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办法（论文文献综述）
乔晓春[1]（2021）在《从“七普”数据看中国人口发展、变化和现状》文中研究指明重点针对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结合自1953年起历次人口普查数据,从人口数量、人口变动、分省人口分布、人口年龄结构和老龄化、人口城镇化、人户分离和流动人口,以及出生性别比、受教育程度、港澳台和外籍人口状况等几个方面进行比较分析,描述中国人口发展现状和变化。除此之外,结合官方刚刚公布的2011到2019年数据,分析了从2010年到2020年这十年的人口数量,以及出生率、死亡率、自然增长率和总和生育率的变化情况,并将调整后的结果与调整前的结果进行了比较,重点分析了"单独二孩"和"普遍二孩"政策调整前后出生人数和总和生育率的变化。
叶再兴[2]（2019）在《清末以降中国的户政制度与实践（1909-1953） ——以湖南为中心的考察》文中研究说明本文主要研究清朝末年至新中国建国初期（1909-1953年）的中国户政制度与实践。本文希望从两个层面展开研究:第一,从制度史的角度勾勒出中国户政制度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过程,明晰这一过程的阶段性与连续性,呈现这一过程的曲折性与复杂性;第二,通过以湖南为中心的典型个案研究,深入分析1909-1953年间户政制度的执行实态及其成效,从而丰富、深化学界对这一阶段的户政制度实践的认识;进而希望通过对户政制度的执行实态及其成效的分析,对清末以降中国基层政权建设等问题略作思考。清末以降,中国户政制度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是一个断裂与连续并存的过程。20世纪初至50年代是中国户政制度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关键时期,在此期间,中国的户政制度经历了两次大的断裂:第一次断裂发生在20世纪的最初十年,清廷为筹备立宪而创制现代户政法规、举办现代人口调查,中国户政制度从此步履蹒跚地走上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之路;第二次断裂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中共建立全国政权后,废弃南京国民政府时代的户政制度,在借鉴苏联模式的基础上重建户政制度。如果说第一次断裂是传统户政制度与现代户政制度之间的抉择的话,那么第二次断裂则是现代户政制度体系之内不同道路之间的选择。中国现代户政制度自清末宣统年间发轫,经由北洋政府及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继承与发展,期间虽有曲折与反复,但最终于20世纪40年代末期走向成熟与完善。经过系统梳理,本文认为中国户政制度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过程大致可分为四个小阶段,即初创时期（1909-1927年）、奠基时代（1928-1934年）、步入歧途时期（1935-1941年）及定于一尊时期（1942-1949年）。在考察中国户政制度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时,我们不仅要看到其中的断裂,也应看到断裂背后隐伏着的连续性,这种连续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清末以降的现代户政制度建设,从长期来看,是对中国传统户政制度演进趋势的延续;另一方面,整个清末民国时期,虽然中国的政局动荡不安、政权更迭频繁,但整个现代户政制度体系并未出现大的断裂,而是具有极其鲜明的连续性。如果说清末民国时期,历届政府的户政制度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功的话,那么在此期间的户政制度实践——人口普查、保甲户口编查及户籍登记,总体而言却以失败告终。与之相反,中共领导的1953年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虽然过程充满了曲折和复杂性,但最终取得了成功。可以说,清末民国时期户政制度实践的失败,表面上源于制度设计不良及执行困难,背后折射出的是国家权力对基层社会的控制能力和动员能力的贫弱;而1953年人口普查的成功,不仅得益于合理的制度设计和切实的制度执行,从更深的层面来看,实与中共优越的体制及其对基层社会强大的控制能力和动员能力密切相关。
周长友[3]（2018）在《生育政治—中国现代节育运动中的权力与技术》文中研究表明恩格斯认为人类的生产活动体现为两种类型,一是生活资料的生产,另一则是人类自身的生产。政治学研究长期以来以人类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分配为关注重点,较少论及人类自身的生产和价值分配过程。本文采用质性研究方法,以中国现代节育运动历史文献资料为基础,结合部分田野访谈资料,深入考察分析了现代生殖技术进步对节育运动中国家权力空间生产和分配的作用和影响,探讨现代国家人口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生育权利和资源的价值分配及其政治逻辑。国家权力的扩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不仅重塑了人们的身体观,同时也扩展了政治价值分配的权力空间,从而使医疗化身体、国家化生育和科学化生育成为中国现代节育运动的主要特征。国家权力和科学技术的双重作用不仅在中国现代节育运动中衍生出性别、民族、区域和年龄结构等失衡性权利问题,同时也衍生出配子技术和选择生育等生命和技术伦理问题。这些演变不仅是现代国家生育权利和资源权威性分配的产物和结果,也会对未来中国生育政治的权力与权利分配格局产生深刻的影响,同时也将生育政治的历史过程、运行逻辑、实践后果及时代特征展露无遗。传统社会由于受到生产力水平和医疗技术水平的限制,人口增长相对缓慢,“广土众民”成为王朝统治者追求的主要政治目标,家庭和个人等社会力量成为节育行为的主要实施者和参与者。西方近代节育思想在中国社会的传播不仅带来了生育“价值的颠覆”,而且使部分知识分子将节育运动同提高国民素质和摆脱“东亚病夫”形象的政治意义紧密联系在一起,西方医学科学和技术的传入则为在中国社会进行节育实践提供了可能。这促使中国近代节育运动逐渐由观念宣传迈向行动实践,开始在一些沿海大城市零星开展起来,但活动所取得的成果和产生的影响均非常有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使人们的生育行为迅速从“私域”走向了“公域”,个人身体在技术支持下开始成为国家权力运行的公共空间,科学技术的进步为贯彻国家生育意志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持和保障,医疗化身体、国家化生育和科学化生育等现代节育运动的基本特征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生殖医学技术进步带来的身体医疗化现象不仅抛弃了传统医学将人类身体视为一个封闭空间的旧有认知,而且将公民的个人身体内部空间公开地展示在权力和技术的双重规训之下。生育行为的政治化和技术化转变使国家政治权力成为节育技术推广和应用的权力保障,生殖技术则为节育行为的实施提供了技术支持,两者紧密协作共同塑造了中国现代节育运动的基本面貌。公民个人的身体在权力和技术的双重作用下成为被规训的后果和对象。在中国现代节育运动中国家权力的作用下,公民个人身体不仅成为不断被权力化敞视、检查和填充的对象,同时也成为被技术化敞视、检查和填充的对象。医疗化的身体不仅在权力和技术的双重规训作用下成为了空间编排的消极接受者和时间监控的消极服从者,而且逐渐演变形成了身体“真理”知识的积极驯服者。中国现代节育运动中的国家化生育以计划生育政策为主要内容,控制人口数量和提高人口素质被认为是政策实施的两项主要宗旨。国家通过建立人口计划目标调控体系和完善人口计划工作指标体系实现对人口增长数量的计划约束,同样通过建立优生目标调控体系和完善优生目标调控方式实现对人口增长质量的计划控制。在计划生育政策实施过程中,国家通过建立从中央、省、地（市）、县、乡、村的六级计划生育行政组织机构、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构建了一张“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繁密计划生育权力和技术网络,形成了对公民个人身体和生育行为进行权力和技术监视的强大力量。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制度、计划生育目标责任制度和计划生育政策动员制度的建立和实施不仅强化了国家权力向基层社会的渗透力度,而且进一步加剧了公民个体和家庭在面对强势权力和技术干预时的权利失能化倾向。中国现代节育运动中的科学化生育不仅是贯彻国家生育调控意志的重要手段,同时也是满足人们优生优育需求的主要方式。国家通过建立准生证制度、利益导向制度和基层监控制度等权力监控体系实现了对国家化生育意志的科学调控,同时也通过建立计划生育医疗技术监控、避孕药具监控和人口统计监控等方式实现了对人们科学生育行为的国家监控。医疗组织的广泛建立、医疗资源的均衡配置和医疗技术的普及推广不仅是贯彻国家科学化生育意志的重要手段,同时也是满足人们优生优育医疗服务需求的重要条件。国家计划生育技术体系的建立不仅为通过技术手段控制人口数量增长提供了可能,同时也为国家优生优育措施的推广和应用提供了技术保障。中国现代节育运动中国家政治权力对公民个体生育权利和技术资源的分配具有规划性、选择性和非均衡性,由此衍生出一系列非均衡性的生育权利和生育后果。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节育技术应用中的性别失衡和女性婚姻中的“货币化”倾向等揭示出计划生育政策加剧了固有的性别权利失衡问题。