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推进高等教育大众化三法（论文文献综述）
全龙杰[1]（2020）在《日本少子化问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19世纪末,欧洲大部分国家相继完成了人口转变的过程,但人类生育水平的下降并未止步于更替水平。20世纪以来,人类生育水平的变动变得日益复杂多样,同时出现了以极低生育率为主要特征的少子化问题。随着生育水平的广泛下降,人口学界关注的焦点也从控制人口增长逐渐转向维持适度人口规模、应对老龄化、恢复生育水平等问题。低生育率在全球蔓延的趋势是本研究的宏观背景,而日本在当前及未来面临少子化问题的挑战则是本研究的具体背景。日本是世界上生育水平最低的国家之一。自1974年总和生育率下降到更替水平以下,日本进入少子化阶段已有近半个世纪的历史,目前深陷超少子化的困境。长期的少子化给日本的人口和社会造成了深远的影响。日本的少年儿童人口比例不断下降,老龄化加速发展,同时还面临劳动年龄人口减少、劳动者负担增加、市场规模缩小、经济增长持续低迷等问题。少子化对日本的影响已波及到政府、企业、个人等各个层面。中国在经历了长期的计划生育政策后,人口结构问题也日益凸显,出现了“未富先老”、“未富先少”的问题。本研究旨在对日本少子化的相关问题进行全面分析,总结日本在应对少子化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探讨日本未来生育率回升的可能性,为日本优化少子化对策提出建议;同时揭示中国借鉴日本经验的可行性和吸取日本教训的必要性,为中国应对少子化问题给出政策建议。本研究分为三个部分,共八个章节,研究的核心内容是日本的少子化问题,包括日本少子化的进程、现状、未来趋势、成因、影响、少子化对策及其优化路径。第一部分:导论（第一章、第二章）第一章,论述研究背景、研究目的与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思路与框架、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并指出本研究的创新与不足。第二章,基本概念与主要理论。界定了少子化与少子化对策、生育的相关概念、婚姻的相关概念等基本概念,重点阐述了生育分析理论、人口转变理论、中介变量理论、现代增长理论、“低生育率陷阱”理论的内涵及其在本研究中的应用。第二部分:核心内容（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第三章,依托日本二战结束以来中长期的人口统计资料,结合少子化的概念和少子化程度的判定标准,主要从人口出生率、总和生育率和少年儿童人口系数三个指标分析日本少子化的进程和现状,并展望日本少子化的未来趋势。第四章,从人口因素、经济因素和社会文化因素三个角度入手,分析日本少子化的复杂成因。在人口层面,借助改进寇尔生育指数,分析日本婚内生育率和已婚比例交替主导生育水平下降的过程;经济层面的成因主要包括养育子女的成本远超效用、年轻人的经济收入缺乏保障、工作和生活之间存在矛盾等;社会文化层面的成因主要包括传统家庭功能弱化,婚外生育不被社会接受和支持、回避风险的价值观和对子女“过度负责”的育儿观等。第五章,少子化对日本的影响。利用历史增长核算模型分析少子化对日本经济的影响,具体表现为拉低实际GDP的增长率,抑制潜在经济产出。少子化对日本人口的影响直观地表现为造成人口负增长和改变人口年龄结构;对社会文化的影响主要表现为改变地方社会形态、影响思想状况和大众文化、阻碍传统文化传承、改变教育结构等。第六章,日本少子化对策评析。将日本少子化对策的演进历程分为计划筹备、全面开展、调整深化三个阶段;将其体系归纳为四个层次和三条主线。引入政策工具的分析方法,构建少子化对策的二维分析框架展开量化分析。结果显示其创造良好婚育环境的影响作用较大,增强婚育意愿的推动作用和减少婚育阻碍的拉动作用较小,对策内容向育儿支援过度集中,严重缺乏对婚姻的支援。第三部分:经验借鉴和政策建议（第七章、第八章）第七章,首先分析中国的少子化现状与未来趋势,并与日本进行比较分析,总结两国少子化的异同,最后阐述中国借鉴日本经验的可行性和吸取日本教训的必要性。第八章,结论和对策建议。首先总结本研究的主要结论,认为日本的少子化时间长、程度深,成因复杂且影响深远,其少子化对策值得肯定,但效果受限。然后对日本少子化对策的路径优化和中国应对少子化提出对策建议:日本应增加财政投入、调整对策配比、加大宣传力度和对策的强制力;中国应尽早应对,通过制定整体性的配套措施促进全面两孩政策的开展,实现生育政策的平稳过渡。本研究主要有以下三处可能的创新:第一,目前国内对于日本少子化问题的研究多是针对少子化的某个要素,或少子化对某一方面问题的影响展开,内容较为庞杂,且缺乏系统性。本研究在日本少子化持续半个世纪,少子化对策实施30年之际,对日本少子化的缘起、发展和后果进行全景展开分析,从人口学视角出发,结合经济学、社会学等理论和方法对日本的少子化问题及少子化对策展开研究,具有一定的全面性和系统性。第二,在少子化影响的研究中改进了历史增长核算模型,将少子化对经济的影响从人口年龄结构中分离出来加以单独分析;在少子化对策的研究中将政策工具的分析方法纳入少子化对策的研究范式,构建了政策工具和生育全过程的二维分析框架,对日本少子化对策进行了量化的分析。第三,本研究以日本少子化问题整体为研究对象,分析了日本少子化发生、发展的全过程,从人口、经济、社会文化三个层面讨论了日本少子化的成因和影响。同时,对日本的少子化对策展开全面的评析,将其体系归纳为顶层设计、政策框架、综合应对、具体施策四个层次和经济援助、支援生育和育儿、改革工作方式三条主线,并将其演进历程划分为计划筹备、全面开展、调整深化三个阶段。综上,本研究形成了一个较为系统、细致的针对少子化问题研究的分析框架,对后续少子化问题研究范式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黄永锋[2]（2020）在《审判权的制度经济学分析》文中提出审判权是国家政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运行状态不但体现着国家治理能力,而且直接影响国家治理效果。鉴于审判权是一种稀缺的重要社会资源,因而在国家治理实践中最大限度实现审判权的有效使用,对一国良法善治的实现非常重要。为最大限度实现审判权的有效使用,首先要深刻认识审判权在司法实践中的真实性状,其次要充分理解不同的约束条件必定会导致审判权不同的制度选择,再次要从权、责、利三个方面对审判权的使用者进行强有效的激励和约束。任何权力都是一把双刃剑。实践中审判权的运行状态既有独立、被动、中立、公开、专业、终局和公正的一面,也有相反的一面。由于存在相反的事实,因而用独立、被动、中立、公开、专业、终局和公正来解说审判权的性质,解释力有限。无论在逻辑还是事实上,追求独立、被动、中立、公开、专业、终局且公正的审判权,都不等于审判权在实践中就一定是独立、被动、中立、公开、专业、终局且公正的。把“应然”追求当作“实然”描述,是语言误用的表现,不利于对客观现实的把握。公力性、界权性、租值性、代理性和裁量性,是审判权在更深层面且更为持久的属性。具体而言,公力性是指,审判权属于国家政权的组成部分,其运行离不开公共财政和公共强制力的支撑;界权性是指,审判权的主要作用在于对争议资源/财富的产权进行界定,从而决定其归属或者分配;租值性是指,审判权本身就属于资源的范畴,具有价值和财富效应;代理性是指,审判权的使用者处于代理人的地位,审判权的运行质效在极大程度上取决于代理人所面对的激励和约束;裁量性是指,裁判规则或者案件信息的不完备,使得审判权的运行无可避免地要受权力使用者主观因素的影响。从这五个方面展开的分析,能够跨越时空解释古今中外审判权的各种运行状态,因而理论解释力更强。只有充分认识和理解审判权的这些深层属性,才能通过相应的制度设计更好地实现审判权的独立、被动、中立、公开、专业、终局和公正。审判权的有效使用离不开制度载体。在新制度经济学看来,是交易费用决定了制度选择,因此就同一目标的实现而言,交易费用更低的制度才是更优的制度。审判权制度涉及的交易费用主要有信息费用、裁决费用、执行费用、监管费用、量度费用和改制费用等六类。事实表明,审判权的制度选择（制度变迁）从总体上是朝着降低交易费用的方向进行的。作为国家政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审判权在宏观层面的制度选择,取决于国家政权架构。人类社会既存在分权式也存在集权式的国家政权,两者分别适应于不同的约束条件。分权式国家政权的确立,源于不同政治团体相互僵持不下,无法形成可集中的政治力量;为避免国家分裂与战乱,各股政治力量只好以分割国家政权（权力分立）的方式相互妥协。如一国之内已形成具有压倒性优势的政治力量,集权式的政权架构就是该国必然的选择。但无论集权还是分权,制度的运行都存在交易费用。集权制的运行绩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掌权者的明智程度;而分权制则因无休止的党争与掣肘,往往难以成事。世界上不存在完美无瑕的政权组织形式,何者能够以更低交易费用实现一国的良法善治,何者就是最适合该国的制度安排。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集中制政权,是最符合我国实情、交易费用最小的制度安排;其在实现国家有效治理的同时,最大限度避免了因权力分割而在中国历史上反复出现的党争、内乱、甚至战乱。因此,着眼于制度运行绩效,我国的审判权必然要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绝无可能实行西方的“三权分立”。集权式的国家政权同样存在权力分工与监督。权力作为重要的社会资源,其使用与自然资源一样,首先必须明确使用主体,否则就会因为权属不明而引发争夺,耗费社会财富。因此,明确审判权的行使主体及其职责清单,是提高审判权运行质效的根本前提。法官独立行使审判权的实质,就是将特定纠纷的裁判权力排他性地界定给法官个人使用。这与经济领域中资源产权的界定在本质上是相通的,都是为了减少因权属不明而导致的各种交易费用和租值消散。审判权的运行必须依托法官个人的人力资本/资源（知识、技能和健康等）,相应地,对审判权进行激励和约束,实质上就是要对作为权力使用者的法官形成恰当的激励和约束,最大限度实现法官的个人利益与审判权的运行质效相统一。对审判权进行激励与约束的落脚点在于法官的权、责、利三个方面:首先,法官个人权限的清晰界定,是保障其独立行使审判权的基本前提;其次,实行司法责任制,追究法官个人错误行使审判权的责任,是最大限度消除法官滥用权力的根本保证;再次,保障法官个人获得与其贡献相匹配的利（包括货币收入与非货币收入）,则是激发法官工作积极性,避免法官懒用或者滥用权力的重要基础。当然,加强法官的职业保障,不等于法官职位就是“铁饭碗”。只有分清功过是非,准确量度个人贡献,并在此基础上严格进行奖惩,才会对法官个人产生强有效的激励和约束,从而最大限度实现审判权的社会价值。总而言之,为在我国治理实践中最大限度实现审判权的有效使用,首先要实事求是地认识和理解审判权在更深层面的公力性、界权性、租值性、代理性和裁量性等属性;其次要坚持党对审判权的绝对领导,降低审判权制度运行的交易费用,并在此基础上完善权力分工与监督,旗帜鲜明地反对西方的“三权分立”;再次要将法官个人的权、责、利有机统一起来,明确界定法官的权限和责任,保障法官能够获得与其贡献相匹配的收入,从而给予法官强有效的激励和约束。
