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化解村级债务要在“清”字上下功夫（论文文献综述）
赵财源[1]（2020）在《村级新型集体经济组织用地模式选择研究》文中指出积极发展农民股份合作、赋予集体资产股份权能是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重要目标之一。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和《乡村振兴规划2018-2022》分别提出要加快推进农村集体经营性资产股份合作制改革,健全农村土地流转规范管理制度,发展多种形式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政策要求。在此政策背景下,村级新型集体经济组织作为落实保障农民集体组织成员权利、发展农民股份合作、赋予农民集体资产股份权能这三项政策任务的重要实施主体,在全国多地开展了形式多样的用地模式选择实践。基于此,本文对于村级新型集体经济组织用地模式的选择展开了深入研究。本研究主要包括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总结了国内外学者关于土地流转、新旧集体经济比较、村级新型集体经济组织、用地模式等方面的文献成果,并对相关理论进行了简要介绍。第二部分阐述了村级新型集体经济组织的发展演进和发展现状,在此基础上,分析现今村级新型集体经济组织用地存在的问题。第三部分介绍了四种村级新型集体经济组织典型用地模式,并对现有实践用地模式的土地利用机制、收益分配方式和适用条件进行比较分析。第四部分利用层次分析法（AHP）、决策试验与评价实验室法（DEMATEL）和可拓优度评价法构建出村级新型集体经济组织用地模式选择和评价指标模型,并将河南省卢氏县潘河乡梅家村梅苑旅游开发公司作为实证研究对象进行用地模式选择研究。最后,本文在确保用地模式如何科学选择方面,结合用地模式从政府、村级新型集体经济组织等主体提出相关保障措施,促进用地模式的准确选择和可持续发展。本文主要的研究结论有:（1）因地制宜是村级新型集体经济组织用地模式选择的重要原则。（2）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组织体制为用地模式的可持续运营提供组织保障。（3）入股入地农户利益在用地模式选择过程中应得到切实保障。（4）政府作用应该适当、正确发挥。
曲镜达[2]（2019）在《新时代践行党的群众路线面临的挑战与对策研究》文中指出党的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的生命线。在日益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形势下,各种对中国共产党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的风险考验和现实挑战不断涌现,党的群众路线呈现出民主诉求多样性、服务对象多元化、群众需求复杂化等新的特点。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全面推进党的建设、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中国共产党所肩负的重大战略任务,党的群众路线亦被赋予了新的时代践行内涵。历史经验证明:什么时候党的群众路线执行得好、党群关系密切,党的事业就发展顺利。因此,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中,我们必须不折不扣践行好党的群众路线,为实现新时代中国梦的伟大目标提供强有力的保障。本文立足于“新时代践行党的群众路线”这一选题,综合运用文献研究法、比较分析法、问题导入法,深入开展了新时代践行党的群众路线面临的挑战与对策研究。首先,对论文选题的研究背景和意义、研究现状、论文撰写思路以及研究创新点进行了整体说明。其次,从理论来源切入,根据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研究了党的群众路线的发展和践行历史,并对马克思的群众史观、列宁的群众史观、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精华进行了解读。再次,立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体剖析了践行党的群众路线所面临的各种挑战,诸如社会各阶层民主诉求多样、社会矛盾变化对法治公平提出新要求、群众文化生活亟需进一步丰富、对美好生活的民生期待尚需不断满足、党员干部形象与群众期望仍有差距等,并详细分析了各种挑战产生的原因。最后,遵循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新时代治国理政新理念,探讨并提出了针对性较强的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的主要实施途径,包括如何持续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如何全面深化依法治国实践;如何坚持不断丰富群众文化生活;如何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如何不断增强干部党性修养。由上,本文研究力争为新时代践行党的群众路线做出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的积极贡献。
王爱桂[3]（2019）在《新时代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问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意识形态领域一直是大国较量的一个重要场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大国间的意识形态斗争愈发激烈。意识形态安全,作为国家总体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巩固我国社会主义政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关键时期,我国的社会主要矛盾、发展目标、战略安排等都发生了新的变化。意识形态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起到引领社会思潮、聚合人心的作用,而且对推动社会发展起到强大的精神支撑作用。但是,进入新时代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着以下严峻的挑战:一是面临社会主要矛盾新变化的挑战;二是面临价值多元化的挑战;三是西方社会思潮渗透的挑战;四是面临信息网络化的挑战;五是面临自身建设不足的挑战。面对这些挑战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如何在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同时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如何巩固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如何全民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如何在信息化时代加强政府对意识形态的控制力?如何提高我国意识形态宣传的质量和水平等等都是新时代我国维护意识形态安全必须解决的现实课题。如何应对新时代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的挑战?我们可以从中外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经验与教训获得借鉴。本论文采取纵向考察与横向比较相结合的方法来探究中外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经验与教训。不仅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纵向历史维度来探究分析,而且从中国、美国和前苏联的横向比较中深刻剖析中外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经验与教训。虽然不同国家在维护意识形态安全方面采取的措施不同,但透过特殊可究其一般,纵观中国、美国、前苏联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经验和教训说明,维护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安全必须具备以下条件:其一,意识形态建设必须有科学的指导思想才能确保不偏离正确的方向;其二,意识形态建设必须有与主流意识形态核心价值诉求相一致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基础作为保障;其三,核心价值体系在意识形态领域发挥引领整合社会思潮的作用;其四,意识形态安全的实现必须落实到真实有效的制度设计和制度运行之中;其五,意识形态安全的实现还必须有赖于意识形态宣传手段和话语方式的创新,必须善用新媒体,促进媒体融合,打造全媒体平台,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实现意识形态从政治走进人们的日常生活,促进意识形态大众化和生活化,被广大人民群众普遍认同才能真正实现意识形态安全。意识形态安全是国家总体安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必须将维护意识形态安全问题放入到国家总体安全中去研究。本论文以习近平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从梳理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安全概念入手,着重分析了新时代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现的严峻挑战,在借鉴国内外维护意识安全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尝试构建了新时代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体系:树立习近平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新时代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指导思想;夯实新时代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基础;建立新时代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预警、监控、评估等长效机制;从加强党对意识形态的领导、干部队伍建设、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法律制度建设、完善网络管理和监控、宣传方式创新等方面提出新时代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路径选择。