各民族之间生育政策的失衡、民族区域之间生育政策的差异和人口增长状况的差别等问题折射出计划生育政策加剧了原本就存在的民族权利失衡问题。人口增长的城乡差异和区域差异则表明了计划生育政策加剧了各区域之间人们享有生育权利的失衡问题。人口年龄结构中的城乡差异和地区差异则表明计划生育政策加剧了各区域之间的人口在青少年抚养和老年人口赡养负担方面的权利失衡问题。医疗资源的城乡失衡、地区失衡和结构失衡问题则表明计划生育政策加剧了人民享有平等医疗资源的权利失衡问题。在人口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权力和技术显然会对生育资源和权利的分配产生深刻影响。随着现代国家权力的扩张和技术的进步,人类生育日益公共化、国家化、政治化和技术化,由此衍生出诸多的生育问题并引发了激烈的权利之争。随着社会发展及公民个人独立和权利意识的增长,人们更加关注技术对个人自由和权利的制约以及人口生产过程中的女性平等、生育平等、生命平等和生育自由等问题,尝试重新思考和确定生育过程中的权力干预的边界和技术渗透的限度问题。这导致人们对于今天中国生育权利和资源分配的非均衡性以及由此衍生的诸多问题,国家人口生产的目标及计划生育政策本身的正当性和必要性等提出了质疑。在实践中,中国政府已经开始大幅度调整国家人口生产和发展目标及“计划生育”政策。这些国家目标和政策的调整并未改变人口生产资源和权利的国家权威性分配的特征,甚至在一定程度是生育政治逻辑的继续和体现,只是在不同时期国家权力干预和调控的范围、重点、目标以及手段有所不同而已罢了。
向小丹[4]（2017）在《来沪女性婚姻移民权利资格体系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婚姻迁移一直是中国女性迁移的重要形式。改革开放前,女性的婚姻迁移距离较短,基本在同县乡方圆20公里范围内。改革开放后,伴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巨大变迁,人口迁移和流动规模越来越大,女性婚姻迁移规模和迁移距离也随之大幅增加,全国范围的婚姻市场开始形成,出现了“跨省婚姻迁移”现象。相对于传统的同地婚,跨省婚姻迁移是一种新的婚姻和家庭模式。这是中国现代社会变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值得我们关注的新现象和新趋势。随着跨省女性婚姻移民群体的大规模出现,她们面临的生活困境也逐渐显现。以来沪女性婚姻移民群体为例,她们不仅有婚姻基础薄弱、婚姻家庭阶层偏低等国内外婚姻迁移中较普遍的问题,而且存在较严重的福利身份缺失、就业率低、家庭矛盾突出等问题。这些都是在社会转型这个大背景下形成的,因此本研究关注的主要问题是:来沪女性婚姻移民生活困境产生的制度机制是什么?研究的主要目的是,从权利资格视角出发,探讨转型中来沪女性婚姻移民权利资格的变化以及生活困境形成的社会制度原因,同时丰富和升华权利资格理论,进一步完善“权利资格理论”这条研究脉络。国内关于女性婚姻移民的研究主要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展开。宏观研究,揭示了女性婚姻移民迁移的趋势,对全国或某一地区发生婚姻迁移的人口数量、人口特征、地理分布及变化进行深入描述和分析,但对具体场景中的个人生存境遇与生活状况的形成解释力不够。微观研究,重视描述女性婚姻移民迁移后的生命经历和生活状况,却又忽视了这一群体所处的制度文化环境。为弥补既有研究的缺陷,本研究尝试从中观层面出发,着重探讨与剖析女性婚姻移民群体所处的社会制度对她们个人生存境遇与生活状况的影响。国内关于城市移民的研究也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不足:一国内主流的城市移民文献,以及政策的讨论仍然认为移民主要是男性,仍趋向于采用建立在男性经验之上的移民模式,城市移民女性作为迁移者、劳动者和依赖者,她们的特殊需要与脆弱性没有得到充分认识;二城市移民的研究对象以单一的劳动力移民为主,对于其他类型的移民如婚姻移民等,研究不多;三虽然也关注了城市移民的权利身份问题,但主要停留在“市民权”、“社会权”单一层面上,还不能全面立体多层次的揭示城市移民生活困境错综复杂的成因。生活困境可看做基本能力的一种严重丧失,而基本能力的普遍丧失与一系列不同权利的不充分有关。把生活困境置于权利体系中来阐释,有利于将生活困境同政治、法律和制度等社会因素联系起来,突破单一视角的局限。因此,本研究将深入权利结构,运用权利资格理论视角对来沪女性婚姻移民的生活困境进行分析。着名的马尔萨斯理论用粮食供应下降来解释饥荒产生的原因,认为饥荒是由于人口增长和食物供应失败导致的。森用经验证据挑战了这一理论构建的因果关系。森的权利资格理论突出了权利分配对饥荒的影响,成功解释了虽然粮食供应没有显着下降,饥荒仍然会发生的原因。阿玛蒂亚·森的权利资格理论着重强调的是合法权利,即法律、法规等明确赋予的正式权利。那么,正式制度赋予了权利资格,权利贫困就不会发生吗?将阿玛蒂亚·森的权利资格理论代入经验事实中,我们发现仍有许多解释不了的现象。例如,《继承法》明确规定男女拥有平等的继承权,为什么继承财产的大多数是儿子。又如,“夫妻投靠”等政策,给予了来沪女性婚姻移民户口,为什么她们的生活仍然面临困境?追根溯源,森的权利资格理论根源于社会契约论,社会契约主导的权利假设只在位于国家公民关系内的正式权利领域起作用,因此错过了非正式权利和非国家的影响。结果就是这个简洁的分析框架,重视了正式制度因素,排除了非正式制度因素;重视了国家因素,排除了市场和家庭因素。因此,森的权利资格理论只能照亮一个复杂现象的一小部分。面对既有研究的局限,根据田野调查发现,受既有理论的启发,本研究提出“权利资格体系”这个新的分析框架,从国家、家庭和市场三方面的赋权来探讨城市移民的生活困境问题。如果把由国家正式制度赋予的权利资格看作是正式权利,那么由意识形态、价值观念、道德观念及风俗习惯等非正式制度赋予的权利资格就可以定义为非正式权利。研究发现:首先,来沪女性婚姻移民生活困境根源于转型中国家、家庭、市场赋权不足所导致的社会保障权贫困、劳动权贫困和财产权贫困;其次,人们不仅从正式制度中获取权利束,还从非正式制度中获取权利束。当非正式权利与正式权利发生冲突时,由习俗、风俗、道德观念等具有约束力的非正式制度赋予的非正式权利降低了正式权利的有效性。
周光霞[5]（2016）在《农村劳动力流动对城市经济增长与工资溢价影响研究 ——基于集聚经济视角》文中研究表明大规模的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1990、2000、2010年的跨省流动规模分别为1106.5万人、4241.9万人和8587.6万人（余吉祥,2013）。要实现2020年60%常住人口城市化率的目标,1亿左右的农村人口将流动到城市生活（唐为、王媛,2015）。如此大规模的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空间集聚的根源是什么?新型城市化被视为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最大的内需所在、经济增长的新动力（国发[2016]8号）。那么农村劳动力流动主导的新型城市化能否成为中国新的经济增长引擎?新型城市化带来的经济增长是否具有“包容性”,绝大部分劳动力是否广泛受益于经济增长;城市劳动力市场中城镇劳动力、外地农村劳动力和本地农村劳动力,是否仅仅由于户籍身份的不同,在分享经济增长收益方面存在显着差异性?本文紧紧围绕上述三个问题,以省级、副省级和地级城市为研究对象,以集聚经济理论为基础,将集聚经济细分为金融外部性和技术外部性,在规模报酬递增和不完全竞争等假设前提下,引入“冰山”贸易成本,利用柯布--道格拉斯函数表示间接效用函数,在Puga（1998）劳动力城乡流动模型基础上建立理论模型,考察集聚经济对于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引导机制;然后分析城市层级的集聚经济效应,以西科恩和霍尔（Ciccone and Hall,1996、2002）模型为基础,识别影响城市经济增长变量,并利用Shapley方法分析城市经济增长差异性;最后重点关注城市集聚经济效应的分享,在Mincer（1974）工资方程基础上,判断城镇劳动力、本地农村劳动力和外地农村劳动力在分享城市集聚经济带来工资溢价方面是否存在差异性,最后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以上研究内容分别在文章中的四、五、六章详细阐述并进行实证检验。第四章在基本理论模型基础上,用市场潜能和城市人口规模分别代理金融外部性和技术外部性,建立多元非线性回归模型,利用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库和《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实证检验了集聚经济对于农村劳动力流动的非线性影响。第五章使用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库和《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并选择“市辖区土地面积”和“2000年市辖区农村劳动力流动比例”作为工具变量,识别影响城市经济增长变量,检验农村劳动力流动对于城市经济的贡献;并利用Shapley方法分解经济增长差异化指标,进一步确定农村劳动力流动对于城市经济增长差异性的影响。第六章拓展Mincer的工资决定方程,利用CHIP2002和CHIP2007数据库,引入城市层级的金融外部性和技术外部性,同时控制劳动力年龄、性别、婚姻、教育水平、经验等传统文献常用的劳动力个人层面变量,利用1953年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作为工具变量,实证检验城市集聚经济带给劳动力的工资溢价及其差异性。本文通过理论研究和实证检验,主要得到以下结论:1.农村劳动力流动和城市集聚经济之间存在典型的非线性关系。