陈玄玄[3]（2020）在《我国不同地区高等教育发展格局比较研究 ——基于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的视角》文中认为随着高等教育规模的不断扩大,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不断推进和深入,关于高等教育发展格局的研究十分必要。高等教育发展格局是普通高等教育和成人高等教育在学历相互弥补的基础上,为了实现高等教育更好服务经济社会目标不断调整研究生层次教育、本科层次教育和专科层次教育之间比例关系的一系列过程。相较于传统的高等教育发展历程研究,高等教育发展格局研究更具有针对性。在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实现历史性跨越中,普通高等教育承担着大众化的主要职能,尤其是普通本科教育,而成人高等教育逐渐没落。我国高等教育规模较大,但高等教育发展层次不高,研究生教育占7.16%左右,普通本科教育占44.52%,且高等教育发展地区差距明显。为进一步分析各地区高等教育发展格局,本研究基于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将我国31个省市划分为“普及化地区”（毛入学率≥50%）、“后大众化地区”（毛入学率在40%-50%）、“大众化地区”（毛入学率在15%-40%）。发现,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越低的地区对普通高等教育的依赖性越强,其研究生教育越不发达,进而高等教育发展层次越低,同时高等学校质量越低,也就是新建本科院校越多;本科教育对不同发展阶段地区的贡献基本没区别,专科教育对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较低地区的贡献较大;地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越高的地区的成人高等教育越发达,尤其是网络本专科教育,而“后大众化地区”和“大众化地区”的网络高等教育有较大发展潜力。为进一步研究地区高等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协调性,本研究从人口发展、经济发展、科技发展三个维度进行探究。研究发现,上海、北京、天津、湖北、江苏、浙江、陕西、吉林、辽宁、山东等省份具有较高的匹配层次,匹配状态也整体中等偏高;福建、黑龙江、湖南、重庆、安徽、广东、宁夏、四川、河北、山西等省份呈现出中等层次的中、低度匹配状态。此外,部分省份属于低层次的不同匹配状态,包括河南、江西、海南、青海、新疆、内蒙古、云南、广西、西藏、甘肃、贵州11省份。发现,高等教育毛入学率高的地区的高等教育与人口、经济和科技发展的匹配层次整体上高于毛入学率低的地区,匹配状态则不尽相同。由于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不同、基础不同、条件不同、环境不同,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存在地区差异是必然的、客观的。这并不意味着一定不好,差异发展的过程某种程度上就是一个优胜劣汰的过程,它使得高等教育结构不断优化,高等教育质量不断提高。不同高等教育发展格局的比较分析,不是为了比较而比较,其最终目的在于明了地区高等教育发展差距,对高等教育的差异发展要实施必要的控制。不追求绝对均衡,重要的是高等教育发展与地区的经济、人口、科技等发展协调一致。
贾韬[4]（2020）在《民国时期书法教育的转型与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历史是一个螺旋上升的过程,事物的发展有着一定的周期性与规律性,找到相似的时空场景与媒介轨迹,进行匹配与对照、筛选与分析,对当下的社会改革、教育创新与文化引领,都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和启发价值。研究民国时期的书法教育,从宏观角度看,它包含对整个近代时期书法教育史的脉络提炼,即如何从传统教育形态进入国民教育序列与学校教育体制;从中观角度看,它包含对各种教育改造思潮、艺术教育论说或重要人物思想的发生原因及社会影响的延伸分析,即书法教育作为“传统文化的再生产”、“民族精神的再塑造”以及“美术育人的合法化”;从微观上看,它涵盖了对民国书法教育教学实践的具体写实与文本描述,包括教育理念、培养目标、课程设置、教材使用等系列教学活动构成。中国古代书法教育始于文字书写、兴于读书明理、盛于以书取仕,在着书立说、立国化民、广育群才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伦理教化作用与社会稳定功能,然而正是书法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人身依附性与制度嵌入性,使书法教育在中国近代社会的新陈代谢过程中遭遇了“价值观念”上的肢解与“社会行动”上的剥离。民国是中国近现代教育思想体系开始确立并实施的时期,而在文化艺术领域,则是中国开启正规化艺术教育和美育的肇始时期。书法教育以其根深蒂固的“古典形态”,在二十世纪初的新兴学堂教育中,悄然兴起,潜滋暗长,“不仅完成了自身的‘革命’——从私塾师徒授受转向课堂教育,同时亦完成了社会意义上的‘革命’——从旧式教育体制走向新式教育体制”,书法教育则沿着实用书写教育和美术教育两条路线走进了学制框架体系内。书法教育在民国时期的学校制度中主要有两种表现情形:一种是在初、中等教育中作为“国文科”中的习字课程,以追求实用性、普及性的书写技能而存在,“习字一科,虽为国语教学之一部门,但关系于修学及应用者甚大”;一种是以师范教育与专科教育的制度形式,确立了书法向每个社会生活的扩张空间和渗透力量,以达致艺术性、专门性的书法美学而存在,“于艺术学校、大学校中,设书学一系,以培养一班高等书学人才”。书法教育在民国时期完成了学制化的转型。“教育”和“文化”构成了民国书法教育的两大维度,作为勾勒民国书法教育“全景式”文本图像的前提,必须从“文化”角度阐释和反思民国社会大环境与书法教育之间的互动逻辑,提供书法教育在社会思想结构中的宏观视野。当时书法的“本体危机”主要体现在“汉字革命”对汉字的简化与注音,颠覆了传统书法教育中的书写内容、书写文本与书写方式,带来了书法哲学“本体论”上的危机与困惑。而“美术革命”对中国绘画摹古不化之风、石谷之流弊的批判——“革王画的命”,亦规约了书法创作的美学形式、艺术类型与个性趣味,解构了传统书法教育中的美学体格与道德功用,带来了书法哲学“价值论”上的冲击与失落。于是,在异域教育理论的审视与参照下,在其他学科教育学研究的发展与比对下,书法教育需要学科逻辑的支撑与教育原理的基础,其核心与特征是“地道的逻辑思维——课程分布、课时分配、授课内容的环节安排、教学手段、教学思想、基本观念……,这一切都必须依靠严密的逻辑思维才能获得确立”,书法教育活动过程被程序化、模式化与预设化,以舍弃各种异质性因素去构建具有普适性与标准性的学科教学体系。为了追求书写的标准化与效率化,围绕写字学习材料、写字教学方法、写字工具等,书法教育开展了各种心理化、科学化的实证研究,促进了书法教育在教学原理、学习原理上的设计与实践、探究与应用。书法教育在民国时期完成了科学化的转型。在民国充满变革的浪潮中,“更新与改良是流行话语,同时,保存国粹更是国人关心的课题”,这就决定了书法艺术发展的社会规约力要比其“自律”大得多。书法教育“现代”的发展总是与危机意识和终极关怀紧密相扣,以中国文字之特有价值和民族精神,启发民众思想觉悟,塑造社会革新品格,通过平民教育、民众学校使书法从精英到大众,完成了书法教育的“新国民”想象,借助艺术或者美术的身份加持,在“美育救国”、“艺术救国”等民族使命的话语体系中改变遭际、重获价值,完成了书法教育的“新艺术”图景。民国书法教育的成长及其背后折射出了知识范式的生产、文明观念的辐射、思想文化的变迁,书法教育的诸种知识通过出版的“崭新诞生”与思想的“人物引领”,在中西互动的格局下逐渐形成,并通过报章杂志、着作、教科书等各种形式传播,从而成为某种程度上的公众知识与生活体验。同时,民国特殊的战乱背景使书家群体呈现出“聚集”和“流动”的时空特征,从雅集到社团构成了书法教育的“民间场域”,中国书学会标志着传统书法艺术的复兴与书法普及教育的推广,各种学生书法社团则见证这个时代书法社团的繁荣和现代学制内的书法影响;从内陆到粤港形成了书法教育的“香港景观”,在香港移民社会的国族想象和乡邦情结中,书法以保存国粹与发扬民族精神为重,书法教育则扮演了身份认同与民族抗争的重要功能。