杨皓[4]（2019）在《马克思主义反贫困思想视阈下的中国农村扶贫问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建设一个“没有贫困、共同发展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人类千百年来孜孜以求的美好画卷。马克思主义反贫困思想主要关注资本主义制度下城市工人阶级的贫困问题,深刻揭露出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种种弊端,提出实现无产阶级解放实现全面发展的唯一途径就是推翻资本主义制度,消灭私有制。然而贫困问题并没有伴随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销声匿迹,却在社会主义国家建设发展过程当中如影随形。面对这一事实,绝对不能盲目照搬马克思主义反贫困思想来解释和解决中国农村的贫困问题,必须要坚持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从而开辟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扶贫开发道路。本文采用文献研究法、历史和逻辑统一法、跨学科研究法、实证研究法,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角对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的理论与实践框架进行解读,系统梳理总结中国农村扶贫开发工作的历史性成就与突出性问题。第二章主要对“贫困”、“反贫困”的概念进行界定,归纳“贫困”的类型和反贫困的意义,系统梳理马克思主义反贫困思想和其他学派、学者对于“贫困”的认识与研究。第三章主要对当前全球贫困及反贫困现状进行总结,包括分析全球贫困主要特点,分析中国农村反贫困所取得成就、原因以及其他主要发展中国家地区反贫困效果欠佳的原因。第四章主要对我国农村扶贫理论与实践进行回顾,总结改革开放前后党中央领导集体对社会主义贫困问题的理论与实践贡献,重点阐释习近平“精准扶贫”重要论述的提出背景、丰富内涵、实现路径与重大意义。第五章通过选取当前我国农村扶贫典型案例,分析脱贫攻坚工作进入“攻坚拔寨”冲刺阶段的问题与挑战。第六章主要讨论在马克思主义反贫困思想指导下,如何调整与完善我国农村未来扶贫路径与对策。马克思主义反贫困思想的革命性意义不容否定与质疑,研究这一思想是“回到马克思主义”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现实需要。在今后一个时期,必须要将马克思主义反贫困思想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习近平“精准扶贫”重要论述作为打赢新时代脱贫攻坚战的根本遵循,要立足于我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和社会主要矛盾发生的变化,坚持看待和分析贫困问题的辩证唯物主义立场,继续深化对社会主义制度下农村贫困问题的认识,不断拓展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
黄彦琳[5]（2019）在《财政在我国普惠金融发展中的作用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作出了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重大论断:我国的社会主要矛盾已经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民生活水平显着提高,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强烈,提出了更平衡、更充分发展的需求,但目前金融发展存在诸多不平衡、不协调的问题。普惠金融的研究对解决这个难题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普惠金融致力于解决上述不平衡、不协调的发展的问题。普惠金融旨在推进金融服务更加普及,使低收入人群、小微企业等群体都能获得更加便利、更加快捷、更加实惠和更加安全的金融服务。普惠金融的服务目标群体为那些较少享受传统金融服务的低收入人群及中小企业,在我国这部分群体主要为农户、城镇弱势群体和中小企业。财政一方面通过资源配置来作用于普惠金融的发展:普惠金融可以视为一种金融资源,财政天然具备的资源配置职能,可以将部分金融资源引入弱势产业、落后地区和弱势群体,从而实现国家宏观层面更为有效的资源配置;另一方面财政可以缓解普惠金融的市场失灵问题,帮助其更好地发展。财政具有经济稳定发展的职能,从中长期角度看,普惠金融的发展也能助推经济的包容性增长,促进经济的稳定发展,最终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此外,普惠金融的普惠性本质与促进收入公平分配的目标高度契合。与传统金融相比,普惠金融更加强调公平（居民无论收入高低都能够享受到金融服务）,金融机构可以为高收入者提供理财、保险、投资等高端服务,也可以为低收入人群提供其所需要的储蓄、结算、贷款等收入,满足所有人群的需要。中国在发展社会经济中提倡公平、和谐、可持续发展,这与普惠金融所倡导的观念一致。本文紧紧围绕“财政在我国普惠金融发展中的作用研究”这一主题,从理论和实践的角度分析两者的作用关系,理顺财政对普惠金融发展的作用机理,最终得出研究结论,财政通过对“量”、“质”和“结构”等多方面作用,可以更好地支持普惠金融的发展,实现普惠金融从规模数量转向高质量发展。一方面财政推动我国普惠金融供需平衡,促进普惠金融规模的增长,另一方面财政积极营造发展环境实现普惠金融发展质的提升,并不断优化结构,全方位多层次促进普惠金融的发展。财政作用于普惠金融的最终现实目标是实现收入的再分配,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帮助弱势群体增加收入,发挥普惠金融造血功能,实现财政解决分配问题的生产性手段,促进创业就业、助推脱贫攻坚。本文的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是“绪论”。本章主要对论文的选题背景、研究目的和意义、基本研究思路和方法等进行了简要介绍和阐述。同时,本章还对文章的创新与不足进行了说明。第二章是“文献综述”。本章本文的文献综述部分按照“什么是普惠金融?——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如何,如何进行测度?——财政如何影响普惠金融?”的逻辑展开,从普惠金融发展、普惠金融的测度与影响因素、财政与普惠金融发展的关系等四个方面递进阐述。通过总结国内外专家学者对普惠金融问题的研究成果,可以发现已有文献较少地从财政政策角度分析对普惠金融的作用,且多数都是仅仅停留在定性分析层面上,从定量的层面上分析的较少。第三章是“财政作用于我国普惠金融发展的理论基础”。本章主要分析了财政作用于普惠金融发展的理论分析基础。从西方经济学中福利经济学和市场失灵的角度分析财政作用于普惠金融发展的必要性,财政通过产生正外部性企业补贴来缓解普惠金融的市场失灵问题,帮助其更好地发展。从国家分配论的角度分析财政作用于普惠金融发展的有效性,财政通过资源配置来作用于普惠金融的发展:普惠金融可以视为一种金融资源,财政天然具备的资源配置职能,可以将部分金融资源引入弱势产业（中小企业等）、落后地区（农村地区等）和弱势群体等,从而实现国家宏观层面更为有效的资源配置。财政的职能主要有四个方面:资源配置职能、收入分配职能、经济稳定和发展职能、保障社会和谐稳定和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财政拥有经济稳定发展的职能,通过制度性的安排,发挥“自动稳定”的作用,普惠金融的发展也能助推包容性增长,促进经济的稳定发展,与财政的职能高度契合,最终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和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财政发挥收入分配的作用,优化金融资源配置效率,通过财政收入分配职能积极实现公平分配的目标,普惠金融的普惠性本质与促进收入公平分配理念高度契合,此外,普惠金融也有助于实现社会公平分配,帮助财政发挥收入分配的职能,最终促进经济的稳定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和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第四章是“财政作用于我国普惠金融发展现状”。本章主要对财政作用于我国普惠金融发展取得的成效和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我国普惠金融的服务对象是农村及偏远地区低收入群体、城镇低收入群体、中小微企业。我国普惠金融主要经过几个重要阶段的发展:（1）20世纪90年代:公益性小额信贷阶段;（2）2000年-2005年:发展性微型金融阶段;（3）2006年-2010年:综合性普惠金融阶段;（4）2011年之后,创新性互联网金融阶段,目前在普惠金融机构体系、支付体系建设、金融创新以及互联网金融等方面都有一定的发展。财政作用于普惠金融的制度安排包括税收优惠及减免、贷款贴息（扶贫贷款奖补和贴息、小额担保贷款贴息等）、专项资金（技术创新基金、中小企业发展专项基金、普惠金融发展专项基金等）和其他的相关财政政策,并且也取得了初步的成效。但财政扶持普惠金融政策方面存在诸多问题,如:普惠金融专项资金的利用率受限、财政专项资金申报门槛较高、财政专项资金反向激励问题,总体来看,普惠金融的财政政策的受益面有限。下一步发展中亟需解决信用体系建设不完善、普惠金融风险逐渐暴露、和普惠金融可持续性发展等问题。第五章是“财政作用于我国普惠金融发展的机理分析”。财政对普惠金融发展的作用主要在量的增长、质的提升和结构优化等方面。财政推动我国普惠金融供需平衡,促进普惠金融规模的增长。财政作用于我国普惠金融供给方和需求方,从而缓解目前我国普惠金融市场存在供需不平衡的问题。财政积极营造普惠金融发展环境。一是加强培育竞争性市场,推进普惠金融市场健康发展。二是完善担保体系,实现普惠金融发展与风险防范双重效果。三是鼓励发展征信系统,构建普惠金融受众群体依法诚信履约的环境。财政有效推进普惠金融发展结构优化主要体现为财政积极促进普惠金融发展的平衡。一是加强普惠金融区域发展的平衡,推进普惠金融在各区域间平衡发展。二是加强普惠金融城乡发展的平衡,努力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和金融排斥,推进普惠金融在城乡平衡发展。三是加强普惠金融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平衡,普惠金融的发展和社会发展之间天然存在高度一致性,社会发展的终极目的是提倡全面共享,鼓励“人人享有”的概念,普惠金融致力于解决发展的不充分和不平衡问题。财政作用于普惠金融来缩小收入差距是最终的现实目标。一是财政可以通过作用于普惠金融,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帮助弱势群体增加收入;二是财政可以通过作用于普惠金融,发挥普惠金融造血功能,实现财政解决分配问题的生产性手段,促进创业就业;三是财政可以通过作用于普惠金融,推进生活性补助和生产性金融服务措施并举,助推脱贫攻坚。第六章是“财政作用于我国普惠金融发展的实证分析”。本章主要是从实证分析的角度来论证财政作用于我国普惠金融发展的。首先,本章对普惠金融发展规模指数进行了测算,测算的步骤主要有是无量纲化、确定权重分析和指数合成。