资源的差异造成金融资本的差异，而金融资本又是推动经济成长的主要因子，因此，当我们研究区域金融合作时就必须考虑区域内各国或地区在金融资源的差异。否则，就会造成区域内的不均衡发展，进而造成区域内合作的崩解。过去的国际文献多有提及区域金融合作,例如像是提及欧元区与东盟10+3的区域金融合作的成与败的文献，但很少有文献提及海峡两岸的经贸合作的文献，少数文献有提及两岸的经贸合作,例如Lee and Wu（2011）,但他们只论及ECFA对海运与港口产业的冲击。过去的文献有论及两岸金融合作者更少出现在国际期刊上。据我们所知，我们是第一个对两岸整体金融制度深化与创新提出看法的作者,也是第一个提出关于两岸的中华经济圈自由贸易区的架构的作者。我们提及这些是因为两岸非关官方的互通已经二十年以上了，而无论官方或非官方任何形式的互通都涉及到钱的问题，可是在国际收支帐的计算上非官方的互通无法做最有效的控管，而货币上的兑换与资金互通也相当受限于法律，造成实质的不方便，如果两岸非官方实质的互通所得到的交易量占对其它所有国家官方的交易量达到一定的比重时，那么就应该对两岸关系进一步讨论金融与经济的合作以利使实质的交易，同时促进两岸经济的成长。目前海峡两岸已经进行ECFA两岸经贸合作的会谈，在这个框架下两岸隔置了多年来的政治与外交的争议并进行和谐的经济与金融的合作。这是世界应该观注的焦点,因为世界的经济重心在经历近十年的金融风暴的催化下已经由欧、美转移到亚洲,而亚洲的经济重心也由日本移转到中国大陆,而在更深化的研究下中国大陆的经济重心又在于两岸经济与金融的关系发展和谐与否。然而，两岸在经历过这么多次的会谈背景下，在实质上并没有具体的进步可言，两岸在谈OBU的同时，两岸台币与人民币的兑换与汇款，却因为两造的货币非国际储备货币而交易又涉及跨境交易所以依然非常复杂，其中包括高额的交易成本与交叉汇率的转换的成本。目前大陆已经是台湾实质上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可以说台湾当局实质上离不开与大陆的贸易联结，但对陆资与大陆人才又不断以法律限制了最适的资源配置。两岸多年的谈判在好不容易隔置多年争议背景下却没有实质的进展与确定的行程表，实在至为可惜。在区域金融合作的过程中投资环境与区域内的绩效也有直接的关联性，Wang and Yung（2011）提出了中国大陆国有事业私有化后的二十年间国有事业的绩效与盈余质量依然没有提升主要就在于大陆的国有企业或私有化的半国有企业仍然绩效不张，而其源由来自于大陆的投资环境中对于投资人保护的主张不多也就是说大陆的投资环境与企业一半以上还是政策导向而非市场导向，这对区域内的金融合作机会与成长机会是一大阻碍。当投资国的环境对投资人有利时会造成投资绩效的提升，La Porta, Lopez-de-Silanes, Shleifer andVishny（2000）暗示国家改变法规与加强的机制以保障投资人朝向成功的标准，这个过程称为法律的收敛（Legal Convergence）。La Porta, Lopez-de-Silanes,Shleifer and Vishny（2002）也证实了投资人保护的环境越好，在此环境下的公司价值会越大。有鉴于此，我们在谈及区域内的金融与经济的合作时就不能不对区域性金融机构合作的环境做规划。再者，我们也要对区域内因为金融机构合作所产生的盈余质量做监管的动作，因为大陆企业特别是国有或私有化的国有企业盈余表现虽好，但其好的表现多来自于旗下的子公司或孙公司对其所做的补贴，因此盈余质量往往不佳。公司的盈余质量与长期绩效成绝对正相关，而区域金融机构能有长期合作的契机也是来自于区域内各国或地区所属的公司能有较佳的盈余质量。Chen,Chen, Lobo and Wang（2011）认为国际上一般对于盈余质量的衡量采用自由裁决的应计项目对于中国大陆是不够的，因为大陆的信息透明度太低，因此公司与投资人的信息不对称情况严重。有鉴于此，对大陆金融机构在衡量盈余质量时还要加入关系人交易这个项目。我们对此深感认同，要规划区域性的金融合作就应该跨越国度，在合作的区域内各国公司经营都必须聘请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进驻，以便对区域内合作的公司做统一与公平的稽核。并且，有鉴于欧元区整合的失败我们认为区域内金融合作应该定订成长率的标准并对此标准进行监管。身为台湾人也是中国人我们期望的是两岸和解带给我们与我下一代美好的未来，让二十一世纪成为中国人的世纪，然而近年来我看到台湾的发展无论是在经济或在教育上都设定一些虚幻的空包弹，与虚幻的目标，在子弹没打出前就已经知到结果了，这是台湾当局的耻辱，却由全民概括承受。因此，我们希望借由本文的发展给予两岸特别是台湾当局一个良心的建议与规划。特别的，在参股制度与税制上我们认为应该还有改善的空间，例如在参股比率与合资参股的设计上。