农村劳动力流动规模与金融外部性之间存在“U”型曲线关系,这意味着金融外部性的发挥需要一定的市场规模和经济基础,只有当金融外部性达到一定的门槛值之后,农村劳动力流动规模将随着金融外部性的增加而增长;农村劳动力流动规模与技术外部性之间存在“（?）”型曲线关系,城市集聚的技术外部性对农村劳动力流动规模有一个先抑制、后促进、再抑制的作用。2.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显着促进城市经济增长,但是户籍制度削弱了劳动力流动带来的城市经济增长效应,并且农村劳动力的空间分布不均衡带来城市经济增长的差异性。实证结果显示,ln（1+m）（m=市辖区农村劳动力规模/城镇劳动力规模）的回归系数是1.769,并在1%水平显着;m和金融外部性交叉项的回归系数显着为负值,表明户籍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金融外部性;而m和技术外部性交叉项的回归系数为正值,但是不显着,有待于进一步的验证;最后运用Shapley方法分解城市经济增长差异性的基尼系数、泰尔-L指数、泰尔-T指数,发现变量（1+m）对于基尼系数、泰尔-L指数、泰尔-T指数贡献分别为31%、43%和61%,对于三个差异性指标贡献均居于首位,农村劳动力流动增加了城市间经济增长的差异性。3.城市集聚经济带给劳动力较高的工资溢价,大幅度地提升了劳动力收入水平,新型城市化是广泛“包容的”的;但是工资溢价的分享具有差异性,城镇劳动力与外地农村劳动力在分享金融外部性带来的工资溢价方面不存在显着的差异,而本地农村劳动力获得的工资溢价最低;技术外部性带来的工资溢价更多地被城镇劳动力分享,本地农村劳动力次之,外地农村劳动力最低。实证结果显示,金融外部性和技术外部性上升1%,劳动力小时工资收入分别提升0.418%和0.124%,劳动力确实在新型城市化过程中获得好处。然而仅仅由于户籍身份的不同,在经济增长成果分享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城镇劳动力、本地农村劳动力、外地农村劳动力的小时工资收入与金融外部性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417、0.332和0.421,这意味着城市集聚产生的金融外部性提高1%,城镇劳动力、本地农村劳动力、外地农村劳动力的小时工资分别提高0.417%、0.332%和0.421%。城镇劳动力、本地农村劳动力、外地农村劳动力的小时工资收入与技术外部性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144、0.119,0.072,这意味着城市集聚产生的技术外部性增加1%,城镇劳动力、本地农村劳动力、外地农村劳动力的小时工资收入分别可以提高0.144%、0.119%、0.072%,外地农村劳动力获得技术外部性带来的工资溢价最低,仅仅达到城镇劳动力的一半。最后,论文从发挥城市集聚经济效应和缓解户籍制度约束等方面提出相应的建议和对策,有助于新型城市化的推进和现代化、可持续经济增长目标的实现。
彭伟斌[6]（2015）在《江浙人口政策比较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近20年来,有关人口政策的总结与反思备受国内外学术界关注,而有关气候变化的争议则使人口政策更加瞩目。随着经济增长进入“新常态”,中国客观上要求人口结构和数量向适度、合理的方向发展,人口政策的演进正在经历重要的历史转折期。在此背景下,开展人口政策的比较研究和评估生育政策的选择与走向,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主题。本文除引言和结语部分外,全文共分八章来展开。引言部分论述了本文选题的五大背景及研究意义。第一章对国内外有关人口政策的研究文献进行了详细梳理和述评,将国内有关生育政策调整的观点划分为“严控紧缩”、“量化宽松”、“鼓励扩张”和“自主抉择”等四大学派；第二章交代了三组重要概念及本文的研究方法、基本思路及创新之处：鉴于印度是全球第一个由强制性计划生育向自愿性家庭计划转型的国家,第三章从国际视角先对印度国家人口政策的历史演进作了个案诠释和经验分析,从该国人口政策的历史演进过程及影响因素研究中突出了制定人口政策要遵循人口过程的客观规律性；第四章基于人口事件的细节罗列论述了中国人口政策演进的历史过程并进行了相应的阶段,将中国人口政策的历史演进特征归纳为四大特征；第五章分析了江浙两省人口政策的形成过程,将两省地方性人口政策的演进粗略划分为七个不同阶段,并从政策调整时间、政策内容及实施细节等方面进行了比较；第六章借助人口普查资料和统计年鉴资料从人口规模、人口结构、生育水平、人口分布等方面对江浙两省人口发展现状及其历史变动做了详细对比,显示了江浙两省不同人口政策殊途同归的发展趋势：极低的总和生育率和巨大的人口负增长惯性；第七章运用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对江浙两省196个区县市的面板数据分析了政策性因素和非政策性因素对两省总和生育率的影响,结果发现政策区别仍起作用但效果极微,导致生育率水平差异的根本性原因还在于社会经济发展程度上的不同；第八章运用人口预测模型对江浙两省执行单独两孩生育政策后的人口总量、出生人口、人口结构及变动趋势进行了展望,预测结果显示,生育政策调整不会形成大规模出生堆积,单独两孩政策不仅无法阻止江浙两省人口趋向负增长的发展态势,也无法从根本上消除人口的结构性危机。考虑到江浙两省所呈现的超低生育率及“政策遇冷”现象,本文认为应尽快实施更为宽松的人口政策,政策的调整和完善应努力实现三个重要转换：即从计划经济指令型的人口政策向市场经济引导型的人口政策转换；从显性的人口政策向隐性的人口政策转换；从直接干预型的人口政策向间接参与型的人口政策转换。
王谦,崔红艳,李睿,庞江倩,陈卫,杨胜慧[7]（2010）在《中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经验与启示》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近一两年来,各机构、组织、刊物举办的有关第六次人口普查的各种研讨会、论坛相当频繁,国内外学者、各部门和各级别的政府官员在各种刊物、网络媒体上发表的有关中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文章数不胜数。《人口研究》编辑部一年前曾经组织了一期论坛"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挑战与展望",时隔一年,在第六次人口普查刚刚结束之时,再次就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有关问题举办论坛进行讨论。第六次人口普查可谓当前中国人口研究和实际工作的焦点、热点、难点。社会各界对第六次人口普查也充满了期待。本次论坛邀请了来自国家统计局（作为主管全国人口普查工作的政府部门）、北京市统计局（作为实际工作部门）和中国人民大学（作为研究部门）的专家学者,就我国第六次人口普查在哪些方面进行了改进和改革、第六次人口普查在试点和登记工作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以及第六次人口普查的经验和启示进行讨论。
孙平[8]（2007）在《政府巨型数据库时代的公民隐私权保护》文中提出我国已经进入政府巨型数据库时代,政府掌握着大量的公民个人信息。但是,当我们开始进行个人信息保护立法的时候,却没有人注意到政府巨型数据库可能对公民隐私权造成的危害。历史上,政府巨型数据库对公民隐私权的潜在危害是个人信息保护法产生的主要原因。在世界范围内,个人信息保护逐渐成为宪法隐私权的一部分,个人信息保护法与宪法的关系也越来越紧密。这一发展又促使个人信息保护法对政府巨型数据库的规制越来越严格,对个人的保护越来越完善。我国在进行相关立法时必须做好调查研究工作,弄清楚我们的政府巨型数据库的运作情况及其对公民隐私权的影响。我国在确立宪法隐私权的同时还要处理好个人信息保护法与宪法的关系。
林钧昌[9]（2005）在《城市化进程中的城市民族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民族问题是随着民族产生而出现的一个十分复杂的,也是非常重要的社会问题。一般来说,民族问题主要是指民族从形成、发展直到消亡之前的各个历史阶段上,不同民族和民族集团之间在社会生活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发生的各种关系中出现的各种矛盾。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生活着56个民族。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特别是西部大开发的顺利进行,西部地区的少数民族群众逐渐进入东部沿海、发达地区,东部地区的汉族则越来越多地进人西部民族地区,同时各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人口流动也越来越频繁,城市居民的多民族化现象日渐突出,城市少数民族人口数量逐年增多,城市中不同民族之间因经济利益、传统文化、风俗习惯等方面的差异而产生民族矛盾也有所增多。社会主义时期是各民族共同发展、繁荣的阶段,不是民族消亡的阶段,民族差异和民族特点将长期存在,城市民族问题将长期存在。对我们这样一个多民族国家来说,城市民族问题往往与诸多社会问题交织在一起,涉及到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关系到国家主权、领土完整、社会稳定、边防巩固、经济发展和国内各民族的团结。本文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具体采用了多学科综合研究的方法、整体系统研究的方法、抽象归纳的方法、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调查研究的方法、定量分析的方法等。