本文测算的普惠金融发展规模指数基本特征有:（1）在各省的发展差距,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缩小;（2）指数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不同程度的地区差异,一般而言,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普惠金融发展规模指标的程度也越高。本文指数框架和指标选取维度主要参考了国内学者的相关文献,在此基础上,引入了保障性金融服务覆盖程度,弥补了对保障性金融服务测度的不足;该指数与焦瑾璞等2015年编制的传统金融普惠指数之间的相关系数高达0.8,这也从某种程度上说明了本文编制的中国普惠金融发展规模指数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可靠性,但指数更多地侧重于描述普惠金融发展规模情况。本章通过实证的方法研究了普惠金融专项资金对普惠金融发展规模的作用。首先建立财政作用于我国普惠金融发展的理论模型,然后运用2016年-2017年我国31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定量刻画财政与我国普惠金融发展的因果关系。最后,对实证结论进行分析和解读。本文实证分析的主要结果有:1.财政对普惠金融发展的整体作用。财政作用于我国普惠金融发展的实证结果表明,财政对普惠金融发展变动情况存在正向冲击,可以从一定程度上证实普惠金融发展受到财政的正向作用。2.财政作用于普惠金融发展的“量”、“质”方面。目前我国在普惠金融发展的渗透性、使用性和保障性金融服务的覆盖程度方面成效较大（更多地体现为“量”的方面）,而普惠金融服务的效用性效果较弱（更多地体现为“质”的方面）。此外,财政的普惠金融专项资金与普惠金融发展“量”的维度得分的相关性系数更大,与普惠金融发展“质”的维度得分的相关性系数更小。可以从一定程度说明:普惠金融发展量的增长（规模方面的增长）是更容易通过财政的普惠金融专项资金来促进其发展,而普惠金融质的提升（服务质量、服务环境等方面）仅仅从财政的普惠金融专项资金支持的方法提升更困难。3.财政作用于普惠金融发展的结构方面。在经济发达的组别,财政的普惠金融专项资金与普惠金融发展水平之间的相关系数更大,在经济欠发达的组别,系数较小。可以从一定程度说明:经济发达地区的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更容易通过财政的普惠金融专项资金支持来促进,而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普惠金融发展水平仅仅从财政的普惠金融专项资金支持的方法提升更困难。第七章是“财政作用于普惠金融的案例分析”。本章主要聚焦在财政作用于普惠金融发展的案例和财政作用于普惠金融来缩小收入差距的案例分析。案例分析的方法有助于阐述财政助推普惠金融发展,以及财政作用于普惠金融发展缩小收入差距的现实目标。财政作用于普惠金融发展方面选择了“财政引导农业保险服务”和“江苏农业风险补偿基金缓解农民合作社融资难”的案例。“财政惠农信贷通助力家庭农场规模翻番”的案例印证了财政作用于普惠金融而增加居民收入的观点;“财政惠农信贷通圆创业梦”的案例印证了财政作用于普惠金融而促进创业的观点;“宁夏固原市蔡川村早拔穷根”的案例印证了财政作用于普惠金融而助推脱贫攻坚的观点。第八章是“国际普惠金融发展经验”。本章主要是介绍国际普惠金融发展经验。普惠金融的发展主要从代理银行、移动支付、多样化的供应商、国有银行改革、消费者保护、金融身份认证等6个方面开展,且目前国际上致力于全球普惠金融发展的组织主要有国际金融公司（IFC）、扶贫协商小组（CGAP）、联合国资本发展基金（UNCDF）等。欧美发达国家、亚洲和美洲的发展中国家以及全球的其他国家都在为普惠金融的发展做出努力。国际发展经验为我国财政作用于普惠金融发展提供了一些借鉴意义。财政作用于普惠金融发展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展:政府对普惠金融相关立法制度的支持、以政府为主导的普惠金融体系建设、通过财政政策加强金融服务设施建设、税收优惠政策、财政支持科技创新以及政府对相关行业进行监管、财政支持小额信贷和新型普惠金融产品的发展等。第九章“结论和政策建议”,是全文研究的落脚点。本文的主要结论如下:1.财政从“量”、“质”和“结构”多方面影响普惠金融的发展,且财政作用于普惠金融来实现收入差距缩小的现实目标。财政通过对“量”、“质”和“结构”多重作用,来支持普惠金融的发展。一方面财政推动我国普惠金融供需平衡,促进普惠金融规模的增长,另一方面财政积极营造发展环境实现普惠金融发展质的提升,且不断优化结构,多层次多角度支持普惠金融的发展。财政作用于普惠金融的最终现实目标是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帮助弱势群体增加收入,发挥普惠金融造血功能,实现财政解决分配问题的生产性手段,促进创业就业、助推脱贫攻坚。2.实证结果表明,财政对普惠金融发展的整体水平存在正向作用。此外,财政作用于我国普惠金融发展的实证结果显示,财政对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变动存在正向冲击,可以从一定程度上证实普惠金融发展受到财政的正向影响。3.财政作用于普惠金融发展的“量”、“质”方面。目前我国在普惠金融发展“量”的增长（规模方面的增长）方面成效较大,而普惠金融“质”的提升（服务质量、服务环境等方面）效果较弱,从下一步计划和中长期发展角度看,还需要在普惠金融“质”的方面加大扶持力度。普惠金融发展“量”的增长是更容易通过财政的普惠金融专项资金来促进其发展,而普惠金融“质”的提升仅仅从财政的普惠金融专项资金的方法提升更困难。“质”的提升更多需要综合性财政手段的协同配合,以及中长期的持续发展。4.财政作用于普惠金融发展的结构方面。实证结果表明,经济发达地区的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更容易通过财政的普惠金融专项资金来促进,而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普惠金融发展水平仅仅从财政的普惠金融专项资金的方法提升更困难,更多需要财政金融手段的协同配合。此外,不考虑直辖市的地区普惠金融发展受到财政的正向冲击程度更小。因此,在直辖市增加财政对普惠金融的支出,可能取得效果更佳。5.财政作用于普惠金融发展来缩小收入差距。财政作用于普惠金融来缩小收入差距是最终的现实目标。一是财政可以通过作用于普惠金融,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帮助弱势群体增加收入;二是财政可以通过作用于普惠金融,发挥普惠金融造血功能,实现财政解决分配问题的生产性手段,促进创业就业;三是财政可以通过作用于普惠金融,推进生活性补助和生产性金融服务措施并举,助推脱贫攻坚。6.财政政策需要兼顾“量”、“质”和“结构”,保持和优化作用于普惠金融“量的增长”的相关政策、发展和创新作用于普惠金融“质的提升”的相关政策,不断进行“结构优化”,才能更好地实现我国普惠金融从规模数量转向高质量发展、质效全面提升的局面。针对我国普惠金融存在的问题,本文提出了具体建议:一是应通过加大财政支持力度,促进普惠金融的供给。可以通过适当调整财政政策扶持的门槛和力度,通过推进互联网金融的发展来促进基础金融服务条件的完善;此外,拓宽财政支持的覆盖面,有助于推进普惠金融区域性的协调发展。二是应优化财政投入的结构,明确普惠金融的创新导向。多支持普惠金融业务模式的创新,多鼓励金融机构创新普惠金融产品和服务,积极培育科技创新企业等。此外,运用金融科技创新为普惠金融事业赋能。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可以有助于流程精简、改善融资慢和资金需求时效性强之间的矛盾。三是应丰富财政支持的形式,积极营造普惠金融良好的发展环境。首先,财政具有分类引导金融资源的重要作用,推动城乡平衡发展。财政可以积极支持大中型金融机构设立普惠金融事业部,积极开展普惠金融业务;引导中小金融机构的金融资源流向普惠金融体系;财政应积极引导县域金融机构加大涉农贷款投放力度;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公共服务项目的投资等。财政可以支持担保、征信体系的完善,积极培育多层次资本市场等,帮助企业获得直接融资渠道。此外,财政政策应该保证这方面政策的持续性、连贯性和一致性。四是需要理顺普惠金融发展的“量”、“质”和“结构”之间的关系,使得“量”、“质”的发展相统一,相互促进、“结构”不断优化的良性循环,财政推进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可以有效地提高普惠金融服务效率,支持创业带动就业,充分发挥普惠金融的生产性功能。财政通过拓宽普惠金融受益面,可以积极营造金融服务机会公平的良好局面。综上所述,普惠金融的财政政策支持要有战略性的思维和眼光,为力争实现我国普惠金融发展规划要求的“2020年建立相匹配的普惠金融服务体系”,提供高效的保障,强有力地支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
郭兆晖[6]（2019）在《奋进新时代 开启新征程——2018年和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对比分析》文中研究说明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2018年中国经济、社会和生态发展取得了一系列显着的成效。2019年中国发展面临更复杂更严峻的国内外新形势,因而《政府工作报告》制定了一系列更高、更贴近现实的目标,并提出以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措施来落实目标。
晏婉萍[7]（2019）在《贵州:推动积极财政政策加力提效》文中提出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政治站位高、形势研判准、工作落点实、政策干货多、民生情怀浓,是一份催人上进、振奋人心的报告。一、坚定信心和决心讲政治,旗帜鲜明。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必须旗帜鲜明讲政治。报告贯彻落实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邓少君[8]（2016）在《风险社会视域下基层矛盾治理研究 ——基于广东省的实践样态》文中指出社会治理是人类追求政治文明进步和社会发展的新思路新理念。社会治理作为一种工具理性具有一定的普适性,是世界各国通向现代化之路的必然选择。中国已经进入经济社会双重转型期,同时也全面进入风险社会。改革开放使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史无前例的巨大成就,但是社会建设尤其是社会治理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当下的中国面临社会矛盾多发、社会治安复杂、风险隐患凸显、社群融合困难等突出社会问题,这些问题主要发生在基层,基层社会治理也相应地面临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安全、管控社会风险等三大基本任务,迫切需要在依法治国视域下,构建基层综合治理体系,在建设法治中国、平安中国进程中发挥更加重要的基础性作用。乌尔里希·贝克1986年首次指出,人类已进入全新的社会形态即“风险社会”时代。改革开放使中国经济社会双重转型并发生史无前例的巨大变化,也使中国同样迈进风险社会,并同时具有前现代性、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矛盾共生的“断裂的社会”特征。