书法教育在民国时期完成了现代化的转型。历史车轮滚滚向前,近几十年来,随着信息化、智能化、网络化的发展,正在不断抽离日常书写的工具、文本与机会,中国汉字和书法的发展实际上又一次面临巨大的挑战和机遇。然而,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书法教育无疑成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高国民素质教育的有效方式,书法教育的价值、前途等问题更值得我们去思考和讨论,我国书法教育经过多年的教学和实践,已在书法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等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果,就目前来看,“应用化”与“艺术化”依然是书法教育的泛化前景,书法基础教育正在从写字转向审美,书法大众教育则面临着从功利走向情怀。在历经一个多世纪的“学科”建构之路,“科学化”与“专业化”仍然是书法教育学科建设的重要命题,既要解决“身份危机”,又要争取纳入现代学科的框架体系中。“本土化”与“国际化”则是书法教育时代复兴的责任担当,书法作为东方文化在国际艺术语境中的身份显现,既面临着以输出中国书法文化理念来重建东方书法形象的历史重任,又需要以中国元素与国际审美形式相融合而获得审美普世化。
汤颖[5]（2019）在《供给侧改革视域下地方新建本科院校专业设置与调整研究 ——以江苏省13所地方新建本科院校为例》文中认为高等教育大众化以来,我国高校人才培养规模虽越来越大,但在培养质量与社会经济发展需求间却存在着明显差距,大学生“就业难”与企业“用工荒”的结构性矛盾不断凸显,应用型高级专门人才的短缺已严重阻碍了中国由“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的转变。归根结底,这种矛盾是因高校专业结构与劳动力市场需求变化不吻合引起的,与我国经济发展具有高度同构性。因而,可借鉴经济领域供给侧改革的调控性思维,促使定位于应用型本科教育的地方新建本科院校不断优化专业设置,从而提高应用型高级专门人才的供给质量与供给效率。基于以上认识,选取江苏省13所地方新建本科院校为研究对象,通过定量分析、文献研究等方法,探求供给侧改革视域下地方新建本科院校专业设置与调整的优化路径。通过对江苏省13所地方新建本科院校学科门类设置、专业类设置、专业布局及专业布点等几个指标的定量分析发现,地方新建本科院校专业困境主要体现在:专业设置贪大求全,低成本专业增长过快;同质化竞争严重,专业特色不明显;专业设置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相脱节;专业布局不合理,专业群集聚效应难以彰显;专业内涵建设不足。这是由政府、社会及高校三大高等教育供给主体共同造成的。从政府层面看:政府行政权力冲击着高校专业设置自主权;相关法律及资金适时供给乏力;有效而完善的专业评估体系匮乏;有关专业前景预测性不足。从社会层面来看:企业、行业参与意识薄弱;社会对人才需求信息的反馈具有滞后性;社会资金支持力度不够。从高校层面来看:地方新建本科院校普遍存在定位意识缺失,价值取向偏差及质量观念淡薄的问题。为进一步提高应用型高级专门人才的供给质量与供给效率,立足对地方新建本科院校专业困境及其成因分析的同时合理吸取德国应用科学大学及改革开放后我国大学本科在专业设置与调整方面积累的诸多经验与教训。总的来说,地方新建本科院校专业设置与调整应遵循如下原则:服务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的适应性原则;强调预测的前瞻性原则;注重规模与效益的和谐发展原则;凸显差异化的特色性原则;与学科建设保持协调的可持续发展原则。在这些原则的指导下,政府、社会与高校这三大高等教育供给主体应共同发力。具体地,政府层面上,应界定政府权力,规范政府角色,落实并完善高校办学自主权;建立人才供求与专业设置的预测预警机制;建立并完善综合性的专业质量监管体系。社会层面上,充分发挥社会中介组织、企业等用人单位以及其他社会力量对高校专业设置与调整的作用。高校层面上,应坚持科学而合理的办学定位;建立健全预警及退出机制;提高专业与产业的适应性与协调性,培育特色专业并形成集群效应;加强专业内涵建设。
邓海燕[6]（2019）在《殖民语境下的《麒麟》大众文化建构》文中指出1937年以后,日本殖民者的野心不断扩张,对东北的殖民统治越发残酷,加强对思想文化的统治,加紧对新闻出版行业的控制,整个伪满后期面临“出版难,杂志少”的景况。1941年由满洲杂志社创刊的《麒麟》,以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发行完整、传播广泛、接近大众等特点,很快赢得市场,成为拥有十万读者的“东亚第一刊”,成为伪满畅销的一本大众文化杂志。杂志一面大量刊载娱乐性趣味性的通俗作品,有意疏离政治和时局,以办国民“自己”的杂志为办刊宗旨;一面又替伪政府做宣传唱赞歌,为日伪当局效力,履行国策杂志的使命,具有复杂的意识形态性,这是伪满后期能够继续刊行的杂志所共同呈现出的特点,也是杂志的一种生存策略,不适合用简单的是非论来判断,要结合具体文本分析其显与隐的表达,这也是本论文所持的客观态度,力求公允,呈现杂志原本的文化样态。本研究在走访调研、收集资料的基础上,通过对文本文献的量化整理和细密的耙梳,进行系统的归纳和分类汇总,考察杂志特殊的生存背景和大众文化的特质,从而揭示殖民语境中杂志编辑人、写作者及伪满的普通民众的生存状态和精神世界。本文共分为五章。绪论中介绍了当下《麒麟》研究的现状,根据杂志自身的特点,确定从大众文化的角度进入研究,并对殖民语境、《麒麟》的大众文化及特点进行界定,保证论文写作的合理性。第一章具体阐述了《麒麟》杂志特殊的殖民生存场域,从政治、教育和文化三方面展开论述,日本残酷的政治统治、奴化的教育思想和专制文化政策迫使期刊杂志只能倾向通俗的、娱乐的、有趣的、历史的文艺作品,规避现实,粉饰太平,这样的大众通俗文学作品是能够被统治者接受的,有利于市民社会的稳定,有利于伪满统治。从这个意义上说,《麒麟》的大众文化现象,也是不难理解的生存之道。第二章是从《麒麟》杂志传媒的外围生存境况和杂志自身的内部特点考察其刊行策略。先历时性考察伪满时期文学传媒的外围生态,梳理伪满后期在物资紧缺、资金不足、文化专制的杂志生态环境下,杂志不得不寻求新的生存之道,而不得已选择走向大众文化之路;然后对杂志自身特点进行共时性的分析,从杂志刊行思想、读者定位、市场化运作等角度进行梳理,从而确立《麒麟》杂志大众文化的策略性定位的观点。第三章是从杂志文本的文体形式上阐释《麒麟》的大众文化建构。本章基于伪满时期苛刻的文化监管制度和汉语出版物少难以满足大众读者阅读需求的背景,是匮乏的文化市场推动了通俗趣味性读物在内容策略上不自觉的倾向于通俗小说、文化杂谈、民间歌谣、弹词鼓词等纷繁多彩的大众性文体形式,《麒麟》呈现出以“慰安民众”为办刊宗旨的大众文化形态。第四章着重从文本内部讨论《麒麟》杂志的大众文化形态建构的问题。文中从都市文化、女性文化、流行文化等视角出发,分析文本中的都市空间符号、女性的生存现状、文本的娱乐性消遣精神、侦探悬疑的大众化取向等大众化特征,探析杂志文本的内在变化:现代的、都会的、消费的、时尚的走向为一种潮流;新与旧、传统与现代、乡土与都市的参差融汇也是一种潮流,而且两者难以切分,扭结在一起流动向前。由此,《麒麟》通过形式与内容的双重探索与实践,进行其对于大众文化的构建。第五章是论文的落脚点,探寻大众文化杂志《麒麟》所呈现的文化图景的意义所在,本研究认为杂志的出版和发行,体现出意识形态宣传和大众文化建设方面的复杂作用,客观的总结其既有被利用的亲日、媚日的奴性话语,也有反侵略的隐性表达,即便是杂志的大众文化建构中的负能量,也要回溯到特定时空和语境中,认识其存在的意义,并从多个角度考察其正负能量。结语总结全文,简要阐明《麒麟》杂志研究的意义,并说明本论文研究的局限和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可能空间。
陈若萱[7]（2018）在《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变迁研究（1951-2017） ——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文中提出台湾地区的无线电视事业创立于20世纪50年代,在“戒严”时期形成了台视、中视和华视三足鼎立的无线电视格局。“解严”之后,随着政策的改变,第四家无线电视公司民视成立,公共电视独立建台并开播。2000年民进党上台之后,对台湾无线电视的格局进行了较大调整,“党政军”退出三台、媒体改革等成为无线电视媒介在“绿色执政”之后的关键词。本文以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为研究主体和中心,借鉴制度变迁理论,采用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主要分为两个维度:一是“史”的维度,以丰富、翔实的第一手和第二手资料,采用案例比较研究和比较历史分析结合的方法,将历史研究与制度研究相结合,把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作为台湾历史现实的产物,并以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作为研究对象,关注其宏观历史脉络,分析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发展的历史过程。