论文共分七部分:绪论:简要论述了研究城市民族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选择青岛、威海为个案研究对象的缘由。第一章:城市的起源与城市化。本章对城市的概念、城市化的概念、当代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及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探讨。第二章:中国的城市与民族。本章从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入手,探讨了中国城市少数民族的特点及城市民族文化的多元性。第三章: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城市民族问题。本章首先论述了我国现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的城市化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础上进行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民族问题将始终存在,城市化进程中的城市民族问题只是其中之一部分。第四章:城市化进程中的民族问题个案分析之一--青岛市的民族问题。改革开放后,进入青岛的少数民族人口大量增加。2004年,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达到4万人。青岛市在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发展民族经济,增进民族团结,加强对外来少数民族群众的服务和管理,培养选拔少数民族干部,解决少数民族群众的热点、难点问题以及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显着成绩。 第五章:城市化进程中的民族问题个案分析之二—威海市的民族问题。威海市是一个新兴的地级沿海开放城市。随着威海市少数民族人口的快速增长,威海市的民族工作逐渐成为该市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面对出现的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威海市加强了对城市民族关系的协调,注重发展农村少数民族经济,全市各民族团结和睦,社会稳定。 第六章:城市民族工作机制的探讨。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城市民族工作取得的成绩和经验,进行了简单的总结和归纳,借鉴了不同城市各具特色的民族工作方法,提出了建立和完善处理城市民族关系问题的机制,使新时期城市民族关系始终处于和谐状态。关键词:城市,少数民族,民族问题,民族工作
李柳森[10]（2004）在《“老普查”经验谈——历次普查工作的主要经验、教训及建议》文中研究说明
二、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办法（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办法（论文提纲范文）
（1）从“七普”数据看中国人口发展、变化和现状（论文提纲范文）
| 1 人口规模在增加，人口增长率在下降 |
| 2 出生率下降、死亡率上升、人口即将进入负增长 |
| 3 三十年来总和生育率第一次实锤 |
| 4 人口年轻化和老龄化同时出现，老龄化呈现加速态势 |
| 5 人口城镇化速度加快，分省人口分布格局差异明显 |
| 6 人户分离人口和流动人口出现大幅度提升 |
| 7 人口其他方面的变化 |
（2）清末以降中国的户政制度与实践（1909-1953） ——以湖南为中心的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户政概念浅释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及述评 |
| 第三节 研究资料及区域 |
| 第四节 论文结构及内容 |
| 第一章 清末及北洋时期的户政观念、制度与实践 |
| 第一节 遗产: 中国传统户政制度的源流、特点及现代转型意涵 |
| 第二节 开端: 清朝末年的户政观念、制度与实践 |
| 第三节 承续: 北洋时期的户政制度与实践 |
| 第四节 小结 |
| 第二章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户政制度 |
| 第一节 奠基时代 |
| 第二节 步入歧途 |
| 第三节 定于一尊 |
| 第四节 达致标准 |
| 第五节 小结 |
| 第三章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湖南的户政实践 |
| 第一节 调查自治户口 |
| 第二节 编查保甲户口 |
| 第三节 实施户籍登记 |
| 第四节 小结 |
| 第四章 1953年湖南省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 |
| 第一节 缘起与制度安排 |
| 第二节 挑战与应对之策 |
| 第三节 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3）生育政治—中国现代节育运动中的权力与技术（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1、选题背景与意义 |
| 2、研究综述 |
| 3、本研究尝试解答的问题 |
| 3.1 现代节育运动中的国家调控问题 |
| 3.2 现代节育运动中的科学调控问题 |
| 3.3 现代节育运动调控衍生的失衡性问题 |
| 3.4 现代生育政治中的权力与权利分配之争问题 |
| 第一章 医疗化身体:现代生育技术进步中的节育控制 |
| 第一节 中国现代节育运动的兴起 |
| 1、中国近代节育政治的兴起 |
| 2、中国现代节育政治运动的演变 |
| 第二节 现代生育技术进步中的身体权力化“规训” |
| 1、身体的权力敞视 |
| 2、身体的权力检查 |
| 3、身体的权力填充 |
| 第三节 现代生育技术进步中的身体技术化“规训” |
| 1、身体的技术敞视 |
| 2、身体的技术检查 |
| 3、身体的技术填充 |
| 第四节 身体的失控:现代生育技术进步中的个体化失能 |
| 1、身体空间编排的消极接受者 |
| 2、身体时间监控的消极服从者 |
| 3、身体“真理”知识的积极驯服者 |
| 第二章 国家化生育:现代节育运动中的国家调控 |
| 第一节 国家人口调控目标下的节育运动 |
| 1、国家人口计划目标的发展历程 |
| 2、国家人口计划目标的调控体系 |
| 3、国家人口计划目标的指标体系 |
| 第二节 国家优生目标调控下的节育运动 |
| 1、国家优生工作的发展历程 |
| 2、国家优生目标的调控体系 |
| 3、国家优生目标的调控方式 |
| 第三节 国家化生育调控下的计生组织体系 |
| 1、计划生育组织体系 |
| 2、计划生育运行方式 |
| 第三章 科学化生育:现代节育运动中的技术监控 |
| 第一节 国家化生育调控下的医疗组织、资源与技术控制 |
| 1、国家化生育调控下的医疗组织控制 |
| 2、国家化生育调控下的医疗资源控制 |
| 3、国家化生育调控下的医疗技术控制 |
| 第二节 国家化生育调控下的社会监控体系 |
| 1、国家化生育权力监控体系 |
| 2、国家化生育技术监控体系 |
| 第四章 失衡性权利:生育权利的非均衡性及后果 |
| 第一节 现代节育运动中的性别失衡问题 |
| 1、现代节育运动中的出生人口性别失衡问题 |
| 2、现代节育运动中的性别平等问题 |
| 3、现代节育运动中的女性与婚姻 |
| 第二节 现代节育运动中的民族失衡问题 |
| 1、现代节育运动中各少数民族人口生育政策之间的失衡问题 |
| 2、现代节育运动中各少数民族地域之间生育政策失衡问题 |
| 3、现代节育运动中各少数民族人口增长状况之间的失衡问题 |
| 第三节 现代节育运动中的区域失衡问题 |
| 1、现代节育运动中的城乡失衡问题 |
| 2、现代节育运动中的地区失衡问题 |
| 第四节 现代节育运动中的年龄结构失衡问题 |
| 1、人口年龄结构失衡中的城乡差异 |
| 2、人口年龄结构失衡中的地区差异 |
| 第五节 现代节育运动中的医疗资源失衡问题 |
| 1、中国现代节育运动中医疗资源的城乡失衡问题 |
| 2、中国现代节育运动中医疗资源的地区失衡问题 |
| 3、中国现代节育运动中医疗资源的结构失衡问题 |
| 第五章 技术性失衡:现代生育技术进步中的权利之争 |
| 第一节 现代生育技术进步中的妇女解放与奴役之争 |
| 第二节 现代生育技术进步中的生育权与生命权之争 |
| 第三节 现代生育技术进步中的公民平等权之争 |
| 第四节 现代生育技术进步中的国家权力与公民自由之争 |
| 第六章 生育政治:现代国家生育权利和资源的权威性分配及其逻辑 |
| 第一节 现代国家生育政治的内涵 |
| 1、生育的概念 |
| 2、政治的概念 |
| 3、生育政治的概念与内涵 |
| 3.1 什么人享有生育权力和权利的问题 |
| 3.2 人们在什么时候享有生育权力和权利的问题 |
| 3.3 人们怎么样获得生育权力和权利的问题 |
| 第二节 现代国家生育政治中的权力与权利分配逻辑 |
| 1、生育政治权力和权利分配的一般逻辑 |
| 2、生育政治权力与权利分配的特殊逻辑 |
| 3、现代国家生育政治的特征 |
| 第三节 现代国家生育政治的逻辑演变 |
| 1、节育运动中的国家权力干预将减弱,社会和家庭自主调控力度将增强 |
| 2、节育运动中的消极技术干预力量将减弱,积极技术干预力量将增强 |
| 3、个人自主生育和科学选择生育将会给节育运动带来的新的伦理和法律挑战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4）来沪女性婚姻移民权利资格体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全国女性婚姻移民迁移态势 |