基于风险社会理论,当今中国高发多发的基层矛盾纠纷,主要是涉及民生领域的社会成员和社会组织相互之间基于权益基础上的民间性冲突和社会性对立。全面认识和准确把握当今中国社会矛盾风险类型,在类型特征上,可以从对抗性质、所涉主体、适用法律、对象规模、时代背景、主题归属等多重同角度,厘清各类矛盾纠纷的基本属性；在宏观表象上,可以归结为总量长期高企、递增幅度明显,扩散领域宽泛、发展向度多维,结构关系多元、所涉对象复杂,表现形式多样、触点难点交织,强度烈度扩张、社会燃点降低等特征；在发展态势上,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将继续面临涉农纠纷量大面广、涉土纠纷对抗激烈、劳资纠纷高发多发、医患纠纷日渐严峻、金融纠纷破坏力强、环保纠纷成为焦点、群体纠纷组织化更加明显的发展趋势。探寻中国社会矛盾纠纷高发频发的风险源头并非易事。在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基本不变的前提下,人们日益增长的权利需求与落后的制度供给之间的矛盾也越发明显。当前中国社会矛盾纠纷“井喷”的源头性归因,可以从经济、社会、行政、司法、教育、党建等多个层面寻找症结所在,可以归结为经济快速发展与经济结构失衡、社会变迁巨大与社会结构分化、政府结构膨胀与管理服务缺失、公平正义有失与法治权威有限、教育扭曲失范与文化精神失魂、基层组织涣散与先锋作用迷失等六个方面的基本缘由,当然每个层面的不同病灶相互交织、盘根错节、复合叠加、甚至互为因果,均会不断诱发、催化出新的社会矛盾。这样更多地从批判的角度对社会风险来源进行比较系统而又一定深度的剖析,对于建立完善中国社会转型期基层矛盾治理格局应该具有基础性的意义。面对社会矛盾纠纷的不同表征与多元起因,广东的改革开放和先行先试无疑做了积极而富于价值的风险调控探索实践。如建立了以行政为主导的制度化路径,通过着重顶层设计、明确责任主体、构建联调机制、改革信访机制等措施,使以国家行政力量为代表的国家治权主导的矛盾解决机制成为一种基础性保障；拓展了以人民调解为基础的社会化路径,提出了坚定人民调解发展方向、拓展人民调解职责内涵、创新人民调解体制机制的思路,特别在如医患纠纷、交通纠纷、环保纠纷等社会矛盾风险热点领域,大力推进和发展第三方专业性、行业性社会组织的治理思路显得更富创新意义；创设了以诉前联调为机制的法治化路径,矛盾纠纷当事人到法院起诉后、在法院正式立案前,以法院为主导,法院与各行政职能部门、行业组织协调联动,各种纠纷解决方式相互配合、优势互补,共同开展矛盾纠纷化解工作；探究了以复合治理为基本框架的多元化路径,通过厘清各种解纷方式的主体与特性、关系定位与路径选择、探索经验与现实困惑,对多元解纷机制的未来进路和网络结构做了具有一定前瞻意义的探讨,初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矛盾纠纷多元解决机制。中国执政党一直在探求国家长治久安之道。从改革开放初期提出综合治理,到中共十八届三、四、五中全会相继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方略、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理念实现经济社会发展新跨越,这一系列重大决策无疑适应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不同阶段的治理需求。然而,以政府主导的国家治理体系在改革开放进程中,尽管历经多次改革,最终都是陷入了一种不良循环,特别是作为国家治理基础的镇街治理机构,由于强调与县级以上各职能部门的条条对接、垂直管理,反而造成基层治理部门分割、资源分散、单打独斗、效率低下。在这样的国情下,广东省创设基层社会综合治理实战平台,通过有效整合基层社会治理资源,理顺治理机制,健全运行机制,凝聚了基层治理正能量,产生了1+1>2的治理效果。从广东经验中可以得到创新基层社会矛盾风险治理的五点启迪：创新基层矛盾治理理念,强化“以人为本”价值观、推进“利民便民”服务观、践行“依法治理”法治观；创新基层矛盾治理格局,盘活政府资源存量、优化镇街资源配置,培育基层社会组织,实现“官民共治共享”；创新基层矛盾治理体制,建立以县区为龙头、以镇街为支撑、以村居为基础、以网格为细胞的治理体系；创新基层矛盾治理方法手段,推进指挥协调扁平化、社会治理精细化、治理手段信息化、治理方式多样化；创新基层矛盾治理目标管理,细化目标管理责任、强化综治政策工具、完善考评问责体系。这些思路和建议,体现了现代社会风险防控与治理的发展理念,对各地深化基层矛盾治理具有一定启迪意义和借鉴价值。
郑百惠[9]（2014）在《农村党员干部践行群众路线问题研究 ——以北安市T村为例》文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一再强调“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目前，第一批教育实践活动深入扎实开展，并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第二批教育实践活动在省以下各级机关及其直属单位和基层组织开展。农村党员干部作为农村工作的执行者和落实者，是党在农村全部工作的基础，也是密切联系农民群众的中坚力量。农村党员干部能力的高低、作风的好坏直接影响到新农村建设的大局。在当前我国农村改革新形势下，农村党员干部践行群众路线面临着新机遇、新挑战，在取得一定成就的同时又面临着诸多问题，因此，分析如何提高新时期农村党员干部有效践行群众路线并探究其路径选择，显得尤为重要。本文通过以北安市T村为例，实地研究分析北安市T村党员干部践行群众路线面对的机遇与挑战、践行的现状、存在的问题及成因，通过查阅大量着作、期刊、电子刊物，寻找可借鉴的经验成果，提出有针对性的路径选择。全文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绪论。绪论部分论述了研究背景、理论意义及应用价值，对已有的国内研究进行了回顾，另外对研究方法及创新点进行了阐述。正文第一章是群众路线的理论概述，文章说明了党的群众路线的内涵和实质，明确了党员干部践行群众路线的必要性和意义，把握本文理论核心对全文的论述做出理论指导。正文第二章，结合我国当前农村发展形势，分析指出农村党员干部在转型期农村改革新形势、国家发展新农村的政策、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等方面存在的机遇，也指出当前农村党员干部面临着新旧思想观念的冲突、需求与能力存在差距、党群利益关系复杂化、制度建设与执行脱节等诸多新挑战。正文第三章，通过笔者对T村的实地走访后，分析T村党员干部践行群众路线的主要成就和问题及原因，指出当前T村在取得一定成就的同时T村党员干部思想、实践、制度等方面问题也是很严峻的，并通过列举个案进行剖析。正文第四章，结合上述对农村党员干部践行群众路线面临的问题和挑战的分析，从强化党员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建设、提升自身能力、合理运用服务农民群众的工作方法、完善践行群众路线的长效机制四大方面出发提出路径选择，这些对策的提出有助于农村党员干部有效践行群众路线。全文约50000字。
贾恒[10]（2013）在《淄博高新区群体性事件防治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转轨、社会转型、改革纵深发展的重要时期,社会和经济结构的深刻变化导致了矛盾冲突的不断加深,从而引发了各类群体性事件。在现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形势下,对群体性事件有效预防和妥善处置,维护社会稳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与标准。有研究表明,“群体性事件产生的直接原因80%来自基层”。这些群体性事件对基层政府的行为方式提出了严峻挑战,不仅给基层政府的执政和行政能力提出了新课题,而且也呼唤着基层政府行为方式的转变。区、县一级政府是处理群体性事件的基层组织,作为预防和处置群体性事件的第一道防线,是群体性事件的最直接面对者,如果能够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众多问题和纠纷完全可以消灭在萌芽之中,不至于矛盾激化,问题扩大。因此,提高区、县一级的政府防治群体性事件的能力,对群体性事件的预防与处置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近几年,作为淄博市经济发展的前沿,淄博高新区的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但在基层村居财务管理、征地拆迁、劳资纠纷等方面的矛盾纠纷较为突出,有的成为严重影响社会稳定的群体性事件。此类群体性事件因预谋组织性强、对抗时间长、处置成本高、社会影响恶劣,牵涉了党委、政府大量的精力,消耗了公共资源,损害了法律威严,已成为影响社会安定和谐的消极因素。同时,此类群体性事件触点增多、燃点降低,一旦应对不妥、处置不当,很可能造成矛盾升级、事态扩大。所以,对群体性事件的防治研究成为摆在淄博高新区基层党委、政府的一项重要问题之一。笔者在对国内外相关文献研究的基础上,以淄博高新区为研究对象,针对近年来淄博高新区由于基层村居财务管理、征地拆迁、劳资纠纷等方面引发的各类群体性事件,进行充分的个案研究、参与实际调查以及深度访谈,进而研究淄博高新区群体性事件的防治工作。因此,笔者从淄博高新区群体性事件的概况入手,结合重点案例,分析其表现特点和产生原因,进而推出防治区、县一级群体性事件的对策建议,从而更好地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发展。
二、化解村级债务要在“清”字上下功夫（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化解村级债务要在“清”字上下功夫（论文提纲范文）
（1）村级新型集体经济组织用地模式选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选题背景和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2.3 研究评述 |
| 1.3 研究方案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研究内容 |
| 1.3.3 研究创新点 |
| 1.4 概念界定 |
| 1.4.1 新型集体经济概念 |
| 1.4.2 村级新型集体经济组织概念界定 |
| 1.4.3 村级新型集体经济组织用地模式内涵 |
| 1.5 相关理论 |
| 1.5.1 土地产权理论 |
| 1.5.2 制度变迁理论 |
| 1.5.3 委托代理理论 |
| 2 村级新型集体经济组织发展及用地现状 |
| 2.1 我国新型集体经济发展沿革 |
| 2.1.1 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确立 |
| 2.1.2 农村集体经济出现多种形式 |
| 2.1.3 农村集体经济进入深度市场化的新时期 |
| 2.2 我国村级新型集体经济组织出现原因 |
| 2.2.1 集体非农经济带来的“外部利润”驱使 |
| 2.2.2 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推动 |
| 2.2.3 集体收益分享尺度缺失 |
| 2.3 村级新型集体经济组织的类型 |
| 2.3.1 土地股份经济合作组织 |
| 2.3.2 股份合作制村级企业 |
| 2.4 村级新型集体经济组织用地现状 |
| 2.4.1 村级新型集体经济组织数量 |