再者，我们对于分行的设置不只要求速率，也大胆提出两岸平权，大陆金融机构也可来台设立分行以增加就业率与人源配置的最适化。两岸应该扩大经济与金融的深化合作，这个工程可以从两岸合作做起，但区域性金融合作必然因为大陆与台湾原来合作的金融食物链中达成区域性多国家与地区的金融合作，中华经济圈自由贸易区就是我们扩大金融合作的一个深化的构想，透过多国的交流与共同监管才能达到区域内资源的最佳配适。我们的文章分做七部份，第一部分叙述选题的背景与研究的思路、目前待解决的现状、本文思路与我们预计达成的创新。经济学家与商人所关心的是自由贸易协议（FTA）运作下对商业的冲击。而台湾目前面临对外贸易必须扩张,但却无充足的扩张的谈判筹码的问题。再者,扩张速度的缓急与台湾本身的经济发展又有不可分离的关系。扩张速度过快,资金大量流入,长期会造成通货膨胀。然而,在台湾对外生存空间不断紧缩与台币连续升值下,与出口商面临生存严重的挑战下,又必须快速的寻找贸易出口并与周边国家达成既竞争又合作的关系。大陆因为面对国际竞争，从1990年代开始将国有事业释股给私有公司并在2000年的时候设定三条保护投资人的条款1使大陆经济朝向市场化时国有事业释股能有较好的股价，同时好的投资人保障环境也能吸引更多的外资进入大陆市场。我们的思路就站在两岸所缺乏的条件上，借由两岸合作扩大为中华经济圈的合作将两岸与中华经济圈的个别优点弭补彼此的缺点，并且以中国政府为中华经济圈的领头羊，借由台湾这块中介点扩大全中国经济与金融和谐成长。因此，我们拟突破的是两岸在经济与金融合作上的速度与范围，将经济与金融合作上的速度与范围扩大，对于台湾陷入国际边缘化的速度才能有缓解的现象，另外，对于大陆扩大内需也找到适当的出口。因此，在本章节希望能够在不久的将来借由两岸金融与经济合作，对于目前ECFA与MOU建立的陆资参股台湾与台资到大陆驻点设分行与其所产生的税制能等议题有所改革。而为了避免政治问题干扰两岸金融合作的进程，我们提出两造双方与第三国合资进入对方国度与地区的方式，如此，可以扩充进入对方市场的持股数上限也可造成国家层级（第三国或第三地）外部公司治理或外部监管的效果。再者，借由两岸合作的契机将金融与经济的合作形式与范围扩大为对大中华自由贸易区的金融与经济的合作。第二个部分我们叙述区域性金融合作的理论包括其合作的条件、区域金融合作的必要性、目的、形式与背景。区域金融的理论源自于区域性经济学与货币银行学，由于区域内的国家或地区的合作需求必然源自于经济民生的需求，同时在经济合作的同时也会有区域内的通货膨胀与紧缩的外溢效果产生，因此，区域金融的合作离不开区域内的货币政策的协调。而区域内的经济与金融的合作在于区域内国家或地区原本的联动性，本章就两岸的经济与金融的联动性分析两岸经济与金融的合作对于两岸国民福祉既消费能力实质上是有增加的效果存在的。本章同时就人民币的国际化对于台湾当局与中国政府长久以来对美国的金融帐的赤字与美国不断要求人民币升值的要求找到适当的解释与对策。区域性金融合作的内容可以推论到利率与汇率。关于利率，我们有鉴于欧元区的失败案例所以在两岸进行金融合作的同时就要防止因为合作所造成的经济过热与利率过低所造成的通货膨胀与产业泡沫化。关于汇率，我们希望能在进行金融合作的同时进行能维持稳定的汇率，因为两岸金融机构的交流必然涉及货币的交换，如何在货币清算机制上让两岸的金融机构交流能够达到效益极大化是我们要讨论的议题也是延伸后续发展系统创新的起始。第三部分我们叙述两岸经贸交流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包括台湾与大陆经济、两岸金融合作存在的问题、目前取得的成就与金融发展的历程。本章就台湾当局与中国政府在过去经济与金融发展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与地位做一个剖析，台湾经济从二战后的发展沿革是从绿色金融也就是发展农业经济的农业信合社或地方贷款的信合社开始做起的，接着后续的十大建设与经济发展计划将台湾当局转向高科技产业的方向，然而随着国际劳动市场的转移，台湾当局面临不得不变的境界。对于大陆来说中国政府在1979年开始进行改革开放，按邓小平的说法是摸着石子过河，然而大陆在经历1990年代三次的宏观调控后，除了1996年发生了通货紧缩的现象外，大陆实质上发展速度已经超越西方国家，但大陆的内部依然存在许多不均衡的现象，其中包括国有事业的解体与中国政府不再对教育等民生事业做全额的补贴等，造成大陆民众实质消费能力的下降，也就是说大陆的成长有很多数字来源并不能很清楚的解释。因此，在中国崛起之时中国政府仍免不了要为内需去做考虑。两岸金融合作就是在这种基础下产生的。但对于区域性的金融合作来说，光是目前的合作范围与速度与合作的对象其实是不够的，在证券与期货的发展上台湾就比大陆要早也要深化，大陆可以从台湾方面借鉴的也应该是从这一方面着手，所以应该要扩大这方面合作的范围。