| 1.1.2 上海市女性婚姻移民迁移态势 |
| 1.2 问题提出 |
| 1.3 研究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
| 1.4 研究方法 |
| 1.4.1 深度访谈为主的质性研究方法 |
| 1.4.2 资料收集方法 |
| 1.4.3 资料分析方法 |
| 1.5 主要概念界定 |
| 1.5.1 城市移民 |
| 1.5.2 跨省婚姻迁移 |
| 1.5.3 来沪女性婚姻移民 |
| 1.5.4 生活困境 |
| 第二章 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
| 2.1 移民研究 |
| 2.1.1 女性婚姻移民研究述评 |
| 2.1.2 城市移民研究述评 |
| 2.2 权利资格理论的起源 |
| 2.2.1 权利资格理论萌芽 |
| 2.2.2 近代权利资格理论 |
| 2.2.3 现代权利资格理论 |
| 2.3 森的权利资格理论 |
| 2.3.1 既有饥荒理论阐述 |
| 2.3.2 森的权利资格理论阐述 |
| 2.3.3 森的权利资格理论评价 |
| 2.4 新的分析框架:权利资格体系(entitlement system) |
| 2.4.1 国家、家庭、市场与权利资格 |
| 2.4.2 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 |
| 2.4.3 非正式权利 |
| 2.4.4 权利资格体系的构成 |
| 第三章 来沪女性婚姻移民的形成与现状 |
| 3.1 夫妻投靠政策的演变 |
| 3.1.1 全国夫妻投靠政策的演变 |
| 3.1.2 上海夫妻投靠政策的演变 |
| 3.2 上海市女性婚姻移民人口构成特点 |
| 3.2.1 女性占绝大多数 |
| 3.2.2 来自距离上海较近的东部地区 |
| 3.2.3 文化程度以初高中为主 |
| 3.2.4 职业层次较低 |
| 3.2.5 居住集中在城郊结合部及近郊 |
| 3.2.6 户籍来源以农业户口为主 |
| 3.3 来沪女性婚姻移民的生活困境 |
| 3.3.1 婚姻基础薄弱 |
| 3.3.2 福利身份缺失 |
| 3.3.3 家庭矛盾突出 |
| 3.3.4 婚姻家庭阶层偏低 |
| 3.3.5 就业率低 |
| 第四章 社会权利资格 |
| 4.1 社会权资格缺失 |
| 4.1.1 养老和医疗保障缺失 |
| 4.1.2 无法享受城市低保 |
| 4.1.3 社会保险参与率很低 |
| 4.1.4 动迁安置没有补偿资格 |
| 4.1.5 社会保险待遇差别大 |
| 4.2 转型中的社会福利制度安排 |
| 4.2.1 城市福利资格的获取——“夫妻投靠”政策 |
| 4.2.2 转型中的农村社会福利 |
| 4.3 转型前的社会福利制度安排 |
| 4.3.1 转型前城市社会福利由国家/单位提供 |
| 4.3.2 转型前农村社会福利由集体提供 |
| 4.4 本章小结 |
| 4.4.1 家户制度的回归与个体权利资格的失落 |
| 4.4.2 福利待遇属地化与移民权利资格的失落 |
| 第五章 财产权利资格 |
| 5.1 建立家庭生活的困境 |
| 5.1.1 家庭矛盾突出 |
| 5.1.2 家庭地位低 |
| 5.1.3 婚入家庭阶层偏低 |
| 5.2 家庭财产继承制:继承资格缺失 |
| 5.3 夫妻财产制:从家庭主义到个人主义的转向 |
| 5.3.1 家庭财产制 |
| 5.3.2 夫妻共同财产制 |
| 5.3.3 婚后财产转化制 |
| 5.3.4 废除个人财产转化制 |
| 5.3.5 保护婚后个人财产 |
| 5.4 居住权:家庭矛盾的导火索 |
| 5.4.1 从夫居——失去原生家庭居住权 |
| 5.4.2 具有依附性的居住权 |
| 5.4.3 引发矛盾的居住权 |
| 5.5 本章小结:无处赋予的财产权 |
| 5.5.1 一般共同所有制和个人财产转化制 |
| 5.5.2 财产继承资格缺失 |
| 5.5.3 脆弱的居住权 |
| 5.5.4 转型中财产权的失落 |
| 第六章 劳动权利资格 |
| 6.1 来沪女性婚姻移民的就业困境 |
| 6.1.1 就业率低 |
| 6.1.2 工作不稳定 |
| 6.1.3 职业层次低 |
| 6.2 就业制度转型:从“统包统配”到“劳动合同制” |
| 6.3 家庭照顾:从“去家庭化”到“再家庭化” |
| 6.3.1 转型前的公共托幼系统 |
| 6.3.2 转型中公共幼托服务的全面瓦解 |
| 6.3.3 薄弱的亲属网络 |
| 6.4 本章小结:从“完全劳动权”到“限定劳动权” |
| 第七章 结论与讨论 |
| 7.1 研究发现 |
| 7.1.1 国家、家庭、市场与权利贫困 |
| 7.1.2 非正式权利与正式权利 |
| 7.2 相关讨论 |
| 7.2.1 制度转型中的断裂——集体性福利机制的失落 |
| 7.2.2 家户制度与个人权利的冲突 |
| 7.2.3 权利作为一种研究方法 |
| 7.2.4 政策设计的性别视角 |
| 7.3 政策启示 |
| 7.3.1 以个人为单位保障女性婚姻移民的生存与发展 |
| 7.3.2 承认家务劳动的价值 |
| 7.3.3 加强儿童保育和老人养老保障体系的建立 |
| 7.4 有待研究的问题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访谈名单表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5）农村劳动力流动对城市经济增长与工资溢价影响研究 ——基于集聚经济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目标与研究内容 |
| 1.2.1 研究目标 |
| 1.2.2 研究内容 |
| 1.3 研究对象与数据说明 |
| 1.3.1 研究对象 |
| 1.3.2 数据来源 |
| 1.4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技术路线 |
| 1.5 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
| 1.5.1 可能的创新 |
| 1.5.2 可能的不足 |
| 第二章 概念界定与文献综述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农村劳动力流动 |
| 2.1.2 城市集聚经济 |
| 2.1.3 城市经济增长 |
| 2.1.4 工资溢价 |
| 2.2 文献综述 |
| 2.2.1 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因素 |
| 2.2.2 农村劳动力流动与城市经济增长 |
| 2.2.3 农村劳动力流动与城市工资溢价 |
| 2.3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
| 3.1 理论基础 |
| 3.1.1 外部经济 |
| 3.1.2 城市经济学 |
| 3.1.3 新经济地理学 |
| 3.1.4 集聚经济理论 |
| 3.2 研究假说1 |
| 3.2.1 城市集聚经济的“向心力” |
| 3.2.2 城市集聚经济的“离散力” |
| 3.2.3 提出研究假说1 |
| 3.3 研究假说2 |
| 3.3.1 农村劳动力流动、集聚经济与城市经济增长 |
| 3.3.2 户籍制度制约下的城市经济增长 |
| 3.3.3 农村劳动力流动与城市经济增长的差异性 |
| 3.3.4 提出研究假说2 |
| 3.4 研究假说3 |
| 3.4.1 城市集聚经济与工资溢价 |
| 3.4.2 户籍制度约束性下的工资溢价 |
| 3.4.3 户籍制度细分下的差异性工资溢价 |
| 3.4.4 提出研究假说3 |
| 3.5 分析框架图 |
| 第四章 农村劳动力流动与城市集聚经济 |
| 4.1 理论分析 |
| 4.1.1 基本假设 |
| 4.1.2 基本理论模型 |
| 4.1.3 模型的拓展 |
| 4.2 描述性分析 |
| 4.2.1 样本城市的代表性分析 |
| 4.2.2 基于城市层面的描述性分析 |
| 4.2.3 基于城市区位的描述性分析 |
| 4.3 实证模型 |
| 4.3.1 城市集聚经济和农村劳动力流动的非线性关系 |
| 4.3.2 实证模型、变量和数据 |
| 4.4 实证结果分析 |
| 4.4.1 城市人口规模与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型”非线性关系 |
| 4.4.2 市场潜能与农村劳动力流动的“U”形非线性关系 |
| 4.4.3 其他控制变量分析 |
| 4.4.4 稳健性检验 |
| 4.4.5 内生性问题 |
| 4.5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农村劳动力流动、集聚经济与城市经济增长 |
| 5.1 理论分析 |
| 5.1.1 基本理论模型 |
| 5.1.2 模型的拓展 |
| 5.2 描述性分析 |
| 5.2.1 基于省级层面的描述性分析 |
| 5.2.2 基于城市层面的描述性分析 |
| 5.3 实证模型、变量和数据 |
| 5.3.1 实证模型 |
| 5.3.2 变量 |
| 5.3.3 数据 |
| 5.4 实证结果分析 |
| 5.4.1 工具变量的选择 |
| 5.4.2 稳健性检验 |
| 5.4.3 实证结果分析 |
| 5.5 农村劳动力流动、集聚经济与城市经济增长 |
| 5.5.1 实证模型 |
| 5.5.2 实证结果分析 |
| 5.5.3 内生性检验 |
| 5.5.4 稳健性检验 |
| 5.6 农村劳动力流动与经济增长的差异性:基于回归方程的分解 |
| 5.6.1 城市经济增长差异性的衡量 |
| 5.6.2 Shapley分解方法简介 |
| 5.6.3 分解说明 |
| 5.6.4 Shapley分解结果分析 |
| 5.7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农村劳动力流动、集聚经济与城市工资溢价 |