| 2.4.2 入股土地面积 |
| 2.4.3 农户参与程度 |
| 2.4.4 村级新型集体经济组织用地经营收益 |
| 2.5 村级新型集体经济组织用地存在问题 |
| 2.5.1 农地入股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 |
| 2.5.2 土地流转双方纠纷严重 |
| 2.5.3 缺乏专业化经营管理人才 |
| 2.5.4 土地经营效果欠佳 |
| 3 村级新型集体经济组织主要用地模式及地方借鉴 |
| 3.1 主要用地模式类型介绍 |
| 3.1.1 内股外租型 |
| 3.1.2 自主经营型 |
| 3.1.3 土地入股型 |
| 3.1.4 “土地+资金+其他要素”混合型 |
| 3.2 地方选择实践 |
| 3.2.1 广东肇庆市彭寿村选择实践 |
| 3.2.2 苏南吴中区湖桥村选择实践 |
| 3.2.3 山东东平县安村选择实践 |
| 3.3 地方实践总结及启示 |
| 3.3.1 各地用地方式总结 |
| 3.3.2 收益分配构成总结 |
| 3.3.3 地区选择实践启示 |
| 4 村级新型集体经济组织用地模式指标体系及模型 |
| 4.1 用地模式选择的目标及原则 |
| 4.1.1 用地模式选择的目标 |
| 4.1.2 用地模式选择的原则 |
| 4.2 用地模式选择的影响因素及说明 |
| 4.2.1 用地模式选择的影响因素来源依据 |
| 4.2.2 用地模式选择的影响因素说明 |
| 4.3 用地模式选择指标体系构建 |
| 4.3.1 指标体系构建方法介绍 |
| 4.3.2 用地模式指标递阶层次构造 |
| 4.3.3 用地模式指标权重确定 |
| 4.3.4 用地模式指标权重修正 |
| 4.3.5 指标最终权重确定 |
| 4.4 用地选择模式可拓优度评价 |
| 4.4.1 建立用地模式待评价物元矩阵 |
| 4.4.2 确定相关域值 |
| 4.4.3 确定关联函数 |
| 4.4.4 判定模式绩效等级 |
| 5 村级新型集体经济组织用地模式选择实证研究 |
| 5.1 实证对象概况 |
| 5.1.1 卢氏县村级新型集体经济组织发展概况 |
| 5.1.2 潘河乡梅家村概况 |
| 5.1.3 梅苑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土地利用概况 |
| 5.2 梅苑旅游开发有限公司用地模式选择 |
| 5.2.1 用地模式选择环境分析 |
| 5.2.2 调查问卷设计 |
| 5.2.3 确定衡量指标及权重系数 |
| 5.2.4 关联度计算 |
| 5.2.5 模式优度评价 |
| 5.3 用地模式选择结果及评价分析 |
| 5.3.1 用地模式选择结果 |
| 5.3.2 结果评价分析 |
| 5.4 用地模式运作时的改进措施 |
| 5.4.1 积极整合土地资源发挥规模经营效应 |
| 5.4.2 探索自身产业建立比较优势 |
| 5.4.3 着力发挥经济能人的带动作用 |
| 5.4.4 注意防范农户退地退股风险 |
| 6 优化村级新型集体经济组织用地模式选择的建议 |
| 6.1 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
| 6.1.1 明确村级新型集体经济组织法律主体地位 |
| 6.1.2 制定和完善农村土地相关法律 |
| 6.2 提高村级新型集体经济组织运营管理能力 |
| 6.2.1 调整组织关系结构 |
| 6.2.2 积极借鉴股份公司管理经验 |
| 6.2.3 合理规划村级产业用地布局 |
| 6.2.4 注重发挥经济能人和农业管理人才的作用 |
| 6.2.5 重视入股农户自我发展意识的培养 |
| 6.3 发挥好政府的扶持作用 |
| 6.3.1 加大政策扶持和宣传力度 |
| 6.3.2 建立完善的社会化服务体系 |
| 6.3.3 提高第二三产业的发展水平 |
| 6.3.4 完善农村社会保障机制 |
| 7 结论与展望 |
| 7.1 研究结论 |
| 7.2 研究不足及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致谢 |
（2）新时代践行党的群众路线面临的挑战与对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现状 |
| 1.3.1 国内研究现状 |
| 1.3.2 国外研究现状 |
| 1.4 研究方法 |
| 1.5 研究创新点 |
| 第二章 党的群众路线的理论来源和发展历程 |
| 2.1 党的群众路线的理论来源 |
| 2.1.1 马克思的群众史观 |
| 2.1.2 列宁的群众史观 |
| 2.1.3 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精华 |
| 2.2 群众路线在中国共产党近百年奋斗历史中的实践 |
| 2.2.1 党的群众路线的产生与形成 |
| 2.2.2 党的群众路线在中国革命斗争中的成功实践 |
| 2.2.3 党的群众路线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践行之路 |
| 2.2.4 党的群众路线在改革开放中的恢复与实践 |
| 2.2.5 党的群众路线在新时代践行中的丰富与升华 |
| 第三章 新时代践行党的群众路线所面临的挑战及产生的原因 |
| 3.1 新时代践行党的群众路线面临的挑战 |
| 3.1.1 社会各阶层民主诉求呈现多样性 |
| 3.1.2 社会矛盾变化提出法治公平新要求 |
| 3.1.3 群众文化生活亟需进一步丰富 |
| 3.1.4 民生保障尚需不断满足人民更美好生活的期待 |
| 3.1.5 部分党员干部形象与群众期望仍有差距 |
| 3.2 新时代践行党的群众路线出现诸多挑战的原因 |
| 3.2.1 国际社会环境日益复杂多变 |
| 3.2.2 历史问题存在持续影响 |
| 3.2.3 现实变革提出更高要求 |
| 第四章 新时代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的主要实施途径 |
| 4.1 持续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
| 4.1.1 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 |
| 4.1.2 进一步夯实社会主义民生物质基础 |
| 4.1.3 进一步畅通社会主义党群干群联系渠道 |
| 4.2 全面深化依法治国实践 |
| 4.2.1 逐步健全和完善社会主义法律制度体系 |
| 4.2.2 持续深化社会主义司法体制改革 |
| 4.2.3 大力推进社会主义公民普法教育 |
| 4.3 坚持创新群众文化生活 |
| 4.3.1 强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 |
| 4.3.2 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道德培育 |
| 4.3.3 引导人民群众在文化生活中唱响主旋律 |
| 4.4 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 |
| 4.4.1 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
| 4.4.2 着力推进精准扶贫精准脱贫 |
| 4.4.3 加大城乡公共服务保障力度 |
| 4.4.4 深化供给侧改革和财税体制改革 |
| 4.5 坚持宗旨不断增强干部党性修养 |
| 4.5.1 着力提升党员政治理论学习能力 |
| 4.5.2 切实增强党员为民服务履责能力 |
| 4.5.3 严格落实党的组织生活制度 |
| 4.5.4 始终保持反腐倡廉的高压态势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3）新时代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问题的提出与研究意义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文献综述 |
| (一)国外文献综述 |
| (二)国内文献综述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四、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新时代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问题的相关概念 |
| 第一节 新时代的涵义 |
| 一、新时代的涵义 |
| 二、新时代概念提出的划时代意义 |
| 第二节 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安全的涵义 |
| 一、意识形态的概念 |
| 二、意识形态安全的概念 |
| 三、新时代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内容 |
| 四、新时代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主要特点 |
| 五、意识形态安全与国家安全的关系 |
| 第二章 新时代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研究的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意识形态思想 |
| 一、马克思关于意识形态的思想 |
| 二、列宁的意识形态思想 |
| 三、斯大林的意识形态思想 |
| 第二节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思想 |
| 一、毛泽东的意识形态思想 |
| 二、邓小平的意识形态思想 |
| 三、江泽民的意识形态思想 |
| 四、胡锦涛的意识形态思想 |
| 五、习近平意识形态安全思想 |
| 第三章 新时代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的挑战 |
| 第一节 社会主要矛盾新变化对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挑战 |
| 一、新时代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社会主要矛盾转变的挑战 |
| 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满足与否对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影响 |
| 第二节 价值多元化对马克思主义主导地位的挑战 |
| 一、价值多元化冲击了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 |
| 二、对理想和信仰的迷失冲击了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 |
| 三、对历史的虚无态度冲击了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 |
| 四、大众文化的商业化和低俗化倾向加大了社会主义主流意识认同的难度 |
| 第三节 西方不良社会思潮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冲击 |
| 一、新自由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公有制思想的冲击 |