二是“论”的维度,力求与史结合,对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变迁作批判性考察,关注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历史发展中的变量之间的关系,包括外生性变量、内生性变量和行动者等因素,研究这三个变量对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综合影响;关注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分析其变迁轨迹及变迁类型。在研究方法上,笔者借助深度访谈法、观察法和文献法等方法,访谈多名台湾电视媒体业界人士、学界人士和政界人士,并对台视、中视、华视、民视和公视五家无线电视台及部分有线电视台进行观察,使研究客观、真实地反映了台湾无线电视发展的历史过程和制度变迁。本研究具有较强的研究意义。首先,本研究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本研究从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以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为研究对象,运用制度变迁的理论框架对其进行分析,这是新制度经济学与新闻传播学相结合的创新尝试,丰富和发展了制度变迁理论。其次,本研究具有现实意义,以史为鉴,对未来两岸电视媒介发展乃至政策制定有所帮助。本研究力求能为促进“一国两制”的中国新闻事业提供参考,在促进未来两岸电视媒体的进一步合作的基础上,增进两岸电视媒体的理解与互信,促进华文电视媒体共同发展。本文共分五章。第一章为绪论,介绍研究背景、研究问题、研究意义、研究思路,梳理理论及综述文献,讨论本研究的创新点及难点等。第二章为“戒严”时期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变迁（1951-1987）,介绍了“戒严”时期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建立概况,本章梳理了在国民党严格的威权统治之下,以商业运营制度建立无线电视,台视、中视和华视三家无线电视台先后成立的过程,分析了“戒严”时期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构成,研究了外生性因素、内生性因素和行动者因素在该阶段对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作用。第三章为“解严”之后至2000年“绿色执政”之前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变迁（1987-2000）。本章梳理了“戒严”令解除之后,媒体产业开始快速发展时,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发展的情况;分析“解严”之后至2000年“绿色执政”之前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构成;研究了外生性因素、内生性因素和行动者因素在该阶段对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作用。第四章为“绿色执政”之后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变迁（2000-2017）。本章梳理了民进党成为执政党之后,民众对所谓民主的需求愈加强烈,台湾无线电视媒介随之发生的变化;分析了“绿色执政”之后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构成;研究了外生性因素、内生性因素和行动者因素在该阶段对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作用。第五章为结语: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构成、变迁分析与媒介批判,笔者对每一阶段的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构成进行总结,得出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形成、制度变迁类型、各因素的影响模式和变迁全程的路径依赖作用等四条结论,并对政治力量在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变迁中的负面作用进行批判反思。经过研究,笔者发现,台湾无线电视的诞生源于政治制度的推动;台湾无线电视媒介的制度变迁模式表现为强制性变迁和诱致性变迁并行。在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变迁过程中,外生性因素、内生性因素和行动者发挥交互作用,政治、经济与技术因素是外生性因素中起到主导作用的因素;行动者之间成本和收益的不均衡成为制度变迁的重要动力;非正式约束对正式规则和实施机制产生强大作用,政治、经济等因素常以非正式约束的形式对实施机制发挥作用。本文在选题、研究内容和视角及研究方法上具有创新性,首先,本文填补了台湾电视相关研究的空白,采用最新的数据和资料,记录了台湾无线电视转型的重要时期;其次,本文采用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使研究具有较强逻辑性,运用制度制度变迁理论,对史料进行创新性的逻辑思考,是台湾电视史研究的一次创新;最后,本文通过深度访谈、观察法等质化研究方法,获得大量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克服了大陆的台湾研究往往缺乏第一手资料的缺陷。
保静沂[8]（2018）在《日本后大众化阶段大学开放教育研究》文中研究说明1973年由美国教育社会学家马丁·特罗提出的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对于全世界各个国家的高等教育发展都有着极大的影响力,然而紧随高等教育的不断发展,特罗的大众化理论与日本及欧洲的多个国家高等教育发展现实情况并不相符,大众化理论的局限性也越发明显。日本的有本章教授对其本国的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过程进行了详细的考察,发现处在大众化后期的日本高等教育受到了多种因素的影响,比如说由于政治、社会以及经济发展等原因导致其在管理制度、发展策略以及经济支持等诸多方面出现了非常大的转变,尤其是毛入学率停滞在一定的高度上就不再增长,但社会中又有很多成人希望能够通过再教育去实现工作与生活中的相关需求,不断地进入高等院校进行继续教育学习。因此,有本章教授对日本所具有的高等教育发展阶段的特殊状况和马丁·特罗的理论特点进行了区分,并进一步称其为“后大众化”阶段。本论文基于高等教育后大众化阶段背景,进而探究日本大学的开放教育的理论和实践。自日本进入高等教育后大众化阶段以来,其大学面临着生源不稳定、教育质量不断降低、教育机会不平等、发展道路的局限与瓶颈等问题,日本政府及其高等教育各界开始探索构建适应日本后大众化阶段高等教育发展的理论与政策。其大学开放教育作为日本推进高等教育发展的一种重要教育实践受到了人们的广泛关注,笔者利用了两次赴日本交换留学的机会,运用文献法、历史研究法、考察与访谈法等研究方法对日本大学开放教育进行了研究。本文从日本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历史演变开始,通过高等教育后大众化背景的剖析对日本大学开放教育的形成与发展进行梳理,对日本后大众化阶段大学开放教育的改革措施进行总结,系统地把握日本高等教育后大众化阶段大学开放教育的发展现状和特点。通过从不同维度对日本大学开放教育的探析,笔者认为日本的大学开放教育有不少的成功经验（如其推进机制等方面）,同时也存在着相应的一些问题（如其缺乏系统性等）。我国在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成熟阶段,也面临着和日本相似的问题,近些年中日高等教育比较的视角也越来越多的收到中日两国高等教育界的关注,本文在全面的认识和把握这个与中国具有相近文化传统和背景的国家在高等教育改革方面的特点、经验与问题的基础上,为我国大学面对高等教育后大众化发展大学面临的困境与挑战提出可操作性的方向建议。
法学教指委秘书处[9]（2017）在《“培养德法兼修高素质法治人才研讨会”纪要》文中认为研讨会主题:培养德法兼修高素质法治人才: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五·三"讲话精神,提出推动中国法学教育改革的关键性措施时间:2017年6月19日（上午）地点:北京付子堂:各位委员,各位同志,各位老师,各位同仁,大家早上好。今年5月3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中国政法大学考察。习总书记在中国政法大学进行考察的时候,对进一步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尤其是对进一步推动法学教育的改革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要求。总书记强