| 6.1 理论分析 |
| 6.2 描述性分析 |
| 6.2.1 CHIP样本选择 |
| 6.2.2 CHIP数据整理 |
| 6.3 模型、变量和数据 |
| 6.3.1 模型 |
| 6.3.2 被解释变量:小时工资水平 |
| 6.3.3 核心解释变量:金融外部性和技术外部性 |
| 6.3.4 其他解释变量 |
| 6.3.5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户籍类型 |
| 6.4 城市集聚经济与工资溢价:全样本实证结果 |
| 6.4.1 城市集聚经济效应存在性证明 |
| 6.4.2 其他控制变量解释 |
| 6.5 城市集聚经济与工资溢价:农村劳动力子样本实证结果 |
| 6.5.1 城市集聚经济与农村劳动力工资溢价 |
| 6.5.2 内生性检验:工具变量回归 |
| 6.6 模型拓展:城市集聚效应影响工资溢价的差异性分析 |
| 6.6.1 城镇劳动力和农村劳动力工资溢价的差异性分析 |
| 6.6.2 城镇劳动力和农村劳动力工资溢价的差异性分析:工具变量回归 |
| 6.6.3 城镇劳动力、本地农村劳动力和外地农村劳动力工资溢价的差异性分析 |
| 6.6.4 城镇劳动力、本地农村劳动力和外地农村劳动力工资溢价的差异性分析:工具变量 |
| 6.6.5 进一步讨论:户籍身份与工资溢价的差异性 |
| 6.7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7.1 研究结论 |
| 7.1.1 金融外部性、技术外部性和农村劳动力流动存在非线性关系 |
| 7.1.2 农村劳动力流动带来差异化的城市经济增长 |
| 7.1.3 农村劳动力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上获得工资溢价 |
| 7.1.4 相较于城镇劳动力,农村劳动力获得的工资溢价呈现差异性 |
| 7.2 政策建议 |
| 7.2.1 充分利用集聚经济机制引导农村劳动力流动 |
| 7.2.2 采用提高集聚经济的城市化模式 |
| 7.2.3 打破地区间的市场分割,鼓励地区间的交流和合作 |
| 7.2.4 加快户籍改革,推进农村劳动力市民化的进程 |
| 7.2.5 提升农村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水平,提高城市融入度 |
| 7.3 未来研究方向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论文发表情况 |
（6）江浙人口政策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提要 ABSTRACT 引言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 |
| 一、国际社会对全球家庭计划的总结与反思 |
| 二、全球气候变化与发达国家对人口政策的再度关注 |
| 三、后金融危机时代全球人口发展与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 |
| 四、中国人口政策和人口过程正在经历重要的历史转折 |
| 五、国内外对于中国人口政策的第四次学术大讨论 |
| 第二节 研究意义 |
| 一、理性回顾中国计划生育之历史 |
| 二、比较分析省域不同人口政策之效果 |
| 三、研究探讨未来中国人口政策之取向 第一章 文献研究与述评 |
| 第一节 关于人口政策的概念界定 |
| 第二节 关于人口政策的目标 |
| 第三节 关于人口政策的研究方法 |
| 一、人口政策的定性研究方法 |
| 二、人口政策的定量研究方法 |
| 三、人口政策的比较研究方法 |
| 四、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关于人口政策的决策机制与程序 |
| 一、关于《公开信》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
| 二、关于中国人口政策的决策程序 |
| 第五节 关于人口政策的效果 |
| 一、人口政策的经济效益论 |
| 二、人口政策的社会成本论 |
| 三、人口政策的国家安全论 |
| 第六节 关于人口政策的反思 |
| 第七节 关于人口政策的调整 |
| 一、人口政策是否应调整? |
| 二、人口政策应如何调整? |
| 第八节 文献研究评述小结 第二章 基本概念、研究方法、基本思路与创新之处 |
| 第一节 基本概念 |
| 一、人口政策与生育政策 |
| 二、家庭计划与计划生育 |
| 三、总生育率与总和生育率 |
| 第二节 研究方法 |
| 一、比较研究法 |
| 二、文献分析法 |
| 三、计量经济方法 |
| 四、人口预测方法 |
| 五、其他研究方法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 |
| 第四节 创新之处 |
| 一、基于国际经验的人口政策演进影响因素分析 |
| 二、基于江浙两省不同人口政策的比较与效果评估 |
| 三、江浙两省执行单独两孩政策后的人口发展模拟预测 |
| 四、人口政策调整与优化应重视“三个转换” 第三章 人口政策演进及其影响因素：国际经验 |
| 第一节 人口政策演进的政策学诠释 |
| 一、人口政策的产生与发展 |
| 二、人口政策演进中的组织及其作用 |
| 第二节 人口政策演进的国际案例 |
| 第三节 印度人口政策的演进过程 |
| 一、印度人口增长趋势 |
| 二、印度人口政策缘起 |
| 三、印度人口政策的演进过程 |
| 第四节 影响印度人口政策演进的因素分析 |
| 一、殖民因素与马尔萨斯主义 |
| 二、区域差异和城乡分割 |
| 三、土地制度与土地关系 |
| 四、宗教制度与传统文化 |
| 五、识字率及受教育机会 |
| 六、人口构成特征的影响 |
| 七、外国政府与国际组织援助的影响 |
| 八、政府结构和政治斗争 |
| 第五节 人口政策演进的国际启示 |
| 一、人口政策的制定应充分认识人口的社会性和历史性 |
| 二、人口政策的目标取向应更全面地关注人口发展 |
| 三、人口政策的实施应充分尊重人民的生育意愿和权利 |
| 四、人口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应充分发挥非政府组织的作用 |
| 五、人口政策的制定和调整应充分借鉴计划生育示范项目的经验成果 |
| 六、人口政策的制定应紧密契合社会经济的发展进程 第四章 中国人口政策演进：过程、阶段与特征 |
| 第一节 从全球家庭计划运动看中国计划生育开端 |
| 一、新独立国家积极参与全球家庭计划运动 |
| 二、美国是全球家庭计划运动的始作俑者 |
| 三、全球家庭计划运动背景下的中国计划生育 |
| 第二节 中国人口政策的演进过程 |
| 第三节 中国人口政策演进的阶段划分 |
| 第四节 中国人口政策演进的基本特征 |
| 一、中国人口政策的选择具有鲜明的政治博弈特征 |
| 二、中国人口政策的实施具有显着的国家控制特征 |
| 三、中国人口政策的内容具有突出的计划性特征 |
| 四、中国人口政策的规制具有严格的强制性特征 第五章 江浙两省人口政策的形成、发展与比较 |
| 第一节 江浙两省地理区位及人口概况 |
| 一、江苏省地理区位与人口概况 |
| 二、浙江省地理区位与人口概况 |
| 第二节 地方性人口政策的形成 |
| 第三节 江苏人口政策的发展过程 |
| 一、1949-1954年：放任人口生育阶段 |
| 二、1955-1961年：节制生育起步阶段 |
| 三、1962-1970年：计划生育试点阶段 |
| 四、1971-1978年：推行计划生育时期 |
| 五、1979-1989年：计划生育深入发展时期 |
| 六、1990-2005年：指标管理与法制建设时期 |
| 七、2006-2014年：计划生育综合改革与政策微调时期 |
| 第四节 浙江人口政策的发展过程 |
| 一、1949-1953年：限制节育时期 |
| 二、1954-1961年：提倡节制生育时期 |
| 三、1962-1970年：试行计划生育时期 |
| 四、1971-1978年：全面开展计划生育时期 |
| 五、1979-1989年：计划生育法制化时期 |
| 六、1990-2005年：计划生育强化时期 |
| 七、2006-2014年：综合改革与政策微调时期 |
| 第五节 江浙两省人口政策发展比较 |
| 一、江浙两省人口政策形成与调整时间比较 |
| 二、江浙两省现行生育政策内容比较 |
| 三、江浙两省单独两孩政策实施细则比较 第六章 江浙两省人口发展现状及历史变动比较 |
| 第一节 江浙两省人口规模及历史变动比较 |
| 一、江浙两省人口总量与历史变动比较 |
| 二、江浙两省人口自然变动比较 |
| 三、江浙两省人口机械变动比较 |
| 第二节 江浙两省人口结构及历史变动比较 |
| 一、江浙两省性别结构及其历史变动比较 |
| 二、江浙两省人口年龄构成及历史变动比较 |
| 三、江浙两省人口教育构成及历史变动比较 |
| 四、江浙两省人口城乡构成及历史变动比较 |
| 第三节 江浙两省生育水平及历史变动比较 |
| 一、江浙两省育龄妇女一般生育率比较 |
| 二、江浙两省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变动比较 |
| 三、江浙两省育龄妇女年龄别生育率变动比较 |
| 第四节 江浙两省人口分布及人口负增长区域比较 |
| 一、江浙两省人口密度与分布比较 |
| 二、江浙两省常住人口负增长区域分布与比较 |
| 第五节 江浙两省人口发展综合水平比较 |
| 一、江浙两省人口平均预期寿命比较 |
| 二、江浙两省人口发展综合评价指数比较 |
| 三、江浙两省人类发展指数比较 第七章 江浙人口政策效果的实证分析与比较 |
| 第一节 理论分析 |
| 第二节 模型构建 |
| 一、模型描述 |
| 二、指标和数据 |
| 第三节 实证分析 |
| 一、回归结果及讨论 |
| 二、稳健性检验及其他问题 |
| 三、结论和启示 第八章 生育政策调整与江浙两省人口展望 |
| 第一节 单独两孩生育预测模型 |
| 一、基本假设与数学模型 |