| 二、民主社会主义对我国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否定 |
| 三、“普世价值”说对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核心地位的削弱 |
| 四、历史虚无主义对中国共产党革命历史的歪曲 |
| 五、意识形态终结论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消解 |
| 六、西方享乐主义对人民精神贫困的诱导 |
| 第四节 信息网络化对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挑战 |
| 一、西方国家的信息霸权威胁新时代我国意识形态安全 |
| 二、信息网络化传播加大新时代我国社会意识整合难度 |
| 三、信息网络化冲击意识形态传统的传播方式 |
| 第五节 我国意识形态内部自身建设不足 |
| 一、共产党内部部分党员放弃对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坚守 |
| 二、部分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批判与否定 |
| 三、我国意识形态宣传手段和方式有待创新 |
| 第四章 新时代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实践借鉴 |
| 第一节 我国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实践借鉴 |
| 一、我国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经验 |
| 二、我国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教训 |
| 三、我国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实践启示 |
| 第二节 美国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实践借鉴 |
| 一、美国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经验 |
| 二、美国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教训 |
| 三、美国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实践启示 |
| 第三节 前苏联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实践借鉴 |
| 一、前苏联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经验 |
| 二、前苏联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教训 |
| 三、苏联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实践启示 |
| 第五章 构建新时代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体系 |
| 第一节 树立习近平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新时代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指导思想 |
| 一、习近平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出场语境 |
| 二、习近平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科学内涵 |
| 三、习近平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基本特征 |
| 四、习近平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当代价值 |
| 第二节 夯实新时代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基础 |
| 一、加强新时代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物质基础 |
| 二、巩固新时代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政治基础 |
| 三、厚植新时代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文化基础 |
| 四、构建新时代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社会基础 |
| 五、强化新时代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生态基础 |
| 第三节 构建新时代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长效机制 |
| 一、构建新时代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预警机制 |
| 二、构建新时代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监控机制 |
| 三、构建新时代民意表达机制 |
| 四、构建新时代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机制 |
| 五、构建新时代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评估机制 |
| 第四节 新时代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路径选择 |
| 一、加强党对意识形态的领导权 |
| 二、打造一支“政治过硬、能打胜仗”的意识形态工作队伍 |
| 三、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和整合多元文化和社会思潮 |
| 四、加强新时代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法律制度建设 |
| 五、加强我国网络综合治理能力 |
| 六、创新意识形态传播手段和话语方式,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本人出版或公开发表的论着、论文 |
| 附录 |
| 后记 |
（4）马克思主义反贫困思想视阈下的中国农村扶贫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论文选题的价值和意义 |
| 1.1.1 理论价值 |
| 1.1.2 现实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方法、创新之处与不足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创新之处与不足 |
| 第二章 “贫困”与“反贫困”问题相关理论概述 |
| 2.1 “贫困”的定义及类型 |
| 2.1.1 “贫困”的定义 |
| 2.1.2 “贫困”的类型 |
| 2.2 “反贫困”的定义及特征 |
| 2.2.1 “反贫困”的定义 |
| 2.2.2 “反贫困”的特征 |
| 2.3 马克思主义反贫困思想 |
| 2.3.1 无产阶级贫困原因 |
| 2.3.2 无产阶级贫困表现 |
| 2.3.3 无产阶级反贫困对策 |
| 2.4 其他学派贫困研究思想 |
| 2.4.1 “宿命论”贫困研究思想 |
| 2.4.2 “人道学派”贫困研究思想 |
| 2.4.3 “社会民主主义”贫困研究思想 |
| 2.4.4 “新自由主义”贫困研究思想 |
| 2.4.5 “第三条道路”贫困研究思想 |
| 2.4.6 其他学派贫困研究思想的局限性 |
| 第三章 全球贫困及反贫困现状分析 |
| 3.1 全球贫困的主要特点 |
| 3.1.1 贫困人口居高不下 |
| 3.1.2 贫困状况持续恶化 |
| 3.1.3 贫富差距越来越大 |
| 3.1.4 贫困呈现全球化趋势 |
| 3.2 世界反贫困情况 |
| 3.2.1 发达国家反贫困情况 |
| 3.2.2 发展中国家反贫困情况 |
| 3.3 中国反贫困成就与原因分析 |
| 3.3.1 工作成就 |
| 3.3.1.1 贫困地区绝对贫困人口大幅减少 |
| 3.3.1.2 贫困地区农村居民收入稳步增长 |
| 3.3.1.3 贫困地区生产生活条件切实改善 |
| 3.3.1.4 贫困地区基本公共服务显着提升 |
| 3.3.2 原因分析 |
| 3.3.2.1 坚持政府主导扶贫开发工作,突出执政党使命担当意识 |
| 3.3.2.2 坚持社会力量参与扶贫环节,突出三位一体大扶贫格局 |
| 3.3.2.3 坚持制度创新,构建多元化扶贫制度体系 |
| 3.3.2.4 坚持自力更生,注重“输血”与“造血”、“扶志”与“扶智”相结合 |
| 3.4 主要发展中国家地区反贫困效果欠佳的原因分析 |
| 3.4.1 历史因素: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长期奴役、掠夺、剥削 |
| 3.4.2 内部因素 |
| 3.4.2.1 经济基础薄弱,社会生产单一 |
| 3.4.2.2 政治局势动荡,缺乏领导核心 |
| 3.4.2.3 人口过度增长,教育水平低下 |
| 3.4.2.4 改革开放缓慢,制度理念落后 |
| 3.4.3 外部因素:全球化的冲击 |
| 第四章 我国农村扶贫理论与实践 |
| 4.1 反贫困问题与扶贫问题 |
| 4.1.1 改革开放前党中央领导集体对贫困问题的理论与实践贡献 |
| 4.1.2 改革开放后党中央领导集体对贫困问题的理论与实践贡献 |
| 4.2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精准扶贫”重要论述 |
| 4.2.1 “精准扶贫”重要论述产生的时代背景 |
| 4.2.1.1 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彰显初心不变的必然要求 |
| 4.2.1.2 减贫效益日益下降,社会转型期矛盾凸显 |
| 4.2.1.3 传统扶贫模式弊端显现,隐形贫困因素增强 |
| 4.2.2 “精准扶贫”重要论述的提出与发展 |
| 4.2.2.1 “精准扶贫”重要论述的提出 |
| 4.2.2.2 “精准扶贫”重要论述的发展 |
| 4.2.3 “精准扶贫”重要论述的科学内涵 |
| 4.2.3.1 聚焦“扶持谁”的准确识别 |
| 4.2.3.2 聚焦“谁来扶”的责任担当 |
| 4.2.3.3 聚焦“怎么扶”的路径方法 |
| 4.2.3.4 聚焦“如何退”的退出机制 |
| 4.2.4 “精准扶贫”重要论述的价值意义 |
| 4.2.4.1 “精准扶贫”是对马克思主义反贫困思想的继承与创新 |
| 4.2.4.2 “精准扶贫”是对“共同富裕”思想的有机升华 |
| 4.2.4.3 “精准扶贫”是对“五大发展理念”的深入贯彻 |
| 4.2.4.4 “精准扶贫”是对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的坚持与拓展 |
| 4.2.4.5 “精准扶贫”是有效衔接“乡村振兴”战略的必然选择 |
