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涵盖的几个问题

一、德所涵盖的几个问题（论文文献综述）

杨萌^[1]（2020）在《《中庸》天道人道思想研究》文中认为《中庸》是儒家传世经典之一,对儒学而言,如命脉所在。如果说儒学代表着中国人的思考方法,那么《中庸》就是这一思考方法的精髓。它承上启下,兼综佛道,乃至今时今日依然保留着对当代精神境界的构筑,对主观道德世界的体认。文章旨在通过“天道—人道”的模型解读《中庸》文本,剖析其内在意蕴,以便更好地对接当代。对天道而言,《中庸》通过“天”实现“性”“命”“诚”之间的内在关联,即天命与性、诚与性、至诚与尽性三个方面的联系。并且从“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为教”出发,指明天命下贯的原动力。对人道而言,《中庸》主要包括内圣外王两个方面:一是从遵道、修道、守道出发归纳蓄积内圣的具体方式,进而通过“三达德”实现自我修习。二是从人治、德治、礼治出发梳理外王为政的实际策略,进而通过“五达道”与九经实现治国平天下。另外,在《中庸》看来天道通过形上的分析给予人道指导,而人道则透过实际的运用呈现天道法则,天道与人道虽有不同之处但亦有渗透的层面。一方面《中庸》通过“诚”贯通天道与人道且为天人合一提供可能;另一方面《中庸》通过小人、君子、圣人的人格修养来彰显天道的境界。因此,在对天道与人道逐一分析后应将二者联系起来,明晰它们之间一以贯之的路向。总之,《中庸》对儒学及后儒观点的形成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儒学的发展过程中它是连接孔子与后儒的纽带。此外,《中庸》既是三教会通的媒介又是道德修养与社会建设的途径,它不仅为儒、释、道的融合与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还为治国理政提供了行之有效的指导。

石云权^[2]（2019）在《《长短经》政治哲学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长短经》写于开元年间,是赵蕤以“经世致用”的态度,淘漉唐以前的政治、哲学、历史、军事等思想而编述的一部作品。本文以《长短经》的政治哲学为研究对象,先简略陈述了赵蕤与《长短经》的基本情况,由此引出《长短经》主要的哲学思想。一是“天命”观,它明确了君权由上天赋予,但这种赋予并非恒常不变。上天依据人的“德行”赋予其君权,所以君主理应修德配命,才能延续政治统治的活力。传统“德行”的内容一般都指人的伦理道德,赵蕤将“功利”思想纳入了“德行”之中,这为他经世致用的政治目的奠定了理论基础。二是“变”的观点,由事物运动变化的属性出发,赵蕤认为君主在进行政治活动时,必须考量政治因素的发展变化,采用因时制宜的政治策略。三是“反”的观点,事物具有对立转化的特性,政治因素同样如此。君主在考察其对立性时,应利用转化机制,消解政治危机中的矛盾形势。四是“争”的观点,事物的对抗争斗也是促进事物发展的内部因素。君主可以利用政治因素的矛盾性,考察政治势力的强弱,衡量治国思想的优劣,以此进行政策调节。五是“和”的观点,事物之间差异性的互补构成了它们整体的和谐性。君主可以调配各类政治因素的组合,尤其是注重政治人才的调配任用,优化政治管理,提高治国理政的效率。在如上哲学观念的视角下,本文就《长短经》的政治思想展开了论述。首先是国家政体层面,分说“王者之政化之”、“霸者之政威之”、“强国之政协之”的三种基本态势。在结合哲学观念的内容之后,文章继此叙述了《长短经》“经纶通变,康济群生”的政体原则。其次是政治策略层面,从正反两面分析了各类治国措施的优劣。既然它们互有瑕瑜,亦可以补偏救弊,后文据此概括了《长短经》“因时为业,刑德成治”的施政观念。最后是“人才观”,“君道无为,臣道有为”是《长短经》君臣思想的核心,所以,理应叙述君主选用政治人才的策略。此外,就君臣关系的讨论也是对此书“得人则兴,失士则崩”观念的重要补充。本文即以此形式完成了对《长短经》哲学与政治内容的综论,点明了它政治辩证性的基本特征。