再者，深入的合作涉及原先两造双方的金融机构上下游的交易食物链，特别台湾与日本与新加坡的关系因为战略上的需求与过去历史的沿革上都有密切的经贸交流经验，而大陆在收回香港与澳门前在金融合作上就已经有多方的合作，而目前大陆因为地位上的优势与需求也与东盟国家与韩国、日本等多有交流，当两岸在作金融合作的同时无法不把这些已交流的国家列入考虑。因此，我们主张两岸深化的合作除了就范围与比率上放宽外还要将原本合作的对象扩大到中华经济圈或其它国家以加速合作的进行。第四部分我们叙述两岸在ECFA前后金融与经济的交流史。在ECFA前两岸实质上已有非官方的交易，但就金融机构的交流方面来说，ECFA之前台湾与大陆的金融交流集中于台资银行到大陆设立办事处，其即非分行也非子行，加上台银资本额少。因此，台资银行在大陆与外资银行几乎无法竞争。ECFA后截至目前为止，已经完成台银登陆与陆资参股台湾金融机构的制度。对两岸金融机构合作的发展虽然已经在ECFA的架构进行中，但仍有不足的部分。在两岸金融机构的必较中虽然大陆的金融机构无论是银行业、证券业或保险业都是台湾资本额的六倍以上，但就证券业来说特别是期货、融资、融券与财富管理等事业，台湾都做的比大陆要来的深入，大陆真正要借鉴台湾的是这一块，然碍于法令却不能行，使金融合作成畸形发展。台湾当局惧怕产业外移与被陆资吸收的结果就是裹足不前，市场导向的金融应该是让市场机制决定供需，当然要在两岸对于金融监管更进一步的协议下进行。第五部分我们叙述以欧盟区与东盟区的区域性金融合作与两岸金融合作做比较与对照，其中包括中国政府与新加坡的金融合作经验，特别的还提及中华经济圈中的中国政府与新加坡的合作历程，希望借他山之石以攻错。由于欧元区的整合曾被喻为世界上最成功的金融一体化模式，随着欧元区的崩解我们了解到欧元区设置进入条件的缺点在于他给予所有的会员国在进入欧元区门坎后的待遇都在统一平均的经济状况下，以统一的财政政策达成区域性金融一体化的整合。造成欧洲多国房地产泡沫化与债务危机，因此知往鉴来，我们从欧元区得到最大的启示就是对利率的控管。而与中国与东盟的经验中我们也可以知道短期国际资本的移动会影响汇率的波动，而东盟金融资源并非属于同一个机制因此还须设立一个由东盟十国与中国、日本与韩国共同设立的安全基金才能使区域内的货币价值到达一个稳定的状态。目前台币有强化的情况因此，随之而来的就是国际上的炒汇的现象，台湾当局央行总裁彭怀南就提出了以清迈多边换汇机制（Chiang Mai InitiativeMultilateralization, CMIM）与东盟十加三的总体经济监控办公室（ASEAN PlusThree Macroeconomic Research Office, AMRO）的机制成立亚洲货币基金，因此，区域内的货币价值稳定也是需要我们加以规划设计的机制。第六部分我们叙述ECFA下的金融合作框架为何,协议的意义与评价的方法。协议实施的效果需要的评鉴原则为何。由于过去在评价一个自由贸易区的功能往往在这个自由贸易区开展多年以后才做，这也是失败导因。因此，在两岸提出ECFA的架构下谈金融合作初期，我们就应该对合作的区域金融模式中加入监管的模式，首先要对盈余的计算在自由裁决的应计项目外加上信息揭露与关系人交易的监管，盈余质量的监管也是重点之一，同时对于一个投资人保护不好的国家要达到盈余与成长也着实不易，两岸在谈金融监管备忘录时应该就法规层面协议并签署时程表才有可能达到预期的目标。以往在谈区域合作时都不会论及区域内的经济成长与区域内各国的个别成长，最终造成很多区域性合作的崩解。因此我们在金融监管项下特别提及区域成长的监管，其功能由区域内会员都聘请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进行稽核的动作以彰显其功效。最后我们对金融的制度提出我们设计上的改革的看法其中包含了台银登陆与陆资参股与金融监管制度的看法，甚或包含了不动产投资防治泡沫化等可能性方式。对于陆资参股台湾与台资进入大陆我们都认为其范围与数量不符市场化的数量与速度。因此，我们主张为避开政治争议与产业外移的顾虑，无论台资进入大陆与陆资进来台湾都可以与外资合进的方式进行以增加两造参股的幅度，并提升与区域内其它国家的金融与经济合作的经验。另外，有获利就有税务的问题，因此，我们就税务与获利结合进行控管制度的改革。对于不动产这个易造成市场混乱的根源我们也加以验证并提出对策。再者，我们就过去几章提出的纲要列出了扩大金融合作的国家与范围成立中华经济圈自由贸易区的理想，此贸易区的地点为台湾，原因在于台湾有相较于大陆或东亚有较好的财富管理能力，而台湾对投资人保护的环境也较大陆要好。我们在这个自由贸易区内准许陆资上市，根据Berkman, Cole and Fu（2010）的说法跨境上市的公司如果到另一个投资人保护较好的地区，则市场对其股票的评价也会上升，对于2012年到目前为止比起全球表现不佳的大陆股市来说也是一个提升内需的方式。希望借由我们的规划与催促能让台海两岸甚至于中华经济圈自由贸易区内的国民福祉都能提升，给我们稳定成长的生活与稳定成长的亚洲。