| 4.2.4.6 “精准扶贫”是构建“没有贫困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中国智慧” |
| 第五章 当前我国农村精准扶贫工作分析 |
| 5.1 我国农村扶贫典型案例介绍 |
| 5.1.1 以凉山彝族自治州昭觉县为例 |
| 5.1.2 以西藏自治区那曲市为例 |
| 5.1.3 以重庆市奉节县为例 |
| 5.1.4 以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为例 |
| 5.1.5 四个扶贫典型案例成效原因归纳 |
| 5.2 我国农村扶贫工作面临的挑战分析 |
| 5.2.1 致贫原因复杂,脱贫难度陡增 |
| 5.2.1.1 所有制分配方式不完善所导致的贫困 |
| 5.2.1.2 城乡、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所导致的贫困 |
| 5.2.1.3 经济结构调整所导致的贫困 |
| 5.2.1.4 贫困代际传递所导致的贫困 |
| 5.2.2 当前农村扶贫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
| 5.2.2.1 “两个不平衡”现象日益突出 |
| 5.2.2.2 脱贫内生动力不足,“精神贫困”严重 |
| 5.2.2.3 扶贫领域腐败呈现高发态势 |
| 5.2.2.4 扶贫机制落实存在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享乐主义 |
| 第六章 马克思主义反贫困思想指导下我国农村扶贫对策 |
| 6.1 马克思主义反贫困思想的指导性 |
| 6.1.1 立足于现实的“人”,确立贫困主体和贫困形式 |
| 6.1.2 立足于社会主要矛盾,分析贫困根源及反贫困途径 |
| 6.2 坚持实践摸索,提高扶贫质量 |
| 6.2.1 强化贫困精准识别,解决好“扶持谁” |
| 6.2.2 强化基层力量驻村帮扶,解决好“谁来扶” |
| 6.2.3 强化分类施策对症下药,解决好“怎么扶” |
| 6.2.4 强化贫困退出机制,解决好“如何退” |
| 6.3 坚持群众立场,强化扶贫责任 |
| 6.3.1 强化基层党组织脱贫攻坚战斗堡垒作用 |
| 6.3.2 强化扶贫开发工作领导责任制问责制度 |
| 6.3.3 强化审计监督,严肃查处扶贫领域的职务犯罪 |
| 6.4 坚持革故鼎新,创新扶贫机制 |
| 6.4.1 创新脱贫攻坚政策供给机制 |
| 6.4.2 创新脱贫攻坚投入及使用管理机制 |
| 6.4.3 创新脱贫攻坚动员体系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学期间发表的论文和取得的学术成果 |
（5）财政在我国普惠金融发展中的作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2 研究意义 |
| 1.3 概念界定 |
| 1.3.1 普惠金融概念的提出 |
| 1.3.2 普惠金融概念辨析 |
| 1.4 论文逻辑和研究方法 |
| 1.4.1 论文逻辑 |
| 1.4.2 研究方法 |
| 1.5 文章的创新与不足 |
| 1.5.1 论文的创新之处 |
| 1.5.2 本文的不足之处 |
| 2 文献综述 |
| 2.1 普惠金融内涵及发展的文献综述 |
| 2.2 普惠金融测度与影响因素的文献综述 |
| 2.2.1 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测度 |
| 2.2.2 普惠金融的影响因素 |
| 2.3 财政政策扶持普惠金融发展理论的文献综述 |
| 2.4 财政政策影响普惠金融发展的文献综述 |
| 2.5 文献研究动态评述 |
| 3 财政作用于我国普惠金融发展的理论基础 |
| 3.1 财政的必要性:财政解决普惠金融市场失灵的问题 |
| 3.1.1 正外部性理论 |
| 3.1.2 不完全信息理论 |
| 3.2 财政的有效性:财政对普惠金融发挥资源配置作用 |
| 3.2.1 国家分配论 |
| 3.3 财政职能与普惠金融属性 |
| 3.3.1 财政与经济发展:财政职能与普惠金融促进经济稳定发展的属性 |
| 3.3.2 财政与社会和谐发展:财政职能与普惠金融促进收入公平分配的属性 |
| 3.4 本章小结 |
| 4 财政作用于我国普惠金融的发展现状 |
| 4.1 我国普惠金融发展阶段和基本情况 |
| 4.1.1 普惠金融机构体系建设 |
| 4.1.2 支付体系的建设 |
| 4.1.3 金融创新与互联网金融的发展 |
| 4.2 财政作用于普惠金融的制度安排及成效 |
| 4.2.1 税收优惠及减免 |
| 4.2.2 贷款贴息 |
| 4.2.3 专项资金 |
| 4.2.4 其他财政政策 |
| 4.3 我国普惠金融发展面临的问题 |
| 4.3.1 财政支持普惠金融的相关政策存在的问题 |
| 4.3.2 普惠金融未来发展亟需解决的问题 |
| 4.4 本章小结 |
| 5 财政作用于我国普惠金融发展的机理分析 |
| 5.1 量的增长:财政推动我国普惠金融供需平衡 |
| 5.1.1 普惠金融市场供需不平衡的问题 |
| 5.1.2 财政作用于我国普惠金融供给方 |
| 5.1.3 财政作用于我国普惠金融需求方 |
| 5.2 质的提升:财政积极营造普惠金融发展环境 |
| 5.2.1 加强培育竞争性市场,推进普惠金融市场健康发展 |
| 5.2.2 完善担保体系,实现普惠金融发展与风险防范双重效果 |
| 5.2.3 鼓励发展征信系统,构建依法诚信履约的环境 |
| 5.3 结构优化:财政促进普惠金融平衡发展 |
| 5.3.1 财政促进普惠金融区域发展平衡 |
| 5.3.2 财政促进普惠金融城乡发展平衡 |
| 5.3.3 财政促进普惠金融发展与社会发展平衡 |
| 5.4 现实目标:财政作用于普惠金融来缩小收入差距 |
| 5.4.1 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提高中等收入群体比重 |
| 5.4.2 发挥普惠金融“造血式”的生产性功能,促进创业 |
| 5.4.3 生活性补助与生产性金融服务并举,助推脱贫攻坚 |
| 5.5 本章小结 |
| 6 财政作用于我国普惠金融发展的实证分析 |
| 6.1 普惠金融发展规模的测算 |
| 6.1.1 指数测算的作用 |
| 6.1.2 指数测算的基本框架 |
| 6.1.3 指标的选取与数据采集 |
| 6.1.4 指标权重确定方法 |
| 6.1.5 指标的无量纲化 |
| 6.1.6 指数的计算 |
| 6.1.7 指数的主要结果 |
| 6.1.8 指数评价 |
| 6.2 普惠金融专项资金作用于普惠金融发展规模的计量分析 |
| 6.2.1计量分析框架 |
| 6.2.2 模型的设定 |
| 6.2.3 变量的选取与数据说明 |
| 6.2.4 计量方法的选择 |
| 6.2.5 实证结果及分析 |
| 6.2.6 稳健性检验 |
| 6.2.7 模型结论与评价 |
| 6.3 财政作用于普惠金融发展的“量”、“质”维度的实证分析 |
| 6.3.1 普惠金融发展情况的分维度测算 |
| 6.3.2 普惠金融发展情况的分维度分析 |
| 6.4 财政作用于普惠金融发展结构的实证分析 |
| 6.4.1 普惠金融发展情况的地域性分析(行政区域划分) |
| 6.4.2 普惠金融发展情况的地域性分析(经济发展划分) |
| 6.5 实证结论 |
| 7 财政作用于普惠金融的案例分析 |
| 7.1 财政作用于普惠金融发展的案例分析 |
| 7.1.1 财政引导农业保险服务“三农”见成效 |
| 7.1.2 江苏农业风险补偿基金缓解农民合作社融资难 |
| 7.2 财政作用于普惠金融缩小收入差距的案例分析 |
| 7.2.1 财政作用于普惠金融来增加居民收入的案例分析 |
| 7.2.2 财政作用于普惠金融来促进创业的案例分析 |
| 7.2.3 财政作用于普惠金融来助推脱贫攻坚的案例分析 |
| 7.3 本章小结 |
| 8 财政作用于普惠金融的国际发展经验 |
| 8.1 国际普惠金融发展概况和发展阶段 |
| 8.2 普惠金融国际组织 |
| 8.3 欧美发达国家 |
| 8.3.1 发展概况 |
| 8.3.2 财政支持普惠金融发展的重点案例 |
| 8.4 亚洲发展中国家 |
| 8.4.1 发展概况 |
| 8.4.2 财政支持普惠金融发展的重点案例 |
| 8.5 美洲、非洲发展中国家 |
| 8.5.1 发展概况 |
| 8.5.2 财政支持普惠金融发展的重点案例 |
| 8.6 财政作用于普惠金融发展的国际经验与启示 |
| 9 结论及政策建议 |
| 9.1 加大财政支持力度,促进普惠金融的供给 |
| 9.1.1 适当调整财政政策扶持的考量标准和力度 |
| 9.1.2 推进互联网金融发展,支持基础金融服务条件的完善 |
| 9.1.3 拓宽财政支持覆盖面,推进普惠金融区域性协同发展 |
| 9.2 优化财政投入结构,明确普惠金融的创新导向 |
| 9.2.1 鼓励金融机构创新普惠金融产品 |
| 9.2.2 运用金融科技创新为普惠金融发展赋能 |
| 9.2.3 大力支持小微企业中的科技创新企业 |
| 9.3 丰富财政支持形式,营造普惠金融发展环境 |
| 9.3.1 财政分类引导金融资源,推动城乡平衡发展 |
| 9.3.2 支持保险行业发展,持续完善担保、征信体系 |
| 9.3.3 进一步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 |
| 9.4 统筹财政资源,激发普惠金融生产性来缩小收入差距 |
| 9.4.1 理顺普惠金融量、质、结构关系,合理配置财政资源 |
| 9.4.2 支持创业带动就业,充分发挥普惠金融的生产性功能 |
| 9.4.3 财政拓宽普惠金融受益面,营造金融服务机会公平的良好局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研究生期间科研成果 |
| 后记 |
（6）奋进新时代 开启新征程——2018年和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对比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一、结合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 总结2018年发展概况 |
| (一) 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 |
| (二) 经济结构不断优化 |
| (三) 发展新动能快速增长 |
| (四) 营商环境国际排名大幅上升 |
| (五) 货物进出口总额有了一定的提升 |
| (六) 三大攻坚战开局良好 |
| 二、目标设定的对比分析 |
| 三、实现目标的措施 |
| (一) 一条主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
| 1. 去产能 |
| 2. 去库存 |
| 3. 去杠杆 |
| 4. 降成本 |
| 5. 补短板 |
| (二) 六大措施 |
| 1. 就业优先 |
| 2. 减税降费 |
| 3. 创新引领 |
| 4. 一城一乡 |
| 5.“一老一小” |
| 6.“一内一外” |
| (三) 三大攻坚战 |
| 1. 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攻坚战 |
| 2. 打好精准脱贫的攻坚战 |
| 3. 打好污染防治的攻坚战 |
（7）贵州:推动积极财政政策加力提效（论文提纲范文）
| 一、坚定信心和决心 |
| 二、财政改革再上新台阶 |
| 三、准确把握当前财政经济形势 |
| 四、积极财政政策要在贵州落地见效 |