| 二、基础数据 |
| 第二节 生育政策调整对江浙两省人口发展的影响预测 |
| 一、生育政策调整后江浙两省出生人口预测 |
| 二、生育政策调整后江浙两省人口出生率与生育率预测 |
| 三、生育政策调整后江浙两省人口抚养比预测 |
| 四、生育政策调整对江浙两省各年龄组人口的影响预测 |
| 五、生育政策调整对江浙两省各年龄组人口的影响预测 |
| 第三节 结论与讨论 |
| 一、基本结论 |
| 二、相关讨论 结语 参考文献 致谢 |
（7）中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经验与启示（论文提纲范文）
| 书写更加瑰丽的篇章——我国人口普查发展成就回顾 |
| 1 普查的组织实施逐步优化 |
| 2 普查内容大幅拓展 |
| 3 普查技术不断升级 |
| 4 数据处理手段进一步完善 |
| 5 依法普查得到大力推进 |
| 破解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难点问题庞江倩 (北京市统计局) |
| 1 人口普查工作的难点 |
| 2 破解人口普查难点问题的途径 |
| (1) 科学制定实施方案 |
| (2) 充分利用部门行政记录 |
| (3) 加强对普查员的培训 |
| (4) 打造立体化宣传模式 |
| (5) 规范现场工作流程 |
| (6) 注重普查资料的保密 |
| (7) 建立质量控制和验收制度 |
| 第六次人口普查的经验与启示 |
| 1 六普与五普的区别 |
| 2 六普中存在的难题 |
| 2.1 准备工作 |
| 2.2 入户调查 |
| (1) 入户难 |
| (2) 流动人口调查困难 |
| (3) 对其他人信息掌握不全 |
| (4) 存在抄袭底册现象 |
| 3 经验与启示 |
| 3.1 张贴普查员照片, 降低群众戒备心理 |
| 3.2 充分认识试点工作的重要性 |
| 3.3 本户中外出人口和寄户人口填写短表 |
| 3.4 可以尝试在普查及抽样调查中加入身份证信息 |
| 3.5 可以尝试采用电话调查、邮寄调查、设点登记等多种方式 |
| 主持人评论 |
| 1 如何认识人口普查的意义和作用 |
| 2 关于第六次人口普查的对登记对象的新规定 |
| 3 关于充分利用经常性人口登记资料 |
| 4 如何使普查宣传更加贴近百姓, 打动人心 |
（8）政府巨型数据库时代的公民隐私权保护（论文提纲范文）
| 一、我国政府巨型数据库发展对公民隐私权保护的影响 |
| 二、国外政府巨型数据库的发展对公民隐私权的威胁 |
| 三、境外在政府巨型数据库时代对公民隐私权的保护 |
| 四、完善立法提升我国公民隐私权保护水平的构想 |
| 第一, 关于概念的争论, 主要纠缠于“数据”、“资料”、“信息”和“隐私”几个词的使用。 (88) |
| 第二, 关于个人信息保护法的法律性质的认识。 |
| 第三, 关于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律基础”或“权利基础”问题。 |
（9）城市化进程中的城市民族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绪论 |
| 第一节城市民族工作的重要性 |
| 一、城市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
| 二、城市化过程本身就是城市多民族化、文化多元化的过程 |
| 三、城市民族关系是我国民族关系的晴雨表、测量表 |
| 四、城市作为一个地区的中心，在社会各项事业中都有突出的作用 |
| 第二节城市民族问题研究的紧迫性 |
| 一、城市多民族化进程加快，少数民族与汉族的关系问题愈来愈突出 |
| 二、以本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为主要内容的民族意识逐渐增强 |
| 三、城市中多元文化并存，不同民族文化的碰撞、冲突和交融并存 |
| 四、随着城市民族格局出现的新变化，城市民族工作的对象发生转变 |
| 第三节选择山东省的青岛、威海两城市为个案研究对象的缘由 |
| 一、山东省民族工作概况 |
| 二、选择青岛市为个案研究对象的缘由 |
| 三、选择威海市为个案研究对象的缘由 |
| 第四节论文的基本框架和研究的主要方法 |
| 一、论文的基本框架 |
| 二、研究的主要方法9 |
| 第一章中国的城市与城市化 |
| 第一节城市的概念和马克思主义的城市理论 |
| 一、城市的概念 |
| 二、马克思、恩格斯的城市理论 |
| 第二节中国城市的起源与发展 |
| 一、中国城市起源及其初期形态 |
| 二、中国古代城市的发展 |
| 三、中国近代城市的出现和变化 |
| 第三节城市化的一般理论 |
| 一、城市化的概念 |
| 二、城市化与工业化 |
| 三、世界城市化发展的趋势及特点 |
| 四、未来世界城市化发展面临的问题分析 |
| 第四节当代中国的城市化进程 |
| 一、1949～1957年恢复发展时期 |
| 二、1958～1965年不稳定发展阶段 |
| 三、1966～1977年停滞发展阶段 |
| 四、1978年以后复苏和迅速发展阶段 |
| 第五节中国城市化的特点 |
| 一、城市化起步晚，起点低 |
| 二、城市化水平比较低，发展滞后 |
| 三、城市化进程是渐进式的发展态势 |
| 四、城市化的地区分布不平衡 |
| 五、城市化以乡村经济发展和繁荣为基础 |
| 第六节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存在的问题 |
| 一、城市发展后劲不足 |
| 二、人口与资源矛盾日益突出 |
| 三、城市缺乏应有韵味和内在魅力 |
| 四、城市的中心作用难以发挥 |
| 五、城市水危机愈趋严重 |
| 六、城市的社会问题日趋复杂 |
| 第二章中国的城市少数民族 |
| 第一节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
| 一、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发展 |
| 二、中国少数民族人口和分布特点 |
| 第二节中国城市中的少数民族 |
| 一、中国城市少数民族的含义 |
| 二、中国城市少数民族的历史渊源 |
| 三、中国少数民族城市人口及分布概况 |
| 四、少数民族向东部渐进的主要渠道及形式 |
| 第三节中国城市少数民族的特点 |
| 一、城市少数民族的类型 |
| 二、城市少数民族聚落 |
| 三、城市少数民族的特点 |
| 第三章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城市民族问题 |
| 第一节民族及民族问题理论 |
| 一、民族概念 |
| 二、民族问题理论 |
| 第二节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民族问题 |
| 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 |
| 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民族问题 |
| 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民族问题的主要表现形式 |
| 四、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民族问题的特点 |
| 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民族问题的发展趋向 |
| 第三节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城市民族问题的主要内容 |
| 一、城市少数民族要求加快经济、文化发展问题 |
| 二、城市民族关系中的不协调因素 |
| 三、城市少数民族与城市文化的相融相斥 |
| 四、少数民族东渐给社会发展带来的变化 |
| 第四节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城市民族问题的特点 |
| 一、城市民族问题首要的是民主民族平等权利问题 |
| 二、城市民族问题突出的是民族同类化问题 |
| 三、城市民族问题大量地发生在民族风俗习惯、宗教信仰问题上 |
| 四、城市民族问题中少数民族知识分子的影响很大 |
| 五、城市是我国民族问题的窗口，敏感性强 |
| 六、城市民族关系是我国民族关系的晴雨表、测量表 |
| 七、城市民族问题反应快、连锁性大 |
| 第五节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城市民族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 |
| 一、对城市民族问题的存在认识不足 |
| 二、对党的民族政策宣传教育不够 |
| 三、对妥善处理影响城市民族关系的问题重视不够，经验不足 |
| 四、对少数民族的优惠政策弱化或贯彻落实不力 |
| 五、不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 |
| 六、个别少数民族流动人员的法制观念淡薄 |
| 七、流动少数民族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 |
| 第六节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城市民族问题的发展趋向 |
| 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的民族问题越来越突出 |
| 二、从重视经济文化发展要求逐步过渡到加强政治平等的要求 |
| 三、城市少数民族的民族意识增强，内聚力强化 |
| 四、城市少数民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矛盾呈上升趋势 |
| 五、城市民族问题易发生在意识形态领域 |
| 六、城市民族间通婚逐渐普遍化和民族风俗习惯逐渐社会化 |