周弘[10]（2017）在《基于知识图谱的两岸高等教育交流合作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1987年“戒严”解除后,两岸高教领域的交流合作从尝试交流、曲折发展,逐步走向正轨,学者对该领域的研究也不断深化。但是,在整体趋向繁荣的表象下,各时期两岸关注的重点、热点与前沿仍存在较大差异,有时是一头热另一头冷,一些热点问题无疾而终,一些前沿问题无法深入。为此,如何透过繁荣的表象来真实反映各时期两岸高教交流合作的研究状况,确实需要寻求新的视角与方法。鉴于传统文献综述方法的主观性大,不适用于文献的大规模客观分析。本文将尝试以知识图谱方法为工具,以中国知网和台湾核心数据库刊载的文献为依据,以两岸高教交流合作的相关研究为考察对象,通过对台湾岛内不同政党执政时期两岸相关研究文献的分析和比较,来客观、形象、真实地呈现两岸高教交流合作研究的基本概况、研究热点和研究前沿,再透过整体的发展态势揭示影响其走势的政治、经济和教育原因。本文主要内容包含三大部分,第一部分为理论基础和研究设计,主要说明知识图谱方法对本研究的适切性,并从中选择四个维度:基本概况、研究热点、研究前沿和发展动态作为本研究的分析维度。第二部分为文本分析,利用知识图谱工具形象、逼真的特点,借助CiteSpace软件,绘制各时期两岸高教交流合作的知识图谱,以客观呈现相关研究的基本概况、研究热点、研究前沿及其差异状况。第三部分为比较分析和研究展望,先是对各时期研究的异同、两岸研究的差异进行比较分析,然后再通过对整体发展动态的分析和展望,来揭示影响其走势的内外部原因。研究表明:在台湾岛内不同政党执政时期,两岸学者对双方高教交流合作的关注点既有重叠又有差异,有些问题在大陆是热点,在台湾则是冰点。在李登辉时期,相关文献仅有47篇,且大多聚焦于学生交流和学术交流,虽提及两岸“学历采认”问题,但因“戒急用忍”政策而被雪藏。在陈水扁时期,两岸关系虽然紧张,但由于双方均加入WTO,高等教育服务贸易属于两岸交流合作范畴,因此相关研究仍需拓展和加强,此时文献数量增至117篇,其中学生交流与两岸学历互认议题有所深化,校际合作与职教合作初露端倪,高教合作与两岸关系问题也日益引起学者的重视。到了马英九时期,两岸关系逐渐缓和、经贸往来日益密切,两岸高教交流合作的相关研究也呈井喷式发展态势,相关文献竟达到773篇,研究内容愈加丰富,除重点研究陆生赴台就读和两岸相互招生制度外,还涉及闽台合作、联合培养、合作办学等多个议题。通过对各时期研究现状的知识图谱进行分析发现,两岸高教交流合作明显受到外部政治、经济因素的显着影响。台湾政党轮替和执政理念差异,都会影响到两岸高教的交流合作,进而影响到对相关问题的研究。经济全球化、两岸加入WTO以及双方签署ECFA,或多或少都会影响到两岸高教交流合作的进程与内容。除了政治经济的影响外,两岸高教交流合作的发展还受到来自内驱力的推动,比如两岸学术交流、学历采认、相互招生、合作培养、科研合作等,这些领域的交流合作有着自身的发展逻辑、价值取向与运行规律,相关研究可以在WTO架构内动态发展,即使有政治因素的干扰,依然可以曲折前行。
二、推进高等教育大众化三法（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推进高等教育大众化三法（论文提纲范文）
（1）日本少子化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全球生育变动 |
| 1.1.2 日本的少子化困境 |
|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综述 |
| 1.3.1 少子化成因和影响的相关研究 |
| 1.3.2 婚姻对少子化作用的相关研究 |
| 1.3.3 少子化对策的相关研究 |
| 1.3.4 后人口转变的相关研究 |
| 1.4 研究设计 |
| 1.4.1 研究思路与研究框架 |
| 1.4.2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5 创新与不足 |
| 1.5.1 可能的创新 |
| 1.5.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基本概念与主要理论 |
| 2.1 基本概念 |
| 2.1.1 生育的相关概念 |
| 2.1.2 婚姻的相关概念 |
| 2.1.3 少子化和少子化对策 |
| 2.1.4 其他相关概念 |
| 2.2 主要理论 |
| 2.2.1 生育分析理论 |
| 2.2.2 人口转变理论 |
| 2.2.3 中介变量理论 |
| 2.2.4 现代增长理论 |
| 2.2.5 “低生育率陷阱”理论 |
| 第3章 日本少子化的进程、现状及未来趋势 |
| 3.1 日本少子化的进程 |
| 3.1.1 战后的两次生育高峰 |
| 3.1.2 少子化的预兆期 |
| 3.1.3 少子化的开端 |
| 3.2 日本少子化的现状 |
| 3.2.1 少子化程度不断加深 |
| 3.2.2 人口减少时代到来 |
| 3.3 日本少子化的未来趋势 |
| 3.3.1 日本的人口预测 |
| 3.3.2 超少子化将长期延续 |
| 第4章 日本少子化的成因 |
| 4.1 少子化的人口成因 |
| 4.1.1 人口因素的作用机理 |
| 4.1.2 婚姻状况对少子化的作用 |
| 4.1.3 婚内生育对少子化的作用 |
| 4.1.4 婚姻和生育作用组合分析 |
| 4.2 少子化的经济成因 |
| 4.2.1 育儿成本效用因素 |
| 4.2.2 收入和雇佣因素 |
| 4.2.3 工作生活对立的因素 |
| 4.3 少子化的社会文化成因 |
| 4.3.1 家庭形态转变的因素 |
| 4.3.2 婚外生育低迷的因素 |
| 4.3.3 追求自我实现的因素 |
| 4.3.4 固有价值观念的因素 |
| 第5章 日本少子化的影响 |
| 5.1 少子化对日本人口的影响 |
| 5.1.1 少子化对人口增长的影响 |
| 5.1.2 少子化对年龄结构的影响 |
| 5.2 少子化对日本经济的影响 |
| 5.2.1 少子化与经济的长期协同关系 |
| 5.2.2 少子化对经济影响的实证分析 |
| 5.3 少子化对日本社会文化的影响 |
| 5.3.1 少子化对地方社会的影响 |
| 5.3.2 少子化对思想文化的影响 |
| 5.3.3 少子化对教育的影响 |
| 第6章 日本少子化对策评析 |
| 6.1 日本少子化对策的演进 |
| 6.1.1 计划筹备阶段 |
| 6.1.2 全面开展阶段 |
| 6.1.3 调整深化阶段 |
| 6.2 日本少子化对策的体系 |
| 6.2.1 组织架构的四个层次 |
| 6.2.2 对策内容的三条主线 |
| 6.3 政策工具视角下的少子化对策量化分析 |
| 6.3.1 政策工具分析框架 |
| 6.3.2 政策文本选择与编码 |
| 6.3.3 政策工具分布分析 |
| 6.4 日本少子化对策的效果评价 |
| 6.4.1 对策有效但作用受限 |
| 6.4.2 对策供给“质”和“量”均不足 |
| 第7章 日本少子化对中国的启示 |
| 7.1 中国少子化进程和现状 |
| 7.1.1 中国总和生育率的变动 |
| 7.1.2 中国人口出生率的变动 |
| 7.1.3 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 |
| 7.2 中国少子化的未来趋势 |
| 7.2.1 预测方法及参数设置 |
| 7.2.2 预测结果 |
| 7.3 少子化的中日比较及经验借鉴 |
| 7.3.1 中日少子化的相似之处 |
| 7.3.2 中日少子化的相异之处 |
| 7.3.3 日本的启示和经验教训 |
| 第8章 结论与对策建议 |
| 8.1 主要结论 |
| 8.2 对策建议 |
| 8.2.1 日本少子化对策的优化路径 |
| 8.2.2 中国应对少子化的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2）审判权的制度经济学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一、问题缘起 |
| 二、选题意义 |
| 三、理论脉络 |
| (一) 资源、产权与交易费用 |
| (二) 作为资源的权力及其产权安排 |
| (三) 权力的产权安排与激励约束作用 |
| 四、研究方法 |
| (一) 事实检验 |
| (二) 语义分析 |
| (三) 制度经济分析 |
| 五、结构内容 |
| 第二章 实践中的审判权 |
| 一、问题与视角 |
| 二、事实检验的进路 |
| 三、揭开审判权的面纱 |
| (一) 独立与不独立 |
| (二) 被动与主动 |
| (三)中立与偏向 |
| (四) 公开与不公开 |
| (五) 专业与非专业 |
| (六) 终局与非终局 |
| (七) 公正与不公正 |
| (八) 小结 |
| 四、透视审判权的实质 |
| (一) 公力性 |
| (二) 界权性 |
| (三) 租值性 |
| (四) 代理性 |
| (五) 裁量性 |
| 五、结语 |
| 第三章 审判权的制度选择 |
| 一、问题与视角 |
| 二、基于交易费用的分析框架 |
| (一) 交易费用的范式 |
| (二) 专业分工与司法审判 |
| (二) 审判权力的权属界定 |
| 三、历史变迁中的审判权 |
| (一) 古希腊:迎合民主的审判权 |
| (二) 古罗马:不同势力分割的审判权 |
| (三) 古代英国:努力挣脱王权的审判权 |
| (四) 古代中国:依附中央集权的审判权 |
| 四、把审判权放在恰当的位置 |
| 五、结语 |
| 第四章 审判权的激励约束 |
| 一、问题与视角 |
| 二、人力资本与行为激励 |
| (一) 人力资本 |
| (二) 行为激励 |
| 三、激励约束审判权的实践考察 |
| (一) 美国的精英模式 |
| (二) 法国的科层模式 |
| (三) 中国的混合模式 |
| 四、认真对待法官的权责利 |
| 五、结语 |
| 第五章 结论 |
| 一、实践中审判权的深层属性 |
| 二、审判权之制度选择的逻辑 |
| 三、激励和约束审判权的关键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3）我国不同地区高等教育发展格局比较研究 ——基于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格局的现状 |
| 第一节 我国高等教育的层次结构 |
| 第二节 我国高等学校的院校类型 |
| 第三节 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的地区分布 |