（8）风险社会视域下基层矛盾治理研究 ——基于广东省的实践样态（论文提纲范文）
| 论文主要创新点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 |
| 一、中国执政党治国理念发生重大而深刻的变化 |
| 二、中国经济社会结构发生重大而深刻的变化 |
| 三、中国基层矛盾治理需求发生重大而深刻的变化 |
| 第二节 研究意义 |
| 一、理论意义 |
| 二、实践意义 |
| 第三节 研究概述 |
| 一、风险社会研究 |
| 二、基层矛盾治理 |
| 三、基层社会治理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式 |
| 第二章 理论基础与概念厘定 |
| 第一节 风险社会理论 |
| 一、社会风险演变 |
| 二、风险社会理论的基本内涵 |
| 三、社会风险与风险社会的关系 |
| 第二节 社会治理理论 |
| 一、治理的基本内涵 |
| 二、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 |
| 三、现代化社会治理体系构建 |
| 第三节 核心概念厘定 |
| 一、社会转型与风险社会 |
| 二、基层与基层矛盾 |
| 三、治理体制与治理机制 |
| 第三章 风险形式：基层矛盾表现特征 |
| 第一节 矛盾纠纷的基本类型 |
| 一、从矛盾性质划分 |
| 二、从所涉主体划分 |
| 三、从人员规模划分 |
| 四、从适用法律划分 |
| 第二节 基层矛盾的宏观表征 |
| 一、在数量上：总量长期高企,递增幅度明显 |
| 二、在走向上：扩散领域宽泛,发展向度多维 |
| 三、在主体上：结构关系多元,所涉对象复杂 |
| 四、在形态上：表现形式多样,触点难点交织 |
| 五、在强度上：矛盾张力扩大,社会燃点降低 |
| 第三节 基层矛盾的多发领域 |
| 一、涉农纠纷量大面广 |
| 二、涉土涉房矛盾对抗激烈 |
| 三、劳资纠纷高发多发 |
| 四、医患纠纷日渐严峻 |
| 五、金融纠纷破坏力强 |
| 六、环境纠纷成为焦点 |
| 七、群体纠纷组织化明显 |
| 第四章 风险来源：基层矛盾源头归因 |
| 第一节 经济转型：经济快速发展与经济结构失衡 |
| 一、粗放型增长 |
| 二、城市化失序 |
| 三、房地产泡沫 |
| 第二节 社会分层：社会变迁巨大与社会结构分化 |
| 一、个体分化 |
| 二、群体分化 |
| 三、阶层分化 |
| 第三节 执政效率：政府结构膨胀与服务管理缺失 |
| 一、政府结构臃肿膨化 |
| 二、决策管理时有失控 |
| 三、基本公共服务滞后 |
| 四、维稳模式呆板僵化 |
| 第四节 司法实践：公平正义有失与法治权威有限 |
| 一、地方立法滞后 |
| 二、司法公正有失 |
| 三、基层法治薄弱 |
| 四、法治文化缺失 |
| 第五节 教育文化：教育扭曲失范与文化精神失魂 |
| 一、教育扭曲失范 |
| 二、主体文化受侵 |
| 三、精神信仰丧失 |
| 第六节 基层党建：组织建设弱化与先锋作用淡化 |
| 一、基层党的组织建设弱化 |
| 二、基层党的领导干部蜕化 |
| 三、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淡化 |
| 第五章 风险调控：基层矛盾解决路径 |
| 第一节 制度化路径：行政主导 |
| 一、着重顶层设计,强化制度牵引 |
| 二、落实主体责任,健全体制机制 |
| 三、构建联调机制,打造综治平台 |
| 四、改革信访机制,畅通诉求渠道 |
| 第二节 社会化路径：人民调解 |
| 一、坚定发展方向 |
| 二、拓展职责内涵 |
| 三、创新组织机制 |
| 第三节 法治化路径：诉前联调 |
| 一、诉前联调的出台背景 |
| 二、诉前联调的基本内涵 |
| 三、诉前联调的运行机制 |
| 四、诉前联调的司法效率 |
| 第四节 复合化路径：多元衔接 |
| 一、历史与现实：多元解纷机制价值判断 |
| 二、主体与特性：多元解纷方式辨析 |
| 三、定位与选择：多元解纷方式的关系 |
| 四、探索与困惑：来自广东的实践经验 |
| 五、讨论与结论：多元解纷机制的未来进路 |
| 第六章 风险治理：基层矛盾治理创新 |
| 第一节 创新基层矛盾治理理念 |
| 一、强化“以人为本”的价值观 |
| 二、践行“依法治理”的执政观 |
| 三、推进“利民便民”的服务观 |
| 第二节 创新基层矛盾治理格局 |
| 一、党委政府领导：担当主体责任 |
| 二、国家治权主导：发挥职能作用 |
| 三、社会组织担当：激发自治活力 |
| 四、公民广泛参与：加快全民普法 |
| 第三节 创新基层矛盾治理体制机制 |
| 一、镇街中心是支撑 |
| 二、村(居)工作站是基础 |
| 三、县级中心是龙头 |
| 第四节 创新基层矛盾治理方法手段 |
| 一、指挥协调扁平化 |
| 二、社会治理精细化 |
| 三、治理手段信息化 |
| 四、治理方式多样化 |
| 第五节 创新基层矛盾治理目标管理 |
| 一、落实目标管理责任制 |
| 二、实施综治政策工具 |
| 三、建立考评问责体系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博期间科研成果目录 |
| 后记 |
（9）农村党员干部践行群众路线问题研究 ——以北安市T村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2.国内研究现状 |
| 3.研究方法和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党的群众路线的理论概述 |
| 1.1 党的群众路线的内涵和实质 |
| 1.1.1 党的群众路线的内涵 |
| 1.1.2 党的群众路线的实质 |
| 1.2 党员干部践行群众路线的必要性和意义 |
| 1.2.1 党员干部践行群众路线的必要性 |
| 1.2.2 党员干部践行群众路线的意义 |
| 第二章 农村党员干部践行群众路线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
| 2.1 农村党员干部践行群众路线面临的机遇 |
| 2.1.1 农村改革新形势带来的机遇 |
| 2.1.2 国家发展新农村的政策带来的机遇 |
| 2.1.3 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带来的机遇 |
| 2.2 农村党员干部践行群众路线面临的挑战 |
| 2.2.1 新旧思想观念的冲突带来的挑战 |
| 2.2.2 需求与能力存在差距带来的挑战 |
| 2.2.3 干群利益关系复杂化带来的挑战 |
| 2.2.4 制度建设与执行脱节带来的挑战 |
| 第三章 T 村党员干部践行群众路线的现状分析 |
| 3.1 T 村党员干部践行群众路线的主要成就 |
| 3.1.1 严把学习风向标促进学习深入 |
| 3.1.2 严把作风风向标促进形象改变 |
| 3.1.3 严把清廉风向标促进监督实效 |
| 3.1.4 严把制度风向标促进制度固化 |
| 3.2 T 村党员干部践行群众路线面临的主要问题 |
| 3.2.1 思想上与农民群众存在隔阂 |
| 3.2.2 群众工作角色定位模糊不清 |
| 3.2.3 群众工作方式方法粗暴简单 |
| 3.2.4 部分党员干部存在权力腐败现象 |
| 3.3 T 村党员干部践行群众路线面临问题的原因分析 |
| 3.3.1 党员干部思想意识弱化 |
| 3.3.2 村务管理不够透明化 |
| 3.3.3 党员干部管理体制存在缺陷 |
| 3.3.4 群众参与监管机制不够完善 |
| 3.3.5 群众路线运行缺乏制度保障 |
| 第四章 农村党员干部有效践行群众路线的路径选择 |
| 4.1 重视强化党员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建设 |
| 4.1.1 加强思想政治理论学习 |
| 4.1.2 引导农民群众确立主体意识 |
| 4.1.3 拓宽农村思想政治工作途径 |
| 4.2 提升自身能力 |
| 4.2.1 提升执行政策能力 |
| 4.2.2 提升高效发展能力 |
| 4.2.3 提升维护稳定能力 |
| 4.2.4 提升开拓创新能力 |
| 4.3 合理运用服务农民群众的工作方法 |
| 4.3.1 活用调查方法深入农民群众 |
| 4.3.2 改进态度接待来访农民群众 |
| 4.3.3 善于开展活动服务农民群众 |
| 4.4 完善践行群众路线的长效机制 |
| 4.4.1 完善农村党员干部联系群众的机制 |
| 4.4.2 完善干部队伍选拔和管理机制 |
| 4.4.3 完善科学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 |
| 4.4.4 完善农民群众参与的监督机制 |
| 结语 |
| 致谢 |
| 硕士研究生期间发表成果 |
| 参考文献 |
（10）淄博高新区群体性事件防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2 研究的目的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4 论文的研究思路和方法 |
| 第2章 淄博高新区群体性事件概况 |
| 2.1 淄博高新区群体性事件的现状 |
| 2.2 淄博高新区群体性事件的分类 |
| 第3章 淄博高新区群体性事件重点案例研究 |
| 3.1 淄博高新区南石事件基本事情经过 |
| 3.2 政府部门的应急处置 |
| 3.3 对南石群体性事件的反思 |
| 第4章 淄博高新区群体性事件的表现特点及原因 |
| 4.1 表现特点 |
| 4.2 原因剖析 |
| 第5章 防治淄博高新区群体性事件的对策建议 |
| 5.1 拓宽基层群众合法民意表达的渠道 |
| 5.2 改革基层信访工作体制 |
| 5.3 完善基层村委会和居委会民主治理机制 |
| 5.4 加强基层党政组织建设 |
| 5.5 提高基层党政政府部门预防与处置群体性事件的能力 |
| 5.6 提升基层群众法律素质和加强新闻舆论引导 |
| 第6章 结论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表 |
四、化解村级债务要在“清”字上下功夫（论文参考文献）
- [1]村级新型集体经济组织用地模式选择研究[D]. 赵财源. 郑州大学, 2020(02)
- [2]新时代践行党的群众路线面临的挑战与对策研究[D]. 曲镜达. 大连交通大学, 2019(08)
- [3]新时代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问题研究[D]. 王爱桂. 苏州大学, 2019(06)
- [4]马克思主义反贫困思想视阈下的中国农村扶贫问题研究[D]. 杨皓. 重庆交通大学, 2019(06)
- [5]财政在我国普惠金融发展中的作用研究[D]. 黄彦琳.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 2019(01)
- [6]奋进新时代 开启新征程——2018年和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对比分析[J]. 郭兆晖. 领导科学论坛, 2019(08)
- [7]贵州:推动积极财政政策加力提效[J]. 晏婉萍. 新理财(政府理财), 2019(Z1)
- [8]风险社会视域下基层矛盾治理研究 ——基于广东省的实践样态[D]. 邓少君. 武汉大学, 2016(06)
- [9]农村党员干部践行群众路线问题研究 ——以北安市T村为例[D]. 郑百惠. 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 2014(03)
- [10]淄博高新区群体性事件防治研究[D]. 贾恒. 山东大学, 2013(10)