程晓峰^[3]（2016）在《西周思想史论》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西周是中华文明发展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时期。伴随着殷周之际社会形态的变革,西周文明在中华文明的发生期,掀起了一个后世无法企及的高峰。这一时期,新的社会观念和基本命题不断出现,中国文化的基因和特点也在这一时期形成。春秋、战国以至秦汉以后的思维方式,以及讨论的基本哲学命题,都没有跳出西周时期各种观念和命题形成的藩篱。中华文明的人文精神特质,也在西周社会的激荡中成型、丰富和发展,并以此为基础绵延了数千年。具体而言,西周思想,其核心命题就是“人”,并围绕“人”形成了以人文信仰为主要特征的观念体系。这样讲,并不是说之前或之后的时期,社会思想的核心命题不是“人”,而是说:相对于之前的时期,“人”在西周思想中十分明显地成为了一个主体性哲学范畴;相对于之后的时期,西周思想的人文特性,又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思想史发展的基本理路。而西周思想观念体系的基本表现形态,就是礼乐文明。它汇聚了周人最先进的社会经验和理性认知,既是一种社会制度形式,又蕴含了积极的价值观念。礼乐文化的成熟,也标志着早期中国思想观念发展的重要转向,即从宗教到道德的转向,从宗教巫卜文化向人文信仰、伦理文化的转向。然而,用文化形态的转向来描述早期中华文明的发展,并未触及问题的本质。思想史、哲学史的研究,也不应该止步于说清楚某一时期的思想和观念是什么,而应该进一步地阐释为什么会出现这样那样的观念,也即思想观念的认识根源和社会根源。从认识根源来讲,一方面,我们要重视西周思想发展过程中“理性”的作用。西周及其之前的社会,思想文化领域一直都不缺乏对“人”的关注。只是很长一段时间,这种认识纠葛在神秘主义的认识中,是模糊的、不确定的。而在西周时期,人们已经累积了丰富的社会经验和理性认识,具备了廓清神秘主义影响的思想条件。在这个基础上,“人”才能以独立的姿态出现在思想文化领域。如何认识人类自己,如何认识生命的价值,如何认识人与其生存世界的关系,才能成为西周思想亟需解决的基本问题。所以,在这个人类认识发展的过程中,“理性”对文化形态的转向发挥了重大作用,也促使了新的思想观念的出现。另一方面,西周思想中的一系列价值观念,都包含了十分确定的“德性”追求。这一时期,原始宗教的影响逐渐被廓清,“德”的观念被着重提出,并成为西周思想的精神母题。“德”的主张,虽然是为了满足凝聚宗族血缘社会的需要,但客观上讲,它是以个体人格的完善为基础的。也就是说,西周的思想文化,既蕴含了关注个体、完善个体的要求,又将落脚点放在了维持宗族社会秩序上,这是典型的、全面的“德性”追求。因此,西周思想文化的“人文信仰”特性,既与宗教信仰有着较为明显的区分,其自身又有着深刻的“德性信仰”的内在理路。从社会根源来讲,在西周近三百年的历史中,殷商时期众多族群之间“协商与权力均衡的关系”（李峰先生语）逐步得到了改变。在血缘网络和分封制度的基础上,西周建构起了由周王室和大小诸侯国组成的层级社会。华夏国家的基本格局,就在这一时期逐渐形成。在这个过程中,“血缘”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一方面,宗族血缘群体是西周时期普遍存在的社会单元。西周王室准确把握住了这一社会属性,将宗法社会规范巧妙地转换成了国家管理制度。他们将“血缘”作为政治权力分配的一个总原则,建立起了尊卑有等、上下有别的政治秩序。由此,“亲亲”“尊尊”成为西周宗法社会的基本思想观念。另一方面,西周社会强烈的血缘属性,从根本上决定了这一时期思想文化的“人文”“伦理”特性。个体的血缘身份,是建构宗法社会的关键节点,因此西周思想就十分重视个体存在和人格完善。社会的血缘网络,是个人赖以实现生命价值的重要载体,因此西周思想就十分重视社会规范和伦理观念。西周思想将个体存在和社会存在有机地融汇在了礼乐社会的理想中,一系列价值观念也作为社会的内生需求而产生。而以礼乐文明为代表的西周思想文化,则从根本上扭转了蛮荒时代的无序状态,舒缓了神秘主义下的紧张心理,体现出一种积极的、向善的、谐和的人文价值追求。中华文明传统价值观念的全面确立、礼法秩序的有机架构、文化基因的整体成型,都在西周时期完成了它们的奠基礼。当然,正是因为和“血缘”的密切关系,西周的国家制度设计天生存在着弊端。尤其是将血缘身份作为权力分配的总原则,使西周社会在客观上缺乏一种根本的维持社会长久活力的激励机制。西周礼乐文明倡导的价值观念,在数百年的演进中,不再是完全的个体道德自觉,也不再是纯粹的社会内生需求,而在某种程度上沦为一种外在的政治宣示和制度约束。由此,西周思想文化在政治层面的衰落就是必然的了。只是,西周之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宗族血缘社会依旧是中国社会的基本形态。血缘因素顽强、连续的存在,民众社会相对自由的氛围,也使得西周思想中的价值观念,有了延续其生命力的载体。中华文明也因此成为东方社会“连续性”文明的代表。需要着重说明的是,从方法论上讲,西周思想在思想史、哲学史的发展中有它的特殊性。一个是,这一时期没有传统意义上的思想家和经典,这就需要我们更加深刻地关注社会自身的发展,而不是去过度的解读某些所谓思想家或者有限材料中的思想。一个是西周时期各种价值观念的形成,从发展的角度讲都还不具备确定性,它可能不完全适用于其产生的时代。由此,我们不能因为儒学与西周思想的密切渊源,以及儒学在中国思想史中的重要地位,而去理想化地解读西周思想。