| 第二章 “普及化地区”高等教育发展格局 |
| 第一节 “普及化地区”高等教育的层次结构 |
| 第二节 “普及化地区”高等学校的院校类型 |
| 第三节 高等教育普及化地区的内部差异 |
| 第三章 “后大众化地区”高等教育发展格局 |
| 第一节 “后大众化地区”高等教育的层次结构 |
| 第二节 “后大众化地区”高等学校的院校类型 |
| 第三节 高等教育“后大众化”地区的内部差异 |
| 第四章 “大众化地区”高等教育发展格局 |
| 第一节 “大众化地区”高等教育的层次结构 |
| 第二节 “大众化地区”高等学校的院校类型 |
| 第三节 “大众化地区”与“后大众化地区”“普及化地区”的比较 |
| 第五章 地区高等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协调性 |
| 第一节 地区高等教育与人口发展的协调性 |
| 第二节 地区高等教育与经济发展的协调性 |
| 第三节 地区高等教育与科技发展的协调性 |
| 第四节 研究结论 |
| 结语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4）民国时期书法教育的转型与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第一章 民国时期书法教育的历史渊源 |
| 第一节 习字崇文——古代书法教育的学校形态 |
| 一、作为常识的小学书法教育 |
| 二、作为专业的书学专门教育 |
| 第二节 以书取仕——高等书法教育的政治依附 |
| 一、学以养士:书法教育的政治嵌入 |
| 二、书判取士:书法教育的权力依附 |
| 第三节 启蒙晨曦——晚清书法教育的形态转捩 |
| 一、普及识字:书法教育课程形态的初现 |
| 二、推广新知:书法教育艺术形态的萌芽 |
| 第二章 民国时期书法教育的社会背景 |
| 第一节 凄风苦雨——民国时期政治经济的秩序危机 |
| 一、民国时期政治的革命多样化诉求 |
| 二、民国时期经济的资本多元化干预 |
| 第二节 波澜横生——民国时期文化艺术的新旧递嬗 |
| 一、民国时期文化的意识形态革命 |
| 二、民国时期艺术的观念形态涤荡 |
| 第三节 多元竞进——民国时期教育发展的革故鼎新 |
| 一、民国时期教育近代化的多元探索 |
| 二、民国时期教育合法化的制度实践 |
| 第三章 民国时期书法教育的学制序接 |
| 第一节 私塾与学堂之争——民国时期书法教育学制化序曲 |
| 第二节 习字与国文之争——民国时期中小学书法教育定型 |
| 一、国文初定启新生:书法教育“国文化”的科目归属 |
| 二、乱世飘摇书低落:书法教育“习字化”的功能式微 |
| 第三节 师范与专科之争——民国时期专业化书法教育衍生 |
| 一、薄艺在身:书法技能训练在师范教育中的映射 |
| 二、敬惜字纸:书法文化素养在艺术教育中的嵌入 |
| 第四章 民国时期书法教育的内核危机 |
| 第一节 尊今与疑古——汉字存废的娓娓道来 |
| 一、废除汉字: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 |
| 二、简化汉字:调和解决之折衷解决 |
| 第二节 标准与大众——书法危机的自我救赎 |
| 一、书虽小道,国魂所系 |
| 二、字字标准,笔笔皆活 |
| 第三节 争锋与迷思——书画革命的观念分化 |
| 一、“善”与“美”:“美术革命”翻转书写审美 |
| 二、“新”与“旧”:“艺术革命”重塑书法教育 |
| 第五章 民国时期书法教育的科学逻辑 |
| 第一节 体系化与程式化——书法教育科学化肇始 |
| 一、书法教学体系的规范化建构 |
| 二、书法教学过程的程序化设计 |
| 第二节 标准化与效率化——书法教育科学化实证 |
| 一、书法教育的学科知识“心理化” |
| 二、书法教育的教学实践“科学化” |
| 第三节 人本化与个性化——书法教育科学化改良 |
| 一、书法教育教学原理的设计与实践 |
| 二、书法教育学习原理的探究与应用 |
| 第六章 民国时期书法教育的社会功用 |
| 第一节 救亡图存与塑造民众——书法教育的政治现代性 |
| 一、从精英到大众:书法教育的“新国民”想象 |
| 二、从守护到拓进:书法教育的“新艺术”图景 |
| 第二节 建造常识与大众传播——书法教育的知识现代性 |
| 一、民国时期书法教育出版的“崭新诞生” |
| 二、民国时期书法教育思想的“人物引领” |
| 第三节 颠沛之路与精神存扬——书法教育的民族现代性 |
| 一、从雅集到社团:书法教育的“民间场域” |
| 二、从内陆到粤港:书法教育的“香港景观” |
| 第七章 民国时期书法教育的回眸展望 |
| 第一节 “应用化”与“艺术化”——书法教育的泛化前景 |
| 一、书法基础教育:从写字转向审美 |
| 二、书法大众教育:从功利走向情怀 |
| 第二节 “科学化”与“专业化”——书法教育的学科审思 |
| 一、“书法学”的身份迷雾:历史交互与文化邂逅 |
| 二、“书法学”的学科建制:现实透视与理想期待 |
| 第三节 “本土化”与“国际化”——书法教育的时代复兴 |
| 一、书法教育的寻根弘道:从守正到创新 |
| 二、书法教育的西方传播:从输出到重建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学术成果 |
（5）供给侧改革视域下地方新建本科院校专业设置与调整研究 ——以江苏省13所地方新建本科院校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缘起及意义 |
| 1.1.1 研究缘起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综述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2.3 研究现状分析 |
| 1.3 研究设计 |
| 1.3.1 研究目的及方法 |
| 1.3.2 研究内容与结构 |
| 1.3.3 研究思路及创新 |
| 第二章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地方新建本科院校 |
| 2.1.2 高等教育供给侧改革 |
| 2.1.3 专业与专业调整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需求与供给理论 |
| 2.2.2 教育的内外部关系规律 |
| 2.2.3 人力资本理论 |
| 2.2.4 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理论 |
| 2.3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地方新建本科院校专业设置现状与反思 |
| 3.1 研究方法及数据来源 |
| 3.2 江苏省13 所地方新建本科院校专业设置基本信息 |
| 3.2.1 调查高校发展概述 |
| 3.2.2 调查高校专业设置现状 |
| 3.3 江苏省13 所地方新建本科院校专业设置存在的问题与原因 |
| 3.3.1 调查高校专业设置存在的问题 |
| 3.3.2 供给侧结构性视域审视地方新建本科院校专业困境成因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供给侧改革视域下地方新建本科院校专业设置与调整路径分析 |
| 4.1 高校专业设置与调整的相关经验分析 |
| 4.1.1 改革开放后中国大学专业设置与调整的历史变迁与特点分析 |
| 4.1.2 德国应用科学大学专业设置与调整经验的观察与借鉴 |
| 4.2 地方新建本科院校专业设置与调整的原则 |
| 4.2.1 服务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的适应性原则 |
| 4.2.2 强调预测的前瞻性原则 |
| 4.2.3 注重规模与效益的和谐发展原则 |
| 4.2.4 凸显差异化的特色性原则 |
| 4.2.5 与学科建设保持协调的可持续发展原则 |
| 4.3 供给侧改革视域下地方新建本科院校专业设置与调整的具体路径 |
| 4.3.1 政府对高校专业设置与调整的对策 |
| 4.3.2 社会力量对高校专业设置与调整的对策 |
| 4.3.3 高校微观层面专业设置与调整对策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总结与展望 |
| 5.1 研究的主要结论 |
| 5.2 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
| 5.3 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调查高校专业布点统计简表 |
| 附录2 调查高校2013-2017年专业新增及撤销情况 |
| 附录3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撰写的论文 |
| 附录4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参加的科研项目 |
| 致谢 |
（6）殖民语境下的《麒麟》大众文化建构（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的缘起 |
| 二、《麒麟》杂志研究的现状 |
| 三、研究方法 |
| 四、概念界定 |
| 第一章 殖民语境:《麒麟》的生产场域 |
| 第一节 “改朝换代”:东北沦为日本殖民地 |
| 一、炮制伪满洲国 |
| 二、所谓的友邦、盟邦、亲邦 |
| 三、殖民“暴力”的效应 |
| 第二节 切断民族之根:奴化的殖民教育 |
| 一、“王道主义”教育方针 |
| 二、让日语成为“国语” |
| 三、推行殖民学制 |
| 四、强制落实奴化教育思想 |
| 第三节 专制与霸权:日伪政权的文化统治 |