| 七、城市少数民族的“双语”现象逐渐增多 |
| 八、城市的民族平等自觉化趋势和民族团结习惯化趋势 |
| 第四章城市化进程中的城市民族问题个案分析之一--青岛市的民族问题 |
| 第一节青岛市的城市化进程 |
| 一、青岛市的自然环境 |
| 二、青岛市的历史沿革 |
| 三、青岛市的行政区划 |
| 四、青岛市的城市化建设 |
| 五、青岛市的民族与宗教 |
| 第二节青岛市的少数民族状况 |
| 一、青岛市少数民族人口迁入渠道和类型 |
| 二、青岛市少数民族的人口情况 |
| 三、青岛市少数民族的分布情况 |
| 四、青岛市少数民族的职业分布情况 |
| 五、青岛市少数民族的教育情况 |
| 六、青岛市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化情况 |
| 七、青岛市少数民族的民族交往情况 |
| 八、青岛市少数民族的婚姻情况 |
| 九、青岛市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情况 |
| 十、青岛市少数民族的社团情况 |
| 第三节青岛市少数民族的特点 |
| 一、世居少数民族少 |
| 二、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急剧增加，人口结构发生变化 |
| 三、少数民族人口增长速度极快 |
| 四、少数民族人口年龄结构中，青年人占多数 |
| 五、少数民族人口受教育程度高 |
| 六、朝鲜族人口比例高 |
| 七、少数民族人员创业能力强，社会影响力大 |
| 八、少数民族人口居住分散，没有形成聚居点 |
| 九、朝鲜族群众信仰基督教的数量不断增多 |
| 第四节青岛市民族问题的表现形式及特点 |
| 一、保障少数民族的合法权益问题 |
| 二、伤害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宗教信仰而引发的问题 |
| 三、民族问题与宗教问题交织在一起，宗教渗透活动不断增多 |
| 四、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特有问题 |
| 第五节青岛市少数民族工作的探讨 |
| 一、青岛市的民族事务机构 |
| 二、青岛市的民族政策 |
| 三、青岛市开展民族工作的情况 |
| 四、青岛市开展民族工作的主要经验 |
| 五、青岛市民族工作面临的问题 |
| 第五章城市化进程中的城市民族问题个案分析之二--威海市的民族问题 |
| 第一节威海市的城市化进程 |
| 一、威海市的自然环境 |
| 二、威海市的历史沿革 |
| 三、威海市的行政区划 |
| 四、威海市的城市化建设 |
| 五、威海市的民族与宗教 |
| 第二节威海市的少数民族状况 |
| 一、威海市少数民族迁入的渠道 |
| 二、威海市少数民族的人口状况 |
| 三、威海市少数民族的分布状况 |
| 四、威海市少数民族的职业分布状况 |
| 五、威海市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化状况 |
| 六、威海市少数民族的民族交往状况 |
| 七、威海市少数民族的婚姻状况 |
| 八、威海市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状况 |
| 第三节威海市少数民族的特点 |
| 一、少数民族成份增多和人口数量持续增长 |
| 二、少数民族性别比明显偏低 |
| 三、朝鲜族人口比例较高，对外联系广泛 |
| 四、多种少数民族文化交汇，朝鲜族和穆斯林民族文化突显 |
| 五、民族意识较强 |
| 第四节少数民族对威海市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 |
| 一、加强了威海与外地的民间交流 |
| 二、促进了威海经济的发展 |
| 三、充实了威海当地人的文化生活 |
| 四、丰富了威海人的餐饮文化 |
| 第五节威海市的民族问题 |
| 一、因经济利益冲突而引发的矛盾 |
| 二、因少数民族政策落实不到位引发的矛盾 |
| 三、因对少数民族文化和风俗缺乏了解而引发的矛盾 |
| 四、因当地居民对流动人口的误解而引发的矛盾 |
| 五、部分少数民族群众把一般的民事问题看成民族问题，使矛盾激化 |
| 第六节威海市少数民族工作的探讨 |
| 一、威海市的民族事务机构 |
| 二、威海市民族工作的主要经验和做法 |
| 三、威海市民族工作的对策与建议 |
| 四、附：威海市的民族工作制度 |
| 第六章新时期城市民族工作机制的探讨 |
| 第一节改革开放以来城市民族工作的主要成就 |
| 一、城市少数民族的平等权益得到了切实保障 |
| 二、城市少数民族经济文化事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
| 三、城市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和语言文字平等权利得到了尊重和保障 |
| 四、城市民族工作的行政法规体系初步形成 |
| 五、城市民族工作的理论框架初步形成 |
| 六、城市少数民族的人才培养工作取得显着成就 |
| 七、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深入人心 |
| 八、不断强化和拓展城市功能,对口支持工作取得巨大成就 |
| 第二节改革开放以来城市民族工作的基本经验 |
| 一、曲靖市实施的民族团结目标管理责任制 |
| 二、广州市确立的“一统三分”的工作思路 |
| 三、湖北省宜昌市一二三的工作方法 |
| 四、武汉市探索建设的城市民族工作的“473”工程 |
| 五、法德并举立体帮扶--济南市天桥区民族村民主法制建设 |
| 六、城市化进程中，城市民族工作的主要经验和做法 |
| 第三节建立和完善新时期处理城市民族关系问题的机制 |
| 一、建立和健全城市少数民族法律体系，为协调城市民族关系提供法律保障 |
| 二、领导重视，工作机构健全，各职能部门密切配合，为协调民族关系、开展民族工作奠定基础 |
| 三、加强民族政策和民族团结的教育，为正确处理好民族关系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
| 四、加快城市少数民族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为正确处理好民族关系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 |
| 五、建立处理城市民族关系突发事件的快速反应机制 |
| 六、创建民族团结进步活动机制 |
| 七、强化信访问题日常处理机制 |
| 八、建立监督检查、表彰奖励机制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后记 |
| 中央民族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作者声明 |
（10）“老普查”经验谈——历次普查工作的主要经验、教训及建议（论文提纲范文）
| 历次普查工作的主要经验 |
| 1. 普查是政府行为，这是搞好各项普查的根本原则。 |
| 2.做好宣传和思想动员工作是搞好普查的前提。 |
| 3.精选人员，严格培训是搞好普查的关键。 |
| 4.搞好试点，摸索经验，是搞好普查的必要手段。 |
| 5.督促检查，跟踪指导，狠抓落实是搞好普查的重要措施。 |
| 历次普查工作的主要教训 |
| 1.县区级普查机构、人员难以适应普查工作的需要。 |
| 2. 普查员和普查指导员的选调、培训仍需引起足够的重视。 |
| 3. 经费不足，严重制约了普查工作的顺利开展。 |
| 4. 普查项目、指标设置与实际操作所遇到的困难直接影响了普查数据质量。 |
| 5.值得高度重视的“虎头蛇尾”现象。 |
| 搞好普查工作的几点建议 |
| 1.尽快出台《普查法》。 |
| 2.市县两级尽快成立普查常设机构。 |
| 3.对县区级普查工作给予重点扶持。 |
| 4.妥善解决基层普查经费的筹措问题。 |
| 5. 要加强普查资料的开发应用工作。 |
| 6. 普查指标的设置和数据汇总程序应考虑市县两级的需要。 |
| 7. 建议国家开发统一的数据库标准，以便资源共享。 |
四、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办法（论文参考文献）
- [1]从“七普”数据看中国人口发展、变化和现状[J]. 乔晓春. 人口与发展, 2021(04)
- [2]清末以降中国的户政制度与实践（1909-1953） ——以湖南为中心的考察[D]. 叶再兴. 厦门大学, 2019(08)
- [3]生育政治—中国现代节育运动中的权力与技术[D]. 周长友. 华中师范大学, 2018(06)
- [4]来沪女性婚姻移民权利资格体系研究[D]. 向小丹. 上海交通大学, 2017(08)
- [5]农村劳动力流动对城市经济增长与工资溢价影响研究 ——基于集聚经济视角[D]. 周光霞. 南京农业大学, 2016(07)
- [6]江浙人口政策比较研究[D]. 彭伟斌.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15(03)
- [7]中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经验与启示[J]. 王谦,崔红艳,李睿,庞江倩,陈卫,杨胜慧. 人口研究, 2010(06)
- [8]政府巨型数据库时代的公民隐私权保护[J]. 孙平. 法学, 2007(07)
- [9]城市化进程中的城市民族问题研究[D]. 林钧昌. 中央民族大学, 2005(04)
- [10]“老普查”经验谈——历次普查工作的主要经验、教训及建议[J]. 李柳森. 中国统计, 2004(09)
标签：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论文; 中国的人口论文; 城市经济论文; 农村人口论文; 经济转型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