周素霞^[4]（2014）在《用周恩来精神培育大学生比较研究 ——以淮安高校为例》文中研究表明周恩来精神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相融合的结晶,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与共产党人优秀品质完美结合的典范。周恩来精神不仅是我们党、我们国家、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而且是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是我们当今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加强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的最好的素材、最生动的素材和最有价值的素材。引导大学生立志学习周恩来精神,自觉践行周恩来精神,坚定理想信念,能够像周恩来那样把自己的人生追求同国家、民族的前途和命运紧密结合在一起；能够像周恩来那样珍惜美好时光,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刻苦学习；能够像周恩来那样投身社会实践,虚心向人民群众学习,热爱人民群众,与人民群众打成一片,磨砺思想,打牢用诚实劳动创造美好生活的思想基础,是新的历史条件下,高校思想道德教育的重要措施和抓手。淮安,是周恩来总理的故乡,淮安高校长期以来坚持用周恩来精神办学育人,形成了鲜明的特色,集中体现为形成了以开发周恩来精神等地方德育资源为特色,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和周恩来精神贯彻大学教育始终为目的,以周恩来及其他杰出人物为楷模,以周恩来班创建和班集体建设为基本单元,以“学周、知周、行周”等德育实践活动为载体,以学校、家庭和社会共同参与、共同建设为基本途径的高校德育的新模式。而由教育系统兴起的“周恩来文化热”,迅速向社会延伸、扩展,为淮安社会文化打亮了底色,成为淮安先进文化的一面旗帜。为了把握淮安各相关高校用周恩来精神办学育人的个性特征,论文采用了实证和比较研究的方法。通过实证研究,论文认为,淮安高校由于培养的人才规格不同,各高校校运用周恩来精神培育大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内容、方法和载体各有侧重,略有不同,而这些个性鲜明的的特点统一构成了淮安高校用周恩来精神培育大学生的基本模式。新的历史条件下,高校的思想道德教育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特别是在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过程中,淮安高校注重利用开发地方优秀教育资源的做法将会给其他高校带来诸多有益的启示。

王继宁^[5]（2001）在《德所涵盖的几个问题》文中提出中华民族几千年来治世安邦所贯穿的一条主线就是以德化人、以德安邦 ,实行德治。而仁义、敬恕、诚信、勤谦则是德所主要涵盖的内容。

二、德所涵盖的几个问题（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德所涵盖的几个问题（论文提纲范文）

（1）《中庸》天道人道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长短经》政治哲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西周思想史论（论文提纲范文）

（4）用周恩来精神培育大学生比较研究 ——以淮安高校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四、德所涵盖的几个问题（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庸》天道人道思想研究[D]. 杨萌. 郑州大学, 2020(02)
• [2]《长短经》政治哲学研究[D]. 石云权. 山东大学, 2019(09)
• [3]西周思想史论[D]. 程晓峰. 湖南大学, 2016(02)
• [4]用周恩来精神培育大学生比较研究 ——以淮安高校为例[D]. 周素霞. 宁夏大学, 2014(08)
• [5]德所涵盖的几个问题[J]. 王继宁. 兰州商学院学报, 2001(S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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