| 一、霸道的伪满文化统治机构 |
| 二、细化专制的文化统治策略 |
| 第二章 “大众文化”:《麒麟》杂志的策略性定位 |
| 第一节 伪满时期文学传媒的生态 |
| 一、从报纸副刊到文学杂志 |
| 二、从小众文艺期刊到大众文化杂志 |
| 第二节 “大众文化”杂志《麒麟》 |
| 一、《麒麟》办刊思想的演变 |
| 二、“大众”读者定位 |
| 三、版面风格和栏目设置的大众化 |
| 四、《麒麟》杂志的市场化运作 |
| 第三章 文学样式的大众性 |
| 第一节 娱乐化的通俗小说 |
| 一、占据《麒麟》文学主体的通俗小说 |
| 二、徘徊在章回体和新文学之间的通俗小说 |
| 第二节 “传承文化使命”的散文 |
| 一、彰显民族文化的节日习俗散文 |
| 二、传承中国传统艺术的文化散文 |
| 三、包罗万象的其他散文 |
| 第三节 书写底层大众生活的民间歌谣 |
| 一、情歌:离情别绪相思苦 |
| 二、生活歌:婚姻家庭中女性的悲情 |
| 第四节 雅俗互动的弹词与话剧 |
| 一、走向通俗:新文学的弹词改编尝试 |
| 二、雅俗相遇:演绎话本故事的现代话剧 |
| 第五节 由通俗小说改编的鼓词 |
| 一、鼓词《啼笑因缘》的诞生 |
| 二、从视觉艺术到视听艺术的转化 |
| 三、讲究音韵的俗白式语言风格 |
| 第四章 文本内涵的大众性 |
| 第一节 现代都市的空间符号与悖论叙事 |
| 一、时尚消费空间:咖啡店、吃茶店、舞厅 |
| 二、日常活动空间:公园、办公室 |
| 三、流动行进空间:火车、电车 |
| 四、都市书写的悖论 |
| 第二节 摩登与传统:大众视野中的女性想象 |
| 一、尚美女性:讲究衣着打扮的流行时尚 |
| 二、职场女性:独立自信的时代风尚 |
| 三、家庭主妇:渗透“贤妻良母”思想 |
| 第三节 娱乐性和模式化的精神消遣品 |
| 一、矛盾纠葛的感情故事 |
| 二、以死告终的爱情悲剧 |
| 三、历经风雨的完美结局 |
| 四、花样无穷的情感套路 |
| 第四节 侦探、悬疑与大众取向 |
| 一、构设类型化的悬疑焦点 |
| 二、迎合大众的小说取向 |
| 第五节 儿童文学产品的大众化特征 |
| 一、儿童文化产品的类型及特征 |
| 二、善与美的精神引导 |
| 三、潜藏的意识形态性 |
| 第五章 作为策略的大众:《麒麟》文化图景的意义 |
| 第一节 奴性话语:日本殖民统治的历史见证 |
| 一、从“看”和“说”入手的大众亲日引控 |
| 二、调门越来越高的大众媚日教唆 |
| 三、利用文学树立大众的“良民”榜样 |
| 第二节 隐性话语:中国人民反侵略意志的曲折表达 |
| 一、建立同构关系,认同中暗示处境、吐露心声 |
| 二、描绘二元意象,对比中透露情感倾向 |
| 三、文本间存在矛盾,真意从深潜处释放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7）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变迁研究（1951-2017） ——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问题的提出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问题与研究假设 |
| 1.1.3 基本概念界定 |
| 1.2 研究思路与研究框架 |
| 1.2.1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论 |
| 1.2.2 搜集资料的方法 |
| 1.2.3 研究意义 |
| 1.2.4 研究框架 |
| 1.3 理论梳理与文献综述 |
| 1.3.1 理论梳理 |
| 1.3.2 文献综述——台湾电视研究 |
| 1.3.3 文献述评 |
| 1.4 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
| 2. “戒严”时期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变迁(1951-1987) |
| 2.1“戒严”时期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发展与衍变 |
| 2.1.1 试水电视业:教育电视台的成立 |
| 2.1.2 第一家商业电视台:台视 |
| 2.1.3 中视:率先播出彩色节目 |
| 2.1.4 华视:突出教育节目特色 |
| 2.1.5 公共电视节目的草创 |
| 2.2 “戒严”时期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分析 |
| 2.2.1“戒严”时期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正式规则 |
| 2.2.2 “戒严”时期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非正式约束 |
| 2.2.3 “戒严”时期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实施机制 |
| 2.3 “戒严”时期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变迁的影响因素分析 |
| 2.3.1 外生性因素在媒介制度变迁中的作用 |
| 2.3.2 内生性因素在媒介制度变迁中的作用 |
| 2.3.3 行动者在媒介制度变迁中的作用 |
| 3 “解严”之后至“绿色执政”之前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变迁(1987-2000) |
| 3.1 “解严”之后至“绿色执政”之前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发展与衍变 |
| 3.1.1 台视、中视和华视:进入激烈竞争时期 |
| 3.1.2 民视的成立:反对党“发声”,打破无线三台“三足鼎立”格局 |
| 3.1.3 公视:漫长的筹建之路 |
| 3.2 “解严”后至“绿色执政”之前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分析 |
| 3.2.1 “解严”后至“绿色执政”之前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正式规则 |
| 3.2.2 “解严”后至“绿色执政”之前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非正式约束 |
| 3.2.3 “解严”后至“绿色执政”之前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实施机制 |
| 3.3 “解严”后至绿色执政之前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变迁的影响因素分析 |
| 3.3.1 外生性因素在媒介制度变迁中的作用 |
| 3.3.2 内生性因素在媒介制度变迁中的作用 |
| 3.3.3 行动者在媒介制度变迁中的作用 |
| 4 “绿色执政”之后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变迁(2000-2017) |
| 4.1 “绿色执政”之后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发展与衍变 |
| 4.1.1 商业无线电视台的重组 |
| 4.1.2 公广集团版图的扩充 |
| 4.2 “绿色执政”之后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分析 |
| 4.2.1 “绿色执政”之后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正式规则 |
| 4.2.2 “绿色执政”之后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非正式约束 |
| 4.2.3 “绿色执政”之后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实施机制 |
| 4.3 “绿色执政”之后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变迁的影响因素分析 |
| 4.3.1 外生性因素在媒介制度变迁中的作用 |
| 4.3.2 内生性因素在媒介制度变迁中的作用 |
| 4.3.3 行动者在媒介制度变迁中的作用 |
| 5. 结语: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构成、变迁分析与批判 |
| 5.1 “戒严”时期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构成 |
| 5.2 “解严”之后至2000年“绿色执政”之前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构成 |
| 5.3 2000年“绿色执政”之后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的构成 |
| 5.4 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变迁的反思与批判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访谈提纲 |
| 附录二 访谈人物列表 |
| 附录三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主要科研成果及其他作品发表情况 |
| 后记 |