二、大前研一:中日美经济评论（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大前研一:中日美经济评论（论文提纲范文）

（1）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跨国公司与国家利益（论文提纲范文）

（2）中日在东盟第三方市场合作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全球经济治理变革的路径选择 ——以CPTPP、AIIB为中心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4）日本相对衰落与中国的应对（论文提纲范文）

（5）从侵略扩张到和平拓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与日本发展模式的转型（论文提纲范文）

（6）人民币国际区域合作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东亚货币合作中人民币与日元的关系（论文提纲范文）

（10）两岸金融合作与交流深化的制度创新研究-ECFA的论述（论文提纲范文）

四、大前研一:中日美经济评论（论文参考文献）

• [1]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跨国公司与国家利益[D]. 李天惠. 外交学院, 2020(08)
• [2]中日在东盟第三方市场合作的研究[D]. 李进玉. 外交学院, 2020(08)
• [3]全球经济治理变革的路径选择 ——以CPTPP、AIIB为中心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D]. 王卓. 外交学院, 2018(12)
• [4]日本相对衰落与中国的应对[J]. 门洪华,宋志艳. 社会科学, 2016(07)
• [5]从侵略扩张到和平拓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与日本发展模式的转型[D]. 刘潇湘. 武汉大学, 2014(08)
• [6]人民币国际区域合作问题研究[D]. 关恒. 东北师范大学, 2014(12)
• [7]“日本梦”解构[J]. 吕耀东. 日本学刊, 2013(01)
• [8]日本发展思路转变对中国的借鉴意义[J]. 葛成. 人文杂志, 2012(06)
• [9]东亚货币合作中人民币与日元的关系[D]. 刘露. 东北财经大学, 2012(07)
• [10]两岸金融合作与交流深化的制度创新研究-ECFA的论述[D]. 张恒. 南开大学, 201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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