（8）日本后大众化阶段大学开放教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目标与研究方法 |
| 1.2.1 研究目标 |
| 1.2.2 研究方法 |
| 第2章 相关概念及文献综述 |
| 2.1 相关概念 |
| 2.1.1 后大众化 |
| 2.1.2 大学开放教育 |
| 2.2 文献综述 |
| 2.2.1 高等教育后大众化研究综述 |
| 2.2.2 “大学开放”教育理念综述 |
| 第3章 日本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历史演变 |
| 3.1 扩张期(战后至20世纪70年代) |
| 3.2 平稳期(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 |
| 3.3 过渡期(20世纪90年代至今) |
| 第4章 日本后大众化阶段的大学开放教育 |
| 4.1 日本大学开放的背景 |
| 4.1.1 后大众化的提出与发展 |
| 4.1.2 日本后大众化阶段大学面临的冲击与挑战 |
| 4.2 日本后大众化阶段学生特点及入学制度的变迁 |
| 4.2.1 社会中非传统成人学生的基本特点 |
| 4.2.2 入学制度的变迁 |
| 4.3 大学开放教育的发展现状 |
| 4.3.1 大学公开讲座数量的增加 |
| 4.3.2 “学社融合” |
| 4.3.3 履修证明制度的形成 |
| 4.3.4 GP事业项目和COC(Center of Community)制度的构建 |
| 4.4 日本后大众化阶段大学开放教育的改革措施 |
| 4.4.1 大力提高高等教育质量 |
| 4.4.2 高等教育的结构和功能的转变 |
| 4.4.3 国立大学法人化改革 |
| 4.4.4 高校入学考试、选拔标准的合理化改革 |
| 第5章 日本后大众化阶段大学开放教育的经验与启示 |
| 5.1 日本后大众化阶段大学开放教育的成功经验 |
| 5.1.1 建立良好的推进机制 |
| 5.1.2 协调好学校与家庭、社会之间的关系 |
| 5.1.3 重视NPO(非营利性组织)、志愿者及大学校长的作用 |
| 5.1.4 课程改革及学生评价体制 |
| 5.1.5 国家政府的政策及经济支持 |
| 5.2 日本后大众化阶段大学开放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 |
| 5.2.1 大学开放教育缺乏系统性 |
| 5.2.2 各类项目活动缺乏评价体制 |
| 5.2.3 大学、家庭、社会三方的职责分工还不够明确 |
| 5.2.4 人才的缺乏 |
| 5.3 日本后大众化阶段大学开放教育对我国高等教育的启示 |
| 5.3.1 大学改革的视野应更加宽阔 |
| 5.3.2 大学在管理上应该充分吸收社会力量 |
| 5.3.3 大学应把“服务社会”作为其第三职能 |
| 5.3.4 我国大学应创建符合地方特色的开放教育模式 |
| 5.3.5 国家政府及各行政部门应给予更多的支持 |
| 5.3.6 重视NPO组织建设,扩大志愿者队伍 |
| 结论及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硕士期间的研究成果 |
（10）基于知识图谱的两岸高等教育交流合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二、研究意义及目的 |
| 三、研究现状及述评 |
| 四、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五、核心概念界定 |
| 第一章 知识图谱理论及其应用 |
| 第一节 知识图谱的理论缘起 |
| 一、知识图谱的内涵与特点 |
| 二、知识图谱的演化过程 |
| 三、知识图谱的应用 |
| 第二节 知识图谱的研究方法 |
| 一、词频分析法 |
| 二、引文分析法 |
| 三、多元统计分析法 |
| 四、社会网络分析法 |
| 第三节 知识图谱在高等教育领域的应用 |
| 一、应用于高等教育的整体发展状况 |
| 二、应用于高等教育的某个学科领域 |
| 三、应用于高等教育热点问题的探讨 |
| 第四节 知识图谱方法对本研究的适切性 |
| 一、知识图谱方法应用于本研究的适切性 |
| 二、运用知识图谱分析维度搭建本研究的分析框架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研究设计及文献处理 |
| 第一节 方案设计与研究路径 |
| 一、两岸高等教育交流合作文献的梳理 |
| 二、研究时间段的选择与划分 |
| 三、知识图谱的绘制与分析 |
| 第二节 统计软件的选择与应用 |
| 一、知识图谱的应用软件 |
| 二、CiteSpace软件的应用 |
| 第三节 文献来源及处理说明 |
| 一、基于大陆中国知网的文献搜集与整理 |
| 二、基于台湾核心数据库的文献搜集与整理 |
| 三、文献处理与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李登辉执政时期两岸高等教育交流合作的研究 |
| 第一节 两岸相关研究的基本概况 |
| 一、文献发表数量及年代分布 |
| 二、研究专家图谱分析 |
| 三、研究机构分布 |
| 第二节 研究热点的分析 |
| 一、高频关键词的提取 |
| 二、两岸学生交流研究十分热络 |
| 三、两岸学术交流合作研究比较活跃 |
| 第三节 研究前沿的分析 |
| 一、文献被引的整体情况 |
| 二、以高校体育交流为桥梁的研究兴起 |
| 三、大陆学历采认研究开始萌芽 |
| 四、以高校科技交流为纽带的研究突出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陈水扁执政时期两岸高等教育交流合作的研究 |
| 第一节 两岸相关研究的基本概况 |
| 一、文献发表数量及年代分布 |
| 二、研究专家图谱分析 |
| 三、研究机构分布 |
| 第二节 研究热点的分析 |
| 一、高频关键词的提取 |
| 二、两岸校际合作研究尤其火热 |
| 三、两岸学生交流研究比较突出 |
| 第三节 研究前沿的分析 |
| 一、文献被引的整体情况 |
| 二、两岸职业教育合作研究初露头角 |
| 三、两岸高等教育交流与政经关系的研究开始萌芽 |
| 四、两岸学历互认研究继续深化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马英九执政时期两岸高等教育交流合作的研究 |
| 第一节 两岸相关研究的基本概况 |
| 一、文献发表数量及年代分布 |
| 二、研究专家图谱分析 |
| 三、研究机构分布 |
| 第二节 研究热点的分析 |
| 一、高频关键词的提取 |
| 二、陆生赴台就读和相互招生制度的研究十分热门 |
| 三、闽台高等教育合作研究尤其突出 |
| 四、两岸联合培养人才模式研究比较活跃 |
| 第三节 研究前沿的分析 |
| 一、闽台职业合作研究具有开创性 |
| 二、两岸合作办学的研究开始萌芽 |
| 三、以“两岸关系”为中心的两岸高等教育交流合作研究突出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各时期相关研究的比较分析 |
| 第一节 各时期两岸高等教育交流合作研究的共性与差异分析 |
| 一、两岸学者研究的异同 |
| 二、不同执政时期研究的异同 |
| 第二节 两岸高等教育交流合作研究的影响因素分析 |
| 一、政治因素:两岸关系是高教交流合作不可规避的问题 |
| 二、经济因素:经济发展推动两岸高教交流合作 |
| 三、教育因素:学生是两岸高等教育交流的主体 |
| 四、福建“五缘”优势的充分体现 |
| 第三节 学术研究与两岸高等教育交流合作的关系 |
| 一、学术研究推动两岸高等教育交流合作的发展 |
| 二、两岸高等教育交流合作的发展促进学术研究的深入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结论与展望 |
| 一、研究的主要结论 |
| 二、对未来研究的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攻读学位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四、推进高等教育大众化三法（论文参考文献）
- [1]日本少子化问题研究[D]. 全龙杰. 吉林大学, 2020(01)
- [2]审判权的制度经济学分析[D]. 黄永锋. 吉林大学, 2020(01)
- [3]我国不同地区高等教育发展格局比较研究 ——基于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的视角[D]. 陈玄玄. 南京师范大学, 2020(04)
- [4]民国时期书法教育的转型与发展研究[D]. 贾韬. 南京师范大学, 2020(03)
- [5]供给侧改革视域下地方新建本科院校专业设置与调整研究 ——以江苏省13所地方新建本科院校为例[D]. 汤颖. 南京邮电大学, 2019(02)
- [6]殖民语境下的《麒麟》大众文化建构[D]. 邓海燕.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8)
- [7]台湾无线电视媒介制度变迁研究（1951-2017） ——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D]. 陈若萱. 厦门大学, 2018(06)
- [8]日本后大众化阶段大学开放教育研究[D]. 保静沂. 陕西师范大学, 2018(01)
- [9]“培养德法兼修高素质法治人才研讨会”纪要[J]. 法学教指委秘书处. 中国法学教育研究, 2017(03)
- [10]基于知识图谱的两岸高等教育交流合作研究[D]. 周弘. 厦门大学, 2017(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